一、漫谈如何当好领导的秘书(论文文献综述)
王海艳[1](2020)在《《文艺报》“热议小说”与当代文学“一体化”的形成》文中认为新中国初期文学的“一体化”并非一蹴而就,至1966年后方最终基本形成。在此之前,尽管毛泽东有一言九鼎之尊,但他的文艺思想被准确、彻底地理解有一个不太短的过程,加之他本人的文艺思想也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期间与国内各种不同的文艺思想免不了有所碰撞。这些碰撞每每以对具体作家作品或文艺现象的大批判、大讨论或文艺运动的方式显示。与新中国几乎同时诞生的《文艺报》是新中国初期最权威、最重要的文艺刊物之一,是新政权、新社会、新历史时代背景下,为建构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文艺发展未来而进行的组织化、制度化的权力运作产物,是被赋予了政治文化使命的国家级重要期刊媒介。鉴于《文艺报》的特殊地位,该期刊上曾热烈议论过的小说作品是考察当时文学思潮、文艺政策演变的重要文本。1949-1966年期间《文艺报》上的“热议小说”往往具有某种标本意义,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先锋性、多义性和探索性,反映出那段特定时期文艺的新动向、新方向,具有主流文艺思想和社会思潮的引领性。而围绕“热议小说”出现的批评文章则反映出文艺界领导乃至最高领导人、文学批评家及社会各阶层读者思想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的差异及其时代演变。尤其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新旧伦理观和审美观的冲突与撞击尤为引人瞩目、意味深长。梳理剖析1949-1966年间《文艺报》上的“热议小说”,可以发现当代文学“一体化”形成的具体脉络,也可对相关文本所受不同褒贬遭遇予以新的更具深度和宏观视野的阐释。深入分析1949-1966《文艺报》“热议小说”文本及围绕其产生的评论文章,可发现“十七年”文学创作及批评的内部话语如何从多元、冲突到同一与“规范”。本文锁定热议聚焦点,并解析聚焦点产生的原因及周围文学生态环境,从而更深地理解小说热议背后的社会思潮变化、意识形态冲突、文化背景冲突、文学权力博弈、文艺政策演变等以及其中各种力量之间的分布、抵牾、冲突、消解,以及最终如何被体制所规训。1949-1955年是文学“一体化”过程的开端时期。这一阶段,“热议小说”作品所塑造的多是贴近现实的工农兵人物形象,作品内容主要是对当时新时代新生活的反映和过往革命历史故事的讲述;创作风格以现实主义为主;创作主体是分层分等的存在,工农兵作家开始成长,而部分资深老作家处境开始变得艰难。围绕“热议小说“的批评文本以批判性的为主,政治性批评话语和简单粗暴式批评风格开始出现,对更高、更正面的新人物及英雄形象塑造的期待,是这一时期批评文本较为一致的指向,批评主体主要是精英批评家,但普通读者的激进批评话语开始显现。《金锁》的创作及引发的批评拉开了文学体制“一体化”进程的序幕。1956-1962年是文学“一体化”的发展时期。这一阶段,“热议小说”作品中高大、理想的人物形象开始出现,光辉的革命历史、崭新的建设时代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显现成为主要创作点,创作主体也较为多元,创作风格则主要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较为和谐的统一。因1960-1962年前后政治环境相对宽松,这一时期“热议小说”的相关批评文本不仅数量多,而且批评文本话语之间出现可贵的论争与交锋现象,创作规范和标准问题在争议中初步确立,而作品的艺术性也受到批评家的珍视,批评主体中工农兵群众力量开始增强,激进的政治评论者开始登场,但部分精英评论家还坚守着批评个性与思想的独立。1963-1966年是文学“一体化”的最终完成时期。这一阶段,“热议小说”作品中开始出现完美典范的“超人”形象,阶级斗争话语在作品中凸显,创作风格已远远偏离现实主义,走向极端浪漫主义,创作主体构成较为单一,大都是工农兵出身的作家,他们有趋同的政治形态化写作模式,有共性的创作指导思想和创作话语。围绕”热议小说”的批评文本与创作文本话语类同、评价标准及指导思想渐趋一致,更加重视作品的教育与宣传功能。批评主体方面,精英评论者的个性与独立性消失,评论主体工农兵化、与创作主体同一化。《欧阳海之歌》的创作及其相关批评,标志着文学“一体化”的最终形成。文学“一体化”的建构过程,不是单一行进式的,始终伴随着文艺界各种力量、各种矛盾、各种关系的斗争和角力,发展到1966年,公开发表的创作文本及批评文本最终形成“一体化”形态。从文艺理论上看,以1949-1966《文艺报》“热议小说”及相关批评为中心来考察“十七年”文学“一体化”的形成与分期问题,不仅符合两者间实际的因果逻辑关系,而且显示了一种以小见大、从点到线、由线构面、注重文本及背景、强调实证的科学研究方法。从研究实践上看,“十七年”小说创作及批评,不是一种简单、纯粹的艺术活动,而是一种被深深制约、严格规范、不断演进的社会体制内的活动。之前的研究者,大都倾向于把“一体化”文学视为“十七年”文学发展时期一个已然的、静态的、固化的形态,对它进行描述式、呈现式、阐述式、论争式的共时性研究。本论文在认真、深入研读小说文本和批评文本的基础上,综合考察时代背景、社会思潮、文艺政策、小说文本、小说批评文本、小说家及小说批评家主体特征,使关于“十七年”文学“一体化”的论题,在历时性、阶段性、动态化的研究视野下展开,以彰显学术研究所应具备的历史纵深感与科学学理性。
于洋[2](2020)在《习近平关于读书重要论述研究》文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先后多次在不同类型的座谈、访问以及外交活动上发表了一系列与读书相关的重要论述。其内容深邃、意义深远,是习近平站在新的世情、国情和党情的高度之上,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吸收西方学者有益读书思想,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人物读书观,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读书观后形成的独具时代特色和内涵的读书思想和观点。习近平关于读书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习近平关于读书重要论述,是习近平个人文化素养和理论层次的彰显,也是习近平自身阅读实践和好学善读品格的体现。它充分结合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背景与实践历程,科学性、系统性地对“为何读书”、“读什么书”以及“怎样读书”等相关读书问题进行解答。习近平明确提出,读书能够使人坚定理想信念,滋养浩然之气,得到智慧启发,保持思想活力。习近平在读书理论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读书的方法问题、态度问题和境界问题,以及在学习古今中外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实现读书内容的多元性、开放性,强调要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哲学和历史以及与自身工作相关的书籍的阅读。要在提高读书效率和质量的同时讲究方法和技巧,通过读书来不断地提高个人的知识水平、科学素养、思想层次,从而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和实现自我提升、自我完善、自我超越。习近平关于读书重要论述将读书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在理论贡献方面,习近平关于读书重要论述它拓宽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经典人物的读书观、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读书观的创造性继承与发展。在实践价值方面,习近平关于读书重要论述观有助于提升全社会的综合素质和文明程度,不断凝聚价值共识和熔铸精神支撑。习近平关于读书重要论述对提高全体党员及领导干部、全体民众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自身修养、科学文化素质,建立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以及建设学习大国、书香社会,坚定“四个自信”特别是文化自信,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刊编辑部[3](2019)在《《秘书之友》2019年要目》文中研究说明
陈曦[4](2019)在《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满洲报》副刊研究(1931-1937)》文中认为由日本人西片朝三在大连创办的《满洲报》,1922年7月24日创刊,1937年7月31日停刊,历时15年,一度成为当时东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中文报纸。《满洲报》前身是“满铁”机关报《满洲日日新闻》的汉文版。《满洲报》独立创刊后,以“民办”报纸的身份存在,却又和日本殖民机构“满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致力于完成文化殖民的使命。为落实“以文化的力量图两国民众的亲和”的“官方”要求,《满洲报》以副刊为最佳载体,成功吸引读者并将殖民意识潜移默化地输出。《满洲报》共创办副刊25个,数量和版面多,内容丰富,且极具影响力,既完成了殖民政治赋予的使命,又带动了报纸发行量迅速增加。《满洲报》的创办获得了极大成功。1937年,《满洲报》基本完成了日本在东北前期文化殖民的任务,在历史潮流中走向终结。《满洲报》的命运紧紧与日本殖民东北的步伐联系在一起,力图实现“中日亲善”的文化殖民目标,为伪满洲国的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与同时代日本殖民机构的“官报”不同,《满洲报》以“民办”报刊特有的亲民风格,立足报业市场,广受认可。《满洲报》副刊的文字,保存了当时殖民社会的丰富形态,是还原日本在东北进行文化殖民的重要史料。近年来,学术界对伪满时期报纸研究越来越重视,但主要集中在对《盛京时报》的研究,《满洲报》研究长期处于被忽略的状态。目前,仅有的一些关于《满洲报》副刊的研究,也只限于文学方面。政治文化以媒介为载体传播时,恰恰可以被视为媒介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政治文化的视角,给我们从大众媒介中勾勒出一种基本的政治文化形体提供了可能。本文在政治文化视角下,将《满洲报》副刊作为研究对象,来揭开日本对东北殖民的“冰山一角”。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殖民东北的一个重要节点,此后日本加速殖民,伪满洲国建立,形成了一段具有代表性的殖民历史时期。因此,本文将《满洲报》的研究时间起点定为1931年。论文对《满洲报》副刊进行了全景式的梳理,把每种副刊的办刊详情,进行细致的整理挖掘。整篇论文的章节按照《满洲报》副刊类别和具体副刊展开。文章将针对重点副刊,分析特色、解析内容,从政治文化角度总结其文化殖民的内在逻辑。通过对《满洲报》副刊的分析,可以清晰看到,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文化殖民,围绕两条主线进行,一是话语表达“去中国化”,割裂既有的国家认同,进而达到让殖民地人民广泛认同“满洲国”的目的;二是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王道思想”,以教化手段,将东北人民在思想意识上奴化,塑造成合格的“满洲国民”。从政治文化视角看,《满洲报》副刊上有着清晰的政治言论表达界限,政治议题围绕“中日满”三个“国家”的概念展开,在构建“满洲”是“国家”这样的判断上不遗余力,同时,将“满日”关系形成“亲善”、“友邦”这样清晰表达。从对“满洲国”的基本认知和情感出发,《满洲报》政治副刊、儿童副刊、妇女周刊、体育副刊,从各自不同读者群体出发,试图塑造殖民统治下不同类人群的共同政治人格,形成个人对“满洲国民”的身份认知和价值认同。在殖民的政治生态下,《满洲报》副刊总体上折射了特有的殖民政治文化,成功向民众输出权力主导的价值取向。其中,文艺副刊稍显特殊。文艺副刊通过文学叙事,全方位生动展示了伪满洲国的社会形态,其中夹杂诸多世俗的社会观念和价值,同时也透露出迷茫和消沉的社会情绪。文艺副刊中,有些文学作品已经出现与其他副刊思想主旨相背离的叙事,试图戳破充满希望的“王道”国家的政治幻象,由此生发出对殖民的不满与反抗情绪。可以说,《满洲报》副刊中唯有文艺副刊显示出疏离殖民政治的现象,甚至出现对殖民的抵抗力量。总之,《满洲报》作为伪满洲国时期的一份重要报纸,成为当时社会形态的缩影,让我们得以窥探殖民政治文化在伪满洲国蔓延深入的过程。
王国忠[5](2015)在《从政为官当领导是我的第三职业》文中提出做一个党和人民真正需要和满意的领导干部,必须始终牢记并坚决做到这样五句话,即认认真真学习,堂堂正正做人,勤勤恳恳为民,扎扎实实做事,干干净净从政。有很多人一辈子只从事一个职业,职业生涯比较专一,当然也就比较容易专注;有的人一辈子从事很多职业,职业生涯比较复杂,当然也就比较丰富。已经步入知天命之年的我,自己的职业生涯可以概括为三句话:教书育人当老师,笔耕写作当作者,从政为官当领导。我之所以这样先后排序,
吕晶[6](2014)在《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宋美龄,蒋介石夫人,“宋氏家族”重要成员,众多标签贴在她的身上。她生于1897年3月5日,卒于2003年10月24日,经历了三个世纪的一生,大致以1948年底赴美寻求援助为分水岭。在国民党退居台湾之后,宋美龄进入了她的后半生,不仅是年龄已过半百,更指宋美龄在政治追求、国际交往、社会活动和妇幼事业等方面均较其在大陆时期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已近日暮。从时间上看,宋美龄后来在台湾和美国生活的时段在其生命中的比重超过大陆时期。依照中国人特别重视晚年的习俗、强调“盖棺定论”的传统,宋美龄的后半生实在是一段不能忽视的历史。本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通过论述宋美龄的后半生,揭示其在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下的角色选择、角色扮演和角色贡献。本文认为,宋美龄的后半生起始于国民党政权的分崩离析,脱胎于内外交困的台湾政局。从1947年开始,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败退,政治、经济及外交等情势全面逆转。进至1948年,金融崩溃、物价飞涨、三大战役皆输、精锐尽失,各方矛盾直指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几近崩溃。在此背景下,宋美龄于1948年底赴美争取援助。1950年初,在美求援未果的宋美龄,返回台湾与蒋介石共赴患难,拉开她后半生的序幕。此时的台湾,人口激增、物价飞涨、民生困顿,岛内族群矛盾重重,加上美国意图舍弃蒋介石政权、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使得整个社会惶惶不安。宋美龄的回归是对蒋介石最大的慰藉。本文指出,在宋美龄后半生中,“第一夫人”是她最重要的政治符号,这也是为维系蒋介石统治地位而必须向台湾军民传播的符号。在台湾公众面前,宋美龄与蒋介石努力展现出“二位一体”公众形象。举凡蒋介石出现的地方,必有宋美龄陪同。宣传蒋介石、为蒋介石辩护、为蒋介石政权争取援助,则是宋美龄后半生的职责。宋美龄在台湾所开展的外交、妇女运动和社会事业等多方面的工作,都是在“第一夫人”的头衔下展开的。通过梳理宋美龄后半生的各类活动,可以发现宋美龄利用“第一夫人”这一符号向社会传达蒋介石政权稳定的信号,并强调其政权“正统代表性”。本文认为,困居台湾的宋美龄在“第一夫人”这个政治符号下演绎了多重社会角色。外交方面,她是蒋介石的外交事务总管和国际形象宣传员。为此,她整合美国“院外援华集团”,积极开展对美宣传外交,努力拉拢美国政界军方人士,等等,为台美关系改善积蓄力量。一轶时机成熟,她即踏上前台,以多种名义赴美访问,或医疗,或度假。每次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多。直至20世纪60年代后期,蒋经国接班态势已然明确,宋美龄方才淡出对美“外交”一线。妇运领袖是宋美龄最擅长演绎的社会角色。在宋美龄的政治版图上,妇女运动是她政治资本的重要来源,是她获取国内政治支持的重要根据地,其重要性不亚于外交领域。在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宋美龄依靠“妇联会”、“妇工会”和台湾省妇女会开展妇女运动,使自己长期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屹立不倒。社会事业则是与宋美龄的基督教信仰密切联系在一起。败退台湾之后,宋美龄从“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转变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宗教成为她最好的安慰剂。在宗教信仰的影响下,她抵台后即成立“中华基督教妇女祈祷会”,以该会联合周边重要人士,结成共同的利益联盟;她开办华兴学校,创建振兴复健医学中心,担当辅仁大学董事长,等等。这些都反映出,宋美龄在信仰的感召下推动社会事业发展,也反映出宋美龄的宗教热情与与政治需要的紧密结合。本文还考察了宋美龄和蒋介石、蒋氏家族和孔宋家族之间的关系,以及宋美龄在隐居美国时期的政治活动。在作者看来,“宋家”是宋美龄的娘家,也是她在“小家”和“蒋家”立足的奥援。在宋美龄眼里,蒋宋一体,互为帮助。只有壮大“蒋家”才能更好地维护“宋家”,只有维护好“宋家”才能最大化“蒋家”的利益。蒋介石逝世后,宋美龄为使蒋经国顺利接班,隐居美国。她虽然身在美国,但心系台湾政坛,关心的重点是塑造蒋介石历史形象、辅助蒋经国治理台湾。实际上,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蒋家王朝”。
吴国恩[7](2010)在《宣传部长》文中研究说明1和当年到酉县赴任代理县长相比,落选后的陈默到陇水县就任宣传部长的气氛就要冷清得多了,只有市委组织部长胡建设一个人去送他上任。欢迎会上,陇水县头头脑脑倒是来得整齐。县委书记董嵬,县委副书记、县长林之风,县人大主任张伯仲,县政协主席安若山,常务副县长戴伟等在家的领导都来了。宣传部来了两位副部长,一个叫龙永寿,是常务
江芳俊[8](2000)在《漫谈如何当好领导的秘书》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就如何做好秘书和秘书工作,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作了些探讨。
高春梅[9](2012)在《达斡尔族文化体认与传承 ——基于一所民族中学的质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每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地创造、发展和逐步丰富本民族的文化,并形成了具有鲜明的风格特点和独特的魅力的本民族文化,正是这种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构成了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精神纽带,也是这个民族得以世代生存、发展的根本。但人类社会进入高速发展的今天,对于那些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生存与发展的挑战,面对各种文化交流的频繁与强势文化的先进性特点,少数民族文化面临着诸多的传承与发展的困境,尤其是对较少人口的少数民族来说面临的困难更为突出。达斡尔族是北方的较少人口的少数民族之一,达斡尔族因为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因此,在本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中,只靠口口相传,言传身教的方式,这种方式加速了达斡尔族文化的失传、消失和断裂,无论是语言、宗教、艺术、体育、服饰还是风俗习惯,生产方式等传统文化,都已经逐渐淡出达斡尔族人的生活,甚至于有的已经完全消失,出现了根的断裂。而民族学校是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场所,但由于现行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政策没有足够重视民族学校的这一功能的发挥,使得民族学校的民族文化传承功能弱化,通过对一所民族学校的达斡尔族的五位教师和两位学生的达斡尔族文化的体认研究,了解在民族学校的达斡尔族人面对本民族文化的断裂与传承的现状的内心感受、态度、情感、认识的主观体验。运用教育人类学的观点和解释人类学的“深描”方法,理解、解释和描述达斡尔族文化对达斡尔族人的生命成长的影响过程。本论文以研究者的工作单位,黑龙江省Q市(化名)卜奎民族中学(化名)的五位达斡尔族教师和两位达斡尔族学生的作为个案,运用访谈、参与观察、田野观察、日记分析等研究方法,以访谈原汁原味的细节记录他们的生活经历和对生活的态度和认识,因为我们知道观念和情感的形成不是平生生成的,而在个体的生活经历中形成的。描述达斡尔族教师和达斡尔族学生的文化体认主要是以深层次的文化背景的行动意义的理解与解释。在对五位达斡尔族教师和两位达斡尔族学生的主体认知、民族情感体验及民族文化传承的分析基础上,对他们的民族认同,民族身份认知和对本民族语言、宗教、艺术、体育等文化方面的态度进行人类学解释。洞察达斡尔族教师和达斡尔族学生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文化自觉发展状态的困境,了解达斡尔族教师在民族学校的教育教学中民族文化传承意识的趋向,寻求实现民族文化传承的策略与路径。在研究访谈的基础上,引用多元文化教育思想的教育视角,以民族学校传承场域的实践操作为研究基础,为民族学校传承达斡尔族文化提供一种新的认识和新思路。从达斡尔族主体文化认识的特点分析达斡尔族文化传承之根本是本民族主体的文化自觉,即达斡尔族文化传承的关键是达斡尔族本族内传承为重点,并要得到国家意志来实现民族文化传承的政策支持。对其达斡尔族文化的断裂现象做以真实的记录,也是一种文化传承的过程的图景记实,以期有更多的民族文化现象的启示。
伍锦姑[10](2007)在《论秘书工作的新特点》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不断深化,并与世界经济接轨,秘书工作的社会联系日益广泛,服务的内容不断增加,工作范围逐步拓宽。如何认识秘书工作的新特点,对于促进秘书工作更好地服务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文章对秘书工作的新特点做了探讨。
二、漫谈如何当好领导的秘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漫谈如何当好领导的秘书(论文提纲范文)
(1)《文艺报》“热议小说”与当代文学“一体化”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缘起 |
1.2 基本概念和需要说明的问题 |
1.3 研究历史与现状 |
1.3.1 《文艺报》相关研究综述 |
1.3.2 《文艺报》“热议小说”研究 |
1.3.3 “一体化”问题的相关研究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1.5 研究创新点与意义 |
第二章 “一体化”开端期:批判与希冀(1949-1955) |
2.1 真实、多元的文本世界:“热议小说”作品本体分析 |
2.1.1 工农兵人物形象的真实塑造 |
2.1.2 新生活与革命历史的如实讲述 |
2.1.3 现实主义创作下的多元艺术风貌 |
2.2 层级与体制的建立:“热议小说”创作主体分析 |
2.2.1 文艺界“会师”队伍构成 |
2.2.2 工农兵作家的成长与培养 |
2.2.3 资深作家的艰难与贡献 |
2.2.4 作家体制化的开始 |
2.3 “破”与“立”之间:“热议小说”批评文本分析 |
2.3.1 对新英雄人物形象塑造的期待 |
2.3.2 “浇花”与“锄草”的并存 |
2.3.3 政治性批评话语凸显 |
2.4 丰富的构成:“热议小说”批评主体分析 |
2.4.1 精英评论家的“定位”与“保卫” |
2.4.2 普通读者的“愤怒”与“扞卫” |
2.4.3 作者的自我批评与自我争辩 |
2.4.4 《文艺报》编者的“引领”与“裁判” |
第三章 “一体化”发展期:中断与推进(1956-1962) |
3.1 超越现实的理想与浪漫:“热议小说”作品本体分析 |
3.1.1 高大理想人物形象的出现 |
3.1.2 理想烛照下的人民内部矛盾书写 |
3.1.3 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贡献 |
3.1.4 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交映 |
3.2 “大我”与“小我”的融合:“热议小说”创作主体分析 |
3.2.1 创作主体多元化与群体化 |
3.2.2 个体生命的历史化书写 |
3.2.3 主流创作思想的表现与迎合 |
3.3 平等地“争鸣”:“热议小说”批评文本分析 |
3.3.1 “争鸣”现象的出现 |
3.3.2 创作规范和标准的初步确立 |
3.3.3 对作品艺术性的珍视 |
3.4 喧嚣的大多数:“热议小说”批评主体分析 |
3.4.1 群众批评力量的增强 |
3.4.2 激进政治评论者的登场 |
3.4.3 精英评论家的独立与坚守 |
第四章 “一体化”形成期:统一与确立(1963-1966) |
4.1 完美与纯粹:“热议小说”作品本体分析 |
4.1.1 完美典范“超人”形象的出现 |
4.1.2 阶级斗争主题的一致表现 |
4.1.3 极致浪漫主义风格的趋同 |
4.2 体制内的“建设者”:“热议小说”创作主体分析 |
4.2.1 工农兵作家中心化 |
4.2.2 趋同的政治化写作模式 |
4.2.3 独立性与个性渐趋消失 |
4.3 同一与统一:“热议小说”批评文本分析 |
4.3.1 与创作话语“同质”的批评 |
4.3.2 批评标准的确立与统一 |
4.3.3 宣传教育功能的重视 |
4.4 主流与合流:“热议小说”批评主体分析 |
4.4.1 批评主体工农兵化 |
4.4.2 精英评论者的独立性消失 |
4.4.3 批评主体与创作主体合一 |
第五章 结语 |
5.1 1949-1966“热议小说”创作再认识 |
5.2 1949-1966“热议小说”批评新思考 |
5.3 文学“一体化”的形成与消解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中国赵树理研究会会长赵魁元先生访谈录 |
附录二 丁玲最后一任秘书王增如女士访谈录 |
附录三 赵树理孙女赵飞燕女士访谈录 |
附录四 原《文艺报》、《红旗》杂志编辑雷声宏老师访谈录 |
附录五 姚雪垠之子姚海天先生访谈录 |
附录六 原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郑一奇先生访谈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2)习近平关于读书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第2章 习近平关于读书重要论述的历史渊源与理论基础 |
2.1 习近平关于读书重要论述的历史渊源 |
2.1.1 中华传统文化中关于读书的优秀内容 |
2.1.2 国外经典着作的相关借鉴 |
2.2 习近平关于读书重要论述的理论基础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读书观的重要阐释 |
2.2.2 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读书观 |
第3章 习近平关于读书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
3.1 价值认知:“为何读书” |
3.1.1 读书使人“坚定理想信念” |
3.1.2 读书使人“滋养浩然正气” |
3.1.3 读书使人“得到智慧启发” |
3.1.4 读书使人“保持思想活力” |
3.2 方法指向:“怎样读书” |
3.2.1 读书要用“巧力” |
3.2.2 读书要有“三个劲头” |
3.2.3 读书要有“三种境界” |
3.3 内容阐释:“读什么书” |
3.3.1 读马克思主义经典 |
3.3.2 读古今中外优秀文化 |
3.3.3 读哲学和历史 |
3.3.4 读与工作相关的知识书籍 |
第4章 习近平关于读书重要论述的时代价值 |
4.1 习近平关于读书重要论述的理论贡献 |
4.1.1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读书观 |
4.1.2 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读书观 |
4.2 习近平关于读书重要论述的实践价值 |
4.2.1 读书有助于建设学习型政党 |
4.2.2 读书有助于培养合格接班人 |
4.2.3 读书有助于坚定文化自信 |
4.2.4 读书有助于营造书香社会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作者简介 |
(4)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满洲报》副刊研究(1931-1937)(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一、选题意义 |
二、史料搜集 |
第二节 基本概念 |
一、报纸副刊 |
二、政治文化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一、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报刊研究 |
二、伪满时期的报纸副刊研究 |
第四节 研究思路 |
一、主要方法 |
二、框架安排 |
第一章 殖民统治下的《满洲报》 |
第一节 《满洲报》十五载兴衰 |
一、殖民统治下孕育而生 |
二、成长为“满洲第一” |
第二节 《满洲报》的殖民“底色” |
一、西片朝三:为政治利益办报 |
二、于殖民政治“功绩尤属匪浅” |
第三节 《满洲报》副刊的政治属性 |
一、25个副刊的更迭发展 |
二、殖民政治的呈现形态 |
第二章 政治副刊:建构殖民的政治认同 |
第一节 《内外论潮》:中国与“满洲”的割裂 |
一、四种重要的文章来源 |
二、中国与“满洲”的对立形象 |
第二节 《政海津梁》:“满日”的提携与亲善 |
一、“中日满”之间的关系 |
二、日本视角下的国际形势 |
第三节 《王道周刊》:以“道德教化”美化殖民 |
一、为谁的“王道”立言 |
二、阐释传播“王道主义” |
第四节 结语:殖民话语下的政治幻象 |
第三章 儿童副刊:从“王道”到“皇道”的灌输 |
第一节 “王道”浸染下的《小友乐园》 |
一、纯粹的“儿童化”内容 |
二、“王道”全方位的渗透 |
三、赋予儿童“王道”品格 |
第二节 “皇道”教育在《新小友》兴起 |
一、以“科学”名义引导劳动 |
二、童话:营造“希望”之国 |
三、漫画:描绘“教化”故事 |
第三节 结语:塑造爱国的“第二国民” |
第四章 妇女周刊:“王道政治”下的“新女性” |
第一节 宣讲“王道”的“妇女观”(1933-1935) |
一、倡导“新女性”追求“解放” |
二、借“旧思想”塑造“贤妻良母” |
三、养成社会需要的“新女性” |
第二节 做战时服务的“后援团”(1936-1937) |
一、渐进式“鼓励”女性生育 |
二、“御夫术”背后的思想枷锁 |
三、当好孩子的家庭“教职员” |
第三节 结语:培养殖民政治的“女仆” |
第五章 体育副刊:借体育礼义施“王化之行” |
第一节 报道内容与话语特色 |
一、在殖民统治之下创刊 |
二、竞技体育为主要内容 |
三、“军事化”的表达特色 |
第二节 体育报道的政治诉求 |
一、谋求独立的国际地位 |
二、对中日态度上的反差 |
三、灌输“军国主义”思想 |
第三节 结语:殖民与体育“共谋” |
第六章 文艺副刊:殖民政治重压下残喘 |
第一节 《星期副刊》:初露批判殖民的端倪 |
一、开启东北新文学的先河(1931-1933) |
二、批判和描写现实社会 |
第二节 副刊更迭期:挣扎着传达呐喊声 |
一、选择“抗争”的文学出路 |
二、背离“王道乐土”的叙事 |
第三节 《消闲世界》:殖民时代的社会图景 |
一、连载小说的刊载情况 |
二、小说叙事里的现实百态 |
第四节 结语:殖民政治的文学叙事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一、《内外论潮》国际事件报道目录 |
二、《满洲报》政治副刊时评文章目录 |
三、《王道周刊》头条文章统计 |
四、体育副刊竞技常识文章目录 |
五、《医识》副刊头条文章目录 |
六、《星期副刊》传播现代思想一览 |
七、《晓野》和《北国文艺》中的社团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后记 |
(5)从政为官当领导是我的第三职业(论文提纲范文)
我的第一职业是教书育人当老师 |
我的第二职业是笔耕写作当作者 |
我的第三职业是从政为官当领导 |
(6)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史料运用 |
第一章 时代背景与宋美龄后半生的符号特征 |
第一节 蒋介石撤台时的内外困局 |
第二节 1950年初宋美龄自美返台后对蒋介石的政治支持 |
第三节 “第一夫人”:宋美龄的政治符号选择 |
第二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一:“台美外交主掌人” |
第一节 积蓄“台美外交”助力(1949-1952) |
第二节 践行“夫人外交”(1952-1959) |
第三节 从台前到幕后(1963-1969) |
第三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二:台湾“妇运领袖” |
第一节 妇女运动:宋美龄的政治根据地 |
第二节 抵台发动妇运维稳 |
第三节 以“动员”作为妇运工作的重中之重 |
第四节 妇联会:宋美龄退台后的妇运抓手 |
第四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三:台湾社会事业推动者 |
第一节 宗教信仰与政治的融合 |
第二节 宋美龄与台湾医疗事业 |
第三节 宋美龄与台湾教育事业 |
第五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政治符号与家庭角色关系研究 |
第一节 传统家族中的长者 |
第二节 从斗争到同舟共济:宋美龄与蒋经国关系研究 |
第三节 宋美龄在娘家利益与蒋家利益间的平衡 |
第六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终结:隐居美国 |
第一节 隐而不休 |
第二节 东山未起 |
第三节 谢幕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7)宣传部长(论文提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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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达斡尔族文化体认与传承 ——基于一所民族中学的质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引言 |
一、问题的缘起 |
(一)全球化语境下民族文化传承的现实背景 |
(二)国家民族文化发展政策背景 |
(三)研究者个体的特殊经历背景 |
二、研究的意义 |
(一)达斡尔族文化体认研究的现实价值 |
(二)达斡尔族文化体认研究的实践价值 |
(三)达斡尔族文化体认研究的学术价值 |
第一章 研究基础与研究设计 |
一、文献综述 |
(一)关于文化理论的相关文献研究 |
(二)关于民族文化理论的相关文献研究 |
(三)文化体认与文化认同的区别与联系 |
(四)关于达斡尔族文化相关文献的研究 |
二、达斡尔族与达斡尔族文化的概述 |
(一)达斡尔族概述 |
(二)达斡尔族文化概况 |
三、研究设计 |
(一)取样 |
(二)兼有“局内人”与“局外人”身份的优势 |
(三)研究信度和效度 |
(四)研究伦理道德 |
第二章 民族情结: 生命的体验 |
一、卜奎民族中学的五位达斡尔族教师 |
(一)胡拉斯·林 |
(二)莫德·杰 |
(三)克音·荣 |
(四)莫日登·力 |
(五)额斯日·夫 |
二、卜奎民族中学的两位达斡尔族学生 |
(一)敖勒·胜 |
(二)毕力杨·丽 |
三、达斡尔族教师和达斡尔族学生的生命事件 |
(一)胡拉斯·林:我的民族情 |
(二)莫德·杰:她在做有益传承的事 |
(三)克音·荣:留下的都是美好记忆 |
(四)莫日登·力:他成长于达斡尔族地区 |
(五)额斯日·夫:因为我的特殊的名字而被关注 |
(六)敖勒·胜:伴随达斡尔族摇篮曲成长 |
(七)毕力杨·丽 :长得像达斡尔族的女孩 |
四、我的生命之歌 |
讨论与分析 |
第三章 民族文化:主体的认知 |
一、喜忧参半的民族身份 |
(一)国家的民族识别 |
(二)民族身份的历史记忆 |
(三)民族身份失去往日的光环 |
(四)家族标志——“哈拉·莫昆”在弱化 |
(五)不断被强化民族身份的地方 |
讨论与分析 |
二、失去一种语言,就等于失去一座卢浮宫 |
(一)孩子们不会说达语 |
(二)只能听老人说“达语”了 |
(三)只能在特殊的场合说“达语” |
讨论与分析 |
三、悄悄消失的达斡尔族的萨满文化 |
(一)萨满教就是“迷信” |
(二)萨满教是“跳神治病” |
(三)“祭敖包”是萨满活动的一个仪式 |
讨论与分析: |
四、达斡尔族文化象征符号的弱化 |
(一)“乌春”对我来说就是“空白” |
(二)“扎恩达勒”是没有歌词的曲调 |
(三)“鲁日格勒”是在家跳着玩的舞蹈 |
(四) 曲棍球与达斡尔族的千年之缘 |
讨论与分析 |
第四章 民族文化传承(一):“在路上” |
一、阿尔丹·霞:孤单并不独孤的行者 |
(一)“那是因为根在断裂” |
(二)“在路上” |
(三)缘于她儿子的一句话 |
(四)血浓于水的民族情结 |
(五)甜蜜的悲哀 |
(六)传承的艰难来自于民族文化拥有者 |
二、斡嫩·钧 :坚守一份希望 |
(一)神秘小屋 |
(二)“一切源于民族感情” |
(三)卜奎民族中学是培养民族情感的熔炉 |
三、毕力杨·仁:老校长的民族文化心路 |
(一)“丢失也是一种进步” |
(二)“我们养过两头牛” |
(三)“少数民族学生学业成绩也能上去” |
(四)“我给上过达斡尔语课” |
(五)“特殊的歌咏比赛” |
四、毕力杨·臣:为民族就是为人类 |
(一)人生的第一个兴奋点 |
(二)学会工作就是党的事业 |
(三)为自己的民族服务,不是狭隘的民族情感 |
讨论与分析 |
第五章 民族文化传承(二):卜奎民族中学的足迹 |
一、卜奎民族中学的历史文化积淀 |
(一)卜奎民族中学的历史文脉 |
(二)卜奎民族中学的时代风貌 |
(三)成长记忆:我的卜奎民族中学之旅 |
二、系统再造:重大校园活动中民族传统文化的整理与弘扬 |
(一)建校八十周年纪念活动:民族历史文化的盛筵 |
(二)恢复办学三十周年纪念活动:民族文化精神的薪火相传 |
三、民族文化传承载体的强化与创新 |
(一)校园民族文化艺术节 |
(二)民族体育运动会 |
(三)民族文化课程 |
(四)校园环境文化 |
(五)校刊《海纳百川》 |
(六)毕业生纪念画册 |
(七)民族文化研究室 |
讨论与分析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10)论秘书工作的新特点(论文提纲范文)
一、秘书工作的高起点、高层次、高素质日益显现 |
二、秘书工作职业化范围更广阔 |
三、秘书工作向社会化、国际化趋势发展 |
四、办公自动化已成为秘书工作的重要手段 |
五、秘书工作参谋性特点明显 |
六、结束语 |
四、漫谈如何当好领导的秘书(论文参考文献)
- [1]《文艺报》“热议小说”与当代文学“一体化”的形成[D]. 王海艳. 河北大学, 2020(08)
- [2]习近平关于读书重要论述研究[D]. 于洋. 大连海事大学, 2020(01)
- [3]《秘书之友》2019年要目[J]. 本刊编辑部. 秘书之友, 2019(12)
- [4]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满洲报》副刊研究(1931-1937)[D]. 陈曦. 吉林大学, 2019(02)
- [5]从政为官当领导是我的第三职业[J]. 王国忠. 创造, 2015(08)
- [6]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D]. 吕晶. 南京大学, 2014(05)
- [7]宣传部长[J]. 吴国恩. 当代, 2010(01)
- [8]漫谈如何当好领导的秘书[J]. 江芳俊. 三明职业大学学报, 2000(S2)
- [9]达斡尔族文化体认与传承 ——基于一所民族中学的质的研究[D]. 高春梅. 东北师范大学, 2012(04)
- [10]论秘书工作的新特点[J]. 伍锦姑. 经济师, 200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