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德国在华直接投资动因与特征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张墨竹[1](2021)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研究 ——基于SVM支持向量机模型》文中认为国际化经营是世界银行业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中资银行转型发展的必要环节。对于银行国际化发展来说,无论是海外业务改革、国际并购或重组,都需要通过海外布局作为载体得以实施,而设立海外分支机构、加强区域布局是国际化最直接的表现方式,也是成就一流跨国银行的基本路径。发达国家老牌跨国银行在过去几十年间,通过海外布局大幅推动了自身的国际化进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使得发达国家老牌跨国银行国际化发展进入瓶颈期,前期的业务优势、区位优势不复存在,甚至部分老牌跨国银行选择退出次要区域市场以保存竞争实力。这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无疑是一个抢占国际市场的机遇窗口。世界银行业的彼消此涨,使中资银行不得不思考,在经历了国际化初期的快速发展后,今天要如何进一步深化海外市场布局、强化业务管理,实现由“走出去”到“沉下去”、由“做大”到“做强”的转变?中资银行正处于谋求战略发展和国际化转型的关键阶段。然而,当前世界经济低迷,疫情影响持续,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中资银行的国际化发展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但中国坚挺的经济金融市场,以及“一带一路”倡议、RECP自由贸易区等国际经济合作平台的逆势表现,仍为中资银行提供了足够的发展空间。特别是我国主张的“一带一路”倡议的高质量发展,更是为中资银行国际化开辟了崭新路径。于是,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对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课题研究也变得愈发关注和重视。梳理众多关于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课题研究,我们发现,宏观研究多于微观研究、务虚探索多于务实研判,有许多问题值得思考:一是银行国际化问题的主流研究重点仍集中在如何提高银行国际化竞争力、银行国际化发展影响因子分析等课题上,而忽视了非常重要的区位选择布局及环境背景研究;二是对于中资银行作为“一带一路”倡议资金融通的中坚力量,关注两者之间勾稽推动关系的研究成果却比较少;三是少有研究者会从“一带一路”沿线整体角度切入,对区位选择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并探索建立系统数据模型,提供可量化的对策建议。基于上述问题,本文认为,对于中资银行来说,充分利用好“一带一路”倡议平台,抢占银行国际化发展机遇,区位选择布局问题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因此,对“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的研究是一项充满挑战性的工作,这不仅是对“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整体情况的广泛整理,是对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路径的深入挖掘,更是对两者间关联匹配度的创新研究。本文通过构建“一带一路”倡议与中资银行国际化合作评估体系(以下简称“中资银行国际化合作评估体系”),选取“一带一路”倡议沿线69个国家2015年至2019年政治、经济、金融、贸易、营商数据作为样本,借助SVM支持向量机模型(以下简称“SVM模型”)进行分类评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否适合中资银行发展进行实证分析。同时,结合银行国际化动因涉及的指标与实证结果进行差异化对标对比,对中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给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在面对选择“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目标国家进行国际化布局时,中资银行可以借助研究结果,结合自身业务发展需求,做具有针对性的差异化选择,降低区位选择布局成本。同时,研究结论也能为不同性质、或处于不同国际化发展阶段的中资银行,提供可量化的区位选择建议,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整体研究分为六个部分:第1章,介绍论文选题的背景、意义,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主要创新点与不足。第2章,梳理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理论研究脉络,说明相关理论基本概念,形成文献综述,并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评述。同时,为进一步探究理论运作机理,引入国内外大型银行国际化优秀案例,提炼可供借鉴的国际化区位选择经验。第3章,对中资银行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进行区位选择的具体影响因素进行识别,并在此基础上全面梳理中资银行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现状,判断中资银行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优势和劣势。第4章,介绍中资银行国际化合作评估体系的构建思路和方法,数据库的建立和指标选取等,并进一步阐释SVM模型原理和指标内涵。第5章,运用SVM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基于SVM模型实验结果,回归银行国际化动因理论,结合差异化指标给出有针对性的判断建议。第6章,“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的主要结论和下一步建议。通过理论演绎和实证研究,本文的主要结论为:首先,“一带一路”倡议与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脉络吻合,两者发展相互助推;SVM模型实验具有较高的准确率,且结果显示实验样本集中有47个国家适合中资银行开办分支机构或进一步发展国际化业务。其次,从实证结果分析来看,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东盟、中欧、东欧三个区域最适合中资银行开拓发展。第三,结合实证分析结论,中资银行可以综合考虑税收法律、文化维度、环境绩效等附加因素,进一步优化区位选择结果。最后,SVM模型可实现进一步延展,待“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数据进一步完善,发展更为成熟时,可在现有模型基础上直接增加指标参数,实现模型结果的实时测度,及时帮助中资银行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实现国际化区位最优选择。同时,为进一步提高和巩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区位优势,中资银行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安排:(1)统筹规划国际化区位选择布局战略;(2)做好自身区位选择布局阶段化安排,实现对“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网格化辐射;(3)强化中资银行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化合作意识,加强公司治理,提升服务管理效率;(4)进一步践行可持续发展责任,以服务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经济健康发展。
赵永斌[2](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认为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蔡琬琳[3](2021)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缺陷,是全球经济危机频发的根源所在。因此,国际社会纷纷主张对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推动国际货币的多元化发展,这为人民币的崛起创造了条件。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增强,人民币逐渐在世界经济及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自2009年我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来,人民币的崛起态势十分瞩目。但是,人民币国际化绝非一日之功,需要经历一个漫长、渐进的过程。货币锚的本质是货币合作框架下的汇率协调机制,在一国货币向国际货币发展的过程中,通常会成为其他国家货币的参照标准。因此,促进人民币在更广的区域范围发挥货币锚效应,能够为未来深化区域货币合作创造条件,是我国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环节。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我国塑造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内容,自2013年提出以来逐渐发展成为全球共识。“一带一路”所覆盖的地理范围以亚欧大陆为核心,已经进一步延伸至大洋洲、非洲及美洲等地区。“一带一路”所引领的国际合作新格局,之于人民币崛起具有重要意义,故而被视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平台。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从“一带一路”建设的角度出发,以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为切入点,探究我国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既能够拓展人民币国际化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又能够为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把握重点方向,提升人民币的货币锚地位、推动区域货币合作、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供一定的实践启示。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实现了一定的边际创新。第一,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遵循“提升货币锚地位、深化区域货币合作、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这一逻辑主线,从“一带一路”建设的角度出发,以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为切入点,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弥补了人民币国际化深层次研究的不足。第二,研究范围的拓展。本文将研究样本从东亚或者亚洲一隅扩展到“一带一路”区域,使得研究范围更加广泛,同时,也能够对空间分布特征有更加全面的把握。第三,研究方法的适度突破。本文在第4章、第5章、第6章的实证研究中,对研究方法进行了一定的优化和创新,使得研究结果更加稳健有效。本文按照“研究的出发点、研究的基础、研究的核心、研究的落脚点”这一思想脉络展开,全文共由八章构成。从研究的出发点来看,本文第1章对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进行了重点阐述,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这一研究主题,提出了四个关键问题,即人民币是否具备发挥货币锚效应的条件?人民币是否在“一带一路”国家发挥了货币锚效应?如何进一步提升人民币的货币锚地位?以及我国是否具备以人民币为货币锚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现实基础?从研究的基础来看,本文第2章对最优货币区理论、货币替代理论和计价货币选择理论进行梳理,为后文研究的展开提供理论支撑。同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和评述,从而更好地把握国内外研究动向,明确已有研究的局限以及可拓展的方向。从研究的核心来看,本文第3章、第4章、第5章、第6章分别对提出的四个核心问题进行了逐一回答与分析。首先,本文对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现实背景进行了探究。一方面,对货币锚的演进历程进行总结。从中发现,货币锚随着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而发生改变,而信用锚需要以货币发行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坚实的贸易基础作为支撑。在牙买加体系下,虽然美元仍是主导货币锚,但世界各国对于货币锚的选择已出现多元化的趋势。这为我国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货币锚效应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分别对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内部基础、外部机遇以及制约因素进行了研判。结果发现,虽然机遇与挑战并存,但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前景依然明朗。我国应在经济实力提升、对外开放程度深化、汇率制度灵活性增强、以及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一定成果的基础上,抓住大好国际机遇,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以更加乐观的心态发展新型经济全球化,以更加合作的态度共建“一带一路”。同时,通过积极拓宽人民币的流通渠道、完善金融体系建设、推动人民币成为石油等大宗商品的计价货币等,破除资本账户不完全开放的限制、消除内部短板、突破美元霸权的外部制约。其次,为了更加直观地把握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区域作为隐性货币锚的现状,本文通过使用改进的外部货币锚模型,分阶段对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锚效应进行测度,并与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四大国际货币进行对比。结果显示,从整体变化趋势来看,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锚地位得到了显着提升,美元的主导货币锚地位始终十分稳固,欧元的货币锚地位有明显的削弱。自“8.11汇改”以来,人民币的货币锚地位,虽然仍不及美元,但已可以与欧元相较。对于样本国家来说,美元和人民币的辐射范围明显高于其他三种货币,而欧元则更多地表现出区域性货币的性质。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虽然人民币在某些国家的货币锚效应仍然较弱,但其影响范围已覆盖五大洲,不存在真空区域。伴随着人民币的崛起,国际货币体系的外部驻锚正从美元和欧元的“二极系统”,朝着美元、人民币和欧元的三极化方向发展,且货币锚的选择具有明显的多样化和区域异质性特征。再次,鉴于人民币在“一带一路”不同国家的货币锚效应存在差异,本文使用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对人民币锚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考察。首先,通过对“一带一路”建设中,影响人民币货币锚地位的因素及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可知,政府合作、贸易、投资、金融四个层面对人民币发挥货币锚效应存在较为重要的影响。为了验证理论分析所提出的实证研究假设,本文通过构建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应用面板有序Logit模型进行检验。通过基础回归分析和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政府合作层面,一国与中国的政府合作越紧密,其选择人民币作为货币锚的可能性越大。在贸易层面,贸易依赖度对人民币锚效应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且影响主要来源于样本国家从中国的进口贸易。在投资层面,双向投资依存度均对促进人民币锚效应的发挥有积极作用,说明建立人民币良性“流出-回流”机制,对提升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锚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从金融层面来看,当前人民币“走出去”的推进阶段,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扩大金融开放,并不能显着提升人民币成为其货币锚的可能性,而人民币国际化基础设施建设才是提升人民币货币锚地位的重要保障。最后,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以人民币为货币锚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遵循“经济融合、到金融合作、最终到货币合作”这一推动区域货币合作的渐进式路径,本文先后从经贸合作现状、金融合作进展,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开展货币合作的基础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态势较好,并且致力于寻求经贸合作的新突破,未来的合作潜力巨大。同时,贸易和投资的良好发展势头催生了金融合作需求,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的有益探索,为开展深层次区域货币合作创造了条件。考虑到东盟所具有的最坚实的贸易与投资基本面支持,是我国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优先方向和突破口。因此,本文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使用OCA指数法,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潜力。结论显示,中国及东盟各国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逐渐提升,且中国具有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潜力。目前,最适合与中国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国家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而缅甸和文莱是潜力最小的国家。从研究的落脚点看,本文第7章基于全文的研究,为我国走出一条平衡本国国情与国际标准,统筹发展效益与风险防范,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币国际化之路,提出政策建议。本文认为,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行稳而致远,我国应遵循如下路径:在政策上依托“‘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和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协同,按照“短期、中期、长期”的时间路径,在模式上采取“政府作用与市场需求”的共同驱动,在空间上完成“东盟、‘一带一路’、全球”的分区域拓展,在程度上实现“探索、加强、突破”的分层次推进,在目标上达成“提高货币锚地位、深化区域货币合作、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阶段性提升。具体来看,一方面,可通过政府合作渠道为人民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通过贸易和投资渠道培育人民币的真实需求,通过金融渠道促进人民币的良性循环,以实现人民币在“一带一路”货币锚地位的提升。另一方面,应在与我国合作基础较好的区域,如东盟区域,优先开展深层次货币合作,同时遵循经济合作先行的渐进式发展路径,在其他区域,根据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和合作现状,夯实经济合作基础。最后,第8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作出未来的研究展望。
王若冰[4](2021)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跨国公司在华撤资的动因及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凭借着成本优势和优惠政策等措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至今已走过四十余载,大批跨国公司涌入中国,我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但是随着外商来华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跨国公司在华撤资的现象逐渐出现;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经济活动逐渐围绕全球价值链进行发展并重构,也影响了跨国公司的投资走向和全球的产业转移趋势。本文结合当前中美贸易战、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全球价值链发展的背景,来分析跨国公司在华撤资的动因及其产生的影响。首先分析了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历程,并从在华撤资的金额数目、企业数量、撤资行业以及在我国的地区分布这四个方面分析了撤资现状分析,并预测了趋势。其次,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探讨了跨国公司在华撤资的动因,从全球方面来看,主要受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和国际产业转移趋势等方面的影响;在东道国方面,经营成本上升、税收制度改变和东道国产业崛起是主要影响因素;从跨国公司母国的角度看,主要是受其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等方面的影响;从跨国公司自身方面而言,主要有经营、管理不善及其母公司对全球市场战略重构的影响。接着对跨国公司在华撤资造成的影响进行分析,包括对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影响和对于东道国的就业、国际贸易、国际收支平衡和产业升级等方面的影响。中国应减小对于全球价值链的依赖程度,延长并完善国内供应链;以“一带一路”为依托构建区域价值链,成为价值链中的“引领者”;提高吸引外资的质量并出台相关政策来引导FDI在我国的区域和产业合理分布,加快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企业自身也要充分利用技术溢出效应,将先进的技术和经验转化为自身创新的动力,并不断提升研发能力,促进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向着上游地位攀升。
曹文[5](2021)在《外资安全审查机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以《欧盟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框架条例》为例》文中提出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经济体普遍加强外资安全审查,对全球市场和国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成为各国政府、产业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以欧盟首个联盟层面的外资审查机制立法——《欧盟外资审查条例》为案例,试图回答两个重要且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历来主张资本自由流动和投资开放的欧盟为什么建立统一的外资审查机制?二是欧盟建立的外资审查机制为什么不是美国式的强制性审查机制,而是非强制性的合作机制?既有研究未能对上述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本文充分利用国际组织、欧盟机构及其成员国三个层面的工作文件、会议记录、研究报告等大量文献,以及对欧盟官员及商会、智库人员的一手访谈资料,立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从欧盟内部与外部因素的关联性出发,基于欧盟作为一个超国家行为体和一种规范性力量的“独特性”,从利益偏好、制度和规范三个维度建立分析框架,为欧盟外资政策调整提供一种新的解释路径。本文首先在考察外资国别和产业分布的基础上,分析欧盟外资审查立法中的主要行为体——核心、外围以及中间地带成员国的利益分歧与妥协,尤其是核心国家德、法基于不同偏好的合作;第二,从权力分配与议程设置的角度梳理欧盟外资审查立法的决策制度与过程,分析共同商业政策与资本自由流动原则、欧盟机构与成员国、不同欧盟机构之间的矛盾及其协调;第三,从非物质因素的角度探讨国际投资政策的新变化及其对欧盟规范升级的影响,包括欧盟如何利用所谓“布鲁塞尔效应”,维护其规范性力量的影响力。本文认为,欧盟建立外资审查机制以及该机制非强制性的性质与特征,是欧盟成员国利益博弈、欧盟内部权力分配和国际规范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欧盟一体化在外资政策领域的具体延续和应对全球化最新演变的适应性调整,其价值观念与规范认同在这一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与美国主要出于权力竞争的目的限制外资不同,欧盟出台《欧盟外资审查条例》,不能简单界定为保护主义措施,其目的是要在确保合法性的前提下,在经济上保障欧盟内部资本自由流动和统一市场,在政治上维护欧盟作为一个整体的的协调一致,进而强化其在国际关系中作为一种规范性力量的身份认知。本文的主要创新与理论贡献是,通过实证研究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欧盟的研究贡献直接投资领域的案例,丰富和发展了传统的外资—东道国分析框架,尤其论证了规范等非物质因素在利益界定与制度形成中的重要性,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理论发展提供注脚。
胡宏雁[6](2020)在《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法律问题研究》文中指出从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到单边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曲折发展,国际投资规则和格局变化使得企业并购中知识产权获取与利用呈现出复杂化的状态,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日益增加,不可避免要涉及到知识产权尽职调查、价值评估与转移等环节的法律问题,研究知识产权与跨国并购之间的关系及其相关法律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论文围绕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中各方主体的利益平衡和各环节中的知识产权保护这个主线,重点分析了知识产权尽职调查法律责任认定、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法律影响因素、知识产权反垄断规制和知识产权国家安全审查等方面问题。本文从跨学科的视角,运用经济学与法学相关理论对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法律问题进行理论论证与实证考量,以期为我国企业和政府如何应对外资为获取知识产权而进行的并购提供有益指导。厘清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基本原理与主要法律问题,是文章的逻辑起点和分析前提。其一,在界定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概念的基础上,总结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独有特点。其二,通过知识产权的无形性、不完全专属性与激励性阐述,分析知识产权纳入投资的经济特殊性。由知识产权资本的评价可能性、转让可能性分析知识产权资本的适格要件。其三,基于邓宁“国际生产折衷论”的一般理论分析和知识产权对并购投资实践影响的实证分析,探究知识产权获取对并购投资决策的影响。其四,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待解决的法律问题,文章围绕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中各方主体的利益平衡和各环节中的知识产权保护这个主线,在既有文献基础上,将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各阶段相伴而生的相关的法律问题归结为:知识产权尽职调查法律责任分析、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法律影响因素考量、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及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的既有平等主体也有国家层面的法律问题。知识产权尽职调查过程并不是仅仅考量知识产权“是什么”,更应该考虑在其司法管辖权内知识产权潜在的权利扩展,即“可以做什么”。识别目标方有无相关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有无涉诉或涉诉威胁、知识产权有效性问题、被许可知识产权的可转让性、知识产权有无抵押等障碍,从而减少潜在并购风险,并为确定合适的并购价格奠定基础。知识产权尽职调查中各方主体不尽责将导致合同、公司和知识产权的法律层面的责任问题,涉及到目标方的知识产权瑕疵担保、违反重大事项告知义务的法律责任,并购方违反保密协议的法律责任,律师等中介机构在尽职调查中的违约和侵权等方面责任,分清各方责任保证知识产权调查的尽职、审慎地进行。知识产权资产具有可评估性,评估是了解目标方知识产权价值的重要手段,科学的估值能为并购出价提供决策依据。知识产权的特质决定了其评估方法选择的独特性,其价值受到不同于其他资产的法律因素影响。论文首先分析了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满足企业的战略发展、交易定价、税收设计、融资及法律诉讼等诸多领域现实需求,探究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必要性。其次,剖析传统价值评估方法,结合知识产权资产具体情况,探究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中评估方法的选择。最后,结合并购具体情形,探究影响不同知识产权类型价值评估的法律因素考量。同时,注意考察跨国并购中的价值评估的时效性、针对性和参考性。评估对象限于此次并购中目标方的知识产权,评估针对本次跨国并购而进行,评估具有参考而不是决定作用,不能将知识产权评估值等同于成交价。反垄断审查与规制已成为重大跨国并购能否进行的重要决定因素。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的交叉具有历史与现实性,识别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中的垄断行为,基于相对利益平衡原则分析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利益问题,探究如何对专利、着作权、商标滥用进行反垄断规制和救济是关键因素。此外,知识产权跨国并购还事关企业存亡和国家安全问题。具体而言,以获取专利为目标的并购可能引发的科技安全问题,基于着作权的并购可能引发文化安全问题,与商标品牌密切相关的并购可能引发的产业安全问题。分析与应对跨国并购中的知识产权垄断和知识产权转移引发的国家安全问题,需要平衡并购方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并购投资目的与东道国利用外资并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必要,加强国家安全审查,以期在相对利益平衡中促进知识产权跨国并购良性发展。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不仅事关企业知识产权获取,更是事关国家的整体知识产权战略规划,是一项复杂的经济与法律活动。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中国完成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战略转移。并购投资方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投资方式选择,其中获取知识产权成为中国企业参与跨国并购的重要驱动力。但是,一些发达国家以反垄断、国家安全审查之名大行投资保护之道,使得我国企业知识产权跨国并购运行艰难。同时,“引进来”过程中,来华投资的外国投资者利用并购中形成的市场优势破坏有序的市场竞争,利用并购获取中国企业稀缺的知识产权资源并引发国内知识产权层面安全问题,需要中国构建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反垄断和国家安全审查的防火墙。中国要在创新驱动中提升“走出去”的能力,在完善规则中提高“引进来”水平,积极参与新一轮投资规则重构,并提升中国在国际贸易投资规则重构中的话语权。
吴信坤[7](2019)在《生产要素的国民属性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分配 ——基于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的实证研究》文中指出随着国际经贸合作的深入发展,各国经济深度融合的全球化经济已经形成,投资自由化逐渐成为高水平全球化经济的发展方向,在此过程中国际直接投资起到了关键作用。国际直接投资的本质是以资本为载体的生产要素国际流动,其组织者和实施者是微观跨国公司,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实现了资源配置的国际化和全球化。然而,由于各国参与国际经贸投资活动收益的复杂化,导致各个参与主体获益与否、收益高低均难以直接体现,因此近年来许多国家(地区)均不同程度的出现了“逆全球化”思潮。当前,针对国际直接投资收益问题的研究仅停留在其经济影响上,许多已有研究均围绕国际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经济增长效应、贸易创造效应等展开,鲜有对于国际直接投资收益高低或收益份额直接测算的研究。本文基于国际直接投资的本质是生产要素国际流动、一国参与经贸合作的收益归根到底是该国的要素收益这一指导性理论,在对生产要素国民属性以及生产要素经济收益进行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从全球化要素合作结构出发,提出国际直接投资收益测算的理论框架,并对国际直接投资收益原理进行了深入分析。通过理论研究,生产要素的合作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内涵,生产要素所有者最终分享国际直接投资收益,国际直接投资中生产要素的收益高低由其相对稀缺性所决定,而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与生产要素等级、流动性等因素密切相关,其中高级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强、收益相对较高。在实证研究中,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和连续性限制,本文基于1998-2013《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收录的4582356个工业企业样本观测值,根据每家企业注册资本结构筛选出外商投资企业,选取其中390639个样本观测值构建微观企业数据集,对流入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问题展开了研究。本文使用各企业中劳动收入、资本收入、税收收入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作为劳动要素、资本要素和政府提供的经济要素的收益,对外商投资的收益分配问题进行了统计测算与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外商投资企业中以上三类要素收益份额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和行业差异,并且从历史变迁的数据中能够发现很多有意义的结论。同时,本文基于当前所获得的数据和统计手段,尝试对国际直接投资中外要素收益进行了初略估算。本文基于测算得出的微观企业要素收益份额数据,使用计量分析方法对影响生产要素收益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要素的等级高低是影响收益的关键。随后,本文在梳理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用地政策的基础上,使用省级层面的数据,针对引进外商投资中我国土地要素收益的变化情况进行了分析。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结果,本文发现并证明了国际直接投资活动中高级生产要素获取高收益、低级生产要素获取低收益。在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践中,从生产要素收益角度来看,外商提供的生产要素主要是专利技术、品牌等高级生产要素,其必然获取高收益,而我国提供的主要是土地、廉价劳动力等低级生产要素,相较而言获取低收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蒙受损失。为了改变这一现象,本文提出我国应从积极培育国内高级生产要素、完善国内要素市场价格机制、开展国际并购活动获取高级生产要素,以此增加我国高级生产要素拥有量,提高各类生产要素的收益水平,从而提高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地位。
石娜娜[8](2018)在《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动因与实现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商品生产、对外贸易和商品流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17年中国的制造业产量接近全世界的33%,产值规模居世界第一位;从2009年起至今,我国已经连续8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商品出口国;2016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36万亿人民币,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我国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商品流通大国,但由于在国际上缺少独立自主的流通渠道,缺乏国际一流的流通企业,中国还并不算是商品流通强国,同发达国家比起来,中国的国际流通影响力太小。自2004年我国商品市场全面对外开放以来,世界知名零售企业纷至沓来,目前世界最大的零售企业绝大部分一落户中国,零售业已成为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竞争最激烈的行业。但是在国际化的大潮下,中国零售企业一直被动地接受国际竞争对手的挑战,而没有主动做出国际化的回应。自2001年我国正式实施“走出去”国家战略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不断扩大。从2012年开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一连续3年位列全球第三,2015年跃居世界第二。然而,与我国成为商品出口大国、对外直接投资大国和外资零售企业大量进入中国市场极不协调的是我国零售业“走出去”却明显滞后。从《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来看,截至到2016年末,我国的批发和零售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1691.7亿美元,只占当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13573.9亿美元的12.5%。2016年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208.9亿美元,只占当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1961.5亿美元的10.7%。更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投资流量还是投资存量,目前我国零售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中国香港和东盟地区,其他国家和地区很少。零售企业国际化始于二十世纪中后期,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受益于信息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管制的放松,零售业向海外扩张进行跨国投资的步伐进一步加速,不但有发达国家更有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参与其中,跨国经营已经成为零售企业重要的经营战略之一,国际化一经日益成为全球零售领域的重要特征。根据德勤公司发布的《Global Powers of Retailing 2018》显示,2016财年“全球零售250强”企业中有168家企业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经营,国际化率为67.2%。国际知名的零售商沃尔玛和家乐福分别在29个和34个国家经营,其中沃尔玛在美国本土有5332个门店,还有6363个门店分布在亚洲、美洲、欧洲等海外市场,2016年净销售额4813.17亿美元,其中海外市场(不含山姆会员店)贡献了 1161.19亿美元,贡献率超过27%。2016年家乐福门店数量达到11935个,法国本土5539家,其余6396家分别分布于欧洲、亚洲、美洲的34个国家和地区,并贡献了年销售额766.45亿欧元的53.16%。可以说国际化是这些大型跨国零售企业取得成功乃至成为行业巨头的关键因素之一,沃尔玛更凭借其在全球布局获得可观收益,并连续多年稳居世界500强企业首位。2015年8月28日,国务院在《关于推进国内贸易流通现代化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已经中指出:必须推动我国从流通大国向流通强国转变,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此,必须构建开放融合的流通体系,提高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为此,要大力实施流通“走出去”战略。推动国内流通渠道向境外延伸,打造全球供应链体系。并鼓励流通企业与制造企业集群式“走出去”,促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同时鼓励电子商务企业“走出去”,提升互联网信息服务国际化水平;要创建内外贸融合发展平台。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国内外市场互联互通,打造内外贸融合发展的流通网络。经受了本土零售国际化竞争的洗礼后,中国零售企业初步具备了“走出去”的资金、技术、管理、品牌等资源条件,“走出去”可以成为中国零售企业转型发展、开拓创新的主要方向。在世界经济全球化、流通产业国际化和世界产业控制权一经从制造环节向流通环节转移的大背景下,积极地推动中国零售企业“走出去”,形成中零售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联动发展,是中国建立开放型经济新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高中国零售业国际竞争力,提升中国国际分工地位,促进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流通大国向流通强国转变,巩固我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中的国家竞争优势有重大意义,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本文将以中国零售业对外投资为研究对象,分析我国零售业“走出去”的重要性,深入研究跨国零售企业成功实现国际化的一般经验,综合采用文献研究法、数据统计分析法、实地考察法和案例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系统探讨在当前独特的国情和特殊的历史时机下我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实现路径。首先从零售业“走出去”战略入手,分析我国零售业“走出去”的重要性。然后,借鉴国外经验,探讨我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实现路径。循此逻辑,按照“战略提出→国际经验比较→现状描述与案例分析→路径选择”的总体框架展开。文章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部分,包括第一、二章节,主要论述论文的选题背景与意义、理论来源、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框架、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以及国内外的研究成果。第二部分是问题的提出,是论文的第三章,总结了“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发展、演变和实施成果,以及当前我国零售业的发展状况,提出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必要性。第三部分,是论文的第四章,是国际经验比较,该部分以案例研究的形式,分析发达国家与亚洲发展中国家零售企业国际化的经验与教训。第四部分是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路径研究,包括第五、六、七、八章。第五章是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现状,以数据统计分析和案例研究结合的方式分析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状况,并分析中国零售业“走出去”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第六章,分析跨境电商在中国零售业“走出去”中的作用。第七章,“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比较优势研究。第八章,对接“一带一路”,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分析中国零售企业“走出去”的策略。
陈艳华[9](2018)在《大陆台资企业空间格局及跨界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劳动分工的层次和水平日益深化。全球生产网络因其在更广泛的研究体系下解释了以工序、区段、环节为对象的全球产品产业内分工格局以及世界生产组织的新变化,成为当前经济地理学的研究热点。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两岸在经济、社会、文化领域交流日益频繁,尤其是以台资企业为载体,通过不断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而产生的空间关联网络,在促进两岸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对其进行系统研究不仅为研究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在后进国家(或地区)自主构建的跨界生产网络提供了良好契机,而且由于台海局势不断变化,这一研究在体现跨界生产网络一般性特点的同时,又将凸显其特殊性。同时,进行大陆台资企业空间格局及跨界生产网络的组织模式、机理的研究,是将全球生产网络理论、区位论、企业空间组织理论、价值链理论、关系经济地理学理论、复杂模型理论等进行融合与发展的有益尝试,可拓展全球生产网络地域性集聚的研究范畴,进一步丰富这一领域的理论构筑和实证分析方法,具有较好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亦可为我国实现由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到自主构建次级全球生产网络的相关战略提供经验借鉴。本研究从经济地理学视角出发,延续地理学空间研究的理论优势与传统,基于时间维、空间维、结构维等多种尺度,分析了大陆台资企业空间格局及跨界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模式。文章首先从全球维度上定量界定了台商投资大陆在两岸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提出研究大陆台商投资的问题确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其次,分别选取在大陆台资制造业比重居前三位的电子信息、机械、石化产业以及台资服务业中占比最大的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宏观统计数据与微观企业数据,尤其是收集整理了 11853家台资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变异系数、ESDA、主成分分析、相关分析、面板数据模型等方法系统全面地刻画了台资电子信息、机械和石化等三大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在大陆的时空演化格局及其驱动机制。在此基础上,采用924家两岸母子联系企业、518家上市(上柜)大陆台资电子信息企业、12家福建台资典型企业等数据,结合复杂网络模型、典型案例分析、深度调研与访谈等方法,从企业母子联系、制造业价值链、价值链-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视角切入,揭示了大陆台资跨界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特征、模式及其关联规律。
廖志强[10](2017)在《外资银行在华跨国经营区位选择研究》文中指出自2006年11月国务院取消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和客户限制,经过30多年的发展,外资银行在我国本土化经营方面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已经成为我国金融行业的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在服务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伴随着我国“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战略的实施,外资银行在我国的发展又迎来了新的契机。本文主要研究外资银行在华跨国经营区位选择,研究哪些影响因素影响外资银行在我国区位选择以及这些影响因素对外资银行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本文首先对外资银行在我国区位选择的文献和理论进行了梳理,然后全面系统的描述了外资银行在华跨国经营区位选择状况,包括外资银行在我国的发展历程、跨国经营状况、区位分布等,并基于外资银行营业机构网点和分行的维度,从城市、省级区域、三大经济地带、六大常规区域、城市圈等区域角度,对外资银行在我国的具体区位选择情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通过构建理论框架提出研究假设,基于2005-2015年我国27个省级区域的24个变量指标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影响我国外资银行在华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地区市场化程度、地区优惠政策、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地区产业结构、地区对外开放程度、地区城镇化水平、地区人力资本、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地区贸易水平、地区金融环境、同行业竞争(城市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大型商业银行)、地区居民消费水平、地区通讯基础设施、地区投资规模、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创新能力、地区工资水平都是影响外资银行在华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而且地区市场化程度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并基于回归分析结果,提出可供外资银行在我国进行区位选择的投资参考建议。
二、德国在华直接投资动因与特征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德国在华直接投资动因与特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研究 ——基于SVM支持向量机模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问题的提出 |
1.1.2 研究的背景 |
1.1.3 研究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方法 |
1.3 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1.3.1 主要创新 |
1.3.2 不足之处 |
第2章 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文献综述及经验借鉴 |
2.1 相关概念与文献综述 |
2.1.1 银行国际化概念及内涵 |
2.1.2 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问题国内外文献综述 |
2.1.3 “一带一路”下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文献综述 |
2.2 外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实践经验借鉴 |
2.2.1 西班牙桑坦德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实践借鉴 |
2.2.2 美国花旗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实践借鉴 |
2.3 中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实践经验借鉴 |
2.3.1 中国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实践借鉴 |
2.3.2 中国工商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实践借鉴 |
第3章 “一带一路”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及合作现状 |
3.1 “一带一路”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影响因素识别 |
3.1.1 宏观政治因素 |
3.1.2 贸易发展因素 |
3.1.3 投资发展因素 |
3.1.4 绿色金融因素 |
3.2 “一带一路”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环境与现状 |
3.2.1 “一带一路”下的金融环境情况 |
3.2.2 中资银行支持“一带一路”建设情况 |
3.3 “一带一路”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的优势与劣势 |
3.3.1 国际化发展的优势 |
3.3.2 国际化发展的劣势 |
第4章 “一带一路”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合作评估体系构建 |
4.1 合作评估体系构建方法 |
4.1.1 合作评估体系构建的总体思路 |
4.1.2 数据指标总库选取的基本原则 |
4.1.3 最高关联度指标主成分分析 |
4.2 合作评估体系的指标内涵 |
4.2.1 政府管理指标 |
4.2.2 经济投资指标 |
4.2.3 金融发展指标 |
4.2.4 贸易水平指标 |
4.2.5 营商开放指标 |
4.3 合作评估体系SVM模型选择 |
4.3.1 线性SVM模型 |
4.3.2 非线性可分SVM模型 |
4.3.3 支持向量机SVM模型优势 |
第5章 评估体系SVM模型实证结果及差异化结论分析 |
5.1 合作评估体系呈现的SVM模型实验结果 |
5.1.1 综合角度SVM模型实验结果 |
5.1.2 引入时序角度的实验结果 |
5.1.3 引入地理角度的实验结果 |
5.2 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结论分析 |
5.2.1 沿线各国比较优势情况汇总 |
5.2.2 比较优势理论的差异化结论分析 |
5.3 基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结论分析 |
5.3.1 沿线各国文化维度情况汇总 |
5.3.2 文化维度的差异化结论分析 |
5.4 基于可持续发展角度的结论分析 |
5.4.1 社会责任视角的差异化结论分析 |
5.4.2 绿色金融视角的差异化结论分析 |
第6章 结论及相关建议 |
6.1 主要结论 |
6.2 相关建议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致谢 |
(2)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标 |
1.1.3 研究意义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1.2.1 利用外资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1.3.4 文献评述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1.5.1 创新之处 |
1.5.2 不足之处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3.6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5.6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6.6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结构安排 |
1.3 研究方法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1.4.1 研究的创新 |
1.4.2 研究的不足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2.1.1 最优货币区理论 |
2.1.2 货币替代理论 |
2.1.3 计价货币选择理论 |
2.2 相关文献综述 |
2.2.1 货币锚的概念及特性 |
2.2.2 货币锚效应测度的实证方法 |
2.2.3 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 |
2.2.4 货币锚效应的影响因素 |
2.2.5 文献述评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现实背景 |
3.1 货币锚的演进历程 |
3.1.1 金本位时期:黄金锚 |
3.1.2 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黄金-美元锚 |
3.1.3 牙买加体系时期:以美元为主导的货币锚 |
3.2 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内部基础 |
3.2.1 经济实力的显着增强 |
3.2.2 对外开放程度的持续深化 |
3.2.3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 |
3.2.4 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 |
3.3 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外部机遇 |
3.3.1 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结构性缺陷 |
3.3.2 全球经济格局面临多元化调整 |
3.3.3 “一带一路”引领国际合作新格局 |
3.4 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制约因素 |
3.4.1 资本账户的不完全开放 |
3.4.2 金融体系的不完善 |
3.4.3 美元强大的计价货币惯性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锚效应测度 |
4.1 基础分析框架 |
4.1.1 模型的设定 |
4.1.2 样本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
4.2 模型的扩展与改进 |
4.2.1 多重共线性问题的处理:辅助回归 |
4.2.2 样本区间的划分:基于Bai-Perron方法的多重结构突变检验 |
4.2.3 回归方法的选择:似不相关模型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4.3.1 平稳性检验及结果说明 |
4.3.2 回归结果与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锚效应的影响因素 |
5.1 “一带一路”建设中影响人民币锚效应的因素及作用机制 |
5.1.1 政府合作渠道 |
5.1.2 贸易渠道 |
5.1.3 投资渠道 |
5.1.4 金融渠道 |
5.2 变量的选取及模型设定 |
5.2.1 变量及数据来源 |
5.2.2 模型设定及回归方法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5.3.1 基础回归结果 |
5.3.2 稳健性检验 |
5.3.3 进一步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以人民币为货币锚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
6.1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经贸合作基础 |
6.1.1 贸易和投资的合作现状 |
6.1.2 贸易和投资的发展潜力 |
6.2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金融合作进展 |
6.2.1 货币合作的初步成果 |
6.2.2 金融服务的网络化布局 |
6.2.3 资本市场合作的有益尝试 |
6.2.4 开发性金融合作的突破进展 |
6.3 基于OCA指数的区域货币合作潜力分析:以东盟为例 |
6.3.1 中国与东盟货币合作的背景 |
6.3.2 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 |
6.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6.4 区域货币合作推动欧元国际化的经验借鉴 |
6.4.1 欧元国际化的发展历程 |
6.4.2 欧元国际化模式的启示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政策建议 |
7.1 继续提升人民币在“一带一路”的货币锚地位 |
7.1.1 在政府合作层面为人民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
7.1.2 在贸易和投资层面培育人民币的真实需求 |
7.1.3 在金融层面促进人民币的良性循环 |
7.2 分区域、分层次推进区域货币合作 |
7.2.1 东盟区域:开展深层次货币合作 |
7.2.2 其他区域:夯实经济合作基础 |
第8章 总结及展望 |
8.1 主要结论 |
8.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致谢 |
(4)全球价值链视角下跨国公司在华撤资的动因及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选题背景 |
二 选题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现实意义 |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三)现有研究的贡献与不足 |
四 研究内容与方法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1 相关理论 |
1.1 跨国公司的相关理论 |
1.1.1 跨国公司的角色及其发展 |
1.1.2 跨国公司投资的形式:对外直接投资 |
1.2 全球价值链理论——跨国公司扩张或收缩行为的理论解释 |
1.2.1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发展 |
1.2.2 全球价值链的分析维度 |
1.2.3 全球价值链的驱动模式 |
1.2.4 全球价值链的治理 |
1.2.5 全球价值链中的产业升级 |
1.3 跨国公司撤资的相关理论 |
1.3.1 基于投资理论的角度 |
1.3.2 基于企业战略管理的角度 |
1.3.3 基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 |
2 跨国公司在华撤资现状与趋势分析 |
2.1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历程 |
2.1.1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阶段 |
2.1.2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规模 |
2.2 跨国公司在华撤资现状分析 |
2.2.1 撤资的金额数目分析 |
2.2.2 撤资的企业数量分析 |
2.2.3 撤资的区位特征分析 |
2.2.4 撤资的行业分布 |
2.3 跨国公司在华撤资趋势分析 |
2.4 相关案例分析 |
2.4.1 日本87 家企业迁出中国 |
2.4.2 服装业在东亚的产业升级路径 |
3 跨国公司在华撤资的动因分析 |
3.1 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贸易环境变化的影响 |
3.1.1 金融危机使部分跨国公司经营陷入困境 |
3.1.2 中美贸易战的影响 |
3.1.3 新冠疫情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
3.1.4 全球价值链中国际产业升级和转移的趋势 |
3.2 我国制度因素与投资环境的变化 |
3.2.1 跨国公司在华运营的成本上升 |
3.2.2 我国的税收优惠力度减弱 |
3.2.3 中国本土企业快速崛起形成竞争优势 |
3.3 跨国公司母国的影响 |
3.4 跨国公司自身的经营转型及战略定位 |
3.4.1 产品的营销和推广未进行“本土化”改造 |
3.4.2 管理模式和理念的差异 |
3.4.3 公司总部对全球市场的战略重构 |
4 跨国公司在华撤资的影响及建议 |
4.1 对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 |
4.2 对于中国的影响 |
4.2.1 对我国就业的影响 |
4.2.2 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
4.2.3 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 |
4.2.4 对我国产业结构及其升级的影响 |
4.3 对策和建议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5)外资安全审查机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以《欧盟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框架条例》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第二节 文献综述及其局限性 |
第三节 分析框架、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第一章 欧盟外资政策的历史演变及其特征 |
第一节 《罗马条约》与欧洲共同市场 |
第二节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与欧盟的形成 |
第三节 《里斯本条约》与欧盟一体化的新发展 |
第四节 作为“独特”行为体的欧盟 |
第二章 《欧盟外资审查条例》 |
第一节 《欧盟外资审查条例》的出台背景 |
一、跨国公司与全球政治经济权力结构的变革 |
二、欧盟成员国自身发展的需求 |
三、美国外资安全审查的外溢效应 |
第二节 《欧盟外资审查条例》的核心内容 |
一、外资审查的定义与主要对象 |
二、欧盟的权利与成员国的权力 |
三、管制外资的非强制性合作机制 |
第三节 《欧盟外资审查条例》中的争议焦点 |
一、欧盟成员国的利益分歧 |
二、欧盟外资权限的争议 |
三、欧盟外资监管的规范 |
第三章 欧盟成员国的利益偏好及其分歧 |
第一节 外资在欧盟的分布及其特征 |
一、欧盟吸收外资及其主要来源国 |
二、欧盟吸收外资的国别及产业分布情况 |
三、中国对欧盟投资的分布情况 |
第二节 核心成员国外资审查机制的比较 |
一、外资审查机制及其最新调整 |
二、最新调整的主要特征及其原因 |
三、德法的利益偏好与合作 |
第三节 外围与中间地带成员国的利益与政策偏好 |
一、中东欧和南欧成员国的利益偏好 |
二、北欧与低地国家的利益偏好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欧盟外资政策的权力分配及制定过程 |
第一节 欧盟外资政策制定的法律制度 |
一、主权财富基金与欧盟的资本自由流动 |
二、共同商业政策还是资本自由流动原则? |
三、普通立法程序还是特别立法程序? |
第二节 欧盟外资政策的决策机构 |
一、欧盟立法机构与外资政策制定 |
二、欧盟委员会与外资权限 |
三、欧洲议会与立法权扩张 |
第三节 欧盟外资政策的议程设置与权力再分配 |
一、成员国与审查自主权 |
二、欧盟与议程设置权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欧盟的规范性力量与外资审查的新规范 |
第一节 国际投资政策新规范与欧盟规范的升级 |
一、国际投资政策的新规范 |
二、欧盟外资审查规范的升级 |
第二节 欧盟调整投资激励机制的方向 |
一、欧盟的外资理念与政策反思 |
二、吸引外资与引导流向 |
第三节 欧盟外资审查机制的灵活性 |
一、监管适度与投资便利化 |
二、监管合作与透明度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6)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缩略语表 |
导论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二、研究现状与创新 |
三、论文的基本框架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基本原理 |
第一节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概要 |
一、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概念界定 |
二、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特点总结 |
第二节 知识产权纳入投资范畴的理论基础 |
一、作为“投资”的知识产权具有特殊性 |
二、知识产权纳入投资范畴的依据 |
第三节 知识产权保护对并购投资决策的影响 |
一、基于邓宁“国际生产折衷论”的一般理论分析 |
二、基于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实证考量 |
第四节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主要环节的法律问题 |
一、知识产权尽职调查法律责任的认定与承担 |
二、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考量 |
三、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反垄断规制 |
四、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 |
第二章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尽职调查法律责任分析 |
第一节 知识产权尽职调查的独特性 |
一、知识产权尽职调查内涵界定 |
二、知识产权尽职调查的特征 |
第二节 知识产权尽职调查解决的法律问题 |
一、识别目标方有无相关知识产权 |
二、识别目标方有无涉诉或涉诉威胁 |
三、识别目标方知识产权有效性问题 |
四、识别目标方被许可知识产权的可转让性 |
五、识别目标方知识产权有无抵押等障碍 |
第三节 知识产权尽职调查的法律责任认定分析 |
一、目标方的知识产权瑕疵担保责任 |
二、并购方违反保密协议的法律责任 |
三、管理层违反相关义务的法律责任 |
四、律师等中介机构的违约或侵权责任 |
第三章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考量 |
第一节 并购中的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界定 |
一、知识产权价值来源分析 |
二、并购中的知识产权评估特点 |
第二节 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需求 |
一、价值评估的战略需求 |
二、价值评估的交易需求 |
三、价值评估的税收需求 |
四、价值评估的融资需求 |
五、价值评估的诉讼需求 |
第三节 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方法及选择 |
一、市场评估方法 |
二、成本评估方法 |
三、收益评估方法 |
四、并购中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方法的选择 |
第四节 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法律依据 |
一、专利权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 |
二、商标权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 |
三、着作权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 |
四、商业秘密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 |
第四章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 |
第一节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垄断行为辨析 |
一、跨国并购中的知识产权滥用界定 |
二、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中的一般垄断行为分析 |
第二节 知识产权滥用规制的理论基础 |
一、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法关系之辩 |
二、禁止权利滥用理论 |
三、相对利益平衡理论 |
第三节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反垄断规制实践分析 |
一、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的国内实践评析 |
二、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的国际实践评析 |
第五章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国家安全审查 |
第一节 知识产权层面的国家安全界定 |
一、基于专利权的科技安全 |
二、基于着作权的文化安全 |
三、基于商标权的产业安全 |
第二节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实践的思考 |
一、美国为代表的并购中新兴技术国家安全审查 |
二、加拿大为代表的并购中国家文化产业安全审查 |
三、中国为代表的并购中品牌依存度产业安全审查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7)生产要素的国民属性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分配 ——基于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Abstract 绪论 |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
二、选题背景及选题意义 |
三、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四、研究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第一节 国际直接投资收益及其国际差异 |
第二节 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经济影响 |
一、工资影响 |
二、技术溢出 |
三、对外贸易 |
四、经济增长 |
第三节 国际贸易收益与国际直接投资收益 |
第四节 功能性收入分配理论 |
一、功能性收入分配理论产生与衍化 |
二、功能性收入分配主流研究文献综述 |
第五节 文献述评 第二章 生产要素收益的经济学分析 |
第一节 生产要素分类及其国民属性 |
一、生产要素 |
二、经济要素与全球化要素 |
三、生产要素的国民属性 |
第二节 生产要素的等级差异与流动性差异 |
一、生产要素的等级差异 |
二、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差异 |
三、生产要素的流动特征与决定因素 |
第三节 成本核算、作业成本法与产品成本的要素归集 |
一、会计成本核算 |
二、作业成本法理论内涵 |
三、生产要素与最终成本 |
第四节 生产要素价格决定及其影响因素 |
一、生产要素价格决定 |
二、生产要素经济收益 第三章 全球化经济的本质特征与国际直接投资收益原理 |
第一节 全球化经济的微观基础与本质特征 |
一、全球化经济发展基本趋势是投资自由化 |
二、国际直接投资本质是生产要素国际流动 |
第二节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要素流动内涵 |
一、国际寡头垄断理论中的要素观 |
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中的要素观 |
三、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中的要素观 |
四、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的要素观 |
五、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中的要素观 |
第三节 国际直接投资收益分析原理 |
一、国际直接投资收益分析理论基础 |
二、国际直接投资中主要要素收益类别 第四章 国际直接投资发展现状与要素层面动因分析 |
第一节 全球化条件下国际直接投资现状与特点 |
一、国际直接投资发展现状 |
二、国际直接投资发展新特点 |
三、我国引进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 |
第二节 对外直接投资要素动因的实证分析 |
一、高级生产要素积累与对外投资规模理论研究 |
二、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已有研究 |
三、数据说明与模型设定 |
四、实证分析及结果 |
五、实证研究结论 第五章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收益分配实证研究(一)——劳动、资本及税收收入测算 |
第一节 引言 |
第二节 理论模型与理论假说 |
一、生产要素与生产要素收益 |
二、理论模型 |
三、理论假说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一、数据来源与数据整理 |
二、收入份额计算 |
三、指标选择与模型构建 |
第四节 外资企业资本、劳动及税收收入份额现状 |
一、资本、劳动、税收收入份额的总体现状 |
二、资本、劳动、税收收入份额的地域差异与行业差异 |
三、资本、劳动、税收收入份额历史变迁 |
四、不同要素收益的国民属性分析 |
第五节 外资企业资本、劳动及税收收入份额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
一、估计方法选择 |
二、估计结果与实证结论 |
三、模型稳健性讨论 第六章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收益分配实证研究(二)——土地收入水平分析 |
第一节 外商投资企业用地方式与途径 |
一、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
二、行政划拨获取国有土地使用权 |
三、租赁方式获取土地使用权 |
四、通过作价或入股方式获取土地使用权 |
五、转让方式获取土地使用权 |
六、获取集体土地使用权 |
第二节 外商投资企业土地使用政策演变 |
一、外商投资企业土地使用政策逐渐完善 |
二、外商投资企业土地使用政策最新变化——以上海市为例 |
第三节 有关外资用地政策对我国土地收入的不利影响 |
一、低价格供地 |
二、土地协议出让 |
三、经济开发园区 |
第四节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土地要素收益 |
一、前提假设与模型建立 |
二、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
三、估计结果与实证结论 |
四、模型稳健性讨论 全文结论与启示 |
一、主要结论 |
二、相关启示 参考文献 后记 |
(8)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动因与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引言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理论来源 |
1.2.1 垄断优势论 |
1.2.2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1.2.3 内部化理论 |
1.2.4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1.2.5 价值链理论 |
1.2.6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目的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目的 |
1.4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1.4.1 研究方法 |
1.4.2 研究思路 |
1.5 本文的创新和不足 |
1.5.1 本文的创新 |
1.5.2 难点和不足 |
第2章 零售业国际化的研究综述 |
2.1 国外零售业国际化的相关研究综述 |
2.1.1 零售业国际化的内涵 |
2.1.2 零售业国际化的动机 |
2.1.3 零售业国际化的区位选择 |
2.1.4 零售业国际化的进入方式 |
2.1.5 零售业的标准化与本土化 |
2.1.6 零售业国际化的撤资 |
2.2 国内零售业国际化的相关研究综述 |
2.2.1 “走出去”战略 |
2.2.2 国内流通产业的地位和贡献 |
2.2.3 国内学者对零售业国际化的研究 |
2.2.4 中国零售业的“走出去” |
2.3 文献述评 |
第3章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现状 |
3.1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概况 |
3.1.1 中国零售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情况 |
3.1.2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空间分布情况 |
3.1.3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市场主体情况 |
3.1.4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成功案例数量少 |
3.2 中国零售企业“走出去”的案例分析 |
3.2.1 国美进军香港 |
3.2.2 苏宁的国际化 |
3.2.3 阿里巴巴的全球化 |
3.3 零售业“走出去”的影响因素 |
3.3.1 零售业“走出去”的宏观影响因素 |
3.3.2 零售业“走出去”的微观影响因素 |
3.4 零售业“走出去”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3.4.1 变量选择 |
3.4.2 模型设计 |
3.4.3 实证结果及其解释 |
3.5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3.5.1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面临的机遇 |
3.5.2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面临的挑战 |
3.6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缓慢的原因分析 |
3.6.1 中国零售企业竞争力弱 |
3.6.2 中国零售企业品牌影响力小 |
3.6.3 中国零售企业缺乏国际经验 |
3.6.4 中国零售企业承担汇率风险能力差 |
3.6.5 中国零售企业“走出去”的政府支持少 |
第4章 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零售国际化经验 |
4.1 全球零售业的发展情况和国际化状况 |
4.1.1 全球零售业的总体发展情况 |
4.1.2 零售商的市场主导能力 |
4.1.3 发达国家跨国零售企业的主导地位 |
4.1.4 发展中国家零售业的总体发展情况 |
4.1.5 零售业的业态创新和多样化 |
4.1.6 零售业的经营国际化 |
4.1.7 零售业的零售数字化 |
4.2 发达国家的零售国际化 |
4.2.1 美国的零售国际化 |
4.2.2 欧洲的零售国际化 |
4.2.3 日本的零售国际化 |
4.2.4 发达国家零售企业国际化的一般经验 |
4.3 发展中国家的零售国际化-以泰国为例 |
4.3.1 发展中国家零售国际化的一般情况 |
4.3.2 泰国零售业的国际化 |
4.3.3 卜蜂莲花的国际化 |
4.3.4 卜蜂莲花在华扩张历程 |
第5章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动因分析 |
5.1 “走出去”战略 |
5.1.1 “走出去”的内涵 |
5.1.2 “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和发展 |
5.1.3 “走出去”的概况 |
5.2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动因-宏观视角 |
5.2.1 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宏观背景 |
5.2.2 顺应对外经济的发展规律 |
5.2.3 构建自主流通网络的重要手段 |
5.2.4 价值链升级的外部驱动 |
5.2.5 内外贸一体化的内部推动 |
5.2.6 有利于缓和中美贸易摩擦 |
5.2.7 有助于供给侧改革顺利实施 |
5.2.8 实现流通大国向流通强国转变的客观要求 |
5.2.9 促进我国文化输出,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 |
5.3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动因-微观视角 |
5.3.1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推动因素 |
5.3.2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拉动因素 |
5.3.3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便利化因素 |
第6章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创新途径:跨境电商 |
6.1 跨境电子商务 |
6.1.1 跨境电子商务的涵义 |
6.1.2 跨境网络零售 |
6.2 中国跨境电商的发展 |
6.2.1 中国跨境电商的发展环境 |
6.2.2 中国跨境电商的发展状况 |
6.3 跨境电商与传统零售的区别 |
6.3.1 跨境电商具有跨地域性 |
6.3.2 跨境电商信息传播速度快 |
6.3.3 跨境电商以大数据为基础 |
6.3.4 跨境电商的成本结构不同 |
6.3.5 跨境电商的客户体验不同 |
6.4 跨境电商是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新途径 |
6.5 中国发展跨境电商的SWOT分析 |
6.5.1 中国发展跨境电商的优势 |
6.5.2 中国发展跨境电商的劣势 |
6.5.3 中国发展跨境电商的机遇 |
6.5.4 中国发展跨境电商的挑战 |
6.6 中国跨境电商发展的实现路径 |
6.6.1 国家参与和政策支持 |
6.6.2 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
6.6.3 多种手段改善网购体验 |
6.6.4 改进物流效率 |
6.6.5 巩固制造业基石 |
6.6.6 不遗余力地推行人民币国际化 |
第7章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比较优势 |
7.1 “一带一路”倡议 |
7.1.1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
7.1.2 “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内容 |
7.2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比较优势 |
7.2.1 相对于发达国家零售业的比较优势 |
7.2.2 相对于发展中国家零售业的比较优势 |
7.2.3 零售业相对于第二产业的比较优势 |
7.2.4 相对于其他地区“一带一路”给零售业带来的比较优势 |
第8章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实现路径 |
8.1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时机选择 |
8.1.1 零售企业具备“走出去”能力的时机 |
8.1.2 进入目标国际市场的有利时机 |
8.2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区位选择 |
8.2.1 中亚五国 |
8.2.2 东南亚十一国 |
8.2.3 南亚八国 |
8.2.4 独联体七国 |
8.2.5 中东欧及南欧十八国 |
8.2.6 南太平洋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
8.2.7 西亚北非国家和蒙古 |
8.3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进入方式选择 |
8.3.1 中亚国家的进入方式 |
8.3.2 东南亚国家的进入方式 |
8.3.3 印度的进入方式 |
8.3.4 独联体国家的进入方式 |
8.3.5 澳大利亚的进入方式 |
8.4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业态选择 |
8.5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标准化与本土化战略 |
8.6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支撑体系 |
8.6.1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宏观层面的支撑体系 |
8.6.2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中观层面的支撑体系 |
8.6.3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微观基础改造 |
第9章 研究结论和展望 |
9.1 研究结论 |
9.1.1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必要性 |
9.1.2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可行性 |
9.1.3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实现路径 |
9.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致谢 |
(9)大陆台资企业空间格局及跨界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Abstract 中文文摘 绪论 |
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2 研究意义 |
2.1 理论意义 |
2.2 实践意义 |
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3.1 研究内容 |
3.2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3.3 技术路线 |
4 研究数据与方法 |
4.1 研究数据 |
4.2 研究方法 |
5 研究创新 第一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1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1.1 概念界定与辨析 |
1.2 理论基础 |
2 文献综述 |
2.1 全球生产网络的相关研究 |
2.2 台商投资大陆的时空分布与格局演化的相关研究 |
2.3 大陆台资跨界生产网络空间组织的相关研究 |
3 研究述评 第二章 全球背景下台商投资大陆在两岸经济发展的重要地位 |
1 数据与样本 |
1.1 样本选择 |
1.2 变量选择与数据处理 |
2 模型构建与检验 |
2.1 VAR模型构建 |
2.2 变量序列的协整检验 |
3 台湾在大陆外商投资中的地位 |
3.1 TDI与大陆经济增长波动之脉冲响应函数的国际比较与分析 |
3.2 全球背景下TDI在大陆外商直接投资中的经济贡献地位 |
4 大陆在台湾对外投资中的地位 |
4.1 台湾OFDI与台湾经济增长波动之脉冲响应函数的国际比较与分析 |
4.2 大陆在台湾对外投资中的经济贡献地位 |
5 本章小结 第三章 大陆台资企业的时空分布与格局演变特征 |
1 数据与方法 |
1.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
1.2 方法与模型 |
2 台资企业的时间序列演变阶段及特征 |
2.1 台资制造业企业的时间序列演变 |
2.2 台资服务企业的时间序列演变 |
3 台资企业的空间分布及演变特征 |
3.1 台资企业的总体分布特征 |
3.2 台资三大类型制造业企业的空间分布及演变特征 |
3.3 台资服务企业、生产性服务企业的空间分布 |
4 大陆台资企业的空间格局演变 |
4.1 台资企业空间格局总体特征 |
4.2 台资企业热点区域的演变 |
5 本章小结与讨论 第四章 大陆台资企业空间格局演化的驱动机制 |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1.1 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1.2 研究假设 |
2 数据 |
2.1 变量选择与数据处理 |
2.2 数据来源 |
3 研究方法与模型构建 |
3.1 变量结构效度检验 |
3.2 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
3.3 面板数据回归模型 |
4 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结果 |
4.1 台资电子信息企业驱动机制之面板模型估计 |
4.2 台资机械企业驱动机制模型之面板模型估计 |
4.3 台资石化企业驱动机制之面板模型估计 |
4.4 台资生产性服务企业驱动机制之面板模型估计 |
5 讨论 |
5.1 基于行业的大陆台资企业空间分布驱动机制对比 |
5.2 与以往研究进行对比及其理论解释 |
6 本章小结 第五章 基于企业母子联系视角的大陆台资跨界生产网络空间组织特征 |
1 数据与方法 |
1.1 数据与空间化处理 |
1.2 研究方法 |
2 台商千大企业在大陆的时空演变特征 |
2.1 总体分布 |
2.2 行业分布 |
3 大陆台资跨界生产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 |
3.1 网络联系覆盖地域广泛 |
3.2 网络联系呈三轴放射状的空间结构 |
3.3 网络联系键的空间异质性显着 |
4 大陆台资跨界生产网络的拓扑结构及其复杂性的实证分析 |
4.1 度及强度分布特征:无标度网络过渡期 |
4.2 网络整体结构特征:小世界网络 |
5 讨论 |
6 本章小结 第六章 基于制造业价值链视角的大陆台资跨界生产网络空间组织模式 |
1 跨国企业价值链“切割”及其组织模式 |
2 上市(上柜)大陆台资电子信息企业价值链的”切割”与组织模式 |
2.1 数据与空间化处理 |
2.2 大陆台资电子信息企业价值链的”切割” |
2.3 大陆台资电子信息企业价值链的组织模式 |
3 大陆台资电子信息企业价值链的时空分布与空间组织 |
3.1 大陆台资电子信息企业价值链的时空分布特征 |
3.2 研究案例 |
4 讨论 |
5 本章小结 第七章 基于制造业价值链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视角的大陆台资跨界生产网络空间组织模式及驱动机制 |
1 基于制造业价值链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的全球生产网络 |
2 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 |
2.1 案例企业的典型性 |
2.2 访谈与问卷设计 |
3 台资制造业与本地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 |
3.1 价值链嵌入式融合模式 |
3.2 价值链延伸和嵌入式共存的融合模式 |
4 台资生产性服务业与本地制造业的融合 |
4.1 以本地台资制造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融合模式 |
4.2 以本地外资制造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融合模式 |
5 讨论 |
6 本章小结 第八章 结论与启示 |
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2 研究启示及政策建议 |
2.1 宏观层面:台商投资在两岸 |
2.2 微观层面:台商投资在福建 |
3 研究不足与展望 附录1: 大陆地区相关区域政策 附录2: 关于台资制造业企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互动融合发展状况的访谈提纲 附录3: 福建台资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互动融合发展状况的调查问卷 附录4: 福建台资金融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发展状况的调查问卷 参考文献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致谢 个人简历 |
(10)外资银行在华跨国经营区位选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商业银行跨国经营研究 |
1.2.2 外资银行在中国跨国经营研究 |
1.2.3 文献评述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 |
1.4.1 创新点 |
1.4.2 不足之处 |
第二章 外资银行跨国经营区位选择的基础理论 |
2.1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2.2 追随效应理论 |
2.3 区位选择理论 |
2.3.1 农业区位理论 |
2.3.2 工业区位理论 |
2.3.3 市场区位理论 |
第三章 外资银行在华跨国经营区位选择状况分析 |
3.1 外资银行在我国发展历程 |
3.2 外资银行在华跨国经营情况 |
3.2.1 外资银行在华资产情况 |
3.2.2 外资银行在华主要经营业务情况 |
3.2.3 外资银行在华主要经营指标情况 |
3.3 外资银行在华区位选择概况 |
3.3.1 外资银行在华营业机构数 |
3.3.2 外资银行在华营业机构具体形式 |
3.3.3 外资银行在华营业机构来源情况 |
3.4 外资银行在华区位选择具体分析 |
3.4.1 在华城市分布情况 |
3.4.2 在华省级区域分布情况 |
3.4.3 在华三大经济带区域分布情况 |
3.4.4 在华六大常规区域分布情况 |
3.4.5 在华城市圈区域分布情况 |
第四章 外资银行在华跨国经营区位选择的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
4.1 理论框架 |
4.2 影响因素与研究假设 |
第五章 外资银行在华跨国经营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5.1 实证模型 |
5.2 变量设计与数据来源 |
5.3 变量描述性统计 |
5.4 回归结果与分析 |
5.5 实证基本结论 |
第六章 政策建议 |
6.1 国家层面 |
6.2 银行层面 |
结语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研究生在读期间科研成果情况 |
四、德国在华直接投资动因与特征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研究 ——基于SVM支持向量机模型[D]. 张墨竹. 吉林大学, 2021(01)
- [2]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3]“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研究[D]. 蔡琬琳. 吉林大学, 2021(02)
- [4]全球价值链视角下跨国公司在华撤资的动因及影响研究[D]. 王若冰.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5]外资安全审查机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以《欧盟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框架条例》为例[D]. 曹文. 北京大学, 2021(09)
- [6]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法律问题研究[D]. 胡宏雁. 吉林大学, 2020(03)
- [7]生产要素的国民属性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分配 ——基于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的实证研究[D]. 吴信坤.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9(10)
- [8]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动因与实现路径研究[D]. 石娜娜.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8(03)
- [9]大陆台资企业空间格局及跨界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研究[D]. 陈艳华. 福建师范大学, 2018(09)
- [10]外资银行在华跨国经营区位选择研究[D]. 廖志强. 湖南师范大学, 201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