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金管理者投资才能的实证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张宇[1]（2021）在《私募基金投资理念极化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私募基金在经历了爆发式增长后,目前整体增长趋势放缓,市场结构开始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资金不断向少数头部机构聚集,“头部效应”逐渐增强。中小机构的“量小”、“质低”、“投短”、“募难”等问题尤为突出,短期行为和投机主义盛行,导致长期资本形成的多层次有机生态缺失,无法对长期资本形成有效支持。在私募基金市场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的背景下,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私募基金投资理念是否也出现了极化,如果投资理念确实表现出极化特征,那么,极化形成的机制是什么?投资理念的极化对于私募基金市场的监管和基金内部治理意味着什么?极化研究源于对收入分布两极分化现象的研究。Esteban,J.&D.Ray（1994）和Foster,J.and M.C.Wolfson（1992）做出了先驱性贡献。Duclos,et al（2004）提出了基于“认同-疏离”框架的DER极化指数,为极化形成机制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Foster&Wolfson（2009）则从“增强扩散”（increased spread）和“增强两极性”（increased bipolarity）出发,强调收入分布中间人群向两端分化的思想,提出了衡量极化水平的Wolfson极化指数。现有的极化研究主要聚焦在收入分布领域,而在投资理念研究领域尚未发现相关文献。投资理念是基金管理人对投资市场性质的主观看法和信念,反映了基金管理者对市场的心理预期。投资理念具有隐性特征,隐含在投资策略或投资决策中。投资理念的不可观测性给投资理念极化的实证研究带来了巨大挑战。对投资理念进行定量分析,需要为投资理念寻找一个替代变量（Koedijk and lager,2007）。然而,并不是每个投资理念都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替代变量。不同的投资理念也并非是相互独立的,因此很难将一种投资理念的效应从另一种投资理念中分离出来。投资理念是决定投资者投资行为的准则（Benjamin Graham,1934）,因此,对投资理念极化进行定量研究的一种可行方法是,假设投资理念隐含在投资策略和投资决策中,并通过投资组合的结构和特征反映出来。在此假设下,基于投资组合结构或特征的观察,逆向推测投资者的投资理念。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我们提出了一个有助于投资理念极化实证研究的投资理念极化分析框架。本文提出的投资理念分析框架可以表述为“投资理念→投资策略（投资组合）→投资回报”框架。该分析框架的意义在于:基于对投资组合的结构和特征观察,逆向推测投资者的投资理念,并在投资理念集B与投资组合特征集P之间建立一对一的对应关系。这样,就可以从投资组合特征集中为投资理念寻找合适的替代变量。在本文提出的投资理念极化分析框架下,我们把基金看成是一个投资组合,并将基金的收益波动率、最大回撤看成是管理人投资风险控制理念的两个不同的替代变量。另外,将基金寿命看成是基金管理人投资期限理念的替代变量。投资风险控制理念和投资期限理念构成了本文投资理念极化分析的基础。本文采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规范分析主要用于对“投资理念-投资策略-投资回报”分析框架的阐述和解析。实证分析主要使用Foster&Wolfson（2009）提出的Wolfson极化指数和Duclos,et al（2004）提出的DER极化指数。极化形成机制分析主要依赖于DER极化指数的分解,将极化指数分解为投资理念的认同性和疏离性,并以此分析和解释投资理念极化的形成机制。数据来源: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取自好买基金网站。在剔除不完整数据的情况下,共抽15996只国内私募基金和2606只外资对冲基金作为样本,所有样本占全部基金数量的比例为30.7%。本文的研究不仅将极化研究从收入分布领域拓展到投资理念领域,也将投资理念研究从规范性研究拓展到实证研究。从实践层面来看,通过投资理念极化研究,可以考察私募基金管理人投资理念的极化状态、演变趋势、投资理念极化的形成机理,以及投资理念的影响因素,为证监部门有效管理私募基金提供重要的线索和决策依据。本文的主要创新点:1.理论创新点主要包括:（1）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投资理念分析框架,将隐含于投资策略的投资理念通过投资组合结构和特征表征出来。通过投资风险控制理念和投资期限理念的替代变量选择,实证研究了投资理念的极化程度、投资理念及其极化形成机制的动态演变,以及投资理念的影响因素,为证监部门有效管理私募基金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决策依据。（2）将极化研究从收入分布领域引入投资理念领域,拓展了极化研究领域。实证研究表明,Duclos,et al（2004）提出的DER极化理论,同样适用于投资理念极化研究。本文的实证研究验证了DER极化理论。2.实证创新点:通过实证分析,揭示了中国私募基金结构性分化背后隐含的投资理念的极化程度,以及投资理念极化的形成机制。在此基础上,从投资理念视角,对如何完善私募基金市场管理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不足与尚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1）本文在投资理念分析框架下,仅研究了“收益波动率”风险控制理念、“最大回撤”风险控制理念和“投资期限”控制理念的极化问题,其他投资理念并未涉及。（2）由于缺乏私募股权基金的系统性统计资料,本文所使用的样本仅包含私募证券基金（对冲基金）,而不包含私募股权基金样本。（3）私募基金投资理念是一个很宽泛的领域,如何将投资理念的极化测度范围进一步拓宽,是今后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孙皓[2]（2021）在《基金业绩与投资者行为对开放式基金赎回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中国的开放式基金市场获得了高速发展,购买开放式基金也成为越来越多证券投资者的投资选择之一。对于理性的投资者或者投资机构而言,在做出对基金的投资决策选择时,应将基金的业绩纳入投资决策的主要依据,申购业绩好的基金,赎回业绩差的基金。然而,在我国基金市场出现了基金业绩越好,基金赎回率越高的“赎回异象”,吸引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研究。一方面,赎回压力困扰着基金经理,损害了基金管理人的正向激励机制。另一方面,“赎回异象”的存在也不利于我国开放式基金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因此,探究我国开放式基金赎回问题及其影响机理,对于学术界和实务界都有重要意义。除了探讨基金业绩对基金赎回的影响以外,值得注意的是,基金投资者自身的非理性行为也会影响其自身的赎回决策,进而对基金的资金净流量产生影响。在国内外学者关于开放式基金投资者赎回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投资者的行为和基金自身的业绩两个维度,对我国开放式基金赎回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基金业绩和投资者非理性行为对开放式基金赎回的影响机制。其次,在理论分析和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影响开放式基金赎回的基金业绩和投资者行为,以基金的资金净流入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开放式基金的分红指标、费用指标和业绩指标等代表性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建立面板（Panel Data）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理性程度不同的投资者具有差异化的投资行为。对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而言,“赎回异象”存在于个人投资者中。对个人投资者而言,基金的当期收益率越高,基金的净赎回率越高;与以原始收益率衡量的当期收益率相比,个人投资者在投资基金时更看重以原始超额收益率为代表性指标的基金的历史收益率;而机构投资者看重经风险因子调整后基金的历史收益率。最后,就如何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为基金管理者制定投资决策和市场监管者制定法规,促进基金市场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建议。
许军[3]（2021）在《私募股权基金对中小企业成长性的影响研究 ——基于新三板市场的数据》文中提出中小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对经济增长、促进就业、价值创造、推动创新等方面的贡献巨大。但是,在现有金融体系下,加上内外部诸多因素的影响,资金问题一直是中小企业所面临的发展瓶颈,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也是世界性难题。近年来,随着私募基金在我国的迅速发展,以及国家政策的引导,多元化融资渠道逐渐成为趋势,中小企业的资金问题得以找到突破口。论文研究聚焦于私募股权基金对中小企业成长性的影响,既可以从理论层面丰富股权投资、企业管理相关理论,给现有研究提供更加全面的分析视角,还可以针对中小企业的长远发展和运营实践,提供相应的对策与建议。在研究背景基础上,结合文章选题,论文首先提出研究问题:私募股权基金的进入对中小企业群体的成长性可能有哪些影响,二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论文对该问题进行了分解:（1）私募股权基金的进入行为是否会影响到中小企业的成长性?（2）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力度对中小企业的成长性有何影响?从研究问题出发,论文首先对涉及到的文献和理论基础进行综述,并从私募基金的投资行为和投资力度两个视角提出研究假设。接下来,论文围绕研究问题及假设开展后续的定性探讨和定量实证环节。定性分析章节主要讨论了私募股权基金影响中小企业发展的机理,论述了私募股权基金对中小企业公司治理和经营管理的双向影响,为实证环节做铺垫。定量章节则是从投资行为和投资力度两个角度出发,通过实证分析,对研究假设进行证实或证伪。研究发现:1.私募股权基金可以对中小企业的发展起到增益作用,促进中小企业成长存在可行性。私募股权基金的进入既能够解决中小企业的资金困难,还会对中小企业公司治理和经营管理产生双向影响。2.相比那些没有引用私募股权基金的中小企业而言,引入了私募股权基金的中小企业成长性得到明显增强。基础回归结果显示,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行为显着促进了中小企业的成长,但是影响因子偏小。在选用行业均值（PESP＿ind）作为工具变量以及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时,私募股权基金的进入更加显着地促进了中小企业的成长。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和PSM核匹配法对回归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同样显着,表明回归结果稳健。因此,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行为显着地促进了中小企业的成长。3.对于拥有私募股权基金的那部分中小企业样本进行实证,考察私募基金的投资力度对中小企业成长性的影响,结果表明:（1）基础回归下,私募股权基金持股比例的上升可以显着提高中小企业的成长性,持股比例对总资产周转率的影响最大。私募股权基金进入中小企业越频繁,对中小企业成长性的影响越显着。但是,私募股权基金对中小企业成长性和营运能力的影响存在稳健性问题,需要进一步检验。（2）选取挂牌年限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结果显示,私募股权基金的持股比例与三个成长性指标都显着相关,且对总资产增长率和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因子由负转正,对经营活动净收益率的影响因子增大,引进私募股权基金之后,中小企业的成长性显着增强。私募股权基金的持股比例与营运能力的三个指标都显着相关,且相比初步回归结果因子增大,私募股权基金对中小企业营运能力的影响结果更稳健。（3）单独考虑私募基金的进入轮次进行拓展性实证,结果显示:私募股权基金从A轮进入基本上显着地促进了中小企业成长性的增强,对中小企业营运能力的影响不显着;私募股权基金从B轮和多轮次进入时,对中小企业的成长性和营运能力都有较为显着的正向影响。因此,私募股权基金进入中小企业越频繁,对中小企业的影响越明显。整体来看,私募股权基金的进入对被投资中小企业的成长性有比较显着的正影响,而且,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力度越大,对中小企业成长性的影响越明显。论文的两个研究假设得到证实,也完整回答了论文提出的研究问题。论文的创新与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研究视角有创新。本文选题建立在私募股权基金和中小企业成长性之间的关系研究方面,论文创新性地使用了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行为和投资力度作为研究视角,实证分析其对中小企业成长性的影响,并将基金的投资阶段作为投资力度的一个方面,研究视角更加全面,相比以往私募基金单独影响中小企业的成长性、绩效或价值实现等研究,本文在研究视角方面有新的拓展。第二,研究方法有创新。相比以往研究,本文创新性地从两个实证阶段,采用不同的样本,实证分析私募股权基金对中小企业成长性的影响,倾向得分匹配法、最小二乘法、工具变量法都在本文中得到充分使用,研究方法全面。此外,论文在实证环节首次针对私募基金的投资轮次进行了拓展实证,实现了与私募基金投资实践的结合,出于实证结果稳健性方面的考虑,论文还考虑了研究对象的样本特征,将挂牌年限作为工具变量,并进行实证检验,工具变量指标的选取同样是论文的新意。第三,研究内容有创新。现有研究大多数是纯粹的定性分析或单独的定量实证,本文则首先定性分析了私募股权基金影响中小企业成长的作用机理与可行逻辑,认为私募基金可以通过公司治理和经营管理两个方面影响企业的成长性,尝试对篇首提出的问题进行理论层面的探讨,然后通过实证章节对研究假设进行了佐证,使得研究链条更加完整。论文的研究结论较为完整地回答了研究问题。其中,为使得私募股权基金对中小企业成长性的实证研究更加完整,论文还引入了中小企业营运能力相关指标,并进行回归,这个研究思路也是本文的一个创新点。本文作图1幅,作表24个,包含参考文献211篇。
薛海燕[4]（2020）在《成长机会、投资者情绪与企业创新投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创新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第一驱动力,是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的关键性影响因素,更是后疫情时期企业的自救和图强之道。因此,“如何激励和支持企业创新”这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在当前形势下兼具重要性和迫切性。激励企业创新必须从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本源要素着手。基于q-投资理论和融资优序理论给出的两大关键要素——成长机会和现金流,在创新投资决策中孰重孰轻,目前鲜有研究。另一方面,创新因其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等特点,离不开运作良好的资本市场的引领和支持。西方行为公司金融理论认为市场投资者非理性引起的投资者情绪能促进企业创新投资。然而,与西方发达资本市场相比,中国资本市场中个人投资者在投资主体构成和交易规模上都占有绝对比例,他们的“投机心理”和“羊群效应”不可避免地助推了投资者情绪,这种高涨的投资者情绪对股票市场以及上市公司带来的影响更具有不确定性,加之中国特殊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结构中,各市场板块投资者结构和投资者情绪差异显着。基于上述理论和现实背景,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1）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驱动要素是企业成长机会还是内部现金流?（2）市场投资者情绪如何通过影响企业创新驱动要素助力企业创新投资?（3）多层次资本市场中差异显着的投资者情绪如何影响成长机会不同的企业进行创新投资决策?（4）机构投资者的监督功能在投资者情绪促进企业创新投资中如何发挥治理作用?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将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内在驱动要素与外在市场因素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深入探究了驱动企业创新投资的关键要素,在此基础上分别通过“市场内”和“跨市场”研究,深入剖析了市场投资情绪影响创新投资原动力发挥效果的作用机制。本文分别选取沪深上市的335家国家级创新型企业作为市场内实证分析对象、844家新三板创新层企业与669家创业板公司作为跨市场比较研究对象,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系统分析了成长机会、市场投资者情绪和企业创新投资的关系,得到如下主要结论:（1）无论“市场内”还是“跨市场”检验,都发现决定企业创新投资的关键内部驱动因素是成长机会。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创新投资对成长机会更敏感;新三板企业与创业板企业相比,在创新投资决策时更看重成长机会。该研究结论表明,成长机会是企业进行创新投资的内在驱动要素,企业只要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就应该为创新项目投资。对于融资受到约束的企业,创新项目所需资金自有外部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来解决。（2）通过选取沪深交易所上市的国家级创新型企业为研究样本进行“市场内”分析发现,投资者情绪通过作用于企业成长机会促进了企业创新投资,这种影响通过融资渠道起作用。高的投资者情绪能促进具有高成长机会的民营企业进行创新投资,但国有企业的创新投资对投资者情绪不敏感。本文进一步考察了融资约束下的投资者情绪对企业创新投资行为的边际作用后发现,受融资约束的民营企业在投资者情绪高涨时期会进行更多的创新投资,进一步证明投资者情绪可通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促进其创新投资。（3）通过选取服务创新创业中小企业的两个主要资本市场——新三板和创业板的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跨市场”比较发现,相比创业板,拥有更多成长机会的新三板企业的创新投资更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尽管新三板创新投资高于创业板,但其低迷的投资者情绪在上述结果中起到中介遮蔽效用;对股权市场融资功能的检验发现,外部融资依赖度高的企业在新三板挂牌不利于其创新投资,原因在于新三板较低的投资者情绪限制了其外部融资,进一步证明,投资者情绪通过“融资渠道机制”影响企业创新投资。（4）通过投资者情绪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双面性分析发现,投资者情绪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在新三板,高涨的投资者情绪可以促进企业创新投资,在创业板,投资者情绪越高涨,企业创新投资反而更低。进一步,从机构投资者监督视角探讨市场投资者情绪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治理机制,我们发现,创业板中具有监督功能的独立型机构投资者能缓解投资者情绪对创新投资的抑制,起到积极的治理效果;新三板中的非独立型机构投资者在投资者情绪促进创新投资过程中起到中介遮蔽效应。本文主要创新点体现在:（1）本文的研究为解开q-投资理论之谜提供了新证据。q-投资理论认为企业的成长机会是企业投资的完全解释变量,但大量实证研究发现q对投资的解释力度很局限。本文研究发现成长机会是决定企业创新投资的关键要素,支持了q-投资理论。（2）本文基于新三板和创业板的跨市场比较分析,开辟了从多层次资本市场研究企业创新投资的新视角。已有关于创新投资的文献主要聚焦单一资本市场（如创业板）或所有场内市场（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的上市公司进行研究,鲜有基于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结构,探讨不同发展程度的资本市场中差异迥然的投资者情绪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3）本文在Abel（1983）的q-投资理论和Baker等（2007）的非理性投资者框架的基础上,首次将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内在驱动因素（成长机会）与外部市场投资者情绪纳入同一研究框架,拓展了已有关于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研究范式。（4）本文丰富了投资者情绪通过股权融资渠道影响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无论通过选取极具代表性的国家级创新型企业的“市场内”研究、还是选取服务中小创新型企业的新三板和创业板进行“跨市场”比较,本研究都发现投资者情绪通过股权融资渠道而非管理者迎合渠道影响企业创新投资。本文从探究企业创新投资的内在驱动要素出发,通过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分析和论证,探讨了在同一市场内和不同市场间成长机会、投资者情绪和企业创新投资的关系。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为政府采取更有效的激励方式促进企业创新投资提供决策依据,也能为市场监管层在资本市场服务企业创新改革中提供可靠的证据支持和可行的政策建议,还能为市场投资者更全面判断和评估多层次资本市场中的企业创新活动和投资价值提供参考。
卞钰祥[5]（2020）在《基于模型不确定性的投资基金估值及资产配置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全球经济市场近两年呈现低利率低增长的背景下,整个投资市场首先面临着优质投资资产不足的问题。另外在面对比如美国金融市场连续振荡,新冠疫情等类似重大事件冲击的情况下,对于投资者来说,进行怎样的投资可以做到更好资产保值是极其重要的问题。在投资基金行业尤其是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等由于其独特的投资特点以及相对的高收益受到了广泛的关注,相关投资基金规模每年都在增大,已经逐渐成为我国以及全球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投资基金的估值以及资产配置的相关研究也在学术界受到了广泛关注。另一方面,由于信息缺乏等外部原因,前期所指定的每一个策略模型都会存在模型不确定性的问题。本文在已有关于投资基金的理论估值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引入模型不确定性,主要研究关注模型不确定性对于私募以及公募相关投资基金估值、投资资产配置等问题的影响。主要研究内容如下:首先,考察模型不确定性对于对冲基金的投资估值以及投资资产配置中杠杆选择的影响。假设对冲基金的管理者会对基金的投资策略存在模型错误设定的担忧,从而产生模型不确定性。使用相对熵来衡量不同测度下的模型差异,并利用最大化最小值的方法来获得模型不确定性下的最优对冲基金投资估值以及资产配置杠杆选择。研究发现,模型不确定性会对对冲基金的管理者费用以及投资者投资估值会有负面的影响,并且会使对冲基金管理者风险厌恶的程度提高,进而选择更加保守的投资策略。随后,考虑到对冲基金的投资主要关注的是二级证券市场,主要是股票,债券以及一部分无风险资产。由于二级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对于投资者来说,通过私募股权投资于一级市场未上市公司的股权,然后寻求合理的退出机制,以此来获得高额的收益是一种很好的规避风险以及获得更高收益的方法。因此考察模型不确定性对于一级市场私募股权基金投资的估值以及资产配置问题,由于私募股权投资时有限合伙人（LP）与共同合伙人（GP）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LP会对GP已有的投资策略产生怀疑,从而导致模型不确定性的产生。与对冲基金情况的研究类似,同样利用使用相对熵来衡量不同测度下的模型差异,研究发现模型不确定性会显着降低LP的确定性等价估值,也就是说模型不确定性会影响PE资产的投资估值。并且另一方面模型不确定性也会使LP变得更加风险厌恶并且在流动性资产配置中选择相对更加保守的投资策略,从而会在流动性资产中降低公共股权的持有,选择无风险资产。最后,由于理论研究证明模型不确定性会影响私募基金投资者持有流动性资产的资产配置,那么实际情况中模型不确定性是否会在流动性较强的公募投资基金市场中有所体现?考虑到共同基金市场数据的公开性以及可获取性,以及共同基金市场交易流动性较强的特点。本文选择通过实证方法研究中国共同基金中模型不确定性的存在问题。将模型不确定性的程度通过投资者模糊厌恶程度刻画出来,并与共同基金的市场表现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在投资者面对模型不确定性以及投资环境整体不确定的情况下,其投资信念会产生模糊厌恶,并且会更加关注共同基金的最差基金表现。研究证明了模型不确定性在中国共同基金市场是存在的,并且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信念,进而影响关于整体投资资产配置选择,并为将来进一步实证研究模型不确定性对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的影响打下基础。本文的研究主要具有如下贡献:1)利用理论模型来刻画私募投资基金的投资估值以及资产配置问题,并首次考虑不同私募投资基金之间的估值的问题,在当今金融市场的不断深入发展和变革的背景下,研究不同基金的估值问题可以为金融市场投资行为提供解释和指导。2)将模型不确定性引入投资估值的连续时间模型中。并考虑了模型不确定性对于不同基金的投资估值、资产配置、管理者以及投资者收益估值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模型不确定性相关研究的不足。3)通过研究理论模型分析模型不确定性问题的同时,选取中国共同基金市场进行实证研究,以此对照研究在公募投资基金市场共同基金中的模型不确定性问题。从理论和实证研究的角度证明了模型不确定性在金融市场的存在性。
陈洋[6]（2020）在《煤矿员工不安全羊群行为驱动机理及管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安全生产是煤矿安全管理中不变的主题,然而各类事故却严重威胁了煤矿企业的安全生产。一系列的统计数据和研究表明,煤矿企业的安全生产与员工的不安全行为息息相关,因此若能对煤矿员工的不安全行为加以干预与控制,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煤矿企业安全生产事故率。然而,在煤矿企业中却普遍存在着矿工对不安全行为的效仿和跟随现象,作为矿工习得不安全行为的主要途径,其会导致不安全行为在群体中的传播和蔓延,使得初始的个体不安全行为最终发展成群体性的不安全行为,引起群体安全意识的下降,严重威胁着企业的安全生产。鉴于一线矿工对不安全行为的效仿和跟随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其驱动机理、演化规律以及相应的干预策略的制定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这对提升组织安全,保障组织的安全生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立足于矿工对不安全行为的效仿和跟随现象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安全羊群行为的概念,并以此为研究对象,依据“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合理地运用和借鉴安全科学、社会心理学、行为经济学以及管理科学等学科的理论和观点对不安全羊群行为的驱动机理、演化规律以及不同因素影响下的选择偏好进行了深入探索与分析。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如下的研究内容与结论:（1）通过文献查阅和研读,结合安全管理领域的不安全行为概念、行为金融领域的羊群行为概念以及社会心理学领域的从众行为概念对矿工不安全羊群行为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此外,从行为发生动机的视角,在深度访谈资料的基础上运用扎根理论构建并验证了不安全羊群行为的二维结构,即规范顺从和信息认同。（2）在基于深度访谈资料的基础上运用扎根理论挖掘不安全羊群行为的驱动因素,构建不安全羊群行为驱动模型并提出相应假设,进而依据开发的量表收集研究数据,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以及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得出,不安全羊群行为在工作年限、收入、年龄以及学历等人口学变量上呈现出显着的差异性,而在职位层级上并没有表现出差异;恢复水平和工作素养会通过感知收益的中介作用而负向影响不安全羊群行为,而任务与人际关系、群体不安全氛围以及工作要求会通过感知收益的中介作用而显着正向影响不安全羊群行为;个人特质、任务与人际关系和群体不安全氛围通过感知损失显着负向作用于不安全羊群行为,而恢复水平和组织监管通过感知损失显着正向影响不安全羊群行为。（3）基于行为效用感知的不安全羊群行为演化博弈分析。由于行为效用感知（感知收益、感知损失）在内、外部因素与不安全羊群行为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是影响不安全羊群行为的关键且直接因素,因此,借助演化博弈理论,进一步分析行为效用感知对不安全羊群行为的影响,有利于把握不安全羊群行为的演化规律。通过建立员工与员工之间的对称博弈,从员工群体内部视角分析不安全羊群行为的演化路径及演化稳定策略,得出在不同行为效用感知（感知收益和感知损失）水平的作用下,煤矿一线员工的演化均衡策略,并利用Matlab软件对其进行了数值仿真模拟。进一步,通过构建管理者与员工间的非对称博弈,从员工群体外部视角分析不安全羊群行为的演化路径及演化稳定策略,以及相应的管理者的策略选择,并利用Matlab软件对每种演化稳定策略进行数值仿真模拟。（4）考虑到行为效用感知受到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因此将内、外部因素嵌入到行为效用感知中,通过建立煤矿员工不安全羊群行为选择仿真系统,分别对比了各个因素取最优和最劣值时,不安全羊群行为的演化趋势,并通过比较得出:在单因素中,对个人特质的干预所取得的效果最好;在内部因素（个人特质、恢复水平和工作素养）和外部因素（任务与人际关系、群体不安全氛围、工作要求和组织监管）分别取最优和最劣值时的对比中得出,对外部因素的干预所取得的效果更佳;最后,当个人特质、任务与人际关系、群体不安全氛围、工作要求处于低水平,且恢复水平、工作素养和组织监管处于高水平的情况下,整个系统中不安全羊群行为的水平最低,所取得的干预效果最好。（5）基于实证研究、演化博弈研究以及仿真研究所得结论,分别从行为驱动、演化规律以及干预效果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管理建议和对策,为遏制煤矿企业中的不安全羊群行为和保障企业的安全生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本文中,图共计68幅,表共计103张,参考文献共计326篇。
任毅[7]（2020）在《投资者情绪对我国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古典经济学时期就提出了“情绪”是影响经济分析的重要参考因素之一。该观点又被凯恩斯时期的学者继续深入研究,并且不断继承和发展。但是继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之后的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诸多学者们,则渐渐地将目光放到了理性选择模型上,逐渐地将情绪抛出了经济分析的范畴。随着行为经济学的迅猛发展,以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等为代表的行为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逐渐得到广泛认可,人们逐渐看到“完全理性人”假设的不足之处,认识到情绪等非理性因素在经济决策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据此推出有限理性的研究观点,情绪因素的影响又渐渐地被重新重视了起来。近年来,投资者情绪作为引起市场错误估价因素的观点逐渐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在此基础上,“投资者情绪可能会影响到实体经济中企业行为”的观点逐渐成为学者们研究的方向。目前,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主要选取国外发展成熟、体系完善的金融市场作为研究样本,而对于尚未成熟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的研究相对较少。我国经过了 4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佼佼者,国内的金融市场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同时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以及重要性都在显着提升。通过对比我国金融市场与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特点后发现,我国金融市场中的投资者非理性行为更加普遍,同时投资者情绪带来的影响也更为明显。因此,研究我国的投资者情绪就显得更加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既为我国的企业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参考,也为规范我国投资者投资行为提供了一个新的启示,更为我国相关市场监管设计提供了一个新的借鉴。本文基于中国特色的金融市场,试图放松传统经济学中关于“完全理性人”的假设,对学术界有关企业投资决策和投资者情绪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整理,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并引入Polk and Sapienza（2009）以及Baker et al.（2003）等学者的研究方法,从企业投资水平、企业投资结构、企业投资效率这三个维度对我国企业投资决策受投资者情绪的影响方式、作用路径以及经济后果等展开深入分析,进一步地对投资者情绪的最终影响效果在企业价值层面进行了判断。首先,在投资者情绪影响企业投资水平的过程中,分别检验了迎合渠道和股权融资渠道这两个渠道在我国的适用性,并对比了二者的作用大小。结果显示:（1）投资者情绪与我国企业投资水平呈显着正相关,且迎合渠道发挥的作用比股权融资渠道更明显。（2）投资者情绪对股权依赖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比非股权依赖企业更明显。（3）股票换手率越高的企业,其投资水平对投资者情绪的敏感性越高。其次,从企业投资结构的角度出发,考察了投资者情绪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投资的影响差异。结果显示:（1）投资者情绪对我国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并不比固定资产投资更明显。（2）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研发投资受投资者情绪的影响程度要明显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3）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投资受投资者情绪的影响要比国有企业更强烈。再次,立足于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视角,分析了投资者情绪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通过放松“企业最优投资水平不变”的假设,验证投资者情绪是否一定会导致企业资本配置的失效。结果显示:（1）高涨的投资者情绪会恶化企业的过度投资,低迷的投资者情绪会恶化企业的投资不足。（2）在不同的市场周期中,投资者情绪对我国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在市场上行周期,企业投资效率受投资者情绪的影响程度更大;而在市场下行周期,则相反。最后,进一步地对投资者情绪作用于企业投资决策的最终影响效果在微观层面进行评价,考察了企业价值所受的影响。结果显示:（1）投资者情绪对企业价值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高涨的投资者情绪有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低迷的投资者情绪会导致企业价值的降低。（2）在资本结构的作用下,投资者情绪与企业价值呈非线性关系。当企业的资本结构较低时,投资者情绪对企业价值具有较强的正向影响;而当企业的资本结构较高时,投资者情绪对企业价值具有较弱的正向影响。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第一,本文基于中国金融市场的特点,搭建多个面板数据模型全方位立体化地对企业投资决策受投资者情绪的影响在企业投资水平、结构、效率等多个维度进行了综合实证检验,并进一步地对这种影响的最终效果在企业价值层面进行了判断,进一步增强了该领域研究结论的关联性、可靠性和科学性,体现了本文在研究思路和研究框架上的创新。第二,在探讨投资者情绪对于我国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过程中,加入了投资结构的视角,考察了我国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投资受投资者情绪的影响差异,并比较了我国不同区域企业的不同投资类型受投资者情绪的影响程度,为我国企业结合自身具体情况、选择适配的投资类型、搭建合理的投资结构、进行科学的内部治理提供了新的借鉴思路。第三,深入探究了投资者情绪对我国企业价值的非线性影响机制,特别是将资本结构纳入到二者的分析框架中来。从实证的角度证明了投资者情绪对我国企业价值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且在资本结构的作用下这种影响是非线性的。这表明,投资者情绪不一定会阻碍企业未来的发展,也有可能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这一结论的产生为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关系的研究起到了极大的丰富和促进作用。
彭海斌[8]（2020）在《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模式研究 ——基于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是第一次站在国家治理的高度来明确财政的地位和作用,将其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即贯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所有领域的基础,又作为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支柱,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围绕财政是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我国财政职能及其监督职能研究进入了新时代,不再局限于经济范畴,而开始走向国家治理。同时,监督实践也有了一些新举措,如把预算监督作为财政业务流程,进一步明确财政监督融入并服务于财政管理的顶层设计思路;探索研究财政监督嵌入预算管理流程、实施预算评审等方面的工作机制建设、业务方法等。然而,从监督职能范畴角度考察,财政对商业银行的监督作为其关键构成部分,监督的具体目标、内容、依据、手段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尚处于停滞状态,监督实践也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和要求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制约了新时代下财政监督职能整体有效性发挥,也不利于财政发挥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问题还在于,不论是资产规模还是盈利水平,或是对系统稳定性的影响,我国商业银行在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业都占据了重要地位,而现有财政对商业银行的监督理论和实践的局限性,决定了探讨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并基于这一视角研究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一系列问题,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还有现实意义。那么,这一论题要回答的是:财政监督是财政的手段还是具体的职能呢?新时代下财政监督职能的外延和内涵,尤其是内涵所涉及的职能目标、职能依据、职能范围和职能手段等要素结构又有哪些新变化?财政对商业银行的监督仅仅是履行出资人职责吗?如何看待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依据的身份及其政治权力、财产权力、行政管理权力和信用权力?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有效性如何?又应怎样构建监督框架呢?基于此,从财政及其监督职能的外部结构即种类结构以及内在结构即要素结构,来梳理和明确财政监督不仅是财政的一种手段,而且是一项基本职能。探析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的要素结构,并以此为理论框架基础,研究财政以公共出资者和公共管理者的身份,凭借“政治权力、财产权力、行政管理权力和信用权力”的职能依据等,构建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框架和模式,是本论文的研究所在。为此,本文依据国家治理和国家权力理论展开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模式的研究,共分为7章,大体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按照国家治理理论,对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定义、目标、范围、依据和手段等基本要素进行阐述,以此作为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出发点;其次,立足财政的公共出资者和公共管理者双重身份,基于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要素内涵,尤其突出“国家四元权力”的职能依据,构建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框架和模式。第三,结合详实的数据和鲜活的案例,分析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现状和财政对商业银行的监督现状,得出新时代强化财政对商业银行的监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第四,探寻衡量财政监督力度的指标,开展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有效性的实证研究,为新时代加强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提供重要的实证基础;并结合现行监督模式中存在的问题,探讨新时代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路径选择。关于本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研究方法和思路、论文的结构和内容安排、创新与不足等,论文第1章绪论部分对此作了说明。第2章是财政职能种类结构及其监督职能研究述评。本章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梳理总结财政及财政职能种类结构的不同观点,分析财政监督是否属于财政固有的职能;二是梳理总结有关财政监督职能定义、职能目标、职能内容、职能依据和手段等要素结构的不同观点。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本文认为,现有研究偏重于从纯经济和职能种类结构来概括财政职能及财政监督,缺乏对财政监督属性的明确认识;对财政监督职能的内在要素研究不齐全不清晰,与财政是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的要求不相适应;财政监督职能依据没有系统的阐述;财政监督职能范围不全面,缺乏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理论研究等等。最后,本章明确提出财政监督不仅是财政的一种手段,其本质更是财政的一项重要职能;同时指出基于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的视角探索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新模式是本文研究所在。第3章是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的要素结构探析。本章以国家治理理论为基础,针对现有文献对财政监督职能要素研究不齐全不清晰的问题,重点对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定义、职能目标、职能范围、职能依据和职能手段等要素进行了系统的拓展性研究,将财政监督职能的外延和内涵从经济领域扩展到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在内的“多中心”、“多维度”的全域视野,并以此形成研究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理论基础。第4章是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理论分析。本章基于对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要素的拓展性研究,构建财政对商业银行的监督的理论框架和模式。鉴于职能依据是职能要素的核心,职能目标、范围、手段都是职能依据的规范和表现,本章重点对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依据的“国家四元权力”进行具体阐述,即政治权力与财产权力是财政监督依据的一般权力,行政管理权力与信用权力是财政监督依据的特殊权力。其次,创新提出财政是以公共出资者和公共管理者双重身份对商业银行进行监督,并对公共出资者和公共管理者身份下的财政与商业银行的关系作了详细论述,使之与“国家四元权力”依据有机结合。最后,探析财政对商业银行的监督主体、监督对象、监督目标、监督范围、监督手段等要素内涵,由此构建了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理论框架和模式。第5章是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现状与问题。本章首先使用详实的数据和案例,分析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现状和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现状,一方面指出商业银行在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业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总结现行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包括监督身份不完整、监督依据不充分、监督边界不清晰、监督范围不全面、监督手段不高效等,得出新时代强化财政对商业银行的监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第6章是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有效性的实证分析。本章基于财政作为公共出资人对商业银行监督的视角,利用14家上市银行的平衡面板数据,选取商业银行经营绩效（ROA）作为被解释变量,政府持股比例作为衡量财政监督力度的关键解释变量,并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同时选择是否国有绝对控股、第一大股东是否国有属性两个虚拟变量来替代关键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验证。回归结果显示,政府持股比例越多,财政的监督力度越大,从而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越好。这为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有效性提供了证据,也对新时代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证基础。第7章是新时代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模式的具体内容。本章以构建的财政对商业银行框架为理论基础,结合我国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对新时代财政对商业银行的监督模式提出具体内容。一是财政作为公共管理者,凭借国家的政治权力对商业银行缴纳税收收入和使用相关财政专项资金进行监督的具体内容。二是财政作为公共出资者,凭借国家的财产权力监督商业银行国有金融资本的具体内容,主要围绕分配、监督、管理等三个环节,重点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阐述。三是财政作为公共管理者,凭借特殊的政治权力即国家的行政管理权力对商业银行缴纳的政府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收入进行监督的具体内容。四是财政作为公共出资者,凭借特殊的财产权力即国家的信用权力对商业银行参与地方政府投融资行为监督的具体内容。本文的创新之处有:1.立足于从财政及其监督职能的外部结构即种类结构,以及内在结构即要素结构的新视角,来梳理和明确财政监督的职能理论,论定财政监督不仅是财政的一种手段,而且是财政的一项基本职能。基于现有文献关于财政、财政职能等理论的相关阐述,偏重从纯经济和职能种类结构,即职能外部结构来概括,而从国家治理角度出发,认可财政不仅具有经济属性,而且还具有政治属性和社会属性,进而赞同新时代下财政的“五职能论”,明确了对财政监督属性的理解:即财政监督不仅仅是财政的手段,其本质更是财政的一项重要职能。监督职能和财政的配置资源、分配收入、稳定经济、维护国家的职能同属财政职能,他们彼此相互关联、相辅相成,促进财政其他职能目标的实现。正因为财政监督作为重要的职能,在财政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协调发展提供支撑时,相应地,财政监督职能需要从经济领域进入国家治理层面。2.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对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的内在结构,即职能的要素结构:职能定义、职能依据、职能目标、职能范围、职能手段等作了新的探索。现有的研究文献阐述中,财政监督职能的内在要素要么不明确清晰,要么只有职能定义、职能目标和职能手段,且囿于经济视角。本文以国家治理理论为基础,首次对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定义、职能目标、职能范围、职能依据和职能手段等要素进行了系统的拓展性研究。首次提出财政监督职能是指在对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的分配、再分配中,财政具备的对财政分配活动和其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领域的活动进行真实反映、规范约束、提升绩效的监督管理功能。财政监督职能主要目标是根据我国制定的法律法规、财政经济杠杆来规范分配秩序,全面加强财政预算管理,防范财政金融风险,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确保经济快速、稳定、持续发展,以及促进政治文明、社会稳定、文化繁荣、生态环保等。财政监督职能范畴持续扩展,最终延伸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国家治理领域,并且通过对全口径政府预算监督、财政收支监督、国有资本监督、金融监督等职能手段实现。3.立足于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的要素结构,以职能依据为核心,以职能目标、范围、手段等为规范和表现,探索性地提出财政以公共管理者和公共出资者的身份,凭借政治权力、财产权力、行政管理权力和信用权力等“国家四元权力”,构建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框架和模式。本文认为,监督职能要素中,职能依据是核心,职能目标、范围和手段都是职能依据的规范和表现,然而现有文献对财政监督职能依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委托代理理论、宪政经济学理论等,未与财政、财政职能等基础理论联系在一起来考察,使得对财政监督职能依据的归纳显得零散和片面。本文基于财政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提出财政监督职能及其对商业银行的监督依据的是“国家四元权力”:即政治权力与财产权力等一般权力、行政管理权力与信用权力等特殊权力。同时提出财政不仅是以出资者的身份,而且是以公共出资者和公共管理者双重身份对商业银行实施监督,并对此作了详细阐述,使之与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国家四元权力”依据有机结合。在此基础上,按照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要素结构,创新构建了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模式,并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选取时间跨度较长的上市银行数据进一步验证新时代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有效性,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实证基础。尽管本文的研究有一些创新之处,但由于研究手段、研究时间和笔者能力限制,还存在一些不足和缺憾。比如,本文探讨财政监督职能等基础性问题,理论性分析相对较强,实证研究还有所欠缺;本文基于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的视角研究财政对商业银行的监督,涉及到国家治理、国家权力等政治学、行政学、社会学理论,同时由于我国商业银行规模庞大、业务品种繁多且专业性较强,因此,本研究虽初步形成了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框架和模式,但是研究深度和广度有待今后研究中进一步加强。
朱春辉[9]（2020）在《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研究 ——“分类”和“混改”条件下的理论与实证》文中提出我国国有企业的激励约束机制不完善,导致出现严重的治理问题,如国有资产流失、变相福利、企业生产率低下、产能过剩、过度负债等。究其根源在于未建立有效的管理层激励约束机制,管理层的人力资本价值及企业家才能在薪酬中未能得到充分体现,即管理层的薪酬激励存在扭曲的结构。事实上,国有企业内部存在的委托代理问题比其他企业更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而传统的西方现代企业理论因为本身过度强调资本要素的分配地位,存在较大缺陷,不能照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改革中,从而不能提供有效的理论和实践指导。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提出分类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国有企业改革方针,目标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提升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近来发生的华为事件业已证明,充分尊重劳动力价值的作用,以按劳分配为主结合要素贡献的企业收入分配机制是提升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突破口。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收入分配理论应当成为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理论基础。本文尝试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构建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及实践指导方针。本文研究主要包括以下部分:一是理论研究。首先,基于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不完全合约理论、企业家理论和市场竞争结构理论的多学科视角,对以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理论进行论述,阐明了国企管理层薪酬激励的理论前提。继而,本文由宏观增长理论切入,探讨国企依据管理层的异质性劳动和人力资本进行多元化的管理层薪酬激励,并说明了激励方式与结构对消费和企业产出的影响效应。紧接着从微观理论角度,把市场主体分为政府、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并按市场竞争结构分为共同竞争、国有企业领导和国有企业跟随等不同模式,借助多阶段博弈均衡分析方法,分别研究了国有企业管理层的不同薪酬激励方式及结构对企业产出及社会福利的影响效应。最后,通过宏微观互补的理论分析结果及寓义,设计了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改革实践的实证检验和分析思路。二是实证和案例分析。首先,本文利用我国上市企业的数据,使用倾向匹配倍差法和倍差法研究了不同属性、竞争模式和混合所有制试点条件下,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方式及结构对企业投融资、生产规模和绩效的影响效应及背后的经济逻辑;其次,为了考察薪酬激励对非上市混改试点企业的影响效应,引入我国中央和地方非上市国有企业的数据,分析了混改前后的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变化对地区国有企业的生产规模和绩效的影响效应;再次,本文以分类和混改条件下国有企业改革的典型试点企业为依据,分别考察了几家中央国有企业子公司以及万华化工、云南白药的管理层薪酬激励机制的变化及其对企业的生产规模、投融资和绩效的影响效应,在与昆明制药进行比较后,讨论了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机制改革的经验和不足。三是在总结前述理论研究、实证检验和案例分析结果的基础上,得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并提出新时期深化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机制改革的若干政策建议。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和研究结论:在理论上,本文尝试联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收入分配理论与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改革理论,阐明国有企业管理层收入分配改革的理论逻辑,揭示管理层薪酬激励方式与激励效应之间的内在逻辑。本文尝试把异质性劳动的理念引入到我国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机制中,基于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理论基础,结合现代企业理论,探索和总结国有企业管理层的收入分配理论。本文尝试构建了宏微观理论模型将国有企业分配机制及效应研究拓展到规范的理论分析中来。其中,宏观理论模型尝试把异质性劳动引入到宏观经济增长模型,并讨论异质性劳动对国有企业分配机制的影响效应;微观双寡头竞争条件下的国有企业薪酬激励效应模型中,尝试把委托代理关系和管理层薪酬激励引入到产业竞争模型中。同时,本文尝试从不同的维度探讨管理层薪酬激励的影响效应。本文提出以下理论分析观点:一是国有企业管理层为企业的发展贡献了管理劳动,这类劳动既包括高密集的劳动时间,也包括挑战性和前瞻性的劳动内容,表明国有企业管理层具有独特的人力资本,他们既是劳动者参与按劳分配,又是管理要素的提供者,获得部分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并在承担风险的基础上参与企业当前和未来利润的分配。二是根据以上的分配机制,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薪酬支付应当是包括普通的工资、奖金和股权的结构形式。国有企业依据管理人员自身的禀赋水平确定固定工资等级。国企管理人员的奖金激励与企业的绩效及经营指标联系,有助于提升企业的产出和利润。同时,以上两个部分的管理人员薪酬应当随企业的盈亏进行联动。三是企业管理层可获得股权激励分享企业的利润,管理层获得股权激励比重应与其付出的劳动时间及面对的风险进行匹配,建立合理的进入和退出机制,而股权激励的定价应当在多元化股权环境下完成。另外,企业应当设计管理层与普通员工的合理薪酬差距及管理层之间的合理薪酬差距,差距的合理性体现在给予股权合理的资本回报率,不然激励过度和激励不足都会对企业的产出和绩效产生不良影响。四是在国企与民企竞争的微观环境下,少量的产量奖金激励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较小,但较大比重的产量奖金会激励国有企业管理层做出过度投资决策,导致产能过剩,从而挤出民营企业的利润,减少社会福利水平。在竞争较为充分的行业或者业务领域,允许国有企业进行股权激励,针对总股本10%股份进行激励通常能取得最优效果,管理层股权激励的比重不宜超过20%。五是股权激励权重太高或者某些高级管理层的权重过高,会导致过度重视企业的未来利润,引起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损害社会福利。薪酬激励应当在竞争较为充分的行业占比较多,而其他激励模式（如晋升）则应当在垄断性较强的行业的国有企业实施,或者薪酬激励在国有企业中市场化较明显的管理岗位上比重较大,而在市场化较小和负有国有资本监督人或代理人的角色中则可突显其它激励模式（如晋升或公务员待遇）。在实践方面,本文首次尝试分析和检验不同竞争类型和股权结构的国有企业管理层的激励机制与激励效应,并提出分类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改进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形式和结构的政策指导意见。本文从数据分析中发现,在薪酬压抑下,国有企业实施高奖金激励更有助于降低融资约束,提升企业业绩和社会福利,尤其是中央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较强的行业及国有企业的混改进程中,扩大奖金占薪酬比重更有利于改善国有企业的经营业绩;国有企业实行股权激励在缓解融资约束、扩大企业规模及绩效层面上存在一定的正向作用。国企管理层的薪酬结构中,股权比重较高有助于避免过度奖金的负面作用。在股权激励计划的设计中,一定要避免以股权激励计划变相的充当延迟发放奖金的工具,增强激励计划设计的灵活性和合理性,以进一步突显出股权激励的正向效应;国有企业管理层与普通员工的股权激励差距过大,会导致产能过剩和过度投资问题,促进营收增长,却减少了社会福利。地方国有企业管理层间股权激励差距较大有利于改进企业的绩效、促进企业利润的增长;国有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后,限薪政策减弱,改善了国有企业管理层的薪酬激励水平,同时拉开了企业内管理层薪酬的差距,改进了地区企业的产出和社会福利。本文从经典案例分析中发现:非上市国企子公司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促进了企业股权多元化及治理结构完善,破除了限薪机制,激活了国有企业管理层的薪酬机制,中短期的奖金和长期的股权激励占比增加。但是,奖金机制不确定性较大,更具有激励合理性的股票期权计划也未引起重视;混合所有制改革后的上市国有企业管理层获得固定薪酬、绩效奖金薪酬和员工持股及分红,显着提升了企业的持续竞争力,并促进在行业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然而,股权激励机制无法灵活调整,管理层间及管理层与员工间的激励差距过大;混合所有制改革后上市非国企管理层的薪酬激励计划过度重视企业利润考核,而忽视更全面的绩效指标考核,会影响企业的长远发展。以上研究结论对当前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机制的改革具有丰富的实践指导意义,本文据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在分类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进程中,政府和企业的边界需要进一步明确,以利于明确国有企业管理层的身份。依据分类改革设计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制度是当前国有企业分类改革背景下的应有思路。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后,股权变得更加多元化,应当引入管理层的市场化薪酬激励考核机制。国有企业应当通过市场化机制确定管理层的薪酬激励水平,合理化企业内管理层间及管理层与员工的薪酬差距。在分类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的进程中,国有企业要实现管理层的激励机制与考核约束机制的匹配。通过税收、机制调整和增强国资力量的办法来处理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机制转换过程中出现的分配不均问题。应当实现国有企业管理层的薪酬激励机制与建立国有企业“企业家”队伍的有机结合。
黄氏水（Hoang Thi Thuy）[10]（2019）在《高管特征、投资者情绪与公司投资及绩效 ——基于越南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文中认为越南是一个新兴的和发展中的经济体,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其证券市场也发展迅速。但由于越南证券市场起步较晚,与发达经济体的证券市场相比,投资者呈现出不够成熟、不够理性的显着特点,投资者情绪对越南上市公司的投资决策具有更为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越南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因自身认知方式、价值观念等的差别,也会做出不同的决策,进而影响公司的投资行为和绩效。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在越南,虽然已有不少文献研究了投资者情绪和公司投资之间的关系,但将高管特征、投资者情绪和公司投资及绩效纳入一个分析框架的研究文献却比较鲜见,实证研究尤其缺乏。而且,现有的研究仅从年龄、性别和学历等人口背景特征的角度进行探讨,忽略了高管权力特征对投资者情绪与公司投资之间关系的影响。本文基于迎合理论和高层梯队理论,选择越南胡志明证券交易所和河内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分析了投资者情绪与公司投资及公司绩效的关系,并从高管背景特征和高管权力特征两个维度进一步探讨了高管特征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为此,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1）在越南证劵市场,投资者情绪与公司投资水平是否相关?高管特征对投资者情绪与公司投资水平的关系是否存在调节效应?（2）越南上市公司是否存在非效率投资行为（包括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投资者情绪与公司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存在怎样的关系?高管特征对投资者情绪与公司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的关系是否存在调节效应?（3）投资者情绪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又如何?高管特征是否以及如何影响投资者情绪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第一,越南上市公司高管对投资者情绪具有迎合倾向或效应,即投资者情绪与公司投资水平显着正相关,但这种迎合倾向或效应受到高管的背景特征（如性别、年龄和学历）及权力特征（如持股、任期和高管兼任董事比例）的影响,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都能够弱化这种迎合倾向或效应。第二,通过对投资者情绪与越南上市公司投资效率（或非效率投资）关系的考察发现,投资者情绪加剧了公司的过度投资,但缓解了公司的投资不足。进一步的分析表明,高管团队中男性比例和兼任董事比例越高、高管年龄越大、学历越高以及持股比例越高,投资者情绪与过度投资的正相关关系就越弱。而高管任期越长,投资者情绪对公司过度投资的正向影响越小,但对公司投资不足却没有显着影响。第三,高管因为迎合投资者情绪导致了公司股票的错误定价,降低了公司投资效率,从而恶化了公司绩效。对高管特征调节作用的进一步考察发现,高管的男性比例越高、年龄越大、学历越高、持股比例越高、任期越长、兼任董事比例越高,高管的迎合效应就越小,投资者情绪与公司绩效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就越弱。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本文深入考察了高管特征、投资者情绪与公司投资或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不仅丰富了高管特征对公司投资迎合投资者情绪行为的调节效应方面的实证成果,而且揭示了高管特征对投资者情绪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机制,弥补了该学术领域的研究缺憾,同时扩展了高管特征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的认知。第二,已有相关文献主要讨论高管背景特征、投资者情绪与公司投资水平之间的关系,本文以“迎合理论”和“高层梯队理论”为理论基础,将高管权力特征和公司投资效率等研究议题纳入本文的研究范围,发现了高管的背景特征、权力特征对投资者情绪与公司投资效率或非效率投资（包括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之间关系的抑制作用,拓展了高管权力特征和公司投资效率方面的研究。第三,本文基于越南的制度背景,收集2011-2017年越南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越南上市公司的投资者情绪是否影响公司投资行为或公司绩效,高管特征对投资者情绪与公司投资或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调节作用,丰富了越南情境下“迎合理论”和“高层梯队理论”的实证研究。此外,本文还对越南的实证研究结果与其他代表性国家的实证研究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异同,为跨国比较研究提供了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文献资料。
二、基金管理者投资才能的实证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基金管理者投资才能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私募基金投资理念极化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 1.3 研究内容及研究思路 |
| 1.3.1 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规范分析 |
| 1.4.2 实证分析 |
| 1.5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私募基金投资理念极化的相关理论 |
| 2.1 投资理念与投资策略 |
| 2.1.1 投资理念内涵及其决定因素 |
| 2.1.2 投资理念与投资策略关系 |
| 2.1.3 投资理念分歧:有效市场假说与行为金融学 |
| 2.1.4 投资理念极化 |
| 2.2 私募基金特征与分类 |
| 2.2.1 私募基金的主要特征 |
| 2.2.2 私募基金分类与市场规模 |
| 2.3 信息披露与基金数据库 |
| 2.3.1 私募基金的信息披露方式 |
| 2.3.2 私募基金数据库 |
| 2.3.3 基金消亡的原因解释 |
| 2.4 私募基金投资策略及其分类 |
| 2.4.1 主动投资与被动投资 |
| 2.4.2 投资策略分类 |
| 第3章 投资理念极化测度方法 |
| 3.1 投资理念极化分析框架与受限的属性集 |
| 3.1.1 投资理念极化分析框架 |
| 3.1.2 投资理念受限的属性集 |
| 3.2 投资理念极化及其形成机制分解 |
| 3.2.1 极化的内涵及主要特征 |
| 3.2.2 极化形成机制要素与极化偏序 |
| 3.2.3 投资理念极化的形成机制分析方法 |
| 3.3 极化的测度方法 |
| 3.3.1 ER极化指数 |
| 3.3.2 DER极化指数 |
| 3.3.3 Wolfson极化指数 |
| 第4章 投资理念极化测度与极化形成机制分析 |
| 4.1 数据来源及样本选取 |
| 4.1.1 私募基金数据库概况 |
| 4.1.2 样本选取 |
| 4.1.3 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 投资理念极化测度及分析 |
| 4.2.1 收益波动率风险控制理念极化测度及分析 |
| 4.2.2 最大回撤风险控制理念极化测度及分析 |
| 4.2.3 投资期限理念极化测度与分析 |
| 4.3 DER 极化指数形成机制分析:认同性与疏离性 |
| 4.3.1 收益波动率风险控制理念极化形成机制 |
| 4.3.2 最大回撤风险控制理念极化形成机制 |
| 4.3.3 投资期限控制理念极化形成机制 |
| 4.4 小节 |
| 第5章 投资理念极化的动态演变及异质性分析 |
| 5.1 样本选取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1.1 样本选取 |
| 5.1.2 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 投资理念极化及其形成机制的动态演变 |
| 5.2.1 动态演变时期的划分 |
| 5.2.2 基于收益波动率风险控制理念视角 |
| 5.2.3 基于最大回撤风险控制理念视角 |
| 5.2.4 基于投资期限理念视角 |
| 5.3 基于投资理念的中、外资私募基金集聚特征的异质性 |
| 5.3.1 基于“收益波动率”风险控制理念视角 |
| 5.3.2 基于“最大回撤”风险控制理念视角 |
| 5.3.3 基于“投资期限”控制理念视角 |
| 5.4 中外私募基金投资理念的异质性分析 |
| 5.4.1 收益波动率风险控制视角 |
| 5.4.2 最大回撤风险控制视角 |
| 5.4.3 投资期限控制视角 |
| 5.5 小节 |
| 第6章 投资理念极化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6.1 模型设定及变量选择 |
| 6.2 数据来源及建模的可行性检验 |
| 6.2.1 数据来源 |
| 6.2.2 建模的可行性检验 |
| 6.3 投资理念极化程度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6.3.1 模型估计 |
| 6.3.2 模型估计结果的解释 |
| 6.4 投资理念极化形成机制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6.4.1 认同性模型估计 |
| 6.4.2 认同性模型估计结果解释 |
| 6.4.3 疏离性模型估计 |
| 6.4.4 疏离性模型估计结果解释 |
| 6.5 小节 |
| 第7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一种新的分析框架:投资理念极化分析框架 |
| 7.1.2 投资理念极化测度 |
| 7.1.3 投资理念极化形成机制 |
| 7.1.4 投资理念极化的动态演变 |
| 7.1.5 中外私募基金投资理念的异质性 |
| 7.1.6 投资理念极化的影响因素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提高投资理念的透明度、增强自律意识和监管力度 |
| 7.2.2 将投资理念纳入信用信义评估体系 |
| 7.2.3 提高市场的准入门槛,增强信用意识,扶优限劣 |
| 7.2.4 防范投资理念过度极化所导致的系统性市场风险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2）基金业绩与投资者行为对开放式基金赎回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框架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论文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赎回异象”是否存在于基金市场 |
| 2.1.1 国外文献综述 |
| 2.1.2 国内文献综述 |
| 2.2 非理性的投资者行为对基金赎回的影响 |
| 2.2.1 国外文献综述 |
| 2.2.2 国内文献综述 |
| 2.3 影响基金赎回的基金业绩因素 |
| 2.3.1 国外文献综述 |
| 2.3.2 国内文献综述 |
| 2.4 文献述评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影响我国开放式基金赎回因素的理论分析 |
| 3.1 我国开放式基金赎回的现状分析 |
| 3.2 基金赎回过程中的委托代理关系 |
| 3.2.1 基金市场中的委托代理关系 |
| 3.2.2 委托代理关系在基金赎回过程中的作用 |
| 3.3 基金市场投资者行为有限理性的探讨 |
| 3.3.1 处置效应以及羊群行为在基金市场的具体体现 |
| 3.3.2 反向选择以及噪音交易在基金市场的具体体现 |
| 3.3.3 投资者的心理因素分析 |
| 3.4 基金绩效对开放式基金赎回的理论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开放式基金赎回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4.1 研究假设 |
| 4.2 研究样本和方法说明 |
| 4.3 变量选择说明 |
| 4.3.1 解释变量 |
| 4.3.2 被解释变量 |
| 4.4 实证模型 |
| 4.5 实证结果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2 相关建议 |
| 5.2.1 从基金投资者的角度,需要合理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 |
| 5.2.2 从基金公司的角度出发,加强基金管理公司的投资能力,提升基金运营绩效 |
| 5.2.3 从基金监管部门的角度出发,需要完善相关信息披露制度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私募股权基金对中小企业成长性的影响研究 ——基于新三板市场的数据（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1.3 案例背景 |
| 1.2 研究问题 |
| 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对象和基本概念 |
| 1.5.1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
| 1.5.2 中小企业的范畴 |
| 1.5.3 本文研究重点 |
| 1.6 技术路线和章节安排 |
| 1.6.1 技术路线 |
| 1.6.2 章节安排 |
| 1.7 论文的创新点 |
| 2 理论基础 |
| 2.1 股权投资相关理论 |
| 2.2 公司治理理论 |
| 2.3 企业成长理论 |
| 2.4 企业管理理论 |
| 2.5 本章小结 |
| 3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
| 3.1 研究综述 |
| 3.1.1 股权投资相关研究 |
| 3.1.2 中小企业引入私募股权基金的必要性 |
| 3.1.3 私募股权基金与中小企业发展 |
| 3.1.4 研究评述 |
| 3.2 研究假设 |
| 3.2.1 私募股权基金与中小企业的规模增长 |
| 3.2.2 私募股权基金与中小企业的盈利能力 |
| 3.3 本章小结 |
| 4 私募股权基金影响中小企业发展的机理探讨 |
| 4.1 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溯源 |
| 4.1.1 私募股权基金的起源 |
| 4.1.2 私募股权基金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
| 4.2 我国中小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4.2.1 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
| 4.2.2 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
| 4.3 私募股权基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可行性探讨 |
| 4.4 私募股权基金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
| 4.4.1 公司治理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4.2 中小企业公司治理面临的问题 |
| 4.4.3 私募股权基金对公司治理的双向影响 |
| 4.5 私募股权基金对经营管理的影响 |
| 4.5.1 中小企业在经营管理中面临的问题 |
| 4.5.2 中小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因素 |
| 4.5.3 私募股权基金对经营管理的双向影响 |
| 4.6 本章小结 |
| 5 私募股权投资行为对中小企业成长性的影响 |
| 5.1 数据来源与样本筛选 |
| 5.2 变量设定与实证模型 |
| 5.3 实证过程与结果分析 |
| 5.3.1 基础回归结果 |
| 5.3.2 内生性处理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6 私募股权投资力度对中小企业成长性的影响 |
| 6.1 数据来源与样本筛选 |
| 6.2 变量选取及指标解释 |
| 6.2.1 被解释变量 |
| 6.2.2 核心解释变量 |
| 6.2.3 工具变量 |
| 6.2.4 控制变量 |
| 6.2.5 描述性统计结果 |
| 6.3 模型设计 |
| 6.4 检验过程与实证结果分析 |
| 6.4.1 基本回归结果分析 |
| 6.4.2 内生性处理 |
| 6.4.3 拓展实证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管理启示 |
| 7.3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 7.3.1 研究不足 |
| 7.3.2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4）成长机会、投资者情绪与企业创新投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3.1 投资者情绪 |
| 1.3.2 企业成长机会 |
| 1.3.3 企业创新投资 |
| 1.4 研究内容、框架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框架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q-投资理论 |
| 2.1.2 融资优序理论 |
| 2.1.3 金融发展理论 |
| 2.1.4 基于行为金融的企业投资理论 |
| 2.2 文献回顾 |
| 2.2.1 企业成长机会与创新投资 |
| 2.2.2 投资者情绪与创新投资 |
| 2.2.3 文献述评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成长机会驱动企业创新投资研究 |
| 3.1 理论模型分析 |
| 3.1.1 现金流-投资模型 |
| 3.1.2 q-投资模型 |
| 3.1.3 考虑创新的q-投资模型 |
| 3.2 成长机会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实证检验 |
| 3.2.1 研究假设 |
| 3.2.2 研究设计 |
| 3.2.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3.2.4 结果讨论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成长机会、投资者情绪与企业创新投资:市场内检验 |
| 4.1 投资者情绪对成长机会影响创新投资的边际作用分析 |
| 4.2 成长机会、投资者情绪与企业创新投资关系的实证检验 |
| 4.2.1 研究设计 |
| 4.2.2 实证检验 |
| 4.2.3 结果讨论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成长机会、投资者情绪与企业创新投资:跨市场比较 |
| 5.1 跨市场选择依据及关键特征变量分析 |
| 5.1.1 选择新三板和创业板市场的依据 |
| 5.1.2 企业成长机会与投资者情绪不协调分析 |
| 5.2 成长机会、投资者情绪与创新投资关系的跨市场检验 |
| 5.2.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5.2.2 模型设计与描述性统计 |
| 5.2.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3 进一步讨论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成长机会、投资者情绪与企业创新投资:机构投资者监督视角 |
| 6.1 投资者情绪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利弊分析与实证检验 |
| 6.1.1 投资者情绪影响创新投资的利弊分析 |
| 6.1.2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
| 6.1.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1.4 进一步讨论 |
| 6.2 基于异质性机构投资者监督作用的机制检验 |
| 6.2.1 研究假设 |
| 6.2.2 研究设计 |
| 6.2.3 实证检验 |
| 6.2.4 结果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基于模型不确定性的投资基金估值及资产配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和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 研究思路及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本文创新之处 |
| 第2章 研究综述 |
| 2.1 投资基金与理论研究 |
| 2.2 对冲基金问题研究 |
| 2.2.1 对冲基金估值与模型不确定性问题研究 |
| 2.3 私募股权估值问题研究 |
| 2.3.1 私募股权与模型不确定性相关研究 |
| 2.4 模型不确定性相关问题研究 |
| 第3章 模型不确定性下对冲基金的杠杆率与估值 |
| 3.1 研究动机 |
| 3.2 模型构建 |
| 3.2.1 最优杠杆选择以及基金估值 |
| 3.2.2 信念扭曲以及模型不确定性 |
| 3.3 模型求解 |
| 3.3.1 基金估值求解 |
| 3.4 定量分析以及结果讨论 |
| 3.4.1 参数选取 |
| 3.4.2 杠杆选择以及管理者内在风险态度 |
| 3.4.3 管理者的价值估值 |
| 3.4.4 投资者估值以及基金总价值 |
| 3.4.5 策略中alpha值的重要性 |
| 3.5 稳健性检验:θ值的影响 |
| 3.6 总结 |
| 第4章 模型不确定性下私募股权基金的杠杆率与估值 |
| 4.1 研究动机 |
| 4.2 模型构建 |
| 4.2.1 公共股权 |
| 4.2.2 私募股权 |
| 4.2.3 资本结构 |
| 4.2.4 LP的估值问题 |
| 4.2.5 信念扭曲和模型不确定性 |
| 4.3 模型求解 |
| 4.3.1 最佳消费和投资组合选择 |
| 4.4 定量分析以及结果讨论 |
| 4.4.1 参数选取 |
| 4.4.2 估值以及分析 |
| 4.4.3 投资杠杆的影响 |
| 4.5 结论 |
| 第5章 模型不确定性对共同基金市场的影响:来自中国市场的实证数据 |
| 5.1 研究动机 |
| 5.2 数据和方法 |
| 5.2.1 数据 |
| 5.2.2 实证研究方法 |
| 5.3 实证结果 |
| 5.4 基金投资策略的变化 |
| 5.5 基金流动性波动的影响 |
| 5.6 研究结论 |
| 第6章 结论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实践建议 |
|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附录A 对冲基金模型推导 |
| A.1 价值函数F(W, H)单调性证明 |
| A.2 各估值函数的边界条件 |
| A.3 关于相对熵与投资者模糊厌恶态度联系的讨论 |
| 附录B 私募股权基金模型推导 |
| B.1 完全市场分析 |
| B.2 LP确定性等价估值证明 |
| B.3 杠杆下的基金估值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6）煤矿员工不安全羊群行为驱动机理及管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 |
| 1.2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 本章小结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羊群行为与从众行为的关系 |
| 2.2 不安全羊群行为概念的界定 |
| 2.3 相关理论基础与模型 |
| 2.4 文献综述 |
| 2.5 本章小结 |
| 3 不安全羊群行为驱动模型的建立 |
| 3.1 不安全羊群行为驱动因素筛选 |
| 3.2 不安全羊群行为驱动因素的界定 |
| 3.3 不安全羊群行为驱动机理模型构建 |
| 3.4 本章小结 |
| 4 研究所需量表的开发与数据收集 |
| 4.1 量表开发的流程与原则 |
| 4.2 初始题项的提取与修正 |
| 4.3 预调研与初始量表检验 |
| 4.4 正式施测与样本情况 |
| 4.5 正式量表的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5 不安全羊群行为驱动机理实证分析 |
| 5.1 不安全羊群行为的描述性统计及差异性分析 |
| 5.2 不安全羊群行为各驱动因素的描述性分析 |
| 5.3 不安全羊群行为与其各驱动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
| 5.4 行为效用感知的中介效应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6 基于行为效用感知的不安全羊群行为选择博弈分析 |
| 6.1 演化博弈理论 |
| 6.2 演化博弈分析的适用性评价 |
| 6.3 员工群体内部演化博弈分析 |
| 6.4 管理者与员工演化博弈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不安全羊群行为选择仿真研究 |
| 7.1 建模的理论与方法 |
| 7.2 Netlogo平台仿真的原理与优势 |
| 7.3 仿真系统的构建 |
| 7.4 不安全羊群行为选择仿真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8 不安全羊群行为干预的对策建议 |
| 8.1 基于不安全羊群行为驱动机理建议 |
| 8.2 基于演化博弈的管理者的干预建议 |
| 8.3 基于仿真研究的干预措施选择建议 |
| 8.4 本章小结 |
| 9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主要创新点 |
| 9.3 研究的局限性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录3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7）投资者情绪对我国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内容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3.1 创新之处 |
| 1.3.2 主要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关于主要概念的研究综述 |
| 2.1.1 投资者情绪 |
| 2.1.2 企业投资决策 |
| 2.2 关于投资者情绪度量方法的研究综述 |
| 2.2.1 投资者情绪的直接度量指标 |
| 2.2.2 投资者情绪的间接度量指标 |
| 2.2.3 投资者情绪的复合度量指标 |
| 2.3 关于情绪介入决策的经济学研究演变路径 |
| 2.3.1 古典经济学对情绪的发掘 |
| 2.3.2 新古典经济学对情绪的抛弃 |
| 2.3.3 行为经济学对情绪的回归 |
| 2.4 关于放松理性投资者假设的企业投资理论 |
| 2.4.1 股权融资渠道理论 |
| 2.4.2 迎合渠道理论 |
| 2.5 研究评述 |
| 第3章 投资者情绪对我国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分析 |
| 3.1 基于股权融资渠道的检验 |
| 3.1.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1.2 投资者情绪测度 |
| 3.1.3 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
| 3.1.4 实证结果分析 |
| 3.2 基于迎合渠道的检验 |
| 3.2.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2.2 数据来源、变量选择与研究设计 |
| 3.2.3 实证结果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投资者情绪对我国企业投资结构的影响分析 |
|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1.1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4.1.2 委托代理理论 |
| 4.1.3 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与研发投资 |
| 4.1.4 研究假设 |
| 4.2 数据来源、研究设计与变量选择 |
| 4.2.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4.2.2 研究模型设计 |
| 4.2.3 变量选择与定义 |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3.1 描述性统计结果 |
| 4.3.2 区分投资对象的实证检验结果 |
| 4.3.3 区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实证检验结果 |
| 4.3.4 区分企业产权性质的实证检验结果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投资者情绪对我国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分析 |
| 5.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1.1 投资者情绪与企业非效率投资 |
| 5.1.2 投资者情绪、市场周期与企业投资效率 |
| 5.2 数据来源、研究设计与变量选择 |
| 5.2.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5.2.2 研究模型设计 |
| 5.2.3 变量选择与定义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描述性统计结果 |
| 5.3.2 企业投资效率评价 |
| 5.3.3 基于企业投资效率的实证检验结果 |
| 5.3.4 区分不同市场周期的实证检验结果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投资者情绪对我国企业投资决策的最终影响效果分析 |
| 6.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1.1 投资者情绪与企业价值 |
| 6.1.2 投资者情绪、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 |
| 6.2 数据来源、研究设计与变量选择 |
| 6.2.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6.2.2 研究模型设计 |
| 6.2.3 变量选择与定义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描述性统计结果 |
| 6.3.2 不考虑门限效应的实证检验结果 |
| 6.3.3 考虑门限效应的实证检验结果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建议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关于投资者情绪影响我国企业投资水平的研究结论 |
| 7.1.2 关于投资者情绪影响我国企业投资结构的研究结论 |
| 7.1.3 关于投资者情绪影响我国企业投资效率的研究结论 |
| 7.1.4 结合企业价值评价投资者情绪最终影响效果的研究结论 |
| 7.2 相关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8）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模式研究 ——基于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原有的财政监督职能外延和内涵需要拓展 |
| 1.1.2 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实践缺乏理论指导 |
| 1.2 概念界定 |
| 1.2.1 国家权力 |
| 1.2.2 国家治理 |
| 1.2.3 国家治理现代化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论文的创新 |
| 1.4.2 论文的不足 |
| 2.文献综述 |
| 2.1 财政职能的种类结构研究述评 |
| 2.1.1 西方财政职能学说 |
| 2.1.2 国内财政职能学说 |
| 2.2 财政监督职能的要素结构研究述评 |
| 2.2.1 财政监督职能定义 |
| 2.2.2 财政监督职能目标 |
| 2.2.3 财政监督职能范围 |
| 2.2.4 财政监督职能依据 |
| 2.2.5 财政监督职能手段 |
| 2.3 述评小结 |
| 2.3.1 财政监督是财政的一项重要职能 |
| 2.3.2 财政监督职能要素结构研究有待拓展 |
| 3.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的要素结构探析 |
| 3.1 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依据 |
| 3.1.1 国家权力论学说 |
| 3.1.2 财政监督与“国家四元权力”学说 |
| 3.2 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定义 |
| 3.3 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目标 |
| 3.4 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范围 |
| 3.5 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手段 |
| 4.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理论分析 |
| 4.1 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权力依据 |
| 4.2 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适格身份 |
| 4.2.1 公共管理者与商业银行 |
| 4.2.2 公共出资者与商业银行 |
| 4.3 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要素结构 |
| 4.3.1 财政监督主体 |
| 4.3.2 财政监督对象 |
| 4.3.3 财政监督目标 |
| 4.3.4 财政监督范围 |
| 4.3.5 财政监督手段 |
| 4.4 财政监督与金融监管的关系 |
| 5.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现状和问题 |
| 5.1 我国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现状分析 |
| 5.1.1 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现状分析 |
| 5.1.2 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模式 |
| 5.2 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取得的成效 |
| 5.3 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存在的问题 |
| 5.3.1 监督身份不完整 |
| 5.3.2 监督依据不充分 |
| 5.3.3 监督边界不清晰 |
| 5.3.4 监督范围不全面 |
| 5.3.5 监督手段不高效 |
| 6.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有效性的实证分析 |
| 6.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1.1 理论分析 |
| 6.1.2 研究假设 |
| 6.2 模型设计与数据来源 |
| 6.2.1 模型设计 |
| 6.2.2 变量说明 |
| 6.2.3 数据来源 |
| 6.3 实证分析结果 |
| 6.3.1 描述性统计 |
| 6.3.2 相关性分析 |
| 6.3.3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6.4 实证研究结论 |
| 7.新时代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模式的具体内容 |
| 7.1 商业银行税收收入及支出监督 |
| 7.1.1 监督主体及对象 |
| 7.1.2 监督的主要内容 |
| 7.1.3 监督的主要手段 |
| 7.2 商业银行国有金融资本监督 |
| 7.2.1 监督的主体及对象 |
| 7.2.2 监督的主要内容 |
| 7.2.3 监督的主要手段 |
| 7.3 商业银行非税收入监督 |
| 7.3.1 监督的主体及对象 |
| 7.3.2 .监督的主要内容 |
| 7.3.3 监督的主要手段 |
| 7.4 商业银行参与地方政府投融资行为监督 |
| 7.4.1 监督的主体及对象 |
| 7.4.2 监督的主要内容 |
| 7.4.3 监督的主要手段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9）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研究 ——“分类”和“混改”条件下的理论与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目的和范围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范围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
| 1.3.2 管理层薪酬水平和管理层薪酬差距的测度 |
| 1.3.3 管理层薪酬的决定因素 |
| 1.3.4 管理层薪酬激励对企业投融资的影响效应 |
| 1.3.5 管理层薪酬激励对企业业绩的影响效应 |
| 1.3.6 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背景下的管理层薪酬激励 |
| 1.3.7 简要评析 |
| 1.4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4.1 国有企业及国有企业改革 |
| 1.4.2 管理层薪酬结构 |
| 1.4.3 股权激励 |
| 1.4.4 薪酬激励的影响效应 |
| 1.5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研究的创新点 |
| 1.6.2 存在的不足之处 |
| 2.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 |
| 2.1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1 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理论 |
| 2.1.2 委托代理理论 |
| 2.1.3 不完全合约理论 |
| 2.1.4 企业家理论 |
| 2.1.5 市场竞争结构理论 |
| 2.2 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 |
| 3.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的理论分析 |
| 3.1 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多角度的审视 |
| 3.1.1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收入分配制度 |
| 3.1.2 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理论的拓展 |
| 3.1.3 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理论的拓展 |
| 3.1.4 不同竞争模式和股权结构下国有企业管理层的薪酬激励机制分析 |
| 3.2 基于国有企业薪酬激励的宏观经济理论模型 |
| 3.2.1 经济个体及经济行为的前设条件 |
| 3.2.2 经济个体的效用需求及资源配置 |
| 3.2.3 经济个体的生产劳动过程 |
| 3.2.4 经济个体劳动生产率的异质性 |
| 3.2.5 模型求解 |
| 3.2.6 理论模型的讨论 |
| 3.3 基于双寡头竞争的国有企业薪酬激励理论模型 |
| 3.3.1 基于工资和产量奖金的国有企业薪酬激励――规模报酬递减 |
| 3.3.2 基于工资和产量奖金的国有企业薪酬激励――规模报酬不变 |
| 3.3.3 基于工资和股权激励的国有企业薪酬激励――规模报酬递减 |
| 3.3.4 基于工资和股权激励的国有企业薪酬激励――规模报酬不变 |
| 3.3.5 理论模型的讨论 |
| 3.4 理论研究结论的经验检验思路 |
| 4.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现状 |
| 4.1 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的历史变迁 |
| 4.1.1 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的回顾 |
| 4.1.2 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的历史变迁 |
| 4.2 我国上市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现状 |
| 4.2.1 数据和变量的说明 |
| 4.2.2 基于上市企业管理层薪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3 基于上市企业管理层个体薪酬汇总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3 我国非上市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现状 |
| 4.3.1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和股权激励 |
| 4.3.2 我国非上市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的描述性统计 |
| 5.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效应的实证分析 |
| 5.1 我国上市企业及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效应 |
| 5.1.1 我国上市企业及国有企业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影响效应 |
| 5.1.2 我国上市企业及国有企业管理层股权激励差距的影响效应 |
| 5.1.3 我国上市企业及国有企业管理层奖金激励的影响效应 |
| 5.2 非上市国有企业薪酬激励的影响效应 |
| 5.2.1 管理层薪酬水平对各地区国有企业营收和利润的影响效应 |
| 5.2.2 管理层薪酬差异及变化对各地区国有企业营收、利润增速的影响效应 |
| 6.分类和混改条件下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的案例分析 |
| 6.1 中央国企子公司的员工持股激励方案试点分析 |
| 6.1.1 试点企业员工持股股权激励的特征 |
| 6.1.2 股权激励试点企业的激励效应 |
| 6.2 万华化学的管理层薪酬激励案例分析 |
| 6.3 云南白药的管理层薪酬激励案例分析 |
| 6.4 昆明制药的管理层薪酬激励案例分析 |
| 6.5 案例分析的启示 |
| 7.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7.1 研究总结 |
| 7.1.1 关于理论分析内容的总结 |
| 7.1.2 新时期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改革的实证分析总结 |
| 7.1.3 “分类”和“混改”条件下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改革案例分析总结 |
| 7.2 研究结论 |
| 7.2.1 理论层面 |
| 7.2.2 实证分析层面 |
| 7.2.3 案例分析层面 |
| 7.3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10）高管特征、投资者情绪与公司投资及绩效 ——基于越南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问题及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问题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点及局限性 |
| 1.4.1 创新点 |
| 1.4.2 局限性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
| 2.1 主要概念界定 |
| 2.1.1 公司投资及绩效 |
| 2.1.2 投资者情绪 |
| 2.1.3 高管特征 |
| 2.2 相关文献回顾 |
| 2.2.1 投资者情绪与公司投资及绩效 |
| 2.2.2 高管特征与公司投资及绩效 |
| 2.3 文献评述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制度背景分析 |
| 3.1 越南证券市场的发展动态 |
| 3.1.1 越南概况 |
| 3.1.2 越南证券市场的历史沿革 |
| 3.1.3 越南证券市场的发展现状 |
| 3.2 越南证券市场的制度安排 |
| 3.2.1 有关证券发行与上市公司的规定 |
| 3.2.2 有关境外投资者的规定 |
| 3.3 越南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特征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1 投资者情绪与公司投资或绩效的关系 |
| 4.1.1 投资者情绪与公司投资水平的关系 |
| 4.1.2 投资者情绪与公司投资效率的关系 |
| 4.1.3 投资者情绪与公司绩效的关系 |
| 4.2 高管特征的调节作用 |
| 4.2.1 高管背景特征的调节作用 |
| 4.2.2 高管权力特征的调节作用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研究设计与数据初步分析 |
| 5.1 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变量定义 |
| 5.2 样本选取与数据采集 |
| 5.2.1 样本选取 |
| 5.2.2 数据采集 |
| 5.3 数据初步分析 |
| 5.3.1 描述性统计 |
| 5.3.2 相关性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假设检验与结果讨论 |
| 6.1 高管特征、投资者情绪与公司投资水平 |
| 6.1.1 投资者情绪与公司投资水平的关系 |
| 6.1.2 高管特征的调节作用 |
| 6.1.3 稳健性检验 |
| 6.1.4 进一步比较分析 |
| 6.2 高管特征、投资者情绪与公司投资效率 |
| 6.2.1 投资者情绪与公司投资效率的关系 |
| 6.2.2 高管特征的调节作用 |
| 6.2.3 稳健性检验 |
| 6.2.4 进一步比较分析 |
| 6.3 高管特征、投资者情绪与公司绩效的关系 |
| 6.3.1 投资者情绪与公司绩效的关系 |
| 6.3.2 高管特征的调节作用 |
| 6.3.3 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1)研究结论 |
| (2)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四、基金管理者投资才能的实证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私募基金投资理念极化问题研究[D]. 张宇. 辽宁大学, 2021(02)
- [2]基金业绩与投资者行为对开放式基金赎回的影响研究[D]. 孙皓. 山东财经大学, 2021(12)
- [3]私募股权基金对中小企业成长性的影响研究 ——基于新三板市场的数据[D]. 许军.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4]成长机会、投资者情绪与企业创新投资研究[D]. 薛海燕. 山西大学, 2020(03)
- [5]基于模型不确定性的投资基金估值及资产配置研究[D]. 卞钰祥. 天津大学, 2020(01)
- [6]煤矿员工不安全羊群行为驱动机理及管控研究[D]. 陈洋.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1)
- [7]投资者情绪对我国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D]. 任毅. 天津财经大学, 2020(06)
- [8]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模式研究 ——基于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的视角[D]. 彭海斌.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9]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研究 ——“分类”和“混改”条件下的理论与实证[D]. 朱春辉.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10]高管特征、投资者情绪与公司投资及绩效 ——基于越南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D]. 黄氏水（Hoang Thi Thuy）.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