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末想起“上下考”

一、年终想起“上下考”（论文文献综述）

颜程龙^[1]（2020）在《唐代郎官与诗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以政治制度的视角审视文学的发展,是当前古典文学研究的热门话题。唐代作为中古时期士族文学的典型时代,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具体表现为,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士大夫阶层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渐成为文化的主要承担者和传播者,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同时,士大夫阶层牢牢地掌握的文化的武器,在参与政治的变革当中,展示出巨大的影响力和推动力。这种政治与文学的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在更深的层次上,影响着唐代士人群体的仕途,进而影响着唐代士人群体的思想演变和创作心态。本文正是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之下,讨论唐代郎官制度与诗歌之关系,在复杂的政治文化当中认识中国的文人与文学。本文在详细考察唐代郎官基本制度基础之上,以文史结合的方法,探究唐代士人群体任职郎官的具体活动,以及相关的诗歌创作。尤其是其中典型代表诗人,在其诗歌创作中受郎官职任对其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之上,评判郎官制度对唐代文人诗歌创作和诗歌技艺具体影响,并依托郎官制度的演变,从全新的视角审视唐代诗风的转变和诗歌的传播。第一章对唐代郎官的历史沿革进行梳理,认识郎官“宿卫近臣”的历史属性,把握郎官制度在唐代之前与取士制度的关系,分析郎官作为唐王朝三省六部二十四司和左右司正副长官的具体职掌,理解“前后行”郎官的高低不一的政治影响力。在此基础上,认识郎官群体“清要之位”的政治地位和“颁令节制”的政务运行机制。同时,尝试运用动态分析认识唐代中后期郎官逐渐明晰的使职化特征及其文人属性。第二章从郎官的职任和迁转途径入手,分析作为重要中央官僚群体的郎官,其职任和迁转特点,梳理其制授和敕授的历史脉络,探究郎官职任的过渡性、多次性、多样性特征。在此基础之上,探究郎官职任的文学素养要求,以及这种文学素养要求的原因及其对文学的影响。郎官的文学素养,是一个集合儒家经学、吏能之才、人文品格、文辞修养等诸多因素结合在一起的“文学”素养,这是郎官群体与文学发生关系的体制因素。此章,着重探讨了唐代士人群体的郎官意识,郎官的才具意识,“赤墀”意识,迁转要津的意识,不仅令郎官群体有一种文人的骄傲,同时也促使郎官群体努力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郎官知制诰所要求的的文学修养对唐代诗歌的发展也起了很多有价值的影响。第三章的主要内容是分析郎官群体职司活动与文学的关系。郎官作为“清要”之位的中央重要文官群体,在尚书省“上承君命,下行百司”的地位中,其颁令节制的政务特色对文学创作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郎官群体在尚书省六部的具体职司当中,与唐代科举、吏部铨选等职司活动具有天然的联系。尤其是考功员外郎在初盛唐时期知贡举之权,对进士科的考试科目多有改革,加试杂文和帖经,其中杂文含有诗赋,促使了民间对诗赋的重视,营造了唐人诗的氛围。同时,郎官也利用其职务之便,对其时代的文风革新施加影响,对诗风的变化也多有助益。郎官群体在中唐以后经常知制诰、充翰林学士也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现象,尤其是元、白二人的郎官经历与制诰文体的改革,其中一些思想和做法对研究郎官制度与诗歌之关系开拓了思路。第四章在前三章的梳理之上,分析郎官群体诗歌创作的具体分类。一是由于“宿卫近臣”的历史属性及在尚书省处理政务的特点,在唐王朝重要的中央政务活动当中,郎官创作的诗歌,典型之作乃是应制奉和类型的诗歌。初盛唐时期应制奉和诗歌的流变,离不开郎官诗人的努力,其中以沈、宋和张九龄为代表。但应制奉和诗歌也有变化。初唐时期的应制奉和诗是典型的宫体诗,辞采华丽,诗境促狭;盛唐时期张九龄之后有所变化,加入了气象宏阔、天然壮丽的作品;中晚唐时期由于郎官参政力度的消减,其应制奉和诗不仅数量相对较少,而且题材狭隘,风格呆板滞重。二是由于郎官作为生活在朝廷左近的一个自我认同感很强的群体,其在彼此交往之间,或者与其他文士唱和之间,酬答唱和类型的诗歌屡见不鲜,他们在有所归属的地位中展示着自己风流儒雅的生活,但也有一些士人责任感意识很强的诗人如做过郎官之位的张籍与元白之间的酬答唱和,实乃继承了现实主义体裁类型的诗歌,同时推动了新乐府诗歌的发展。其唱和之作,不仅促进了中唐时期诗文的革新,同时也促进了郎官诗人的诗歌在士人群体当中的传播。三是郎官由于宿直禁中的特有生活,创作了富有鲜明职务特色的“寓直”类型的诗歌。探讨其寓直诗歌的环境描写、生活描写、心态描写、风格特征,对我们更加全面的了解郎官诗人职任环境和创作心态多有助益。第五章从宏观层面论析唐代郎官制度以及郎官群体对诗歌发展的具体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唐代郎官诗歌对唐诗意象的丰富,如郎官“上应列宿”的意识,对职任周边事物的意象化描述、对未来人生期望的意象,都对整个唐诗意象的丰富。二是郎官群体的创作对唐代诗歌技术进步的推动和对诗风演变的推动,主要是诗歌技艺的磨练和对诗歌风格的引领。三是发掘和提举唐诗创作新人。因郎官在其处理政务的职司时多有知贡举机会,即使不知贡举,其“清要”的社会地位也令这一群体在“通榜”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他们有对唐代诗歌创作新人的提拔和推荐。无论是职司之内利用科举通榜提拔新人,还是在职司之外利用郎官的声望提携后进,都对唐代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后继力量。

王文琦^[2]（2016）在《法治视阈下我国地方官员考评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建国以来,我国建立了以党内法规为主体的地方官员考评制度体系,对地方官员采取主要以辖区经济绩效指标为主的锦标赛式的考核。这种考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同时也为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积累了不可回避的矛盾和问题。本文基于宏观的法治国家建设和微观的权力规范运行相结合的视角,对如何建构一个真正有利于推进法治国家建设的地方官员考评制度进行了理论探索。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以研究的背景、研究现状为起点,阐述了研究思路和创新点。实现依法治国,官员依法用权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我国地方官员考评制度在考评价值和功能的丰富、完善、挖掘上还有相当大的空间;文章因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国内与国际相结合的思路,通过对文献和有关理论的梳理,考察了学者在官员考评制度理论研究、问题研究、对策研究等各个研究领域的现状,归纳了当前研究存在难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其次,考察了我国地方官员考评制度的基本概念、基本架构和总体特征。文中诠释了地方官员、官员考核评价、政府绩效评估、地方官员考评制度等相关概念;阐介了我国地方官员考评制度的考评主体、考评内容、考评方式方法、考评程序及其结果运用等基本架构;梳理了我国地方官员考评制度的发展脉络,包括建立了适应革命需要的干部鉴定制度的开创期,干部考评迈向制度化、正常化的发展期,考核制度体系的进一步完善的完备期和考核制度的法治化转化的转型期;概括了我国地方官员考评制度的特点,包括倡导以德为先与政治忠诚的价值特征,贯彻“党管干部”原则的组织特征和兼顾高度统一与灵活性适应性的制度特征。其三,从权力腐败现象入手,通过制度、制度化水平等多个角度探讨了我国地方官员考评制度存在的问题。文中阐释了制度内核、科层架构与制度理性科层架构与制度理性和权力腐败等理论问题;探究了现行地方官员考评制度的功能缺陷、程序缺陷、结构缺陷;深度省思了现行地方官员考评的制度化问题,一是理论成熟、规范制定和机构建立的制度化过程及其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凝聚性四个衡量指标,二是以制度化四指标来观照我国地方官员考评制度,三是讨论了我国现行地方官员考评制度面临的制度失灵的效能困境。其四,反思了我国地方官员考评制度的宗旨目的、历史渊源和模式创新。文章阐介了制度的宗旨与目的,阐述了包括国家治理与选贤与能、国家一元治理结构及向法治化转型、法治的手段与目标的辩证等问题;系统梳理了我国地方官员考评制度的历史沿革,先秦两汉时期以法律形式规定官员考评,隋唐两宋时期依法察纠百官违法失职,明清以降政府不断加大巡察监控力度,总结了封建官员考评制度的教训;考察了地方官员考评制度模式创新与再制度化,包括“全人考评”与制度过载,人与自由是制度的目的,缺位的官员权力考评等,论证了以“人”为对象的考评模式向以“权力”为对象的考评模式转型的必要性。其五,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相关法学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地方官员权力考评的理论框架。将地方官员权力考评制度置于法治视阈下,阐释了关于地方官员权力考评制度的有关基本理论。在梳理法治、权力和官员考评制度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阐明了以下观点:权力是法治的主要对象——国家——的核心所在,国家法治的中心就是权力法治;权力考评是实现权力法治的手段,它通过常态化的考核评价使得官员权力在微观运行层面始终受到法律的约束;作为法定的职权,地方官员权力考评具有合法性、正当性和可考评性;考评官员权力具有推动依法治国、预防权力腐败的时代价值。在阐述上述观点的过程中明确了权力考评的内涵:官员权力考评就是运用法律的考核评价方式和手段对由具体官员负责的国家权力运行的内容、过程、程序和结果进行考核并作出评价的行为。其目的在于推动国家权力运行的规范化、理性化、程序化、合法化,确保国家权力的纯洁性,以及权力价值和功能的实现。其六,基于权力法治的视角提出了以权力考评重构我国现行官员考评制度的理论设想。官员考评的制度功能须籍由国家法治的制度力量得以实现,并基于这种正向功能的发挥而成为国家法治的有机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阐明了我国地方官员权力考评制度的目标、原则与方法,我国地方官员权力考评制度的主体、客体,提出了人民是官员考评的主体的论断。指出了官员权力考评的客体是一种复合客体,即官员和官员权力。二是论证了我国官员考评制度的法治化建构思路。主要探讨在权力考评主题下,如何推进相关立法,实现官员权力考评的制度表达法治化、制度运行法治化。此外,探讨了现有制度法治化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制度调适的问题,即现行的党的考核法规如何融入国家法体系的问题。三是对我国地方官员权力考评制度法治化的路径进行了分析。主要包括增强法治和权力法治观念,加强权力公开,完善权力清单制度,增强社会参与及推动第三方考评估等问题。

张晓晓^[3]（2016）在《《竹斋先生诗集》校注》文中提出裘万顷（1163-1219）,字元量,号竹斋,江西新建人。裘万顷在当时与胡桐原、万澹庵、徐竹堂往来唱和,号为“四杰”。仕宦不达,将情感寄托于诗歌创作,着有《竹斋先生诗集》。裘万顷是南宋后期江湖诗人,但并未受到重视。本论文以裘万顷的诗歌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前言,主要从裘万顷的时代背景与家世生平、裘万顷的着述研究、《竹斋先生诗集》题材内容、《竹斋先生诗集》艺术风格等四个方面进行详细研究。第一章裘万顷的时代背景与家世生平,分三个方面进行研究：裘万顷所处的时代背景、裘万顷的家世、裘万顷的生平。其中,裘万顷的生平包括生卒年、仕宦、交游。第二章裘万顷的着述研究,分两个方面进行研究：裘万顷着述考、《竹斋先生诗集》版本考辨与诗歌辑佚。其中,《竹斋先生诗集》版本考辨包括版本分类、版本源流、版本差异。第三章《竹斋先生诗集》题材内容,分六个方面进行研究：情系苍生,忧国忧民；建功立业,用世之心；寄情山水,朝隐之逸；即景抒情,托物言志；羁旅行役,故乡之思；送迎友人,赠诗唱和。第四章《竹斋先生诗集》艺术风格,分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平淡之美、直抒胸臆、雅俗兼备。最后对裘万顷的创作成就作出客观评价。第二部分是校注,以最早的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刻本为底本,以清抄六卷本、四库本、民国三年（1914）李氏宜秋馆刻本、两宋名贤小集本为较本,以相关的别集等文献资料为参校对象,进行细致的校对。并对诗歌中的典故、史实、人名、官职名、地名以及疑难词语进行详细的注释。

陈开林^[4]（2015）在《《全元文》编纂考索》文中指出元代立国不足百年,文化却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文学成就颇为突出。然而,囿于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总体而言,元代文学研究较为薄弱。其中,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元曲的探讨。相比之下,元代文章、诗歌的研究关注力度不够,研究相对滞后。就文献而言,隋树森编《全元散曲》（1964）、唐圭璋编《全金元词》（1979）、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1990）,均早已刊布。而李修生主编《全元文》自1999年出版第一辑,至2005年全部刊行。杨镰主编《全元诗》直至2013年方才出版。从这几部元代总集的编纂,略可窥见一斑。当然,《全元文》、《全元诗》的内容庞大,编纂难度较之其他几部总集更为复杂,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作为有元一代的文章、诗歌总集,《全元文》（60册）、《全元诗》（68册）的出版,为元代诗文研究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平台,对于推动元代诗文研究的发展和繁荣有着巨大的意义。然而,断代总集的编纂要求“巨细兼收,义取全备”,这一目标往往难以达到。就已经发行的《全元文》、《全元诗》而言,爬梳典籍,网罗繁富,在文献整理上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是两部元代诗文总集的标志性成果,其价值值得肯定;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二书在编纂中存在的问题,这也是毋庸讳言的事实。其成就和问题,学界已有相关的评述和补正。本文选取《全元文》作为研究对象,拟对该书存在的问题作一梳理,补充其阙失,订正其讹误。《绪论》指出了元代文学研究的现状,凸显了《全元文》编纂的必要性,并对其成就予以肯定。同时,总结了《全元文》存在的诸方面的问题,从“文”的范围界定不清、作家收录标准不统一、文本问题、小传不够精审、大量的佚文有待发掘、对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重视不够六个方面予以阐述。针对这些问题,学界时有匡正,故略作述评,以呈现学界的研究现状。并揭橥本文的研究范围及方法。第一章《<全元文>作家重收误收考》,针对《全元文》作家收录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予以考辨。一方面,由于《全元文》分期出版,且成于众手,难免失之照应,以致有作家重收现象。另一方面,元代与宋、金、明代相接,作家朝代归属较为复杂,因而误收其他朝代作家时有发生。经考察,《全元文》重收作家64人、误收作家34人,另有一文分属两人的现象,共计四篇。第二章《<全元文>人物小传补正》,针对《全元文》所写定的作家小传予以补正,共计256人。同时,本文所辑佚文,有部分作家为《全元文》未收之作家。就其生平略作考证,以补《全元文》之阙,共计91人。第三章《<全元文>作品校证》,针对《全元文》所收文章进行校勘,对文本中的错讹、脱文、倒文、衍文等情况予以纠正,并结合相关典籍,对部分异文进行考实。共校勘《全元文》649篇。其中,有多篇文字,《全元文》所收文本不全,均可据以补全。第四章《<全元文>作品系年》,主要是通过文章内容的信息、《全元文》未采用的其他版本而遗漏的文本信息,以考订相关作品的写作时间,共计197篇。第五章《<全元文>佚文辑校》,针对《全元文》失收之文予以辑录。目前,学界对于《全元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辑佚方面,成果颇为丰富。本文剔除与学界的重复之外,另辑录《全元文》佚文508篇。其中,《全元文》已收作家247篇,未收作家261篇。小结部分对文章的不足略作说明。

李云龙^[5]（2014）在《宋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例是中国古代法律形式之一，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宋代是例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历史阶段，宋例既承接了秦汉以来经魏晋直至隋唐例的演变、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趋势，又开启了元明清例的进一步完善和繁盛的崭新篇章，可谓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宋代的例包括司法例和行政例两大部分，司法例主要是指断例，行政例则主要有条例、格例、则例、事例等。宋代的断例是在司法案件基础上，经过一定的编修程序而形成的，作为成文法的必要补充和有益变通，断例在宋代的司法审判活动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宋代的行政例内容繁杂，层次多样，涵盖了行政活动的方方面面，有成文与不成文之分，条例、格例、则例、事例各有特色，既有相当的价值，也有不少的弊病。宋例在中国传统法律形式由律令制向律例制的转化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由宋代以前的相对沉寂，为律令制的光芒所掩盖，经过宋代的发展逐渐活跃，最终大放异彩，在明清时期成为与律典并行的基本法律形式。对于例的研究和分析是全面和正确理解中国传统法律形式，乃至更好地认识传统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而对于宋例的探讨，更属其中关键性的一环。

丘柳漫^[6]（2002）在《白居易与中唐社会 ——以社会经济层面为重点》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以白居易的诗文为主要原始资料，藉以探讨中唐的诸多面相，侧重社会经济的相关论述。先从两税法、盐政与茶税——财政的多元化、中唐的农业与工商业发展概况、经济重心南移及江南经济发展这四方面分别叙述，继之以白居易诗文研究的回顾，以陈寅恪、朱金城、罗联添、罗宗强等的学术研究成果为主，并突显白氏文学创作的负面评估。 白居易热悉农村生活，对苛捐杂税与宫市之扰民，各种民生疾苦，体认尤深，刻绘生动。至于农业生产状况，如水稻种植、畲田耕作，稻麦轮作等，都有一定程度的反映。 白居易是实践家，不是理论家。他的《策林》是唐代着名策学之作，系针对当时种种社会现实问题而发，为科举士子提供“标准答案”。《策林》是他早期经世思想的表述，还没正式接触到真正的实际政务，局限于行政经验的不足，在道德理想主义的冲击之下，放言持论，自不易平实得体。 在白居易研究中，他的101道判文，鲜有学人言及者，是一片尚待开垦的处女地。有鉴于此，笔者遂试加爬梳，暂分为依法、遵法、守法、从法案例，违法、枉法、悖法、犯法案例及民事诉讼案例三大类，这些具体而微的个别案例，透露出不少信息，值得注意。审察剖析之余，方略明其旨意所在。大抵说来，白氏判文，国法人情兼顾，刑囚减等并存，唯以恤民利民保民为归趋，士大夫通经致用，重治术而不重治道。诗人不以睿智鸣世，断狱既本之以常理、常道、常情，弃殊相而取共相，自以平实见长。这是笔者一得之见。 此外，笔者还有一个不成熟的提法，即白居易炼丹持斋，释道互修，不能仅就社会风尚加以立论，恐系个人身体健康所使然。一方面沉湎于此岸感官世界的逸乐，另一方面却向往“彼岸极乐净土的超脱，明知长生无望，而又丹术难舍，作为两大精神支柱的佛与道，既是镇静剂，也是麻醉药，圣凡两难，是为诗人白居易的实存困境（existential dilemma）。从科学性的神经心理功能学出发，古琴音乐实与气功养生 中文摘要术密切相关，抚琴不仅是表演艺术，更是养生之道，臼氏之得享高寿，想必得力I此。 笔者从功利主义与享乐主义的视角，对山店易试为重估，一反前辈时贤之誉赞，侧向负面的评价，以为其诗浅俗，平铺直叙，想象力贫乏，意象语淡化，缺乏张力与密度，余韵沓然，不耐咀嚼。其为人也，以适怠顺性为独善，道德自觉性不强，一生仅以衣食为第一义，物役血非役物，甚为)臣1(下，复无柳宗元“心疑神释，与万化冥合”的高掌体验（peak experience），何足以言超越？

孙传欣,邹积林^[7]（2000）在《年终想起“上下考”》文中研究指明

袁礼华^[8]（1999）在《中国封建考课制度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封建考课制度自战国确立年终上计的方法后，有关考课的组织、周期、内容、标准、等第、奖罚等方面的规定，秦汉至明清历代虽各有隆替增损，但大体而言，是不断健全、完善，日趋慎密细致。尽管封建君主设制立范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巩固专制独裁统治，其考课的实施也多有徇私、循资、欺上瞒下以及党同伐异等弊端，但它所蕴涵的循名责实、奖优罚劣、甄别贤愚、量才任用，以及从心理上激励百官尽忠尽职、廉洁奉公、建功立业的合理成分，至今仍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二、年终想起“上下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年终想起“上下考”（论文提纲范文）

（1）唐代郎官与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法治视阈下我国地方官员考评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竹斋先生诗集》校注（论文提纲范文）

（4）《全元文》编纂考索（论文提纲范文）

（5）宋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白居易与中唐社会 ——以社会经济层面为重点（论文提纲范文）

四、年终想起“上下考”（论文参考文献）

• [1]唐代郎官与诗歌研究[D]. 颜程龙. 河北大学, 2020(08)
• [2]法治视阈下我国地方官员考评制度研究[D]. 王文琦. 华南理工大学, 2016(06)
• [3]《竹斋先生诗集》校注[D]. 张晓晓. 广西大学, 2016(02)
• [4]《全元文》编纂考索[D]. 陈开林.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5)
• [5]宋例研究[D]. 李云龙. 上海师范大学, 2014(01)
• [6]白居易与中唐社会 ——以社会经济层面为重点[D]. 丘柳漫. 厦门大学, 2002(02)
• [7]年终想起“上下考”[J]. 孙传欣,邹积林. 山东税务纵横, 2000(01)
• [8]中国封建考课制度的历史考察[J]. 袁礼华. 南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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