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三把火俘获人心

一、唐玄宗三把火笼络民心（论文文献综述）

王根^[1]（2021）在《中国传统体育价值观的近代转型》文中研究说明

傅议萱^[2]（2021）在《中国流行歌曲演唱多元化特点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黄若然^[3]（2020）在《中国民间音乐故事的类型分析与文化透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学和音乐自古互渗,民间音乐故事是一条贯连两者的重要通道。作为以音乐事象为主题的散文体叙事作品,它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民众当中广泛流传。目前我国的音乐文学研究尚需拓展,民间叙事中的音乐内容尤待垦拾。本文通过整理“十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省卷本所收录的民间音乐故事,辅以部分县卷本、各类民间文学选集和古籍文献,结合问卷调查、个人访谈和田野调查,力图以故事类型及其结构的研究作为文化透视的基础,对中国民间音乐故事进行内部文本和外部语境的综合探讨。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从两千余篇音乐故事中按重复情节序列抽取出212个类型,主类含“音乐创制类”“音乐传承类”“音乐表演类”“音乐风俗类”共四种,下设20个系列,分为199个主型和13个亚型。在212个类型中有60个复合类型以因果、并列、条件、转折、递进的逻辑关系而产生顺序连缀、乱序连缀、叠缀或混合连缀的样态。音乐故事和宝物、禁忌、机智人物等其他主题故事的交集形成了叙事母题的异类互融,显出音乐故事的兼容性和独特性。各个故事类型可按故事功能、行动元和符号矩阵析出三重结构,展现出民间音乐故事的本质内涵——音乐是通向新生活的舟楫。由此可导出后四章的研究方向,包括故事的文化意蕴、构建机制和当代应用。第二章,探讨民间音乐故事中的音乐观念,包含音乐认知、音乐审美、音乐伦理和音乐信仰。首先,民众的乐感基于时空形式和想象力,以有限的数字探求音乐的无限,并借助五感的联觉达到听觉与视、味、嗅、触觉的融通。其次,音乐生成了合于人“心”的自然之“象”,依靠“感官宣泄”“超越功利”和“悬置雅俗”的审美体验得以与音声相区别,并通过“疯癫”“知音”和“热闹”回旋出主体间的情感共鸣。再次,音乐沟通的过程中应当尽量发出乐音且避免噪音,这一义务惠及了目的性的欲望和功利,从自发和自觉进往无限的自由追求。最后,音乐作为巫术的媒介,以“乐风孕世”“音乐通天”和“乐人升仙”的途径从信仰载体上升至信仰对象。该章在分析民众音乐观点之余,也隐证着第一章的结论,即音乐是助人从物质到情感、从个体到社会、从功利到义务、从生存到道德过渡的一条舟楫。第三章,阐释民间音乐故事中的主题文化,基于音乐创制、音乐传承、音乐表演和音乐风俗这四大类故事探讨相关活动的运作秩序及意义。从农耕到游牧的创制环境、从帝王到平民的创制人物、从物质到精神的动机,各种多维的创制条件归于民众对音乐的融通性共赏。传承作为一种再创造需遵循社会秩序,这既影响了行业秩序中相互转化的师徒之“义”和同行之“利”,也对表演方式的革新产生促进或制约作用。音乐的传统生成于现场表演的过程中,乐人和听众凭借情感互动而体会音乐之“美”,由彼此会意而敞开关系之“真”,且以情补技地收获现实之“善”。音乐表演既助益也遵循着各地的风俗活动,音乐的异能感为音乐仪式、音乐行规和音乐禁忌平添了权威的力量并强化认同。该章从民间文本剖析我国音乐文化,体现出民众渴望搭乘音乐之舟以通往理想的生活。第四章,分析民间音乐故事的构建机制。在时间和空间、群体和个体、本土和他者的关系中,历史、地域、族群和口承主体是四项主导性的文本生成要素。首先,个人讲述的故事需要与时代或人物的特征相符合,而不同时期的民众对乐人存有主观认知,所以口头叙事、文人书写和史家记录共同构建出层累性的互文记忆。其次,民间音乐故事类型分布于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北、西南共七大圈层,每一类型在不同地区弥散出异文,而文本内部衍生出有别于真实地域情貌的本土想象,展现了空间区隔和地方认同对故事文本的影响。再次,民间音乐故事的地域性伴随着族群性,演化出以英雄制乐为代表的叙事情节,体现着主观塑形的族群记忆。最后,以“唱歌的心”型故事的25篇异文为例,讲述者的性别、阅历和所处环境使口承主体对同类故事进行各异的陈述。音乐故事作为目的由客观素材和主体意识合力铺陈,这解答了第一章引出的问题“民间音乐故事从何而来”。第五章,考察民间音乐故事在城市建设、乐曲创作、义务教育、行业信仰四个层面的实践应用。首先,湖北汉阳区和蔡甸区将“知音”故事打造为城市名片,依托于当地景观记忆而分据市场,促进了民众对知音文化的认知,但制衡关系束缚了双方的发展前景,而突破掣肘且维护稳定的合理方式是共建记忆。其次,童年记忆和故里情怀被谱写出乡愁音乐,齐·宝力高的马头琴曲《苏和的白马》表达了对草原家国的乡愁,在寓教于乐的同时也带动了相关传说的扩展和再造。再次,《伯牙鼓琴》和《月光曲》进入部编版小学课文,通过文本探源以及对安徽宿州瓦坊乡中心学校的问卷调查,可知两篇课文具有通识和伦理两方面的教育意义。最后,音乐产业离不开行业信仰,田公元帅是戏曲界的通行神只,它在闽西一带粘附于口头传说、田公堂庙宇和田公戏偶的互动关系中,衍生出整顿行业秩序和保障艺人权益的戏班组织田公会,至今仍对当地不同唱腔的傀儡戏艺人具有精神规束和交流维系的双重效力。音乐故事作为手段以文化和产业相结合的方式推动了社会的良性发展,这解答了第一章引出的问题“民间音乐故事通往何方”。综上所述,民间音乐故事在文本的内外都表现为一条通向彼岸的舟楫,显示出故事主人公以及现实中的讲述者和听众对于和谐生活的追求。关于音乐故事的各个类型、异文和主题文化均可供深入剖析,而民间故事的涉乐母题也待于搜集补阙。本文仅从故事的类型结构、音乐观念、文化意蕴、构建机制和当代实践这五个方面大致探讨民间音乐故事对于民众生活的意义,为民间故事学和民族音乐学拓宽研究视野并提供相关例证,以此助力于凿通文学研究和音乐学之间的学科壁垒,推进两门学科的交汇繁荣。

付晓彤^[4]（2019）在《物欲迷幻：古代中国“物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物妖”是明代文献中对造物活动过于“增益”的一种指称,且“物妖”概念又勾勒出明人追求时尚之物的迷恋,以至迷幻。这种由“增益”而越显离奇的造物状态,在审视古代中国造物活动过程中,值得特别关注。将造物冠以“妖”名的提法,从字面语义分析来看,就是指称奇怪反常、靡丽美艳的物品。事实上,就历史发生来说,自两汉以来,记载灾异的《五行志》中已有专门列目注出“服妖”,将服饰、车马器、玩具、居室等日用之物与国家兴亡、社会变迁联系在一起,以达到某种政治意图。由之言说,“物妖”提法对此有所沿袭,又在明朝新的语境中有所变化,内涵丰富。从历史角度纵观而言,“物妖”并非指某一种物或某一类物,而是关于物的评价概念,其中隐匿着礼制文化语境中,儒学之士对物的评价标准,评价立场和评价态度。尤其是中晚明以来,奢靡之风盛行,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笔记小说、地方志以及文学作品中多有描写以两都、苏州为代表的商品经济发展,物质文化崛起的盛景:百工呈能献技,精美奇巧服饰器用日有所增,文人士大夫一掷千金活跃文化市场,追求奇装异服引领社会风尚,商人掌握着丰厚的财富,通过使用高级别的服饰器用转换社会身份,庶民百姓不惜借贷享用奢华、奇异之物。尤其是从奇装异服、“苏意”与“苏样”、物带人号等“物妖”类型分析来看,将物冠以“妖”名的说法传递着时人在商品经济大潮中,沉浸、享受于物质文化的矛盾:一方面,人性使然令他们对靡丽精巧之物多有迷恋;另一方面,传统道德的训诫令他们对新奇之物充满不安。之所以将物冠以“妖”名与物在社会中承担的角色有重要关系,物是社会变迁的缩影,而“妖”字则表达了儒学之士对社会变迁的复杂情绪。本文论述,重点阐明物作为社会表征较为直接地、明显地反映出明代商品经济发展对古已成制的礼俗文化产生的极大冲击,儒学之士以“物妖”评说新社会风尚。立足于语境分析,“物妖”说法是对“人人侈用”“其心好异”“人心不古”的批判与控诉,暗含着礼制扞卫者对奢靡风气、欲望膨胀的不安与无奈,明代儒学之士借助这个古老的词汇表达着对身处时代社会问题、历史走向的忧虑。从设计学视阈来看,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物妖”在现象层面为我们留下的是设计艺术史的知识,在思想层面则为我们留下了设计批评的思考。

孙建杰^[5]（2018）在《晚清民国河南演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晚清民国时期河南地方戏变革与演剧生态为考察对象,结合丰富的史料,探讨了1840—1949年间河南地方戏发展与蜕变的时代背景、剧坛概况、发展态势与总体走向,并对这一时期的河南地方戏的班社、艺人、剧场、作家（作品）等做了考察。晚清民国（1840—1949）是河南地方戏取得大发展与大繁荣的一个历史时期,也是河南地方戏发展史上的重要机遇期,更是河南地方戏自内而外,实现全面革新的一个历史时期。它既回荡着传统文化的流波,又在时代风气的渲染之下孕育着诸多新变。总的看来,这一百余年间河南地方戏的发展历程以1914年“时李之争”事件为分水岭,分为前后两期。1840—1914年间,河南地方戏发生、发展的主要地域是在乡间,与乡间生活、民俗文化结合极为紧密,是谓之河南地方戏的乡村时代;1914年之后,河南地方戏由农村逐步迁徙至城市,从只能游走于乡村陋野、搬演于庙会高台之上的杂伎游艺之作逐步演进为在商业化、专业剧场演出的独立的艺术样式。在城市之中发展、演进的河南地方戏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最高成就,是谓之河南地方戏的城市时代。自1840年以来社会形态、经济体制与时代思潮的变迁,构成了这一时期河南地方戏发展与演进的时代背景,晚清以来的戏曲改良运动及在其影响下诞生的河南戏曲改良思潮与实践则成为河南地方戏发展的时代机遇。在新的时代语境中,戏曲被赋予启迪民智、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河南地方戏也由下里巴人一跃而为新时代文化的象征、救国治民的利器,得到河南社会各界的广泛推崇。自1907年以来出现的清末民初的戏曲改良思潮、冯玉祥主导下的戏曲改良运动、樊粹庭引领的河南梆子革新实践这三次大的戏曲变革实践,扭转了时人对河南地方戏的偏见,形成了以观剧为时尚的社会思潮,重塑了20世纪上半叶河南社会的戏曲观念,在剧目、舞台、声腔等方面对河南地方戏做出了根本性的革新,全面提升了河南地方戏的文化品格,并建立一种契合时代背景,符合城市民众审美需求的新的戏曲形式,为后世河南地方戏的发展与创新树立了典范。剧种的繁多与民俗演剧的兴盛则构成晚清民国时期河南剧坛的两大特点。基于河南悠久厚重的戏曲文化,地处天下之中、沟通南北的区位优势和人情地理的丰富,这一时期在河南剧坛生存、繁衍了的各类剧种多达40余个,其中河南本土剧种30个,外来剧种至少有15个。它们在中州大地上争奇斗艳、碰撞融合、竞相斗胜,形成了河南剧坛诸腔杂陈、百花竞放的盛景。1949年前,河南居民十九业农,大多数地区仍笼罩于农耕文明的余晖之中,强大的农业基因、庞大的农村人口为晚清民国河南民俗演剧的兴盛与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与充足的养分。确切地说,这一时期河南绝大多数演剧活动是发生在乡村之中的,而民俗演剧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演剧类型上看,都是这一时期演剧活动的绝对主体。一年四季,乡民或聚街头巷尾,或汇宗庙祠堂,或于场院村头,邀班做戏,吹拉弹唱,演唱歌舞和村坊小戏,娱神娱人兼而有之。春祈秋报、庙会演剧、节令演剧、崇圣演剧、集市演剧、行会演剧、喜丧演剧构成这一时期河南民俗演剧的主要内容。班社、剧场、艺人、作家（作品）作为河南地方戏的组成要素,是河南地方戏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组织单位,也是晚清民国时期河南地方戏演进与变革的主体与直接体现者。晚清民国时期河南地方戏班社在组织、运营上与全国其它地市、剧种的戏曲班社类似,大同小异,分科班（窝班）、江湖班、玩会班、龙虎班四种。20世纪20年代,冯玉祥两次督豫,在河南建立了由官方直接组织、管理的艺人培训机构,开启了河南官方培养戏曲艺人的先河。在它的影响下,一大批民间新式知识分子也积极投身于戏曲教育事业,出现一批以“学社”“剧社”“学校”“剧团”命名的新式戏曲人才培养机构。虽然这些机构未能完全抛弃旧式班社的陈规旧俗,但在培养模式、规章制度、训练方式等方面均有所变化,更加合理与科学,而且它们不拘泥于门户之见,积极吸纳京剧及其它兄弟剧种的艺术精髓,融汇于河南地方戏人才培养模式的改良与革新之中,为这一时期的河南地方戏培养了大批人才。晚清民国时期河南地方戏剧场新旧兼收、中西并蓄,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类型极其丰富。既有经济便利,可就地搬演的临时性演剧场所,也有规模宏大、形制精美的专业剧场;既有模仿上海“新舞台”兴建的新式剧场,也有延续千年、遍布河南全境的古老戏楼。茶园剧场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三十余年间迎来了自己最后的辉煌,它见证了以河南梆子为代表的河南地方戏在城市的崛起。1909年落成的“丰乐园”剧场,标志着河南新式剧场的开端。1927年,冯玉祥主导兴建的“人民会场”,兼具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含义,它催生了河南大规模修建剧场的浪潮。由永安、永乐、国民等七家剧院形成的“相国寺梆戏文化圈”第一次使梆戏剧场在河南剧坛站住了脚,并获得长久而稳固的发展,为河南地方戏的深度变革创造了条件。樊粹庭主导的“豫声剧院”则成为河南新式剧场的集大成者。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1949年,河南各地共有新式剧场有225所、茶园剧场26所,遍及河南各地区的中心城市,在较为偏远的乡村,更存在数目众多、难以统计的简易戏院。艺人始终是河南地方戏最为活跃的要素,它既是河南地方戏的传承者与守护者,又是河南地方戏的创造者,在饱受社会歧视的环境中,他们不仅保存了河南地方戏生存与发展的火种,提升了河南地方戏的艺术水平,更创造了曲剧、四平调等新的剧种。晚清民国是河南地方戏艺人大量涌现、名家辈出的一个历史时代,以“开封五云”为代表的一批艺人吹响了河南地方戏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号角,并为它在城市中的革新与发展开辟了道路。而坤伶的复兴与崛起,则成为这一时期河南地方戏发展史上最为值得关注的戏曲史现象之一,她们促进了河南地方戏唱腔风格的革新和审美范式的转变,加速了河南地方戏流派的融合,彻底改变了河南地方戏的行当体制。对河南地方戏作家（作品）研究,向来是河南地方戏研究的难点,在樊粹庭之外,少有河南地方戏作家被提及。宽泛地说,河南地方戏现存传统剧目,都经过民间艺人的加工与再创作,以此而论,它们都属于艺人创作的范围。在民间艺人之外,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批从事于河南地方戏创作的文人,由于时代的原因,他们或刻意隐藏行踪、或名声不显,所做剧本也大多散佚,极难对他们作出较为细致的描绘与综述。民国年间,又有樊粹庭、王镇南、蒋心惠等人相继投身于河南地方戏的创作,他们的作品代表这一时期河南地方戏的最高成就,彰显了河南地方戏的高度与深度。本文挖掘、整理了晚清民国时期36位河南地方戏作家及其作品,并对其中19位有较为详细资料者做了简单的考证和阐述,以补今日研究的缺憾。

陈瑶^[6]（2018）在《唐僖宗朝文人入蜀考论》文中提出文人入蜀是文学史上的客观现象。唐僖宗朝文人入蜀,不仅有利于保存中原文化,更促进了巴蜀文学与外来文学的交流融合从古至今,文人入蜀现象受到学者的持续关注,但尚有一定的拓展空间,特别是僖宗朝文人出入蜀地频繁,却并未得到学界相应的审视。然而,唐僖宗时期特殊的政治因素。和历史际遇,又对蜀地在唐末五代乃至宋代的文坛地位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探究唐僖宗朝文人入蜀概况是管窥唐末五代入蜀移民潮的起点,有利于我们从文人与文学的角度,分析蜀地文学的崛起与爆发。本文立足于唐僖宗朝文人入蜀的史料收集与整理,结合入蜀文人在蜀中的交游与创作,把握文人在唐末乱世下的普遍命运与主观选择,揣摩僖宗朝入蜀文人的心理变化。本文正文部分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章,分析唐僖宗朝的混乱政局以及僖宗幸蜀始末。任何文学活动的发展都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从政治与社会的客观因素出发,才能把握住文人在乱世中的普遍心理。本章从唐僖宗即位以来所面临的国库告急、宦官专权以及外患内忧的遗留局面出发,阐析唐僖宗南下蜀川的客观政治原因。另一方面,唐僖宗朝文人入蜀又受到帝王南幸的极大影响,因此本章还涉及了唐僖宗入蜀及其出幸路线。只有综合把握时势政局和帝王幸蜀这两个重要因素,才能完整梳理出文人入蜀的缘由及其心态。第二章,探析唐僖宗朝文人入蜀与离蜀之现象。从入蜀文人的数据统计来看,虽然唐僖宗朝存在大规模的文人入蜀行动,但不同时期文人入蜀的数量却呈现高低峰值变化。本章把唐僖宗朝文人入蜀切分为三段,总结梳理出唐僖宗入蜀前、入蜀时与离蜀后,入蜀文人在数量、人员构成、入蜀途径上的变化情况,在第四节的内容中,概括总述文人在蜀地的去留问题,为僖宗朝文人入蜀之行为做一个圆满的归结。通过对文人入蜀与出蜀的行为动机分析中,突出政治原因对文人入蜀的刺激作用。第三章,论述对象为唐僖宗朝入蜀文人的蜀中创作。文人入蜀的目的,除了史料中的零星记载,还可于文人在蜀中的文学创作上窥知。文人在蜀地的书写与漫游,使蜀地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坛高地,留存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本章把入蜀文人的创作分为个人抒写、交游寄赠与幕府干谒三方面,从分析入蜀文人的创作中,既可体会文人的情感与心理,又能了解文人在蜀地的交游情况,还可获知唐僖宗时期蜀地的政治境遇。同时,这些传情达意的文学作品,又都深深打下蜀地的烙印,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第四章,分析论证唐僖宗朝文人入蜀的影响。首先,唐僖宗朝带来的大移民不仅促进了蜀地的经济与文化发展,更带来了蜀地政治命运转折的契机。其次,文人群体入蜀现象成为蜀文学在五代发展壮大的力量积累,文人对蜀地产生了不同以往的“归家”情节。再次,文人、文学、文化在蜀地的传播与扩散,形成了蜀地文学的自生力,为五代西蜀词学与宋代蜀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而渐渐形成了“自古文人皆入蜀”的认识。

郭学松^[7]（2018）在《闽台宋江阵的仪式、象征与认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宋江阵是闽台乡土社会武术组织,是闽台最具代表性的民族传统体育事项,凝聚了闽台民众数百年的历史记忆,是闽台同源文化的特殊例证。运用文献调研、参与式观察、访谈、口述历史、个案探讨等研究方法,以闽台宋江阵武术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从追本溯源伊始,对宋江阵的发展历程、仪式文化进行挖掘整理,基于此而阐释隐含在宋江阵仪式文化中的象征内涵,从而解构隐藏在广大民众内心的历史心性,透析这种仪式文化中的自我认同、族群认同、中华民族认同的内涵,以及三者之间的相互建构逻辑。研究结果得出:一、考证了宋江阵之源起,挖掘整理了宋江阵仪式文化。通过文献考究和实践调查得知,闽台明确标记“宋江阵”印迹的相关文献与实物出现于清朝末年。在宋江阵源起的种种传说之中,论证了宋江阵成型于抗倭中的“鸳鸯阵”,提出了宋江阵源自水浒传的质疑,解构了郑成功“寓兵于农”、南少林反清复明、民团自卫等历史事件对宋江阵发展的推动作用。对闽台宋江阵的兵器、乐器、衣物等器物文化进行了系统挖掘与整理,其中呈现出我国台湾地区对这些文物保存的完整性;并从宋江阵整个仪式的“前阈限”、“阈限”和“后阈限”三个阶段,重点探讨了闽台两岸宋江阵仪式的身体展演过程。在这三个阶段中,我国台湾地区宋江阵在仪式内容、仪式过程等方面与福建地区体现了较大差异,唯有武术技术体系和演练风格相似。二、梳理了闽台宋江阵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历程。在近代,福建宋江阵的社会记忆主要与鸦片战争、抗法斗争、抗日斗争等历史事件关系密切;在日据时期,台湾地区宋江阵的主要功用是参与日据前期的抗日斗争以及日据中后期的庙会建醮仪式。该历史阶段,两地宋江阵在保持彰显尚武特质的基础上,我国台湾地区宋江阵较多已转型到乡土宗教、宗族、节庆等场域。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宋江阵逐渐在各种庆典中参与展演,而文革初期宋江阵只能以“隐文化”的形式存续;在台湾三十多年的戒严期间,宋江阵文化并未中断,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得到鼓励和支持,呈现出两地宋江阵受到社会环境影响的共同特性,以及福建宋江阵传承的曲折性与我国台湾地区宋江阵发展的顺畅性之差异。在改革开放以后,福建宋江阵文化展演出现在节庆、祭祀、庆典活动等场域之中;在台湾解严之后,宋江阵不仅在庙会等场域中继续保持生命力,同时又融入到大中小学教育之中,而且还成为休闲观光赛事的内容;多元化传承及功能彰显方面,我国台湾地区远胜福建地区。三、阐释了蕴藏在宋江阵仪式中仪式内容、仪式过程、器物、展演场域、身体模仿等方面的象征内涵。在宋江阵仪式的展演中,“前闽限”过程中的保护神祭拜仪式表征了对农耕文化集体记忆与象征。在“阈限”过程中,宋江阵文化是对早期战场搏斗历史场景的记忆、再现与象征。在“后阈限”过程中,宋江阵仪式展演文化体现了圆满的象征文化内涵,这种象征文化唯有我国台湾地区存续,福建地区已基本消失。宋江阵中的兵器是人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存在与社会延续的历史记忆或集体记忆;锣、鼓、钹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精神的象征;香炉、符篆等象征了乡土宗教文化;传统武术服装是对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重要识别与记忆,其中草鞋是生活化象征;宋江阵中脚巾是中国传统武术门派的象征;打面的色泽和线条是梁山好汉等英雄主义崇拜的文化象征。在传统武术门派识别、打面文化等方面所体现的象征寓意,更多的出现在我国台湾地区宋江阵文化之中。在乡土宗教祭祀仪式场域中,宋江阵被视为勇武本质的象征;在村落宗族或族群祭祀场域中,表征了族人对英雄祖先的尊崇;在节日活动中,宋江阵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展演与象征。四、解构了隐藏在宋江阵仪式文化中广大民众的自我认同、族群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心性,以及三者之间的建构逻辑。在宋江阵仪式展演场域中,个人的自我认同主要源自于个体需求而产生,并在族群内部以及族际之间形成社会影响;而我国台湾同胞的自我认同还包括对自我中华民族子民身份认同成分。宋江阵仪式文化中的族群认同有根基性的,主要源自本族群先人所参与宋江阵展演的历史文化;也有情境性的,将宋江阵文化建构成为本族群的文化组成部分,这种情境性以我国台湾同胞的移民特质得以彰显;在某种场域中,这种“原生性”和“情境性”所形成的族群认同是交替互补的格局。在中华民族这种场域中,宋江阵作为一种“惯习”,往往通过其特殊的历史记忆来烘托这种场域,并勾勒乡土民众的中华民族认同思绪。当自我认同得以实现时,才有可能凝聚成族群认同,最后思考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反过来影响族群认同的形成或自我认同的形塑;以自我认同为中心,可直接上升到族群认同,或者上升到中华民族认同的层面;然而,中华民族认同同样也直接影响个体的自我认同型构。

黄显明^[8]（2018）在《冯梦龙文言小说评点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冯梦龙编纂出版有五本文言小说集,《太平广记钞》、《情史》、《古今谭概》、《智囊》和《笑府》,同时,他也在这五本着作中,留下了大量的评点文字。就体例来讲,书籍前面有序跋,书的内容按照类别分类,每一类前面通常有小序,文本里面有很多眉批和旁批,文末也有作者的评论,其评点的形式和内容都非常丰富,对于我们了解冯梦龙的文艺思想和明朝的小说评点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本文主要分为四个章节进行论述。第一章主要分析冯梦龙文言小说评点思想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并同时考察他个人的经历。明代是一个文艺理论思潮非常兴盛的时代,特别是小说评点完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从大的文化语境考察冯梦龙的文言小说评点情况是非常有必要的。第二章对于冯梦龙编撰的这五部文言小说集的版本,内容和评点情况做一个系统的考证、整理和介绍,特别是有关评点者身份的论证。因为这些着作一方面并不是严肃的学术着作,署名的情况比较复杂,另外由于历史的诸多原因,冯梦龙的着作在流传过程中不断被篡改和禁毁,需要做一个历史的还原工作。第三章主要分析冯梦龙文言小说评点的思想内容,冯梦龙在众多的评点文本中表达了自己对于时政、历史和诸多社会现象的看法,同时他也在评点的时候,提出以情为本的情教思想。第四章主要论述冯梦龙评点内容的文学理论视野,虽然中国传统的评点学很多地方还不够系统和完善,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评点者对于文学的理解,特别是其小说理论,本文试图以此为切入点来探讨冯梦龙的文学思想。

王姝^[9]（2016）在《习近平反腐倡廉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出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新要求、新观点、新论断,一大批高官纷纷落马。习近平的反腐倡廉思想系统全面、内涵丰富、特点鲜明。系统探究和总结习近平的反腐倡廉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习近平反腐倡廉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反腐倡廉思想、中西方古代和近代廉政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在世情、国情、党情、民情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习近平反腐倡廉思想由萌芽逐渐走向成熟。其反腐倡廉思想的主体内容涵盖方位论、目标论、内容论、战略论、本质论等方面,思想全面且系统科学。习近平反腐倡廉思想特色鲜明,包括心系群众、人民立场,求真务实、注重实效,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保持定力、意志坚决等方面。不仅如此,习近平还在反腐倡廉的策略、主体、路径、方法、体制机制及纪检监察队伍的建设等方面进行了理论创新。习近平反腐倡廉思想是对当代中国反腐倡廉实践的理论凝练,为全面从严治党指明方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保证。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之中,我们必须与时俱进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廉政理论,必须保持政治定力,坚持走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必须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贯穿反腐倡廉建设。

姜美爱（惠田）（KANG MZ AE）^[10]（2016）在《中韩茶道文化交流及其茶道观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简要地梳理了中韩两国茶道形成、发展、流变过程,其中着重探讨了中韩人文茶道观的同与异,以及这个时期代表茶人——北宋苏东坡和高丽李奎报的人文茶道观,进而探讨了中韩人文茶道观对后世的影响。中韩两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两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频繁,其中茶文化的交流最具代表性。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从茶叶的发现利用,由最初的药用逐渐转为食用饮用,最后形成独特的茶道观。从唐至宋及元明清,每个时代有其独特的制茶法、饮茶法、也相应地形成了茶礼、茶诗等茶文化,遍及生活的各个阶层,包括皇室、文人、僧侣、平民等,融合中国传统儒释道三家文化而形成独特的茶道观,茶文化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了中重要的角色。韩国自百济时期从中国传入茶种,与韩国当地的风俗文化相交融,先后形成了韩国历史上新罗茶道文化（以花郎道茶文化为特色）,高丽时代茶道文化（以宫廷、僧侣、文人茶道文化的丰盛为特色）,朝鲜时代茶道文化（以《朱子家礼》冠婚丧祭之茶礼为中心的茶文化特色）。茶道符合人道,人可以通过茶道修行人之道。这种人文茶道精神在中国的唐代陆羽《茶经》表现为“精行俭德”的茶道观。宋朝的《禅苑清规》则是反映丛林的礼仪规范,作为日常生活中的规范被喻为儒家的“礼经”。宋代中国历史上留存茶诗最多的茶人陆游体现了敬天爱人的儒释道三家贯通的人文主义茶道精神。韩国以元晓大师之“和诤”的人文茶道,大觉国师义天（1055—1101年）的人文茶道以及草衣意恂（1786—1866）之“中正”的人文茶道为代表。韩国的茶圣草衣禅师（1786—1866）的会通思想,和元晓大师、义天大觉国师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元晓大师的“大乘菩萨行”实践是近代茶人崔凡述（1904—1979）“人文茶道思想”的根源。总之,韩国的人文茶道精神之根是元晓和诤思想。和诤思想是把一切分歧转换为和解的佛教思想,是奠定韩国佛教基层的核心思想之一。中韩两国属于同样的汉文化圈,在茶文化传入之前的三、四世纪,儒释道三教思想经过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传入,与韩国固有的古朝鲜思想融合。作为东方礼仪之国,都重视人要具备仁,礼、敬、和等精神,并实现人与自然的沟通和和谐。人文茶道是以人为主,既以人间为中心,又以人间本性为主。本性即是道。对儒家来说,道是仁;对佛教来说,道是真如;对道教来说,道是自然。三教之道呈现出不一样,但其最终目的是一样的,得道便呈现出向德。在这个世界,能相应的只有道与德,只要怀着道心,就必经由德。所以只要觉悟了人间之本性,就以自然为道,以宇宙万物为和谐。儒家行道,然后获德。佛家则通过“禅”达到真如,真如即本性。老庄强调自然之道,以达到道作为终极目的,与道相辅相成的就是德。中韩两国的茶道其根本要义是相通的,但是表现形式上又各具特色。中国茶艺表演庄严而华丽,韩国茶礼表演质朴,而且有自然风流的味道。孔子强调以礼与仁为基础,茶道才能表现出礼仪的庄严华丽。韩国的茶礼表演,将从中国传入的茶道思想与韩国古朝鲜的古神道思想融合,这种玄妙之道在韩国称为风流道或花郎道,用质朴、淳朴表现了韩国的人文情怀。从苏东坡与李奎报的茶诗看他们的人文茶道观,将他们的茶道思想分为四点:第一,人际交游人文茶道;第二,社会讽喻人文茶道;第三,禅茶一味人文茶道;第四,行茶三昧人文茶道。苏东坡在思想上追求儒佛道三家兼容思想,正是在这种思想中,包含了他的清净茶道观。李奎报天性淳朴,有超然、豁达的性格,而且兼有着老庄逍遥游思想。两位人物都由茶道而得到鲜活的领悟,由此形成两个人物的生活茶、生活禅的人文茶道观。宋丽茶道文化产生巨大影响,是因为它以礼节教育影响了后代。宋代的茶道是继承唐代茶道文化的脉络,高丽的茶道是受到了统一新罗茶道精神和唐宋的影响。茶道可以转变人的心灵和行动,恢复人的关系,与自然沟通。中韩的茶道文化进入现代后,虽然有一些差异,但是都把重点放在学习古典文学,学习传统思想,提升人性涵养,形成和谐社会关系等方面,说明两国茶道文化在根源上还是一脉相承的。

二、唐玄宗三把火笼络民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唐玄宗三把火笼络民心（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民间音乐故事的类型分析与文化透视（论文提纲范文）

（4）物欲迷幻：古代中国“物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晚清民国河南演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唐僖宗朝文人入蜀考论（论文提纲范文）

（7）闽台宋江阵的仪式、象征与认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冯梦龙文言小说评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习近平反腐倡廉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韩茶道文化交流及其茶道观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唐玄宗三把火笼络民心（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传统体育价值观的近代转型[D]. 王根. 湖南师范大学, 2021
• [2]中国流行歌曲演唱多元化特点及影响因素研究[D]. 傅议萱. 东北师范大学, 2021
• [3]中国民间音乐故事的类型分析与文化透视[D]. 黄若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4]物欲迷幻：古代中国“物妖”研究[D]. 付晓彤. 南京艺术学院, 2019(01)
• [5]晚清民国河南演剧研究[D]. 孙建杰. 河南大学, 2018(12)
• [6]唐僖宗朝文人入蜀考论[D]. 陈瑶. 陕西师范大学, 2018(01)
• [7]闽台宋江阵的仪式、象征与认同研究[D]. 郭学松. 福建师范大学, 2018(09)
• [8]冯梦龙文言小说评点研究[D]. 黄显明. 南京师范大学, 2018(01)
• [9]习近平反腐倡廉思想研究[D]. 王姝. 南通大学, 2016(11)
• [10]中韩茶道文化交流及其茶道观比较研究[D]. 姜美爱（惠田）（KANG MZ AE）. 浙江大学, 20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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