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天的医院——世界卫生组织对医院发展的展望（论文文献综述）
黄志伟[1]（2021）在《话语实践与国际组织话语权提升 ——基于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考察》文中提出
孙敬华[2]（2021）在《积极老龄化视角下中国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研究 ——基于试点城市的比较分析》文中研究表明随着长寿时代的到来以及失能老年人口规模的迅速扩大,中国传统的老年长期照护模式面临困境。老年人口的失能风险已成为摆在政府和社会面前的严峻挑战。为积极应对老年人口的失能风险,中国政府启动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工作,鼓励试点城市探索具有本土化意义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虽然政府及学界都强调要总结试点经验,但现阶段对于试点城市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的总体现状、已形成的共同特征以及存在的共性问题仍疏于研究,特别是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背景下,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践行了积极老龄化理论的相关研究还比较缺乏。基于此,本文以积极老龄化理论为研究视角,结合政策产出模型,分析了30个试点城市颁布的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的总体现状、共同特征以及存在的共性问题,并就如何推进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发展也进行了探索。具体来说,主要内容如下:首先,基于积极老龄化理论以及政策产出模型,构建了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分析框架,由参与、健康和保障三个维度构成。（1）参与维度是指维护失能老人获得福利并根据个人需要参与到为其提供的长期照护服务中的机会与权利,即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的社会分配基础,具体包括参保范围、保障对象、失能认定的标准与主体三个部分。（2）健康维度是指为失能老年人提供健康和社会服务的长期照护服务供给体系,该体系由社会供给类型和输送系统构成。其中社会供给类型进一步细分为服务项目、服务形式、待遇给付标准三个部分;输送系统可以分为政府部门、长期护理保险经办机构、定点护理机构以及非正式照护主体。（3）保障维度是指为失能老人解决长期照护服务费用问题的筹资模式,主要包括筹资渠道、筹资形式与标准以及启动资金三个部分。其次,运用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分析框架对30个试点城市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的发展现状及其共同特征进行了比较分析。（1）30个试点城市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的发展现状可以总结为以下内容。其一,在参与维度,一是参保范围主要依据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确定;二是保障对象取决于处于失能状态的时间长度、失能失智程度、接受长期照护服务的场所以及缴纳医疗保险费用的时间长度四个方面的限制因素;三是失能评估工具主要有三种,《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定量表》、I《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行业标准:老年人能力评估》以及当地自主建立的综合性失能评定标准;四是评定主体主要包括保险经办机构、劳动鉴定委员会、第三方评估机构、定点护理机构、商业保险机构以及鉴定专家。其二,在健康维度,一是服务项目主要包括生活照护、医疗照护、预防性照护、康复照护以及心理疏导;二是服务形式可以分为定点机构照护（医疗机构照护、养老机构照护）、居家照护（居家上门照护、居家自主照护）以及失智专区;三是待遇给付标准可以分为按比例给付、定额给付或者差别化补偿方式。其三,在保障维度,一是最为普遍的筹资渠道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和个人账户的划转、政府补助以及个人缴费;二是筹资形式主要有比例筹资、定额筹资和混合筹资三种;三是大多数城市都具有长期护理保险的启动资金。（2）试点城市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的共同特征是,其一,在参与维度,长期护理保险政策是一种以诊断差异为社会分配基础的补缺型社会政策;其二,在健康维度中,试点城市采取了以服务福利为主、现金福利为补充的事后补救型风险应对策略;福利输送系统属于决策、执行与输送职能相互独立的国家主导型;其三,在保障维度,筹资模式是现收现付制的社会保险型,主要依托于医疗保险。再次,基于积极老龄化理论审视现阶段30个城市的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发现了一些共性问题。（1）参与维度的社会分配基础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未将城乡居民纳入覆盖范围、将重度失智老人排斥在福利申请者之外、失能认定评估工具结构简单、失能评估等级的设定粗略且不统一、缺少独立且专业的失能等级评定机构。（2）健康维度的社会供给类型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预防性策略缺失、服务供给内容的精准度较低;福利输送系统的主要问题是:忽视了社区的重要作用,以机构照护为核心的服务输送布局难以解决长期照护供需失衡的难题。（3）保障维度的筹资模式面临的主要困境:筹资主体缴费能力有限、待遇给付与个人缴费存在不一致性、以长期护理保险为核心的筹资模式面临较大争议。接下来,本文梳理了荷兰、德国和日本三个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较为先进国家的实践经验并从中得到了以下启示:（1）在参与维度,三个国家的覆盖范围根据运行状况进行调整,总体上荷兰和德国覆盖了全体公民,日本主要针对老年人;三个国家都建立了统一的评估体系;失能老人都具有福利给付形式的自主选择权。（2）在健康维度,重视非正式照护的发展;社区在长期照护服务供给中作为服务系统中枢,将居家照护、机构照护与非正式照护连接与整合,解决了服务供给碎片化的问题;在服务供给中加强服务质量监督;注重预防性策略;三个国家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立法之前都允许一个“准备”阶段,为制度正式运行储备服务供给者。（3）在保障维度,一是专项筹资专项使用,增加了引入这项计划的可行性;二是将资金从更大的政府预算分离促使长期护理保险的融资不会与军事、教育、基础设施投资等优先项目产生直接的冲突。三是三个国家都是以长期护理社会保险作为基础筹资模式,同时还采取了其他方式作为补充。最后,提出了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推进策略。（1）遵循分配正义的基本价值取向,奉行机会平等、利益与责任同等分配、分配标准和程序合理以及纠正不公四项原则。（2）在参与维度,需要完善失能评估体系、扩大失能老人自主选择福利内容的权利以及政策性支持老年人参与长期照护服务供给。（3）在健康维度,通过共同推进社区照护服务体系建设、基于生命历程的跨部门服务供给机制的构建以及促进正式照护与非正式照护相结合的方式,发展在地化的整合照护服务体系。（4）在保障维度,构建多层次长期护理保障制度体系,其中长期照护补贴制度是基础,长期护理社会保险制度是核心,长期护理商业保险是重要补充。
毕九川[3]（2021）在《21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研究 ——以应对非典、埃博拉、新冠疫情的外交机制和外交行动为例》文中研究说明21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非典、埃博拉和新冠肺炎等多次国际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中国外交在应急处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开始于非典疫期间期间经历了由“被动融入”到“探索性参与”的过程。中国基于国家安全和应对国际压力的考虑,开始尝试建立应急卫生外交机制并强调国际卫生合作。在多边层面,中国在世界卫生组织框架内强化技术领域的交流合作。与此同时,中国在东亚区域基于已有的地区多边框架和共识,建立应急卫生新机制,积极开展应急卫生合作。在双边层面,中国主要围绕争取国际理解支持和尽快恢复中外交往展开应急卫生外交行动。后非典时期,中国卫生应急体系不断完善,双边和多边卫生外交不断发展。援助西非国家抗击埃博拉疫情是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发展的重要节点。此次疫情期间,中国不仅早于世界卫生组织数月开展对外应急卫生援助,还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疫情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后,迅速启动国内应急卫生机制,创新应急卫生外交运转机制,强化全球应急卫生合作。在多边层面,中国在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等框架下开展多边应急卫生行动。在双边层面,除了对疫情国家开展史无前例的应急卫生援助外,中国还与美欧等国加强卫生合作。中国此次应急卫生外交取得了积极效果,提升了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的软实力。后埃博拉时期,中国卫生外交进入了高速发展期,不断扩大卫生外交范围,强化在全球、区域和次区域层面的卫生外交行动。新冠疫情是21世纪以来最大规模的国际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兼顾国内与全球卫生安全,初步成熟。中国根据疫情发展不断调整应急卫生外交机制,从“三级联动”到“中央统筹—归口管理”,更加细化和完善。外交行动表现出引领性参与全球应急卫生治理的特点。在多边层面,中国始终与世界卫生组织全面合作,维护其权威;在全球、区域和次区域全面开展多边磋商、交流与合作。在双边层面,中国强化与各国“云”交流;开展了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对外应急卫生援助和发展合作。新冠疫情期间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取得显着成绩。应急卫生外交是中国外交和全球卫生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21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机制呈现出立体化、规范化和公开化的发展趋势;应急卫生外交行动呈现出方向转变、区域扩大化、方式多样化和内容多元化的特点。各个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特点、全球卫生治理体系因素、中国参与应急卫生外交的意愿和能力是影响21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发展变化的动因。
朱瑟夫（MIMBALE MOLANGA Joseph）[4]（2020）在《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应对研究》文中指出1976年刚果（金）首次爆发埃博拉以来,在44年时间里,该国历经十次疫情肆虐,成为遭遇埃博拉疫情袭击次数最多、时间最长的国家。最新一次疫情于2018年8月爆发,是仅次于2013-2015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的第二大埃博拉疫情。与此前肆虐的多次疫情不同,本次埃博拉病毒致病性强、病毒变异明显,给治疗和预防带来新的挑战。疫情扩散迅速、伤亡较大,快速向周边国家传播,然而,刚果（金）在应对中遭遇了国内的暴力和不信任危机、政治休整与阴谋论,让疫情的应对阴云密布。本次疫情爆发后迅速引起了世界关注,包括刚果（金）在内的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广泛关注和介入,成为疫情应对的重要支持力量。面对疫情,刚果（金）政府迅速采取行动,采取了一系列防控举措。这些措施包括:加强疫情监测,建立埃博拉治疗中心;监测病例或追踪传播途径;对疑似或确诊病例展开隔离;提高公众认知;开展疫苗接种行动;在受影响地区提供安全饮用水;监督安全体面的丧葬;加强跨界监测等在其他地区奏效的常规措施。然而,受到刚果（金）政府行政与管理能力所限,以及受影响地区的不安全状况,让这些原本对症的应对措施频频失效。美国、欧盟各国和中国等世界大国以各种形式参与了本次疫情应对。美国通过美援署和疾控中心捐款1.96亿美元,是刚果（金）此次疫情的最大捐助国,在疾病监测、传染预防和控制,安全体面的安葬,水卫生等领域采取积极行动,对快速发现病例、减少疫情蔓延具有重要意义。欧洲国家在欧洲联盟的框架内,通过派遣一线医疗队拯救生命,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的措施,在当地社区之间开展合作和提高疾病认识以预防和控制疫情,提供保健服务以及安全体面的安葬等等有力的措施,为刚果（金）的埃博拉应对措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中国也是非洲卫生领域的重要参与者,在本次埃博拉应对中,中国主要通过提供卫生基础设施、医疗设备、医药物资、捐赠埃博拉应对资金、通过共享的方式传递健康知识、提高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的治疗能力等方面提供援助,为刚果（金）的埃博拉应对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帮助。面对刚果（金）本次埃博拉疫情,各类国际组织积极展开各种形式的国际应对行动。首先,世卫组织也即世界卫生当局正在协调实地行动,动员各国对埃博拉应对展开资助,进行试验性疫苗的登记工作。世卫组织是在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高危地区部署最多资源和人员的国际组织。同样,世界银行也则致力于一线应对、加强卫生系统和准备等方面的,以减少病毒传播风险。刚果（金）的埃博拉应对措施也有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无国界医生组织、基督复临会发展和救济局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应对工作提供了饮用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方面最佳做法相关的专门知识。虽然在本次埃博拉的疫情应对中,刚果（金）政府和国际社会积极应对,但疫情却延绵不断,无法得到有效根除,其原因深刻而复杂。首先,刚果（金）国内的政治治理失序带来各类卫生项目的频频失败,本次疫情爆发在刚果（金）政局动荡和长期战乱的地区,不仅政府内部无法有效沟通协调抗疫举措,而且反对势力利用疫情不断制造暴力争端事件,让疫情应对项目无疾而终。第二,缺乏规划的外来援助让国际应对难以奏效。众多的外部应对组织和机构从自身经验出发提供各类援助,而刚果（金）国内缺乏对接此类援助的专业机构和人员,巨额的援助无法有效协调流向最需要援助的地区和人群。第三,脆弱的刚果（金）卫生系统无法应对国内不断出现的突发情况。刚果（金）政府出台的战略响应计划曾为疫情控制带来曙光,但行动中的暴力争端、卫生系统的不堪一击、专业医疗人员和物资的严重匮乏等屡屡给刚果（金）政府的行动带来执行中的巨大阻力。第四,受到政府行政能力的限制,各类应对措施的实际效应与预估效应相去甚远。
刘澹远[5]（2020）在《扶贫开发与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 ——基于D镇的个案研究》文中提出消除贫困是全人类的共同使命,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最大难题。自2013年10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扶贫开发提上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议事日程。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是新时代扶贫开发的直接效果。提升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是新时代扶贫开发的立足点和落脚点。因此,立足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背景,开展扶贫开发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影响研究,乃是扶贫开发实践中提出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为指导,以习近平反贫困理论为直接理论依据,试图运用定性研究方法,通过对贵州省D镇的个案研究,揭示政府扶贫、市场扶贫、社会扶贫与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为政府有关部门调整未来的扶贫开发政策提供决策咨询依据。扶贫开发是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行动主体运用一定的扶贫资源、采取一系列扶贫手段,以改善农村贫困人口生存状况与生存环境、激发农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为目的的正向社会变迁。由于扶贫开发的行动主体具有多元性特征,因此,本研究根据扶贫资源配置的差异性,将扶贫开发划分为政府扶贫、市场扶贫和社会扶贫三种基本样态。获得是指社会成员对社会资源的占有状况。获得感是指社会成员因参与一定的社会活动而获得一定的社会资源后所产生的积极心理感受。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是指农村贫困人口因参与扶贫开发活动而使自身经济地位、福利地位与社会地位发生变化后所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感受。据此,本研究将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划分为经济获得感、福利获得感与社会获得感三种基本样态。经济获得感是指农村贫困人口因参与扶贫活动而获得就业机会和资产收益导致经济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增加后所产生的积极心理感受。福利获得感是指农村贫困人口因参与扶贫活动而获得政府福利（如低保救助、医疗救助等）导致基本生活条件改善后所产生的积极心理感受。社会获得感是指农村贫困人口因参与扶贫活动而获得社会地位提升导致总体生存环境改善后所产生的积极心理感受。扶贫资源配置是扶贫开发的关键一环。扶贫资源配置是指对用于扶贫开发活动的各种资源（主要指资金等）的分配过程。它可以分为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和社会性扶贫资源配置两种类型。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是指对来源于公共财政的扶贫资金的分配过程,它包括配置渠道与配置方式两个方面。社会性扶贫资源配置是指对来源于经济组织（各类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体的扶贫资金的分配过程,它包括配置渠道与配置方式两个方面。扶贫资源配置不仅影响着扶贫开发的效果,而且也影响着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研究发现:第一,当前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呈现出不平衡状态。具体表现为:政府扶贫强劲、市场扶贫式微、社会组织扶贫零参与;农村贫困人口的福利获得感较强、经济获得感缺乏、社会获得感微弱。第二,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生成机制是外生机制与内生机制的统一体。外生机制是:获得—满足—获得感机制;内生机制是:公平—认可—获得感机制。从获得感的生成机制来看,必须坚持改善农村贫困人口的实际获得和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公平性认知双管齐下,双管共同发力,才能有效提升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第三,政府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影响较大。政府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影响表现为外生机制和内生机制的双重影响。政府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作用机制是行政—权力机制。第四,市场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影响式微。市场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作用机制是资本—效率机制。第五,社会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影响微弱。社会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作用机制是网络—认同机制。第六,行政—权力机制、资本—效率机制和网络—认同机制三种机制的失衡导致了扶贫资源配置的非均衡化,而扶贫资源配置的非均衡化又导致了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在具体表现形式上的不平衡。只有确保行政—权力机制、资本—效率机制和网络—认同机制三种机制平衡发挥作用,才能实现扶贫资源均衡配置,才能实现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在具体表现形式上的平衡。要提升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2020年后中国扶贫开发就必须做到:一是要积极倡导以资产为基础的新时代扶贫开发政策;二是要尽快建立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的扶贫资源配置方式;三是要努力健全农村医疗卫生福利的供给制度;四是要着力增强2020后农村相对农村贫困人口识别的公正性。
梁胜翔[6]（2020）在《我国西部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背景2009年3月,我国启动实施覆盖全民的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并将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作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过去的10年多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取得了显着的进展和成效,为改善居民健康状况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共卫生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是,缺乏合格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却成为影响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质量的瓶颈问题。因此,自2010年开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培训在全国各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广泛开展,然而,一系列研究表明,当前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培训效果不佳,全国尤其是西部地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素质不高、服务能力不强的问题仍然得不到有效解决,其主要原因是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应该具备的核心能力不明确,导致培训项目设计缺乏核心能力理论支撑。国际上,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已相继建立了各自的公共卫生专业人员核心模型,公共卫生专业人员能力建设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以能力为导向的核心能力模型所驱动。目前,国内尚未见基于核心能力理论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的系统研究。研究目的本研究对重庆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建设现状及培训需求进行系统评估,并在建立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框架的基础上,开发出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建设（培训项目设计）提供理论基础及依据,并为人员能力建设提出对策建议。研究方法1.研究地点选择:本研究根据地理位置和2016年的GDP情况,选择重庆市8个主城区和18个区/县作为研究地点,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91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包括43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48个乡镇卫生院）作为研究现场。2.定量研究:采用连续性抽样方法选取了1275名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包括服务机构领导和一线工作人员）作为研究对象。自制调查问卷,分别对研究地点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现状及培训需求进行调查,调查项目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专业、职称、执业资格类别、工作岗位、工作经历、培训次数、培训需求（包括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内容、沟通能力、流行病调查、需求评估、干预措施制定、满意度调查或评价项目开展效果、授课技能9个维度）。采用Epidata 3.02软件建立数据库,使用SPSS 21.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的一般情况、人员能力现状及培训需求进行描述性分析;采用卡方检验对城市与农村、主城区与区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专业、职称等方面的差异进行分析;采用卡方检验筛选培训需求的相关因素,再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方法对筛选出来的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所有统计学检验均为双侧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定性研究:采用有目的抽样方法,在所选研究地点基层卫生机构中抽取负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管理的领导以及从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人员（兼顾各个项目）进行个人深入访谈（In-depth interview,IDI）,用信息饱和原则决定最终样本量。个人深入访谈根据事先制定的半结构化访谈题纲来进行,领导的访谈题纲内容主要包括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力资源状况相关信息（即本单位工作人员数量、质量以及稳定性）、对当前人员培训的现状、当前培训项目存在的问题以及培训需求。一线工作人员的访谈题纲内容包括他们对自身服务能力的自我评估,他们对培训的参与情况,对当前培训的看法以及培训需求。所有访谈均在访谈对象所在卫生机构选择安静的办公室或会议室进行,每次访谈大约持续40-60分钟,在受访者的知情同意下,所有访谈均用录音笔进行了录音。最后,采主体框架分析法对所有访谈资料进行分析。4.德尔菲法:本研究共选择了17名来自中国东部、西部、北部和南部不同地区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领域专家参加两轮Delphi咨询。在Delphi咨询之前,通过文献研究、专家会议、岗位分析、专家会议等研究方法初步构建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框架以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初稿和咨询问卷。然后,经过2轮Delphi咨询构建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框架以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研究结果1.调查对象一般情况:问卷调查中,一共调查1275人,其中有效问卷1244份,有效率为97.6%。调查对象中,57.9%来自城市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4-34年龄段占38.7%,大部分（82.6%）为女性。学历以大专为主（62.3%）,93.1%的调查者接受过医学院校教育,40.8%为护理专业,超过一半（54.6%）的调查对象职称为初级。工作5年以上的占36.7%,72.6%的人员具有执业资格,执业护士占56.9%,大多数（83.7%）之前没有公共卫生相关工作经历,40.4%的人具有护理工作经历。一共纳入10个基层卫生机构的的10名领导和35名一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人员进行个人深入访谈。在10名领导中,超过一半（6位）是女性;超过一半的领导（6/10）年龄在30至40岁之间;大多数领导（8/10）工作年限在三年以上。在一线工作人员当中,超过一半（21/35）来自社区卫生中心,超过四分之三（27/35）是女性,绝大多数一线工作人员（32/35）的年龄≤40岁,大多数（21/35）的工作年限不到3年。2.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现状:在卫生人力资源数量方面,所有基层卫生机构领导认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编制及现有人员数量严重不足,特别缺全科医生和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在人力资源能力素质方面,一线工作人员和领导都均认为,现有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学历低（学历以大专以下为主）、职称低（以初级职称为主）。总体而言,在学历构成上,78.5%为大专及以下学历;在专业构成,公共卫生和临床医学背景的人员占比低,41%以上的工作人员为护理专业出身,尤其是城市和主城区的基层卫生机构,护士占比将近50%。只有5.9%的工作人员具有公共卫生专业背景;在职称构成上,初级职称或无职称工作人员占比达80%,而副高职称仅占3%。多数一线工作人员认为自身能力不足,难以胜任本职工作,尤其在一些对专业知识和技能要求高的服务项目（如健康教育、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结核病患者健康管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等）完全胜任的工作人员不到一半,而且大多数人员不胜任的原因是因为知识和技能都缺乏。3.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建设现状:85%以上的工作人员在半年内最少接受过1次以上的培训。但是,绝大多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领导认为,目前的培训效果欠佳,培训并没有使人员能力得到根本提高。主要原因有:一是由于人员短缺,导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无法安排人员参加培训;二是目前的培训没有很好地组织,层层培训导致培训内容重复。此外,专业性强的培训（如重性精神病和慢病管理）没有由专业机构承担;三是当前的培训通常集中在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相关的政策和服务规范上,培训缺乏公共卫生核心能力的培训。同时,由于培训缺乏需求评估,导致部分培训项目与工作人员的实际需求不匹配;四是目前的培训形式单一,通常只通过讲座进行,或者以会代训,主要针对理论知识的传授,缺少实践操作层面的培训;五是大多数培训时间太短,培训时间碎片化,不能系统提高知识和能力;六是培训师资不固定、能力有待提高,同时,培训教材不统一,难以保证培训同质化。4.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培训需求评估: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人员培训需求的9个维度中,专业知识占91.3%,专业技能占84.6%,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内容78.8%,沟通能力64.3%,干预措施制定41.6%。需求评估占33.2%,流行病学调查32.5%,满意度调查或项目开展效果评价27.9%,授课技能占26.7%。通过二分类logistic回归对上述培训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人员培训需求受专业背景、学历、职称、执业资格类别以及工作岗位等多种因素影响,尤其工作岗位是9个维度培训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5.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框架的建立:经过2轮Delphi咨询,建立了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框架。该框架由1个总功能（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维护公众健康）,8个子功能（“居民健康素养提升”、“居民健康信息管理”、“社区健康监测与需求评估”、“维护全生命周期健康”、“疾病预防与控制”、“社区卫生应急管理”、“多部门协作”、“政策、规划制定与评价”）构成。6.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的构建:通过两轮Delphi咨询,构建了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该核心能力模型由3个一级指标（包括专业知识、实践技能、理念与价值观）、19个二级指标（包括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知识、社区健康监测能力、社区健康需求评估能力、政策和干预措施制定及实施和评价能力、健康管理能力、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与应急处置能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交流与沟通能力、管理和领导能力、基本科学研究能力及职业精神等）、60个三级指标（包括流行病与医学统计学、中医药健康管理知识、居民健康状况及疾病危险因素监测能力、参与政策制定、实施和评价的能力、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技能、慢病患者健康管理能力、流行病学调查能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能力、社会动员技能、工作伙伴关系建立、项目管理能力、基本研究设计和实施能力、职业生涯规划能力及奉献精神等）和129项具体能力界定组成。研究结论重庆市基层卫生机构仍然存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力资短缺、人员能力素质不高以及人员培训效果不佳的问题。同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的培训需求呈现多元化,不同人员的培训需求各有侧重。本研究所建立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基于核心能力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培训奠定了基础,为卫生行政部门进一步改进培训项目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增强培训项目的针对性、提高培训的效果、提升基层医疗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的服务能力提供了有力保障。根据目前重庆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建设的现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要进一步重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力资源的能力建设。2.国家要在政策层面上加大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建设的支持力度。3.以核心能力为导向,调整改革医学院校公共卫生相关专业学历教育课程体系,提高学生岗位胜任力。4.基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共卫生人员核心能力模型开发能力培训项目,开展基于核心能力模型的培训,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共卫生人员能力建设效果。
倪家芸[7]（2020）在《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信任研究 ——以上海市P区B镇L养护院为例》文中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转型步伐的加快,整个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传统的公共事务治理模式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快速发展之下的多种需求。尽管政府希望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然而在社会发展中,整个社会的需求呈现出越来越多元和复杂的态势。这种需求也促使承载着公共利益使命的社会组织更多地参与公共事务,提供政府不能提供的、提供不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从而使公共事务在共同治理的环境中得到更好的提升和发展。由于社会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信任关系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实践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信任关系对组织间的相互合作,更好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本研究以组织间信任为切入点,采用文献研究法梳理信任、信任关系及其相关理论基础,并以上海市P区B镇L养护院为研究个案研究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信任,从而探究社会组织与政府间的信任关系。在相关文献的理论框架指导下,通过质性研究的资料分析对信任进行分析和归纳,并得出以下结论:上海市P区B镇L养护院对政府的信任有以下两种类型:“需求—期望”满足型信任、积极情绪—情感型信任;上海市P区B镇L养护院对政府信任的作用包括:保持组织成员行为的一致性、促进信任深化、保持信任稳定三个维度;上海市P区B镇L养护院对政府信任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包括:被动依赖心理及其组织的非独立自主性原因,矛盾冲突心理及其经济利益需求认知差异与消防安全认知差异原因。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了社会组织对政府信任的对策建议。
李姗姗[8]（2020）在《心理距离视域下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理论与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世界范围贸易、投资自由化以及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在现代工业中的应用正在推动职业事故和职业病的类型与数量在诸多发展中国家持续上升,而我国的职业安全健康形势更为严峻。职业安全健康问题涉及每位劳动者、每个家庭的核心权益,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如何解决现代化工业建设中的职业安全健康问题、突破政府单一治理成效不显着难题成为安全管理领域亟需解决的重大议题。合作治理模式对于跨部门、跨领域的公共问题凸显出极强的适应性和突出的治理成效,构建多主体、多向度的合作互动关系成为现代社会治理职业安全健康问题的必然要求。本研究基于心理距离视域,探析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主体、结构与关系,在厘清多主体职业安全健康心理距离概念范畴,剖析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理论基础上,结合质性研究,构建不同层级关系的多维心理距离情境下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刻画了多主体交互机理并耦合多主体、多层级间的关系,明晰了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驱动机理。通过问卷调研获取量化数据,运用统计学方法对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多主体交互耦合效度及驱动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进而从动态演化逻辑出发,运用系统仿真方法复现多主体随着时间变化对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演化趋势。最后,基于实证和仿真结果针对性地设计了多主体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助推策略。具体研究内容及结论如下:一是心理距离视域下多主体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理论建构。（1）确定了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八类主体角色并对其权力、行为、责任边界进行了界定,从强关系层、相关层、弱关系层三个层级对不同主体的职能进行定位。（2）在此基础上,依据心理距离理论,从事件心理距离、主体间心理距离、层级间心理距离分别对多主体职业安全健康亲疏关系进行剖析。（3）依据耦合效应提出了“初级合作治理-成长合作治理-规范合作治理-理想合作治理”演化路径。二是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多主体交互模型构建及量化研究。（1）通过质性研究厘清了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多主体交互机理,从“交互形式-交互主导性-交互强度-交互持续性”四个层面对主体间的交互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主体间的交互水平整体偏弱,主体之间未呈现良好互动。（2）交互主体心理距离亲疏关系整体呈现趋近态势,其中交互主体对职业安全健康事件处于咫尺关系（M=2.38）,主体间与层级间心理距离整体处于亲近状态。（3）进一步地,不同主体与不同层级间耦合度偏低,合作程度处于“成长合作治理”阶段。三是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驱动模型构建及实证分析。基于质性分析构建了囊括主体心理因素、环境因素以及心理距离的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驱动框架。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不同主体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且原始型合作治理意愿最高。年龄小于20岁、离异、月收入高于5万、家庭月收入高于20万、学历水平在小学及以下、工作年限在3-5年之间、住宅面积在120-150m2区间内、家庭成员数为6人以上、政治面貌为民主党派、身份特征为市场主体的职业安全合作治理意愿较低。（2）主体心理因素中的经济性目标、安全性目标、政治性目标、信任成本、社会信任、个体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均对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具有显着的预测作用。（3）事件心理距离、主体间心理距离、层级间心理距离在主体心理因素各个变量和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间的中介效应均显着。（4）环境因素中的政策类型、政策普及、政策识别、国民经济、收入水平、资金投入、渠道多样、技术支持、信息共享、文化氛围、社会舆论、道德规范对主体心理因素与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间关系的调节效应路径显着。四是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多主体系统仿真分析。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和神经网络模型构建了多源类信息和耦合强度控制下的多主体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交互学习系统,运用系统仿真方法,复现在不同要素影响下多主体随着时间变化对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演化趋势。仿真结果显示,（1）在多源类信息交互干预下,多主体对职业安全健康的心理距离迅速缩聚,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水平迅速增高,且政策环境干预对主体间合作治理的达成最有效。（2）在不同耦合强度情境下,高值高耦合状态下的不同主体对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的心理距离缩聚最快,并能快速促进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的实现;低值高耦合状态下的不同主体对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会出现延迟;高值低耦合状态下的不同主体对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低值低耦合状态下的不同主体对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水平与达成合作的速度均处于最低水平。（3）基于主体差异性,八类异质性主体在多源类综合因素影响下其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水平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具体地,在高值高耦合控制器下,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用人单位和市场主体、用人单位和医疗机构、用人单位和新闻媒体、政府和市场主体、政府和医疗机构、市场主体和医疗机构、新闻媒体和医疗机构之间的交互粘合度明显提升,政府和用人单位呈现“一致化”高交互状态;在高-低型低耦合控制器下,政府和社会组织、政府和社会公众、用人单位和社会公众、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医疗机构和社会公众之间交互呈现明显的劣化态势,市场主体和新闻媒体、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之间交互始终处于“隔阂”状态;在低值高耦合控制器下,劳动者和新闻媒体、劳动者和社会组织、新闻媒体和医疗机构、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之间的交互粘合度不断增强,劳动者和医疗机构呈现“一致性”高交互状态,劳动者和社会公众、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呈现高劣化交互态势。最后依据质化分析与量化分析结果,构建了多主体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助推体系,分别从主体心理因素、情境因素、多维心理距离、多主体交互耦合与自身行为等方面提出了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助推策略,为有效实现不同主体间的合作治理提供借鉴。该论文有图126幅,表108个,参考文献298篇。
陈亚州[9]（2020）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文中指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首次扩员后提出的旨在推动组织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理念,对于上海合作组织行稳致远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指引意义。与此同时,上海合作组织承载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和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多重使命,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平稳构建对于上海合作组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全球治理体系等均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将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概念纳入国际共同体的视阈中,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可视为在组织成员国间主要由价值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构成的四位一体的复合型地区共同体。据此,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共同体就是要推动成员国在共同价值、共同安全、共同利益和共同情感的基础上,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为团结互信的典范、安危共担的典范、互利共赢的典范和包容互鉴的典范。通过对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资源、现有基础、主要挑战和基本路径方面等开展系统深入的研究,可以发现,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丰富和深刻的思想资源,该理念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政治思想、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同时其吸收了中国参与和创建国际组织基本实践历程的有益经验。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成员国在共同价值、共同安全、共同利益和共同情感方面,已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奠定了一定的现实基础。不过,在以上四个维度,构建上海合作组织仍然面临一系列挑战。鉴于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一项复杂艰巨的长期任务,各成员国需要在分别拟定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价值路径、安全路径、利益路径和情感路径的基础上,形成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整合性路径。
宋平[10]（2020）在《医疗信息水平对医院满意度和收支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 ——分级诊疗的中介作用》文中指出2016年8月19日,我国召开了进入本世纪以来规格最高的“卫生与健康大会”,将分级诊疗制度作为5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之首,推动我国逐步形成“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就医模式。分级诊疗的提出,是基于我国选择性“看病难、看病贵”的历史背景,借鉴国外家庭医生制度,我国提出的一项卫生改革重大策略。为推动分级诊疗创造更好的运行环境,很多学者研究了分级诊疗的驱动因素,如医疗信息化建设、医疗保险水平等,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基于现象观察和结果判断进行开展,缺乏从信息资源禀赋和资源依赖的角度,运用实证分析方法,系统地探讨信息化水平在分级诊疗实施过程中的作用机理。同时,随着老百姓对公立医疗机构社会属性认识理解的深入,医疗机构满意度的问题逐渐成为行业研究的热点。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角度,分级诊疗的实施对医院满意度的影响如何,在学界争论较大,也限于这项制度在我国实施的时限较短,尚缺少较为系统全面的实证研究来探讨分级诊疗对满意度的影响。另外,作为公立医疗机构,保持公益性是其合理运营的基石,实施分级诊疗,让原本上行的患者就医流向逐渐回头,并转向下行,这为增加县域内各级医疗机构的业务收入提供了机遇。因此,本研究基于资源基础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从信息化水平与分级诊疗的深层次关系为切入点,探讨分级诊疗与医院满意度和收入成本率的关系。另外,不管是推进分级诊疗,还是提升医院信息化水平,还是提高医院满意度和合理控制医院收支结构的平衡,医院高层管理人员是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其态度支持与否至关重要。医疗机构要实现分级诊疗,尤其是县域内的公立医疗机构,本身在发展中就滞后于大型的三级医院,管理水平参差不齐,要让高层管理团队形成改革发展的共识,落实好县域内分级诊疗的目标,还存在的不少不确定因素。本研究的内容模块由如下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绪论,为本文的第一章。内容主要包括研究背景、意义和目标,对研究方案以及技术路线的说明,介绍研究的特色及创新,最后是概述本研究的章节结构情况。第二部分,构建理论框架及提出研究假设,由本文的第二章和第三章组成。内容主要包括理论基础、文献综述、模型构建和研究假设。第三部分,实证研究,由本文的第四章、第五章构成。内容主要包括实证研究设计、数据分析和假设检验。第四部分,结论、建议与展望,为本文的第六章。内容主要包括研究结论、政策建议、研究不足和研究展望。本研究基于资源基础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构建了“医疗信息水平——分级诊疗——医院满意度（即医务人员满意度和患者满意度）——收入成本率”的模型框架,进而探索了分级诊疗实施程度和医院满意度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及高层管理支持的调节作用。四川省在2014年10月全域实施分级诊疗,是全国第一个推行分级诊疗的人口大省。本研究以四川省87个县（市、区）的公立医疗机构（包括县级公立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研究对象,收集整理了这些县（市、区）在医疗信息、分级诊疗、医院满意度和收入支出等方面的客观数据,并对每个县域的高层卫生管理者进行了问卷调查,进而对提出的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首先,本研究对相关变量进行概念界定,提炼医疗信息水平和分级诊疗的测量维度,确定了医院满意度和收入成本率的衡量范畴,结合专家访谈和实地调研对调查问卷进行修改。其次,通过精心梳理卫生行政部门大量相关数据,本研究对87个县（市、区）公立医疗机构的医疗信息水平、分级诊疗、医院满意度和收入成本率进行测量。然后,对这87个县（市、区）的601位高层管理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回收有效样本422份,问卷有效率为70.21%。再次,本研究对数据进行整合匹配,对样本数据结构的有效性进行了分析,即利用统计软件SPSS22.0进行了信度分析、聚合检验和描述性统计分析,采用Smart PLS3.0统计分析软件,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分别检验自变量的因子载荷系数（loading）及中介变量的因子权重系数（weight）,并对研究中提出的假设进行逐一验证。该部分使用Smart PLS3.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了假设检验,包括主效应、中介效应、调节效应的检验。最后,本研究对实证结果进行了分析讨论。本研究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有机结合,探讨了医改背景下,医疗信息水平对县域内分级诊疗的作用机制,以及分级诊疗对医院满意度和收入成本率的影响,本研究的特色和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第一,从研究的理论来看,本研究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将医疗信息水平与分级诊疗进行关联,进一步探讨其对医院满意度和收入成本率的影响,构建了“医疗信息水平——分级诊疗——医院满意度（即医务人员满意度和患者满意度）——收入成本率”的模型框架。当前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的应用研究,主要是从组织层面探讨企业的经营发展和绩效提升,少有研究从相对宏观层面将这两个理论进行结合。本研究从区域发展的角度,以医疗服务行业为场景,将县域层面的医疗卫生机构作为研究对象,从信息化水平与分级诊疗的深层次关系为切入点,探讨分级诊疗与医院满意度和收入成本率的关系,拓宽了资源基础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的情景边界。第二,从研究的内容来看,本研究以县域医疗卫生机构为研究对象,且县域样本数量达到87个,探索和分析了分级诊疗的前因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结果。目前,对于分级诊疗的研究主要是从定性角度讨论阻碍该政策实施的障碍和困难,仍缺乏一致的观点和结论,并且从实证角度缺乏量化研究,尤其是在我国特殊的就医习惯背景下,实施分级诊疗的实证研究更为缺乏。本研究以分级诊疗和医院满意度为中介变量,揭示了医疗信息水平到收入成本率的内在作用机制,拓展了分级诊疗的前因后果的研究内容,洞悉了医疗信息水平到收入成本率的传导机制。此外,本研究还探究了高层管理支持的边界条件,证实了高层管理支持在医疗信息水平和分级诊疗实施程度之间存在着调节作用,进而从高层管理团队层面验证了提升高层管理支持对推动分级诊疗实施和提升医疗信息水平的重要性。第三,从研究的方法来看,多渠道的数据来源保证了本研究数据的真实和可靠性,跨时段研究设计有利于对变量前因后果关系的检验。本研究采用纵向时序调查,前因变量时限在前,其余变量的时限在后,这有利于对变量的前因后果关系进行检验,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共同方法偏差,能够更为真实地体现各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另外,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数字化医院等级评审、卫生信息统计平台、国家医院满意度综合调查和直接问卷调查4个完全不同的渠道,避免了变量之间可能产生的共同方法偏差。同时,本研究采用数据统计分析软件,使用SPSS 22.0进行信度分析、聚合检验和描述性分析,基于Smart PLS3.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假设检验,以科学严谨的方式进行数据处理和模型验证。通过这些研究的设计和方法切实有效的提升了数据的质量和检验的效果。第四,从变量的测量来看,开拓性地探索了分级诊疗这一构念。以往关于分级诊疗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对分级诊疗政策的分析,以及其实施的利弊和存在的阻力等,鲜有研究针对分级诊疗开展实证探索,且并没有对分级诊疗这一构念进行量化探索。本研究开拓性地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提出了分级诊疗的测量维度,分别是县域内就诊率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量占比。在做出先驱性探索的同时,为未来分级诊疗相关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方法和思路。本研究探讨了“医疗信息水平——分级诊疗——医院满意度（即医务人员满意度和患者满意度）——收入成本率”的影响路径,并提出高层管理支持的调节作用,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有关假设。虽然在研究过程中尽量遵循严谨的科学研究范式,也尽量贴合所选取的理论内涵,但由于作者资源和学术能力的有限性,造成本研究存在无力避免的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样本的有限性、研究结构层次的局限以及相关构念的进一步探讨等方面。因此,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学者们需要以更加全面的研究形式和内容来更深入地对分级诊疗实施程度开展前因后果的研究。
二、明天的医院——世界卫生组织对医院发展的展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明天的医院——世界卫生组织对医院发展的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2）积极老龄化视角下中国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研究 ——基于试点城市的比较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一、老年长期照护 |
| 二、长期护理保险 |
| 三、社会政策与长期护理保险政策 |
| 四、失能老(年)人 |
| 第三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三、国内外相关文献评析 |
| 第四节 研究问题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内容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与政策分析样本的选择 |
| 一、研究方法 |
| 二、长期护理保险政策来源与样本选择 |
| 第六节 技术路线与创新点 |
| 一、技术路线图 |
| 二、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视角与政策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积极老龄化理论 |
| 一、积极老龄化的提出 |
| 二、积极老龄化的内涵 |
| 三、积极老龄化的三个行动支柱 |
| 四、积极老龄化的核心理论 |
| 第二节 政策分析框架 |
| 一、应用较为广泛的政策分析框架 |
| 二、本文政策分析框架的构建 |
| 第三章 试点城市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的现状 |
| 第一节 参与维度: 社会分配基础现状 |
| 一、参保范围 |
| 二、保障对象 |
| 三、失能评定标准与主体 |
| 第二节 健康维度:长期照护服务供给体系的现状 |
| 一、社会供给类型现状 |
| 二、福利输送系统现状 |
| 第三节 保障维度:筹资模式现状 |
| 一、筹资渠道 |
| 二、筹资形式与筹资标准 |
| 三、启动资金 |
| 第四章 试点城市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的主要特征 |
| 第一节 参与维度的主要特征 |
| 一、社会分配基础:以诊断差异为主的资格审查 |
| 二、社会政策类型:补缺型社会政策 |
| 第二节 健康维度的主要特征 |
| 一、社会供给类型:以服务福利为主的补救型风险应对策略 |
| 二、福利输送系统:多主体参与的国家主导型福利输送架构 |
| 第三节 保障维度的主要特征 |
| 一、筹资渠道:主要来源于医疗保险基金 |
| 二、财务模式:现收现付制 |
| 第五章 试点城市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
| 第一节 参与维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参保范围与保障范围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二、分配标准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三、分配程序存在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健康维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社会供给内容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二、福利输送系统存在的主要问题 |
| 第三节 保障维度面临的主要困境 |
| 一、筹资主体的缴费能力有限,资金来源的可持续性面临挑战 |
| 二、不同城市之间参保者的权利与义务不对等 |
| 三、长期护理社会保险制度是否独立建制仍存在争议 |
| 第六章 发达国家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经验与启示 |
| 第一节 荷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发展经验 |
| 一、参与维度:荷兰社会分配基础的发展经验 |
| 二、健康维度:荷兰长期照护服务供给体系的发展经验 |
| 三、保障维度:荷兰筹资模式的发展经验 |
| 第二节 德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发展经验 |
| 一、参与维度:德国社会分配基础的发展经验 |
| 二、健康维度:德国长期照护服务供给体系的发展经验 |
| 三、保障维度:德国筹资模式的发展经验 |
| 第三节 日本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发展经验 |
| 一、参与维度:日本社会分配基础的发展经验 |
| 二、健康维度:日本长期照护服务供给体系的发展经验 |
| 三、保障维度:日本筹资模式的发展经验 |
| 第四节 三个国家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对中国的启示 |
| 一、参与维度:三个国家社会分配基础对我国的启示 |
| 二、健康维度:三个国家长期照护服务体系对我国的启示 |
| 三、保障维度:三个国家筹资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
| 第七章 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推进策略 |
| 第一节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基本原则 |
| 一、机会平等原则 |
| 二、利益与责任同等分配原则 |
| 三、分配标准和程序合理原则 |
| 四、纠正不公原则 |
| 第二节 参与维度:完善失能评估体系、维护老年人社会参与权利 |
| 一、完善失能评估体系 |
| 二、扩大失能老人自主选择福利内容的权利 |
| 三、政策性支持老年人参与长期照护服务供给 |
| 第三节 健康维度:发展在地化的整合照护服务体系 |
| 一、在地老化:推进社区照护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发展 |
| 二、整合照护:构建基于生命历程的跨部门服务供给机制 |
| 三、培养服务提供者:促进正式照护与非正式照护相结合 |
| 第四节 保障维度:推进多层次长期护理保障制度体系的构建 |
| 一、长期护理社会保险制度的推进路径 |
| 二、长期照护补贴制度的推进策略 |
| 三、长期护理商业保险制度的推进策略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基本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展望 |
| 一、研究的不足之处 |
| 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英文参考文献 |
| 中文参考文献 |
| 附录 试点城市长期护理保险政策样本汇总表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21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研究 ——以应对非典、埃博拉、新冠疫情的外交机制和外交行动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创新点和不足 |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五、案例选择说明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历史沿革 |
| 第一节 卫生外交的演进与全球卫生外交 |
| 一、卫生外交的演进 |
| 二、全球卫生外交 |
| 第二节 应急卫生外交 |
| 一、应急管理与应急外交 |
| 二、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与应急卫生外交 |
| 第三节 中国卫生外交历程和中国应急卫生外交 |
| 一、中国卫生外交历程简要回顾 |
| 二、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相关概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起步:应对非典疫情 |
| 第一节 中国应对非典疫情概况 |
| 一、最初预警和初步反应期 |
| 二、全面卫生应急期 |
| 第二节 非典疫情时期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机制 |
| 一、全国防治非典肺炎指挥部之下的外交联动机制 |
| 二、全国防治非典肺炎指挥部之下的外事组 |
| 第三节 非典疫情时期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行动 |
| 一、全球多边层面:与WHO合作 |
| 二、区域多边层面:东亚东南亚区域合作 |
| 三、双边应急卫生外交 |
| 第四节 非典疫情时期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效果及影响 |
| 一、非典疫情时期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效果 |
| 二、对后非典疫情期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影响(2004-2013)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发展:应对埃博拉疫情 |
| 第一节 埃博拉疫情及国际社会应对概况 |
| 一、埃博拉疫情概况 |
| 二、国际社会应对概况 |
| 第二节 埃博拉疫情时期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机制 |
| 一、国务院联防联控的应急卫生外交机制 |
| 二、对外应急援助机制 |
| 第三节 中国“援非抗埃”的应急卫生外交行动 |
| 一、中国“援非抗埃”的多边应急卫生合作 |
| 二、中国“援非抗埃”的双边应急卫生合作 |
| 第四节 中国“援非抗埃”应急卫生外交的效果及影响 |
| 一、中国“援非抗埃”应急卫生外交的效果 |
| 二、对后埃博拉疫情期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影响(2014-2019)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逐步成熟:应对新冠疫情 |
| 第一节 新冠疫情及应对概况 |
| 一、中国国内卫生应急期 |
| 二、中国国内防控常态化与全球卫生应急期 |
| 第二节 新冠疫情期间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机制 |
| 一、国家元首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层面 |
| 二、国务院层面 |
| 三、外交部层面 |
| 第三节 新冠疫情期间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行动:全球与区域多边合作 |
| 一、全球性国际组织:与WHO全面合作 |
| 二、全球大国协调:G20 框架内合作 |
| 三、在东亚东南亚区域的多边应急卫生合作 |
| 四、全球多边与区域多边应急卫生合作的有机融合 |
| 第四节 新冠疫情期间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行动:双边援助与发展合作 |
| 一、医疗技术双边援助和防疫能力合作 |
| 二、应急医疗物资双边援助 |
| 三、关于疫苗的双边援助与合作 |
| 第五节 新冠疫情期间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评价 |
| 一、有效促进疫情防控 |
| 二、有力维护海外公民权益 |
| 三、应急能力赢得国际广泛赞誉 |
| 四、建设性参与全球应急卫生合作 |
| 五、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21 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发展变化 |
| 第一节 21 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机制的发展 |
| 一、应急卫生外交机制的立体化 |
| 二、应急卫生外交机制的规范化和公开化 |
| 三、应急卫生外交机制的专业化 |
| 第二节 21 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行动的变化 |
| 一、应急卫生外交行动的方向转变和地域范围的扩大化 |
| 二、应急卫生外交的方式多样化和内容多元化 |
| 第三节 21 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发展变化的动因分析 |
| 一、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各自的特点 |
| 二、全球卫生治理力量的影响 |
| 三、中国开展应急卫生外交的意愿 |
| 四、中国开展应急卫生外交的能力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4）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应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意义与依据 |
| 1.选题的理论意义 |
| 2.选题的实际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国内研究综述 |
| 2.国外研究综述 |
| (三)论文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及研究途径和方法 |
| 1.解决的主要问题 |
| 2.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从全局的角度来看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爆发 |
| 一,埃博拉疫情的十次爆发 |
| 二,埃博拉病毒的临床分析及刚果(金)第10次埃博拉疫情的特点 |
| (一)结构形态 |
| (二)病毒分型 |
| (三)传播方法 |
| (四)致病原理 |
| (五)第十次埃博拉疫情的主要特征 |
| 第一,疫情传播迅速、伤亡较大 |
| 第二,快速向周边国家扩散 |
| 第三,刚果(金)在应对中遭遇了暴力和不信任危机 |
| 第四,埃博拉应对中,刚果(金)国内不断遭遇政治休整与阴谋论 |
| 三,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进展序列 |
| 第二章 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应对 |
| 一,刚果(金)国内的埃博拉应对措施 |
| 二,实地行动的进行 |
| 三,刚果(金)政府发挥的作用 |
| (1)政府无力确保埃博拉应对的安全 |
| (2)刚果(金)政府的权力斗争 |
| (3)埃博拉贪污 |
| (4)应对资金管理缺乏透明度 |
| 四,五项国家应对计划 |
| 第四个战略应对计划(2019年7月-12月) |
| 五,资助国家应对计划 |
| 第三章 各国政府的应对 |
| 一,美国 |
| (一)美国应对埃博拉疫情的主要渠道 |
| (1)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 |
| (2)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 |
| (二)美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制约 |
| 二,中国 |
| (一)中国在刚果(金)的卫生援助 |
| (1)向刚果(金)派遣医疗队 |
| (2)卫生基础设施建设 |
| (3)医疗设备和药品 |
| (4)健康知识传递 |
| (5)从防疫角度看 |
| (二)中国协助应对埃博拉疫情 |
| 三,欧洲联盟框架内的欧洲国家的贡献 |
| 第四章 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应对 |
| 一,多边和国际组织的援助 |
| (一)世界卫生组织 |
| (二)世界银行 |
| (1)世界银行在刚果(金)金的长期参与 |
| (2)加强刚果(金)卫生系统 |
| (3)加邻国疫情的防备努力统 |
| 二,非盈利组织及其他捐助者的贡献 |
| (一)无国界医生组织应对 |
| (二)基督复临会发展及救济署(ADRA) |
| 第五章 讨论和建议 |
| 一,埃博拉应对中的风险因素 |
| (一)国家权力危机和不安全感 |
| (二)不安全的代价:发生在布腾博协调中心的重大安全事件的案例 |
| 二,协调埃博拉反应的问题 |
| 三,埃博拉应对的优化评估 |
| 四,对埃博拉应对的动态评价 |
| (一)埃博拉疫苗接种计划 |
| (二)刚果(金)的卫生系统 |
| 五,本研究的局限性和未来研究方向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附录B |
| 附录C |
| 附录D |
| 附录E |
| 缩略语 |
| 图列表 |
| 表列表 |
| 攻读研究生期间成果 |
| 致谢 |
（5）扶贫开发与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 ——基于D镇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 |
| 1.2.3 研究意义 |
| 1.2.4 研究思路 |
| 2 研究方法 |
| 2.1 核心概念 |
| 2.1.1 扶贫开发行动主体 |
| 2.1.2 扶贫资源配置 |
| 2.1.3 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 |
| 2.2 研究方法 |
| 2.2.1 个案访谈法 |
| 2.2.2 文献研究法 |
| 2.2.3 田野图景 |
| 3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与新时代中国扶贫开发 |
| 3.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反贫困理论 |
| 3.1.1 马克思的反贫困理论 |
| 3.1.2 列宁的反贫困理论 |
| 3.1.3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贫困理论的基本观点 |
| 3.1.4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贫困理论对中国新时代扶贫开发的指导价值 |
| 3.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的反贫困理论 |
| 3.2.1 毛泽东的反贫困理论 |
| 3.2.2 邓小平的反贫困理论 |
| 3.2.3 江泽民的反贫困理论 |
| 3.2.4 胡锦涛的反贫困理论 |
| 3.2.5 习近平的反贫困理论 |
| 3.2.6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反贫困理论对新时代扶贫开发的指导价值 |
| 4 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现状分析 |
| 4.1 当前农村贫困人口的经济获得感 |
| 4.2 当前农村贫困人口的福利获得感 |
| 4.3 当前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获得感 |
| 4.4 当前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基本特征 |
| 4.4.1 经济获得感缺乏,市场扶贫式微 |
| 4.4.2 福利获得感较强,政府扶贫强劲 |
| 4.4.3 社会获得感微弱,社会组织扶贫零参与 |
| 4.5 当前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生成机制 |
| 4.5.1 获得和获得感的关系 |
| 4.5.2 获得感的生成机制 |
| 4.6 本章小结 |
| 5 政府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 |
| 5.1 D镇的政府扶贫 |
| 5.1.1 D镇政府扶贫的历史过程 |
| 5.1.2 精准扶贫阶段政府扶贫对D镇的影响 |
| 5.2 政府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影响分析 |
| 5.2.1 政府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经济获得感 |
| 5.2.2 政府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福利获得感 |
| 5.2.3 政府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获得感 |
| 5.2.4 政府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总体获得感 |
| 5.2.5 政府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不公平感 |
| 5.3 政府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作用机制 |
| 5.4 本章小结 |
| 6 市场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 |
| 6.1 D镇的市场扶贫 |
| 6.2 市场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影响分析 |
| 6.2.1 市场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经济获得感 |
| 6.2.3 市场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不公平感 |
| 6.3 市场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作用机制 |
| 6.4 本章小结 |
| 7 社会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 |
| 7.1 D镇的社会扶贫 |
| 7.1.1 社会扶贫概述 |
| 7.1.2 D镇的社会扶贫情况 |
| 7.2 社会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影响分析 |
| 7.2.1 社会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经济获得感 |
| 7.2.2 社会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福利获得感 |
| 7.2.3 社会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获得感 |
| 7.2.4 社会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总体获得感 |
| 7.2.5 社会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不公平感的产生 |
| 7.3 社会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作用机制 |
| 7.4 本章小结 |
| 8 扶贫资源配置与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 |
| 8.1 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与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 |
| 8.1.1 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经济获得感的影响 |
| 8.1.2 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福利获得感的影响 |
| 8.1.3 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社会获得感的影响 |
| 8.2 社会性扶贫资源配置与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 |
| 8.2.1 社会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经济获得感的影响 |
| 8.2.2 社会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福利获得感的影响 |
| 8.2.3 社会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社会获得感的影响 |
| 8.3 本章小结 |
| 9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基本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积极倡导以资产为基础的新时代扶贫开发政策 |
| 9.2.2 尽快建立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的扶贫资源配置方式 |
| 9.2.3 努力健全农村医疗卫生福利的供给制度 |
| 9.2.4 着力增强2020后农村相对农村贫困人口识别的公正性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农村贫困户与非贫困户获得感访谈问卷 |
| 附录2 村干部访谈问卷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 后记 |
（6）我国西部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语表 |
| 英文摘要 |
| 中文摘要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5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法 |
| 1.7 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
| 1.8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建设相关理论探讨 |
| 2.1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2 核心概念界定 |
| 第三章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建设现状及需求评估 |
| 3.1 研究方法 |
| 3.2 结果 |
| 3.3 讨论 |
| 第四章 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框架构建研究 |
| 4.1 研究方法 |
| 4.2 结果 |
| 4.3 讨论 |
| 第五章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构建研究 |
| 5.1 研究方法 |
| 5.2 结果 |
| 5.3 讨论 |
| 全文总结和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公共卫生专业人员核心能力研究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件一 |
| 附件二 |
| 附件三 |
| 附件四 |
| 附件五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和参加科研工作情况 |
| 致谢 |
（7）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信任研究 ——以上海市P区B镇L养护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二、研究目标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 一、核心概念 |
| (一)信任 |
| 二、本文理论基础 |
| (一)社会认同理论 |
| (二)社会交换理论 |
| 三、相关文献综述 |
| (一)信任的分类 |
| (二)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组织间信任的影响因素 |
| (三)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组织间信任的作用 |
| 第三章 个案简介与研究设计 |
| 一、个案简介 |
| (一)上海市P区B镇L养护院的背景 |
| 二、质性研究设计 |
| (一)质性研究方法界定 |
| (二)访谈研究对象的选取 |
| (三)样本研究的资料收集 |
| (四)资料整理与分析 |
| (五)伦理考量 |
| 第四章 L养老院对政府信任的访谈资料分析 |
| 一、信任类型的构建及其影响因素 |
| (一)“需求—期望”满足型信任 |
| (二)积极情绪—情感型信任 |
| 二、信任的作用 |
| (一)保持组织成员行为的一致性 |
| (二)促进信任深化 |
| (三)保持信任稳定 |
| 三、信任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
| (一)被动依赖心理及其生存发展的原因 |
| (二)矛盾冲突心理及其社会心理的原因 |
| 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
| 一、研究结论 |
| (一)社会组织对政府信任类型的构建 |
| (二)信任的作用 |
| (三)信任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
| 二、研究建议 |
| (一)对社会组织的建议 |
| (二)对政府的建议 |
| 三、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 |
| (一)研究局限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8）心理距离视域下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理论与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来源 |
| 1.2 研究背景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 本章小结 |
| 2 文献综述 |
| 2.1 合作治理相关概念及应用研究 |
| 2.2 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理论研究 |
| 2.3 职业安全健康心理距离相关研究 |
| 2.4 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 2.5 文献系统性评析 |
| 2.6 本章小结 |
| 3 心理距离视域下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理论基础 |
| 3.1 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主体权力、行为、责任边界分析 |
| 3.2 多主体职业安全健康心理距离概念及结构分析 |
| 3.3 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主体交互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4 心理距离视域下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理论体系建构 |
| 4.1 关键研究变量的质性分析 |
| 4.2 心理距离视域下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理论模型构建 |
| 4.3 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多主体交互模型建构 |
| 4.4 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驱动模型建构与假设提出 |
| 4.5 心理距离视域下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综合模型建构 |
| 4.6 本章小结 |
| 5 心理距离视域下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相关研究量表开发与数据收集 |
| 5.1 研究量表的设计与开发 |
| 5.2 正式调研与样本情况 |
| 5.3 正式量表的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6 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多主体交互实证分析 |
| 6.1 不同主体交互现状分析 |
| 6.2 交互主体心理距离亲疏分析 |
| 6.3 交互耦合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驱动机理实证分析 |
| 7.1 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现状及差异性分析 |
| 7.2 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及其驱动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
| 7.3 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直接驱动效应分析 |
| 7.4 心理距离的中介效应分析 |
| 7.5 环境因素的调节效应分析 |
| 7.6 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驱动模型变量关系假设检验 |
| 7.7 本章小结 |
| 8 心理距离视域下多主体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系统仿真研究 |
| 8.1 心理距离视域下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多主体系统仿真模型建构 |
| 8.2 多源类信息干预机制下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仿真 |
| 8.3 基于耦合强度的多主体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仿真 |
| 8.4 基于主体差异的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仿真研究 |
| 8.5 本章小结 |
| 9 心理距离视域下多主体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助推策略 |
| 9.1 多主体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助推策略总体思路 |
| 9.2 基于主体心理因素的多主体合作治理助推策略 |
| 9.3 基于情境因素的多主体合作治理助推策略 |
| 9.4 基于多维心理距离的多主体合作治理助推策略 |
| 9.5 基于多主体交互耦合与自身行为促进助推策略 |
| 9.6 本章小结 |
| 10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10.1 研究结论 |
| 10.2 主要创新点 |
| 10.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9）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上海合作组织研究现状 |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基本概念的界定和辨析 |
| 第一节 不同学科视阈中的共同体概念 |
| (一)政治学视阈中的共同体 |
| (二)社会学视阈中的共同体 |
| (三)国际关系学视阈中的共同体 |
| (四)共同体概念研究的特征和不足 |
| 第二节 共同体及其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共同体 |
| (二)国际共同体 |
| (三)命运共同体 |
| 第三节 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界定 |
| (一)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 |
| (二)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 |
| 第四节 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和其它命运共同体的异同 |
| (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异同 |
| (二)与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异同 |
| (三)与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异同 |
| 第二章 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资源 |
| 第一节 中国国际组织外交的经验和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 |
| (一)中国参与和创建国际组织的基本历程 |
| (二)中国参与和创建国际组织的主要目标 |
| (三)中国国际组织外交可资借鉴的主要经验 |
| 第二节 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和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 |
| (一)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二)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
| (三)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指导意义 |
|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思想和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 |
| (一)“天下”观念和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 |
| (二)“和合”文化和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 |
| (三)“义利统一”和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 |
| 第三章 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现有基础 |
| 第一节 构建上合组织价值共同体的基础 |
| (一)上合组织共同价值的生成过程 |
| (二)上合组织共同价值的主要内容 |
| (三)上合组织共同价值的认同程度 |
| 第二节 构建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的基础 |
| (一)上合组织安全合作的演变过程 |
| (二)上合组织安全合作的主要内容 |
| (三)构建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的基础 |
| 第三节 构建上合组织利益共同体的基础 |
| (一)成员国共同利益的发展演变过程 |
| (二)成员国共同利益存在的主要领域 |
| (三)构建上合组织利益共同体的基础 |
| 第四节 构建上合组织情感共同体的基础 |
| (一)成员国的承认需求及其基础 |
| (二)成员国的信任需求及其基础 |
| 第四章 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主要挑战 |
| 第一节 构建上合组织价值共同体面临的挑战 |
| (一)共同价值话语体系缺失 |
| (二)共同价值认同程度偏低 |
| (三)共同价值外部挑战增多 |
| 第二节 构建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面临的挑战 |
| (一)成员国安全威胁认知存在差异 |
| (二)成员国安全利益诉求更趋多元 |
| (三)成员国安全合作成效有待深化 |
| 第三节 构建上合组织利益共同体面临的挑战 |
| (一)成员国共同利益的实现成效不彰 |
| (二)成员国双边与多边合作有待协调 |
| (三)成员国利益诉求呈现多元化趋势 |
| 第四节 构建上合组织情感共同体面临的挑战 |
| (一)成员国之间民心相通有待加强 |
| (二)成员国之间不信任感仍未缓解 |
| 第五章 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路径 |
| 第一节 构建上合组织价值共同体的基本路径 |
| (一)打造上合组织共同价值的话语体系 |
| (二)提高上合组织共同价值的内部认同 |
| (三)抵御上合组织共同价值的外部冲击 |
| 第二节 构建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的基本路径 |
| (一)塑造成员国共同威胁认知 |
| (二)汇聚成员国共同安全利益 |
| (三)提高成员国安全合作成效 |
| 第三节 构建上合组织利益共同体的基本路径 |
| (一)提高成员国共同利益的实现成效 |
| (二)促使合作方式从双边向多边转换 |
| (三)扩大成员国共同利益的实现领域 |
| 第四节 构建上合组织情感共同体的基本路径 |
| (一)多元化措施培育成员国共同情感 |
| (二)满足成员国主要的共同情感需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医疗信息水平对医院满意度和收支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 ——分级诊疗的中介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的理论意义 |
| 1.1.3 研究的实践意义 |
| 1.2 研究方案和研究技术路线 |
| 1.2.1 研究方案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研究技术路线 |
| 1.3 研究的特色和创新 |
| 1.4 论文的结构和内容安排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资源基础理论 |
| 2.1.1 资源基础理论的基本观点 |
| 2.1.2 资源基础理论的VIRO分析框架 |
| 2.1.3 资源基础理论的应用 |
| 2.2 资源依赖理论 |
| 2.2.1 资源依赖理论的发展过程 |
| 2.2.2 资源依赖理论的基本观点 |
| 2.2.3 资源依赖理论的应用 |
| 2.3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3.1 利益相关者的定义衍化 |
| 2.3.2 利益相关者的分类方法 |
| 2.3.3 利益相关者的核心观点 |
| 2.3.4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应用 |
| 2.4 医疗信息水平 |
| 2.4.1 医疗信息水平概念的演进 |
| 2.4.2 医疗信息水平的维度划分 |
| 2.4.3 医疗信息水平的测量 |
| 2.4.4 医疗信息水平的研究现状 |
| 2.4.5 医疗信息水平评述 |
| 2.5 分级诊疗 |
| 2.5.1 分级诊疗概念的演进 |
| 2.5.2 分级诊疗的维度划分 |
| 2.5.3 分级诊疗的测量 |
| 2.5.4 分级诊疗的研究现状 |
| 2.5.5 分级诊疗评述 |
| 2.6 医院满意度 |
| 2.6.1 医院满意度概念的演进 |
| 2.6.2 医院满意度的维度划分 |
| 2.6.3 医院满意度的测量 |
| 2.6.4 医院满意度的研究现状 |
| 2.6.5 医院满意度评述 |
| 2.7 收入成本率 |
| 2.7.1 收入成本率的内涵 |
| 2.7.2 收入成本率的测量 |
| 2.7.3 收入成本率评述 |
| 2.8 高层管理支持 |
| 2.8.1 高层管理支持概念的演进 |
| 2.8.2 高层管理支持的测量 |
| 2.8.3 高层管理支持的研究现状 |
| 2.8.4 高层管理支持评述 |
| 3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
| 3.1 理论模型的推演与构建 |
| 3.2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3.2.1 医疗信息水平与分级诊疗的关系 |
| 3.2.2 分级诊疗与医务人员满意度的关系 |
| 3.2.3 分级诊疗与患者满意度的关系 |
| 3.2.4 分级诊疗在医疗信息水平和医院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 |
| 3.2.5 医务人员满意度和收入成本率之间的关系 |
| 3.2.6 患者满意度和收入成本率之间的关系 |
| 3.2.7 医院满意度在分级诊疗和收入成本率之间的中介作用 |
| 3.2.8 高层管理支持在医疗信息水平和分级诊疗之间的调节作用 |
| 3.3 研究假设汇总 |
| 4 实证研究设计 |
| 4.1 变量的操作性定义及测量 |
| 4.1.1 医疗信息水平 |
| 4.1.2 分级诊疗 |
| 4.1.3 医院满意度 |
| 4.1.4 收入成本率 |
| 4.1.5 高层管理支持 |
| 4.1.6 控制变量 |
| 4.2 调查样本与数据收集程序 |
| 4.2.1 调查样本 |
| 4.2.2 数据收集程序 |
| 4.3 实证研究工具与数据分析技术 |
| 4.3.1 基于SPSS软件的信度分析、聚合检验和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3.2 基于Smart PLS3.0 软件的模型检验 |
| 5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
| 5.1 样本数据结构的有效性分析 |
| 5.1.1 调节变量高层管理支持的信度分析 |
| 5.1.2 调节变量高层管理支持的聚合检验 |
| 5.1.3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5.1.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
| 5.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3 假设检验 |
| 5.3.1 无调节作用的PLS分析结果 |
| 5.3.2 有调节作用的PLS分析结果 |
| 5.4 假设检验结果汇总 |
|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1.1 医疗信息水平对分级诊疗的积极影响 |
| 6.1.2 医疗信息水平和医务人员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机制 |
| 6.1.3 医疗信息水平和患者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机制 |
| 6.1.4 分级诊疗和收入成本率之间的中介机制 |
| 6.1.5 高层管理支持在医疗信息水平作用机制中的重要性 |
| 6.2 理论贡献与政策建议 |
| 6.2.1 理论贡献 |
| 6.2.2 政策建议 |
| 6.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县域医疗信息化水平对分级诊疗制度的影响调查问卷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四、明天的医院——世界卫生组织对医院发展的展望（论文参考文献）
- [1]话语实践与国际组织话语权提升 ——基于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考察[D]. 黄志伟. 外交学院, 2021
- [2]积极老龄化视角下中国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研究 ——基于试点城市的比较分析[D]. 孙敬华. 山东大学, 2021(11)
- [3]21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研究 ——以应对非典、埃博拉、新冠疫情的外交机制和外交行动为例[D]. 毕九川. 外交学院, 2021(10)
- [4]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应对研究[D]. 朱瑟夫（MIMBALE MOLANGA Joseph）.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1)
- [5]扶贫开发与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 ——基于D镇的个案研究[D]. 刘澹远. 江西财经大学, 2020(01)
- [6]我国西部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建设研究[D]. 梁胜翔.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 2020(01)
- [7]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信任研究 ——以上海市P区B镇L养护院为例[D]. 倪家芸.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2)
- [8]心理距离视域下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理论与实证研究[D]. 李姗姗. 中国矿业大学, 2020(11)
- [9]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D]. 陈亚州. 兰州大学, 2020(01)
- [10]医疗信息水平对医院满意度和收支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 ——分级诊疗的中介作用[D]. 宋平.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