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巴争端：短期内无法解决

一、印巴争端：不能指望短期内全都解决（论文文献综述）

林雪雯^[1]（2021）在《美国对巴基斯坦政策研究（1961-1968）》文中提出

刘玉丽^[2]（2020）在《借力与平衡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行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南海周边区域处于亚洲大陆和大洋洲之间的连接带上,涵盖了全球商贸咽喉通道,是大国力量的激烈博弈区和各种政治势力的交叉辐射区。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政治中心正在向以印度洋-太平洋为中心的区域转移,包括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印度等各大国陆续将注意力转移至此地区。由于大国的存在,多重经济、政治地区机制安排交叉、重叠存在。从这点来看,南海已经成为上述国家谋划战略空间、进行战略互动及实施战略利益的延伸重叠地。在这样的地缘政治环境下,东南亚各国与中国的南海主权争议因为各域外大国的存在而趋于多边化、复杂化和国际化。然而,海洋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南海主权争议能否顺利解决尤为关键。由于日本将南海问题与其海洋政策相关联,日本在南海地区的战略取向成为仅次于美国的重大干扰变量之一,也是中国能否成功实现“海洋强国”战略目标的重大绊脚石。论文尝试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视角出发,搭建了“战略认知与考量——战略选择——战略执行——战略评估”这样一个研究日本南海大国博弈的战略行为分析框架,以厘清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的内在考量、战略决策及实施。论文共分六章。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缘起及意义,并通过回顾分析“2010年前日本对东南亚外交阶段的研究、2010至2016年间的研究以及2016年之后的研究”等以往成果,发现以往的研究存在着学理性不足,对2016年南海形势变化后的日本南海政策研究涉猎较少以及部分研究结论片面化等问题。在此基础上,论文尝试从视角、观点两方面作为研究切入点和突破点展开论述。本章的最后部分对论文的研究方法、创新点、难点及不足进行了阐述。第一章简要概述了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及理论模型,并构建起一个适用于本论题的逻辑分析框架。重点对该理论在解释本命题时的适用性进行了分析,同时也对地缘政治、结构现实主义、建构主义以及博弈论等的局限性进行了一一阐释。第二章明确了本论题的基础研究背景,包括南海地缘特征及日本地缘特征。在此基础上,简要回顾了南海问题的发展演化,回答了有关南海战略地位、大国南海博弈的动因以及日本涉入南海地区的地缘因素等相关问题。第三章尝试运用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模型,即“体系刺激——认知——政策选择”来解释日本南海大国博弈行为的政策出台逻辑。从体系与单元两个层面梳理了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所面临的来自国际体系及国内环境的变量因素。其中体系层面,日本明显受到了美国全球战略收缩、中国地区影响力上升以及中美竞争加剧的体系刺激。而在国内单元层面,日本战略文化中对“强者”、“大国定位”的追求、安倍作为领导人的“强势”个性以及首相官邸主导制度,使日本在回应上述体系刺激方面趋于主动积极、强势而且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安倍个人的政策主张。这一国内因素的影响解释了安倍缘何能在国内推动“安保法案”、“解禁集体自卫权”等违反战后和平秩序的系列举措。而日本文化中的“强者”心理使得日本在中国崛起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适应,这从某种程度上提示了中日不信任的根源,解释了为什么日本在全球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在南海问题上处心积虑地遏制中国。论文的第四章涉及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借力”战略。所谓“借力”即是指在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过程中,囿于自身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局限性,日本无法直接与之抗衡,而只能通过依赖中国或美国等大国力量去制衡或反制衡他们中的一方捞取实利。具体而言,在南海地区,为缓解中国的战略压力,日本试图通过借助美国的力量平衡中国影响力。同时面对美国在东南亚参与力度的减弱,日本的对华政策正变得愈加务实,即试图通过与中国缓和关系,以团结东南亚各小国,填补美国领导力的空白。第五章主要论述了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平衡”战略。不同于上章,本章在阐述日本的这一战略实施时,侧重于以日本自身为“主导”,其他南海地区国家在其中则扮演“参与”或“配合”的角色。同样受制于政治影响力不足及自身实力的制掣,日本试图利用在南海地区具有重要地缘战略意义的中小国家,包括东南亚各小国、澳大利亚甚至英法等重点国家,以南海问题为由实现既平衡中国影响力又规避美国安全承诺可能减少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平衡”策略是在日本自身日渐衰落且又希望在南海大国博弈中探索发挥一种更为明确、自主的政治大国作用时而实施的一种战略行为,也是在“积极和平主义”外交口号下,由“被动外交”转向“主动外交”的一种尝试。第六章尝试对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所实施的战略做出综合评估。首先论文尝试对日本所实施战略手段的合理性及隐蔽性进行论述,并对在这一战略实施中所凸显的日本外交战略特性予以剖析。其次,又关注了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面临的系列制约性因素,如联合力量的四分五裂、“印太战略”的不现实性等。最后,本章的后半部分则指出了日本行为的主要影响,即日本在南海地区的系列行为阻碍了东盟中心性、统一性的实现,使中日之间的不信任感加剧。对于日本在南海地区的涉入行为,中国一方面应继续强化对南海的海洋控制能力,增强海军的防御能力,提高自身;另一方面中国也可从多方面对日本实施战略上的压力,遏止日本南下干预南海问题的势头,将其战略活动限定在日本海附近海域。

许以民^[3]（2019）在《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政策研究（1947-1980）》文中研究表明

吕利珍^[4]（2015）在《英国麦克米伦政府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应和政策（1962.10-1963.5）》文中研究说明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不仅是中印关系史上的大事件,也是冷战时期亚洲地区的重要问题。二战之后,随着英国实力的衰落,其在国际上影响力也越来越小。麦克米伦上台后,将英国对外政策的重心转向了欧洲,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欧洲以外的事务就不关心。只要有合适的机会,麦克米伦政府很愿意在国际社会上发挥作用,维护英国的大国地位。南亚作为英国旧有的势力范围,麦克米伦政府一直都在关注着该地区的事务。同样,中印边界冲突的爆发也引起了英国政府的重视。本文以英国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应和政策为重点,麦克米伦政府对印度的外交支持和军事援助为主要内容,认为麦克米伦政府希望借中印边界冲突之机,通过与美国的配合,实现在南亚地区的两大目标：一是通过军事援助帮助印度在中印边界冲突中维持军事位置：二是利用中国的威胁,劝说印度和巴基斯坦解决克什米尔问题,达成和解,最终在南亚地区建立联合防务。本文主体部分共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为背景介绍。内容包括英国与中印边界争端的历史起源；1958-1962年中印关系恶化时麦克米伦政府对中印边界争端的关注和态度,以及1962年10月中印边界冲突的爆发。第二章主要论述了麦克米伦政府对中印边界冲突的关注和讨论。主要内容为英国相关机构对中印边界冲突的关注和重视,英国政府对中印边界冲突的考虑因素,英国决策部门关于中印边界冲突的商讨。第三章主要讨论了英国政府支持印度政策的实施情况。首先介绍了麦克米伦政府对印度的政治支持,内容包括英国政府自身高调公开对印度的支持立场、麦克米伦在英联邦内积极活动,向巴基斯坦施加影响要求其支持印度。其次,论述了麦克米伦政府对印度的实际军事援助,包括武器援助和防空协助。最后,本章讨论了英国政府在援助印度行动中与美国的合作和分歧。结语部分主要评价了麦克米伦政府在中印边界冲突中实施的政策对英国外交格局的影响。

沙治平^[5]（2014）在《跨国联盟与双层博弈 ——多元权力体制之下的中日关系（1928-1937）》文中研究说明双层博弈理论自1988年问世以来，经过二十多年学者们的深入研究，已经相当的完善了，研究领域从主要分析跨国贸易问题等低级政治议程发展到军备控制、地区一体化等高级政治议程，不仅在国际关系领域受到高度关注，还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为数不多的原创理论，被谈判学等其他学科所借鉴。过去的二十多年，学者们对双层博弈的研究在国际、国内两个层面的研究都更加细化了，如分析中央政府权力分配制度、选举制度、政治传统与政治文化等因素对双层博弈的影响，分析行政、立法以外的利益团体对双层博弈的影响。笔者认为，以上研究对跨国直接互动这个重要环节缺乏足够重视，具体来说，原模型只有两国中央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中的行政机关参与了直接博弈，其他行为体只能通过影响中央政府来改变或者推动谈判进程。笔者认为，原理论体系在解释一元权力中心体制的国家间博弈时有较高的说服力，但并不能够很好的解释多元权力中心体制下国家的博弈方式。在多元权力中心机制下，对国家间双层博弈影响最大的因素当属跨国联盟的成立和维持，其中，跨国联盟由跨越传统国家边界且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组成，通过直接而不仅仅是间接的方式影响国际、国内互动。文章总结了影响跨国联盟关系的五个要素，跨国联盟形成所需要的五个步骤，及跨国联盟在四个方面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文章的研究假设：在国内权力分配机制呈现多元化状态的情况下，增强国际、国内双层博弈能力的主要因素在于能否成立跨国联盟，跨国联盟的形成将极大增强联盟方讨价还价的能力，且国内权力配置越分散，跨国联盟的效果越明显；中央政府间或者地方政府间结成的跨国联盟对于改善两国双边关系是有利的，而一国中央政府与另外一国地方政府结成的跨国联盟对于改善两国双边关系是不利的。文章采用案例分析法，分析自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为中央政府至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期间的国家间、国家双层博弈，找出了期间组成的跨越中日两国政治边界的政治、军事联盟，考察他们对中日关系的影响。通过案例分析，文章总结归纳出十组跨国联盟，其中有八组显着增强了其博弈能力，另有一组部分增强了其博弈能力，还有一组没有增强其博弈能力，因此总的来看，案例分析还是对研究假设的支持力度还是比较明显的。

陶亮^[6]（2012）在《理想主义与地区权力政治：冷战时期印度对外政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冷战时期印度的对外政策是根据印度领导人对国内情况和国际局势的认识而形成的,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印度的国家安全。为此,印度在全球层面和南亚地区分别推行不同的政策。在全球,印度奉行以不结盟为核心的理想主义道义外交,以反帝、反殖、反对种族主义、反对军备竞赛、反对核武器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为具体目标,维护世界和平；在次大陆,印度推行现实主义权力政治政策,维持继承的殖民遗产,维护巩固其在次大陆的主导性地位。这两者都服务于印度的国家安全,只是在不同时期,其侧重点不同。尼赫鲁时期印度外交的关注点是全球事务,尼赫鲁之后,印度把中国视为现实的最大的外部威胁,印度外交的重心转向次大陆,以应对中国为主要目标,但是印度没有放弃在全球的不结盟道义外交,只是在国际事务上倾向于苏联。不结盟道义外交为印度赢得了与其国力不相符的国际地位,获得了来自国际社会较高的声誉,使印度的大国理想得以实践,并获取了巨额的“冷战红利”；同时全球的理想主义道义外交一定程度了冲淡了印度的地区霸权政策。外交中的道义性能树立国家良好的形象,可以较小的代价获得较大的利益。所谓中国因素始终是印度对外政策中的主导性外部因素之一,在印度的对外政策中占据重要位置。“中国威胁”在印度决策中是首要考虑的问题,这种考虑有时是隐蔽的,有时是公开的,时至今日,这种情形并无根本性改变。

陈柯旭^[7]（2012）在《美国中亚战略研究 ——基于地缘政治视角》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以地缘政治理论为视角,运用层次分析、历史研究、案例分析等技术方法,通过全面、系统地考察冷战后美国在中亚地区各个领域的渗透以及在中亚地区与其他大国的互动来剖析冷战后的美国中亚战略实质,并对美国中亚战略的功效和前景做出初步分析,旨在有助于中国清楚地认识美国的中亚战略,并做出恰当的战略应对。要研究美国的中亚战略,首先得确认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战略思维。论文通过研究美国历史上的三个战略转折时期的领导人的战略思维,认为传统地缘政治思维是美国大战略的灵魂。正是在地缘政治思维的作用下,美国自建国以来的国家战略都具有权力扩张性。冷战后美国的国家战略同样受传统地缘政治战略思维所左右,凭借世界超级大国地位,白宫的新主人们决定继续追逐被冷战中断了的世界霸权梦想。在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的指导下,冷战后美国的中亚战略目标被确定为排挤俄罗斯、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达到削弱俄、中挑战美国世界地位的能力和奠定美国在中亚地区的绝对优势地位,同时实现孤立伊朗的目标。当美国控制中亚后,它就可以利用中亚的欧亚大陆中心地位将美国在欧亚大陆东、南、西三面的军事部署全面对接。冷战后,美国根据上述战略目标,通过政治、经济、军事和援助等手段对中亚进行渗透,逐步增强它在中亚地区的存在。政治方面,美国主要通过软硬兼施,上下兼顾的策略致力于向中亚各国输出西方式民主,使中亚国家成为美国领导的“民主大家庭”中的成员。军事方面,美国旨在按照西方模式和标准改造中亚国家。早在1994年美国就通过北约框架下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对中亚国家进行渗透。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还在中亚建立了多个军事基地。在经济领域,美国开始试图通过修建绕过俄罗斯的中亚能源出口管道来削弱俄罗斯的影响力,进而逐步掌控中亚国家的经济命脉。发现此方案难以在近期奏效后,美国又推出“大中亚计划”。“大中亚计划”可谓是美国为了建立其在中亚的势力以及增强其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而在地缘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新创举,它希望借促进中亚国家、阿富汗、和南亚国家间的合作来实现多重战略目标。美国中亚战略的另一重要工具是政府援助。美国的援助实质上是打着道义的旗号,谋取私利的战略工具。美国实施中亚战略,必定对中亚的外部大国造成影响,从而产生互动。对于美国在中亚与大国的互动关系,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俄罗斯、中国和伊朗,他们是美国挤压、遏制的对手,另一类是美国的盟友或想要拉拢的对象。美国与俄罗斯在中亚的争夺最为激烈,两者在中亚的势力呈现出你进我退、此起彼伏的状态。俄罗斯、中国和伊朗与中亚国家的传统联系和地缘优势有利于它们之间发展关系,美国想在中亚占据绝对优势十分困难。美国对那些被其视为朋友的外部力量则加以利用,尤其是土耳其。美国最初旨在将土耳其培养成为其向中亚地区投射力量的跳板,终因土耳其自身实力不足不能胜任而放弃。总体来说,美国的中亚战略在联合盟友达成目标方面是比较薄弱的环节,没有具体的政策和机制来整合盟友的力量,主要依靠它们在中亚地区谋求基于相同价值观上的共同利益而形成的默契来相互扶持。不过,美国也越来越认识到在中亚地区集盟友之力量达成战略目标的重要性,开始呼吁盟友间加强合作。总体来看,美国的中亚战略给美国、中亚国家以及中亚地区的其它外部力量都带来了相应影响。对美国而言,是利大于弊,它已从一个无从染指中亚事务的国家变成了对中亚事务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美国对中亚国家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影响主要是,在一定时期内有助于中亚国家增强独立性,拓宽外交舞台,提升国际地位；另外,美国在中亚的技术和经济援助对中亚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民主输出活动给中亚播下了民主的种子；军事合作增强了中亚国家的国防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中亚的安全与稳定。消极影响在于：美国向中亚输出民主动摇了中亚政局的稳定性,给极端势力提供了浑水摸鱼、借机做大的机会；美国与中亚各国合作步调的不一致致使中亚国家相互猜忌,加深了它们之间的矛盾,从而削弱了中亚国家的地区合作意愿；美国与俄罗斯在中亚的争夺增添了中亚的紧张气氛。除此之外,美国的中亚战略对俄罗斯、中国、伊朗以及其它大国也有影响。美国的中亚战略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离其所追求的战略日标还相当遥远,究其原因,是以下因素阻碍了美国的中亚战略：第一,中亚国家内部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以及国家间难以调和的矛盾与分歧；第二,中亚国家的战略选择（大国平衡战略）；第三,美国自身经济实力的限制和不同领域政策目标的冲突；第四,阿富汗反恐问题以及其他大国力量的制约；第五,对抗性的地缘政治思维是美国当前战略的最深层次制约因素。文章最后认为美国的中亚战略在可见的未来不会有太大的改变,至多也是根据其全球战略或欧亚战略的需要作出重心上的微调,他可能在某一时期获得并保持在中亚的优势地位,但全面控制中亚的战略目标终难实现。论文的结语部分指出美国的传统地缘政治战略思维已不能适应当前的国际环境,美国根据这种战略思维所制定出的国家战略不仅目标难以实现,还可能将美国拖入灾难。中国不必对美国在中亚以及西太平洋地区的咄咄逼人之势做出过度回应,坚持中国传统的以和为贵的地缘政治思维来建构和谐世界,坚持与中亚国家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联合发展的新安全观,坚持睦邻、富邻、安邻的周边外交政策,以此应对美国的遏制。

马约生^[8]（2011）在《南非种族和解之路 ——以冲突化解理论为研究视角》文中指出学术界对冲突的认识和定义不同,由此出现了不同的冲突化解理论。冲突化解理论由关注直接暴力到重视结构暴力,研究问题的视角和方法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冲突化解的目的不是避免冲突,而是如何在冲突双方利益的框架内,将冲突的消极影响降至最小程度,将冲突的积极潜在因素激发到最大程度,这是社会关系建设与社会和谐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本文运用历史学、冲突化解理论对南非社会结构进行分析,全面地考察南非种族和解的历程,力图完整地揭示出南非种族和解的基本特性、宽恕的两难困境及其形成的原因。为维护殖民统治,南非白人统治者开始构造种族主义话语,为白人至上统治提供合法依据。从种族隔离到种族隔离制的发展就是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白人统治的严峻挑战和民族解放运动及非殖民化运动的产物。种族隔离制切入南非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用虚伪的“民族差异性”、“分别发展”和“多元文化”来掩盖南非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种族压迫与结构的不平等。结构的不平等是南非种族冲突的根本原因。结构的不平等表现在南非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方面。在南非,议会民主只是对白人的民主,对非白人,特别是非洲人（黑人）是不民主的,黑人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经济上黑人沦为受剥削、没流动自由的劳动力出卖者,工资标准取决于种族而不是工种。文化上白人极力宣扬白人至上,鼓吹种族优越,对非白人实行蒙昧主义政策。当文化排斥伴随着社会排斥、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时,南非的种族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南非结构的不平等性导致社会各种族集团、各社会阶层之间存在不同的利益冲突。这些冲突表现为各种形式的冲突,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冲突尤为激烈。还存在各个种族集团内部的冲突,政党之间的冲突等。种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有时互相交织在一起。南非的冲突与其说是围绕社会阶级,不如说是围绕种族和民族划分而进行的。两个白人集团间的妥协是以牺牲非白人的利益为代价的。非白人运动最初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平等而不是通过独立寻求自由,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构想不同形式的多种族国家。他们主张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种族问题。这些冲突表明冲突方关注的是利益而不是位置。这为后来冲突双方走到谈判桌前,通过政治谈判解决问题提供了可能。1976年索韦托惨案既是南非政府对黑人反抗斗争的残酷镇压,也是黑人由非暴力斗争转向武装斗争的转折点。以黑人为代表的反种族隔离势力一开始并不是采取武装斗争的方式,而是采取非暴力和平的斗争方式,只是南非国民党政府一再强化其压制政策才导致非国大等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但非国大仍没有放弃通过谈判这一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途径。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的主张在非国大党内得到更多的人的支持。到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种族隔离制已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国内要求改革的呼声日趋高涨。国际社会改变了此前多限于道义上的口头谴责的政策,转而采取了实质性的制裁措施,这构成了70年代之后南非变革的外部压力。面对国内外的压力,从沃斯特到博塔再到德克勒克,南非白人政权渐进性地对种族隔离制做了一些调整,这些改革不仅在于缓和种族矛盾和改变南非的孤立地位,而且开启了南非民主改革的进程。不管国民党政府是被迫改弦更张,还是主动进行调整,它为90年代初种族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基础。面对国内外的压力,冲突各方形成了一种均势,开始寻求通过谈判这一和平的方式实现种族和解。然而,通向和平之路又不是一帆风顺的,冲突各方出现了分化与重组,力量也有消长。在通向和平的发展过程中,冲突各方做出的让步是走向和平的决定性的因素,第三方的努力在其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南非的和平是多种力量合力发展的结果。当然,南非最终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也与这一时期国际形势的变化有关。谈判双方寻求的是共同利益和命运,而不是分歧、矛盾和对立,这就能使南非能谋求在包容一切的基础上来组织社会。新南非建立后没有采取纽伦堡审判的方式来清算种族隔离制时期侵犯人权的罪行,而是通过建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弄清事实真相的基础上进行调解和适当处理,以促进全国团结和种族和解。南非实现和解的一个显着特点是“以特赦换真相”,特赦是南非为和平转型付出的代价。因此,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寻求的真相与和解也是妥协的产物。唯有如此,正义才能与真相、宽恕达到平衡,为和解开辟道路。在南非和解的过程,受害者表现出令人敬佩的宽恕能力,这也印证了图图主教的那句话：“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当然,南非的种族和解也是与班图精神分不开的。南非种族和解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正义为代价的。如果过多地去追求正义,会使南非陷入新的暴力之中。尽管和解是缔造持久的和平不可缺少的东西,但它不能以牺牲社会正义为代价。如果社会缺乏正义与公平,那么它还会影响到未来的和平发展。因而,在缔造和平的进程中不能忽视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问题。和解与正义间的平衡必须作为一个长期性问题来考虑,否则,我们建立的只是消极的和平,仍存在结构性暴力的可能,因此建立结构性和平尤为重要。尽管南非政府注意到这一点,也在努力消除此种结构的不平等,但是这一问题又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因此,对南非而言,完全而持久的和解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李大标^[9]（2010）在《冷战后地缘视角下的美国对印战略透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美国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处于独一无二的地位。美国不但对其最接近的竞争对手拥有军事和技术优势,而且以以前没有的方式定位于支配政治和外交成果上,其对外战略影响并决定着国际格局的走势。一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地缘结构之间有稳固的关系。美国外交政策源于全球地缘架构。印度扼守印度洋商贸黄金水道,关联世界能源中心、地缘中心和多元文明交汇地,地缘利益富集,注定成为美国的战略目标。冷战后,美国为了维持单级霸权,对印战略仍固守传统地缘思想,视印为亚欧大陆的平衡、稳定力量和反恐、防扩散伙伴,重塑21世纪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全文由四部分组成:绪论、正文、结论和参考文献。正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透析美国对印战略的地缘因素:美国视印度为亚欧大陆的平衡力量、印度洋地区的稳定力量和地缘经济的引擎。第二部分论述美国防扩散战略与对印核政策:美国视印度为防扩散的目标;回归实用主义,承认印度核国家地位;放弃防扩散立场,走向全面民用核合作,视印度为例外。第三部分论述美印重塑安全关系、推进战略合作:美国视印度为反恐伙伴,美印在安全与防务领域进行合作,推进战略伙伴关系。第四部分透析美国对印战略的制约因素:美国对印战略受到两国战略目标相异、印度洋困境、巴基斯坦变数因素的影响与制约。结论:美国对外战略的实现需要稳定的地区和全球地缘架构,需要多边的协调与合作。美国需要一个更积极主动的对印政策,有助于实现印度的国家目标,也使美国获得更广的地缘目标更容易。适合美印伙伴关系的模式不是联盟,而是建立在共同理解彼此战略重要性和共同核心利益基础上的较松散的约定,在扩大的议程上提供全面的咨询和选择性合作。

王苏礼^[10]（2010）在《中国对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外交政策》文中指出中国对印巴的外交政策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在中国与印巴两国关系层面,中国是否与印巴平衡发展友好关系;在印巴关系层面,是否希望印巴友好;在印巴冲突层面,印巴冲突时是否持中立、公正的立场。本文首先分三个阶段回顾了中国与印巴关系的政策历史线索。第一部分（20世纪50年代）中立,中国与印巴同时发展友好关系;希望印巴友好;在印巴冲突中持中立公正的立场,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主张双方和平协商解决。第二部分（1962年至冷战结束）介入,在国家关系层面,中国与印度交恶、与巴基斯坦友好;在印巴关系中支持巴基斯坦反对印度,在印巴冲突或者战争中,完全站在巴基斯坦一边;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支持巴基斯坦的要求。第三部分为冷战后中国重回20世纪50年代的中立政策,并在中立的基础上积极劝和。在这一阶段,中国积极与印巴平衡发展关系;希望印巴友好;在印巴争端中奉行中立政策,并利用自身的影响,在印巴之间积极促和。作者认为,中国对印巴的政策体现在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当中。因此,本文挑取印巴关系中发生的几次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来作为检验作者所概括的中国的政策目标。本论文共分六章。第一章主要介绍了印巴冲突的三大根源,分别是印巴分治、克什米尔问题与印度的大国情结。第二章主要介绍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南亚政策。在这一时期,中国在印巴之间奉行的是中立政策,并与印巴同时友好。第三章论述了中国南亚政策的调整。其中1959年西藏叛乱是中国南亚政策的转折点,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之后中国完全转变了中立政策,开始介入印巴争端,并支持巴基斯坦反对印度。第四章以1965年与1971年印巴两次战争为例,来论证中国实行的是介入政策。在这两次印巴战争中,中国完全站在巴基斯坦一边反对印度,并通过向巴基斯坦提供经济与军事援助来维持印巴均衡。第五章论述了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以及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中国重新在印巴之间执行中立政策,平衡发展与印巴的关系,并在印巴之间积极促和。在总结以往对印巴政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最后一部分对将来的中国对印巴的政策提出了粗浅的建议,即在印巴之间,奉行中立并积极促和的政策最为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具体政策表现为,中国在确保与巴基斯坦的传统友谊的基础上,与印度同时发展友好关系,在印巴争端中奉行中立并积极促和的立场,力争避免卷入印巴争端,同时积极促进南亚次大陆的和平与稳定。文中最后也为中国在如果印巴再次爆发战争时采取何种措施提出了一些不算成熟的建议。

二、印巴争端：不能指望短期内全都解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印巴争端：不能指望短期内全都解决（论文提纲范文）

（2）借力与平衡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英国麦克米伦政府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应和政策（1962.10-1963.5）（论文提纲范文）

（5）跨国联盟与双层博弈 ——多元权力体制之下的中日关系（1928-1937）（论文提纲范文）

（6）理想主义与地区权力政治：冷战时期印度对外政策（论文提纲范文）

（7）美国中亚战略研究 ——基于地缘政治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8）南非种族和解之路 ——以冲突化解理论为研究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9）冷战后地缘视角下的美国对印战略透析（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对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外交政策（论文提纲范文）

四、印巴争端：不能指望短期内全都解决（论文参考文献）

• [1]美国对巴基斯坦政策研究（1961-1968）[D]. 林雪雯. 华中师范大学, 2021
• [2]借力与平衡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行为研究[D]. 刘玉丽. 吉林大学, 2020(08)
• [3]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政策研究（1947-1980）[D]. 许以民. 华中师范大学, 2019
• [4]英国麦克米伦政府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应和政策（1962.10-1963.5）[D]. 吕利珍. 华东师范大学, 2015(12)
• [5]跨国联盟与双层博弈 ——多元权力体制之下的中日关系（1928-1937）[D]. 沙治平. 中共中央党校, 2014(10)
• [6]理想主义与地区权力政治：冷战时期印度对外政策[D]. 陶亮. 云南大学, 2012(10)
• [7]美国中亚战略研究 ——基于地缘政治视角[D]. 陈柯旭. 华东师范大学, 2012(12)
• [8]南非种族和解之路 ——以冲突化解理论为研究视角[D]. 马约生. 南京大学, 2011(05)
• [9]冷战后地缘视角下的美国对印战略透析[D]. 李大标. 西北师范大学, 2010(02)
• [10]中国对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外交政策[D]. 王苏礼. 中共中央党校, 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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