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338例妇产科死亡病例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周燕,顾宁,徐晓峰,周航,卢先艳,王志群,胡娅莉,戴毅敏[1]（2021）在《持续质量评审对阴道分娩严重产后出血规范化诊治及其并发症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探讨阴道分娩严重产后出血（severe postpartum hemorrhage,S-PPH）的持续质量评审对其规范化诊治及并发症的影响。方法根据中华医学会发布的《产后出血预防与处理指南（2014）》制定评审表单,从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2016年1月至2019年12月阴道分娩孕产妇中抽取514例S-PPH产妇的资料,围绕救治过程中预防性宫缩剂应用及时性、产后出血诊断和处理及时性、出血量计算是否准确、二线止血措施是否及时合理、输血指征是否恰当、医疗和护理记录是否及时等6项诊疗质量问题进行评审（2017年1月始）并反馈,比较评审开展前后的变化。结果阴道分娩总数为19 338例,S-PPH 514例（2.7%）。其中,24h出血量1000～1500 m L为368例（1.9%）,>1500～<2000 m L为105例（0.5%）,≥2000 m L为41例（0.2%）。（1）2016年尚未开展评审,以此为对照,评审开展后,S-PPH病因诊断的及时正确率从87.2%逐年上升至97.3%(χ趋势2=11.378,P=0.001)。（2）氨甲环酸使用率从16.7%逐年上升至99.3%(χ趋势2=211.81,P<0.001),产时人工剥离胎盘从46.2%下降至30.6%(χ趋势2=4.974,P<0.05),二线处理中宫腔止血囊填塞时机提前,出血量尚未达到1000 m L开始填塞率,从34.1%上升至66.1%(χ趋势2=10.661,P=0.001)。（3）产后需要清宫者从16.7%下降至0.7%(χ趋势2=33.519,P=0.000);介入性盆腔血管栓塞率从3.8%降至0.7%(χ趋势2=4.201,P<0.05),近期总严重并发症发生率由5.4%下降至1.4%(χ趋势2=4.890,P<0.05)。（4）输血率从46.2%逐年下降至12.9%(χ趋势2=30.124,P=0.000),其中产后24h出血量<1500 m L者中,输血率从23.1%逐年下降至3.8%(χ趋势2=13.165,P=0.000),合理输血率由79.5%逐年上升至93.2%(χ趋势2=7.280,P=0.007)。结论通过对S-PPH病例的评审反馈,可持续改进S-PPH的环节管理,提高产科全体医护人员对指南的执行力,使S-PPH相关的输血率和近期严重并发症发生率降低。
钟芳芳,俞婷,张丽虹,王丽,周先荣,肖佳南,陶祥[2]（2021）在《子宫颈管搔刮术对子宫颈上皮内病变的诊断价值研究》文中提出目的通过单中心大样本分析,探讨适宜行子宫颈管搔刮术（ECC）的人群。方法收集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病理科2013年6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同时行ECC和子宫颈点活检病例共116 507例。将所有病例分为ECC诊断高于点活检及ECC诊断低于或等于点活检2组,结合活检前3个月内的液基细胞学和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rHPV）检查结果,分析影响ECC额外检出率的因素。结果（1）二者联合检测的总阳性率为27.9%（32 476/116 507）,其中鳞状上皮内病变32 012例（27.5%）[低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LSIL）为17.9%、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HSIL）及以上病变（HSIL+）为9.6%]、腺体病变320例（0.3%）、腺鳞病变144例（0.1%）。组织学以LSIL及以上为阳性标准,ECC和子宫颈点活检的阳性率分别为6.9%（7998/116 507）及26.8%（31 279/116 507）,P<0.001。（2）病变严重程度上,ECC与点活检诊断一致、高于及低于点活检的比例分别为77.1%（89 827/116 507）、1.2%（1402/116 507）和21.7%（25 278/116 507）,P<0.001。（3）在ECC诊断较点活检严重的病例中,ECC对LSIL、HSIL+、腺体病变及腺鳞病变的额外检出率分别为3.1%（655/20 891）、6.1%（673/11 121）、16.6%（53/320）及14.6%（21/144）。（4）年龄越大、HPV阳性时ECC诊断高于点活检的概率越大。（5）液基细胞学诊断为无明确诊断意义的不典型鳞状细胞（ASC-US）、LSIL、不能排除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不典型鳞状细胞（ASC-H）+、不典型腺上皮细胞（AGC）+时,ECC诊断高于点活检的概率分别为1.4%（167/13 102）、1.8%（119/6722）、4.6%（175/3818）、2.6%（12/455）,P<0.001。（6）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相对于年龄<30岁组,30～<50岁组的OR=1.264、50～65岁组的OR=3.486、>65岁组的OR=3.925;细胞学结果为ASC-US、LSIL、ASC-H+、AGC+相对于细胞学结果为NILM的OR值分别为1.300、1.461、4.134及4.339;而HPV并非独立的预测因素。结论 ECC总体阳性率明显低于子宫颈点活检,其对HSIL+和腺体病变较敏感。年龄在50岁及以上、细胞学结果为ASC-H+或AGC+时对ECC诊断高于点活检的预测作用较大。HPV阳性,ECC诊断高于点活检的概率越高;但多因素分析后,HPV结果并非ECC诊断高于点活检的独立预测因素。故年龄≥50岁及细胞学结果为ASC-H+或AGC+者,阴道镜行点活检的同时适宜行ECC。
黄东辉[3]（2021）在《孕期奶类及其制品摄入与妊娠期肥胖相关结局以及后代出生结局关系的前瞻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妊娠期肥胖和后代的出生结局是关系着两代人健康福祉的重要事件。奶类及其制品作为一类重要的营养食物,被发现可能与妊娠期肥胖和出生结局有关。但既往的研究证据并不能得出一致的结论,而且大多数研究与我国具有时间、地域和人群上的异质性。因此,本研究基于“东北区域母胎队列”,旨在描述孕期奶类及其制品的摄入现状,并进一步探索和验证孕期奶类及其制品摄入对妊娠期肥胖相关结局以及出生结局的影响,力求为我国妊娠期营养管理提供科学依据。研究方法:于2018年12月至2020年6月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产科门诊连续招募24-28周孕妇加入“东北区域母胎队列”。于入组时通过基线调查问卷收集孕前和孕期的食物摄入情况、社会人口学资料、生活和行为方式以及精神状态等资料。于孕32周进行孕晚期随访,随访时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孕晚期的食物摄入情况和其他生活和行为方式等资料,通过人体成分分析仪测定体重和体脂率（BF）,通过静脉血检测获得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低密度脂蛋白（LDL）和高密度脂蛋白（HDL）检测结果;此外,将孕期增重速率（GWGr）定义为孕晚期与孕中期的体重之差除以孕周之差。于产后进行分娩期随访,主要通过医院病历信息系统导出入组对象的分娩信息,包括后代的出生体重（BW）和胎龄（GA）。资料整理时,根据四日24小时膳食称重记录法获得每份食物的每次摄入分量,再将食物摄入频次转换为食物摄入重量。暴露因素按照暴露时期具体定义为孕中期、孕晚期奶类及其制品的摄入量,以及孕中期至孕晚期的摄入量变化;按照奶制品的种类定义为总奶类及其制品、普通牛奶、低脂牛奶、奶酪、酸奶、奶源蛋白质、奶源脂肪和奶源钙。当结局为连续性资料时,采用多重线性回归模型拟合孕期奶类及其制品摄入与GWGr、BF、TC、TG、LDL、HDL、BW、GA之间的线性关系,此时,暴露因素以连续性资料的形式纳入分析;当结局为分类资料时,采用二分类和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拟合孕期奶类及其制品摄入与早产、高出生体重（HBW）、低出生体重（LBW）、大于胎龄儿（LGA）、小于胎龄儿（SGA）的关系,此时,暴露因素以四分位分组（由低至高依次为Q1、Q2、Q3和Q4组）的分类资料形式纳入分析。多因素分析时的校正变量共有3个组合,模型1是基于第一部分基线数据分析筛选出的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通过因子分析得到的“膳食模式”;模型3则是模型1的校正因素和“营养素模式”。所有统计分析均由SAS 9.4完成。结果:（1）孕期奶类及其制品摄入情况:共纳入25.4周孕妇2385例,获得孕期奶类及其制品的摄入量中位数为192.3 g,奶类的主要摄入品种为普通牛奶和酸奶。与孕前相比,研究对象在孕期增加了49.5 g奶类及其制品的摄入。奶源蛋白质、奶源脂肪和奶源钙的摄入量均高于孕前,但经过能量校正后,仅奶源钙上升了2.4mg/kcal。从膳食模式的提取结果发现,孕期的膳食模式与孕前相比有一定程度的变化。奶类更多地呈现出与“健康”膳食模式的正相关性。此外,本部分研究筛选出部分与奶类及其制品摄入相关的变量,包括职业、文化程度、睡眠情况等,作为校正变量纳入到后续多因素分析模型中。（2）孕期奶类及其制品摄入与孕期增重速率、体脂率和血脂的关系:共1445例研究对象纳入第二部分的分析。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发现,孕中期普通牛奶的摄入与LDL升高存在显着关联（β=0.0007,P=0.0494）;孕中期低脂牛奶的摄入与HDL降低呈现显着关联（β=-0.0006,P=0.0051）;其他时期的奶类及其制品摄入与GWGr、BF、TC和TG之间的关系均不存在显着的统计学意义（P>0.05）。以总奶制品推荐摄入量300 g为界值进行分层分析发现,在每日奶类摄入量<300 g的人群和≥300 g的人群中,孕中期普通牛奶摄入量与LDL均不存在显着关联（P>0.05）;而孕中期低脂牛奶的摄入与HDL的关系在奶类摄入量<300 g的人群中是显着的（P<0.0001）,但在≥300 g的人群中则不再显着（P>0.05）。（3）孕期奶类及其制品摄入与后代出生体重和胎龄的关系:共1210例研究对象纳入第三部分的分析。关于出生体重的相关分析发现,孕晚期摄入低脂牛奶可降低出生体重（β=-0.5240,P=0.0315）;孕中期至孕晚期的酸奶摄入增多与降低的出生体重之间的关系是边缘显着的（β=-0.5287,P=0.0500）;孕中期奶源蛋白质摄入量Q3组（Q1组为参照组）与HBW关系的相对危险度（RR）为0.386,95%置信区间（CI）为（0.162,0.856）;孕中期奶源钙摄入量（Q3组vs.Q1组）与HBW关系的RR值为0.386,95%CI为（0.162,0.869）;孕中期至孕晚期的酸奶摄入增多（Q4组vs Q1组）与LBW关系的RR值及其95%CI为4.206（1.349,15.447）;奶源钙摄入增多量（Q3组vs.Q1组）与LBW关系的RR值及其95%CI为2.912（1.013,9.459）。关于胎龄的相关分析发现,孕晚期摄入低脂牛奶可能与减少新生儿胎龄有关（β=-0.0017,P=0.0118）;孕中期总奶制品摄入量Q4组发生早产的风险是Q1组的3.176倍,95%CI为（1.123,10.488）;孕中期奶源钙摄入量Q4组发生早产的风险是Q1组的3.092倍,95%CI为（1.090,10.229）。关于SGA和LGA的相关分析发现,孕中期的奶源蛋白质摄入量（Q3组vs.Q1组）与LGA的RR值及其95%CI为0.418（0.215,0.787）;孕晚期奶源脂肪摄入量（Q3组vs.Q1组）与SGA的RR值为2.122,95%CI为（1.048,4.444）;孕晚期摄入的酸奶（Q4组vs.Q1组）与LGA的RR值为0.537,95%CI为（0.290,0.994）;孕中期至孕晚期的总奶制品摄入增多量Q4组发生SGA的风险是Q1组的2.460倍,95%CI是（1.081,5.842）;奶源蛋白质摄入增多（Q4组vs.Q1组）与SGA的RR值为2.779,95%CI是（1.193,6.808）;奶源脂肪摄入增多（Q4组vs.Q1组）与SGA的RR值为3.959,95%CI是（1.611,10.660）;奶源钙摄入增多（Q4组vs.Q1组）与SGA的RR值为3.017,95%CI为（1.287,7.444）;而酸奶的摄入量增多（Q4组vs.Q1组）与LGA的RR值为0.478,95%CI是（0.268,0.839）。结论:（1）即便孕期奶类及其制品的摄入量比孕前有所提高,孕期和孕前的总奶制品摄入量均未能达到我国膳食指南的推荐标准。此外,奶类更多地与“健康”膳食模式呈现正相关性。（2）孕期奶类及其制品的摄入在总体上呈现出对孕期增重速率、体脂率和血脂水平的中性作用,但孕中期摄入的普通牛奶可能会升高LDL,低脂牛奶则会降低HDL。奶类对血脂代谢的不良效应可能与总奶制品摄入量的持续偏低有关。（3）孕期奶类及其制品的摄入总体呈现出对出生体重和胎龄的“下调”作用,但在满足推荐标准的人群中发现仅有低脂牛奶对胎龄的效应依然显着。（4）在奶类及其制品的孕期最佳摄入时机上,孕中期和孕晚期可能没有显着区别。在孕期奶类的选择上,需要注意各类奶制品对母婴结局的独立影响。（5）综上,本研究发现的孕期奶类摄入对血脂的不良作用,对后代出生体重和胎龄的下调作用,可能都与孕期总奶制品摄入不足有关。因此,整体提升我国孕期奶类及其制品的摄入水平,以满足膳食指南推荐标准,可能是改善母亲和胎儿健康的当务之急。
廖睿[4]（2021）在《昆明市某三甲医院急性药物中毒的流行病学特征及肝损伤的危险因素分析》文中认为[目 的]了解昆明市某三甲医院急性药物中毒的流行病学特征,为制定具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和救治方案提供科学依据。[方 法]以2015年1月至2020年6月期间,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内科收治的急性药物中毒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用自行设计的数据采集表收集入选患者的一般资料、中毒情况、治疗经过及预后等资料。采用IBM SPSS25.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昆明市某三甲医院急性药物中毒的流行病学特征。[结 果]本研究共纳入581例患者。1.一般特征:女性有424例,男性有157例,男女性别比为1:2.7;年龄段以青年居多,有286例,占49.23%;职业分布以职员最多,有175例,占30.12%;文化程度以高中最多,有177例,占30.46%;有既往史的有241例,占41.48%,其中以精神疾病最多,有113例,占19.45%。2.中毒情况:中毒途径以经消化道为主,有574例,占98.80%,中毒原因以自杀居多,有488例,占83.99%;药物来源以自行购买为主,有415例,占71.43%,药物种类以解热镇痛类最多,有218例,占37.52%;中毒严重程度以轻度为主,有391例,占67.30%。3.治疗情况:就诊时间集中在21:00-23:59,有112例,占19.28%;治疗方式包括清除毒物、特效解毒剂及对症支持治疗;平均留观天数多在2天以内,有382例,占65.75%。4.患者多治愈,有551例,占94.84%。[结 论]昆明市某三甲医院急性药物中毒的患者在一般特征和中毒情况等方面具有明显的流行病学特征,整体预后较好。本研究的结果有望为制定符合本院实际情况的急性药物中毒预防措施和急救方案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目的]分析昆明市某三甲医院急性药物中毒致肝损伤的独立危险因素,为制定具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和急诊救治方案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以2015年1月至2020年6月期间,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内科收治的符合条件的急性药物中毒患者为研究对象。将患者分为肝损伤组和非肝损组。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用自行设计的数据采集表收集入选患者的一般资料、中毒情况、治疗情况及生化指标等资料。使用IBM SPSS 25.0统计软件,比较两组间各指标的差异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昆明市某三甲医院急性药物中毒致肝损伤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本研究共纳入566例患者,非肝损伤组445例,肝损伤组121例。1.一般特征:两组的性别和年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①非肝损伤组男性107例,占24.00%,女性338例,占76.00%,肝损伤组男性47例,占38.80%,女性74例,占61.20%（p=0.001）;②年龄（岁）:非肝损伤组为29（19,48.25）,肝损伤组为49.50（26.00,73.00）（p<0.001）。2.中毒情况:两组的服毒至就诊时间和中毒严重程度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①服毒至就诊时间（小时）:非肝损伤组为 2.00（1.00,5.00）,肝损伤组为 8.00（2.00,49.50）（p<0.001）;②两组的中毒严重程度均以轻度为主,非肝损组有322例,占72.40%,肝损伤组有58例,占47.90%（p<0.001）。3.治疗情况:两组的洗胃、导泻和血液灌流的例数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①洗胃例数:非肝损伤组318例,占71.50%,肝损伤组有45例,占37.20%（p<0.001）;②导泻例数:非肝损伤组339例,占76.18%,肝损伤组有63例,占52.10%（p<0.001）;③血液灌流例数:非肝损伤组83例,占18.65%,肝损伤组10例,占8.26%（p=0.006）。4.生化指标:两组的D-D、Lac、WBC、NEUT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①D-D（μ g/L）:非肝损伤组为 1.20（0.60,1.60）;肝损伤组为 1.30（0.83,2.80）;②LAC（mmol/L）:非肝损伤组为1.90（1.70,2.50）;肝损伤组为2.35（1.70,4.24）;③WBC（109/L）:非肝损伤组为 8.78±3.27,肝损伤组为 11.76±5.23;④NEUT（109/L）:非肝损伤组为5.68（4.24,7.91）;肝损伤组为9.06（5.41,11.41）。5.独立危险因素:男性、年龄、服毒至就诊时间为独立危险因素,血液灌流是保护因素。①性别的偏回归系数是0.595,比值比为1.814,95%置信区间为[1.065,3.089],p=0.028;②年龄的偏回归系数是0.015,比值比为1.015,95%置信区间为[1.002,1.029],p=0.025;③服毒至就诊时间的偏回归系数是0.046,比值比为1.047,95%置信区间为[1.026,1.068],p<0.001;④血液灌流的偏回归系数是-1.666,比值比为 0.189,95%置信区间为[0.077,0.463],p<0.001。[结论]男性、高龄、服毒至就诊时间较长是昆明市某三甲医院急性药物中毒致肝损伤的独立危险因素,血液灌流是其保护因素。制订针对特定独立危险因素的防治措施,对有必要的患者积极进行血液灌流,可能是降低本院急性药物中毒致肝损伤发生率的关键。
李云勤[5]（2021）在《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2619例子宫内膜癌患者的回顾性分析》文中研究表明目的:回顾性分析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2008年至2017年间子宫内膜癌（Endometrial Cancer,EC）患者的病历资料,了解近些年行手术治疗的EC患者的预后情况,比较2008-2012年与2013-2015年行腹腔镜手术治疗后的EC患者的总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OS）,评估不同手术途径对EC患者预后的影响,分析术后2年内复发的ⅠA期EC患者的特点,总结影响EC患者预后的相关因素。旨在为EC的治疗及研究提供借鉴。方法:通过筛选条件,收集2008年1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于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妇科行手术治疗后术后病理证实为EC的患者2619例。采用回顾性分析的方法详细查阅患者的病历资料,通过电话、信访等方式完善患者的术后随访资料,最后建立Excel数据表。使用SPSS22.0统计软件。采用Kaplan-Meier方法估计生存率,利用Log-Rank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和各组生存曲线比较,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和Cox回归模型,校正基线数据采用1:1倾向性评分匹配,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Fisher确切概率法或Wilcoxon秩和检验。结果以危险比（Hazard Ratio,HR）、比值比（Odds Ratio,OR）、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及P值表示,其中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1.2008-2015年的患者术后5年OS为91.7%,术后1年、2年、3年、5年无进展生存率（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PFS）分别为95.7%、92.4%、91.8%、89.1%。2.2008-2012年与2013-2015年行腹腔镜手术治疗的患者术后5年OS分别为95.1%、94.1%（χ2=0.417,P=0.519）。通过行1:1倾向性评分匹配后分析显示:2008-2012年与2013-2015年行腹腔镜手术治疗的患者术后5年OS分别为96.6%、93.8%（χ2=1.546,P=0.214）。3.2008-2015年行开腹手术与腹腔镜手术治疗的患者术后5年OS分别为89.2%、94.4%（χ2=23.634,P<0.001）,术后5年PFS分别为85.8%、92.6%（χ2=18.072,P<0.001）。通过行1:1倾向性评分匹配后分析显示:行开腹手术与腹腔镜手术治疗的患者术后5年OS分别为92.9%、93.9%（χ2=0.567,P=0.451）,术后5年PFS分别为90.9%、92.5%（χ2=0.735,P=0.391）。4.2008-2017年行手术治疗的的ⅠA期患者共1912例,术后24个月内累计出现病情进展52例,术后2年复发率为2.7%。复发患者的比例在绝经状况、病理类型、组织学分级、有无脉管瘤栓（Lymphovascular Space Involvement,LVSI）及术后辅助治疗的类别上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当进一步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控制混杂因素后分析发现:保留卵巢（OR=11.954,95%CI:2.474-57.757,P=0.002）、组织学分化程度低（OR=2.439,95%CI:1.195-4.977,P=0.014）以及LVSI阳性（OR=3.655,95%CI:1.219-10.962,P=0.021）是ⅠA期患者2年内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而术后辅助治疗等其他因素对ⅠA期患者2年内复发的影响并无统计学意义（P>0.05）。5.通过Kaplan-Meier生存表结合Log-Rank检验单独比较除手术途径外的所有研究变量后显示:年龄、绝经状况、孕次、产次、术前糖类抗原125（Carbohydrate Antigen 125,CA125）水平、淋巴结清扫范围、病理类型、组织学分级、LVSI、手术-病理分期及术后辅助治疗影响患者的OS及PFS（P<0.05）,而子宫切除方式单独影响患者的PFS（P<0.05）。6.为控制混杂因素,将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研究变量进一步纳入Cox回归模型后分析发现:年龄≥60岁、组织学分化程度低、LVSI阳性及手术-病理分期晚独立增加患者的死亡及疾病进展风险（P<0.05）;扩大淋巴结清扫范围独立降低患者的疾病进展风险（P<0.05）;病理类型为非子宫内膜样癌独立增加患者的死亡风险（P<0.05）;术后采取放疗+化疗的辅助治疗方式独立降低患者的死亡风险（P<0.05）。结论:1.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行手术治疗的EC患者术后5年OS及PFS分别为91.7%、89.1%,总体预后良好。2.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行腹腔镜手术治疗的EC患者预后良好、稳定,且不亚于开腹手术,故可继续安全使用。3.保留卵巢、组织学分化程度低及LVSI阳性是ⅠA期EC患者术后2年内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故术前应慎重考虑保留卵巢的手术方案。但对于组织学分化程度低和（或）LVSI阳性的ⅠA期EC患者（除外保留卵巢的患者）,术后是否应追加辅助治疗,仍需要大样本研究继续加以验证。4.在EC的治疗过程中,我们应重点关注年龄≥60岁、非子宫内膜样癌、组织学分化程度低、LVSI阳性及手术-病理分期晚的患者,采取针对性、个体化的治疗;对于高危患者,建议可扩大淋巴结清扫范围,并在术后选择放疗+化疗作为首选的辅助治疗方式。
卿清[6]（2020）在《不同初筛方法在宫颈癌筛查中的应用价值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 的]通过回顾性分析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近4年的宫颈癌初筛资料,以分析宫颈细胞学、HC2及HPV分型检测技术在宫颈癌筛查中的应用价值,旨在为今后制定合理、有效的宫颈癌综合防治方案提供依据。[方 法]本文收集2016.01～2019.12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行宫颈癌初筛的60107例女性的临床资料,其中行细胞学检查者22129例,HC2检测者10135例、HPV分型检测者27843例。以组织病理诊断结果为标准,探讨三种初筛方法与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的关系。运用SPSS 23.0软件对数据分析统计,不同HPV亚型与宫颈病变程度的相关性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X2验对计数资料进行比较,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另外在同期内有379例女性行宫颈细胞学和HC2联合检测并有组织病理诊断结果,比较细胞学、HC2和两者联合筛查方法对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的诊断价值。[结 果]1.年龄分布:本研究中接受宫颈癌初筛的女性共60107例,年龄在14～91岁之间,将<21岁女性归为1个年龄组,21～65岁之间的女性以5岁为间距分为9个年龄组,>65岁女性归为1个年龄组,共分为1 1个年龄组。将这1 1个年龄组中接受初筛人数、三种初筛方法的异常率以及在组织病理诊断结果中的分布情况分别进行比较,结果发现:（1）这11个年龄组中接受宫颈癌初筛人数以41～45岁年龄组最多,21～65岁年龄区间内各个年龄组接受宫颈癌初筛人数均大于<21岁年龄组和>65岁年龄组。（2）分别对11个年龄组中三种初筛方法的异常率比较后发现,宫颈细胞学初筛方法中各个年龄组间的异常率相比无明显差异（P>0.05）,而HC2和HPV分型初筛方法中各个年龄组间的异常率经相比,差异均显着（P<0.05）。进一步对HC2和HPV分型初筛方法中各个年龄段的异常率分别进行一一对比,发现HC2和HPV分型初筛方法中<21岁年龄组的异常率明显大于大部分年龄组（P值均<0.05）,>65岁年龄组的异常率与21～65岁年龄区间内绝大部分年龄组相比无明显差异（P值均>0.05）,而21～65岁年龄区间内大部分年龄组的异常率相比差异不明显（P值均>0.05）。（3）三种初筛方法的异常结果中有组织病理诊断结果者共有1260例,比较此1260例女性中1 1个年龄组间组织病理诊断结果的分布情况,各个年龄组中均有CIN检出,但各个年龄组中的CIN检出率相比差异不显着（P>0.05）;各个年龄组中浸润癌的检出率相比,差异显着（P<0.05）,进一步对各个年龄组浸润癌的检出率进行两两对比,51～55岁、>65岁年龄组中浸润癌的检出率显着大于<21岁、21～25岁、26～30岁、31～35岁和41～45岁这5个年龄组。2.细胞学检查结果:本组资料中接受宫颈细胞学检查的女性共有22129例,检测结果异常者（≥ASC）共625例,其中ASC、LSIL、HSIL及SCC分别占异常例数的比例为 64.96%（406/625）、31.52%（197/625）、3.36%（21/625）、0.16%（1/625）。625例细胞学检测结果异常者中有组织病理诊断结果者共210例,86例LSIL中有24例病理诊断为CIN I,准确率为27.91%（24/86）,诊断偏高者（病理诊断为正常或炎症）22例,占25.58%（22/86）,诊断偏低者（病理诊断为CINⅡ及其以上病变）40例,占46.51%（40/86）;10例HSIL中有8例病理诊断为CINⅡ/Ⅲ,准确率为80.00%（8/10）,诊断偏高者（病理诊断为正常或炎症或CIN Ⅰ）2例,占20.00%（2/10）,无诊断偏低病例（病理诊断为浸润癌）;1例SCC经病理诊断为浸润癌,准确率100.00%（1/1）。3.HC2检测结果:本组资料中接受HC2检测的女性共10135例,检测结果为异常者（≥1 RLU/CO）共1487例,HPV病毒低载量组（1～99.99RLU/CO）、中载量组（100～999.99RLU/CO）和高载量组（>1000RLU/CO）的占比分别为67.05%（997/1487）、22.46%（334/1487）、10.49%（156/1487）。1487 例 HC2检测结果异常者中有组织病理诊断结果者共338例,低、中、高载量组中宫颈发生 CIN Ⅰ 病变的概率分别为 21.56%（36/167）、24.54%（24/110）、18.04%（11/61）,三组间宫颈发生CIN Ⅰ病变的概率经对比,差异无不显着,X2=0.399,P=0.631（P>0.05）。低、中、高载量组中宫颈发生CINⅡ/Ⅲ病变的概率分别为10.78%（18/167）、29.09%（32/110）、42.62%（26/61）,三组间宫颈发生 CIN Ⅱ/Ⅲ病变的概率经检验存在差异（P<0.05）,两两间比较后发现,中、高载量组中宫颈发生CINⅡ/Ⅲ病变的概率均明显大于低载量组（P<0.05）,而中、高载量两组相比不存在差异（P>0.05）。低、中、高载量组中宫颈发生浸润癌的概率分别为 6.59%（11/167）、11.82%（13/110）、14.75%（9/61）,三组间对比差异不明显（P>0.05）。4.HPV分型检测结果:本组资料中接受HPV分型检测的女性共27843例,hrHPV检测结果为异常者共2966例,其中检出hrHPV亚型例数最多的’是HPV16型,638 例（18.42%）,其次为 HPV58 型,551 例（15.91%）,HPV52 型,424例（12.24%）,HPV18 型,274 例（7.91%）,HPV51 型,251 例（7.25%）,HPV56型,245例（7.07%）等。2966例hrHPV检测结果异常者中有组织病理诊断结果者共712例,在hrHPV各个亚型中,HPV16、52、18型是导致宫颈浸润癌的三种亚型,导致≥CIN概率较高的hrHPV亚型依次为HPV16（51.13%）、52（46.36%）、58（45.45%）、56（44.64%）、59（43.75%）和 31（42.11%）。各hrHPV亚型导致≥CIN病变概率相比差异显着（P<0.05）。对以上导致CIN概率较高的hrHPV亚型及HPV18型与≥CIN病变的关系进行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发现HPV16、52、58这三种亚型与≥CIN病变有明显的相关性（P<0.05）。5.细胞学联合HC2检测:本组资料中共有379例女性行宫颈细胞学和HC2联合检测并有组织病理诊断结果,以组织病理学结果为金标准,界定≥CIN病变为阳性病理结果,单一细胞学、单一 HC2及二者联合筛查敏感度分别为36.84%、81.20%及83.46%,特异度分别为90.24%、63.01%及58.54%。单一细胞学检查的敏感度均明显低于单一HC2和联合筛查（P<0.05）,但其特异度均高于单一HC2和联合筛查（P<0.05）,而单一 HC2与联合筛查的敏感度和特异度经分别相比后发现差异不明显（P>0.05）。上述三种筛查方案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622、0.700及0.668,结果均在0.5～1.0范围内,均有诊断意义,其中单一HC2检测的ROC曲线下面积最大,最接近1,其次为联合筛查,单一细胞学检查的曲线下面积最小。[结 论]1.本研究显示>65岁年龄组浸润癌的检出率较高,建议>65岁女性出现异常临床症状也应该行宫颈癌筛查,即使该年龄组不在常规筛查年龄区间内。2.本研究中宫颈细胞学结果级别越高,其对宫颈病变的诊断准确率也随之升高,HSIL、SCC的诊断准确率较高,无漏诊病例。3.相对于HPV低病毒载量组而言,中、高病毒载量组更容易发生CINⅡ/Ⅲ病变,说明在诊断及预测疾病的发展及转归时,HPV中、高病毒载量可能有较高的临床指导价值。4.本研究中的hrHPV各个亚型中,HPV16、52、18型是导致宫颈癌的三种亚型,HPV16、52、58这三种亚型与≥CIN病变有明显的相关性,因而临床上对HPV感染女性的分层管理中,HPV16、18、52、58型感染女性的随访力度应加强。5.单一 HC2初筛与单一细胞学初筛、细胞学联合HC2初筛方法相比,单一 HC2初筛可能是本院性价比较高、值得推荐的初筛方案。
李建伟[7]（2019）在《高危型HPV E6/E7mRNA在ASCUS患者临床分流中的应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针对ASCUS患者年龄、城区分布、高危型HPVDNA基因分型、高危型HPV E6/E7mRNA、阴道镜活检组织病理检查结果进行分析,研究ASCUS患者病理结局的影响因素,评价高危型HPV E6/E7mRNA检测方法在ASCUS患者临床分流中的应用价值,从而指导临床处理。方法:本研究选取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2017年1月-2019年06月妇科门诊宫颈细胞学检查结果为ASCUS,接受高危型HPV DNA基因分型和高危型HPV E6/E7mRNA检查,进行阴道镜检查有活检病理检查结果的患者作为实验研究对象,有338名患者符合纳入标准。详细记录患者年龄、城区分布、高危型HPV DNA分型、HPV E6E7mRNA、阴道镜活检组织病理结果,统计分析HPV E6/E7mRNA与阴道镜活检病理结果的相关性,使用SPSS 21.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338例ASCUS患者阴道镜活检组织病理结果如下:宫颈炎占64.5%（218/338）,LSIL（CINI）占 15.09%（51/338）,HSIL 及以上级别病变占 20.41%（69/338）。338例患者不同年龄段（20-29、30-39、40-49、≧50）高危型HPV DNA分型、高危型HPVE6/E7mRNA、阴道镜病理检查结果比较无统计学意义（χ2分别为4.882、5.528、10.784,P值分别为0.181、0.137、0.095）,同法比较不同城区（市区、县区）妇女结果无统计学意义（χ2分别为3.697、0.002、0.408,P值分别为0.055、0.964、0.523）。ASCUS患者中HPV DNA基因检测阳性患者不同感染类型数量（一种、两种、≧三种）的高危型HPV E6/E7mRNA、阴道镜病理检查结果比较无统计学意义（χ2分别为 0.142、2.586,P值分别为 0.923、0.274）。以阴道镜病理为金标准,高危型HPV E6/E7mRNA在正常组、LSIL组、≥HSIL组的阳性检出率逐步升高（19.27%、68.72%、92.75%）,结果比较有统计学意义（χ2=134.303,P=0.000）,≧HSIL组阳性率明显高于LSIL组（P<0.01）,LSIL组又高于正常组（P<0.01）;高危型HPV DNA分型在正常组、LSIL组、≧HSIL组的阳性检出率也逐步升高（58.72%、78.43%、92.75%）,结果比较有统计学意义（χ2=30.885,P=0.000）,此外≧HSIL组阳性率明显高于LSIL组（P<0.01）,LSIL组又高于正常组（P<0.01）。HPVE6/E7mRNA对阴道镜病理≧HSIL组检测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为92.25%和71.37%,阳性和阴性预测值为45.39%和97.46%,HPVDNA分型对阴道镜病理≧HSIL组检测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为94.20%和37.55%,阳性和阴性预测值为27.90%和 96.19%,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进一步分析,高危型 HPV E6/E7mRNA 的 AUC 更大,为 0.925（95%CI,0.888-0.962）。233例HPV DNA 阳性患者的阴道镜病理结果≧LSIL组的HPVE6/E7mRNA阳性率为36.3%,与≧HSIL组的HPV E6/E7mRNA阳性率（95.4%）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5.63,P<0.01）。结论:1、ASCUS患者阴道镜活检的病理结果包括炎症、LSIL、HSIL、宫颈癌,具有多样性特点。2、ASCUS患者的年龄与城区分布和HPVDNA检测、HPVE6/E7mRNA检测、阴道镜病理结果无相关性。3、HPV E6/E7mRNA检测及阴道镜病理结果与HPV感染类型数量无相关性。4、HPVE6/E7mRNA在ASCUS患者不同宫颈病变中阳性检出率有差异性,在≧HSIL组最高。与高危型HPV分型相比,高危型HPV E6/E7mRNA检测可更准确诊断出ASCUS患者中的≧HSIL病变,可以作为指导ASCUS患者下一步诊疗的更好地检测手段。5、ASCUC患者经HPVDNA检测分流后,再增加HPV E6/E7mRNA检查,可以提升阳性需治疗患者的检出率,减少部分阴道镜转诊。
温弘[8]（2019）在《胎盘源性miRNA在选择性生长受限中的作用和机制研究》文中指出选择性宫内生长受限（selective intrauterine growth restriction,sIUGR）是单绒毛膜双羊膜囊的特有并发症,在单绒双胎中发生率约10%～15%[1]。目前公认的诊断标准为小胎儿体重小于生长曲线的第10百分位及双胎估计体重（estimated fetal weight,EFW）相差>25%[2]。sIUGR常伴发胎儿神经系统损伤,容易发生胎儿宫内死亡,对围产儿的预后造成严重威胁。随着对基础研究的逐步深入,对sIUGR的基础研究关注点也深入到分子机制。针对sIUGR的发病已经衍生出诸如胎盘份额不均及脐带插入异常[3,4]、胎盘血管吻合异常[5]、氧化应激[6]、表观遗传修饰[7]等多种假说。尽管已有一些理论和假设被提出和论证,然而sIUGR确切的发病机制至今仍不明确。miRNA是一类真核生物内源性小分子单链RNA,通过与靶m RNA特异性的碱基配对引起靶m RNA的降解或者抑制其翻译,从而对基因转录后表达进行调控[8]。大约30%的人类基因表达可能受miRNA调控,参与细胞增殖、分化、代谢和凋亡等在内的所有生命过程。功能学研究表明,miRNA在调节胎盘发育和功能发挥中起重要作用,近些年来多项研究结果显示,在多种妊娠相关疾病如子痫前期、胎儿生长受限、早产等,都发现了相应异常表达的miRNA[9-11],这些miRNA的异常表达与疾病的发生、发展、预后等相关。选择性宫内生长受限的病因中胎盘发育不一致是其主要因素,胎盘发育与滋养细胞对子宫蜕膜的侵袭密切相关,滋养细胞的增殖、侵袭和迁徙等生物学行为,与恶性肿瘤相似。我们发现,与正常的单绒毛膜双羊膜双胎相比,sIUGR两个胎儿的14种胎盘源性miRNA有差异表达,提示这些miRNA可能参与sIUGR的发生过程,然而其具体发病机制尚不明确。miR-338-5p是近年来研究发现的一类调节细胞生长,分化,与肿瘤发生有密切联系的miRNA。研究证实在多种恶性肿瘤组织中有异常表达的miRNAs,进而影响了肿瘤细胞在增殖、侵袭、转移等生物学行为方面的异常[12]。我们发现miR-338-5p在sIUGR大胎儿的胎盘组织中的表达显着低于小胎儿胎盘组织,推测miR-338-5p的异常表达有可能影响滋养细胞的生长过程,进而参与了sIUGR发病的相关机制。本研究的目的是检测sIUGR及正常单绒毛膜双羊膜囊双胎的胎盘组织中的miRNA的表达,建立胎盘源性miRNA表达谱。同时在HTR-8/SVneo细胞中研究miR-338-5p异常表达对滋养细胞的增殖、侵袭和迁徙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索miR-338-5p参与调控滋养细胞的分子机制在sIUGR发生发展中的作用。第一部分建立选择性生长受限胎儿的胎盘源性miRNA表达谱目的:通过对sIUGR及正常单绒毛膜双羊膜囊双胎的胎儿胎盘组织进行基因测序,比较其差异,建立sIUGR胎盘源性miRNA表达谱。方法:用miRNA芯片检测sIUGR胎儿及正常单绒毛膜双羊膜囊双胎不同体质量的胎儿的胎盘组织,比较sIUGR胎儿和正常单绒双羊胎儿的胎盘组织miRNA表达差异,建立sIUGR胎盘源性miRNA表达谱。结果:1.通过对miRNA芯片结果进行聚类分析,发现sIUGR不同体质量胎儿的胎盘组织中有45种miRNA差异表达显着（p<0.05）。2.对sIUGR与正常MCDA不同体质量胎儿的胎盘差异miRNA聚类分析比较,在sIUGR胎盘差异miRNA中分别有7种表达上调的miRNA和7种表达下调的miRNA为其特有。结论:sIUGR不同体质量胎儿的胎盘组织之间存在差异表达miRNA,这些胎盘源性miRNA与sIUGR的发生发展可能相关。第二部分选择性生长受限胎盘源性的差异表达miRNA的生物信息学研究及PCR验证目的:根据基因芯片结果,构建sIUGR胎盘源性miRNA与靶基因的调控网络,并对sIUGR胎盘组织的miRNA表达谱进行PCR验证。方法:基于miRNA芯片结果,通过Gene Spring软件进行靶基因预测,筛选后通过DAVID数据库进行靶基因功能富集分析和信号转导通路富集分析,通过Cytoscape软件构建miRNA通路网络和信号通路网络。收集15例sIUGR和15例正常单绒双胎的胎盘组织进行分析,提取胎盘组织miRNA,通过Real Time-PCR技术对miR-5189-5p、miRNA-1、miR-370-3p、miR-373-3p、miR-338-5p、miR-590-5p的表达进行检测,验证芯片的预测结果。结果:1.在sIUGR组大体质量胎儿的胎盘组织中,上调的胎盘源性miRNA的靶基因有712个,下调的miRNA靶基因有929个。2.对14个miRNA的靶基因进一步做GO和Pathway分析,发现7个上调的miRNA涉及101条信号通路,而7个下调的miRNA涉及49条信号通路。3.核心miRNA涉及的核心信号通路有MAPK信号通路、TGF-β信号通路、Wnt信号通路和HTLV感染通路。4.sIUGR的大体质量胎儿胎盘组织PCR验证发现,miR-5189-5p、miR-1、miR-370-3p表达上调;而miR-373-3p、miR-338-5p、miR-590-5p表达下调,差异具有显着性（p<0.05）,与miRNA的芯片检测结果相符。5.涉及信号通路较多的前5位miRNA在大体质量胎儿的胎盘中均表现为下调。结论:1.sIUGR胎盘源性miRNA涉及多个信号通路,其核心通路有MAPK信号通路、TGF-β信号通路、Wnt信号通路和HTLV感染通路。2.miR-338-5p可能与sIUGR致病相关。第三部分miR-338-5p对HTR-8/SVneo滋养细胞增殖、侵袭和迁移的影响目的:探讨miR-338-5p对HTR-8/SVneo滋养细胞增殖、侵袭和迁移能力的改变。方法:培养HTR-8/SVneo细胞,使用miRNA-338-5p inhibitor转染,抑制miR-338-5p的表达,q RT-PCR检测鉴定干扰效价。用CCK-8法检测miR-338-5p抑制后滋养细胞增殖情况,Transwell法检测滋养细胞侵袭能力,划痕实验检查细胞迁徙能力的改变。结果:1.miR-338-5p inhibitor转染HTR-8/SVneo滋养细胞,48h后用q RT-PCR检测miR-338-5p的表达量显着下调（p<0.0001）。3.CCK-8检测转染miR-338-5p inhibitor 72h后HTR-8/SVneo滋养细胞增殖能力显着升高（p<0.01）。4.Transwell结果显示转染miR-338-5p inhibitor 48h后HTR-8/SVneo滋养细胞的侵袭增强（p<0.01）。5.划痕实验结果显示转染miR-338-5p inhibitor 48h后HTR-8/SVneo滋养细胞的迁移能力增强（p<0.0001）。结论:miR-338-5p降表达后HTR8/SVneo细胞增殖、侵袭与迁移能力增强。第四部分miR-338-5p在sIUGR中靶向抑制EFEMP1的表达目的:预测和识别miR-338-5p在sIUGR中调控的靶基因。研究在miR-338-5p在HTR-8/SVneo细胞中对EFEMP1的调控。方法:1.通过q RT-PCR、免疫组化及Western-blot检测在sIUGR胎盘组织中miR-338-5p与EFEMP1的表达。2.通过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检测EFEMP1是否为miR-338-5p的靶基因。3.通过RT-PCR和western-blot分析HTR-8/SVneo细胞转染miR-338-5p inhibitor 48h后EFEMP1表达的改变。结果1.在sIUGR胎盘组织中,miR-338-5p与EFEMP1表达呈负相关。2.miR-338-5p能够显着的抑制野生型报告基因载体EFEMP1-3’UTR-psiCHECK2的荧光素酶活性,而对突变型报告基因载体Mut-EFEMP1-3’UTR-psiCHECK2的荧光素酶活性没有影响（p<0.01）。3.与阴性对照相比,转染miR-338-5p inhibitor后,滋养细胞的EFEMP1的表达增加（p<0.001）。结论:1.与小体质量的胎儿胎盘组织相比,sIUGR的大体质量胎儿的胎盘组织中miR-338-5p表达下调,而EFEMP1表达增加。2.在HTR-8/SVneo细胞中降表达miR-338-5p后,细胞的EFEMP1的表达上调。3.EFEMP1是miR-338-5p的靶基因之一。
梅红雨[9]（2020）在《人工智能宫颈癌筛查系统（TruScreen）在高危型HPV阳性患者中的应用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对比分析Tru Screen（TS）、TCT在高危型HPV阳性患者中筛查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的效果,以期为宫颈癌的筛查寻求一种更加简单、有效的方法。方法:研究对象:选取2016年12月至2018年12月于我院妇科门诊行宫颈癌高危型HPV检测阳性的483例患者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对所有研究对象依次进行TS、TCT、阴道镜下活组织病理学检查。以活组织病理检查为“金标准”,计算并比较TS、TCT筛查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的灵敏度、特异度、ROC曲线下面积（AUC）、阴性预测值、阳性预测值、与活检病理结果一致性检验统计量Kappa值。研究内容分为三个方面:（1）在高危型HPV阳性患者中（共483例,包括HPV16/18+和HPV other+）,对比分析TS、TCT筛查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的效果;（2）在高危型HPV other阳性患者中（共338例）,对比分析TS、TCT筛查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的效果;（3）在TCT结果为阴性、高危型HPV阳性患者中（共281例）,评估TS筛查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的效果。检查结果判读:以活检病理结果≥LSIL为“异常”;TS检查输出结果为“异常”时,代表宫颈病变≥LSIL,输出结果为“正常”时,代表宫颈未见上皮内瘤变;TCT检查结果≥ASCUS为“异常”;各项检查的操作者分别由不同的医师实施,所有操作者均接受正规操作培训,并且不知道受检者的其他检查结果。病理阅片由同一位经验丰富病理医师实施,并给出最终病理诊断,且病理医师不知道受检者的其他检查结果。结果:1.在483例高危型HPV阳性患者中,TS、TCT筛查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的阴性预测值分别为82.82%、65.12%;阳性预测值分别为80.54%、61.88%;与活检病理结果一致性检验统计量Kappa值分别为0.633、0.266（p均<0.0001）;灵敏度分别为79.82%、56.05%;特异度分别为83.46%、70.38%;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816、0.632,且两者ROC曲线下面积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01）。2.在338例高危型HPV other阳性患者中,TS、TCT筛查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的阴性预测值分别为83.07%、67.20%;阳性预测值分别为77.18%、57.05%;与活检病理结果一致性检验统计量Kappa值分别为0.603、0.243（p均<0.0001）;灵敏度分别为78.23%、57.82%;特异度分别为82.20%、66.49%;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802、0.622,且两者ROC曲线下面积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01）。3.在281例TCT结果<ASCUS、高危型HPV阳性患者中,TS筛查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的阴性预测值分别、阳性预测值、与活检病理结果一致性检验统计量Kappa值、灵敏度、特异度、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82.06%、100%、0.6538（p<0.0001）、59.18%、100%、0.796（p<0.001）。结论:本研究显示,在高危型HPV阳性人群中,TS筛查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高于TCT,可以考虑将TS用于宫颈癌筛查的可选择的方法之一。
马京杭[10]（2019）在《运用神经网络模型预测妊娠合并SLE患者的妊娠结局》文中指出目的:比较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与神经网络模型用于预测妊娠合并SLE患者的妊娠结局的准确性;在传统神经网络模型上进行改进,使得神经网络模型能够提高对妊娠合并SLE患者妊娠丢失的预测敏感性。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单中心研究,收集2011年9月至2018年6月期间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妇产科收治并完成分娩的妊娠合并SLE患者469例,收集其临床资料,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以及神经网络建立预测妊娠结局的模型。神经网络模型选取多层感知器（Multilayer Perceptron,MLP）和径向基函数（Radial Basis Function,RBF）两种,神经网络模型的改进采用引入“比较学习”、“专注学习”理念以及降低预测阈值的方法,使得模型对于不平衡妊娠结局中妊娠丢失的预测敏感性显着提升。结果:Logistic回归模型对妊娠丢失的预测准确率为44.9%,对活产的预测准确率为97.3%,总体预测准确率为91.9%,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899;MLP神经网络模型在测试中对活产的预测准确率为97.8%,对妊娠丢失的预测准确率为42.9%,总体预测准确率为92.9%,ROC曲线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911;RBF神经网络模型在测试中对活产的预测准确率为97.6%,对妊娠丢失的预测准确率为11.8%,总体预测准确率为87.5%,ROC曲线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880。MLP神经网络模型在预测妊娠合并SLE患者妊娠结局方面更具优势。改进后的神经网络模型在内部测试中,对妊娠丢失的预测准确率为100%,总体预测准确率为82.7%;在外部测试中,妊娠丢失的预测准确率为81.8%,总体预测准确率为75.5%。改进后的神经网络模型对妊娠丢失的预测准确性更高,更具有临床应用价值。结论:预测妊娠合并SLE患者妊娠结局的准确性方面,MLP神经网络模型优于logistic回归模型以及RBF神经网络模型。但传统MLP神经网络模型对于不平衡妊娠结局中妊娠丢失的预测敏感性较低,通过对神经网络模型进行改进,可提高对于妊娠丢失的预测敏感性,尽可能发现潜在妊娠丢失患者,帮助临床医生进行治疗方案的选择,减少一部分不必要的妊娠丢失。
二、338例妇产科死亡病例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338例妇产科死亡病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持续质量评审对阴道分娩严重产后出血规范化诊治及其并发症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1 资料与方法 |
| 1.1 研究对象 |
| 1.2 评审对象和过程 |
| 1.2.1 评审对象 |
| 1.2.2 评审标准 |
| 1.2.3 评审过程 |
| 1.3 结局指标 |
| 1.4 分组 |
| 1.5 统计学方法 |
| 2 结果 |
| 2.1 一般资料 |
| 3讨论 |
（2）子宫颈管搔刮术对子宫颈上皮内病变的诊断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1 资料与方法 |
| 1.1 资料收集 |
| 1.2 细胞学制片与诊断 |
| 1.3 高危型HPV检测 |
| 1.4 统计学方法 |
| 2 结果 |
| 2.1 ECC和点活检的阳性率 |
| 2.2 不同病变ECC和点活检的检出效率 |
| 2.3 ECC额外检出率与患者年龄的关系 |
| 2.4 ECC额外检出率与hrHPV结果的关系 |
| 2.5 ECC额外检出率与细胞学的关系 |
| 2.6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ECC额外检出率的相关因素 |
| 3 讨论 |
（3）孕期奶类及其制品摄入与妊娠期肥胖相关结局以及后代出生结局关系的前瞻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语 |
| 前言 |
| 第一部分:孕期奶类及其制品摄入现状的横断面研究 |
| 1 前言 |
| 2 材料和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1.1 研究对象来源 |
| 2.1.2 纳入标准 |
| 2.1.3 排除标准 |
| 2.2 研究方法 |
| 2.2.1 技术路线 |
| 2.2.2 调查问卷 |
| 2.2.3 变量定义 |
| 2.2.4 变量赋值 |
| 2.2.5 统计分析 |
| 2.3 质量控制 |
| 2.3.1 现场控制 |
| 2.3.2 数据库控制 |
| 3 结果 |
| 3.1 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 |
| 3.1.1 研究对象基本特征及其与奶类摄入量的关系 |
| 3.1.2 研究对象食物摄入特征及其与奶类摄入量的关系 |
| 3.1.3 研究对象饮食习惯特征及其与奶类摄入量的关系 |
| 3.1.4 研究对象营养素摄入特征及其与奶类摄入量的关系 |
| 3.1.5 研究对象奶源营养素摄入特征及其与奶类摄入量的关系 |
| 3.2 研究对象孕前和孕期的饮食变化 |
| 3.2.1 孕前和孕期的食物变化 |
| 3.2.2 孕前和孕期的饮食习惯变化 |
| 3.2.3 孕前和孕期的营养素变化 |
| 3.2.4 孕前和孕期的奶源营养素变化 |
| 3.2.5 能量校正后孕前和孕期的奶源营养素变化 |
| 3.3 研究对象孕前膳食模式 |
| 3.3.1 孕前食物组膳食模式提取 |
| 3.3.2 孕前食物项膳食模式提取 |
| 3.4 研究对象孕期膳食模式 |
| 3.4.1 孕期食物组膳食模式提取 |
| 3.4.2 孕期食物项膳食模式提取 |
| 4 讨论 |
| 第二部分:孕期奶类及其制品摄入与孕期增重、体脂和血脂的关系 |
| 1 前言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1.1 研究对象来源 |
| 2.1.2 纳入标准 |
| 2.1.3 排除标准 |
| 2.2 研究方法 |
| 2.2.1 技术路线 |
| 2.2.2 基线调查 |
| 2.2.3 随访调查 |
| 2.2.4 随访内容及质量控制 |
| 2.2.5 变量定义 |
| 2.2.6 统计分析 |
| 3 结果 |
| 3.1 研究对象的基线和随访特征 |
| 3.1.1 研究对象的基线特征 |
| 3.1.2 研究对象的随访特征 |
| 3.1.3 研究对象的膳食特征 |
| 3.2 孕期奶类及其制品摄入与孕期增重速率、体脂率和血脂的关系 |
| 3.2.1 孕期奶类及其制品摄入与孕期增重速率、体脂率和血脂关系的单因素分析 |
| 3.2.2 孕期奶类及其制品摄入与孕期增重速率、体脂率和血脂关系的多因素分析 |
| 3.2.3 分层分析 |
| 4 讨论 |
| 第三部分:孕期奶类及其制品摄入与后代出生体重和胎龄的关系 |
| 1 前言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1.1 研究对象来源 |
| 2.1.2 纳入标准 |
| 2.1.3 排除标准 |
| 2.2 研究方法 |
| 2.2.1 技术路线 |
| 2.2.2 基线调查 |
| 2.2.3 孕晚期随访调查 |
| 2.2.4 分娩期随访调查 |
| 2.2.5 变量定义 |
| 2.2.6 统计分析 |
| 3 结果 |
| 3.1 研究对象的特征 |
| 3.1.1 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 |
| 3.1.2 研究对象的膳食特征 |
| 3.2 孕期奶类及其制品摄入与出生体重和胎龄的关系 |
| 3.2.1 孕期奶类及其制品摄入与出生体重和胎龄关系的单因素分析 |
| 3.2.2 孕期奶类及其制品摄入与出生体重及其衍生结局关系的多因素分析 |
| 3.2.3 孕期奶类及其制品摄入与胎龄及早产关系的多因素分析 |
| 3.2.4 孕期奶类及其制品摄入与小于胎龄儿和大于胎龄儿关系的多因素分析 |
| 3.2.5 分层分析 |
| 4 讨论 |
| 结论 |
| 本研究创新性的自我评价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孕期奶类及其制品摄入与妊娠期健康和出生结局关系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4）昆明市某三甲医院急性药物中毒的流行病学特征及肝损伤的危险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词表 |
| 第一部分 昆明市某三甲医院急性药物中毒的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本部分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昆明市某三甲医院急性药物中毒致肝损伤的危险因素分析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本部分小结 |
| 参考文献 |
| 全文总结 |
| 附录 |
| 综述 苯二氮(艹卓)类药物中毒的治疗进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获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5）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2619例子宫内膜癌患者的回顾性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写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子宫内膜癌患者淋巴结清扫相关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6）不同初筛方法在宫颈癌筛查中的应用价值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词表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资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宫颈癌筛査策略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宫颈癌筛査策略的研宄进展 |
| 致谢 |
（7）高危型HPV E6/E7mRNA在ASCUS患者临床分流中的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对象和方法 |
| 1.1 研究对象 |
| 1.2 主要仪器 |
| 1.3 主要试剂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统计学方法 |
| 二、结果 |
| 2.1 细胞学结果为ASCUS的患者阴道镜活检组织病理检查结果 |
| 2.2 不同年龄段、城区分布的ASCUS患者的高危型HPV DNA分型、HPVE6/E7mRNA、阴道镜病理检查结果比较 |
| 2.3 HPV DNA检测阳性的ASCUS患者中不同HPV感染类型数量的高危型HPVE6/E7mRNA、阴道镜病理检查结果比较 |
| 2.4 高危型HPV DNA分型、高危型HPV E6/E7mRNA在不同宫颈级别病变检出率比较及对阴道镜病理结果≧HSIL的敏感性和特异性、阳性和阴性预测值的比较 |
| 2.5 高危型HPV DNA检测阳性患者不同病理结果组别间HPV E6/E7mRNA 阳性检出率比较 |
| 三、讨论 |
| 3.1 ASCUS患者的阴道镜病理结果及影响因素 |
| 3.2 ASCUS患者高危型HPV DNA分型结果分析及其与高危型HPV E6/E7mRNA、阴道镜病理检查结果的关系 |
| 3.3 高危型HPV E6/E7mRNA与高危型HPV DNA分型在ASCUS患者下一步处理的应用价值比较 |
| 3.4 ASCUS患者高危型HPV DNA分型检测分流后进行高危型HPV E6/E7mRNA再分流的应用研究 |
| 四、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HPV E6/E7mRNA检测对宫颈癌筛查的诊断价值 |
| 参考文献 |
| 中英文缩略词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8）胎盘源性miRNA在选择性生长受限中的作用和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参考文献 |
| 英文摘要 |
| 缩略词表 |
| 前言 |
| 参考文献 |
| 第一部分 建立选择性生长受限胎儿的胎盘源性miRNA表达谱 |
| 1.1 材料与方法 |
| 1.2 结果 |
| 1.3 讨论 |
| 1.4 小结 |
| 1.5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选择性生长受限胎盘源性的差异表达miRNA的生物信息学研究和PCR验证 |
| 2.1 sIUGR胎盘源性miRNA的靶基因预测和分析 |
| 2.2 sIUGR胎盘源性miRNA的 Real Time-PCR验证 |
| 2.3 讨论 |
| 2.4 小结 |
| 2.5 参考文献 |
| 第三部分 miR-338-5p对 HTR8/SVneo滋养细胞增殖、侵袭和迁移的影响 |
| 3.1 材料与方法 |
| 3.2 结果 |
| 3.3 讨论 |
| 3.4 小结 |
| 3.5 参考文献 |
| 第四部分 miR-338-5p在sIUGR中靶向抑制了EFEMP1 基因的表达 |
| 4.1 材料与方法 |
| 4.2 结果 |
| 4.3 讨论 |
| 4.4 小结 |
| 4.5 参考文献 |
| 全文结论 |
| 综述 双胎选择性宫内生长受限发病机制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9）人工智能宫颈癌筛查系统（TruScreen）在高危型HPV阳性患者中的应用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1.研究对象 |
| 2.研究方法 |
| 3.统计学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宫颈癌筛查方法的研究进展 |
| 1.肉眼观察法 |
| 2.宫颈细胞学检测技术 |
| 3.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R-HPV)检测技术 |
| 4.人工智能宫颈癌筛查系统(Tru Screen,TS)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运用神经网络模型预测妊娠合并SLE患者的妊娠结局（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部分 |
| 绪论 |
| 第一章 妊娠合并SLE妊娠结局预测模型探讨 |
| 1.1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1.1.1 研究对象 |
| 1.1.2 资料收集 |
| 1.1.3 妊娠结局 |
| 1.1.4 统计学方法 |
| 1.1.5 神经网络模型 |
| 1.2 结果 |
| 1.2.1 妊娠合并SLE患者妊娠结局的单因素分析 |
| 1.2.2 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预测妊娠合并SLE患者的妊娠结局 |
| 1.2.3 运用MLP神经网络模型预测妊娠合并SLE患者的妊娠结局 |
| 1.2.4 运用RBF神经网络模型预测妊娠合并SLE患者的妊娠结局 |
| 1.3 讨论 |
| 1.4 结论 |
| 第二章 改进后的神经网络模型预测妊娠合并SLE患者的妊娠结局 |
| 2.1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2.1.1 研究对象 |
| 2.1.2 资料收集 |
| 2.1.3 相关定义 |
| 2.1.4 妊娠结局 |
| 2.1.5 数据处理 |
| 2.1.6 神经网络模型的建立 |
| 2.1.7 “专注学习”以及“比较学习” |
| 2.1.8 神经网络模型的评价指标 |
| 2.1.9 神经网络模型隐层参数设置 |
| 2.1.10 调节阈值 |
| 2.2 结果 |
| 2.2.1 采用传统神经网络预测模型 |
| 2.2.2 在神经网络模型中引入“比较学习”、“专注学习”理念 |
| 2.2.3 神经网络模型预测阈值调节 |
| 2.2.4 神经网络模型的外部验证 |
| 2.3 讨论 |
| 2.4 结论 |
| 第三章 结束语 |
| 3.1 主要工作与创新点 |
| 3.1.1 主要工作 |
| 3.1.2 创新点 |
| 3.2 后续研究工作 |
| 参考文献 |
| 英文部分 |
| INTRODUCTION |
| Chapter 1 Pregnancy Outcome Predictive Model of Pregnant Patients with SLE |
| 1.1 Subject and Method |
| 1.2 Result |
| 1.3 Discussion |
| 1.4 Conclusion |
| Chapter 2 Pregnancy Outcome Prediction of Pregnant SLE Patients by Improved ANN Model |
| 2.1 Subject and Method |
| 2.2 Result |
| 2.3 Discussion |
| 2.4 Conclusion |
| Chapter 3 Ending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已发表或录用的论文 |
| 八年制学位论文要求 |
四、338例妇产科死亡病例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持续质量评审对阴道分娩严重产后出血规范化诊治及其并发症影响研究[J]. 周燕,顾宁,徐晓峰,周航,卢先艳,王志群,胡娅莉,戴毅敏. 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 2021(10)
- [2]子宫颈管搔刮术对子宫颈上皮内病变的诊断价值研究[J]. 钟芳芳,俞婷,张丽虹,王丽,周先荣,肖佳南,陶祥. 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 2021(09)
- [3]孕期奶类及其制品摄入与妊娠期肥胖相关结局以及后代出生结局关系的前瞻性研究[D]. 黄东辉. 中国医科大学, 2021(02)
- [4]昆明市某三甲医院急性药物中毒的流行病学特征及肝损伤的危险因素分析[D]. 廖睿. 昆明医科大学, 2021(02)
- [5]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2619例子宫内膜癌患者的回顾性分析[D]. 李云勤. 河北医科大学, 2021(02)
- [6]不同初筛方法在宫颈癌筛查中的应用价值分析[D]. 卿清. 昆明医科大学, 2020(02)
- [7]高危型HPV E6/E7mRNA在ASCUS患者临床分流中的应用研究[D]. 李建伟. 苏州大学, 2019(02)
- [8]胎盘源性miRNA在选择性生长受限中的作用和机制研究[D]. 温弘. 浙江大学, 2019(01)
- [9]人工智能宫颈癌筛查系统（TruScreen）在高危型HPV阳性患者中的应用价值研究[D]. 梅红雨. 大连医科大学, 2020(03)
- [10]运用神经网络模型预测妊娠合并SLE患者的妊娠结局[D]. 马京杭.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