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南亚发现一种新的寄生虫（论文文献综述）
许洁[1]（2021）在《甘肃省青藏高原地区野生旱獭和黄鼠三种肠道原虫感染及基因分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隐孢子虫（Cryptosporidum spp.）、蓝氏贾第鞭毛虫（Giardia duodenalis,简称贾第虫）以及毕氏肠微孢子虫（Enterocytozoon bieneusi）为三种常见的人兽共患肠道原虫,可感染包括人在内的多种宿主。感染宿主可排出含有卵囊、包囊或孢子的粪便污染周围环境、食物和水,人或动物通过摄入被污染的食物或水,或者与感染宿主直接接触等途径获得感染。感染可引起腹泻、腹痛、恶心、呕吐等胃肠道症状。目前,已在多种啮齿类动物中检测到人兽共患肠道原虫,表明啮齿类动物可作为人体肠道原虫感染的传染源。喜马拉雅旱獭和阿拉善黄鼠为青藏高原草原地区常见野生啮齿类动物,其体积小,活动范围广,携带多种病原体,栖居地与人类、家畜以及其他野生啮齿类动物相重合。截至目前,尚未见喜马拉雅旱獭和阿拉善黄鼠体内隐孢子虫、贾第虫和毕氏肠微孢子虫感染、分子特征及种群结构等的研究报道。目的:本研究对甘肃省青藏高原地区野生喜马拉雅旱獭和阿拉善黄鼠体内隐孢子虫、贾第虫和毕氏肠微孢子虫的感染状况及分子特征进行研究,初步弄清调查地区这三种常见的肠道原虫的感染情况及基因型/亚型特征;同时对该地区喜马拉雅旱獭和阿拉善黄鼠毕氏肠微孢子虫阳性样本进行多位点序列分型（MLST）及群体遗传结构分析,以了解毕氏肠微孢子虫群体遗传结构、亚群结构及传播方式等。方法:随机选取甘肃省青藏高原地区的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张掖地级市和白银市会宁县五个地区作为样本采集点,于2017年6月—9月,使用捕鼠器捕捉获得啮齿类动物共498只,其中399只喜马拉雅旱獭,包括碌曲县99只、肃南县100只、夏河县102只和张掖市99只;99只阿拉善黄鼠,均采自会宁县。随后依据生物安全操作规范,于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实验室内对498只啮齿类动物施行高浓度CO2安乐死,剖杀,取肠道内容物,并提取DNA。基于隐孢子虫小亚基核糖体RNA（SSU rRNA）基因位点进行巢氏PCR扩增,对PCR扩增阳性样本,进一步运用gp60基因位点进行亚型分型。基于贾第虫的bg、gdh、tpi位点进行巢氏PCR扩增及基因分型。基于毕氏肠微孢子虫的核糖体RNA（rRNA）基因的内转录间隔区（ITS区）进行巢氏PCR扩增,随后通过微卫星位点（MS1,MS3,MS4）和小卫星位点（MS7）的巢氏PCR扩增及扩增产物序列分析,对毕氏肠微孢子虫阳性样本进行MLST及群体遗传结构分析。结果:本研究中,隐孢子虫总检出阳性率为2.2%（11/498）,其中喜马拉雅旱獭和阿拉善黄鼠阳性率分别为2.5%（10/399）和1.0%（1/99）。经序列分析,11个隐孢子虫阳性样本被鉴定为4种基因型:喜马拉雅旱獭鉴定为3种新基因型,分别为marmot genotype Ⅰ,marmot genotype Ⅱ 以及 marmot genotype Ⅲ,其中 marmot genotype Ⅰ为优势基因型（70.0%,7/10）。阿拉善黄鼠中鉴定出1种已知基因型horse genotype。进一步对隐孢子虫horse genotype阳性样本进行gp60位点扩增,鉴定出新的horse genotype亚型,命名为VIbA10。基于至少一个位点的扩增结果,贾第虫总阳性率为1.6%（8/498）,其中喜马拉雅旱獭和阿拉善黄鼠的阳性率分别为1.5%（6/399）和2.0%（2/99）,序列分析鉴定为集聚体A、B和E,集聚体B为该地区优势集聚体（75.0%,6/8）。而基于不同位点的扩增效率不同:gdh位点成功扩增5份样本,鉴定出4个集聚体B及1个集聚体E;by位点成功扩增7份样本,鉴定出1个集聚体A、5个集聚体B和1个集聚体E;tpi位点扩增失败,未获得阳性样本。毕氏肠微孢子虫总阳性率为10.0%（50/498）,其中喜马拉雅旱獭的阳性率为11.8%（47/399）,阿拉善黄鼠阳性率为3.0%（3/99）。经序列分析,50个毕氏肠微孢子虫阳性样本鉴定出7种基因型,包括1种已知基因型YAK1,以及6种新基因型（ZY37,HN39,HN96,SN45,XH47,ZY83）,其中新基因型 ZY37 为该地区优势基因型（54.0%,27/50）;7个基因型均属于人兽共患的Group 1。共3份样本存在肠道原虫的混合感染,均来自张掖市喜马拉雅旱獭,1份为毕氏肠微孢子虫与隐孢子虫混合感染,2份为毕氏肠微孢子虫与贾第虫混合感染,对50个毕氏肠微孢子虫阳性样本进一步进行MLST分析,结果在MS1、MS3、MS4和MS7位点分别有25、26、22、31个阳性样本被成功扩增,鉴定出2、2、8、5种基因型。共18个样本在5个位点（ITS、MS1、MS3、MS4和MS7）均成功扩增,构成9个多位点基因型（MLGs）。群体遗传结构分析表明该研究地区毕氏肠微孢子虫总群体为克隆性群体结构,处于连锁不平衡状态。形成2个毕氏肠微孢子虫群体亚群,亚群1为流行性结构,亚群2为克隆性结构,表明喜马拉旱獭中毕氏肠微孢子虫存在流行性和克隆性两种传播方式;而不同亚群间未见群体隔离或地理隔离。结论:甘肃省青藏高原地区喜马拉雅旱獭和阿拉善黄鼠均存在隐孢子虫、贾第虫和毕氏肠微孢子虫感染。本研究首次在啮齿类动物中检测到隐孢子虫horse genotype及毕氏肠微孢子虫基因型YAK1,扩大了其宿主范围,并鉴定出3种新的隐孢子虫基因型和1种新的horse genotype亚型,6种新的毕氏肠微孢子虫基因型。此外,经MLST分析获得该地区毕氏肠微孢子虫为克隆性群体结构,并形成流行性和克隆性2个亚群。研究结果为评估这三种肠道原虫的人兽共患风险、感染危险因素及其公共卫生意义提供了数据支持,为制定针对当地特点的寄生虫病防控措施提供参考。
莫晓彤[2]（2021）在《消除阶段中国疟疾输入再传播风险评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为在消除疟疾阶段开展风险评估,构建县域水平疟疾风险评估模型,在浙琼滇三省六市开展实证研究,从而进行疟疾风险分层,为消除疟疾阶段防控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方法:运用文献调研界定疟疾风险的概念、探索与疟疾风险有关联或因果关系的因素并构建消除阶段疟疾风险评估理论框架,根据疟疾风险评估理论框架对疟疾风险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归纳汇总,建立初步的疟疾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运用德尔菲法专家咨询法收集专家对疟疾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专业意见,对疟疾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进行筛选和优化以形成最终的疟疾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对指标评分进行主成分分析、克朗巴哈系数等方法检验专家咨询问卷的信度与效度。通过问卷调查、现场走访调研、文献调研、公开统计数据查询等方式,收集2015-2019年期间浙江省、海南省和云南省各2个城市的县域水平的疟疾风险评估指标的资料,将指标区分为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再以一定的赋值规则对指标进行赋值,在完成数据清洗整理工作后形成疟疾风险评估指标数据库。为适应本研究多方案多准则、无因变量、属于评价类研究的特性,将主观和客观多种综合评价方法如德尔菲法、熵权法、层次分析法、TOPSIS法以多种策略进行组合,来对指标进行赋权和赋值,并以加权相法计算得出得分即疟疾风险值总值,同时计算疟疾风险值在细分风险上的分值。对所得的多种策略下疟疾风险评估结果,以秩和比法对各方法所得结果进行组合评价。结果:基于“可接受性-易感性”理论与疟疾再传播过程,疟疾风险是指区域内疟疾发生、再传播甚至重新流行的可能性,疟疾风险可细分为“高危人群感染疟疾风险”、“输入风险”、“未及时发现疟疾病例风险”、“未有效处置疟疾疫情风险”、“未维持与保障消除能力风险”。最终形成的消除疟疾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由6个一级指标和29个二级指标组成。指标覆盖人员流动、媒介、人群疟防知晓水平、卫生工作指标、卫生资源配置等方面。德尔菲法专家咨询结果符合一致性要求。以多个综合评价方法以及多种组合策略所得各研究地区的疟疾风险值结果显示,层次分析法（AHP）、AHP与TOPSIS组合法（A-T法）所得疟疾风险值排序结果一致,德尔菲法与TOPSIS组合法（D-T法）与前两者所得排序结果较为接近,在前三者所得排序结果中,义乌、孟连、腾冲三个地方的疟疾风险值排前三,青田、儋州、万宁则排列于后三;德尔菲法与熵权法组合（D-E法）与前两者所得排序结果不如D-T法接近,在D-E法结果显示义乌、万宁、孟连依次为疟疾风险值排前三的地区。从研究地区的角度看,义乌的R2、R4、R6相对较高,儋州、万宁的R5相对较高,孟连的R4相对较高,腾冲的R2相对较高。从细分风险种类的角度看,高危人群感染疟疾风险在各地区之间差异不明显,输入风险较大的地区是义乌、腾冲两地,媒介可接受性风险较大的地区是儋州、万宁、孟连,未及时发现病例风险较大的地区是孟连,未有效处置疟疾疫情风险较大的地区是儋州、万宁,消除能力维持与保障风险较大的地区是青田。组合评价结果显示,义乌、孟连、腾冲为“疟疾风险中等偏大”,儋州、万宁为“疟疾风险中等偏小”,青田为“疟疾风险较小”。结论:疟疾风险评估需要综合多方面因素。不同地区在的疟疾风险特征互不相同,陆路边境地区与非陆路边境型跨境交往地区的疟疾风险相对其他地方更高,本研究中消除阶段疟疾风险评估模型能较好地反映地区间疟疾风险的相对大小关系。
郑金鑫[3]（2021）在《中国与湄公河地区血吸虫病及肝吸虫病传播风险预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交流与合作不断加深,各国间的卫生交流合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澜沧江-湄公河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也逐渐受到各国的重视。然而,血吸虫病与肝吸虫病在这一区域的流行仍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世界卫生组织被忽略热带病专家咨询委员会认为,血吸虫病是一种通过努力可以达到消除的疾病,而肝吸虫病是一种可通过干预达到有效控制的疾病。从区域整体角度对血吸虫病与肝吸虫病传播特征和传播风险进行研究,可为疾病的控制与消除提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科学依据。本研究为了解和掌握长江流域日本血吸虫病、湄公河流域湄公血吸虫病、中国广西及越南北部地区华支睾吸虫病、湄公河地区麝猫后睾吸虫病的流行特征与传播风险,建立血吸虫病与肝吸虫病的流行病学数据库,并从生态学及气候变化角度分析影响上述两种疾病流行与传播的因素。本研究以构建的机器学习模型对不同区域血吸虫病与肝吸虫病传播风险进行预测评估,同时探究日本血吸虫中间宿主钉螺与肝吸虫病不同监测点选取对预测其风险范围的影响,旨在为有效控制和消除血吸虫病与肝吸虫病提供科学依据。第一部分长江流域与湄公河流域血吸虫病传播特征与风险预测研究目的:探索长江流域日本血吸虫病、湄公河流域湄公血吸虫病传播风险的预测方法,在评估不同模型预测疾病传播风险的同时,筛选影响两种血吸虫病传播风险的关键因素,为亚洲血吸虫病消除策略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方法:（1）长江流域日本血吸虫病数据库的构建。主要包括2018年长江流域县级水平钉螺有无的调查数据、2008～2018年长江流域191个气象站点气象数据,以及对应区域的环境、气候、社会人文等数据。（2）湄公河流域湄公血吸虫病数据库的构建。主要通过文献综述的方法收集整理2000～2018年老挝、柬埔寨乡镇水平上的血吸虫病时点感染率信息,同时收集对应位置上的环境、气候、社会人文等数据。（3）日本血吸虫病的传播特征研究及风险预测。一、通过建立6个的机器学习模型,根据环境等变量预测钉螺的孳生范围;二、根据气象数据计算血吸虫传播指数（AMSI）,预测日本血吸虫病传播风险;三、利用钉螺的生存概率结合环境等数据,分析不同的机器学习模型预测AMSI的准确性,筛选出最优模型;四、通过变量重要性与边际效应探索影响AMSI的关键因素,及这些因素与血吸虫传播指数之间的关系。（4）湄公血吸虫病的传播特征研究及风险预测。一、通过构建多个机器学习模型,根据环境等变量预测血吸虫病感染率;二、在评估不同预测模型的准确性的基础上,找出影响血吸虫病感染率的关键因素,以及这些关键因素与感染率之间的关系;三、以关键因素为依i据,预测湄公血吸虫病的传播风险区域。结果:（1）2018年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省长江流域2369处监测点进行钉螺调查,结果显示钉螺检出率为21.6%（511/2369）;（2）通过不同机器学习模型比较,最终发现RF模型（AUC=0.922）最优,提示钉螺适宜生存区沿长江水系分布,主要集中在安徽中南部、湖北中部、江西北部等地区;（3）191个气象站点AMSI值均在48.89-2611.43之间,其中血吸虫病低风险（0<AMSI≤900）站点69个（占36.1%）,中风险（900<AMSI≤2000）站点116个（占60.7%）,高风险（AMSI>2000）站点6个（占3.1%）,提示长江流域大部分地区属于血吸虫病中低风险区域;（4）建立环境等变量与AMSI的机器学习模型,结果显示RF模型拟合效果最好（RMSE=160.33,R2=0.863）,影响AMSI最主要的因素有季节降雨量变异系数（100%）、钉螺生存概率（98.5%）与人类足迹指数（95.5%）,其中AMSI与季节降雨量变异系数（r=-0.29,P<0.01）、钉螺生存概率（r=0.13,P=0.03）均呈显着的线性相关关系;（2）结果显示,湄公河流域的湄公血吸虫病主要集中在老挝南部的Champasack省,以及柬埔寨北部的Strung Treng、Kratie省,2000～2018年感染率为为1.1%,范围在0～40.9%之间,;RF模型的拟合与预测能力最优（RMSE=0.037,R2=0.743）,影响血吸虫病感染率最主要的因素有暖季降雨量（100%）、海拔高度（88.1%）与季节降雨量变异系数（76.9%）,上述指标与湄公血吸虫病感染率之间均呈非线性关系;RF预测湄公血吸虫病传播风险集中在老挝 Champasack省的南部沿湄公河流域分布,模型预测血吸虫病感染率最高为30%,出现低估现象。结论:分布于长江流域的日本血吸虫病呈低度流行水平,可以利用血吸虫传播指数和钉螺生存概率共同评估血吸虫病在长江流域的传播风险;利用机器学习模型不但可估计钉螺的孳生范围,还可探索影响血吸虫传播指数的关键因素,季节降雨量变异系数及钉螺生存概率对日本血吸虫病传播程度影响较大。湄公血吸虫病流行范围具有一定局限性,其感染率较低,通过机器学习模型结合环境等变量估计传播风险可知,影响湄公血吸虫病传播的主要因素为暖季降雨量及海拔高度。第二部分大湄公河次区域肝吸虫病传播特征与风险预测研究目的:研究中国广西与越南北部地区华支睾吸虫病、湄公河流域麝猫后睾吸虫病的传播特征,从生态学角度分析影响这2种肝吸虫病流行的主要因素,同时探索华支睾吸虫病与麝猫后睾吸虫病的地理隔离问题。方法:（1）华支睾吸虫病数据库的构建与分析。从2014～2016年中国第三次全国寄生虫病调查数据库中获取广西地区人体华支睾吸虫感染的地理位置信息、县级水平居民是否有吃鱼生习惯等信息;通过文献综述收集2000～2018年越南地区乡镇水平人体华支睾吸虫感染地理位置及是否有吃鱼生等饮食习惯等信息。此外,收集研究区域环境、气候、社会人文等数据,构建华支睾吸虫病数据库。（2）麝猫后睾吸虫病数据库的构建及分析:通过文献综述收集2000～2018年泰国、老挝、柬埔寨及越南地区乡镇水平人体感染麝猫后睾吸虫的地理位置、吃鱼生等饮食习惯信息,结合湄公河区域环境、气候、社会人文等数据,构建麝猫后睾吸虫病数据库;利用物种分布原理,构建机器学习模型,估计麝猫后睾吸虫感染概率,根据模型准确性筛选出最优模型,找出影响麝猫后睾吸虫感染的关键因素。（3）构建可对华支睾吸虫病、麝猫后睾吸虫病进行分类识别的机器学习分类模型,探索影响该2种肝吸虫病分布的主要因素,筛选出最优模型后进行2种肝吸虫病分界范围的预测。结果:（1）2014～2016年期间,中国广西地区共有85个村镇进行了寄生虫病流行病学调查,其中33个村镇检出人体华支睾吸虫感染者（33/85=38.8%）,广西全部市级行政区中有61个（占54.9%）有吃鱼生的习惯。2000～2018年期间,共检索获得153条越南地区相关文献,结果发现有51个地点出现人体感染华支睾吸虫感染,且集中在越南北部地区;有31.7%（20/63）的市级行政区存在吃鱼生饮食习惯;其中,LM模型拟合和预测发生华支睾吸虫感染效果最优（AUCtraining=0.959,AUCtesting=0.941）,华支睾吸虫感染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为吃鱼生饮食习惯（100%）,结果显示吃鱼生人群发生华支睾吸虫感染的概率是不吃鱼生人群的13倍。（2）2000～2018年,泰国地区有425个报道了人体麝猫后睾吸虫感染的地点,全国约67.5%（52/77）的市级行政区有吃鱼生的习惯;老挝有144个人体麝猫后睾吸虫感染地,44%（11/25）的市级行政区有吃鱼生的习惯;柬埔寨有134个人体麝猫后睾吸虫感染地,83.3%（15/18）的市级行政区有吃鱼生的习惯;越南地区有18个人体麝猫后睾吸虫感染地。湄公河流域麝猫后睾吸虫感染概率拟合与预测效果最优的模型为RF模型（AUCtraining=1,AUCtesting=0.824）,影响麝猫后睾吸虫感染的最主要因素是吃鱼生饮食习惯（100%）,吃鱼生者发生麝猫后睾吸虫感染的概率是不吃鱼生者的3.3倍。（3）2种肝吸虫病流行地区生态环境差异显着,如华支睾吸虫病流行区平均海拔高度为35.44 m,麝猫后睾吸虫病流行地区平均海拔高度则约为160m。LM、RF、GBM、DT、XGBOOST机器学习模型对华支睾吸虫病与麝猫后睾吸虫病的分类准确性为1;变量重要性分析中发现,对2种肝吸虫病分类贡献率均超过75%的因素有雨季均温、年平均温度、年均温占年温较差百分比、温度季节变化方差;除NNET模型外,其余模型均能预测2种肝吸虫病的分界范围,其中DT、GBM与XGBOOST可预测出中国广西西部地区发生麝猫后睾吸虫病潜在风险,但是仅LM模型能预测出2种肝吸虫病可同时出现在越南西北部4个省份、中南部2个省份及老挝北部省份,而同时出现有华支睾吸虫病和麝猫后睾吸虫病分布的地区,为2种肝吸虫病的复合流行区。结论:本研究通过生态环境数据结合机器学习模型预测了人体华支睾吸虫和麝猫后睾吸虫感染的风险区域,并揭示吃鱼生饮食习惯对华支睾吸虫或麝猫后睾吸虫感染影响。2种肝吸虫病流行地区的生态环境差异显着,可通过机器学习模型和生态环境指标对其分布进行分类。模型结果显示,2种肝吸虫病复合感染区集中在越南西北部4个省、中北部2个省及老挝北部省份,对两种肝吸虫分类影响最主要因素为气候因素中的温度变化。第三部分钉螺和麝猫后睾吸虫病监测调查的空间距离重采样效应研究目的:探索如何运用RF模型在保持长江流域钉螺孳生地分布和湄公河流域麝猫后睾吸虫病分布区域预测正确度的基础上,可最大限度地减少监测点数量,为完善血吸虫病与肝吸虫病监测体系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首先,利用前期构建血吸虫病与肝吸虫病数据库中的数据,设定多个等面积六边形,对长江流域和湄公河流域进行区域划分;假设每个网格代表一个生态区,从中随机抽取一个监测点,对血吸虫病或肝吸虫病流行区空间分布进行校正;通过改变相邻六边形的空间距离,控制研究区域六边形大小,可减少重新抽样的样本量。第二步,通过机器学习模型对重新抽样后的数据进行模型拟合与预测,评估不同空间距离下模型的预测效果,筛选出监测点设置数量最少时的空间距离。最后,依次对长江流域钉螺分布、湄公河流域麝猫后睾吸虫病分布进行不同场景下的敏感性评价。结果:长江流域钉螺RF模型预测结果显示,当分别设定六边形生态区空间距离为0km、5km、10km、50km、100km、150km时,六边形网格数量依次为0、1258、578、126、62、29 个,模型预测的 AUC 分别为 0.886、0.889、0.832、0.723、0.815、0.857,Kappa值一致性逐渐降低（从0.647降低至-0.682）。其中空间距离为5km时,模型预测结果最佳（与原数据的一致性相近似）;湄公河流域RF模型预测人体麝猫后睾吸虫感染概率结果显示,当分别设定空间距离为0km、5km、10km、50km、100km、150km 时,六边形网格数量依次为 0、1318、1257、603、287、122,模型预测的 AUC 分别为 0.823、0.784、0.824、0.682、0.609、0.736,Kappa值分别为0.454、0.429、0.903、0.816、0.963、0.176。其中空间距离为 10km时,模型预测结果最佳（与原数据的一致性相近似）。结论:以生态区为概念设定六边形网格,就日本血吸虫中间宿主钉螺分布和麝猫后睾吸虫病分布进行重新抽样,该方法可以对钉螺监测点和麝猫后睾吸虫病监测点的空间偏倚进行校正,从而获得以最少监测点数量获得有效监测效果的监测策略。长江流域钉螺的监测点可按相邻六边形生态区5 km范围进行布点,将原监测点从2161减少至1338;而湄公河流域的麝猫后睾吸虫病监测可按相邻六边形生态区10 km范围进行布点,只需设置1257个监测点;该监测策略可在减少监测点数量的情况下,达到有效监测钉螺分布、预测麝猫后睾吸虫病传播风险的效果。
许秋利[4]（2021）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外输入性疟疾病例经济负担研究》文中提出背景:疟疾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寄生虫病之一,与艾滋病、结核病一起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全球3大公共卫生问题。2021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World Malaria Report 2020》显示,2015-2019年全球在减少疟疾负担方面没有取得重大进展,疟疾发病率基本停滞在57例/1000高危人口,疟疾死亡率的下降也在放缓。2019年全球估计有2.29亿疟疾病例和40.9万相关死亡病例。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于2010年启动了《全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国消除疟疾的目标。从2017-2020年,中国已连续4年无本地感染疟疾病例报告,如期实现了行动计划的目标。然而,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出入境人数日益增多,输入性疟疾已成为我国巩固消除疟疾成果的主要威胁。2010-2019年,全国共报告疟疾病例37 04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占比高达78.95%（29248/37047）。尽管当前开展了一些输入性疟疾的流行病学特征研究,但是较少有研究关注输入性疟疾给患者个人、家庭及社会带来的经济负担。因此,如何评价和降低输入性疟疾带来的经济负担,是我国消除疟疾后期亟需考虑的问题。广西壮族自治区（以下简称广西）位于中国南疆,是中国历史上南方四大疟疾高度流行区之一。2010-2019年广西报告的输入性疟疾病例占同时期全国输入性疟疾病例总数的10.70%（3 130/29 248）,且病例以恶性疟（72.88%,2 281/3 130）为主。以广西输入性疟疾病例为样本开展经济负担评价,对于控制和降低疟疾疾病负担具有重要意义。目的:1.分析2012-2019年广西输入性疟疾的流行病学特征,为消除疟疾后输入性疟疾的监测和响应提供决策依据。2.评价广西输入性疟疾病例的经济负担情况,分析其主要影响因素,为降低病例的经济负担提供参考依据。方法:1.收集整理寄生虫病防治信息管理系统中2012-2019年广西输入性疟疾病例的基本资料,对其流行病学特征进行描述性分析。2.收集2019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广西各级卫生机构诊断并上报的输入性疟疾病例,对经镜检确诊的病例通过医院病案调取、现场走访和电话访谈的方式开展疟疾治疗相关的经济负担调查。对输入性疟疾患者产生的经济负担进行统计描述,并采用单因素分析和广义可加模型（GAM）探索疟疾经济负担的影响因素。最后,结合第一部分获取的广西输入疟疾病例的流行病学数据,推算2017-2019年广西全区输入性疟疾的总体经济负担。结果:（1）广西输入性疟疾的流行病学特征2012-2019年广西共报告输入性疟疾病例3 011例,其中确诊病例3 005例（99.80%）,临床诊断病例6例（0.20%）。确诊病例中,恶性疟有2234例（74.34%）,间日疟有274例（9.12%）,卵形疟有406例（13.51%）,三日疟有38例（1.26%）,混合感染有55例（1.83%）;病例的感染地主要集中在非洲国家（96.84%,2 788/2879）,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加纳、喀麦隆和安哥拉。2012-2019年广西所有确诊的输入性疟疾病例中,男性有2 956人（98.17%,2956/3 011）,女性有55人（1.83%,55/3 011）;病例年龄主要集中在30-49岁,占病例总数的66.76%（2010/3011）;职业以在境外务工为主,占比高达92.61%（2671/2884）;除2013年6月上林县发生一起聚集性输入性疟疾事件外,其余各年输入性疟疾病例报告的月份没有呈现明显的季节变化趋势;2012-2019年广西输入性疟疾病例数较多的三个市分别是南宁市、河池市和桂林市,占全自治区病例总数的87.61%（2638/3011）;病例数较多的三个县分别是上林县、全州县和大化瑶族自治县,占全区病例总数的 76.56%（2 308/3 011）。2012-2019年广西输入性疟疾病例的诊断机构中,县级机构占比最高（83.66%,2 519/3 011）,其次是地市级机构、省级机构及乡镇卫生院等;2013年广西疟疾病例发病-确诊天数的中位数最少（2d）;除2013年外,其余年份病例的发病-确诊天数的中位数均为3d;2017-2019年广西重度（住院）病例在输入性疟疾病例中占比最高（75.91%,624/822）,轻度（门诊）病例次之（22.75%,187/822）,危重病例最少（1.34%,11/822）。（2）输入性疟疾病例的经济负担本次经济负担研究共收集202例输入性疟疾病例的经济负担信息,其中门诊病例28人,住院病例171人,危重病例3人。门诊病例的直接经济负担较低,人均直接医疗费用的中位数为10.00元;住院病例的人均直接医疗费用的中位数为3 032.00元,直接非医疗费用的中位数为160.00元;危重病例的人均直接医疗费用的中位数为35 000.00元,直接非医疗费用的中位数为600.00元。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住院病例中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组、不同疟疾种类之间的直接医疗费用和直接非医疗费用的差异均没有统计学意义;地市级医院的直接医疗费用（P<0.01）和直接非医疗费用（P<0.01）均高于县级医院;住院天数≥4天的病例直接医疗费用（P<0.01）和直接非医疗费用（P<0.01）均高于住院天数<4天的病例;发病-确诊天数≥3天的病例直接医疗费用高于发病-确诊天数<3天的病例（P<0.01）,而直接非医疗费用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输入性疟疾患者住院费用的构成分析显示,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化验费（52.47%,1 515.75/2 888.81）、药物费（21.68%,626.31/2 888.81）和检查费（10.68%,308.50/2 888.81）,而诊查费（2.08%,60.00/2 888.81）、注射费（1.58%,45.65/2 888.81）、护理费（1.31%,38.00/2 888.81）在县级医院住院费用中的占比很小。门诊病例的人均间接经济负担的中位数为353.13元;住院病例的人均间接经济负担的中位数为706.26元;危重病例的人均间接经济负担的中位数为10 123.02元。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不同住院天数（P<0.01）、发病-确诊天数（P<0.01）、医院等级（P<0.01）之间的住院患者的间接经济负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性别、年龄、疟疾种类的组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广义可加模型结果表明,住院天数（P<0.01）与发病-确诊天数（P<0.01）对经济负担有影响。2017-2019年广西全区输入性疟疾总体经济负担为3 250 375.22元,且总体经济负担呈逐年下降趋势。结论:1.广西输入性疟疾主要来自加纳、喀麦隆和安哥拉等非洲国家,病例多为恶性疟（74.34%,2 234/3 005）,且以 30-49 岁（66.76%,2 010/3 011）、男性（98.17%,2956/3 011）为主;病例职业以在境外务工（92.61%,2 671/2 884）为主;卵形疟病例在逐年增加,当前已超过间日疟占比;输入性疟疾病例初诊机构主要集中在县级机构,其次是地市级和省级机构;输入性疟疾病例中,重度（住院）病例占比最高,轻度（门诊）病例次之,危重病例最少。2.输入性疟疾门诊病例的人均经济负担较低,住院病例和危重病例的人均经济负担较重,其中危重病例的经济负担超过2019年广西人均可支配收入,给患者家庭及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住院费用中占比较重的分别是化验费、药物费和检查费,而诊查费、注射费、护理费等在住院费用中的占比较低。住院天数、发病-确诊天数是经济负担的主要影响因素,即住院天数越长、发病-确诊天数越长,患者的经济负担就越重。3.2017-2019年广西全区随着输入性疟疾病例的逐年减少,总体经济负担也呈逐年下降趋势。研究结果显示,为降低输入性疟疾病例的经济负担,要尽早发现和确诊病例,科学合理地缩短住院时长,同时还要巩固当前消除疟疾成果,防止输入性疟疾疫情暴发及输入性病例引起的本地再传播。
王华晶[5]（2021）在《从脾脏控制疟疾感染的角度初步探索青蒿素“耐药”的涵义》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统计,2019年全球约有疟疾病例2.29亿例,其中死亡病例40.9万例。大部分疟疾病例分布在非洲,其次是东南亚和地中海东部地区[1]。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对恶性疟原虫的红内期具有较高的抗疟活性,为避免单一用药可能带来的潜在耐药风险,WHO提出以青蒿素类药物为基础的联合用药疗法（Artemisinin-based combination therap,ACT）作为单纯性疟疾的一线治疗方法[2]。该治疗方法最初在全球范围内的抗疟效果显着,但在2009年以来,东南亚国家相继报道出ACT三日治疗以后部分疟疾患者体内的疟原虫清除时间延长。这引发了关于疟原虫对青蒿素产生耐药性的一系列讨论及研究。2015年,WHO将青蒿素耐药性定义为:单用青蒿琥酯或ACTs治疗后疟疾患者血液内疟原虫的清除半衰期≥5 h[3]。恶性疟原虫K13 falciparum kelchl3,Pfkelch13)基因突变被认为是疟原虫对青蒿素类药物产生耐药性的主要原因。但是,并非所有的K13基因突变都会造成疟原虫对青蒿素类药物产生耐药性,即使是同时感染K13突变疟原虫的患者,在抗疟治疗过程中,疟原虫的清除时间也有很大差异[4],K13突变可能只是青蒿素耐药性的机制之一,其涉及的分子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青蒿素耐药性定义与传统药理学的耐药定义内涵不太一致,传统药理学对于药物耐药性的定义是:病原体与药物多次接触后,对药物的敏感性下降甚至消失,致使药物对该病原体的疗效降低或无效的一种可遗传的生理特性。病原体产生耐药性的机理是（1）细菌产生灭活抗菌药物的酶使抗菌药物失活;（2）抗菌药物作用靶位改变;（3）细菌外膜通透性改变[5]。传统药理学耐药性的定义重在微生物内在变化致使对药物的敏感程度降低甚至消失;青蒿素耐药性则强调寄生病原体本身在宿主体内的存留曲线变化。二者描述方面虽有部分生物学意义上的交叠,但本质上迥然相异,前者重视病原微生物本体基因型或者表观变化,而后者几乎纯属消除现象描述。疟原虫的体内清除是抗疟药物的杀虫功效、宿主免疫功能调节（如吞噬细胞的识别处理）、免疫器官（如脾脏）的外排异物功能等多方参与的复杂过程[6]。而且ACT三日疗法从未被确定为治愈疗法,延长治疗时间或调整联合用药方法,仍可达到疟疾治疗效果。无论宿主防御机制如何,以青蒿素类药物为基础的联合用药治疗以后疟原虫清除时间的延迟是否应定义为青蒿素“耐药”?疟疾的发病机理和临床表现受宿主年龄、免疫力和遗传背景、环境条件和寄生虫遗传学等因素的影响而存在复杂的变化[7-8]。在存在或不存在青蒿素治疗的情况下,宿主防御机制（例如通过脾脏和单核吞噬系统清除循环寄生虫）在快速控制感染中起着重要作用[9]。东南亚地区一直是对各抗疟药物产生耐药性的首发地,在对氯喹、磺胺多辛、奎宁、甲氟喹等抗疟药物产生抗药性以后,又首次发现P.falciparum对青蒿素类药物产生耐药性。而占全球90%疟疾病例的非洲地区却鲜有青蒿素“耐药”病例的报道。从宿主控制疟疾感染的角度寻找疟原虫清除时间延长的原因显得尤为必要。脾脏通过特异性孔蚀功能清除疟疾患者体内的疟原虫,但是脾脏对疟原虫的清除作用与ACTs治疗后出现的疟原虫清除时间延长即耐药有没有相关性,目前尚不明确。而且不同地域、初次感染疟疾或反复感染疟疾的人群,其脾脏清除疟原虫的能力是否存在差异,进而影响疟原虫的清除时间,都有待进一步研究。目的1.探究脾脏清除疟原虫的能力在控制疟疾感染中的重要性。2.探究脾脏清除血液循环中疟原虫的主要方式。3.探究影响脾脏清除血液循环中疟原虫的因素。4.探究青蒿素“耐药”现象的本质,为解决青蒿素“耐药”问题提供理论基础。方法使用C57BL/6、BALB/c、ICR及KM四个品系小鼠,每个品系分为对照组和感染组,感染组小鼠同时腹腔接种1×107个伯氏疟原虫K173青蒿素敏感株染虫红细胞（PbK173 iRBCs）,测生存期组感染后每天记录小鼠的体重、存活时间及尾静脉采血涂片计算染虫率,其他感染组分别在感染后第1、3、5、8天采集小鼠外周血液、心、肝、脾。用全自动血液分析仪检测小鼠外周血液参数,各脏器称重并计算脏器系数,脾脏分为两份:一份用4%多聚甲醛固定液固定24小时后做石蜡切片用于病理分析;用流式细胞计数仪检测剩余脾组织中的脾细胞。PbK173青蒿素敏感株与抗性株进行平行实验,使用C57BL/6小鼠,根据体重随机分为对照组与感染组,各感染组小鼠分别同时腹腔接种1×107个敏感/抗性株的iRBCs,测生存期组感染后每天记录小鼠的体重及尾静脉采血涂片计算染虫率,其他感染组分别在感染后第2、5、9天采集小鼠外周血液、心、肝、脾。观察各组小鼠外周血液参数、脏器系数、脾脏病理切片及脾细胞。PbK173青蒿素敏感株与抗性株进行平行药物治疗实验,使用C57BL/6小鼠,根据体重随机分为对照组与感染组,感染组分为模型组与药物治疗组,药物治疗组包括咯萘啶（MD）组（6 mg/kg）、双氢青蒿素-低剂量（DHA-L）组（10 mg/kg）、双氢青蒿素-中剂量（DHA-M）组（20mg/kg）、双氢青蒿素-高剂量（DHA-H）组（40mg/kg）。感染组分别腹腔接种1×107个敏感/抗性株的iRBCs,测生存期组在治疗及治疗结束后每天记录小鼠的体重及尾静脉采血涂片计算染虫率,其他组分别在治疗结束第一天,治疗结束第五天采集小鼠外周血液、心、肝、脾。观察各组小鼠外周血液参数、脏器系数、脾脏病理切片。结果1.不同品系小鼠对PbK173青蒿素敏感株的耐受性不同、各品系的病程存在差异,ICR小鼠起病急、死亡快;BALB/c小鼠虽起病时间较KM小鼠早,但生存期与KM小鼠无显着性差异,KM小鼠的致死染虫率是65%,而其他品系小鼠的致死染虫率大于80%;C57BL/6小鼠的虫率增长速度较其他品系慢,且生存期较其他品系长。2.脾脏肿大是感染疟疾的典型症状,但不同品系小鼠的脾脏,对疟原虫的耐受性或病理反应有所差异:感染PbK173第八天,C57BL/6和BALB/c染虫小鼠的脾实质结构完整,而ICR和KM染虫鼠的脾脏表现出严重的空泡状病理改变,脾实质结构不完整。KM染虫鼠的脾脏在第五天出现空泡状病理改变,且在红髓部位较明显;到感染第八天,空泡状的病理现象弥漫到整个脾脏。3.不同品系小鼠的脾脏,物理截留疟原虫的功能存在差异:各品系小鼠感染PbK173期间,滞留在C57BL/6、BALB/c染虫鼠脾脏中的疟原虫分布于疟原虫各生长阶段。KM染虫鼠在感染初期,各生长时期的疟原虫均可被截留在脾脏中;感染第八天,脾脏结构发生病理改变,滞留在脾脏中的疟原虫体积偏大。ICR染虫鼠在感染初期,滞留在脾脏中的滋养体时期疟原虫较多。4.本次研究中,PbK173青蒿素敏感株小鼠与抗性株小鼠的染虫率在感染后期无显着性差异,但敏感株小鼠生存期较抗性株小鼠的生存期短（p<0.01）,可以认为PbK173青蒿素抗性株的致死性或毒性降低。5.C57BL/6小鼠,感染PbK173青蒿素敏感株/抗性株,不经药物治疗时,抗性株染虫鼠的脾脏系数在感染第五天以后一直较敏感株染虫鼠的大（p<0.01）。6.100倍油镜下观察染虫小鼠外周血液涂片,正常红细胞呈圆形,显淡红色;感染疟原虫初期,虫体被染为蓝色,胞核为红色;感染中后期,随着虫体生长,红细胞体积明显增大,虫体及胞核均呈蓝色;MD与DHA-H对敏感株染虫鼠的治愈力达100%,在停药第一天,两组的血液涂片中红细胞大小不均,掺杂一些体积较大,无虫体的蓝色细胞（受损红细胞）;在停药第五天的血液涂片中,受损红细胞明显减少,红细胞体积大小较均一。这可能是抗疟药物虽抑制了疟原虫,但被感染过的红细胞仍留存在血液循环中,疟原虫感染造成小鼠血液系统功能紊乱并没有立即恢复,而是在停止治疗以后靠机体自身免疫力（如脾脏过滤清除受损红细胞）得以缓解。7.MD治疗组,PbK173青蒿素敏感株或抗性株染虫鼠的治愈率达100%,在停药第一天,两个虫株染虫鼠的脾脏系数、血液中红细胞计数无统计学差异;血液涂片中均存在受损红细胞,且细胞体积大小不均一。但是在停药第五天,敏感株染虫鼠外周血液中的红细胞计数、血红蛋白浓度较抗性株染虫鼠低（p<0.05）,敏感株染虫鼠的脾脏在停药以后持续增大,血液涂片中,受损红细胞明显减少,红细胞体积大小较均一。抗性株染虫鼠的脾脏在这期间没有继续增大,血液涂片中依然存在较多受损红细胞。这一反差可能是因为:脾脏具有截留血液循环中受损红细胞的功能,抗性株受损红细胞的柔韧性增加,更容易通过内皮细胞间隙;而敏感株受损红细胞容易被截留,所以敏感株染虫鼠的脾脏在治疗结束以后持续增大。结论1.脾脏通过脾静脉窦内皮细胞间隙的截留功能与巨噬细胞的免疫反应共同清除血液循环中的疟原虫。2.不同遗传背景宿主脾脏清除疟原虫的能力不同。3.脾静脉窦内皮细胞间隙的截留功能在脾脏清除疟原虫中发挥主要作用。4.脾静脉窦应力纤维的弹性与红细胞柔韧性影响脾脏的截留功能。5.对青蒿素敏感性不同虫株染虫红细胞的柔韧性可能存在差异。
杨嘉宜[6]（2021）在《认知共同体与区域公共卫生治理 ——大湄公河次区域传染病跨境协作治理研究》文中提出2020年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令全球及区域公共卫生治理问题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本文从大湄公河次区域传染病跨境协作治理现象出发,试图回答认知共同体在区域公共卫生治理中的作用问题。论文对现有的公共卫生学与国际关系学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细致的回顾,指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视角、卫生外交视角、安全化理论视角和制度主义视角的分析框架各自具备一定的解释力,但也存在不足,尤其是忽略了非国家行为体在区域公共卫生合作中的重要作用。本文进而提出认知共同体推动区域各国实现协作治理的理论框架。本研究假定认知共同体是一些特定的专家基于公认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汇聚到一起,通过对相关议题的参与和互动,塑造了该群体特有的身份和利益,遵循着共同的规范,并为实现特定目标而采取一致行动。认知共同体能够通过产生新的认知结构或政策参考的因果框架、作为政策选择的“过滤”机制、为决策提供有效性和合法性,以及提出替代性方案和路径等四种机制影响决策。此外,认知共同体不仅是知识的生产者,还可能是知识的实践者,他们分别在国际、国家和地方三个层面来落实相关政策,从而能够快速感知相关政策是否有效,进而提出新的知识或政策建议。这就使得知识的生产与政策的制定始终处于动态的互动之中,实现了协作治理机制的不断发展。本研究以大湄公河次区域跨境传染病联防联控机制为案例验证以上假设,发现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的推动下,该联防联控机制得以建立并不断发展,从中缅两国的跨境疟疾防控项目发展为覆盖多病种、由多国参与的协作治理机制,并且为本地区其他国际合作框架所接受。本研究反驳了西方学术成果中有关认知共同体在东亚地区合作进程中作用甚微的观点,指出东亚背景下的认知共同体具备知识生产者和实践者的双重属性,对于我们理解东亚地区其他领域合作进程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就有关问题进行的大量访谈与实地考察,也为国际关系与公共卫生的跨学科研究积累的宝贵素材。
许洁,曹建平,沈玉娟[7]（2021）在《旅行者腹泻患者寄生虫感染研究进展》文中提出随着全球旅游业的飞速发展,旅行日渐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旅行者健康问题也越来越引起重视。旅行者腹泻为跨国或跨地区旅行者中最常见的疾病之一,造成了极大的疾病和经济负担。目前,我国仍缺乏寄生虫病相关病原体与旅行者腹泻关系的系统性研究。本文主要就旅行者腹泻患者肠道原虫及蠕虫等寄生虫感染情况作一综述,以期为制定与旅行者腹泻相关寄生虫病防控措施及为前往寄生虫病流行区前和旅程中规避相关危险因素提供参考。
刘梦磊[8]（2020）在《LY药业原料药市场营销策略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LY药业是一家兽药原料药生产及销售型企业,其产品主要为抗生素和抗寄生虫类产品,近年来由于市场竞争加剧,以及LY药业在营销管理的欠缺,出现了销售额增长停滞,利润下滑等各项问题。本文以LY药业为研究对象,基于4P营销理论,从产品、价格、渠道、分销四个方面介绍了LY药业的营销现状和现行营销策略,并通过SWOT方法分析了企业面临的机会与威胁以及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得出LY药业应当选择SO策略,整合自身产品和工厂优势,承接产业转移机会,改进营销策略,增加市场占有率,保证持续稳定的发展。同时,应当强化WO和WT策略,优化现行营销策略,改进生产技术和工艺,缩减产品成本,提升产品竞争力,为SO策略提供有力的支持。随后通过设计调查问卷和深度访谈发掘企业营销策略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目前LY药业主要存在着产品优势不明显、认知度不高、新产品研发缓慢;产品定价过高且缺乏客户沟通,价格调整缓慢且折扣标准混乱;过度依赖分销商且代理商激励不足,缺乏网络渠道建设;促销活动较少且缺乏吸引力,促销人员积极性不高等问题。最后设定营销策略优化目标,运用STP分析方法确定目标市场和市场定位,然后结合4P营销理论提出缩减产品组合、合作研发新产品的产品优化策略;定价前加强客户沟通、实行分级价格、成立报价反馈群的价格优化策略;提高代理商激励水平,增加直销客户占比,加强网络渠道建设的渠道优化策略;开展整合营销传播,改进促销方案,提升销售积极性的促销优化策略。
沈燕,梁姣,王军,黄豫晓,朱卿昊,卯云烨,李英辉,赵亚[9]（2020）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西部地区寄生虫病输入性风险研究》文中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寄生虫病防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防治水平大幅提升。但是,与发达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寄生虫疾病预防控制水平差距仍然较大。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进,西部地区成为国家对外开放门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输入性寄生虫病给该地区疾病预防控制带来更大挑战。如何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最大限度避免输入性寄生虫病在国内传播流行,已成为公共卫生领域必须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为探讨"一带一路"工作推进中可能发生的寄生虫病传播风险,本文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寄生虫病流行特点及其潜在威胁简要作一综述,以期为我国高效应对输入性寄生虫病提供参考和建议。
楚瑞林[10]（2020）在《筛选与恶性疟原虫、间日疟原虫GPI锚定的微线体抗原（GAMA）相互作用的红细胞表面受体》文中认为疟疾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和生命的重要传染病之一。据2019年世界疟疾报告报道,2018年全球共有2.28亿病例,死亡人数为40.5万人。2018年大多数疟疾病例发生在世界卫生组织（WHO）非洲地区（2.13亿,占93%）,其次是WHO东南亚地区,占3.4%,WHO东地中海地区,占2.1%。在死亡病例中,5岁以下的儿童是受疟疾影响最大的群体,他们占全世界所有疟疾死亡人数的67%（27.2万）。恶性疟原虫是非洲地区最流行的疟原虫,占2018年病例总数的99.7%。在全球范围内,间日疟原虫在东南亚区域占53%,其中大部分在印度（47%）。间日疟原虫是美洲地区的主要寄生虫,占疟疾病例的75%。间日疟原虫与恶性疟原虫相关研究证明,减毒子孢子免疫后可以在人和实验动物中产生良好的保护力。但是如何大规模生产、保存以及运输等问题一直无法解决,从而影响了开发推广。间日疟原虫GPI锚定的微线体抗原（PvGAMA）可以与Duffy阳性和阴性血型的红细胞结合,其同源蛋白恶性疟原虫GPI锚定的微线体抗原（PfGAMA）也可以结合红细胞,并且其特异性抗体能够成功抑制恶性疟原虫入侵红细胞,但尚未揭示红细胞上的受体。因此寻找疟原虫黏附分子的红细胞膜表面受体不仅仅有助于阐明疟原虫的侵入机制,同时也对疟疾疫苗的研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研究将揭示恶性疟原虫、间日疟原虫如何侵入红细胞的机理为基本目标,通过阐明PfGAMA、PvGAMA蛋白结合红细胞的关键分子及其复合体的功能,最终为完善恶性疟、间日疟疫苗研发策略提供理论基础。本研究主要包括三部分工作:第一部分,GAMA红细胞结合区域原核表达质粒的构建及重组蛋白的表达纯化。首先将PfGAMA和PvGAMA红细胞结合区域（PfGAMA Tr3和PvGAMA F2）基因密码子优化到大肠杆菌表达系统,我们采用In-fusion克隆技术将PfGAMA和PvGAMA基因构建到pET30a大肠杆菌表达载体;通过原核表达系统对构建成功且测序正确的质粒进行诱导表达,并采用镍柱亲和层析的方法对粗蛋白进行纯化,最后制备出浓度大于1 mg/ml且纯度高于80%以上的PfGAMA和PvGAMA蛋白备用。第二部分,GAMA与人红细胞膜蛋白相互作用。我们通过低渗Tris-HCl缓冲液破红细胞的方法提取人红细胞膜蛋白,蛋白浓度用BCA蛋白含量检测试剂盒定量。接着采用镍柱串联亲和层析法筛选与PfGAMA结合的人红细胞膜蛋白,对镍柱洗脱下来的结合蛋白复合物进行银染,以鉴定差异条带。切割差异带进行脱色、酶解和脱盐步骤,最后将肽段进行质谱检测得到位于红细胞膜表面的蛋白的只有Ankyrin-1蛋白,且质谱预测出Ankyrin-1蛋白中的肽段最多（7段）,综合评分最高（154.62）。第三部分,GAMA与Ankyrin-1相互作用。根据文献对Ankyrin-1蛋白功能区域划分,将N端的膜结合区域通过部分区域重叠的方式划分为3个区域,并通过In-fusion克隆技术将3段基因克隆到pET30a表达载体,并采用镍柱亲和层析的方法对粗蛋白进行纯化,制备出浓度大于0.9 mg/ml且纯度高于80%以上的Ankyrin-1-D1（46 kDa）、D2（47 kDa）、D3（48 kDa）。通过Flag Pull-down筛选Ankyrin-1与PfGAMA、PvGAMA的结合区域。Pull-down结果表明PfGAMA、PvGAMA的三个结合洗脱液中均验证出与其结合的是Ankyrin-1-D2。通过对免疫印迹的结果图中条带进行灰度值测算得出HA标签抗体验证结合蛋白洗脱液中Ankyrin-1-D2的灰度值最高,即蛋白洗脱液中Ankyrin-1-D2蛋白量最高。接着通过提取恶性疟原虫虫体蛋白与Ankyrin-1-D2相互作用,结果显示Ankyrin-1-D2可以与天然PfGAMA相互作用。酶处理Ankyrin-1-D2与GAMA结合证实了Ankyrin-1是糜蛋白酶依赖性受体。细胞实验证实了Ankyrin-1-D2抗体可以有效地抑制GAMA与红细胞结合。最后通过验证蛋白相互作用的金标准“表面等离子共振技术”检测PfGAMA、PvGAMA与Ankyrin-1-D2互作亲和力大小的方法进一步证实了PfGAMA、PvGAMA与Ankyrin-1-D2相互作用。综上所述,本研究筛选出疟原虫GAMA蛋白在红细胞上的特异性结合受体均为Ankyrin-1,揭示了GAMA蛋白在疟原虫入侵红细胞的重要功能,为完善恶性疟原虫和间日疟原虫的疫苗的开发,特别是重组亚单位疫苗的开发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东南亚发现一种新的寄生虫（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东南亚发现一种新的寄生虫（论文提纲范文）
（1）甘肃省青藏高原地区野生旱獭和黄鼠三种肠道原虫感染及基因分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常用缩写词中英文对照表 |
| 前言 |
| 1 研究背景 |
| 1.1 隐孢子虫 |
| 1.1.1 隐孢子虫概述 |
| 1.1.2 隐孢子虫形态及生活史 |
| 1.1.3 隐孢子虫基因分型工具 |
| 1.1.4 隐孢子虫在中国啮齿类动物中的流行情况 |
| 1.2 贾第虫 |
| 1.2.1 贾第虫概述 |
| 1.2.2 贾第虫形态及生活史 |
| 1.2.3 贾第虫基因型分型工具 |
| 1.2.4 贾第虫在中国啮齿类动物中的流行情况 |
| 1.3 毕氏肠微孢子虫 |
| 1.3.1 毕氏肠微孢子虫概述 |
| 1.3.2 毕氏肠微孢子虫形态及生活史 |
| 1.3.3 毕氏肠微孢子虫基因分型工具 |
| 1.3.4 毕氏肠微孢子虫在中国啮齿类动物中的流行情况 |
| 1.4 毕氏肠微孢子虫多位点序列分型及群体遗传结构分析 |
| 1.4.1 毕氏肠微孢子虫多位点序列分型 |
| 1.4.2 毕氏肠微孢子虫群体遗传结构分析 |
| 第一部分 甘肃省青藏高原地区野生喜马拉雅旱獭和阿拉善黄鼠隐孢子虫感染和基因分型 |
| 1 材料 |
| 1.1 样本来源 |
| 1.2 主要试剂 |
| 1.3 实验仪器 |
| 2 方法 |
| 2.1 肠道内容物样本DNA提取 |
| 2.2 隐孢子虫PCR扩增 |
| 2.2.1 隐孢子虫SSU rRNA位点巢氏PCR扩增 |
| 2.2.2 隐孢子虫gp60位点巢氏PCR扩增 |
| 2.3 巢氏PCR反应体系及反应条件 |
| 2.4 巢氏PCR扩增产物鉴定 |
| 2.4.1 琼脂糖凝配置 |
| 2.4.2 琼脂糖凝胶电泳 |
| 2.5 巢氏PCR扩增阳性产物测序 |
| 2.6 基因序列分析 |
| 2.7 系统发育分析 |
| 2.8 伦理批准和患者知情同意 |
| 3 结果 |
| 3.1 隐孢子虫阳性率 |
| 3.2 隐孢子虫虫种/基因型与同源性分析 |
| 3.3 隐孢子虫基因亚型分型及系统发育分析 |
| 4 讨论 |
| 4.1 中国野生啮齿类动物隐孢子虫检出率 |
| 4.2 啮齿类动物隐孢子虫虫种/基因型亚型分型 |
| 4.3 隐孢子虫亚型分型 |
| 5 小结 |
| 第二部分 甘肃省青藏高原地区野生喜马拉雅旱獭和阿拉善黄鼠贾第虫感染和基因分型 |
| 1 材料 |
| 1.1 样本来源 |
| 1.2 实验试剂及实验仪器 |
| 2 方法 |
| 2.1 贾第虫bg,gdh,tpi位点巢氏PCR扩增 |
| 2.2 巢氏PCR反应体系及反应条件 |
| 2.3 巢氏PCR扩增产物鉴定及阳性产物测序 |
| 2.4 基因序列分析 |
| 2.5 伦理批准和患者知情同意 |
| 3 结果 |
| 3.1 贾第虫阳性率 |
| 3.2 贾第虫集聚体及同源性分析 |
| 4 讨论 |
| 4.1 中国啮齿类动物贾第虫检出率 |
| 4.2 中国啮齿类动物贾第虫集聚体分析 |
| 5 小结 |
| 第三部分 甘肃省青藏高原地区野生喜马拉雅旱獭和阿拉善黄鼠毕氏肠微孢子虫感染和基因分型 |
| 1 材料 |
| 1.1 样本来源 |
| 1.2 实验试剂及实验仪器 |
| 2 方法 |
| 2.1 毕氏肠微孢子虫ITS位点巢氏PCR扩增 |
| 2.2 巢氏PCR反应体系及反应条件 |
| 2.3 巢氏PCR扩增产物鉴定及阳性产物测序 |
| 2.4 基因序列分析 |
| 2.5 系统发育分析 |
| 2.6 伦理批准和患者知情同意 |
| 3 结果 |
| 3.1 毕氏肠微孢子虫阳性率 |
| 3.2 毕氏肠微孢子虫基因型特征及同源性分析 |
| 3.3 毕氏肠微孢子虫基因型系统发育分析 |
| 4 讨论 |
| 4.1 啮齿类动物中毕氏肠微孢子虫检出率 |
| 4.2 啮齿类毕氏肠微孢子虫基因型分析 |
| 4.3 毕氏肠微孢子虫基因型系统发育分析 |
| 5 小结 |
| 第四部分 野生喜马拉雅旱獭和阿拉善黄鼠毕氏肠微孢子虫多位点序列分型及群体遗传结构分析 |
| 1 材料 |
| 1.1 样本来源 |
| 1.2 实验试剂及实验仪器 |
| 2 方法 |
| 2.1 毕氏肠微孢子虫微卫星和小卫星位点扩增 |
| 2.2 巢氏PCR反应体系及反应条件 |
| 2.3 巢氏PCR扩增产物鉴定及阳性产物测序 |
| 2.4 基因序列分析 |
| 2.5 群体遗传结构分析 |
| 2.6 亚群结构分析 |
| 3 结果 |
| 3.1 毕氏肠微孢子虫微卫星和小卫星位点扩增结果 |
| 3.2 毕氏肠微孢子虫多位点基因型 |
| 3.3 毕氏肠微孢子虫群体遗传结构 |
| 3.4 毕氏肠微孢子虫亚群结构 |
| 4 讨论 |
| 4.1 毕氏肠微孢子虫多位点序列分型分析 |
| 4.2 毕氏肠微孢子虫群体遗传结构分析 |
| 4.3 毕氏肠微孢子虫亚群结构分析 |
| 5 小结 |
| 结论与创新点 |
| 结论 |
| 创新点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附件 |
（2）消除阶段中国疟疾输入再传播风险评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常用缩写词中英文对照表 |
| 前言 |
| 1 研究背景 |
| 1.1 疟疾防治现状 |
| 1.2 疟疾风险 |
| 1.3 疟疾风险评估研究进展 |
| 1.4 在消除阶段疟疾输入再传播风险评估的挑战 |
| 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2.1 研究目的 |
| 2.2 研究意义 |
| 3 研究内容 |
| 4 研究方法 |
| 4.1 文献评阅法 |
| 4.2 德尔菲法 |
| 4.3 其他综合评价方法 |
| 5 技术路线 |
| 第一部分 消除阶段疟疾风险因素分析 |
| 1 疟疾风险的内涵及理论基础 |
| 2 疟疾风险的分类及其影响因素 |
| 2.1 高风险人群感染风险 |
| 2.2 感染者输入风险 |
| 2.3 媒介可接受性风险 |
| 2.4 延迟发现疟疾病例风险 |
| 第二部分 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数据来源 |
| 1.2 研究方法 |
| 1.3 统计分析工具 |
| 2 结果 |
| 2.1 构建疟疾风险评估理论框架 |
| 2.2 初步拟定的消除阶段疟疾风险指标体系 |
| 2.3 德尔菲法结果 |
| 2.4 德尔菲法权重 |
| 2.5 消除阶段的我国疟疾风险评估指标集的变化 |
| 3 讨论 |
| 第三部分 风险评估模型构建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数据来源 |
| 1.2 研究方法 |
| 1.3 主客观综合评价方法的结合策略 |
| 1.4 组合评价方法 |
| 1.5 模型优劣的判断方法 |
| 1.6 统计分析工具 |
| 2 结果 |
| 2.1 德尔菲法与熵权法结合的权重系数 |
| 2.2 层次分析法权重 |
| 2.3 TOPSIS法 |
| 3 讨论 |
| 第四部分 消除阶段疟疾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实证研究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研究区域 |
| 1.2 数据来源 |
| 1.3 统计分析 |
| 1.4 质量控制 |
| 2 结果 |
| 2.1 指标观测值的分析 |
| 2.2 各县市风险值总值与分值 |
| 2.3 多个综合评价模型所得结果的分析 |
| 2.4 组合多个综合评价模型所得结果 |
| 2.5 模型的优劣程度判断结果 |
| 2.6 疟疾风险因素调研 |
| 3 讨论 |
| 全文总结 |
| 1 主要结论 |
| 2 科学性、特色和创新之处 |
| 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表1 指标值来源 |
| 附表2 指标观测值原始值 |
| 附表3 专家咨询表 |
| 附表4 疟疾知晓情况调查问卷 |
| 附表5 层次分析法专家的权重体系 |
| 附表6 层次分析法思想下疟疾风险值总值及排序 |
| 附表7 基于AHP-TOPSIS赋值结合的疟疾风险值总值及排序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 附件 |
（3）中国与湄公河地区血吸虫病及肝吸虫病传播风险预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常用缩写词中英文对照表 |
| 前言 |
| 1 研究背景 |
| 2 研究目的 |
| 3 研究内容 |
| 4 研究路线 |
| 参考文献 |
| 第一部分 两种血吸虫病的传播特征与风险预测研究 |
| 第一章 日本血吸虫中间宿主钉螺在长江流域分布的预测研究 |
| 引言 |
| 1 资料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4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二章 日本血吸虫病在长江流域的传播特征与风险预测研究 |
| 引言 |
| 1 资料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4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三章 湄公血吸虫病在湄公河流域的传播特征与风险预测研究 |
| 引言 |
| 1 资料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4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一部分 小结 |
| 第二部分 两种肝吸虫病的传播特征与风险预测研究 |
| 第四章 大湄公河次流域华支睾吸虫病的传播特征与风险预测研究 |
| 引言 |
| 1 资料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4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五章 湄公河流域麝猫后睾吸虫病的传播特征与风险预测研究 |
| 引言 |
| 1 资料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4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第六章 华支睾吸虫病与麝猫后睾吸虫病间分布隔离的地理因素分析研究 |
| 引言 |
| 1 资料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4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小结 |
| 第三部分 钉螺和麝猫后睾吸虫病监测调查的空间距离重采样效应研究 |
| 引言 |
| 1 资料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4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研究总结 |
| 附录 |
| 致谢 |
（4）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外输入性疟疾病例经济负担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常用缩写词中英文对照表 |
| 前言 |
| 1 研究背景 |
| 1.1我国疟疾流行概况 |
| 1.2 广西疟疾流行概况 |
| 1.3 疟疾经济负担研究 |
| 2 研究目标 |
| 3 技术路线 |
| 4 参考文献 |
| 第一部分 广西输入性疟疾的流行病学特征研究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病例分类 |
| 1.2 资料来源 |
| 1.3 统计分析 |
| 2 结果 |
| 2.1 总体情况 |
| 2.2 感染来源 |
| 2.3 三间分布 |
| 2.4 就诊机构 |
| 2.5 发病-确诊天数 |
| 2.6 病情程度 |
| 3 讨论 |
| 4 结论 |
| 5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广西输入性疟疾病例的经济负担研究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资料来源 |
| 1.2 统计分析 |
| 1.3 质量控制 |
| 2 结果 |
| 2.1 基本信息 |
| 2.2 直接经济负担 |
| 2.3 间接经济负担 |
| 2.4 经济负担及影响因素 |
| 2.5 2017-2019广西输入性疟疾总体经济负担 |
| 3 讨论 |
| 3.1 基本情况分析 |
| 3.2 直接经济负担分析 |
| 3.3 间接经济负担分析 |
| 3.4 经济负担及影响因素分析 |
| 3.5 2017-2019广西输入性疟疾总体经济负担分析 |
| 4 结论 |
| 4.1 输入性疟疾病例的经济负担 |
| 4.2 2017-2019广西输入性疟疾总体经济负担 |
| 5 参考文献 |
| 研究小结 |
| 1 结果与建议 |
| 2 研究的创新点 |
| 3 研究局限性与建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附件 |
（5）从脾脏控制疟疾感染的角度初步探索青蒿素“耐药”的涵义（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词 |
| 文献综述 |
| 一、疟疾概述 |
| 1 疟疾的流行现状 |
| 2 疟疾的临床症状 |
| 3 疟疾的治疗 |
| 二、青蒿素“耐药”研究进展 |
| 1 抗疟药的应用历史及现状 |
| 2 ACT疗法的应用 |
| 3 青蒿素“耐药”的定义 |
| 4 青蒿素“耐药”的分子机制研究进展 |
| 三、脾脏清除疟原虫机制研究进展 |
| 1 脾脏结构与功能 |
| 1.1 红髓的2条血液循环通路 |
| 1.2 白髓的免疫功能 |
| 1.3 边缘区的免疫功能 |
| 2 脾脏清除疟原虫的机制 |
| 2.1 免疫清除 |
| 2.2 孔蚀清除 |
| 3 影响孔蚀的因素 |
| 3.1 疟原虫生长周期 |
| 3.2 青蒿素类药物 |
| 4 小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前言 |
| 第一章 不同品系小鼠的脾脏在控制疟疾感染中的差异研究 |
| 1 实验材料 |
| 1.1 实验虫株 |
| 1.2 实验动物 |
| 1.3 实验仪器 |
| 1.4 实验试剂 |
| 1.5 实验耗材及器械 |
| 1.6 配制甘油磷酸冻存液 |
| 2 试验方法 |
| 2.1 复苏PbK173虫株 |
| 2.2 小鼠尾静脉采血涂片计算染虫率 |
| 2.3 实验动物分组 |
| 2.4 建立感染PbK173的四种不同品系实验小鼠模型 |
| 2.5 冻存PbK173虫株 |
| 2.6 染虫鼠虫率及生存期分析 |
| 2.7 取样及实验样本分析 |
| 2.8 数据处理与统计学分析 |
| 3 实验结果 |
| 3.1 四种品系染虫鼠的感染率及生存期 |
| 3.2 四种品系染虫鼠的血液学参数分析 |
| 3.3 四种品系染虫鼠的脏器系数分析 |
| 3.4 四种品系染虫鼠脾脏的病理切片观察 |
| 3.5 四种品系染虫鼠的脾细胞分析 |
| 4 讨论 |
| 5 小结 |
| 第二章 C57BL/6小鼠的脾脏在控制伯氏疟原虫K173青蒿素敏感株与抗性株感染中的差异研究 |
| 1 实验材料 |
| 1.1 实验虫株 |
| 1.2 实验动物 |
| 1.3 实验仪器 |
| 1.4 实验试剂 |
| 1.5 实验耗材及器械 |
| 2 试验方法 |
| 2.1 复苏PbK173青蒿素敏感株与抗性株 |
| 2.2 小鼠尾静脉采血涂片计算染虫率 |
| 2.3 实验动物分组 |
| 2.4 建立感染PbK173青蒿素敏感株/抗性株实验小鼠模型 |
| 2.5 冻存PbK173虫株 |
| 2.6 染虫鼠虫率及生存期分析 |
| 2.7 取样及实验样本分析 |
| 2.8 数据处理与统计学分析 |
| 3 实验结果 |
| 3.1 感染不同虫株染虫鼠的感染率及生存期 |
| 3.2 感染不同虫株染虫鼠的血液学参数分析 |
| 3.3 感染不同虫株染虫鼠的脏器系数分析 |
| 3.4 感染不同虫株染虫鼠脾脏的病理切片观察 |
| 3.5 感染不同虫株染虫鼠的脾细胞分析 |
| 4 讨论 |
| 5 小结 |
| 第三章 PbK173青蒿素敏感株/抗性株对药物敏感性及染虫小鼠治疗期与恢复期的脾脏功能差异研究 |
| 1 实验材料 |
| 1.1 实验虫株 |
| 1.2 实验动物 |
| 1.3 实验仪器 |
| 1.4 实验药物 |
| 1.5 实验试剂 |
| 1.6 实验耗材及器械 |
| 1.7 配制溶剂 |
| 2 试验方法 |
| 2.1 复苏PbK173青蒿素敏感株/抗性株 |
| 2.2 小鼠尾静脉采血涂片计算染虫率 |
| 2.3 实验动物分组 |
| 2.4 建立感染PbK173青蒿素敏感株/抗性株实验小鼠模型 |
| 2.5 冻存PbK173虫株 |
| 2.6 给药、染虫鼠虫率及生存期分析 |
| 2.7 取材及实验样本分析 |
| 2.8 数据处理与统计学分析 |
| 3 实验结果 |
| 3.1 染虫鼠经治疗后的感染率及生存期 |
| 3.2 停药第一天及停药第五天外周红细胞参数分析 |
| 3.3 停药第一天及停药第五天血液涂片分析 |
| 3.4 停药第一天及停药第五天脾脏系数分析 |
| 3.5 停药第一天及停药第五天脾脏的病理切片观察 |
| 4 讨论 |
| 5 小结 |
|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 附件 |
（6）认知共同体与区域公共卫生治理 ——大湄公河次区域传染病跨境协作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词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国际公共卫生合作的起源与发展 |
| 第二节 研究问题 |
| 第三节 理论框架与研究设计 |
| 第一章 大湄公河次区域公共卫生合作的理论解释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国际卫生与全球健康 |
| 第二节 关于国际公共卫生治理的理论解释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认知共同体析论 |
| 第一节 认知共同体理论 |
| 第二节 跨国倡议网络与第二轨道外交 |
| 第三节 认知共同体的形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认知共同体如何影响决策 |
| 第一节 认知共同体发挥作用的外部条件 |
| 第二节 认知共同体影响决策的方式 |
| 第三节 认知共同体作为公共卫生治理的实践者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大湄公河次区域传染病防控认知共同体的形成 |
| 第一节 区域传染病防控认知共同体 |
| 第二节 中国传染病防控认知共同体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大湄公河次区域传染病防控认知共同体的实践 |
| 第一节 联防联控机制的建立 |
| 第二节 联防联控机制的发展(2006-2010 年) |
| 第三节 联防联控机制的升级(2011-2014 年) |
| 第四节 联防联控机制的成熟(2015-2019 年)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与理论及现实意义 |
| 第二节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认知共同体的实践 |
| 第三节 疫情后时代跨境传染病防控的挑战与建议 |
| 致谢 |
| 附录一:专家访谈列表 |
| 附录二:参会调研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7）旅行者腹泻患者寄生虫感染研究进展（论文提纲范文）
| 1 TD发病概况 |
| 2 寄生虫感染引起的TD |
| 2.1 肠道原虫 |
| 2.1.1 蓝氏贾第鞭毛虫 |
| 2.1.2 隐孢子虫 |
| 2.1.3 溶组织内阿米巴 |
| 2.1.4环孢子虫 |
| 2.1.5 微孢子虫 |
| 2.2 肠道蠕虫 |
| 3 展望 |
（8）LY药业原料药市场营销策略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综述 |
| 2.1 医药市场营销理论 |
| 2.2 国际医药贸易理论 |
| 2.3 SWOT分析理论 |
| 2.4 STP战略理论 |
| 2.5 市场营销策略理论 |
| 第三章 LY药业市场营销现状与环境分析 |
| 3.1 LY药业企业简介 |
| 3.2 LY药业营销现状介绍 |
| 3.3 LY药业现行营销策略 |
| 3.3.1 产品策略 |
| 3.3.2 价格策略 |
| 3.3.3 渠道策略 |
| 3.3.4 促销策略 |
| 3.4 SWOT分析 |
| 3.4.1 优势 |
| 3.4.2 劣势 |
| 3.4.3 机会 |
| 3.4.4 威胁 |
| 第四章 LY药业现行营销策略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
| 4.1 调研方案设计 |
| 4.1.1 调研目的 |
| 4.1.2 调查问卷设计 |
| 4.1.3 调查问卷结果统计 |
| 4.2 管理层访谈 |
| 4.2.1 访谈目的 |
| 4.2.2 访谈对象和时间 |
| 4.2.3 访谈概要 |
| 4.2.4 访谈内容总结 |
| 4.3 LY药业现行营销策略问题及分析 |
| 4.3.1 产品策略问题及分析 |
| 4.3.2 价格策略问题及分析 |
| 4.3.3 渠道策略问题及分析 |
| 4.3.4 促销策略问题及分析 |
| 第五章 LY药业营销策略优化目标及对策建议 |
| 5.1 营销策略优化的目标 |
| 5.2 明确目标市场及定位 |
| 5.2.1 市场细分 |
| 5.2.2 目标市场选择 |
| 5.2.3 市场定位 |
| 5.3 LY药业营销策略优化的对策措施 |
| 5.3.1 产品策略优化 |
| 5.3.2 价格策略优化 |
| 5.3.3 渠道策略优化 |
| 5.3.4 促销策略优化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LY药业原料药营销策略问卷调查 |
| 附录二 :营销策略问题高管访谈提纲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科研成果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9）“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西部地区寄生虫病输入性风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常见寄生虫病流行特点 |
| 1.1疟疾 |
| 1.2血吸虫病 |
| 1.3利什曼病 |
| 1.4锥虫病 |
| 2 食源性寄生虫病流行特点 |
| 2.1 猪带绦虫病和猪囊虫病 |
| 2.2 弓形虫病 |
| 2.3 旋毛虫病 |
| 2.4 野生动物相关的食源性寄生虫病 |
| 3 水源性、性传播和机会致病寄生虫病流行特点 |
| 4 应对之策与建议 |
| 4.1 完善监测网络 |
| 4.2 加大科研投入 |
| 4.3提升救治能力 |
| 4.4 强化检疫检验 |
| 4.5 加强全民宣教 |
| 5 小结 |
（10）筛选与恶性疟原虫、间日疟原虫GPI锚定的微线体抗原（GAMA）相互作用的红细胞表面受体（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中英文缩略词表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疟疾的流行现状 |
| 1.1.1 疟疾全球流行现况 |
| 1.1.2 我国疟疾流行现况 |
| 1.2 疟原虫入侵红细胞机制 |
| 1.2.1 第一阶段(粘附) |
| 1.2.2 第二阶段(重新定向) |
| 1.2.3 第三阶段(紧密连接复合体的形成) |
| 1.2.4 第四阶段(紧密连接复合体的进入和迁移) |
| 1.3 疟原虫入侵红细胞相关蛋白 |
| 1.3.1 MSPs |
| 1.3.2 Rhs和网织红细胞结合蛋白(Reticulocyte binding protein,RBP) |
| 1.3.3 EBAs和 DBP |
| 1.3.4 糖基磷脂酰肌醇锚定的微线体抗原(Glycosylphophatidylinositol-anchored micronemal antigen,GAMA) |
| 1.4 主要研究及意义 |
| 第二章 GAMA红细胞结合区域原核表达质粒的构建及重组蛋白的表达纯化 |
| 2.1 前言 |
| 2.2 实验材料 |
| 2.2.1 实验试剂 |
| 2.2.2 实验仪器 |
| 2.2.3 实验试剂的配置 |
| 2.3 实验方法 |
| 2.3.1 GAMA红细胞结合区域基因及特异性引物的合成 |
| 2.3.2 PCR扩增GAMA基因 |
| 2.3.3 In-Fusion克隆技术构建p ET30a-Pf GAMA和 p ET30a-Pv GAMA质粒 |
| 2.3.4 GAMA重组蛋白的诱导表达和纯化 |
| 2.4 结果 |
| 2.4.1 Pf GAMA和 Pv GAMA蛋白一级结构及红细胞结合区域 |
| 2.4.2 GAMA基因PCR扩增结果 |
| 2.4.3 p ET30a-Pf GAMA和p ET30a-Pv GAMA质粒构建 |
| 2.4.4 GAMA蛋白诱导表达及纯化 |
| 2.5 讨论 |
| 2.6 小结 |
| 第三章 GAMA与人红细胞膜蛋白相互作用 |
| 3.1 前言 |
| 3.2 实验材料 |
| 3.2.1 实验试剂 |
| 3.2.2 实验仪器 |
| 3.2.3 实验试剂的配置 |
| 3.3 实验方法 |
| 3.3.1 人红细胞膜蛋白的提取 |
| 3.3.2 串联亲和层析法筛选与Pf GAMA结合的人红细胞膜蛋白 |
| 3.3.3 质谱鉴定Pf GAMA蛋白结合的人红细胞膜蛋白 |
| 3.4 结果 |
| 3.4.1 Pf GAMA与人红细胞膜蛋白结合 |
| 3.4.2 质谱鉴定与Pf GAMA结合的红细胞膜蛋白 |
| 3.5 讨论 |
| 3.6 小结 |
| 第四章 GAMA与 Ankyrin-1 相互作用 |
| 4.1 引言 |
| 4.2 实验材料 |
| 4.2.1 实验试剂 |
| 4.2.2 实验仪器 |
| 4.2.3 实验试剂的配置 |
| 4.3 实验方法 |
| 4.3.1 Ankyrin-1 蛋白功能区域划分、质粒构建、蛋白诱导表达及纯化 |
| 4.3.2 Pull-down法验证GAMA与 Ankyrin-1 结合 |
| 4.3.3 Pf GAMA鼠抗验证Ankyrin-1-D2 与恶性疟原虫裂解液结合洗脱液中天然状态的Pf GAMA |
| 4.3.4 胰蛋白酶和糜蛋白酶处理Ankyrin-1-D2 验证与GAMA蛋白结合 |
| 4.3.5 GAMA与红细胞结合测定 |
| 4.3.6 表面等离子共振技术验证GAMA与 Ankyrin-1-D2 结合 |
| 4.4 实验结果 |
| 4.4.1 Ankyrin-1 蛋白功能区域划分和重组质粒构建及表达 |
| 4.4.2 Pull-down筛选Ankyrin-1与GAMA的结合区域 |
| 4.4.3 Ankyrin-1-D2与Native Pf GAMA结合 |
| 4.4.4 GAMA受体Ankyrin-1-D2 的特异性 |
| 4.4.5 GAMA与未处理、Ankyrin-1-D2 抗体处理的红细胞的结合特异性 |
| 4.4.6 表面等离子共振技术检测GAMA与 Ankyrin-1-D2 互作亲和力大小 |
| 4.5 讨论 |
| 4.6 小结 |
| 主要结果与展望 |
| 主要结果 |
| 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作者在攻读全日制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四、东南亚发现一种新的寄生虫（论文参考文献）
- [1]甘肃省青藏高原地区野生旱獭和黄鼠三种肠道原虫感染及基因分型研究[D]. 许洁.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1(02)
- [2]消除阶段中国疟疾输入再传播风险评估研究[D]. 莫晓彤.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1(02)
- [3]中国与湄公河地区血吸虫病及肝吸虫病传播风险预测研究[D]. 郑金鑫.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1
- [4]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外输入性疟疾病例经济负担研究[D]. 许秋利.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1(02)
- [5]从脾脏控制疟疾感染的角度初步探索青蒿素“耐药”的涵义[D]. 王华晶.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21(02)
- [6]认知共同体与区域公共卫生治理 ——大湄公河次区域传染病跨境协作治理研究[D]. 杨嘉宜. 外交学院, 2021(11)
- [7]旅行者腹泻患者寄生虫感染研究进展[J]. 许洁,曹建平,沈玉娟.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 2021(02)
- [8]LY药业原料药市场营销策略优化研究[D]. 刘梦磊. 河北地质大学, 2020(06)
- [9]“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西部地区寄生虫病输入性风险研究[J]. 沈燕,梁姣,王军,黄豫晓,朱卿昊,卯云烨,李英辉,赵亚. 传染病信息, 2020(04)
- [10]筛选与恶性疟原虫、间日疟原虫GPI锚定的微线体抗原（GAMA）相互作用的红细胞表面受体[D]. 楚瑞林. 江南大学, 20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