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考古学文化的层次划分——以龙山文化为例（论文文献综述）
何勇[1]（2020）在《仪礼独占和扩散：朝向古代中国的史前传播》文中研究指明新石器时代晚期部落兼并、走向古代国家的进程中,以"仪礼"为表征的史前传播发挥了基础性的驱动作用。对内,"巫王合一"的统治阶层通过"绝地天通"的手段垄断祭祀仪礼,独占意识形态,为等级制度和政治秩序构建合法性基础;对外,仪制和礼器通过部落战争、分赐贡享、物品交换、人员迁移等多种途径在不同谱系文化之间扩散,为进一步文化整合创造条件。综合考古及古史材料,仪礼独占及其扩散是最早的文化共同体得以形成的"一体两面",其意义并不亚于兼并战争对于"最早的中国"的催生作用,它奠定了古代中国的地理和文化基础。
祁冰[2]（2020）在《长城地带中段夏商时期遗存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标题中“长城地带中段”所指代的范围大体相当于今内蒙古中南部、陕北、晋西地区。众所周知,夏商时期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成并巩固、东亚地区青铜文明滥觞与发展的关键阶段。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文化环境,长城地带中段地区在这一过程中既是文化发展的策源地之一,也是人群、技术交流融合的大熔炉。本文从该区域夏商时期的考古遗存入手,在梳理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基础上,探讨其发展动因、对外影响,进而尝试从社会、经济角度观察长城地带中段青铜时代早期的文明进程。本文的内容共分为以下七章。第一章为绪论,笔者在对研究范围和相关概念进行说明的前提下,详细梳理了相关考古学研究史,总结了以往研究的成果和不足,进而引出了本文的研究目的,介绍了研究方法。第二章和第三章,全面考查了区域内夏商时期各类考古遗存的文化内涵、分期与年代、发展与源流。将区域内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演进历程分为三阶段,年代分别约相当于夏纪年时期、商代前期、商代后期,再根据各阶段所呈现出的具体特点,将一、二阶段合并为“发展期”、将第三阶段归属于“鼎盛期”。第四章,整合前文所取得的认识,探讨区域内文化格局演进及相关问题。认为其每一个阶段的发展都是本地原先的文化传统受到外来因素冲击的结果,同时气候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这一过程。笔者还强调了长城地带中段地区在整个欧亚草原地带青铜文明进程中所起到的推进作用。第五章,结合文献记载及以往研究,总结了区域内考古学文化于西周早期走向衰落的原因,兼论商代后期各类遗存的族群归属问题。指出商周王朝对西北地区以“鬼方”为代表的诸族群的攻伐战争,特别是周人的大规模军事征服和移民政策,是导致当地考古学文化进程“中衰”的一个重要原因。第六章,尝试利用相关材料及研究成果,从经济、社会的角度观察区域内夏商时期的文明进程。通过综合分析当地社会阶层、生业形态、信仰习俗的发展过程,推测长城地带中段夏商时期的社会形态整体上应该处在由“酋邦社会”向“早期国家”过渡的阶段。第七章为结语,罗列了本文的主要收获和结论,并指出本文研究的局限性和将来值得重视的相关课题。
袁飞勇[3]（2020）在《煤山文化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煤山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对煤山文化的内涵界定、分期、年代、区域类型划分、文化渊源、发展过程与周边文化互动关系、文化去向、与夏的关系等问题做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全文共分为绪论、第一至七章和结语。绪论部分主要对煤山文化以往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问题和研究任务。第一章界定清楚了煤山文化的内涵。通过与王湾三期遗存的比较,赞同王湾三期文化与煤山文化的分别命名,并指出煤山文化还应包括以禹会村、王油坊、南荡、杨庄二期、乱石滩、西花园、肖家屋脊、石板巷子等为代表的遗存。第二章按汝颍河流域、豫东南、豫西南鄂西北、鄂北、江汉平原、鄂西宜都、豫东皖中北、江淮东部等八个地理单元,分别对各区域的煤山文化遗存进行了分期研究。第三章对煤山文化各区域分期的对应关系进行了整合,将煤山文化总共分为从早到晚的五期,其中第一、二期为早期阶段,第三、四期为中期阶段,第五期为晚期阶段。然后全面考察了煤山文化以及相关考古学文化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提出煤山文化的年代约在公元前2500～1900年之间,其中早期约在公元前2500～2300年,中期约在公元前2300～2000年,晚期约在公元前2000～1900年。最后总结了煤山文化不同阶段分布范围的演变与区域类型的划分。第四章首先探讨了煤山文化形成之前中原地区仰韶晚期最晚阶段至龙山早期文化格局的变迁,指出过去常被认为已晚至龙山早期的王湾二期四段、里沟二期、滩小关四期、西山七组、大河村五期、谷水河三期、台王一期等遗存,因普遍仍含有彩陶,实则仍早于龙山早期且属于秦王寨文化。至龙山早期时,在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晚期遗存西进高潮的推动下,汝颍地区新形成大汶口文化前后屯类型,秦王寨文化传统为之终结。在此基础上,本章继而讨论了煤山文化早期两个地方类型郝家台类型和禹会村类型在形成过程中分别对龙山早期时大汶口文化前后屯类型与尉迟寺类型晚期遗存文化因素的继承,以及对同时期山东龙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因素的吸收。第五章详细讨论了煤山文化在早、中、晚不同阶段的发展过程中与其周边地区各不同考古学文化遗存的互动关系。首先在早期阶段,煤山文化推动了王湾三期文化的形成,并受到山东龙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较大影响。其次在中期阶段,煤山文化因东扩和南下,占据了江淮东部地区和汝颍以南的广大南方地区,自身分布范围发生重大变化并形成诸多新地域类型,由此煤山文化与相邻周边地区产生了新的文化互动关系与文化格局。最后在晚期阶段,因汝颍地区煤山文化煤山类型已转变为新砦期二里头文化,由此,黄河流域此阶段相邻周边诸遗存与煤山文化的关系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而长江流域诸遗存与煤山文化的关系则大体维持了上一阶段的基本格局。第六章对煤山文化中晚期阶段各不同地域类型的流向分别进行了考察。一是只延续至中期的汝颍地区煤山类型,其中位于嵩山东麓的部分,在煤山文化王油坊类型和后岗二期文化的冲击下率先转变为二里头文化新砦类型,并北向和南向移动,推动了洛阳盆地二里头文化花地嘴类型和汝颍绝大部分地区二里头文化蒲城店类型的形成,即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新砦期三个类型的全面形成。二是延续至晚期的其他七个类型。其中豫东皖中北的王油坊类型和江淮东部的南荡类型均被岳石文化所取代,而汝颍地区以南至长江中游沿岸的五个类型,与目前这些地区发现的年代皆早不过二里头二期晚段的二里头文化遗存之间尚存在缺环,并且它们的主要文化因素也均未见之于后者中,故而它们的去向仍需存疑,有待新材料的发现。第七章结合学界关于夏王朝年代、文献所载夏王朝早期活动地望的研究,对有关夏代早期重大史事与考古学、年代学的对应关系做了相应探讨,并以此推断煤山文化煤山类型与夏的关系以及其他类型的主要人群构成。结语部分则对论文的几点主要收获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本文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以及对将来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杨岐黄[4]（2020）在《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玉璧研究》文中提出玉璧贯穿了我国古代玉器发展的全过程,是古代玉器发展演变及玉文化滥觞繁盛的实践者与见证者,在玉文化的发展演变及考察研究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和价值。玉璧承载了近万年来人们对自然、社会、人伦的观察,体现了古人的宇宙观、生死观、伦理观、等级观、价值观等意识观念,可以说玉璧的演变史就是古代玉文化发展的缩影。本文以全国范围内新石器至汉代的考古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玉璧为对象,兼以部分有明确出土地点的征集、采集标本,以时代为序,从形制、制作工艺、使用、功能等几个方面入手,结合历史文献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对玉璧进行综合分析与研究,厘清玉璧在形制、制作工艺、功能、发展阶段等方面的发展演变脉络,并在此基础上对玉璧的起源、定名、所蕴含的观念等相关问题进行多维思考与探讨。玉璧的形制在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经历了数次演变,大型圆璧逐渐成为主要玉璧种类,多孔璧及其他造型的单孔壁,如牙璧、璜联璧、有领璧等衰落。纹饰璧替代素面璧成为玉璧主要类型。玉璧的形制变化逐步由器物形态的差异,转变为玉璧纹样的差异。玉璧在出现伊始的制作方式承袭新旧石器时代石器加工方法。切割、管钻技术的应用,是玉璧制作的第一次技术提升,为玉璧的量化、器形规范提供了技术条件,这两种制作技术充分发挥其作用,应该还有赖于旋转工具的辅助。春秋时期铁质砣具的出现与使用是玉璧的制作又一次技术提升,从技术层面促成了东周时期及汉代玉璧的大量出现,纹饰玉璧比例的大幅提高,并且纹样更为丰富、复杂。璧的出现基于先民原始的、朴素的对美的追求以及对自然的观察与模仿。玉璧的概念在发展中不断变化与完善,其内涵和外延都发生改变。各时期的流行观念与思想对玉璧的功能衍生与转化有着深刻的影响。玉璧的使用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使用制度与等级制度在西周时形成,并在汉代完备。璧的承载形式逐渐多样化,玉璧的地位也随着时代与功能的改变而得到逐步提升。通过对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玉璧的发展脉络的梳理,可将这一阶段玉璧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新石器时代至夏纪年时期,是玉璧的起源及定型阶段,规范玉璧的形制;第二阶段为商周时期,是玉璧的延伸发展阶段,规范玉璧的功能;第三阶段为汉代,是玉璧的鼎盛发展阶段:玉璧的形制及功能完备。玉璧的发展历程伴随着我国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政权组织形式的演变,三个发展阶段与我国文明演进的古国、王国、帝国阶段大致相合。玉璧作为被选中的权力象征物,随着社会结构复杂化,接纳、赋予自身更多的功能与意义以适应权力拥有者的需求,在古人对玉器种类不断的摒弃、调整、创新的过程中,得以延续发展。其背后所蕴藏的动因是玉璧研究的意义所在。
陈晖[5]（2019）在《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冈时期中原文化向南方的扩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以长江中游为中心,西至峡江地区,东达江淮西部地区,北及淮河支流,南过长江至洞庭湖周边区域的广博地理范围为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冈时期中原文化影响下的南方地区。龙山时代晚期之前,尽管中原文化和南方地区发生着联系甚至在某些时候“侵占”了其边缘地区,南方地区仍然有着完整的文化发展序列。然而到龙山时代晚期,中原地区王湾三期文化南侵打断了本地石家河文化发展进程,由此开启的中原文化向南扩张的态势经二里头阶段一直持续到二里冈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出现了以盘龙城为中心的庞大遗址群,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制度、精神等层面在很大范围内均表现出了较强的一致性,中原文化势力范围达到顶峰。本文即以中原文化向南扩张为视角,探讨这一文化过程及其背后体现的社会图景。本文第二章分三个阶段构建了南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第三至五章分析了南方地区各区域文化面貌构成及区域间互动与文化变迁。在此基础上第六章探讨了龙山时代晚期、二里头时期和二里冈时期中原文化各自的扩张背景以及扩张阶段、模式及动因差异。龙山时代晚期之前,长江中游地区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发展序列属于本地同一谱系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而进入龙山时代晚期以后,文化面貌出现了剧变。大量精美玉器的出现,瓮棺葬的流行,大量王湾三期文化陶器在原石家河文化地域范围的出现,展现了文化谱系的剧变。学术界普遍相信这是“禹征三苗”所带来的直接后果。王湾三期文化采取向南扩张模式是对南方地区的全面占领而非据点式,但在南方地区并未形成完整的聚落层级,没有明显的中心聚落。南方地区二里头时期遗存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到四期早段,其中又可以分为扩张的初始期、全盛期及衰退期三个小阶段。二里头的扩张是分阶段逐步推进的;未形成明显的高等级中心性聚落;中原地区对南方输出的主要是日用陶器。青铜礼器生产与分配为中原地区贵族所垄断,用以构建其统治秩序。南方地区遗址主要沿资源产区及河流等交通要道分布,具有明显的资源导向性。第二阶段为二里头末期时,二里头文化彻底退出南方地区,部分遗址新出现了具有下七垣文化因素的遗存。江淮地区、环洞庭湖地区出现的少量具有二里头晚期特征玉器、铜器可能反映了夏商之变后部分二里头贵族的南迁。南方地区二里冈时期遗存可存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为二里冈下层时期,一方面典型的中原文化开始分波次进入南方地区,体现了南方地区与中原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文化面貌表现出多种文化因素共存的局面。第二阶段为二里冈上层阶段,中原文化在南方地区影响和控制达到顶峰。同时不同区域文化和社会形态又展现出诸多差异,反映出中原文化对南方的控制和影响存在不同模式。以盘龙城为中心的江汉东部地区,中原文化在此区域以城址为中心沿长江向周边辐射,但其对江汉西部的影响力与上一阶段相比明显衰退。在江汉西部地区,中原文化并未如江汉东部那样完全占据主导地位,中原因素与地方因素杂糅共处,其影响可能是通过贸易据点的方式实现。江淮地区在二里冈上层二期之前中原文化并不强势,地方特征明显。这可能与豫东地区长期为岳石文化所占据,江淮地区与中原交流通道不畅有关。至二里冈上层二期时,在商文化的东方战略下,豫东及江淮地区开始出现典型的二里冈陶器。中原文化在南方的中心开始逐步转移至江淮地区。二里冈在南方的扩张不仅以城址作为重要节点,并且城垣、宫殿基址、贵族墓葬及青铜器等高等级遗存实为中原地区的复刻,具有明显的礼制和信仰输出特征。
裴世东[6]（2019）在《《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文中认为本文以《夏鼐日记》为中心,通过对1966年以前夏鼐成长轨迹和学术历程的梳理,论述夏鼐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考古学思想之过程。在此基础上,提炼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各个组成单元及其相应的形成轨迹和理论溯源。总结出夏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西方考古学理论与中国的考古工作实际相结合;积极引入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与相关多学科实现交叉互动;执行严谨、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范式,并利用对考古材料多角度的审慎研究,努力复原古代社会情况与社会发展过程,进而达到阐明历史和人类的发展规律的目的,最终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体系的考古学思想。绪论首先陈述选题缘由。夏鼐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近年来学界关于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从深度和广度看,尚显不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以过程考古学理论为代表的“新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理论在欧美考古学研究中普及并得到广泛应用,而夏鼐从西方引入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方法仍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此外,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和技术同样沿袭夏鼐主持制定的田野发掘流程和规范;夏鼐关于中外考古交流和丝绸之路沿线考古研究的路径,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尤其是构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次阐述本文以1966年为时间节点的原因。夏鼐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初步形成于1966年,同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特殊阶段,而考古学属于历史学科的组成部分,因此这十七年间史学的发展状况对考古学发展影响较大。最后对学术史进行了回顾,一是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二是与夏鼐学术思想相关的埃及学、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等领域为切入点的研究。第一章,论述夏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建立过程,及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的考古学实践的具体路径。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建立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萌芽期（1920-1931）、过渡期（1931-1949）和形成期（1949-1966）,最终成长为能够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在萌芽阶段,夏鼐主要受“新文化运动”和“左倾”文学思潮影响,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论和实践论思想;在过渡阶段,夏鼐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统治日益失望,对共产党逐渐产生好感L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政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陆续展开,夏鼐经历了三次思想飞跃,成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在此期间夏鼐积极参与政治学习,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学术研究,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参与考古学培训教育班,主持学术会议并拓展考古学的公共宣传等。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形成为其考古学思想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指导。第二章,详细论述了夏鼐留学英国,并将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引入国内,指导中国考古学实践的过程。第一节梳理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脉络;第二节通过夏鼐学习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过程,指出夏鼐在留学归国之前已经基本掌握文化-历史考古学理论和当时最先进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第三节叙述了 1949年前夏鼐的两次主要考古实践活动。其一是《考古学方法论》的学术讲座,这是夏鼐关于考古学相关概念和内涵的第一次厘定,其二是在西北地区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纠正了安特生关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年代序列的某些错误结论,是夏鼐第一次全面将西方考古学理论、田野发掘技术与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结合的范例。最后,通过1949年后夏鼐主持的历次考古发掘,证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了以文化-历史考古学为代表的西方考古学理论和田野发掘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的中国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内涵。第三章,论述夏鼐提倡新科技手段、多学科交叉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夏鼐在出国留学前,对以生物、机械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技术兴趣浓厚,成为其对科技和多学科综合应用关注的渊源。赴英留学期间,夏鼐见证科技手段在考古学领域应用。回国后,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没有充足的资金和技术开展大规模相关技术应用,但是夏鼐凭借其对科技考古发展前景的判断,优先支持建立了碳十四实验室,为中国史前文化年代框架的制定奠定了技术基础。夏鼐推动其他学科与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源于他长期以来对多学科关注,也归因于夏鼐在埃及考古学研究中的现实需要。1949年后,在有限条件下,夏鼐积极主持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纺织学、数学、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甚至解剖学等多学科合作,在出土器物研究、成分鉴定等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夏鼐考古学思想中的最具特点的组成部分之一。第四章,论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反映夏鼐考古学思想初步确立的三个方面内容。共三个方面内容。首先是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夏鼐先后两次阐释了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初步统一了中国考古学界对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有力地推动考古学研究,尤其是史前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其次是总结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六个方向,从人类起源和在我国境内居住时间,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国家的起源和城市发展,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起源和发展,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六个方面拟定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方向;最后,夏鼐努力推动中外考古交流,实现考古学与世界学术潮流的同步发展。结论中,将1966年前夏鼐关于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和理论内涵以更清晰、简明的表达进行总结;通过对夏鼐“文革”复出以后继续推动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努力的阐述,包括对考古学系统概念的定义,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新课题及对中国考古学的展望等,体现了夏鼐考古学思想存在前后相继的历史联系。夏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秉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原则的唯物论,尊重历史和人类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制定考古研究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的规划,根据考古学研究成果进一步充实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内涵。
孙波[7]（2019）在《山东龙山文化的聚落与社会》文中提出一、引言历史上,特别是商代以前,如今的山东并不能完全覆盖处于黄河下游的东方文化区,故而考古学家才提出了海岱历史文化区[1]。龙山时期的海岱历史文化区,除了山东以外,大概还包括辽东半岛和苏北。需要特别提及的是,鲁豫皖交界地区的文化属性一直存在争论[2]。山东龙山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末期[3],由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演变成岳石文化,具体年代为距今4600～4000年[4]。根据最新的年代学研究,山东龙山文化与中原龙山
董霄雷[8]（2019）在《龙山时代的黄土高原》文中研究说明公元前第三千纪前后的中国龙山时代,黄土高原各地渐次兴起了空三足器,表征着此时的考古学文化发生了重大变革。空三足器创始于黄河下游淮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但在太行山以西的黄土高原大地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促使这一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格局发生了一系列巨变。本文以陶器为视角,将龙山时代的黄土高原划分为六个区域,并以六个区域内的14支考古学文化及相关遗存为研究对象,全面梳理黄土高原龙山时代诸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脉络,从而对龙山时代黄土高原的文化演进格局进行一次完整的考察。论文绪论,界定本文研究的时空范围,明确研究对象,回顾研究简史,提出研究任务。论文第一至六章,以空三足器为主要视角,从器物组合及演变关系入手,对典型单位进行分组,将典型单位放到遗址中,对整个遗址进行分段,然后以典型遗址的分段为标尺,对整个考古学文化进行分期研究,进而对一区域内诸考古学文化进行编年研究。据此方法,选取晋南豫西地区龙山时代荆村文化、东关文化和三里桥文化的发展序列作为龙山时代黄土高原的年代标尺,参照这个标尺,对渭河流域、晋中晋北冀西北地区、陕北地区、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和甘青地区诸考古学文化及相关遗存的年代、性质等问题进行讨论。完善黄土高原各区域内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编年,探讨诸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论文第七章,以14支考古学文化及相关遗存的编年研究为基础,完善和构建龙山时代黄土高原的时空框架,将黄土高原的龙山时代划分为早、晚两个发展阶段。论文第八章,对14支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关系进行研究,将龙山时代的黄土高原划分为5个“亲族文化区”和3个“历史文化区”,在此基础上,考察不同发展阶段同一谱系和不同谱系考古学文化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形成的文化格局。论文第九章,总结收获。
赵越云[9]（2018）在《原始农业类型与中华早期文明研究》文中认为农业文明史研究逐渐成为农业史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此同时,文明史研究进入宏观整合阶段。农业史研究和文明史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面临转折与升华,由此,探讨农业与文明的关系成为可能,也有所必要。对农业史研究进行学术史回顾,并对考古学、历史学围绕中国早期文明而积累的诸多认识进行梳理,可以发现,两个学科在农业与文明方面,皆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成为本研究得以进行的学术基础。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农业史、文明史研究的已有成果进行必要界定与检讨:一方面,提出本研究对中国原始农业进行阶段划分和类型划分的基本判断;另一方面,提出本研究对早期文明与国家形成标志的基本认识,对中华早期文明进行阶段划分的具体方案。从而,为系统探讨原始农业类型与中华早期文明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前提与论述框架。通过对原始农业类型的形成与早期文明的多元起源、稻旱撞击与中华早期文明的形成、农牧裂变与中华早期文明的发展等关系的探索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原始稻作与旱作农业类型在中国南北方地区基本同时形成。原始农业类型的形成,使早期人类具备了一种脱离母体族群、异地生存繁衍的能力。原始血缘族群开始在一个相对固定的自然地理单元内细胞分裂式地增长,区域性中心聚落得以产生,揭示出凌驾于区域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端倪;同时,具有不同血缘关系的族群开始在各自然地理单元的边缘地带彼此接触,地缘因素开始萌发。公共权力和地缘因素出现在史前各区域,标志着早期文明化进程的开端,也揭示出早期文明的多元起源。新石器时代末期以来,原始稻作、旱作农业类型在持续发展中产生地域、文化间的相互撞击。在地域的撞击中,形成了稻旱混作农业类型;在文化的撞击中,生成了华夏、苗蛮与东夷三大古代族群。具有不同血缘关系的族群在面对史前洪水事件时产生了不同的应对策略,从而激化了族群间的矛盾。由矛盾到冲突、由冲突而战争。在华夏族群联合东夷,打击苗蛮的历史过程中,华夏族群实现了民族合并,从而产生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古代民族——华夏民族,同时也为中华早期文明在中原地区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在联合治水的过程中,中原地区总结经验,调整产业结构,吸纳异质族群,最终促成了中华早期文明在中原地区的形成。殷周春秋之际,北方地区萌芽于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区域差异,在气候干冷化趋势的刺激下逐渐凸显,北方地区逐渐在地域、文化上发生裂变。伴随北方地带逐渐从固有的原始旱作农业类型经由半农半牧农业类型而转变为原始游牧农业类型,戎狄、匈奴族群的在北方地带渐次形成。西戎北狄族群在与华夏民族的冲突中,一部分因遭到中原王朝的打击而参与到匈奴族群的构建过程中;另一部分则通过内附而融入华夏民族,扩充了华夏民族的构成,成为中华早期文明在中原地区获得发展的外部刺激因素。在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环伺的外部环境下,殷周春秋之际,“中国”作为一个文化政治实体的边界逐渐清晰。至此,稻旱撞击中形成的华夏民族与农牧裂变中凸显的中国边界,最终汇成“中华”。在农牧裂变的过程中,中原地区在原始旱作农业类型的基础上,接纳了新石器时代末期以来出现的畜牧业,种养结合的农业结构转变为农牧兼营。一方面为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的转型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也成为中华早期文明在中原地区进一步发展的内在驱动因素。基于上述基本结论,进一步对中华文明的历史演进过程进行宏观思考。可以发现中华文明的基本格局在其早期阶段已然奠定,在撞击与裂变中,中华早期文明走向古代文明阶段。战国秦汉以来,基于三种彼此不同的农业类型,逐渐产生了三种异质性的文明类型:遒劲的草原游牧文明、厚重的中原农耕文明与富庶的江南农渔文明。三种文明类型和而不同,在中华古代文明阶段,互通有无,彼此扶持,最终走向相互熔合。由不同而多元、由熔合而一体,三种农业与文明的类型构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王清刚[10]（2018）在《龙山时代海岱地区与南邻文化区互动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史前时期海岱地区与环太湖地区是两个文化较为发达的区域。相关的研究表明,这两个对于中国文明作出独特贡献的区域有着非同寻常的特殊关系。由于良渚文化相对年代和淮河流域考古工作匮乏等问题的困扰,龙山时代海岱与环太湖地区及其中间区域的关系探讨一直未能有效开展。而随着环太湖地区龙山文化遗存的发现及淮河流域考古新发现的报道,使得探讨龙山时代海岱地区与南邻文化区互动关系的材料基本充实。在当前研究方法、理论持续更新的形势下,有必要选择龙山时代中国东部地区的海岱、江淮、太湖三区,对它们之间互动关系进行系统地观察和分析,以期获得一个研究古代文明发展进程的新角度。本文实际上就是以海岱地区为主视角,在特定的龙山时代中国东部地区的时空范围内,讨论它与南邻包括江淮、宁镇地区、环太湖地区的互动关系。目前的研究表明,龙山时代,南方文化似乎处于相对弱势状态,而北方文化则源源不断地往南辐射,但这仅仅是靠器物类型学和良渚文明没有延续现象所得出的初步认知,况且对于江淮-宁镇地区和太湖地区的社会组织和结构目前还不了解,而影响文化互动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社会复杂化水平和政治实体。龙山时代的各地区人群之间的互动不会是松散无组织的群体漫无目的地迁徙,必定受所处的社会和政治组织的控制。所以从考古学材料中寻找这个阶段相关地区互动的内容是第一位的。为更加清晰地处理错综复杂的文化关系,本文采用从海岱地区,尤其是其南部地区出发,依次观察其与江淮-宁镇、太湖地区的文化互动之研究模式。在从考古实证的角度获得关于它们互动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互动的动因,包括经济背景、文化背景和社会政治背景;互动的具体方式和路线;互动对彼此所产生的影响。这部分是本文研究的另外一个核心。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有考古类型学和文化因素分析法、宏观聚落分析、高等级墓葬研究、战争和贸易等人群移动的视角。全文分为七个部分。绪论。首先介绍文章题目的缘起和要解决的问题,然后界定所要研究的时空范围,并从涉及区域的考古学互动研究史和国内外考古学文化互动理论研究动态两个层面进行回顾和总结,最后介绍文章的研究方法,包括文化因素分析、宏观聚落群分析、高等级墓葬和高端随葬品分析、战争考古的视角等。第一章。以中国东部地区一词来概述研究涉及的文化范围,分三节介绍龙山时代海岱地区、江淮-宁镇地区、太湖地区的地理环境、考古学文化序列和分期、生业经济和社会状况,为下一步探讨它们之间的互动提供必要的背景支持。其中重点分析诸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分期,对于年代分期已经比较明确的区域则侧重研究较少的地方类型。豫东、皖北由于处于东南西北文化交汇地带,自身和周围都经历了文化强弱盛衰的过程,内涵较复杂,对其性质认识也不一致,所以单独拿出来作为一个地区,但我们整体上还是将其作为海岱地区的范畴。江淮地区以大运河为界划为江淮西部和江淮东部,江淮西部又分为了江淮腹地和皖西南两个小区。由于江淮和宁镇地区不同时期遗存面貌清晰程度不一致,且归属于不同的文化圈,故在分析讨论时采用灵活处理的方式进行概括总结。第二章。大汶口文化晚期海岱与南邻文化区的互动内容,分三节分别讨论海岱与豫东、皖北地区、江淮西部地区、环太湖地区的互动内容,主要通过梳理海岱地区中的对方文化因素、对方地区中的海岱文化因素及双方共有的文化因素来进行分析总结。文化因素分析显示,豫东、皖北地区文化并不是与海岱地区完全一致,它有自身独有的特色,并可能已开始影响到临近的枣滕地区。这一时期也是南北文化交流趋势发生逆转的重要时间节点,前段良渚文化的因素虽然仍在海岱地区南部有所发现,但已呈衰弱之势;后段至龙山初期则是海岱文化因素迅速大规模向江淮西部和宁镇地区传播。第三章。大汶口文化晚期海岱与南邻文化区互动的动因、方式和路线。本章是在上一章研究结论基础之上进一步的深化,重点讨论了海岱南部文化圈的形成,包括尉迟寺类型的性质和来源,花厅墓地的性质及良渚文化因素的来源,着重对江淮东部地区的特殊地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综观尉迟寺类型、枣滕地区及苏北赵庄类型,这三个位于海岱地区南部的小区在地理位置和文化面貌上有一致性,是与周邻文化交流的重要孔道。尉迟寺类型与枣滕地区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极有可能是后者移民的结果。花厅聚落为大汶口文化南缘的一个重要政治实体之中心,其良渚文化因素应直接来自于江淮东部地区。聚落群分析表明江淮东部受良渚文化影响的聚落分为两个,年代延续时期较长。第四章和第五章的结构与第二、三章略有不同,根据材料的丰富程度合理调整,将龙山时期分为早晚两个阶段分别讨论,而互动的动因、方式、路线则缩略成小节与互动内容的研究放入一章。在第三四章对大汶口晚期的研究已形成了一定范式之后,这样可以更好地历时性观察龙山时期海岱与南邻互动的新形式新内容。其中第四章重点分析了禹会村类型和宁镇太湖地区中的海岱龙山文化因素,在龙山早期海岱地区文化和聚落重心位于东部的背景下考察这一南下文化交流的历程。种种迹象表明,淮河南岸中心聚落的兴起与皖北地区人口主体迁移似有关联。第五章侧重王油坊类型、芦城孜类型、南荡遗存和广富林文化的文化因素分析。龙山早晚期海岱地区东西部之间发生了大的变动,南荡遗存更有可能是集三种文化因素于一体的芦城孜类型南下的结果,苏皖交界地带的聚落群是最值得关注的来源地之一。结语。总结龙山时代中国东部地区文化互动的特点,并尝试对个案研究下的考古学文化互动研究范式略述己见。
二、考古学文化的层次划分——以龙山文化为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考古学文化的层次划分——以龙山文化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仪礼独占和扩散：朝向古代中国的史前传播（论文提纲范文）
| 一、释义：仪礼和仪式、仪式传播和仪礼传播 |
| 二、考古材料中的“仪礼独占” |
| （一）环境条件：仪式转型、等级分化和巫王合一 |
| （二）实物证据：礼器及其垄断 |
| 三、绝地天通：古史叙事中的祭祀垄断 |
| 四、“仪礼扩散”的内容、途径和机制 |
| （一）扩散形式和内容：礼器和礼仪规范 |
| （二）仪礼扩散的途径 |
| （三）仪礼扩散的机制 |
| 五、走向共同体：传播与社会结构的互动 |
（2）长城地带中段夏商时期遗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对象的时空范围 |
| 1.1.1 时间范围 |
| 1.1.2 空间范围 |
| 1.2 自然环境 |
| 1.3 文化传统与时代特征 |
| 1.4 考古发现与研究简史 |
| 1.4.1 第一阶段 |
| 1.4.2 第二阶段 |
| 1.4.3 第三阶段 |
| 1.5 研究现状和不足 |
| 1.6 研究目的及方法 |
| 第2章 夏纪年至商代前期遗存 |
| 2.1 大口二期文化 |
| 2.1.1 文化内涵辨识 |
| 2.1.2 分期与年代 |
| 2.1.3 发展和源流 |
| 2.2 朱开沟文化 |
| 2.2.1 文化内涵辨识 |
| 2.2.2 分期与年代 |
| 2.2.3 发展与源流 |
| 2.3 吕梁山区的东太堡文化遗存 |
| 2.3.1 文化内涵辨识 |
| 2.3.2 分期与年代 |
| 2.3.3 发展与源流 |
| 2.4 吕梁山区南段的夏纪年至商代前期遗存 |
| 2.4.1 文化内涵辨识 |
| 2.4.2 发展与源流 |
| 第3章 商代后期遗存 |
| 3.1 李家崖文化 |
| 3.1.1 文化内涵辨识 |
| 3.1.2 分期与年代 |
| 3.1.3 发展与源流 |
| 3.2 吕梁山区其他商代后期遗存 |
| 3.3 西岔文化 |
| 3.3.1 文化内涵辨识 |
| 3.3.2 分期与年代 |
| 3.3.3 发展与源流 |
| 3.4 西坬渠类型 |
| 3.4.1 文化内涵辨识 |
| 3.4.2 年代推断 |
| 3.4.3 发展与源流 |
| 3.5 晋陕铜器群 |
| 3.5.1 文化内涵辨识 |
| 3.5.2 出土情景及材料筛选 |
| 3.5.3 分期与年代 |
| 3.5.4 发展与源流 |
| 3.6 黑豆嘴类型 |
| 3.6.1 文化内涵辨识 |
| 3.6.2 出土情景及材料筛选 |
| 3.6.3 分期与年代 |
| 3.6.4 发展与源流 |
| 第4章 文化格局的演进 |
| 4.1 文化谱系及发展脉络 |
| 4.2 演进特征及发展动因 |
| 4.3 对外影响及历史作用 |
| 4.4 本章总结 |
| 第5章 文化传统的衰落与人群流向 |
| 5.1 族群归属 |
| 5.2 历史背景 |
| 5.3 原因推测 |
| 5.4 人群流向 |
| 5.5 本章总结 |
| 第6章 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
| 6.1 聚落形态 |
| 6.1.1 聚落布局 |
| 6.1.2 聚落等级 |
| 6.1.3 小结 |
| 6.2 社会分层 |
| 6.2.1 墓葬 |
| 6.2.2 房址 |
| 6.2.3 小结 |
| 6.3 生业形态 |
| 6.3.1 以往观点辨析 |
| 6.3.2 阶段性特征 |
| 6.3.3 小结 |
| 6.4 手工业门类 |
| 6.4.1 阶段性特征 |
| 6.4.2 新兴技术的来源分析 |
| 6.4.3 小结 |
| 6.5 信仰习俗 |
| 6.5.1 瓮棺葬 |
| 6.5.2 卜骨 |
| 6.5.3 其他相关遗迹 |
| 6.5.4 小结 |
| 6.6 本章总结 |
| 第7章 结语 |
| 7.1 研究收获 |
| 7.2 研究局限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附录 邻境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编年概述 |
| 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煤山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简史 |
| 三、本文研究任务 |
| 第一章 文化界定 |
| 第一节 煤山文化命名的合理性 |
| 第二节 煤山文化范畴的再界定 |
| 一、中原地区新砦二期阶段的遗存及其性质 |
| 二、汝颍地区以外可归入煤山文化的遗存 |
| 三、小结 |
| 第二章 遗存分析 |
| 第一节 汝颍地区 |
| 一、典型遗存分析 |
| 二、其他遗存分析 |
| 三、小结 |
| 第二节 豫东南地区 |
| 一、典型遗存分析 |
| 二、其他遗存分析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豫西南鄂西北地区 |
| 一、典型遗存分析 |
| 二、其他遗存分析 |
| 三、小结 |
| 第四节 鄂北地区 |
| 一、遗存分析 |
| 二、小结 |
| 第五节 鄂西宜都地区 |
| 一、遗存分析 |
| 二、小结 |
| 第六节 江汉平原区 |
| 一、典型遗存分析 |
| 二、其他遗存分析 |
| 三、小结 |
| 第七节 豫东皖中北地区 |
| 一、典型遗存分析 |
| 二、其他遗存分析 |
| 三、小结 |
| 第八节 江淮东部地区 |
| 一、遗存分析 |
| 二、小结 |
| 第三章 煤山文化的时空结构 |
| 第一节 煤山文化的分期 |
| 第二节 煤山文化的年代 |
| 一、相对年代 |
| 二、绝代年代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煤山文化的地域类型 |
| 一、早期阶段 |
| 二、中期阶段 |
| 三、晚期阶段 |
| 四、小结 |
| 第四章 煤山文化的形成 |
| 第一节 中原地区仰韶晚期至龙山早期的文化变迁 |
| 一、仰韶晚期 |
| 二、龙山早期 |
| 三、小结 |
| 第二节 煤山文化的形成 |
| 一、禹会村类型的形成 |
| 二、郝家台类型的形成 |
| 三、小结 |
| 第五章 煤山文化的发展及其与周边文化的关系 |
| 第一节 煤山文化早期与周边文化的关系 |
| 一、与郑洛地区 |
| 二、与豫西晋南地区 |
| 三、与关中地区 |
| 四、与豫北冀南地区 |
| 五、与海岱地区 |
| 六、与江淮东部地区 |
| 七、与宁镇地区 |
| 八、与环太湖地区 |
| 九、与环巢湖地区 |
| 一〇、与皖西南地区 |
| 一一、与鄂东地区 |
| 一二、与豫东南、豫西南鄂西北及江汉平原地区 |
| 一三、小结 |
| 第二节 煤山文化中期与周边文化的关系 |
| 一、与郑洛地区 |
| 二、与豫西晋南地区 |
| 三、与关中地区 |
| 四、与豫北冀南地区 |
| 五、与海岱地区 |
| 六、与宁镇地区 |
| 七、与环太湖地区 |
| 八、与环巢湖地区 |
| 九、与皖西南地区 |
| 一〇、与鄂东地区 |
| 一一、与澧阳平原 |
| 一二、与峡江地区 |
| 一三、与清江下游地区 |
| 一四、小结 |
| 第三节 煤山文化晚期与周边文化的关系 |
| 一、与郑洛、汝颍地区 |
| 二、与黄河流域诸地区 |
| 三、与冀中及京津唐地区 |
| 四、与长江流域诸地区 |
| 五、小结 |
| 第六章 煤山文化的流向 |
| 第一节 煤山文化煤山类型向新砦二期二里头文化的转变 |
| 一、新砦第二期的形成 |
| 二、新砦二期二里头文化的全面形成 |
| 三、小结 |
| 第二节 煤山文化其他类型的流向 |
| 一、王油坊类型的流向 |
| 二、南荡类型的流向 |
| 三、乱石滩类型的流向 |
| 四、其他四个类型的流向 |
| 五、小结 |
| 第七章 煤山文化与夏的关系 |
| 第一节 关于夏王朝年代与早期地望的基本认识 |
| 第二节 关于夏代早期重大史事的考古学、年代学解释 |
| 一、夏代早期重大史事与考古遗存的对应关系 |
| 二、夏代早期重大史事的年代学研究 |
| 三、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科研成果 |
（4）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玉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现状述评 |
| 1.3 研究对象及时空范围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时空范围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第二章 新石器时代至夏纪年时期玉璧研究 |
| 2.1 新石器时代至夏纪年时期的文化框架与背景 |
| 2.2 新石器时代至夏纪年时期玉璧的发现与分布 |
| 2.2.1 东北北部地区 |
| 2.2.2 燕辽地区 |
| 2.2.3 海岱地区 |
| 2.2.4 长江中游地区 |
| 2.2.5 长江下游地区 |
| 2.2.6 中原地区(黄河中游地区) |
| 2.2.7 甘青地区(黄河上游地区) |
| 2.3 新石器时代至夏纪年时期玉璧的型式分析 |
| 2.3.1 单孔壁 |
| 2.3.2 联璧 |
| 2.4 新石器时代至夏纪年时期玉璧的制作方式 |
| 2.4.1 成坯 |
| 2.4.2 钻孔及成形 |
| 2.4.3 修整成器 |
| 2.5 新石器时代至夏纪年时期玉璧的使用 |
| 2.5.1 玉璧的出土位置 |
| 2.5.2 玉璧的出土组合 |
| 2.5.3 玉璧的使用方式 |
| 2.6 新石器时代至夏纪年时期玉璧的功能愈用途 |
| 2.6.1 佩饰 |
| 2.6.2 身份、地位的象征 |
| 2.6.3 沟通天地、神灵的法器 |
| 2.6.4 财富货币 |
| 2.6.5 随葬 |
| 2.6.6 乐器 |
| 2.7 新石器时代至夏纪年时期玉璧的分期与特征 |
| 第三章 商代玉璧研究 |
| 3.1 商代的文化框架与背景 |
| 3.2 商代玉璧的发现与分布 |
| 3.2.1 商文化地区 |
| 3.2.2 四川地区 |
| 3.2.3 湘江与资江下游地区 |
| 3.2.4 赣鄱流域 |
| 3.2.5 闽粤地区 |
| 3.3 商代玉璧的型式分析 |
| 3.3.1 圆璧 |
| 3.3.2 有领璧 |
| 3.3.3 牙璧 |
| 3.3.4 有领牙璧 |
| 3.4 商代玉璧制作工艺 |
| 3.5 商代玉璧的使用 |
| 3.5.1 商代玉璧出土遗迹类型 |
| 3.5.2 商代玉璧出土位置 |
| 3.5.3 商代玉璧出土组合 |
| 3.5.4 商代玉璧使用方式 |
| 3.5.5 商代玉璧的等级关联 |
| 3.6 商代玉璧的功能与用途 |
| 3.6.1 祭祀用器 |
| 3.6.2 财富宝货 |
| 3.6.3 身份地位象征 |
| 3.6.4 纳贡之物 |
| 3.6.5 随葬用器 |
| 3.6.6 乐器 |
| 3.7 商代玉璧的分期与分区 |
| 3.7.1 商代玉璧的分期 |
| 3.7.2 商代玉璧的分区 |
| 第四章 西周玉璧研究 |
| 4.1 西周的文化框架与背景 |
| 4.2 西周玉璧的发现与分布 |
| 4.2.1 周原地区 |
| 4.2.2 丰镐地区 |
| 4.2.3 洛邑及周边地区 |
| 4.2.4 晋及其周边地区 |
| 4.2.5 燕及其周边地区 |
| 4.2.6 鲁及其周边地区 |
| 4.2.7 其他诸侯国 |
| 4.2.8 四川地区 |
| 4.2.9 湖湘地区 |
| 4.3 西周玉璧的型式分析 |
| 4.3.1 圆璧 |
| 4.3.2 有领璧 |
| 4.3.3 牙璧 |
| 4.3.4 璜联璧 |
| 4.4 西周玉璧的制作工艺 |
| 4.5 西周玉璧的使用 |
| 4.5.1 西周玉璧出土遗迹类型 |
| 4.5.2 西周玉璧出土位置 |
| 4.5.3 西周玉璧出土组合 |
| 4.5.4 西周玉璧的使用制度 |
| 4.6 西周玉璧的功能与用途 |
| 4.6.1 礼仪用器 |
| 4.6.2 祭祀用器 |
| 4.6.3 宾赠用器 |
| 4.6.4 丧葬用器 |
| 4.7 西周玉璧的分期与分区 |
| 4.7.1 西周玉璧的分期 |
| 4.7.2 西周玉璧的分区 |
| 第五章 东周玉璧研究 |
| 5.1 东周的文化框架与背景 |
| 5.2 东周玉璧的发现与分布 |
| 5.2.1 成周及其周边地区 |
| 5.2.2 晋及其周边地区 |
| 5.2.3 齐鲁及其周边地区 |
| 5.2.4 秦及其周边地区 |
| 5.2.5 吴越及其周边地区 |
| 5.2.6 楚及其周边地区 |
| 5.2.7 燕及周边地区 |
| 5.2.8 滇及其他地区 |
| 5.3 东周玉璧的型式分析 |
| 5.3.1 圆璧 |
| 5.3.2 出廓璧 |
| 5.3.3 有领璧 |
| 5.3.4 牙璧 |
| 5.3.5 双联璧 |
| 5.4 东周玉璧的制作工艺 |
| 5.5 东周玉璧的使用 |
| 5.5.1 东周玉璧出土遗迹类型 |
| 5.5.2 东周玉璧出土位置 |
| 5.5.3 东周玉璧出土组合 |
| 5.5.4 东周玉璧的使用制度 |
| 5.6 东周玉璧的功能与用途 |
| 5.6.1 礼仪用器 |
| 5.6.2 祭祀用器 |
| 5.6.3 盟誓用器 |
| 5.6.4 宾赠用器 |
| 5.6.5 丧葬用器 |
| 5.6.6 财富货币 |
| 5.6.7 佩饰 |
| 5.6.8 陈设用器 |
| 5.7 东周玉璧的分期与分区 |
| 5.7.1 东周玉璧的分期 |
| 5.7.2 东周玉璧的分区 |
| 第六章 汉代玉璧研究 |
| 6.1 汉代的文化框架与背景 |
| 6.2 汉代玉璧的发现与分布 |
| 6.2.1 陕西地区(关中地区) |
| 6.2.2 河南地区 |
| 6.2.3 河北、山西地区 |
| 6.2.4 山东地区 |
| 6.2.5 江苏地区 |
| 6.2.6 两湖地区 |
| 6.2.7 云贵地区 |
| 6.2.8 福建、两广地区 |
| 6.2.9 其他地区 |
| 6.3 汉代玉璧的型式分析 |
| 6.3.1 圆璧 |
| 6.3.2 出廓璧 |
| 6.3.3 有领璧 |
| 6.3.4 其他玉璧种类 |
| 6.4 汉代玉璧的制作工艺 |
| 6.5 汉代玉璧的使用 |
| 6.5.1 汉代玉璧出土遗迹类型 |
| 6.5.2 汉代玉璧出土位置 |
| 6.5.3 汉代玉璧出土组合 |
| 6.5.4 汉代玉璧使用方式 |
| 6.5.5 汉代玉璧的使用制度 |
| 6.6 汉代玉璧的功能与用途 |
| 6.6.1 礼仪用器 |
| 6.6.2 祭祀用器 |
| 6.6.3 丧葬用器 |
| 6.6.4 财富货币 |
| 6.6.5 馈赠用器 |
| 6.6.6 佩饰 |
| 6.6.7 陈设用器 |
| 6.6.8 建筑装饰用器 |
| 6.7 汉代玉璧的分期与分区 |
| 6.7.1 汉代玉璧的分期 |
| 6.7.2 汉代玉璧的分区 |
| 第七章 相关问题探讨 |
| 7.1 玉璧的起源问题探讨 |
| 7.2 玉璧形器的定名 |
| 7.3 玉璧的形制演变 |
| 7.4 玉璧制作工艺的发展脉络 |
| 7.5 玉璧的使用习俗与制度 |
| 7.6 玉璧功能的发展演变 |
| 7.6.1 玉璧的出土位置与玉璧功能的关联 |
| 7.6.2 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玉璧基础功能的转化 |
| 7.6.3 各时期的流行观念对玉璧功能的影响 |
| 7.7 玉璧承载形式的转变 |
| 7.8 玉璧在玉器中的地位变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冈时期中原文化向南方的扩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第二节 时空范围及相关概念说明 |
| 一、时间范围及阶段划分 |
| 二、空间范围及分区 |
| 三、相关概念说明 |
| 第三节 中原文化南下之前南方地区的文化背景 |
| 第四节 研究史回顾 |
| 第五节、研究目标与方法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理论与视角 |
| 四、论文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二章 分期与年代 |
| 第一节 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早期的考古学文化分期与年代 |
| 一、江汉东部地区 |
| 二、江汉西部地区 |
| 三、汉水中游地区 |
| 四、淮河上游地区 |
| 五、江淮西部地区 |
| 六、环洞庭湖地区 |
| 七、南方区域文化分期与年代 |
| 第二节 二里头文化中晚期的考古学文化分期与年代 |
| 一、江汉东部地区 |
| 二、江汉西部地区 |
| 三、汉水中游地区 |
| 四、淮河上游地区 |
| 五、江淮西部地区 |
| 六、环鄱阳湖地区 |
| 七、环洞庭湖地区 |
| 八、南方区域文化分期与年代 |
| 第三节 二里冈时期考古学文化分期与年代 |
| 一、江汉东部地区 |
| 二、江汉西部地区 |
| 三、汉水中游地区 |
| 四、淮河上游地区 |
| 五、江淮西部地区 |
| 六、环鄱阳湖地区 |
| 七、环洞庭湖地区 |
| 八、南方区域文化分期与年代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三章 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早期南方地区的文化格局 |
| 第一节 王湾三期文化晚期之前南方地区的文化背景 |
| 一、江汉东部地区 |
| 二、江汉西部地区 |
| 三、汉水中游地区 |
| 四、淮河上游地区 |
| 五、江淮西部地区 |
| 六、环鄱阳湖地区 |
| 七、环洞庭湖地区 |
| 八、石家河文化时期中原文化对南方的影响 |
| 第二节 王湾三期文化晚期南方地区的文化格局 |
| 一、江汉东部地区 |
| 二、江汉西部地区 |
| 三、汉水中游地区 |
| 四、淮河上游地区 |
| 五、环洞庭湖地区 |
| 第三节 新砦期至二里头文化早期南方地区的文化格局 |
| 一、江汉西部地区 |
| 二、汉水中游地区 |
| 三、淮河上游地区 |
| 四、江淮西部地区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四章 二里头文化中晚期南方地区的文化格局 |
| 第一节 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南方地区的文化格局 |
| 一、江汉东部地区 |
| 二、汉水中游地区 |
| 三、淮河上游地区 |
| 四、江淮西部地区 |
| 第二节 二里头文化三期南方地区的文化格局 |
| 一、江汉东部地区 |
| 二、江汉西部地区 |
| 三、汉水中游地区 |
| 四、淮河上游地区 |
| 五、江淮西部地区 |
| 第三节 二里头文化四期早段南方地区的文化格局 |
| 一、汉水中游地区 |
| 二、淮河上游地区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五章 二里冈文化时期南方地区的文化格局 |
| 第一节 二里头向二里冈过渡阶段南方地区的文化格局 |
| 一、江汉东部地区 |
| 二、江淮西部地区 |
| 第二节 二里冈文化下层时期南方地区的文化格局 |
| 一、江汉东部地区 |
| 二、江汉西部地区 |
| 三、江淮西部地区 |
| 四、环鄱阳湖地区 |
| 五、环洞庭湖地区 |
| 第三节 二里冈文化上层时期南方地区的文化格局 |
| 一、江汉东部地区 |
| 二、江汉西部地区 |
| 三、汉水中游地区 |
| 四、淮河上游地区 |
| 五、江淮西部地区 |
| 六、环鄱阳湖地区 |
| 七、环洞庭湖地区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六章 中原文化向南方的扩张过程 |
| 第一节 王湾三期文化向南方的扩张 |
| 一、王湾三期文化扩张前中原与南方的文化面貌 |
| 二、王湾三期文化向南扩张与南方地区文化面貌的改变 |
| 三、南方地区文化格局的形成及与周边文化的互动关系 |
| 四、王湾三期文化扩张模式、路线和动因蠡测 |
| 第二节 二里头文化向南方的扩张 |
| 一、扩张的背景 |
| 二、扩张的阶段与路线 |
| 三、扩张的模式 |
| 四、扩张的动因 |
| 第三节 二里冈文化向南方的扩张 |
| 一、扩张的背景 |
| 二、扩张的阶段 |
| 三、扩张的模式 |
| 四、扩张的动因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七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6）《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 |
| 一、选题原因 |
| 二、1966年时间节点的设定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 |
| 二、对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注释规范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注释规范 |
| 第一章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分期与实践途径研究 |
| 第一节 萌发时期(1920-1931) |
| 第二节 过渡时期(1931-1949) |
| 第三节 形成时期(1949-1966) |
| 第四节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实践途径 |
| 小结 |
| 第二章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一节 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发展过程 |
| 第二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三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中国的实践(1941-1949) |
| 第四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新中国的实践(1949-1966) |
| 小结 |
| 第三章 夏鼐与新技术、多学科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 |
| 第一节 新技术在考古学应用 |
| 第二节 夏鼐与多学科考古学研究 |
| 小结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初步建立 |
| 第一节 中国考古学体系的提出 |
| 第二节 规划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 |
| 第三节 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 |
| 第四节 推动中外考古交流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一: 夏鼐阅读书籍目录 |
| 附录二: 夏鼐阅读期刊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龙山时代的黄土高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时空范围与研究对象 |
| 二、研究背景 |
| 三、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龙山时代的晋南、豫西地区 |
| 1.1 运城盆地 |
| 1.1.1 荆村文化 |
| 1.1.2 东关文化 |
| 1.1.3 三里桥文化 |
| 1.2 临汾盆地 |
| 1.2.1 襄汾陶寺遗址的年代标尺 |
| 1.2.2 其他遗址龙山时代遗存的分段 |
| 1.2.3 龙山时代遗存的分期与年代 |
| 1.3 晋东南地区 |
| 1.3.1 典型遗址的分段 |
| 1.3.2 龙山时代遗存的分期与年代 |
| 1.4 豫西地区 |
| 1.4.1 荆村文化 |
| 1.4.2 三里桥文化 |
| 1.4.3 龙山时代遗存的分期与年代 |
| 1.5 小结 |
| 第二章 龙山时代的渭河流域 |
| 2.1 渭河流域龙山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 |
| 2.2 渭河流域的荆村文化 |
| 2.2.1 东区荆村文化典型遗址的分段 |
| 2.2.2 西区荆村文化典型遗址的分段 |
| 2.2.3 荆村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
| 2.3 渭河流域的客省庄文化 |
| 2.3.1 东区客省庄文化典型遗址的分段 |
| 2.3.2 西区客省庄文化典型遗址的分段 |
| 2.3.3 客省庄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龙山时代的晋中、晋北和冀西北地区 |
| 3.1 晋中地区 |
| 3.1.1 龙山时代典型遗址的分段 |
| 3.1.2 龙山时代遗存的分期与年代 |
| 3.2 晋北地区 |
| 3.2.1 龙山时代典型遗址的分段 |
| 3.2.2 龙山时代遗存的分期与年代 |
| 3.3 冀西北地区 |
| 3.3.1 龙山时代典型遗址的分段 |
| 3.3.2 龙山时代遗存的分期与年代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龙山时代的陕北地区 |
| 4.1 小官道遗存 |
| 4.1.1 典型遗址的分段 |
| 4.1.2 小官道遗存的分期与年代 |
| 4.2 石峁遗址相关遗存 |
| 4.2.1 典型遗址的分段 |
| 4.2.2 石峁遗址相关遗存的分期与年代 |
| 4.2.3 石峁遗址相关遗存的文化性质 |
| 4.3 小结 |
| 第五章 龙山时代的内蒙古中南部地区 |
| 5.1 东区：老虎山文化遗存 |
| 5.1.1 典型遗址的分段 |
| 5.1.2 分期与年代 |
| 5.2 西区：小沙湾遗存、永兴店文化 |
| 5.2.1 典型遗址的分段 |
| 5.2.2 分期与年代 |
| 5.3 小结 |
| 第六章 龙山时代的甘青地区 |
| 6.1 常山下层文化 |
| 6.1.1 典型遗址的分段 |
| 6.1.2 分期与年代 |
| 6.2 客省庄文化 |
| 6.2.1 典型遗址的分段 |
| 6.2.2 分期与年代 |
| 6.3 齐家文化 |
| 6.3.1 典型遗址的分段 |
| 6.3.2 分期与年代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龙山时代黄土高原的编年序列与发展阶段 |
| 7.1 编年序列 |
| 7.2 发展阶段 |
| 第八章 龙山时代黄土高原的文化谱系与演进格局 |
| 8.1 文化谱系 |
| 8.2 演进格局 |
| 第九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致谢 |
（9）原始农业类型与中华早期文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相关研究综述 |
| 1.3.1 中国农业史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
| 1.3.1.1 对古农书和农史资料的发掘、整理、校注、汇编 |
| 1.3.1.2 农史学科体系的建立与各分支学科的深入发展 |
| 1.3.2 早期文明相关理论的形成途径 |
| 1.3.2.1 考古研究者的理论贡献 |
| 1.3.2.2 史学理论研究者的贡献 |
| 1.3.2.3 兼顾归纳与演绎的成果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历史文献研究法 |
| 1.4.2 文物考古研究法 |
| 1.5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检讨 |
| 2.1 原始农业类型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原始农业的时代下限与构成因素 |
| 2.1.2 农业类型与原始农业的类型划分 |
| 2.2 中华早期文明相关理论检讨 |
| 2.2.1 国家的标志探讨与概念再界定 |
| 2.2.2 中华早期文明发展阶段的划分 |
| 第三章 原始农业类型的形成与中华早期文明的起源 |
| 3.1 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动植物驯化的开端 |
| 3.1.1 人类生存环境与生活方式的转变 |
| 3.1.2 生产工具与渔猎采集经济的发展 |
| 3.1.3 人类驯化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迹象 |
| 3.2 新石器时代中期构成原始农业类型诸因素的齐备 |
| 3.2.1 北方地区原始旱作农业类型的雏形 |
| 3.2.2 南方地区原始稻作农业类型的因素 |
| 3.3 新石器时代晚期原始旱作、稻作农业类型的形成 |
| 3.3.1 北方地区原始旱作农业类型的确立 |
| 3.3.2 南方地区原始稻作农业类型的形成 |
| 3.4 原始农业类型形成的历史影响与意义：中华早期文明的起源 |
| 3.4.1 原始血缘性族群的繁殖 |
| 3.4.2 区域性中心聚落的形成 |
| 3.4.3 不同血缘族群间的接触 |
| 3.5 本章小结：中华早期文明的多源起源 |
| 第四章 稻旱撞击与中华早期文明的形成 |
| 4.1 新石器时代末期-殷商以前原始农业类型的演进格局 |
| 4.1.1 原始旱作农业类型的持续发展 |
| 4.1.1.1 豆麦牛羊的相继出现 |
| 4.1.1.2 中国家马的域外引入 |
| 4.1.2 原始稻作农业类型的演进历程 |
| 4.1.2.1 原始稻作农业类型的发展 |
| 4.1.2.2 原始稻作农业类型的衰落 |
| 4.2 稻旱地域撞击：稻旱混作农业类型的形成 |
| 4.3 稻旱文化撞击：古代三大族群的初步生成 |
| 4.3.1 史前洪水事件真实存在的多元证据 |
| 4.3.2 不同农业类型与族群对洪水的应对 |
| 4.4 中华早期文明形成的外部刺激与内部驱动 |
| 4.4.1 克有三苗：史前中国南北格局的终结 |
| 4.4.2 禹别九州：中华早期文明的最终形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农牧裂变与中华早期文明的发展 |
| 5.1 农牧地域裂变：北方地带原始游牧农业类型的渐趋形成 |
| 5.1.1 从旱作到半农半牧：北方地带生业模式的初次调试 |
| 5.1.2 从半农半牧到游牧：北方地带生业模式的再次调试 |
| 5.1.3 北方地带早期文明进程断裂的宏观审视——以石峁为例 |
| 5.2 农牧文化裂变：北方地带西戎北狄匈奴族群的渐次形成 |
| 5.3 农牧兼营：中原地区原始旱作农业类型的结构调整 |
| 5.3.1 殷商以来中原地区对畜牧业的接纳 |
| 5.3.2 殷商以来中原地区家马本土化历程 |
| 5.4 中华早期文明发展的外部刺激与内部驱动 |
| 5.4.1 农以富国·牧以强兵：中原地区早期文明发展的内部驱动 |
| 5.4.2 戎狄内附·错居中国：中原地区早期文明发展的外部刺激 |
| 5.4.2.1 华夏民族意识的强化 |
| 5.4.2.2 中国地域边界的明晰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多样熔合：农业与文明类型的历史演进 |
| 6.1 河流轴心·东西绵延：农业类型的地域最大化与文明类型的多样性 |
| 6.2 南北异质·互补熔合：多样文明类型最终走向一体化的动因与机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10）龙山时代海岱地区与南邻文化区互动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时空范围及相关概念之界定 |
| 第三节 学术发现和研究史回顾 |
| 一、海岱地区与其南邻关系研究史概述 |
| 二、考古学文化互动关系研究范式的思考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龙山时代中国东部地区的考古学文化 |
| 第一节 海岱地区 |
| 一、考古学文化分期与类型 |
| 二、自然地理环境 |
| 三、生业经济 |
| 四、社会复杂化水平 |
| 第二节 江淮-宁镇地区 |
| 一、考古学文化分期与类型 |
| 二、自然地理环境 |
| 三、生业经济 |
| 四、社会复杂化水平 |
| 第三节 太湖地区 |
| 一、考古学文化分期与类型 |
| 二、自然地理环境 |
| 三、生业经济 |
| 四、社会复杂化水平 |
| 第四节 龙山时代中国东部地区诸文化的年代对应关系 |
| 第二章 大汶口文化晚期海岱与南邻文化区的互动内容 |
| 第一节 海岱与豫东-皖北地区 |
| 一、豫东-皖北地区所见海岱文化因素 |
| 二、双方共有的文化因素 |
| 三、海岱地区所见皖北地区文化因素 |
| 第二节 海岱与江淮西部地区 |
| 一、皖中地区所见海岱文化因素 |
| 二、皖西南地区所见海岱文化因素 |
| 三、皖东地区所见海岱文化因素 |
| 第三节 海岱与环太湖文化区 |
| 一、环太湖文化区中的海岱文化因素 |
| 二、海岱地区中的环太湖文化区因素 |
| 三、两地共有文化因素 |
| 第三章 大汶口晚期海岱与南邻文化区互动的动因、方式和路线 |
| 第一节 海岱地区南部文化圈的形成及互动 |
| 一、尉迟寺类型的性质及来源 |
| 二、聚落考古视野下的皖北-豫东地区 |
| 三、海岱地区南部文化圈的共同文化特质 |
| 第二节 海岱与江淮东部-太湖地区互动的动因、方式和路线 |
| 一、花厅墓地的性质及良渚文化因素的来源 |
| 二、互动的动因及方式 |
| 三、互动的路线 |
| 第三节 海岱与江淮西部-宁镇地区互动的动因、方式和路线 |
| 一、互动的动因和方式 |
| 二、互动的路线 |
| 第四章 龙山早期海岱与南邻文化区的互动 |
| 第一节 豫东-皖北地区的文化低潮 |
| 第二节 江淮西部地区的龙山化 |
| 一、禹会村龙山遗存中的海岱文化因素 |
| 二、其他遗址的线索 |
| 第三节 宁镇-太湖地区的龙山化 |
| 一、宁镇地区中的海岱文化因素 |
| 二、太湖地区中的海岱文化因素 |
| 第四节 互动的动因、方式、路线 |
| 一、聚落群分析 |
| 二、互动的动因、方式及路线 |
| 第五章 龙山晚期海岱与南邻文化区的互动 |
| 第一节 王油坊类型再认识 |
| 一、王油坊类型中的海岱文化因素 |
| 二、海岱地区中的王油坊类型因素 |
| 三、芦城孜类型——文化碰撞融合的最前沿 |
| 四、东西二元对立的滥觞——龙山晚期的江淮西部 |
| 第二节 南荡遗存的文化因素分析 |
| 第三节 广富林文化中的北方文化因素 |
| 第四节 互动的动因、方式、路线 |
| 一、聚落群分析 |
| 二、互动的动因、方式和路线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考古学文化的层次划分——以龙山文化为例（论文参考文献）
- [1]仪礼独占和扩散：朝向古代中国的史前传播[J]. 何勇. 华夏传播研究, 2020(02)
- [2]长城地带中段夏商时期遗存研究[D]. 祁冰. 吉林大学, 2020(03)
- [3]煤山文化研究[D]. 袁飞勇. 武汉大学, 2020(06)
- [4]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玉璧研究[D]. 杨岐黄. 西北大学, 2020(07)
- [5]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冈时期中原文化向南方的扩张研究[D]. 陈晖. 武汉大学, 2019(01)
- [6]《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D]. 裴世东. 安徽大学, 2019(02)
- [7]山东龙山文化的聚落与社会[J]. 孙波. 海岱考古, 2019(00)
- [8]龙山时代的黄土高原[D]. 董霄雷. 吉林大学, 2019(10)
- [9]原始农业类型与中华早期文明研究[D]. 赵越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8(12)
- [10]龙山时代海岱地区与南邻文化区互动关系研究[D]. 王清刚. 山东大学, 201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