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未必“信”——从目的论视角看戴乃迭对《蝴蝶》的翻译

一、翻译也可不“信”——从目的论看戴乃迭的译作《蝴蝶》（论文文献综述）

韩婧敏^[1]（2020）在《《中国古代小说构思学》（第一章）翻译实践报告》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现在转而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特别重视对外传播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中国古代小说愈发受到外国读者欢迎。本次翻译文本选自马瑞芳的《中国古代小说构思学》,全书对古代小说的发展进行了梳理总结,对古代小说的构思艺术进行了细致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次翻译实践报告以德国功能派目的论为理论指导,由汉斯·弗米尔提出。该理论将翻译研究从原文本中心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指出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是由翻译目所决定的。弗米尔还提出了三大翻译原则:目的法则,连贯法则,忠实法则,其中目的法则最重要。本次翻译实践报告从功能派目的论的视角出发,主要讨论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四字词的翻译和句子翻译。根据此次翻译实践的目的-传播中国古代小说知识,促进跨文化交流-以及翻译文本的具体语言特色,译者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中国文化负载词具有鲜明的文化内涵,译者在翻译时采取了音译、音译加注、直译和直译加注等翻译方法。在处理四字词语的翻译时,译者主要采用了直译和意译的翻译方法。在句子翻译方面,译者基于汉英语言差异选择了调整语序、增译、省译、句式重组、意译等不同的翻译方法。通过对译文案例和翻译过程的分析,笔者认识到,在正式翻译前译者必须首先明确翻译目的,了解目的语读者对译文的需求和期待,然后根据词语的不同特点,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跨文化交流。本报告主要包括四部分:第一部分是翻译任务描述,主要包括翻译任务来源、翻译文本描述、翻译项目意义;第二部分是翻译过程,主要分为译前准备、翻译初稿、翻译二稿的修改和翻译终稿的确定;第三部分是本次翻译实践报告的主体——翻译案例分析,主要分为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四字词语的翻译、句子的翻译。第四部分为翻译实践总结,包括此次翻译实践中未解决的问题、经验总结和对今后工作的启发和展望。

王力玮^[2]（2019）在《“再创论”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维译本释读》文中提出王蒙先生1956年9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1957年反右扩大化开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部小说经历了从“毒草”到“鲜花”翻天覆地的变化。作品已具有一定的思想力度和艺术魅力,且兼具时代性、文化性和政治参照性等特征,为读者所称赞。《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维吾尔文译本是由雪赫来提·穆罕默德翻译（新疆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本文以“‘再创论’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维译本释读”为题,以尤金·A.奈达功能对等理论为依据,通过实例研究,多方位分析译作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从词语、词性、语句、词类四个角度对“再创论”实践进行实证与分析,希望通过探析维语译法与“再创论”的实践关系,进而客观、辩证地评述译本的翻译与再创、译入语文化“传真”、信息传递、翻译风格和译本价值五方面的相关问题,总结译文译法,分析优缺点,形成本文研究所得,为日后同类作品研究提供实践样板。本文共分前言、正文、结束语三部分。前言由研究目的、意义、现状、趋势、方法与创新内容六部分构成。正文部分,第一章介绍了小说、小说作品特点及翻译准则,并尝试性地提出作品维译的“再创论”构想。其次,第二、三章,以“再创论”为视角微观分析《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维译本译法,实证“再创论”的科学性。评述再创基础上原作风格的再现问题与方法。第四章针对维译本翻译问题,提出解决翻译问题的“情”“彩”“才”“志”“风”五条优化对策。第五章呈现“再创论”视角下《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维译本译法研究启示。结语部分是对整篇论文的写作安排、创新之处、个人认识及观点、收获与不足等进行的总结。本文认为,翻译是实现两种语码之间对等关系的转换过程,在实际翻译过程中,每项翻译活动都需要“再创”。“再创论”则是指在翻译科学性与忠实的基础上,将“信”与“美”相结合,不拘泥于形式的“再创”的翻译方法。

冯瑜婷^[3]（2017）在《场域—惯习理论视角下戴乃迭《蝴蝶》英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跨学科的相互借鉴和渗透给翻译学科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布迪厄的社会学概念与理论模式运用于翻译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其中场域、惯习、资本等理论被广泛运用于分析翻译的产生、传播、接受及制约具体策略与方法的社会因素。本文从场域与惯习的视角对戴乃迭翻译的《蝴蝶》进行研究分析。《蝴蝶》是中国当代着名作家王蒙在1980年发表的一篇中篇小说,国内外有不少学者从文学研究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文章认为,一个译本的出现,会受到特定时期场域和译者惯习的影响。因此,将场域与惯习进行对文本复译的讨论是一个可行的选择。改革开放后,国际交流加强,国家重视对外文化交流,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翻译活动大都由外文局组织,且都以中译外为主,这种相对宽松的国内国际环境给了译者很多的选择,译者可以根据自己喜好选择所译文本,所以戴乃迭选译了一些现当代优秀作家作品。戴乃迭不可避免的受其社会角色影响,她横跨中西双重文化,在《蝴蝶》的翻译中采取了灵活的翻译方法和策略,其选择符合读者期待。同时,笔者也分析该理论运用于这个译本分析中产生的不足及期望。通过该译本的分析研究,笔者认为该理论亦可运用于文学作品复译的研究中。

朱姝^[4]（2014）在《情境翻译与翻译情境 ——戏剧翻译元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情境”为逻辑起点对戏剧翻译元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全部论证和研究可以概括为一个命题：戏剧翻译是情境翻译和翻译情境,其内在关联是剧本之情与译者之情的契合。戏剧翻译研究一直未能成功构建系统性的翻译理论体系,主要原因在于,已有戏剧翻译研究过多关注戏剧翻译本体外围的研究。只有回归戏剧翻译本体,才有构建戏剧翻译理论体系的可能。同时,本体视域下、严格意义上的戏剧翻译,是戏剧研究、翻译研究和戏剧翻译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基石。本研究采用的主要方法为假设求证法,在分析论证过程中,使用了文献法、多学科研究法、互证法、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方法。首先,本文找出了已有戏剧翻译理论和研究中的根本分歧：戏剧翻译的界定是狭义还是广义、戏剧文本特性是文学性还是剧场性、戏剧译者作用是主导者还是从属者。同时,提出解歧方案：应在狭义上界定戏剧翻译、戏剧文本特有的戏剧性既包括文学性又包括剧场性、戏剧译者在戏剧翻译中具有主导作用。其次,本文从已有研究中挖掘出戏剧翻译本体研究路向：以剧本形式和译者心理为研究对象,以戏剧翻译的“本质”和“本源”为研究切入点；并提出理论假设：戏剧翻译的元问题是情境翻译和翻译情境,情境翻译是戏剧翻译的本质,翻译情境是戏剧翻译的本源。在本论文的主体部分,我们从戏剧情境本体论和译者心理学两个维度,结合现象学美学、语言哲学和文艺心理学等领域的成果和方法,对戏剧翻译元问题中的本质和本源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证。在论证过程中,阐述了情境翻译和翻译情境的具体内涵、作用和意义,并结合具体文本对情境翻译和翻译情境进行了分析。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本文提出：情境翻译指把源文本的戏剧情境在译本中再现出来,戏剧情境是戏剧翻译同一的标准；翻译情境指译者的内心情境,是戏剧翻译发生的情感动力,翻译情境蕴含于译本中,是译文具有差异性的根本原因。在对“情境翻译是戏剧翻译本质”进行论证时,侧重译本的生成过程,由翻译过程顺向推导出论题的合理性；在对“翻译情境是戏剧翻译本源”进行论证时,侧重译本的心理蕴含,由译本和源文本、译本和译本之间的比较分析,逆向推导出论题的合理性。一方面,本文对情境翻译展开全面分析论证,扼要阐述了谭霈生提出的戏剧情境本体论,在引入戏剧翻译时,对其内涵进行了补充,认为心灵意向性借助语言指向戏剧情境。本文指出,情境是衡量译本和源文本具有同一性的标准,以情境为戏剧翻译单位可以保证译本和源文本具有同一性。本文以英加登作品层次说、戏剧意象思维和诗化语言观为理论依据,把戏剧情境分为三个层次：语言层、意象层和意蕴层,把握住这三个层次可以更有效地理解所译剧本的形式和意义。戏剧翻译诗学关注戏剧形式的翻译。在戏剧翻译表达阶段,本文提出了情境言表述、象表述和情显现的同一,这些同一具体化为诗性标记的同一。另一方面,本文对翻译情境进行索隐式分析论证。本文提出的翻译情境指译者的心理情境。依据“人是翻译的根基”观点,确立翻译情境为戏剧翻译本源,解答戏剧翻译从何而来（from）和依何而来（by）这个“本源”问题。本文从心理学角度,把译者必然进入的翻译情境分为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三个层次,指出翻译情境对戏剧翻译具有本体意义。本文认为,在翻译过程中,正是翻译情境超越译者的愿望和行动与译者一起发生。然后详细论述了翻译情境中译者无意识的本源性表现：译者翻译移情、情境翻译和翻译情境的同构与张力、译本的心理蕴含。从言表述、象表述和情显现三个方面分析了翻译情境对戏剧翻译的隐性影响。在翻译情境对戏剧翻译的显性影响中,回答了戏剧翻译为何要20年一重译的谜题。因译本语言老化,翻译情境的异质性压倒了源文本和译本中戏剧情境的同一性,源文本需要新的语言质料来重构译本中的戏剧情境。最后提出戏剧译者的任务：确立戏剧翻译观、自觉研习戏剧理论与剧作、翻译移情与译笔中立的平衡、译者爱与责任的合一。对情境翻译和翻译情境进行分析论证后,本文确定理论假设成立,即：戏剧翻译元问题由情境翻译和翻译情境构成,其中情境翻译是戏剧翻译的本质,翻译情境是戏剧翻译的本源,其内在关联在于剧本之情和译者之情的契合。这一研究结果可被反复验证。本文还界定了可以谈论戏剧翻译的术语,如：戏剧翻译、元问题、情境翻译、翻译情境、同一性、差异性、意象、情境虚实、情境节奏等。以情境为尺度,不仅可以回答“戏剧翻译是什么”和“戏剧翻译如何是”这两个最根本的问题,还可以解决其它一直缠绕不清的问题,如：戏剧翻译对象的确定、戏剧翻译质量评价标准、戏剧译者的作用等。戏剧翻译元问题的解决不仅是戏剧翻译理论构建的逻辑起点,而且在实践上会促使更多严格意义上翻译作品的诞生。戏剧翻译元问题是戏剧翻译研究的首要问题,内含着整个戏剧翻译现象的内在矛盾和秘密。因戏剧翻译元问题的解决,本学科中其他一系列理论问题也就有所归依。所以对戏剧翻译元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本体论意义,还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

王惠萍^[5]（2014）在《后殖民视域下的戴乃迭文化身份与译介活动研究》文中认为本研究以皮姆的译者为中心的翻译史研究模式作为基础。皮姆认为翻译史的相关研究环节是以译者开始和结束的，从而将翻译史的研究中心转移到了译者主体身上。译者的主体性在很大程度上又受到其文化身份的影响。本论文采用后殖民翻译理论的视角。依照罗宾逊对“后殖民”第三阶段的定义，“后殖民”是二十世纪末我们对于政治和文化权力关系的看法，时间跨度为所有的人类历史。后殖民翻译理论对于文化身份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个层面：（1）译者的文化身份是如何影响其译介活动的；（2）译者的译介活动是如何塑造本土以及异域的文化身份的。这两个层面是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的。本论文的研究目标包括：（1）揭示译者文化身份对其译介活动的影响。戴乃迭的文化身份具有特殊性，既融合了东西方不同的民族文化身份，又受到其女性文化身份的影响，从而对其译介活动产生错综复杂的影响；（2）展现译者译介活动对民族文化身份的塑造作用。本研究考察戴乃迭在译介中国文学时的社会历史语境，及其译介作品的海外接受情况，以探讨戴乃迭的译介活动对构建中国民族形象的作用；（3）剖析中国文学“走出去”过程中的权力因素，并给出相关建议。本研究借助对戴乃迭这一译者及其他相关译者的考察，以揭示中国文学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这个阶段的对外译介情况，及制约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种种权力因素，并希望给出相关的建议和看法。本论文的研究方法为定量与定性研究的结合运用。一方面，本论文采用语料库实证分析方法，对《边城》四个英译本翻译语料库进行检索，给出文本分析数据，由此展示戴乃迭独具特色的翻译风格；另一方面，本研究采用例证、综合分析和归纳总结法，结合不同译本中具体的翻译实例，从微观层面对不同译本进行比较，并分析对比不同译本形成过程中的权力因素，最后归纳出制约译者译介活动的因素和译者文化身份的特点。在研究的时间维度方面，本论文同时运用历时与共时研究方法。一方面，本论文采用历时研究，具体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是形成于不同历史时期的《边城》四个英译本的比较，其二是戴乃迭译介生涯不同时期的代表译作比较；另一方面，本论文采用共时研究，对形成于同一时期的《沉重的翅膀》的戴乃迭译本与葛浩文译本进行比较。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从后殖民视角考察了权力因素对译者文化身份的影响，以及译者文化身份的特点，具体为：其一，从宏观角度看，戴乃迭具备双重民族文化身份。在翻译活动中主要体现为杂合性、协商性和流动性的特点。（1）杂合性。戴乃迭的双重民族文化身份使她既能充分理解原作的精神，在翻译时尽力传递原作的风味，同时又能关注译入语读者的阅读习惯。（2）协商性。戴乃迭的翻译策略受制于翻译活动所处的特定时代，处于各种权力因素的影响之下，其特定的文化身份是特定时期和语境下种种矛盾和冲突协商的产物。（3）流动性。戴乃迭的翻译策略随着其文化身份的流动而出现变化，其后期灵活变通的翻译方法是为了实现文化的顺利沟通而采取的有效策略。其二，从微观角度看，戴乃迭又具备女性文化身份。在译介新时期女性作家的作品时，戴乃迭充分关注了中国女性生活中面临的种种历史和现实问题，翻译时在尊重原文内容和精神的基础上，采取相对温和的变通手段，以提升译文的女性主体意识，强化作品的女性主义色彩。

赵征军^[6]（2013）在《中国戏剧典籍译介研究 ——以《牡丹亭》的英译与传播为中心》文中指出中国戏剧典籍作为中国传统戏剧文学、文化价值的重要承载者，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牡丹亭》因其浓艳华丽的语言、恍惚迷离的情节、宏大辉煌的结构、栩栩如生的人物刻画，以及反对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幸福和要求个性解放的主题，感染了千千万万个读者，成为英美文化系统译介中国戏剧典籍的代表。在近280多年的中国戏剧典籍“西渐”过程中，诸多汉学家和华裔学者如艾克顿、张心沧、翟楚/翟文伯、白之、宇文所安等人为中国戏剧典籍及《牡丹亭》的英译和对外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在诸多国家翻译文化工程推动之下，中国戏剧典籍迎来了对外译介的黄金时节，《牡丹亭》的对外译介呈现加速度的发展趋势，张光前、汪榕培、许渊冲/许明等国内译者的新译本竞相涌现。到目前为止，国内外不同版本、类别的英译本已逾二十余种。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包括《牡丹亭》在内的中国戏剧典籍译介研究一直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具有“单一性”、“规定性”、“分散性”的显着特征。研究者多从语文学模式出发，提出中国戏剧典籍“应该”如何翻译，而对作为跨文化交际意义而存在的戏剧典籍英译过程中涉及到的机构、市场、形式库、消费者等各种制约因素、尤其是译本在目地语系统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多有忽略。这与中国戏剧典籍英译的跨文化特性大相抵牾，也与当前《牡丹亭》的英译盛况及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意图的实现格格不入。因此，本文拟以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理论、译介学、佐哈尔文化构建论为基础，以翻译规范、创造性叛逆、赞助者、诗学、意识形态等概念为切入点，在中英文学、文化系统之下客观考察、描述《牡丹亭》英译过程中的翻译、传播、影响等问题，总结其经验教训，以期对当下的戏剧典籍英译和其他翻译文化工程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意见。研究表明，在中国戏剧典籍《牡丹亭》“西渐”过程中，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汉学家、华裔学者“译入”模式和国内学者“译出”模式，而且两种模式产出文本的最终结果也截然不同。前者是英美文化系统在发展过程中，根据自身文化构建需求而对中国戏剧典籍进行的主动式译介。后者是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出于复兴中华文化、改变中国国家形象为目的，译者主体与国家意志相结合之后，面向英美文化系统的一种推介方式。在第一种模式之下，身处英美文化系统之下的译者能够协调自身翻译活动与目标语机构、读者、市场等因素之间的关系，采用灵活多变的翻译策略，以适应本土意识形态、诗学及文化形式库调整的需求。其翻译规范由面向译语系统的可接受性原则转向面向原语系统的充分性原则，最后定格在以译者为中心、充分性与可接受性有机结合的规范之下。尽管汉学家和华裔学者的翻译风格不尽相同，但在唱词/诗文、双关/暗讽等文字游戏、个性化语言、文化意象这些关键要素的处理上，他们基本上形成了一定的默契：尊重原文唱腔和诗词的格律和形式，但绝不因韵损义，而是以英语自由诗灵活多变的诗行、大致相仿的节律来翻译原文的内容和神采，必要时，辅之以扼要的注释来解释文中带有强烈中国文化特色的语言和文化现象；在处理双关/暗讽等文字游戏和个性化的语言时，译者首选的策略是在原文语义框架内创造性的再现原文的表达效果，并以地道的语言将不同人物的语域特征加以区分；在对待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他们采取的是尊重而非清洗的态度。其文本接受对象，也由普通的英语大众读者转向具有汉语语言和文学教育背景的专业读者。从传播的角度来看，由于翻译策略、外部影响因素等差异的存在，不同的文本在流通渠道和象征性资本再生产领域的表现各不相同。艾克顿、翟氏父子译本逐渐被边缘化，而白之、宇文所安、张心沧的译本则得到了英美文化系统读者的青睐。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白之译本在目的语市场、机构、读者等因素的推动之下，逐渐融入英美文化汉语文学教育体系，最终改变了目的语汉语戏剧文学形式库的构成。此外，白之所译《牡丹亭》还不断被收入专业人士所编各类中国文学选集、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研究工具书之中，实现了“经典化”，成为英美文化系统大中院校学生反复阅读的对象。就效果而论，白之《牡丹亭》译本的经典化不仅推动了《牡丹亭》在英美文化系统内的进一步传播和美国本土的文学创作，还对后续的文本生产、流通方式产生了持续的影响。第二种模式生产的译本实际上出于原语文化建构的需求，对目的语文化形式库的一种的“规划”或“干涉”。在经历个人与国家意志结合的两种方式变革之后，在国家政治和文化需求或明或暗的影响之下，国内译者采用或选译、或编译或全译的方式，实现了《牡丹亭》的对外译介。其翻译规范由面向译语系统的可接受性原则转向面向原语系统的充分性原则，最终定格在面向原语系统为主、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规范之下。在杨氏夫妇早期的《牡丹亭》对外译介过程中，为英语读者计，译者对原文的戏剧形式、内容、文学意象、典故等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语言现象都被进行了简化处理，且少有注释。在唱词诗文的翻译上，译者不拘于原文的韵律和形式，采用自由诗的形式进行了对译。当20世纪90年代张光前英译《牡丹亭》时，译者对原文的文化内涵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在唱词和诗文的翻译上，译者采用素体诗英译的策略，并试图保留原文的节奏、韵律甚至是原文的分行方式。而2000之后出现的汪榕培、许渊冲/许明译本则从自身的翻译理念出发，对原文的戏剧诗学形式给予了较多关注。其翻译规范基本上服务于译者“传神达意”“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的翻译理念。在唱词、诗文等关键点的翻译上，为了实现各自的翻译目标，三位译者都采取了多种方法来重塑原文的音韵和形式之美。但对原文韵律、形式的追求迫使译者不得不对原文诸多的语义信息、文学文化意象进行了抽象化、泛化、甚至是删节的处理。而且全剧55出，两类译文竟无一处英文注释对原文涉及到的历史文化现象进行解释。这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化信息的一种过滤，与英美文化系《牡丹亭》英译的主流翻译规范存在较大反差。当上述译文借国家之力进入英美文化体系之后，无论是在流通领域，还是在象征性资本的再生产渠道，它们都未得到目标语读者的充分肯定。以白之为代表的英美文化系统生产的《牡丹亭》译本仍处于绝对的主宰地位，国内各译本目前仍然无奈的处于“边缘化”状态。“经典化”与“边缘化”的强烈对比实际上言说了《牡丹亭》国家译介形式的失利。追根溯源，其原因主要在于《牡丹亭》对外推介行为发起者和组织者对文学译介活动和英美文化系统《牡丹亭》译介现状认识的不足。从操作层面来看，国内译者不太合理的翻译策略和意向读者的错位也是其失利的重要根源。它对当下的中国戏剧典籍对外译介及中国文学“走出去”诸多翻译文化工程的启示在于：在启动某些翻译出版工程之前，必须树立正确的文学译介理念；在制定计划时，要广泛征求英语读者，尤其是以汉学家为代表的专业人士的意见，进而理清“译什么”和“为谁译”的问题。在“谁来译”这一问题上，《牡丹亭》英译这一个案再次清楚表明单纯依赖国内译者的努力实在是不明智之举，充分发挥西方汉学家和华裔学者的优势，中外合作才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有效途径。在“如何译”这一问题上，则要求译者在进行翻译操作之前，客观细致分析具体文本的译介现状，从目的语市场和读者需求出发，超越归化和异化的藩篱，或编译、或选译、或全译，以灵活务实的方式将中国文学作品译入英美文化系统。当然，延伸、拓宽中国文学对外传播途径，开拓新的传播渠道，切实施行图书制作、出版、发行的“本土化”计划也是推进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举措。

刘娜娜^[7]（2012）在《戴乃迭译作中汉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研究》文中提出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进步的过程中，人们创造了许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这些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称之为文化。世界在不断发展进步，各国文化的翻译也越来越受到学者和翻译工作者的重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可以表述为语言是文化的活动的载体，语言反映文化。在语言的构成中，词汇是基本单位，词汇反映文化特色。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也是两种文化之间的翻译。翻译与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是由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所决定的。两种文化之间可以进行翻译是因为虽然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但是文化也有相似性。同时，在翻译的过程中，文化的特性也是准确翻译和文化交流的障碍。文化的特性往往由语言的特性所反映。所谓语言特性是指那些在目标语中所没有对等词的特殊词汇。而文化负载词就是指用来描述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组和习语。而且这些文化负载词是对某一民族独特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和社会风俗的反映。语言反映着文化，而翻译充当着不同文化间交流的桥梁。翻译的本质是人类之间的跨文化交际活动。汉英翻译不仅仅是汉英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更重要的是汉英两种文化间的翻译。学者进行汉英翻译的目的更多的是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中国是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因此，也有许多反映中国灿烂文化的负载词。如何翻译中国文学作品中的文化负载词就成为了学者和译者的主要任务。在中国的翻译界，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久负盛名。他们的地位无人可取代，也为中国的翻译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戴乃迭，杨宪益之妻，是一位英籍翻译家。她曾独自翻译了许多中国现在文学作品，例如沈从文的《边城》，《丈夫》，王蒙的《蝴蝶》等。她对中文和英文都十分精通，同时她对中西方的文化也很熟悉。这些条件使得她的翻译策略在之后的翻译者看来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她的翻译对中国文化向世界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本文在翻译目的论的指导下，进一步对戴乃迭对汉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进行了总结和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加系统的研究了戴乃迭译作中的文化词的翻译策略。本文由导论，正文和结论三部分组成。主要内容如下：导论部分主要介绍对戴乃迭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的研究现状，以及论文研究的意义、目的。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联系日益加深，翻译作为民族间交流文化的媒介和途径，在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使得中国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越来越引起翻译者的重视。译者在进行汉英翻译时会遇到文化的障碍，导致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化产生了错误的理解从而影响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为了更好地传播中国的文化，汉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显得非常重要。本论文从目的论的角度分析总结了戴乃迭在其作品中对汉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目的是希望通过研究能够对译者在今后的翻译中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使其在理论的指导下更好地进行实践，从而促进中国文化的传播。正文部分包括三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主要介绍了文化负载词的定义，分类，研究现状，翻译原则和研究文化负载词的意义。文化负载词就是指用来描述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组和习语。而且这些文化负载词是对某一民族独特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和社会风俗的反映。第二章从目的论的角度分析戴乃迭译作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首先介绍了目的论的形成和发展以及目的论的三个重要原则。接着介绍了戴乃迭的生平及译作。重点分析了戴乃迭译作中所采用的翻译策略。本章将文化负载词分为五类，并依次分析五类文化负载词所采用的翻译策略，译者主要采用直译，直译加注，音译，意译，省略等翻译策略。从这些翻译策略中，我们可以看出，戴乃迭主要采用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原则。第三章是对戴乃迭作品中汉语文化负载词翻译研究。首先对戴乃迭所采用的翻译策略进行总结。分析看出戴乃迭主要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接着指出戴乃迭的翻译观点。异化与归化两者在翻译的过程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各有优缺点。本章中最后一部分指出异化在传播中国文化中的重要作用。最后一部分是结论，这部分主要是对前面的内容进行总结。在这一部分中，本论文进一步阐述研究目的及意义。本文通过对戴乃迭及其对汉语文化词的翻译策略的研究，使读者深刻认识戴乃迭的翻译方法及在传播中国文化中的重大贡献。她的翻译策略为翻译者在以后的翻译活动中处理文化负载词提供了借鉴。本文从目的论的角度对戴乃迭作品中的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进行研究，为翻译者的实践活动提供指导，从而更好地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杨秀中^[8]（2012）在《异化归化与英汉颜色词翻译 ——以《红楼梦》及其两英译本为例》文中研究说明语言使人类的沟通变得便捷,也丰富了文化的内涵。汉语和英语虽大相径庭却各有特色。受生存条件、宗教信仰、社会习俗、思维方式和历史背景等因素的影响,颜色的表达方法在不同文化中各不相同,同时各种颜色给不同民族在视觉和心理上造成的引申义也有差别。《红楼梦》是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这部旷世巨作魅力独特,为我们勾勒了一幅幅气势恢宏且色彩斑斓的画卷,给人一种美感。妙用颜色词是《红楼梦》的一大特色,从人貌刻画、家居陈设、四季变更到诗词联额和成语俗语,甚至连人物面目表情和内心世界都依赖于颜色词。因此,颜色词的美学价值在《红楼梦》中的作用值得深究,而如何巧妙地翻译这些颜色词对译者则是个巨大的挑战。受制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翻译目的,不同的译者处理颜色词翻译的策略会各不相同。本论文通过对比杨宪益夫妇的译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s和大卫·霍克斯的译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首先讨论了颜色词在文学作品中的美学价值,然后分析了颜色词翻译的方法,最后探讨了异化归化在此两英译本中颜色词翻译的应用,以及本研究对翻译硕士教学的启示。

李爽翀^[9]（2011）在《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Se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kopostheorie ——A Case Study of the C-e Translation of Tour Guide Commentary》文中认为随着中国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大批西方游客涌入中国,希望近距离的了解中国文化。英文导游作为中西方交流的主要桥梁,在服务西方游客,推广中国文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英文导游词作为英语导游讲解过程中的主要依据在导游过程中起着至关重用的作用。然而由于中西方在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社会习俗、宗教信仰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不同,给导游词汉译英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同时以什么原则来指导导游词汉译英也一直困扰着广大翻译工作者。本文以功能派翻译理论中的目的论为指导探索导游词汉译英的策略。首先,介绍目的论的理论基础,简述它的发展,基本概念及其意义;介绍了译者主体性的概念及特点;并对旅游翻译的一些特点进行了分析。然后在分析和探讨的基础上用大量翔实的实例证明目的论可以用来指导英文导游词翻译。最后,作者以目的论为依据,提出英文导游词翻译中可以采用的一些策略。本文论证了导游词汉译英是一种具有目的性、人际性的跨文化交际活动。目的论可应用于导游词汉译英的实践活动中。导游词汉译英的策略是由导游讲解的目的决定的。本文总结了导游词汉译英中可以应用的一些策略并强调译者应灵活运用翻译策略。

洪娟^[10]（2010）在《从语言生成的角度看戏剧翻译的原则》文中提出戏剧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同时具有文学性和舞台性。戏剧翻译的对象是身处在一个有限时空内的观众,因此,其语言要求做到简洁、准确、前后关联并且口语化。从语言生成的角度来看,戏剧语言的产生要遵循哲学家保罗.格赖斯所提出的"合作原则",符合这一原则中对语言在量、质、关系和方式四个方面的要求。

二、翻译也可不“信”——从目的论看戴乃迭的译作《蝴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翻译也可不“信”——从目的论看戴乃迭的译作《蝴蝶》（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古代小说构思学》（第一章）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2）“再创论”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维译本释读（论文提纲范文）

（3）场域—惯习理论视角下戴乃迭《蝴蝶》英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情境翻译与翻译情境 ——戏剧翻译元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后殖民视域下的戴乃迭文化身份与译介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戏剧典籍译介研究 ——以《牡丹亭》的英译与传播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7）戴乃迭译作中汉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异化归化与英汉颜色词翻译 ——以《红楼梦》及其两英译本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Se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kopostheorie ——A Case Study of the C-e Translation of Tour Guide Commentary（论文提纲范文）

（10）从语言生成的角度看戏剧翻译的原则（论文提纲范文）

四、翻译也可不“信”——从目的论看戴乃迭的译作《蝴蝶》（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古代小说构思学》（第一章）翻译实践报告[D]. 韩婧敏. 河南大学, 2020(02)
• [2]“再创论”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维译本释读[D]. 王力玮. 伊犁师范大学, 2019(07)
• [3]场域—惯习理论视角下戴乃迭《蝴蝶》英译研究[D]. 冯瑜婷. 四川外国语大学, 2017(08)
• [4]情境翻译与翻译情境 ——戏剧翻译元问题研究[D]. 朱姝. 华东师范大学, 2014(12)
• [5]后殖民视域下的戴乃迭文化身份与译介活动研究[D]. 王惠萍.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4(09)
• [6]中国戏剧典籍译介研究 ——以《牡丹亭》的英译与传播为中心[D]. 赵征军.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08)
• [7]戴乃迭译作中汉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研究[D]. 刘娜娜. 辽宁大学, 2012(03)
• [8]异化归化与英汉颜色词翻译 ——以《红楼梦》及其两英译本为例[D]. 杨秀中. 福建师范大学, 2012(02)
• [9]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Se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kopostheorie ——A Case Study of the C-e Translation of Tour Guide Commentary[D]. 李爽翀. 西安外国语大学, 2011(01)
• [10]从语言生成的角度看戏剧翻译的原则[J]. 洪娟.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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