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颠覆和抑制——论新历史主义的方法论意义（论文文献综述）
杨洋[1]（2021）在《生命与语言的双重洞开 ——陈超生命诗学研究》文中认为
崔庆蕾[2]（2019）在《1980年代先锋文学批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1980年代通常被定义为一个“黄金时代”,一个文学的盛世。这种评价的得出有多个层面的考量依据,有的指文学创作、文学思潮的百花齐放以及由此而结出的丰硕成果,也有的指自由而充满激情的文学整体环境和历史氛围。这些无疑都是客观存在并令人信服的。但还有一个时常被人们忽略的考量依据,那就是1980年代也是一个批评的年代,是一个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迎来自身变革的重要时代。美国文学批评家韦勒克在谈论西方文学批评时曾说,“18、19世纪曾被人们称作‘批评的时代’。实际上,20世纪才最有资格享有这一称号。”[1]在20世纪上半叶,西方当代文学批评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向。“一是非理性转向。二是语言论转向。三是文化学转向。”[2]这三次大的转向以及由此出现的众多的批评流派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众所周知,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中国文学曾在1930年代之后长期裹挟于民族救亡和社会革命的历史主潮之中,没有沿着五四新文学开启的现代化之路循序渐进,与西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错位。但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基本政策之后,发生于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理论批评开始鱼贯进入中国,与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产生化学反应,并由此促生了19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重大变革,迎来了一个属于中国文学的“批评的时代”。但长期以来,文学研究界对于1980年代文学批评的整理和研究都很不充分,1980年代文学批评的经验和教训都有待于进一步总结。因此,我将这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作为研究的对象,力图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论文的第一章,首先梳理先锋文学批评诞生的时代语境,从政治语境和文学语境两个层面来分析先锋文学批评得以诞生的客观条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任何时代的文学都与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既相互渗透又相互作用,1980年代的文学批评也不例外,它是在社会各个有机元素的相互作用中萌生并成长壮大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胜利召开,中国社会开启了整体转向的新时代,这次会议所确立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政策奠定了中国巨轮在新时期继续前行的基本轨道和总体方向,这个总体方向从根本成为了社会各个领域在新时期向前发展的起点,“新时期”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发展变革也在此基点上确立并出发,它是改革开放总方案下生长出的一个耀眼花朵,也以自身的发展反作用于文学创作和时代生活,进而融入改革的洪流。与此同时,在思想解放春风的吹拂之下,大量西方文学理论的译介和引入,构成了新的文学语境,西方文学元素的强劲注入,给新时期文学批评发展带来了新的知识和视野,也为先锋文学批评的发生准备了重要的理论武器。从宏观上来说,政治与文学两个层面的语境变化,从内外两方面形成了推动1980年代先锋文学批评发展的改革力量。论文的第二章,以文学论争和文学会议为中心勾勒先锋文学批评崛起的历史脉络和重要关键节点。任何新事物的诞生和成长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往往伴随着同旧事物的艰苦斗争。1980年代先锋文学批评的发生也是一个复杂的、曲折的、动态的历史过程,它在同传统的、坚固的庸俗社会学批评的斗争中发展并确立自身的地位。与社会革命不同,文学批评革命虽然也矛盾尖锐、斗争激烈,但它并不总是以显在的形态出现在社会公共领域,而是以相对隐蔽的形态出现于众多的文学会议和各种论争之中,储存在众多的批评文本之中。因此,以文学会议和文学论争为视角考察其发生的过程虽并不全面,但也有其合理性和有效性,能最大限度地呈现其丰富的历史脉络。本章以“三个崛起”论争、“杭州会议”、“1985年方法论会议”、“海南会议”等几次影响重大的文学会议为中心,从历史的细部探察变革发生的过程,也以几次会议为基点努力勾勒1980年代先锋文学批评发展的宏观脉络。论文的第三章,以文学期刊为中心考察1980年代先锋文学批评发生的主要阵地。任何一种文学思潮的发生都要依赖于一定的传播媒介,尤其是带有先锋性和革命性的思潮,获取传播媒介的支持就更重要,但也更困难。1980年代的先锋文学批评是在反叛传统文学批评的姿态中完成自身建构的,其主要的批评力量也是缺少话语权和文学资源的青年批评家,这种情势下,文学期刊平台的支持就变得尤为重要。在先锋文学批评走向兴盛的过程,有一批刊物以前瞻性和包容性为青年批评家们提供了展示新文学批评理念的舞台,对于这些文学期刊的考察实际上也是对先锋文学批评发展轨迹和艺术特征的考察,具有多重的意义。本章以《当代文艺思潮》《文学评论》《上海文学》《当代作家评论》等几本重要的文学期刊为考察对象,既从细部探察批评文本,也在此基础上总结文学期刊在此文学思潮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以及由此带来的启示。论文的第四章,考察1980年代先锋文学批评的主要力量。从本质上讲,先锋文学批评思潮的发生是观念的变革,但同时也是人的变革,它必定伴随着具有新的内涵的“新人类”的诞生,而“新人类”又将以新观念推动变革的发生发展。两者之间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伴随着1980年代先锋文学批评思潮的发生诞生了一批被命名为“第五代批评家”的青年批评家群体,他们是新的文学批评理念的践行者和革新者,他们充分吸收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的成果,应用于1980年代的文学批评实践,结出了丰硕的成果。这一群体不仅在1980年代光芒耀眼,在延续至今的整个当代文学批评中也长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章在研究方法上采取宏观考察和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在个案考察中,选取了吴亮、李陀、程德培三位批评家作为考察对象,一方面,他们的批评实践具有1980年代先锋文学批评变革的共性特征,带有鲜明的时代性,同时又具有很强的个人特征,形成了极具辨识度的批评风格。对于他们考察,既有助于总结1980年代先锋文学批评的整体特征,也能从中窥探先锋文学批评思潮发生发展过程中个人的成长和自我蜕变的历程,在总体性的思潮中,个人性往往也具有整体性,个人性是整体性的具象表现,本章所考察的三位批评家即具有这样的典型性。论文的第五章,概括总结1980年代先锋文学批评的批评理念和话语方式。先锋文学批评的“先锋性”集中体现在对于批评理念和批评话语的解构和重构,在我看来,1980年代的先锋文学批评完成了对于此前长期存在于文学批评领域的单一社会历史学批评方法的超越和建构,在批评理念、批评方法、批评概念上均摆脱了此前的模式,开拓出许多新的路径来。具体来说,即完成了文学批评从“外部”到“内部”的回归,从“内容”到“形式”的转移,以及批评主体“回归自身”的实践,这些变革打破了文学批评的固有范式,从根本上完成了当代文学批评范式的重建,改变了当代文学批评的整体样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特征和观念对1990年代之后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影响深远。本章的重点即在分析大量具体文本的基础上,概括总结1980年代先锋文学批评的突出特征及其价值。论文的第六章,总结反思1980年代先锋文学批评的贡献和局限以及对于当下文学批评发展的启示。作为一种批评精神,1980年代的先锋文学批评广泛存在于整个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进程之中,深刻影响着当代文学批评的面貌和格局,但作为一次重要的思潮运动,其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基本落幕。可以确定的是,它是整个当代文学批评史上至关重要的一次批评思潮和批评变革,它在“改革开放”总方案的指引和包容之下建立起的新的批评样式和批评话语,基本实现了对于中西方文学理论批评错位的扭转,建立起了现代文学批评体系,这是其突出的历史贡献。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因为一些历史的、文学的原因,这次变革运动也存在诸多问题和缺陷,比如对于西方文学理论不加甄别的吸收和使用,比如个人话语和感性思维的泛滥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限制了这次批评思潮走向更高处的可能,但作为一个思潮样本,它又具有十分重要的参照价值,它与其历史贡献一道给当下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吴国彬[3]（2018）在《突破与推进：1980年代以来的延安文艺研究史》文中指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及其学术发展史上,延安文艺的研究与延安文艺本身的发生和发展同步进行,其所积累的研究成果,本身即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具有不凡的学术史价值和意义。由于延安文艺学术史的整理与发掘研究相当繁复浩阔,很难在有限的篇幅内作深度研究,因此,本文着力于回顾、梳理、整合与提炼自1980年代以来各个不同时段的延安文艺研究及其学术史进程,探察与反思近40年来毛泽东文艺思想及党的文艺政策研究、延安文艺运动及其作家作品研究,以及延安文艺文献史料整理等各个领域研究的学术成果及存在的问题,探讨和发现延安文艺研究在中国现当代学术发展史中的历史经验、价值意义等,这无疑对于推进延安文艺研究乃至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化,具有较高的学术史价值和当代借鉴意义。引言:综观20世纪延安文艺研究的历史及其现状,纵览1980年代以来延安文艺研究史的研究对象及基本问题,概述论文选题及其学术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基本思路与目标。第一章思想与学术:1980年代初延安文艺研究及其理论方法的转变。主要呈示和总览1980年代初“文革”结束后,学术研究如何从以往的“思想战线”向学术研究“拨乱反正”转变。延安文艺研究及其作家作品批评等,不仅开始逐步走出思想及方法的束缚及僵化,而且也在研究立场及方法的转变、文艺史料的整理、作品文本的解读等方面,呈现出新的特点及其历史特征。第二章探索与自觉:“新时期”延安文艺研究理论方法的多元趋势。在“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在多种外国文艺理论及其研究方法涌入、思想理论界开展“人道主义”及“异化”论论争、文艺理论界提出主体性文论以及文学史的“重写”及“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等学术思想背景下,集中讨论“新时期”延安文艺研究如何在理论方法的借用、研究视角的拓展及学术史角度的反思等方面,所展示出的学术探索面貌和学术研究的自觉等。第三章规范与多元:1990年代延安文艺研究及其学术思潮的演变。通过对1990年代学术界“规范化”及专业化思想的提出,以及对于文献史料的高度重视及其相关图书资料编纂出版等多方面成果的梳理,探讨海外学术思想的影响与不同研究社团流派之于延安文艺研究的特征,并结合“王实味遗案”研究中资料搜集及其历史阐释的个案分析,探寻延安文艺研究在学术规范、视域拓展及其知识积累等方面所呈现的学术演进与时代特征。第四章拓展与深化:新世纪以来延安文艺研究及其理论方法的新走向。梳理新世纪以来延安文艺研究在学术领域及其理论视野、作家及其专题研究等方面发生的新成果与新变化,尤其是诸如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中国化”研究,党的文艺政策理论体系研究,以及延安文艺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陕甘宁文艺与当代中国文艺研究等学术领域的拓展与深化等,探讨延安文艺学术的自觉、新一代学人的拓展、深化及其学术规范意识的确立等。第五章整理与编纂:延安文艺史料的编辑出版及史料考辨与数据库建设。主要对1980年代以来延安文艺文献史料整理与研究,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长足进步,有关延安文艺文献数据库建设等方面的成果进行了梳理及论述。从学术思想及其理论方法、学科意识及其规范化等方面,探讨新世纪以来延安文艺研究在当代中国学术发展史的重要地位等。结语:对1980年代以来延安文艺研究的时代流变、阶段特征、文学史立场以及与历史文化的内在关联等进行综合评述,探寻填补研究空白与拓展研究视域的可能空间与具体途径。
周莉莉[4]（2018）在《韦恩·布斯小说伦理学研究》文中提出韦恩·布斯是美国当代着名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和修辞学家。他一生着述丰硕,在文学理论和修辞学等研究领域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中,他的小说修辞学引起了中西方学界的共同关注和激烈讨论。其实,除了小说修辞学,布斯的小说伦理学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他的小说伦理学改变了传统伦理批评观念,并不强调对小说进行道德审查,或是要求小说传递先验的、普适的伦理价值,而是更为注重从世界、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中,通过隐含作者、叙述者、人物以及读者的“共导”,研究小说讲述或呈现的各种德性,挖掘小说的多元伦理价值。布斯的小说伦理学,有创见性地开拓了小说理论与批评的研究视域,因而值得充分重视和深入研究。本论文对布斯的小说伦理学展开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一方面,在考察它的生成语境和理论渊源的基础上,对其主要理论命题与基本观点,进行概括梳理和理论阐释;另一方面,与传统伦理批评观念进行比较,同时联系当代西方文论伦理转向的历史背景与趋势,对这一理论的意义价值进行历史和辩证的评析。论文内容结构分为引言、结语和六个章节。引言部分综述了布斯小说伦理学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布斯的文学理论在英美国家和中国都受到广泛关注,而且国内外研究者都注意到了渗透在他论着当中的伦理情怀。但是,他们更多地是在研究布斯的叙事学、修辞学等理论时,提及他的伦理意识,或者介绍他《小说伦理学》着作中的观点,还没有从总体上全面、深入地梳理和分析他小说伦理学的主要理论命题,也缺少在当代西方文论伦理转向的视野下,阐释和评价该理论的价值意义。第一章是对布斯小说伦理学理论来源的追溯。该部分分析了西方的伦理批评传统、芝加哥学派的形式理论、巴赫金等理论家的话语理论等等,对布斯小说理论的形成产生的影响。布斯的小说伦理学源起于西方的伦理批评传统,在批判吸收形式研究理论和话语理论之后,逐渐从以先验道德准则为主导的伦理批评,向探寻多元化小说伦理价值的伦理批评转向。第二章论述布斯对伦理批评的重新定位。在布斯看来,以先验的道德准则作为文学价值判断的首要标准,忽视文学的多元化价值,是伦理批评在现代文学批评中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他重新定位了伦理批评。布斯的重新定位,一方面厘清了“道德”和“伦理”两个概念,将伦理与先验的道德准则区分,使小说伦理批评从泾渭分明的道德审查,转变为研究作品中那些由风俗习惯沿袭而来的或好或坏的“德性”;另一方面,他将小说的叙述形式也纳入到伦理批评的研究范畴,使小说的伦理价值不局限于内容中的伦理表达,而是通过隐含作者、叙述者、人物以及读者在形式和内容中的对话“共导”产生。第三章介绍和评析布斯小说伦理学在审美与伦理问题上的理论观点。传统伦理批评将小说的审美特征视为伦理表达的装饰,而审美批评又将伦理意义排除在小说的“纯审美”之外。面对这样的矛盾,布斯的小说伦理学,将小说的审美特征与伦理表达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发现对小说的审美往往包含对其伦理内涵的感悟,这样的小说趣味超越了对小说文本的“纯审美”。而且,小说在形式上的审美特征,并不一定是内容中伦理表达的装饰,而可能是另一种伦理表达,能够形成不同观点的碰撞和对话,深化小说的伦理意蕴。第四章阐释和讨论布斯小说伦理学在修辞与伦理问题上的理论观点。布斯小说伦理学中的修辞,不是指修饰文字语句的技巧方法,而是古希腊意义上的言说艺术,他把小说整个文本视为各种言说的交流活动。在布斯这里,参与到小说修辞的言说者,不仅有讲述故事的叙述者以及在故事中言说的人物,还包括藏匿在故事中的隐含作者,以及阐释故事的读者。他们都可以通过修辞,通过自己的言说艺术,参与到小说的伦理表达。而且,布斯的小说伦理学并不是单独研究这些言说者各自的伦理立场,而是主张通过文本细读,倾听不同言说者的对话,发现小说的多元伦理价值。第五章探讨布斯小说伦理学的他者视野。受到文化研究理论的影响,布斯小说伦理学并没有将小说的伦理意义完全归于作者意图,而是向各种不同文化身份的读者开放。他的理论充分考虑了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不同种族、不同性别的读者在阐释小说伦理意义时的多种可能性,主张尊重来自不同文化的“他者”,倾听他们在小说的伦理表达中发出的声音。不过,他所说的开放,是有限的开放。他虽然支持读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小说进行伦理解读,但仍然强调读者的阅读伦理,即读者应该首先是小说文本本身的听众,细读文本、理解作品,然后再结合不同的文化语境,对小说中的伦理表达进行多视角探寻。第六章分析布斯的多元主义理论如何运用于对小说的伦理解读。在布斯之前,罗纳德·克兰、肯尼斯·伯克和艾布拉姆斯等理论家都提出过多元主义的观点,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布斯的批评方法多元主义主张“一”与“多”的结合。根据他的多元主义,对小说进行伦理解读,应该以小说价值的二重性为基础,既坚持小说本身潜能的“一”,又考虑小说需求价值的“多”。小说的潜能是指小说是语言符号的构成物,它由讲述者的讲述,以及在一定文化中承载着价值观念的语言赋予的意义。小说需求价值的“多”是指小说是语言符号的虚构物,其指涉并没有唯一对应物,具有广阔的被阐释空间。小说语言符号存在的相对客观性和指涉的丰富性决定了小说的伦理价值是“一”与“多”的结合。结语部分对布斯的小说伦理学进行总结和评价。布斯小说伦理学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形式研究式微、文化研究兴起的语境之下,既承继了前者细读文本的研究方法,也吸纳了后者的文化视角。在此基础上,布斯对道德与伦理的区分,对审美与伦理、修辞与伦理、他者伦理、小说伦理价值二重性等问题的探讨,转变了以先验道德准则为核心的伦理批评观念,将小说伦理批评重新定位为对小说中“德性”的研究,从小说的审美特征和修辞对话中,探析小说所呈现的“德性”,发掘小说的伦理价值。布斯小说伦理学,发现了由小说形式、作者意图以及读者感受共同建构的小说伦理趣味。他的研究实现了形式研究与小说伦理意义研究的有机结合,开启了以“共导”原则研究小说伦理价值的批评路径。布斯对小说伦理价值的坚守和探索,不仅是一位人文学者的伦理诉求,更是当代西方文论伦理转向中一种重要的理论思想,拓展了小说伦理学甚至文学伦理学的研究视野。
吴礼敬[5]（2017）在《英语世界《易经》诠释的范式转变》文中认为本文旨在从诠释学的角度整理和描述英语世界理解和解释《易经》的历史,重点关注《易经》诠释的范式转变,以《易经》的流行英译本作为切入点,选取英语世界中具有典范意义的三种《易经》诠释方式:把《易经》看成异教经典或儒教典籍的宗教诠释范式、把《易经》看成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智慧之书的哲学诠释范式、把《易经》看成其产生时期的历史文献或把《易经》注疏看成其产生时期的历史文献的历史主义诠释范式。本文将分析这些诠释范式产生的历史背景、它们诠释《易经》的具体特征以及对后续的《易经》诠释产生的影响,以期回应诠释学上意义的理解和解释应以作者、文本还是读者为旨归的争论,同时探讨“前见”、“视域融合”、“效果历史”、“诠释的循环”等诠释学核心概念在经典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中的适用性问题。具体说来,麦格基译本把《易经》看成异教经典,理雅各译本把《易经》看成儒教典籍,卫-贝译本把《易经》看成一部智慧之书,孔理霭、茹特等人的译本把《周易》看成西周时期的历史文献,林理璋翻译的《周易》王弼注则把《周易》看成魏晋时期的历史文献,最后司马富的《易经》诠释把《易经》当成一部全球化的经典。这些诠释范式的生成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它们也适应了各自阶段的历史需要。本文即以这些译本为研究对象,分析它们的成因、特点和影响。本文共6章:第1章:绪论,主要包括选题缘起、理论依据、术语说明、研究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思路和方法、论文创新点等内容。《易经》传入英语世界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其间因为对《易经》性质和特征的不同认识,产生了很多不同的理解和诠释,既往研究从译本评价、译文比较和易学史等不同角度切入,本研究则打算从诠释学的角度,探讨《易经》主要英译本中体现的诠释范式及其与生存时代、译者和环境间的互动关系。第2章:英语世界《易经》诠释的主要范式,以《易经》卫-贝译本的出现作为主要标志,把英语世界的《易经》译本分为卫-贝译本出现以前和卫-贝译本出现以后,分别介绍英语世界中有代表性的《易经》译本:卫-贝译本出现以前的主要译本有麦格基译本和理雅各译本,它们分别体现了基督教文明与以《易经》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之间的对立和融合;卫-贝译本的产生是《易经》英译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体现了卫礼贤力图用东方文化来补充和救济西方文明的立场,因此《易经》中的智慧和卜筮传统都得到同等程度的重视;卫-贝译本后兴起的孔理霭、茹特、林理璋等人的译本则体现了把《易经》作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的视角,译者特别偏重文本和时代的结合。本章简单分析了这些译本中体现的不同诠释方式,并举例说明不同诠释方式对《易经》卦爻辞理解和解释产生的影响。第3章:从异教经典到儒教典籍,主要讨论麦格基译本和理雅各译本,分析二人的《易经》译本产生的历史背景,他们的不同易学观、译本的主要特征及其影响,突出麦格基把《易经》当作异教经典理解和解释时秉持的“前见”和理雅各以文王、周公的作者原意为旨归的翻译策略及影响。整体看来,麦格基和理雅各所处的19世纪正是西方文明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无论是麦格基采用比较神话学的视角把《易经》看成与基督教迥然不同的异教经典,还是理雅各采用比较宗教学的立场把《易经》当成“东方圣书”体系下的儒教典籍,他们在整体上都秉持着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优越论思想,麦格基在译本中突出中国人的“生殖器崇拜”思想和儒家的“宇宙生成论”、“宇宙周期循环说”,理雅各的译本突出经传分离的解释原则,要以自己之“意”去逆周公、文王之“志”,体现出他们在诠释《易经》之前根深蒂固的“前见”。第4章:从儒教典籍到智慧之书,主要研究《易经》卫-贝译本,分析该译本在英语世界确立经典地位的原因:卫礼贤和劳乃宣的合作、卫礼贤《易经》讲座的推动、荣格对《易经》的推介、贝恩斯夫人的转译、卫德明《易经》讲座的阐发、美国反文化运动的潮流乃至出版社的积极推动和媒体的普遍赞誉,形成一股合力,共同促进《易经》卫-贝译本的流行。本章总结了卫-贝译本自身的三个主要特征:独特的结构安排、把译文剥离具体的历史语境,强调《易经》的卜筮功能,然后介绍卫-贝译本在当时和以后产生的重要影响,突出诠释者和《易经》文本间的“视域融合”是新的理解和解释不断生成的条件。整体来看,《易经》从19世纪末的儒家典籍转变成20世纪中期的智慧之书,一方面是由于西方文明发生的重大转变,经历“一战”和“二战”的摧残和毁灭,西方人对向来自信的机器文明、工具理性和科学崇拜产生怀疑和动摇,不少知识精英开始转向古老的东方文化,向东方文明寻找借鉴和慰藉,《易经》卫-贝译本从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西方世界的需求,因此在美国乃至欧洲掀起一股“易经热”。另一方面,卫-贝译本的独特结构,卫礼贤对《易经》作为“智慧之书”和“卜筮之书”的双重色彩的强调,荣格在序言中利用心理学上的“同时性”概念对《易经》占筮功能所作的分析,以及贝恩斯夫人流畅生动的现代英文,都为实现《易经》诠释范式的转变创造了条件。第5章:从智慧之书到历史文献,主要研究孔理霭、夏含夷、林理璋、司马富等人诠释《易经》的方式,分析英语世界采用历史主义方法诠释《易经》的内外部原因,重点介绍以孔理霭、夏含夷、茹特等人为代表的还原《周易》》本经在商周时期的历史含义和以苏德凯、林理璋等人为代表的还原不同《易经》注疏在各自所处时代语境中的历史含义这两种不同取向的历史主义诠释范式的特征,同时还分析了以司马富为代表的把《易经》诠释和各国历史文化语境相结合的全球化的诠释方式,重点突出从文本和文本产生的历史语境出发来探寻文本原意的诠释旨趣。从根本上来说,英语世界对《易经》诠释的这种范式转变,是以新历史主义的产生和“中国中心论”思潮的兴起为背景的,是《易经》翻译和诠释领域内“回到中国”的一种具体尝试,虽然这种诠释范式的转变特征异常明显,但历史主义诠释范式下产生的《易经》译本并未像卫-贝译本一度取代理雅各译本那样取代卫-贝译本。第6章:结论,主要讨论《易经》文本产生过程中卦爻辞解释的“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认为这种“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的过程同样体现在异文化语境中人们对《易经》的翻译和解释上。结论还总结了本文讨论的三种诠释范式中分别体现的“’照原意’或’照原样’理解”、“较好地理解”和“不一样的理解”这三种主张,指出“不一样的理解”才是《易经》在其他文化语境中接受和理解的关键,但“不一样的理解”并非不受任何制约,文本、诠释传统、后起的诠释方式、以及时间和读者,共同筛选并决定对《易经》卦爻辞的具体理解和解释。
班瑞钧[6]（2017）在《政治背叛者的记忆与自辩 ——以宋元际《牧庵集》等文本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背叛”话语是政治世界攻守兼备的利器。掌握对“背叛”的定义权、阐述权也就成为权力争夺的重要内容。“背叛者”当然有更加强烈的冲动要参与其中,争取“调适”“回应”以及“回归”历史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本文以宋元之际政治背叛者的个人文集为研究对象,以描述性、叙事性的行文风格,力图呈现政治背叛者自己笔下的自己,从而展现其记忆塑造的整体面相和实施记忆塑造的基本逻辑。以此建构出的“政治背叛者以记忆塑造的方式进行自我辩护”的模型将为后续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又一种参照与导引。论文在此基础上展开陈述了以姚燧为中心的“政治背叛者社会圈”和他们从自发记录到自觉建构的记忆塑造,重点关照了政治背叛者记忆塑造的自觉意识和塑造中的“分工合作”。之后,本文紧紧围绕政治背叛者的文本和“无奈+无我+无私→→无错”的自我塑造路径,阐述其以自我记忆塑造达致自我辩护的方法、过程及细节。其中,政治背叛者记忆塑造“史事回归链”按照时间的顺序先后分析了政治背叛者在政治背叛前的生态、政治背叛时的过程、政治背叛后的结果所展开的对其个人和群体经历的塑造。政治背叛者记忆塑造“逻辑回归链”按照逻辑顺序,先后阐述了政治背叛者在价值观念、“正统”观念、“忠节”观念三个层次的铺设,从而完成了把自身从“背叛者”塑造为“忠节者”的“以记忆塑造的方式进行自我辩护”的过程,完成了思维和行文的逻辑闭环。“无奈”是政治背叛者在文本中对于自身所处生态的情绪塑造。无可选择的时空环境是所有历史人物的宿命,而政治背叛者所处生态的特点是“块裂”的、双方的边疆,犹如大旱之后遭遇公地悲剧的公共田地。基层精英就在这样的生态下以地方为本位而崛起,与暴力优势、知识象征优势、物质资源优势相辅相成,形成了局部的“正向连锁反应”。宋元之际,国家体系的局部崩塌成为华北政治突变的“奇点”,由此形成的政治真空吸引部分基层精英走上了权力竞争的高级舞台,也有部分基层精英是被“推”、被“挤”上了这个舞台。在后世看来理应充满挣扎和纠缠的政治背叛就在“精英的自立与流动”中“行云流水”般完成了。“无我”是政治背叛者文本中对政治背叛瞬间进行塑造时的经典应对法门。对政治背叛瞬间进行典型化分类,可提炼为七种典型话语模式,分别为:“以民为本”型、“为国所弃”型、“国亡无主”型、“卫道传教”型、“知天命”型、“尽人事”型、“省略原因”型政治背叛。但无论哪一种,在政治背叛者笔下都显现为“无我”的“合理”行动。然后再以个案分析对政治背叛瞬间进行综合复原,这使得典型化分类的漏洞得以适当弥补。同时,对政治背叛者文本中稀有的自相矛盾之处进行呈现和分析,从而出示了政治背叛者进行记忆塑造以自我辩护的最直接证据。“无私”是政治背叛者文本中展示政治背叛后的“功劳簿”时的基本语调。对政治背叛者笔下的政治背叛后以“公共世界的重续与发展”为指向的“功劳簿”进行梳理,政治背叛者从人伦秩序、经济秩序、政治秩序、文化秩序、教育秩序五个方面展开其记忆塑造过程。人伦秩序的塑造围绕“以民为本”而展开,分为止杀救民、弘扬孝悌、敬宗收族、济困救民四个要点。经济秩序的塑造围绕生活而展开,分为恢复农耕、重建家园、纳赋代价三个要点。政治秩序的塑造围绕行政而展开,分为政府体系、办公设施、揭贪树廉、保境救灾四个方面。文化秩序和教育秩序的恢复和重建部分,政治背叛者着墨良多,也是他们最为自傲的部分。文化秩序从争取政治地位、保护文化遗产、文化外溢三个方面展开。教育秩序则从宣传奔走积极兴学、地方教育的恢复与发展、许衡在国子监的教育实践、教育守成和揭弊兴利、政治背叛者士人群、科举与理学六个方面来阐述。思想内部的自洽和“思想——行为”结构的自洽是记忆塑造生命力的核心源泉,理论困境或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困境会严重削弱记忆塑造话语力量。因此,政治背叛者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口进行内在扩张性的政治背叛文化塑造,力图确定思想立场与“结构——历史”位置的经验相关性,“无错”是其实施记忆塑造的终极追求。作为政治背叛者记忆塑造和自我辩护“逻辑回归链”的基石,政治背叛者的价值观念意图占据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利的道德高地。他们从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口出发,以充满实用倾向的“期于有用”为价值中枢构筑政治背叛价值观,最终以“保民而王”和“位德一体”的捆绑式组合,以“民”和“德”为草船,借到了“王”和“位”的箭,最终推衍到个人性价值归宿。作为政治背叛者记忆塑造和自我辩护“逻辑回归链”的要旨,其“正统”观念要在学术和政治双重战场进行权威竞争。以业已铺就的政治背叛价值观为基础,政治背叛者以“正统”到“大一统”的暗渡实现金蝉脱壳,占据了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利的舆论高地。政治背叛者中的两位大家杨奂和郝经的政治背叛者典型“正统”话语“王道之所在,正统之所在”1和“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2,尽管观点稍有差异,但逻辑主干依然致力于正统观念的权威竞争,以维护政治背叛者的根本政治地位和政治利益。“忠节”观念是政治背叛者记忆塑造和自我辩护“逻辑回归链”的归宿。政治背叛者意图以之占据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利的意识形态高地。政治背叛者的记忆塑造过程最后终究要直接面对“忠义”和“守节”的议题,通过对中间地带的争夺与塑造,政治背叛者利用传统话语的兼容与破损尽量对“忠义”和“守节”的议题进行政治背叛话语的转换,依然在“无奈+无我+无私→→无错”的塑造路径中一路前行,并且通过”忠节”的转移兑付来抵消政治背叛、甚至融入”忠节”者的行列。首先是通过“守节”与政治背叛的组合与传统的”忠节”者在实践上取得“共情效应”,其次是通过”忠节”于新朝的政治归宿与传统的“忠节”者在理论上前后呼应,从而通过对”忠节”的塑造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并逐步在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改造的基础上实现了复归其中。这样,政治背叛者最终完成了把自身的背叛经历“隐身”或“洗白”、甚至从“背叛者”塑造为“忠节者”的过程,完成了记忆塑造的逻辑闭环。总之,政治背叛者的文本显示,他们进行记忆塑造的基本方法是以回忆的部分特定意象或事实为骨架“形成”了一些“故事”。这些赖以塑造记忆的“故事”反过来促使读者“回忆”某些特定意象或事实并“遗忘”另一些特定意象或事实。就文本来看,每个政治背叛者似乎都在自身内部进行过往复的主观厮杀,他们想通过一定程度的“再造”经历来型塑自我,最后的文本呈现就像是在这些主观对战中生存下来的获胜者,是当时“唯一可能的现实”。
王芳实[7]（2016）在《卡尔维诺文艺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卡尔维诺是20世纪最负盛名的意大利作家之一,他的小说创作和理论批评独具魅力,其文艺思想主要由小说诗学、论文学特质与文学批评实践活动三部分构成。论文包括绪论、一至五章与结语。第一章回顾与梳理了卡尔维诺的生平、小说创作的探寻之路,即由新现实主义特征转为寓言童话描写,又由寓言童话描写转向后现代主义技巧探索,同时探讨了他文艺思想的影响来源,主要是欧洲传统文化对他文艺思想的影响。第二章研究卡尔维诺的小说诗学,重点讨论他提出的两个小说创作新模式:“开放性百科全书式小说”与小说“晶体模式”。“开放性百科全书式的小说”是指小说能包容无限多样性的宇宙,而无限多样性既包含无限延伸中的延伸,也包括无限细节下的细节。小说“晶体模式”是指短小的文本像晶面一样按晶体的结构组合,彼此独立、相互平等,但它们之间又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具有自我生成的特点。小说“晶体模式”包含了用不同的晶面组合去实现把握多样性的企图。卡尔维诺推崇小说创作的童话思维,主张用一种轻盈的诗意态度打量生活,超越现实世界的沉重。童话思维是卡尔维诺认识世界的一种独特方式。第三章剖析了他的文学特质论,评析了轻逸、迅速、切确、易见和繁复等五个特质,这些文学特质构成了一个关于文学基本问题的体系性整体。轻逸是基础,是文学认识与反映客观现实世界的方法,它不仅揭示到了文学的基本功能,还规定了文学的基本形态;迅速是关于叙述的节奏,确切是关于语言的准确,易见是关于想象的形象,它们都与轻逸为基点,从文学的基本构成方面,即叙述、语言和形象来陈述文学应该具有的一般要素;最后是繁复,它把文学的一般特点整合起来达到一个愿望,即文学对无限多样性进行把握与包容的可能性。第四章探讨了卡尔维诺的文学批评观。首先研究了他对文学经典的定义,和由经典界说开始的对个案的批评活动。卡尔维诺文学批评的对象范围很广,但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批评实践中的文本、叙述、伦理和主体性介入。卡尔维诺的文学批评实践活动关注文本的虚构与意义,他认为一切文本揭示的主题都可以反过来结构文本;并从作家的心理与作家笔下人物的心理角度探讨了叙述的技巧与意义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他还探讨了体现敬业精神的伦理问题;卡尔维诺与批评对象的主客体互动是他批评实践活动的一大特点。第五章对卡尔维诺的文艺思想的总体特征作了归纳。卡尔维诺文艺思想具有包容天地的宇宙情怀,它强调从自我意识中去把握宇宙世界,又以宇宙世界为背景来确认自我、确认万物;卡尔维诺文艺思想最重要的特征是实践性,他的文艺观的形成是基于其长期的文学创作实践和文学批评活动之上的;第三个特征是具有潜在的体系性,这一特点是其文艺思想具有整体连贯性的根本保证;卡尔维诺文艺思想还具有辩证思维特征,其文学理论主张超越了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具有圆融无碍的思维特点。结语部分提炼了卡尔维诺文艺思想的价值、意义以及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
何林[8]（2016）在《民族、世界与理想：叶芝戏剧政治伦理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威廉·巴特勒·叶芝是爱尔兰文学的象征,爱尔兰文艺复兴的主将,20世纪重要的英语诗人,也是对世界剧坛有着重要影响的剧作家。叶芝的戏剧创作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叶芝戏剧的自传性。叶芝是艺术和生活联系非常紧密的作家,戏剧中的情节、人物和环境基本上都能找到其生活的原型,这些戏剧就是作家一生生活和思想的实录。其次是叶芝戏剧的民族性。叶芝是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坚,其戏剧是根植于凯尔特和爱尔兰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中的。通过他和同伴们的努力,古老的文化传统焕发出了勃勃的艺术生机。再次是叶芝戏剧的政治性。叶芝是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他的戏剧提高了爱尔兰民众的审美情趣和道德素养,促进了他们对爱尔兰历史文化的理解和认同,极大地推动了爱尔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进程。第四是其戏剧的创新性。叶芝是戏剧发展史上重要的实验者和创新者,他戏剧的东方表意色彩、原始仪式意味、强调戏剧的文学性等对20世纪西方戏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叶芝的戏剧对推动爱尔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来看,叶芝的戏剧是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前半叶爱尔兰政治生活的伦理表达。承继700多年来武装抗英的传统,叶芝戏剧最初表达的是民众通过暴力和革命来获得政权的政治民族主义思想。但是这样的努力一次次失败之后,剧作家开始了痛苦的反思,普通民众的美学和道德素养及其对国家和民族的态度成了他思考的重点。叶芝戏剧试图通过文化的复兴来启蒙大众,激发他们的民族认同感,体现了作家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爱尔兰自由邦成立之后,英爱关系相对缓和,人们主要思考国家和民族未来发展的问题。叶芝提出了存在的统一和文化的统一的思想,希望以爱尔兰文化为基础,杂取种种文化资源,创造出适应爱尔兰发展的新文化。与此相应,叶芝的戏剧塑造了政治民族主义者、文化民族主义者、英雄人物和世界主义者等,他们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下的伦理身份、伦理矛盾、伦理选择、伦理教诲、伦理表达等,是论文重点呈现的内容。论文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内容为国内外叶芝研究综述,论文的研究对象、研究思路和主要观点,论文的写作目的、研究意义和创新之处等。叶芝戏剧是爱尔兰文艺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争取爱尔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重要手段,也是爱尔兰和世界戏剧发展中的重要一环。作为世界共同的文化遗产,中国和西方都对叶芝戏剧作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留下了很多研究的成果,也还有一些研究的盲点。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来研究叶芝的戏剧,探讨其中如何通过展示人物的伦理选择来达到引导、教诲和提升民众基本素质的目的。这样一种研究方式可以为叶芝戏剧研究提供中国的视角和观点,可以推动叶芝研究走向深入,可以给中国的戏剧创作、批评等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材料,也能够为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提供借鉴。第二部分主要探讨叶芝戏剧创作的伦理环境。叶芝是爱尔兰的代言人,他的戏剧之花是开放在爱尔兰这一独特的土壤之上的。凯尔特民族及其文化是爱尔兰重要的历史文化传统。但是在英国侵入爱尔兰之后,凯尔特文化被压制和摧残,民众失去了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的自由。英国的殖民统治,激发了爱尔兰人的民族主义思想。爱尔兰人发动了一次次的武装起义,希望通过暴力的革命来获得自由与解放。在反思的过程中,出现了爱尔兰的文艺复兴,试图通过文化的启蒙和历史文化的认同,来提升他们的审美情趣和道德素养,以增强其反抗斗争的内驱力和意志力。叶芝的戏剧是文艺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爱尔兰民族解放斗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部分主要将叶芝及其戏剧放置在爱尔兰宏大的伦理背景当中,来思考作家的戏剧与爱尔兰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分分析叶芝的《凯瑟琳伯爵小姐》、《胡里汉的凯瑟琳》、《骸骨之梦》3部政治戏剧。戏剧中的人物凯瑟琳伯爵小姐、迈克尔和年轻人都是政治民族主义者。在生活中面对爱情、宗教、家庭、婚姻、历史、情感等问题时,他们产生了新的伦理身份,需要去履行相关的义务和责任。在一系列的伦理矛盾当中,这些人物都做出了符合集体理性意志的选择。戏剧中爱尔兰西部日常生活语言的运用,作品中大门、窗户、黎明等意象的安排和戏剧情境的设置,突出了人物所处的特殊的伦理环境,他们选择的艰难和内心的焦虑,增强了戏剧的教诲功能。第四部分对叶芝的教诲戏剧进行分析,尤其是通过对文化戏剧、爱情戏剧、宗教戏剧等的阐释,探讨文化民族主义者对爱尔兰民众的教诲和启蒙。从政治民族主义向文化民族主义过渡的标志是叶芝的戏剧《来自星星的独角兽》。在爱尔兰的政治发展中,马丁认为无论是马车建造式的经济斗争,还是摧毁一切的政治斗争,都无法让人们过上更美好的生活,只有文化的启蒙才能最终改变人们的精神状态。叶芝的文化戏剧重视文艺对于民众的启蒙作用,认为民族的发展和国家的独立都依赖于民众文化素养的提高。叶芝的爱情戏剧强调爱情生活的超越和美好,主张双方的奉献和牺牲,追求灵与肉的结合。这些爱情观既带着叶芝个人生活的色彩,又被提升到哲理化的高度,对爱尔兰民众反思各自的爱情伦理有着积极的作用。叶芝的宗教戏剧主要涉及爱尔兰人的信仰和精神状况,凸显其独特的思考和认识事物的方式。在这些戏剧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物大多具有非常鲜明的爱尔兰价值取向,这对促进爱尔兰文化认同,思考自己所处的伦理语境,有着积极的价值和意义。第五部分分析叶芝的英雄戏剧。叶芝不少戏剧取材于爱尔兰的古老神话和英雄传说,塑造了库胡林、康格尔、呐谢等英雄形象。这些形象是体现作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典范性人物,为爱尔兰民众的思想和行为树立了道德榜样。特别是库胡林这一人物,叶芝通过5部作品描述了他一生的生活和功绩。他对行动、规则、诺言、亲情、死亡等的态度,可以看成是爱尔兰民众的生活教科书。康格尔的反抗精神、呐谢的贵族意识等,也对爱尔兰民众具有极高的教诲价值。叶芝对凯尔特英雄传说的重述,其目的就是为了在爱尔兰建立确定的伦理价值体系并形成相应的伦理秩序。第六部分主要分析叶芝如何通过自己的戏剧来培养观众的世界主义情怀。爱尔兰自由邦成立之后,由《炼狱》这一戏剧的遗嘱中可以看出,爱尔兰人的鄙陋和偏狭并没有变化。所以他通过《幻象》的宏大视野和多种文化来源,通过在作品中大量使用面具、歌舞和独特的舞台布景,通过戏剧的仪式化和爱尔兰性的消隐等方式来开拓爱尔兰民众的视野,激发众人的伦理情感,以博大的胸襟去关注具有普世价值的一些问题。作品中开放式的情节结构、诗歌化的语言运用等延缓了读者和观众的接受过程,对促进其思考和想象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最后是结论部分。叶芝对现代政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但是却一次次卷入政治。叶芝的政治伦理主导着他的戏剧创作,而文化、爱情、家庭、宗教等伦理思想都是为政治伦理服务的,都是为了推动爱尔兰的独立、解放和发展。叶芝将各个等级各守其责的贵族共和制度作为自己的政治伦理理想。在这其中贵族阶级（共和的而不是独裁的）是领导阶级,他们传承的是整个社会的有字传统,其良好的修养和优雅的气质是整个社会秩序稳定的基本保障。普通民众拥有丰富的想象力,代表无字的文化传统,淳朴自然、谦恭自守,在日常的劳作和口头的创造中体现他们的人生价值。而艺术家则通过自己的艺术创造,将前者的理性和后者的情感结合起来,让国民能够从中得到教益。叶芝这样的政治伦理理想是对爱尔兰长久以来分崩离析的政治发展状况的思考,但是其中也包含着保守主义、精英主义等一些不足。叶芝的戏剧是欧洲戏剧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在继承古希腊传统的基础上,叶芝戏剧融汇了梅特林克静剧的一些特征,借鉴了东方的能剧技巧,用诗歌、面具、歌舞、仪式、服饰、布景等弱化了戏剧的再现功能,强化了其表现的价值和意义,具有着抒情性的象征主义色彩。通过在政治和艺术、商业和美学等对立需求中的反复博弈,叶芝创造了一种远离商业和大众的实验性戏剧,对其后的表现主义戏剧、荒诞派戏剧和贫困戏剧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叶芝戏剧反映了广阔的爱尔兰社会生活,深入到爱尔兰精神文化生活的层面,最终通过戏剧参与到了民族解放的进程当中。目前中国正在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革,戏剧家们必须在戏剧切入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下功夫,才能够参与到中国的精神文化构成中去。通过东方的日本能剧,叶芝终于成功地将文学性和舞台性融合在了一起。不重视文学性,戏剧就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是过于重视文学性,舞台性可能会大打折扣,根本无法得到观众的理解和接受。其经验和教训说明,中国戏剧的发展必须文学性和舞台性并重。叶芝的戏剧继承了爱尔兰及欧洲的戏剧文化传统,同时又杂取来自更广阔的时空中的思想和材料,最终达到了文学和文化创新的目的。这说明文化的复兴一方面要挖掘传统的文化宝藏,另一方面又要以开放的心态,吸纳各种优秀文化资源,才能在复兴中重生,走向更高远的境界。
赵佃强[9]（2014）在《新世纪抗战小说研究》文中认为新世纪以来，一大批以描写和反映1931-1945年间中日战争为主要内容的小说涌现出来，这些小说又大多被改编成影视，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在当下文坛掀起了一股“抗战小说”创作的热潮。但是，学界对新世纪抗战小说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一方面它们被统摄到“新时期小说”、“当代小说”的范畴之下，另一方面它们又被冠之以“战争小说”、“革命历史小说”、“军旅小说”的命名之下，因此还缺乏以“抗战小说”为名并在“新世纪”这个时段内所进行的整体性研究，本论文试图对此作出这样的尝试和努力。本论文以2000-2013年间创作、发表和出版的抗战小说为研究对象，其中重点是长篇小说。以这一时段重要的抗战小说文本为基础，以战时、十七年与新时期三个时段的抗战小说以及西方的战争小说为主要参照，借助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以及意识形态批评等方法，通过纵向与横向比较以及具体的文本细读与分析，以此揭示新世纪抗战小说的总体风貌。重点论述形象塑造、战争反思、人性表现、民间书写等问题，肯定成绩、指陈问题、为其把脉，遴选优秀作品以实现暂时相对的经典化。绪论部分首先对研究对象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和评介，在此基础上提出本论文重点研究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即新世纪的抗战小说相对于之前的这类小说以及西方的战争小说发生了怎样的变异？取得了哪些突破？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评价等。其次，对本论文所涉及的两个重要概念“新世纪”与“抗战小说”的含义进行界定以确立本研究的合法性。再次，介绍本论文的研究方法、思路以及创新之处，并对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做了说明。论文引入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用对话、民间、狂欢三个关键词进行论文架构并展开对抗战小说的论述，其创新之处包括三点，一是从理论研究上丰富了新世纪抗战小说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填补空白的意义；二是将巴赫金理论应用到抗战小说研究，对战争文学研究具有启发意义；三是对抗战小说的研究，能够加深对战争的认知，对历史的认识，对人性的理解，弘扬爱国主义情感，确立民族国家的认同感。第一章从纵向时间的角度，把“新世纪抗战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放在整个中国抗战小说的历史序列中进行考察，这样它就与之前已经存在的战时14年的抗战小说、十七年的抗战小说、新时期的抗战小说形成一种互文性和对话关系，这种关系具体表现为延续、反拨、解构、重构等几个方面。论文从书写动因的嬗变、创作主体的更迭、文本类型的承续这三个方面予以说明，由此呈现了新世纪以来抗战小说的总体风貌。第二章从横向空间的角度，把新世纪抗战小说放在西方战争小说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这样它就与西方战争小说也构成了一种互文性和对话关系，一方面作家在创作中学习借鉴这些小说，另一方面批评家也往往也它们为参照和坐标系对抗战小说进行评价。论文揭示了抗战小说同西方战争小说对话的过程和表现，对批评界“抗战小说无经典”论断进行了新的解读，在西方经典战争小说的参照下探讨中国抗战小说所取得的突破和面临的问题，由此指明新世纪抗战小说的努力方向。第三章由于新世纪抗战小说大都被改编成了影视从而实现了一种文本转换，在这一过程中抗战小说与抗战影视作品之间也形成了一种潜在的对话关系。论文探讨了抗战小说影视化的表现和缘由，揭示了这种影视化所造成的小说文体的一些变化，比如叙事场景化、描写动作化、语言台词化等。进而指出这种对话的不平等关系和潜在的危险性。论文强调指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坚持发挥小说和影视各自的特点和优势，尤其是应该尊重小说自身的规律不能为迎合影视而失去自身的主体性。第四章分析抗战小说中的主体形象在对话中是如何被建构的，这些主体又具有怎样的特点，在诸多战争形象中重点从英雄、汉奸、国共两党两军、中日两国这四个方面展开。首先，延续新时期的思路，解构十七年中的高大全形象，并在解构中进行了适度的重构，对英雄形象的塑造，背后是英雄主义情怀的回归。其次，对新世纪抗战小说中所出现的“伪汉奸”现象进行了揭示和解读，这一现象的出现源自于作家的人性视角书写，体现了作家对个体命运的关注。再次，在对比书写中揭示国民党内部的内讧、阋墙、腐败等问题并着力表现了共产党的团结、纪律性、组织性强的优点，由此凸显其正义性、合理性以及取得胜利的必然性。最后，用“比较形象学”理论揭示小说中的中国人所理解和想象的“日本形象”和小说中的日本人所理解和想象的“中国形象”，将这种书写上升到文化层面进行思考，揭示其文化误读的一面。第五章主要对新世纪抗战小说的思想性问题进行解读，这种思想性主要体现在战争小说自身所包含的历史、战争、人性、民族国家这样几个“大词”上，对它们的认知与理解直接体现了这类小说的思想深度。新世纪的抗战小说在对话中展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对历史既做了某种必然性的理解，同时也揭示了它的偶然性和对人的命运的改变甚至伤害。对战争的悖论性做了深度解读，既凸显它的合理性与正义性，又揭示它的残酷性与迫害性。对于人性也做出多元化的理解，一方面强调勇敢、献身的精神品质，弘扬民族国家意识与情感，一方面站在人性人道主义立场上呼唤大爱精神，对普通人物在战争中为了生存而呈现的行为和选择做出理解之同情。对民族国家问题思考也值得注意，作家一方面需要有民族国家立场，同时又必须有所超越，这是抗战小说面临的一个悖论，恰恰是在这种悖论中体现了这些小说的价值。第六章认为新世纪抗战小说呈现出一种强烈的民间性和狂欢化特点，这正与巴赫金理论中所提出的民间性与狂欢化理论相契合，因此利用这两个概念对此进行解读，揭示这种书写的具体体现以及背后的深层蕴涵。尤其是这种民间书写是作家人民立场的具体体现。民间凸显了抗战主体的全民性，与官方话语强调的国共两党抗战相比，它强调了普通民众的生命意识以及他们在抗战中的巨大贡献。民间书写浸染了消费主义的气息，民间具有传奇性与通俗性，拥有吸引读者大众的诸多元素，利用其特点可以让小说有更多的笑点、看点和卖点，因而也就自然拥有更多读者。这种书写虽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却存在夸大化、泛滥化、展览化特点，因此值得批判和警惕。结语部分从文学作品的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二律背反性的角度对抗战小说的问题、价值和意义进行总结和评述，进一步指出新世纪的抗战小说面临着国家主义/人道主义、历史理性/人文关怀的矛盾，而解决这一矛盾不是择其一端，而是应该具有对话精神兼具二者。也就是说，对新世纪中国的抗战小说而言，既要肯定国家民族主义的必要与合理性和战争的正义性及历史意义，也要具备人道立场、关注个体命运、反对任何战争。对“如何书写抗战历才能产生经典作品”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论化见解和设想，呼吁更多的优秀作家加入抗战书写的行列，并对经典抗战小说的出现寄予热切期待。
刘熹[10]（2013）在《新世纪十年文学批评研究（2000-2009）》文中认为研究2000至2009年的当代文学批评,首先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代对象如何纳入历史研究范畴。在1980年代已经有过当代文学是否可以写史的讨论,而近年,关于新世纪文学话题的讨论也聚焦在其是否能够成为一个文学史概念。但是观之学术界,当代文学史、特别是新世纪文学,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显着增长点。此外,2000年至2009年作为一个自然时间段十年的切分,虽然不具备强烈的学理性,但对当下问题进行即时的梳理和分析,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而目前研究2000年至2009年文学批评的专着比较少,更多的是长时段文学批评研究中的一个部分,或是论文选集这样一种形式。如果将国家权力介入与一体化的生成看做十七年文学批评发展的动力,将对极端政治化的文革文学的清算视为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助力,将经济的吸引当做九十年代文学批评的动向,那么新世纪十年的文学批评,则呈现三种合力此消彼长、各自为阵、并行多元的局面。从批评资源看,马克思主义、西方、中国现代、当代、古代的批评资源都在被使用;从批评形态看,国家政治立场、文学创作立场、商业立场,都各自发声、并互有涉及;从批评热点看,亦是中心之外百花争艳。这十年的文学批评,1990年代业已呈现的思想状况成为文学批评行进的背景,1980、1990年代发生的文学批评的转折、新变也在新世纪的前十年沉淀了结果,而这结果,又成为这十年文学批评的资源积累和出发点。除此思想上、资源上的承续外,新世纪十年文学批评面对的外部环境也有新的变动。因而,对新世纪十年文学批评的研究,首先要明确的是,新世纪十年的文学批评并没有发生剧烈的变动,它具有一定的延续性,既包括了社会文化思想上的继续生成,也包括了批评家个人学术思路的生成。此外,新世纪的文学批评环境有新的变化出现,这些新的因素和批评自身的步伐一起,形成合力,推动文学批评的发展和生成。所以,本论文所要到达的目的,是在清理新世纪十年文学批评的细节动向中,展现新世纪十年文学批评的发展脉络。那么如何有效的对新世纪十年的文学批评进行研究?从对大量文学批评研究类书籍的整理中可以看出,不同时间段的文学批评因其有不同的特质,相应的研究形式和结构也各有不同,最突出的是现代文学批评研究多以批评家个人为线索梳理批评的发展,而十七年文学批评研究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角度进入能突出这个时间段文学批评的脉络。具体到新世纪十年的文学批评,以一种追本溯源的形式,以当下文学批评何以有如此的思维方式和热点偏向为思考方向,或许可以成为进入新世纪十年文学批评的一个方式。本论文分为三章,第一章通过清理九十年代三次思想文化界的讨论来考察新世纪十年文学批评的学术背景。回过头看1989年之后的思想文化界,三次不同层面不同论点的论争,其实是具有逐层推进的逻辑联系。这三次论争,如果将其与文学批评的生发点进行联系,分别是郑敏等关于汉语改革讨论呈现的激进与保守主义之争;人文精神讨论中市场这个词汇背后显现的批评家、知识分子的态度和立场;文学批评界人士跨界参与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人文精神讨论和激进与保守之争大致同时发生,不同的是,后者由史学界始逐步蔓延,而前者一开始就以大学科、大跨度的讨论形式展开。而人文精神讨论之所以被后来者定义为一场关乎价值立场的分化、关乎道德伦理的讨论,是因为在人文精神讨论中,出现差异和分歧的原因也包括了如何认识时代。虽然当时的讨论,更多关注于知识分子如何建立自己的价值观,如何在这个商业的社会,在已经失落的当下建立自己的价值规范,但在1990年代末,产生了一场关于如何认识当下社会的讨论,这就是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争。正是因为1990年代的三次思想文化讨论,才引起了新世纪十年的当代文学批评对这些问题的继续关注和思考,故而对全球化、本土化、民族化的讨论,海外华文文学的新发展,区域文学、文学语言的重视等批评动向成为可能。第二章则着重梳理当代文学史观念与当下文学批评的互动。新世纪之交的文学批评形态,促其形成、转变的因素繁多,其中当代文学史观念的变化对新世纪十年的文学批评具有一定的影响。首先,文学史观念的变化会催生对此前经典作品的重新阐释,而在这一阐释过程中,形成了新的推崇模式和新的思考方法,进而影响当下文学批评对当前作品的审美取向和批评倾向;其次,在文学史观念变化过程中,所衍生出来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等也会对当前批评产生影响。就新世纪十年这个时间段,1999年相继出版了两部文学史作品,分别是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此后还出版了董健、丁帆、王彬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新编》,都是比较成熟、且对文学批评形态的生成有影响的文学史文本。在文学史这个考察视角下,我们可以考察在新世纪十年间重要批评现象的生成,如十七年文学研究是如何成型,“重返八十年代”是在何种情况下提出,底层文学批评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新启蒙的成型和解构以及当前批评中惯常使用的概念和批评范式是如何生成。前两章试图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继承与发展来考察新世纪十年文学批评的样貌,而第三章则以新世纪十年文学批评本身的新质为考察对象,包括了对批评的失语与新的审美因素的考察。这里的失语并非指中国文论界与西方理论的关系,而是指批评所不能覆盖的新的文学审美现象。这些批评与文学之间的缝隙,展现了新的审美因素的出现和正在适应中的当代文学批评。此外,随着技术的进步,网络、影视对文学的影响越来越大,不同媒介之间的特质也交互影响。从批评看来,媒体批评对传统批评产生冲击,而批评家对影视的关注则催生了新的批评指向。同时,这些新的批评现象,不仅表现出视觉化、图像化的倾向,也展现出社会文化的日常化、世俗化倾向,这些变化引发了关于新的批评理论的探讨。更重要的是,这些新的影响因素也促成了批评方式本身的调整。如果说文学史观念引发的批评方式的调整是对概念的清理和历史延续的审视,那么新的批评理论资源引发的批评调整则展现了对新世纪本身的关注。
二、颠覆和抑制——论新历史主义的方法论意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颠覆和抑制——论新历史主义的方法论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2）1980年代先锋文学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研究缘起及问题的提出 |
| 2、概念界定 |
| 3、研究现状考察 |
| 4、研究目标及思路 |
| 第一章 先锋文学批评诞生的时代语境 |
| 第一节 1980年代的政治语境 |
| 第二节 1980年代的文学语境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文学论争、文学会议与先锋文学批评的发展 |
| 第一节 “三个崛起”论争与先锋文学批评的发端 |
| 第二节 杭州会议：文学批评变革的前奏 |
| 第三节 方法论热：批评方法的多样与滥觞 |
| 第四节 “批评观”讨论——以“海南文学会议”为中心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主要阵地：文学期刊与先锋文学批评发展 |
| 第一节 《当代文艺思潮》：先锋文学批评倡导的先驱者 |
| 第二节 《上海文学》：上海批评圈与青年批评力量培养 |
| 第三节 《文学评论》：理论变革的先导与激进的试验 |
| 第四节 《当代作家评论》：先锋文学批评的践行者与推动者 |
| 本章结语 |
| 第四章 主要力量：“第五代批评家”群体 |
| 第一节 “第五代批评家”的命名及批评特征 |
| 第二节 吴亮论：实验性与“片面的尖锐” |
| 第三节 李陀论：批判性与“整体意识” |
| 第四节 程德培论：文本细读与“本体思考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先锋文学批评的批评理念及话语方式 |
| 第一节 回归本体：从“外部”回到“内部” |
| 第二节 张扬主体：从集体代言到个人话语 |
| 第三节 重心转移：从“内容”到“形式”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先锋文学批评的历史贡献及反思 |
| 第一节 作为思潮的终结与作为精神的延续 |
| 第二节 先锋文学批评的贡献及意义 |
| 第三节 先锋文学批评的局限及问题 |
| 第四节 先锋文学批评在1990 年代 |
| 本章小结 |
| 结语先锋精神与文学批评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980年代先锋文学批评的代表性文本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参与课题 |
| 致谢 |
（3）突破与推进：1980年代以来的延安文艺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延安文艺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史研究 |
| 一、20世纪延安文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
| 二、1980年代以来延安文艺的研究对象及基本问题 |
| 三、论文选题及学术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基本思路与目标 |
| 第一章 思想与学术:1980年代初延安文艺研究及其理论方法的转变 |
| 第一节 “思想解放”:延安文艺研究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的“拨乱反正” |
| 第二节 反思与重整:延安文艺史料研究及相关研究领域的推进 |
| 第二章 探索与自觉:“新时期”延安文艺研究理论方法的多元趋势 |
| 第一节 延安作家的“重评”及其专题研究方面的新拓展 |
| 第二节 延安文艺思潮及其理论方法研究的不断探索 |
| 第三节 毛泽东文艺思想及《讲话》研究的深化 |
| 第四节 研究团体及专题研究的形成与学术实践 |
| 第三章 规范与多元:1990年代延安文艺研究及其学术思潮的演变 |
| 第一节 “再解读”与专业化:海外学术思潮及方法的引进与影响 |
| 第二节 坚守与突进:学术思想的活跃及各研究领域的深化 |
| 第三节 史料整理与历史阐释:史料意识的自觉及学术思想的拓展 |
| 第四章 拓展与深化:新世纪以来延安文艺研究及其理论方法的新走向 |
| 第一节 学术自信与理论坚持: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艺传统及其关系研究 |
| 第二节 毛泽东文艺思想及党的文艺政策理论体系研究 |
| 第三节 延安作家群体及其文体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推进 |
| 第五章 整理与编纂:延安文艺史料的编辑出版及史料考辨与数据库建设 |
| 第一节 延安文艺文献史料的整理及大型书系的出版 |
| 第二节 延安文艺专题性史料汇编及史料考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4）韦恩·布斯小说伦理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布斯小说伦理学的理论渊源 |
| 一 西方伦理批评传统 |
| (一)道德审查的伦理批评 |
| (二)伦理批评与普遍价值 |
| 二 布斯与芝加哥学派 |
| (一)芝加哥学派的形式论 |
| (二)多元主义批评方法 |
| 三 布斯与巴赫金的话语理论 |
| (一)小说的“客观性” |
| (二)话语与他人的声音 |
| (三)巴赫金之后的话语理论 |
| 第二章 布斯对伦理批评的重新定位 |
| 一 小说与伦理 |
| (一)小说中“伦理”与“道德”的区分 |
| (二)小说伦理学的复兴 |
| 二 小说中的伦理判断 |
| (一)伦理判断的观念嬗变 |
| (二)伦理评判者的标准 |
| (三)小说伦理判断的决定因素 |
| 三 小说伦理学的“共导”原则 |
| (一)基于感知的伦理交流 |
| (二)自我与他者的“共导”关系 |
| 第三章 布斯小说伦理学命题之一：审美与伦理 |
| 一 审美与伦理的矛盾性 |
| (一)审美伦理化的局限 |
| (二)审美去伦理化的矛盾 |
| 二 小说的趣味 |
| (一)审美经验的伦理视角 |
| (二)伦理阐释的美学维度 |
| 三 审美与伦理的融合 |
| (一)审美与伦理的二律背反 |
| (二)审美与伦理的辩证合一 |
| 第四章 布斯小说伦理学命题之二：修辞与伦理 |
| 一 小说修辞的伦理旨归 |
| (一)小说修辞与伦理的渊源 |
| (二)非人格化叙述与伦理 |
| (三)关联“事实”与“价值”的小说修辞 |
| 二 “隐含作者”与修辞伦理 |
| (一)从“作者”到“隐含作者”` |
| (二)“隐含作者”与伦理效果 |
| 三 小说修辞的形式与伦理 |
| (一)从叙述距离到小说效果 |
| (二)可靠叙述与伦理 |
| (三)不可靠叙述与伦理 |
| 第五章 布斯小说伦理学命题之三：他者伦理与阅读伦理 |
| 一 “他者”研究的兴起 |
| (一)文化研究的“他者”视野 |
| (二)哲学研究的“他者”伦理 |
| (三)小说伦理学中的“他者” |
| (四)布斯“他者”伦理的批评实践 |
| 二 阅读的伦理 |
| (一)他者伦理与作者意图 |
| (二)叙述的听众和作者的听众 |
| (三)倾听修辞的伦理旨归 |
| 第六章 布斯小说伦理学命题之四：多元对话与伦理阐释 |
| 一 “多元主义”的对话 |
| (一)布斯对克兰多元论的继承和发展 |
| (二)布斯对伯克戏剧多元视野的延伸 |
| (三)布斯与艾布拉姆斯的对话 |
| 二 布斯的批评方法多元主义 |
| 三 多元主义与小说伦理阐释 |
| (一)多元视野下的伦理困惑 |
| (二)小说伦理价值的二重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等 |
（5）英语世界《易经》诠释的范式转变（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理论依据 |
| 1.1.3 术语说明 |
| 1.1.4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译本评析 |
| 1.2.2 译本或译文比较 |
| 1.2.3 易学西传史研究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论文创新点 |
| 1.4 论文结构 |
| 第2章 英语世界《易经》诠释的主要范式 |
| 2.1 英语世界的《易经》译本概述 |
| 2.1.1 《易经》卫-贝译本出现以前 |
| 2.1.2 《易经》卫-贝译本 |
| 2.1.3 《易经》卫-贝译本出现以后 |
| 2.2 《易经》英译本中体现的不同诠释方式 |
| 2.2.1 儒教典籍 |
| 2.2.2 智慧之书 |
| 2.2.3 占筮手册 |
| 2.2.4 历史文献 |
| 2.2.5 心理学视角 |
| 2.2.6 女性主义视角 |
| 2.3 不同诠释方式对卦爻辞译文产生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从异教经典到儒教典籍 |
| 3.1 麦格基理解的《易经》:异教经典 |
| 3.1.1 麦格基译本产生的背景 |
| 3.1.2 麦格基对《易经》的理解 |
| 3.1.3 麦格基译本的特征 |
| 3.1.4 麦格基理解和解释《易经》的“前见” |
| 3.2 理雅各理解的《易经》译本:儒教典籍 |
| 3.2.1 理雅各译本产生的背景 |
| 3.2.2 理雅各《易经》译本的特征 |
| 3.2.3 理雅各《易经》译本的影响 |
| 3.2.4 理解和解释作者之意:理雅各诠释《易经》的取向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从儒教典籍到智慧之书 |
| 4.1 卫-贝译本经典地位的确立 |
| 4.1.1 卫礼贤的《易经》德译本及《易经》系列讲座 |
| 4.1.2 荣格对卫礼贤《易经》译本的运用及评价 |
| 4.1.3 贝恩斯夫人和她的英文转译本《易经》 |
| 4.1.4 卫德明《易经》系列讲座的推动 |
| 4.1.5 美国反文化潮流的兴起与《易经》卫-贝译本地位的最终确立 |
| 4.2 卫-贝译本的主要特征 |
| 4.2.1 结构安排独特,经、传同样重视 |
| 4.2.2 剥离历史语境,融合中西智慧 |
| 4.2.3 重视卜筮功能,强调实用色彩 |
| 4.3 卫-贝译本的影响 |
| 4.4 诠释者与《易经》文本的“视域融合”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从智慧之书到历史文献 |
| 5.1 历史主义诠释范式产生的背景 |
| 5.1.1 外部因素 |
| 5.1.2 内部因素 |
| 5.2 《周易》作为商周时期的历史文献 |
| 5.2.1 孔理霭的《易经》诠释 |
| 5.2.2 夏含夷的《周易》诠释 |
| 5.2.3 茹特、高厦克、玛格丽特等人的《周易》诠释 |
| 5.3 《易经》作为具体时期的历史材料 |
| 5.3.1 苏德凯等人的《易经》诠释 |
| 5.3.2 林理璋的《易经》诠释 |
| 5.3.3 韩子奇的易学研究 |
| 5.4 《易经》作为融合世界文化的历史文本 |
| 5.4.1 卫德明、哈克尔等人的易学研究 |
| 5.4.2 司马富的易学研究 |
| 5.5 文本原意:从文本和文本生成的历史语境出发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6）政治背叛者的记忆与自辩 ——以宋元际《牧庵集》等文本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绪论 |
| 一、问题旨趣 |
| 二、文本材料 |
| 三、研究综述 |
| 四、技术路径 |
| 第一章 概述 |
| 第一节 政治背叛者——个体概念到具体群属 |
| 第二节 记忆塑造——自发记录到自觉建构 |
| 第二章 背景——“无奈”的乱世宿命 |
| 第一节 地缘环境 |
| 第二节 基层精英的政治参与 |
| 第三节 国家体系的局部崩塌 |
| 第四节 精英的自立与流动 |
| 第三章 过程——“无我”的“合理”行动 |
| 第一节 话语模式:典型归类与综合复原 |
| 第二节 话语矛盾:难圆其说的托辞 |
| 第四章 结果——“无私”地重建公共世界 |
| 第一节 人伦秩序 |
| 第二节 经济秩序 |
| 第三节 政治秩序 |
| 第四节 文化秩序 |
| 第五节 教育秩序 |
| 第五章 价值观念——实用倾向与个人本位 |
| 第一节 价值起点:文化缺口的再发掘 |
| 第二节 价值中枢:“期于有用” |
| 第三节 价值归宿:“保民而王”到“位德一体” |
| 第六章 “正统”观念——话语之场的学术政治与权威竞争 |
| 第一节 “正统”与“一统” |
| 第二节 杨奂:王道与正统 |
| 第三节 郝经:道与主 |
| 第七章 “忠节”观念——主流意识形态的改造与复归 |
| 第一节 政治背叛话语的“忠节”转换 |
| 第二节 “忠节”的转移兑付 |
| 第三节 “忠节”的极端呈现:主奴隐喻 |
| 结语 |
| 致谢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7）卡尔维诺文艺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一) 小说诗学 |
| (二) 论文学特质 |
| (三) 文学批评实践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三、研究现状综述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卡尔维诺文艺思想的构成影响 |
| 第一节 文学探索的历程 |
| 一、“新现实主义”时期(1940年代) |
| 二、童话和寓言式写作时期(1950年代) |
| 三、探索实验时期(1960年代之后) |
| 第二节 文艺思想的维度 |
| 一、传统与创新 |
| 二、科学与文学 |
| 三、批评与对话 |
| 第二章 卡尔维诺的小说诗学 |
| 第一节 “开放性百科全书式小说”创作模式 |
| 一、“开放性百科全书式小说”的特点 |
| 二、“开放性百科全书式小说”的要义 |
| 三、开放性百科全书式小说的创作实践 |
| 第二节 小说创作的“晶体模式” |
| 一、小说“晶体模式”的提出 |
| 二、小说“晶体模式”的实验性探索 |
| 三、小说“晶体模式”的意义 |
| 第三节 卡尔维诺小说的童话思维特点 |
| 一、童话思维 |
| 二、童话思维对卡尔维诺小说创作的影响 |
| 三、童话思维在卡尔维诺作品中的体现 |
| 第三章 卡尔维诺论文学特质 |
| 第一节 认知视角的轻逸 |
| 一、轻逸的概念及其内涵 |
| 二、轻逸的内在要求与特征 |
| 三、文学与现实的轻重关系 |
| 第二节 叙述节奏的迅速 |
| 一、迅速的内在要求 |
| 二、叙事时间的压缩与延长 |
| 三、文本的密度与篇幅 |
| 第三节 语言表达的确切 |
| 一、确切的提出及其构成 |
| 二、确切词语的功能及运用 |
| 三、有限的确切与对无限的把握 |
| 第四节 文学形象的易见与内容的繁复 |
| 一、想象力与想象过程 |
| 二、形象的认识作用及其意义 |
| 三、想象力与文本的承载能力 |
| 四、文学繁复的特点 |
| 第四章 卡尔维诺的文学批评观 |
| 第一节 文学经典观 |
| 一、文学经典的定义 |
| 二、“经典”定义的特点 |
| 第二节 文学批评观中的文本 |
| 一、文本的虚构及意义 |
| 二、文本的互文关系 |
| 三、文本的结构 |
| 第三节 文学批评观中的叙述 |
| 一、叙述与书写 |
| 二、心理叙述与叙述心理 |
| 三、叙述的速度与叙述的停顿 |
| 第四节 文学批评观中的伦理 |
| 一、体现敬业精神的道德 |
| 二、体现道德秩序的伦理 |
| 第五节 文学批评观中的主客体互动 |
| 一、主体与批评对象的互动 |
| 二、批评主体重构批评文本的企图 |
| 第五章 卡尔维诺文艺思想的总体特征 |
| 第一节 文艺思想中包容天地的宇宙情怀 |
| 一、主客体融合的宇宙自然观 |
| 二、对人类与宇宙的终极关怀 |
| 三、对物性与人性关系的理解与把握 |
| 第二节 文艺思想中的实践性特征 |
| 一、实践性的基本特点及具体表现 |
| 二、实践性中的主体意识 |
| 三、实践批评对匡正“理论自恋”的意义 |
| 第三节 卡尔维诺文艺思想的潜在体系性 |
| 一、潜在体系性的表现 |
| 二、潜在体系性的影响来源 |
| 三、潜在体系性的内部张力 |
| 第四节 文艺思想中的辩证思维特点 |
| 一、辩证思维的基本特点 |
| 二、文学特质中的相反项 |
| 三、对印象主义批评的超越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8）民族、世界与理想：叶芝戏剧政治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叶芝戏剧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叶芝戏剧研究概述 |
| 二、国外叶芝戏剧研究概述 |
| 三、主要存在的问题和研究的趋势 |
| 第二节 研究对象、方法和主要观点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方法 |
| 三、主要观点 |
| 第三节 写作目的、研究意义和创新点 |
| 一、写作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殖民与反抗:叶芝戏剧创作的伦理环境 |
| 第一节 爱尔兰的凯尔特民族文化传统 |
| 一、凯尔特民族的兴起 |
| 二、凯尔特文化的特点 |
| 三、凯尔特文化对爱尔兰的影响 |
| 第二节 英国殖民与爱尔兰民族主义 |
| 一、英国在爱尔兰殖民的历史 |
| 二、爱尔兰人的反抗斗争 |
| 三、殖民中的爱尔兰民族情绪 |
| 第三节 爱尔兰的政治难题与叶芝的戏剧创作道路 |
| 一、世纪之交的爱尔兰政治发展进程 |
| 二、爱尔兰文艺复兴与民族文化身份认同 |
| 三、爱尔兰的政治运动与叶芝的戏剧创作 |
| 小结 |
| 第二章 责任与奉献:民族主义政治伦理 |
| 第一节 《凯瑟琳伯爵小姐》中的意志与选择 |
| 一、爱尔兰民众的自然意志和自由意志 |
| 二、凯瑟琳伯爵小姐的理性意志和伦理选择 |
| 三、凯瑟琳伯爵小姐自我牺牲的伦理价值 |
| 第二节 《胡里汉的凯瑟琳》中的两种理性意志 |
| 一、家庭与迈克尔的个人理性意志 |
| 二、衰老妇人及其集体理性意志 |
| 三、迈克尔伦理困境中的伦理选择 |
| 第三节 《骸骨之梦》中的情感与理性 |
| 一、卖国行为的三种驱动意志 |
| 二、卖国者的忏悔和自我审判 |
| 三、男青年拒绝宽恕的伦理情怀 |
| 小结 |
| 第三章 启蒙与自由:民族主义文化伦理 |
| 第一节 《来自星星的独角兽》中爱尔兰的道路选择 |
| 一、生存斗争的财富之梦 |
| 二、摧毁一切的政治之梦 |
| 三、启示与解放的文化之梦 |
| 四、人类的发展和进步之梦 |
| 第二节 文化戏剧的文学和艺术价值 |
| 一、《国王的门槛》的诗人之辩 |
| 二、《心所向往之地》的精神力量 |
| 三、《一锅肉汤》的乡村生活和古老智慧 |
| 四、《炼狱》的贵族伦理 |
| 五、《猫与月》的向善之路 |
| 第三节 爱情戏剧的爱尔兰情感 |
| 一、《水影幢幢》的精神之恋 |
| 二、《演员女王》的情感之变 |
| 三、《艾默唯一的嫉妒》的奉献和牺牲 |
| 四、《德尔珏》的忠贞与纯洁 |
| 五、《窗玻璃上的字》的两种爱情 |
| 第四节 宗教戏剧的爱尔兰思维阐释 |
| 一、《沙漏》的实证主义批判 |
| 二、《卡尔弗里》的博爱和坚持 |
| 三、《复活》的对立统一 |
| 四、《窗玻璃上的字》的通灵术 |
| 小结 |
| 第四章 规则与公正:民族主义英雄伦理 |
| 第一节 《在鹰井畔》的时间之思 |
| 一、老人的枯守与错失 |
| 二、库胡林的行动和追求 |
| 三、思想与行动的结合 |
| 第二节 《绿盔》的伦理规则 |
| 一、三人共饮中的平等 |
| 二、女人们的虚荣和脸面 |
| 三、库胡林与红巨人的游戏 |
| 第三节 《在巴尔雅海滩》的情感转化 |
| 一、库胡林自然情感和自由情感的泛滥 |
| 二、库胡林伦理情感和道德情感的萌生 |
| 三、道德情感所导致的库胡林与大海之战 |
| 第四节 《库胡林之死》中古代英雄的现代意义 |
| 一、时空交错的情节结构 |
| 二、库胡林的死亡伦理 |
| 三、库胡林与爱尔兰政治生活 |
| 第五节 《苍鹭蛋》的伦理禁忌 |
| 一、苍鹭神和伦理秩序 |
| 二、康格尔的违禁与惩罚 |
| 三、喜剧中的悲剧色彩 |
| 第六节 《德尔珏》的武士伦理 |
| 一、科纳哈的誓言和宽恕 |
| 二、呐谢的选择与决斗 |
| 三、下棋与死亡恐惧 |
| 小结 |
| 第五章 平等与和谐:世界主义伦理 |
| 第一节 《炼狱》的文化民族主义批判 |
| 一、弑父杀子的伦理犯罪 |
| 二、两种伦理规则的转换 |
| 三、过去的反思和未来的期许 |
| 第二节 《幻象》时空中的爱尔兰 |
| 一、《幻象》中叙述视角的多重性 |
| 二、《幻象》中的世界主义思想 |
| 三、《幻象》对叶芝创作的影响 |
| 第三节 哲理化的人物面具 |
| 一、面具的来源 |
| 二、面具的运用 |
| 三、面具的功能 |
| 第四节 表意性的歌唱和舞蹈 |
| 一、歌唱和舞蹈的来源 |
| 二、歌唱和舞蹈的运用 |
| 三、歌唱和舞蹈的价值 |
| 第五节 仪式化的献祭 |
| 一、从《圣经》、王尔德到叶芝 |
| 二、超越时空的生命仪式 |
| 三、戏剧仪式化的意义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叶芝戏剧中的政治伦理理想 |
| 二、东西方文化视野中的叶芝及其戏剧 |
| 三、叶芝戏剧对中国戏剧和文化建设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9）新世纪抗战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现状与问题的提出 |
| 二、概念 的厘定与研究的合 法性 |
| 三、研究 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 传统：与战时、十七年、新时期抗 战小说的 对话 |
| 一、书写动因的嬗变 |
| 二、创作主体的更迭 |
| 三、文本类型的承续 |
| 第二章 西方 参照：与西方战 争小说的 对话 |
| 一、与西方对话的意识与过程 |
| 二、“抗战小说无经典”论断的辨析 |
| 三、中国抗战小说的问题与突破 |
| 第三章 文本 转换：与影视的 潜在对话 |
| 一、新世纪抗战小说影视化的表现与缘由 |
| 二、影视化对新世纪抗战小说的影响 |
| 三、影视化时代，小说何 为 ？ |
| 第四章 主体形象塑造与建构中的对话精神 |
| 一、对话中 的英雄 形象 |
| 二、“伪汉 奸”形象 解读 |
| 三、对比 中的国共 两党两军 形象 |
| 四、互视中 的中国 与日本形 象 |
| 第五章 对话 中几个“大词”的多种声音 |
| 一、真实与 历史 |
| 二、战争与 暴力 |
| 三、人性与 文化 |
| 四、民族与 国家 |
| 第六章 民间性与狂欢化书写中的对话精神 |
| 一、民间理 论与抗战 小说 |
| 二、民间的 功能与意 味 |
| 三、狂欢化 书写与叙 事 |
| 结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10）新世纪十年文学批评研究（2000-200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1990年代的三次论争与新世纪批评的学术背景 |
| 第一节 汉语语言变革讨论与激进保守之争 |
| 一、汉语语言变革探讨引发的论争 |
| 二、激进与保守之争 |
| 第二节 人文精神讨论与批评的分化 |
| 一、文学批评视角下的人文精神讨论 |
| 二、人文精神讨论及其衍生话题 |
| 三、关于“文艺精神价值取向”的讨论 |
| 第三节 1990年代末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 |
| 一、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讨论代表的社会文化意义 |
| 二、讨论针对的几个重要问题 |
| 第二章 当代文学史观念的变动与当下文学批评形态的转型 |
| 第一节 两本文学史作品的出版与“重写文学史” |
| 第二节 “民间”概念的衍生 |
| 一、三位一体的“民间” |
| 二、在讨论中形成的“民间” |
| 三、审美民间的批评实践 |
| 第三节 对另一种遮蔽的发掘 |
| 一、洪子诚文学史观的形成 |
| 二、十七年文学及文革文学研究范式的定型 |
| 第四节 批评转向中的“重返八十年代” |
| 一、“重返八十年代”的简述 |
| 二、“重返八十年代”的三个方向 |
| 1、反现代的现代性与八十年代的重返 |
| 2、新左派思维对八十年代的批判式解读 |
| 3、“纯文学”反思与“重返八十年代” |
| 第五节 新启蒙文学史观与启蒙批评话语 |
| 第三章 来自当下的挑战与新世纪批评的回应 |
| 第一节 当代文学批评与新的影响因素 |
| 一、媒体批评与经济-文艺关系对批评的影响 |
| 二、“新世纪文艺理论”讨论与批评转向 |
| 第二节 新世纪文学与新的审美因素 |
| 一、新的写作群体、新的审美经验与新的文学生产方式 |
| 二、“新世纪文学”命名的讨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四、颠覆和抑制——论新历史主义的方法论意义（论文参考文献）
- [1]生命与语言的双重洞开 ——陈超生命诗学研究[D]. 杨洋. 燕山大学, 2021
- [2]1980年代先锋文学批评研究[D]. 崔庆蕾.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9)
- [3]突破与推进：1980年代以来的延安文艺研究史[D]. 吴国彬.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1)
- [4]韦恩·布斯小说伦理学研究[D]. 周莉莉. 江西师范大学, 2018(12)
- [5]英语世界《易经》诠释的范式转变[D]. 吴礼敬.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7(02)
- [6]政治背叛者的记忆与自辩 ——以宋元际《牧庵集》等文本为中心[D]. 班瑞钧. 南京大学, 2017(10)
- [7]卡尔维诺文艺思想研究[D]. 王芳实.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8]民族、世界与理想：叶芝戏剧政治伦理思想研究[D]. 何林.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9]新世纪抗战小说研究[D]. 赵佃强. 山东师范大学, 2014(08)
- [10]新世纪十年文学批评研究（2000-2009）[D]. 刘熹. 南京大学, 201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