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竞争十大策略

一、市场竞争十大策略（论文文献综述）

宋晓娟^[1]（2021）在《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文中研究指明社区是居民基于中意而结成的共同体。就私人生活而言,居民可能以个体或家庭的形式存在,但受房屋产权、物理位置、身份地位等因素影响,居民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纳入社区组织。同一社区空间内的组织之间共享社区环境与服务对象,甚至还可能存在成员重叠。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组织之间、社区组织相互之间彼此依赖,休戚与共。生物学领域将不同种属按某种厉害关系生活在一起叫做共生,社会学领域也逐渐做出了相似的现象解释,而社区则成为了最常见的共生关系发生域,有鉴于此,本文采用共生理论来透视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重心几经调整。但到本世纪之初,城市社区问题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看得见且管得着但不愿管的现象仍很普遍。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独具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应运而生。就社会管理传统下的网格化管理（2004-2012）而言,其主体、资源和运行方式均源自于政府,因此从主质参量来看,其与政府管理方式同质,是后者向社区的进一步下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改革。作为社会的微观构体,城市社区的实践有了新的发展,在网格化管理强化的同时开始注重治理主体的培育,实践创新的单位则以区、街道为主。以2013年至2015年连续三年的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及提名成果中的城市社区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分析得出,这三年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重点依次是:减负增效、三社联动和政社互动。从共生理论视角来看,城市社区的实践由同质延伸转向了异质化发展。研究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关键变量发现,社区有少量的异质治理主体存在,这些主体在通过党政主导的相关项目产生互动,互动中的物质信息交流以单向为主,互动的结果是非政府主体增殖能力的提升。变量数据表明,这一时期城市社区的共生行为模式属于偏利共生。实践步入近几年（2016至今）后,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单位由区、街道转向了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与社区治理要素又都取得了新的发展。从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来看,自2016年到新冠疫情暴发前,中国城市社区的网格化管理延续着常态化发展,核心在于对以往实践的进一步深化和对已有问题的探索性解决;新冠疫情暴发后,网格化管理承接了社区疫情防控的重要使命,实践方式做了一些应急性调整与“补漏”式改进。就社区治理要素的发展而言,以民政部在2018年选出的101个优秀社区工作法（已对最新进展做了补充）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研究发现,城市社区以协商共治为整体目标导向,形成了多主体参与、资源整合共享的治理格局,发展出了多样化的治理实践方式。从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核心变量来看,城市社区生成了丰富的治理主体,这些主体发起了多样化的共治活动,活动中的物质信息呈多方多向流动,最终导向了驻区组织的非同步化发展,由此可见,此阶段的城市社区共生行为模式属于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在中国城市社区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问题”似乎始终未曾远离。每一次新实践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也会伴随着新问题的产生,而新问题又成为了实践再次创新的动力。目前,非对称互惠共生的城市社区实践面临诸多问题,对称互惠共生是其进化方向。从非对称互惠共生到对称互惠共生的发展需要实现共生单元、共生界面与共生条件的多重转变,对称互惠共生的理想固然美好,但这一转变过程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基于当下的城市社区实践现状,结合实践所面临的问题,中国城市社区要想完成这一转变,首先需要实现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的充分发展与深度融合。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衷是强化政府对内部层级部门间网络的管理能力。城市社区治理要素发展的实质是社区内公私合作程度的提升与基层党政部门对公私合作网络管理能力的提高。在学者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D.埃格斯的语境下,公私合作程度与网络管理能力是理解网络化治理的两个维度。对比理论植根的实践来看,中国城市社区与美国社会的发展规律有异曲同工之处。有鉴于此,本文提出网络化治理是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双维度发展的最终指向,是城市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共生理论认为,动力与阻力是影响共生关系进化的两个重要因素,要想推动共生关系发展必须提升动力,消解阻力。网络化治理是城市社区实现对称互惠共生理想状态的技术工具,形塑网络化治理的动力同时也是推动主体增容（共生单元）、强化组织互动（共生界面）、加速物质信息流动（共生条件）之力;阻力则主要是由社区组织的互动方式（共生界面）与组织性质（共生单元）决定的。研究发现,动力因素主要有三个:党政领导力、利益驱动力和科技支撑力。这些动力并非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共同发挥作用的。单一治理网络可以由多种动力来形成,但通常只有一种动力在发挥主导作用。综合比较前面所有的样本社区及笔者所调研的其他社区,笔者发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长青街道城建社区的动力因素最为全面,且已初步推进了网络化治理建设。以城建社区为例,本文从实践层面剖析了这些动力因素导向网络化治理的运作过程。此外,本文以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向心力”中的最高施力方（基层党组织）领导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中的“离心力”为例,剖析了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内在张力。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动力与阻力明晰之后,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强化动力、消解阻力之方法。价值冲突是主体间张力背后更深层次原因。价值理念是影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因素。共生（共生除可以是一种主体间形态外,还可以是组织行为的先导,即价值）是人类社会的原价值,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价值理念。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是以社区非对称性互惠共生行为模式为基点的,所以前者的实施路径也是后者的发展路径,换言之,共生单元、共生界面和共生条件三个共生行为模式的核心要素（“成果配置”是共生关系最终呈现出的结果）也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实施路径的基本面向。有鉴于此,本文从共生价值体系（价值理念）、治理组织建设（共生单元）、治理行动选择（共生界面）和科学技术支撑（共生条件）四个方面探寻了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实施路径。

刘宁^[2]（2021）在《面向智能互联时代的中国工业设计发展战略和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正在经历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根本改变,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及我国均已将创新驱动、提质增效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近年来,随着一大批创新型企业的兴起（如苹果、小米、海尔、特斯拉等）,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技术能力和市场能力构成了经典创新耦合模型的基础,但除此之外,还存在第三种创新驱动模式——设计驱动型升级。自2000年起,众多国家制定了国家层面的设计政策与发展体系,其中,不乏将设计产业政策作为国家战略选择与政策制定的关键部分。因此,在此时代背景下,工业设计如何演变和进化,以及我国未来5-10年,工业设计相关国家战略的前瞻探析和实施路径的科学选择是亟待研究的问题。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案例研究、溯因研究、系统分析等方法,从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设计学等多方面、多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文章首先分析了国际国内工业设计发展的现状及趋势,总结了我国工业设计正在发生的三方面深刻变化,即创新属性、创新关系、创新业态。由此,提出了在我国传统设计服务向设计产业转变和升级这一重要论点。进而,明确界定了工业设计产业的概念、特征,并基于发展社会学、产业生命周期理论、范式与范式转变的机会窗口、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等,通过钻石模型、SWOT分析,结合阿里巴巴、小米、方太等实际案例,解析了如何推动设计服务向设计产业转变,以及如何构建我国工业设计发展的新阶段,即在智能互联为产业发展趋势的背景下,着力构建设计创新力的新属性、创新驱动力的新生态、社会发展力的新关系、国际影响力的新姿态等战略。最后,具体规划了战略实施路径,其一,建设创新型公共服务平台,包含创建国家工业设计研究院、建设工业设计产业互联网平台两个部分。其二,产出工业设计标志性成果,包括成立并发展世界设计产业组织、持续举办世界工业设计大会、继续举办国家工业设计奖等。其三,开展工业设计人才培养工程,包括建设设计开放大学、实施工业设计领军人才计划、开展设计人才能力素质评价等。其四,提升工业设计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包括实施制造业设计能力提升行动计划、实施设计赋能乡村产业振兴计划两个部分。本次研究遍览美国、英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分析总结全球20多年工业设计发展历程,紧扣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时代浪潮,并基于产业发展理论,提出我国未来工业设计的发展战略及实施路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应用价值。

赵斯彤^[3]（2021）在《中国股票市场的ESG责任投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ESG责任投资已成为全球资产管理行业的前沿课题之一。ESG责任投资是一种考量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因素（ESG指标）并长期产生有竞争力的财务回报和积极社会效应的投资行为。相比较已发展近半个世纪的欧美资本市场ESG责任投资,国内ESG责任投资起步相对较晚。为适应国际可持续发展的大环境和吸收成熟资本市场ESG责任投资的先进经验,本文系统、全面地研究中国股票市场ESG责任投资。全文的理论意义在于社会责任投资并非仅靠投资者理念倡导和宗教信仰推动,而是从作用机理上证明社会责任投资能够创造价值,存在发展的内生动力;实践意义在于全面深入研究中国股票市场中的ESG责任投资理论和实践,不仅为价值型机构投资者指明建立和发展ESG责任投资的实践路径,还为监管者提供有力的监管依据,从而引导ESG责任投资资金在国内市场占比逐步提高,助力金融投资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共同目标。论文分别对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实践研究三方面进行重点探讨。并围绕如下四个部分展开研究:第一,ESG责任投资的理论基础和投资逻辑。第二,建立基于ESG信息条件下的资产价格时间序列和横截面模型,拓展并完善资产定价理论模型。第三,ESG责任投资财务绩效实证研究,对国内已开展ESG责任投资的公募基金展开研究,分析基金风险收益的潜在特征和规律;通过构建实证模型,验证加入ESG信息因子后资产定价模型的有效性,这也是论证研究假说的实证核心。并且,通过正向筛选策略建立高分值股票组合的方式,进一步验证实践策略的有效性。第四,分析海外机构投资者的ESG投资实践策略和国际监管比较,构建符合中国机构投资者特征的ESG责任投资体系,以及借鉴国际监管先进经验。关于ESG责任投资的理论基础和投资逻辑。本文以投资主体的微观企业为出发点,深入剖析利益相关者理论作为社会责任投资理论基础的必要性,并基于工具性利益相关者理论构建了利益相关者管理实践与企业绩效目标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阐释了社会责任投资与企业经营绩效相互作用的机理。关于基于ESG信息条件下的资产价格时间序列和横截面模型。本文将ESG因素内生地纳入至现代金融理论体系之中,依据资产价格的时间特征,建立基于ESG信息条件下的DDM模型;同时结合资产价格的横截面特征,阐述了ESG-SR有效前沿和ESG-CAPM模型的应用价值。研究发现,两类模型对ESG信息对股票收益率r的影响存在分异。由此,本文提出两条递进待后文检验的研究假说,即ESG信息对投资收益率有显着影响;高分值ESG评级信息与投资收益率显着正相关,且对基金组合产生超额收益率。关于ESG责任投资财务绩效实证研究。第一,本文采取对国内公募ESG责任投资基金展开描述统计,分析证明了研究假说的一般规律,还发现ESG责任投资基金具有低风险波动特征。第二,本文构建了FF5+ESG面板实证模型,选取了基于Bloomberg 2010至2020年的A股上市公司股票ESG评级数据构建全样本股票组合,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股价具有显着的规模效应、账面市值比效应、盈利能力效应、投资风格效应和ESG信息效应。FF5+ESG模型检验的实际收益率与预期收益率的差异更小,表明市场更趋有效,可作为ESG责任投资最有效的资产定价模型,进一步严谨地验证了研究假说。第三,为了消除ESG责任投资基金产生的多重异质性特征影响,本文通过正向筛选策略建立高分值股票组合方式再次证明了研究假说,并发现了筛选强度与超额收益率呈现正向关系等推论。关于机构投资者的ESG责任投资实践和监管国际比较。本文梳理和借鉴了海外机构投资者应用的ESG整合策略,即将ESG因素和传统财务因素同时嵌入至传统投资研究各个流程环节。特别地,具体到股票分析应用层面,本文从基本面分析策略和量化策略展开分析。由此,明确了ESG责任投资原则和投资框架,为中国机构投资者构建ESG责任投资体系。此外,本文还通过国内外监管比较,归纳总结了国际监管趋势和国内监管特点,指出了监管政策补短板和改进的方向。最后,本文基于以上结论,分别对中国机构投资者和证券市场监管者提出了实践建议和监管建议,具有较高的可参考借鉴的路径指引意义。

严苏艳^[4]（2020）在《共有股东与会计信息质量》文中研究指明上市公司股东在某一行业同时持有多家上市公司的股份,是否具有垄断风险,是否需要反垄断机构等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是否有必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对这一行为进行限定并规范,引起了学术界的激烈讨论。美国反垄断部门将“同时持有竞争性企业股份的投资者”界定为共有股东。换言之,在同一行业持有两家或两家以上企业股份的某一股东,称之为共有股东。股权结构如何影响企业目标、企业行为以及均衡产出是公司治理中的重要问题。当投资者在某一行业持股多家竞争性企业时,股东的目标为最大化其投资组合价值（Portfolio Value Maximization）,此时,最大化企业自身价值与最大化股东财富并不一致。处于多元化投资组合的目的,共有股东持股同行业多家企业,这一行为使得企业之间战略性地相互关联。考虑到共有股东对于企业目标、企业行为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加之,现有关于共有股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行业竞争、信息披露、企业创新、公司治理等方面,对于共有股东如何影响会计信息质量较少关注,因此,本文从共有股东的视角探讨共有股东在某行业持股多家企业这一行为特性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不仅拓展并丰富了会计信息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而且深化了关于共有股东如何影响企业目标、企业行为的认识和理解,甚至为相关监管机构是否制定以及如何制定相应法律法规以制约或规范共有股东的行为提供具有实践价值的参考。本文在对共有股东理论研究及实证证据的相关文献进行细致系统梳理之后,简要分析了我国共有股东的成因,并引入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以及专有性理论等相关理论,为后文共有股东如何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理论分析奠定坚实基础。接着,本文将实质盈余质量（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与形式盈余质量（信息披露质量以及是否自愿信息披露）相结合的盈余质量、会计稳健性以及会计信息可比性等会计信息质量特性纳入理论分析框架,分别在第四、五及六章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共有股东对盈余质量、会计稳健性以及会计信息可比性等会计信息质量方面的影响。最后,本文提出相应的研究结论,并指出了本文研究的不足以及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共有股东不仅抑制了上市公司的应计及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而且提升了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并有利于促使上市公司管理层较早地自愿披露信息。相对于“竞争缓解假说”,共有股东对盈余质量的“信息集成假说”发挥了主导作用。也就是说,基于同一行业持股多家企业这一行为特性,共有股东习得或形成的对企业发展状况、行业发展态势等敏锐捕捉、准确解读专业信息的集成优势,利于共有股东有效地监督企业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进一步促进企业改善且增加相关信息披露。第二,共有股东显着降低了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共有股东缓解产品市场竞争的效应,直接地降低了企业破产清算风险,进而降低了债权人或审计师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而竞争压力的降低,同时降低了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以及企业业绩的不稳定性,进而降低了企业外部债务融资需求,间接地降低了企业提高会计稳健性以获取外部资金的动机;而共有股东所具有的信息集成优势,降低了共有股东与企业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进而直接地降低了共有股东依赖于会计稳健性以监督管理层的需求,除此之外,共有股东在同行业企业之间分享信息,并改善企业信息披露的作用,缓解了企业内外的信息不对称,进而间接地降低了外部股东对企业会计稳健性的需求。第三,共有股东显着提升了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可比性。基于共有股东缓解产品市场竞争而降低了同行业企业所面临的竞争压力以及与信息披露相关的专有性成本,以及共有股东维持其信息集成优势而具有较强的动机监督企业提升会计信息可比性,使得共有股东显着提高了同行业企业之间的会计信息可比性,且共有股东提升会计信息可比性的作用在探索型企业以及国有企业中更为显着。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研究视角的创新。现有会计信息质量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集中于公司特征、财务报告规则、治理与控制、审计师、资本市场动机以及其他外部因素等方面。本文从共有股东的视角,补充且拓展了治理与控制方面对会计信息质量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其二,分析思路的创新。已有关于共有股东的研究,大多数均仅从共有股东缓解产品市场竞争这一垄断效应出发,再进一步分析产品市场竞争缓解之后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本文除了对共有股东缓解产品市场竞争这一作用路径分析其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之外,同时提出,共有股东持股同一行业多家企业的基本行为特性使得共有股东具有信息集成优势,并通过信息集成优势这一作用路径分析对会计信息质量产生重要影响;其三,框架体系的创新。本文以同一行业持股多家企业这一基本行为特性使得共有股东具有的产品市场竞争缓解与信息集成优势两大效应为影响路径,将实质盈余质量（应计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与形式盈余质量（信息披露质量以及是否自愿信息披露）相结合的盈余质量、会计稳健性及会计信息可比性等会计信息质量特性纳入同一理论分析框架,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共有股东通过作用于经营环境以及所充当的信息传递、沟通与分享等信息角色,对会计信息质量所具有的重要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共有股东与会计信息质量等方面的研究,而且对于上市公司及相关监管机构正确认识与理解共有股东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赵鑫^[5]（2020）在《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及财政支持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经济转型升级的需求异常迫切。为了应对这种需求,我国自2014年起成立了数量众多、总规模庞大的政府投资基金。希望通过政府投资基金这一政策性金融工具,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机制的各自优势,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实现国家全面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建立起兼容宏观战略目标和微观效率机制的投资策略体系,并完善相应的财政支持机制,以最小化政府干预的成本,最大化政府投资基金的干预收益,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和经济效应。而以往的研究或偏重于宏观战略的探讨、或偏重于微观效果的分析,缺乏宏观目标与微观机制相融合的分析视角。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及财政支持机制的研究,将财政的宏观策略目标与基金的微观效率目标相统一,建立起目标清晰、路径明确的投资策略和财政支持体系,为更好的发挥政府投资基金的作用进行一些有益探索。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的理论基础是市场失灵,正是因为市场失灵的存在,才需要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纠正市场失灵。尤其是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更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形成合力,突破关键领域的发展瓶颈。政府投资基金则是将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的政策性金融工具。在基金运作中,要实现宏观战略与微观效率的兼顾,就需要建立起有效的投资策略体系,而这一策略体系要得到有效的执行,离不开完善的财政支持机制。本文从投资方向、投资方式和投资时点三个维度构建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模型,并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展开实证研究。实证研究的结果有力的印证了理论模型的有效性。在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美国经验的深入对比分析,指出财政支持机制是保证投资策略能够有效执行的关键因素,而这方面也正是中国政府投资基金面临的短板,急需完善相关机制。结合理论、实证和美国经验的分析,本文对目前我国政府投资基金、财政支持机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总结,并对导致问题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剖析,并在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性的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1、通过投入产出模型、logistic回归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投资方向策略的有效性。即政府投资基金应该以纠正市场失灵、实现社会综合收益最大化为宏观策略目标,投资于带动效应强、市场失灵显着、社会综合收益高的产业。实证分析显示,政府投资基金对具有较强带动效应的产业进行投资后,切实促进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并且这种促进效用是其他财政支出方式所不具有的。2、通过分阶段、分行业多元回归分析,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投资方式策略的有效性。即政府投资基金在政府干预成本低、社会总收益高的领域,应该采取直接投资的方式;在干预成本高、社会总收益高的领域,应该采取间接投资的方式。计量分析结果显示,政府投资基金采取间接投资方式取得的效果更好,尤其是混合所有制的管理人具有最优的投资效果,应给予重点支持。3、通过分阶段效果回归分析,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投资时点策略的有效性。即财政应在经济实现低水平均衡后加强对政府投资基金的资本和机制支持力度,通过政府投资基金的积极投资带动经济实现转型升级。回归结果显示,在经济实现低水平均衡后,政府投资基金对经济增长和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都更显着。4、通过成功与失败的案例分析,进一步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三维度投资策略的合理性,并指出财政支持机制的重要性。通过分析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的成功经验和A基金的失败教训,验证了遵循本文所提出的投资策略,是实现政府投资基金宏观战略目标和微观效率目标的重要保障。通过对两只基金的对比分析,进一步指出财政支持机制是保证投资策略能够得以切实执行的重要制度保障。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包括:1、建立了兼容宏观战略与微观效率的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体系。2、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投资策略体系的合理性、可行性,为财政创新投入方式提供了理论与实证支撑。3、从建立、完善现代财政制度的高度,提出了系统性完善财政支持机制、优化投资策略的政策建议。

万东灿^[6]（2020）在《我国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性金融支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制造业是国民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核心。近年来,随着国际经济深度调整,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均把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当前我国正处于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能否掌握核心技术,能否不在关键领域受制于人,只有靠创新,尤其是技术创新。目前我国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面临内忧外患,企业创新资金不足,种种迹象表明融资约束严重是制约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对财政金融支持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和实务界的重视。政策性金融是政府与市场,财政与金融的有机结合体。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财政赤字压力加大,金融市场资源配置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发挥好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引领作用是一个重要课题。然而,目前学界对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系统性研究并不多见。基于此,本文通过文献研究、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案例研究的方式,围绕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创新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怎样发挥作用,作用效果如何以及如何优化政策性金融的支持作用等问题,系统性的研究政策性金融支持我国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必要性、定位、作用机制、功能优势以及在实践中的具体措施、作用效果、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本文的研究具体通过以下部分展开:一是通过梳理关于财政政策和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作用影响,以及产权性质、企业规模等企业内部特征对财政金融支持企业创新影响的国内外文献,为后续分析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创新提供文献支撑。二是通过梳理与本文研究密切相关的基础理论,包括创新经济学理论、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和政策性金融理论,从而把创新的双重属性和政府与市场的作用机制相对接,并构建支持企业创新的财政金融协同组合模式。为财政金融支持企业创新的分工与协同配合提供理论支持,并为系统论证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机理和作用优势打下理论基础。三是系统性分析在新时期,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必要性、定位领域、作用要素、分工机制和功能优势。从理论角度提出先进制造业技术创新需要政府与市场协同作用的支持环境,而政策性金融能够发挥好财政与金融的协同优势,实现政策性、市场性和专业性的统一,有效分担企业创新面临的公共风险和私人风险,促进企业提升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四是从现实出发,分析作为履行政策性金融职能主体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包括政策性银行和政府产业引导基金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措施、效果和不足,及在支持过程中的全面风险管理,和面临的内外部问题和困难,从而进一步论证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的综合优势,厘清了制约政策性金融作用发挥的因素。五是基于理论和现实构造实证模型进行分析。以符合“中国制造2025”十大重点领域的先进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政策性金融对我国先进制造业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支持作用。同时结合企业内部异质性特征,包括产权性质、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因素,探究企业异质性对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创新效果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政策性金融对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均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国有产权性质能够显着提升政策性金融对先进制造业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而对提升企业创新产出的作用不显着。企业规模增长对政策性金融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的作用不显着,但能够显着提升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创新产出的作用。企业年龄增长对政策性金融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具有显着的抑制作用,但对于提升企业创新产出的抑制作用不显着。六是以进出口银行支持我国船舶工业转型升级为案例,结合前述理论与实证分析,剖析进出口银行在支持我国船舶工业创新和产品升级方面的定位、措施和效果。探讨进出口银行在提升国有船舶企业创新产出方面存在的不足。最后,指出进出口银行支持船舶工业所面临的内外部问题,并借鉴造船强国日韩的国际经验,为后续政策建议的提出提供参考。基于上述研究分析,本文得出重要结论,具体如下:首先,创新的双重属性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特点决定了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和高质量发展需要政府与市场协同作用的支持环境。政策性金融作为政府和市场的结合体,具有财政和金融的组织协同机制。政策性金融通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分担创新风险,在专业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方面具有明显的作用。其次,政策性金融对国有企业创新产出的支持效果还不够理想,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年轻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和覆盖面相对不足,精准高效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还有待提升。最后,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职能定位存在摇摆,经营管理和制度体系建设还不够到位。相关政府部门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支持措施,经营授权,监管考核等机制还不够完善,制约着政策性金融作用优势的发挥。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从优化政策性金融的支持措施、深化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和完善相关政府部门的监管支持入手,为更好的发挥政策性金融的支持作用提出一揽子综合改进方案:一方面,政策性金融须以企业为中心,明确分工定位,分层分类支持企业创新,同时不断创新支持方式,优化评估体系,加强与相关政府部门和商业性金融的全面合作。另一方面,政策性金融机构须全面深化改革,强化经营管理体系建设。同时,需要相关政府部门在完善授权、监管和激励措施等方面为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良好的支持环境。

周光^[7]（2020）在《互联网情境下品牌危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以信息生成更多、传播速度更快和影响范围更广着称。互联网情境与传统情境存在很大区别。在互联网情境下,传统媒体纷纷走向网络,公众获取信息和表达舆论的方式发生改变,企业的生产经营与市场活动出现新的行为。互联网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冲击和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互联网为品牌危机的研究带来挑战和机遇。已有研究表明,品牌危机的伤害程度与互联网直接相关。在互联网情境下,许多知名企业曾遭遇品牌危机;品牌危机的研究逐渐受到学界和业界的重视。但不难发现,当前对品牌危机中互联网特性及作用的挖掘仍处在发展阶段;如何利用互联网情境及其海量的非结构化数据,对品牌危机进行探索,是挑战也是机会。在这过程中,首先要明确如何对品牌危机进行界定,此问题涉及界定的角度,以及基于此角度的品牌危机内涵、特点、类型和年度变化趋势。其次要明确如何对品牌危机影响因素进行判定,此问题涉及对品牌危机构成影响的媒体、企业和公众等相关因素。第三要弄清品牌危机如何对企业构成影响,此问题涉及品牌危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以及情境因素;以往研究注重对这一关系的定性分析,而如何进行实证分析将值得深入探讨。第四要关注品牌危机研究的落脚点,它涉及品牌危机的应对策略以及策略效果等。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首先基于文献研究和扎根理论,提出研究概念和基本模型框架。针对第一个问题,本文基于组织合法性理论,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品牌危机水平概念,对不同类型品牌危机进行区分。本文运用中国内地品牌100强的报刊报道文章,对品牌危机事件进行编码与统计;基于品牌危机的报道次数和影响程度,对品牌危机水平进行测量,最终得出不同事件和企业的品牌危机水平,进而明确其年度变化趋势。针对第二个问题,本文运用解释水平理论观点,从媒体、企业和公众的角度辨析品牌危机的影响因素。本文将媒体作为品牌危机影响因素的主要来源,以此深入挖掘互联网情境下媒体的突出特点。解释水平理论将心理距离作为影响解释水平的主要因素,恰好可以帮助解释报纸版次、权威性、级别和地理距离等因素对品牌危机水平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本文对这些因素的显着性进行检验。针对第三个问题,本文首先运用免疫理论观点,预测品牌危机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此关系受到可控型、道德型和可辩解型品牌危机类型的调节。然后本文基于情感-认知理论,探索品牌危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内地品牌100强在报纸上的品牌危机报道文章;本文通过编码和统计,构成100强品牌企业在2000年至2017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基于工具变量的稳健性回归,证实了三种类型危机对品牌危机负面影响的削弱作用,以及公众情感与认知在影响机理中的作用。针对第四个问题,本文再次运用免疫理论观点,厘清企业的三种危机应对策略:辩解策略、沉默策略与和解策略。通过编码和统计,本文揭示三种应对策略为企业最常用策略。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三个种策略在三种类型品牌危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发挥不同作用。本文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首先,结合不同理论对品牌危机现象进行解释,其中免疫理论和解释水平理论被首次运用到品牌危机的研究中;研究结论反过来丰富理论本身。其次,本文通过互联网文本数据,对互联网特性进行了深入挖掘,其研究过程和结论,为互联网情境下的品牌危机研究带来洞察。最后,合理地运用跨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和管理学等领域的理论、方法和手段,使研究结论更具说服力,也为同行研究提供新方法和新视角。

郭凯欣^[8]（2020）在《资源基础理论下景德镇文化创意平台创新发展研究》文中提出“十三五”期间国家明确指出将文化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以创新驱动文化产业发展和成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这既是文化建设的要求也是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核心内涵,侧面说明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新发展是文化内容和文化模式的统一创新发展。区域性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新性产业经济发展模式即平台经济的发展模式,实质上属于共享经济模式,有助于实现平台内外部资源共享和资源有效配置,通过重塑、整合和完善文化创意产业链推动文化创意产业转型升级。2019年年底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项目在景德镇实现落地生根,景德镇特色文化创意产业的平台经济发展模式对区域性文化资源禀赋的城市转型升级和地域性文化产业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等方面产生重要作用。本文以资源基础理论为切入视角,采用整体性多案例的研究方法,就景德镇文化创意平台的发展历程和现状概况、平台特征和创新发展、动力机制和发展模式进行深入分析,得出平台经济模式总体的发展特征和动机、战略模式和创新,以此分析区域性文化创意平台静态环境的内部资源要素和动态环境的外部资源要素。根据资源基础理论,结合平台理论和文化创意平台成长路径构建“平台创新行动战略-平台创新实现战略”的平台创新发展战略模型。并对异质核心资源主导的景德镇代表性文化创意平台的发展模式,即国营文化产业资本结构的陶溪川文化创意平台和民营文化产业资本结构的宁封窑文化创意平台分别进行单案例分析,可知政府引导型发展模式的陶溪川、市场需求与导向协同型模式的宁封窑,其核心资源在平台战略发展的不同阶段显示出动态性特征以及内生地决定平台战略发展路径,既是平台核心能力形成的要素基础也是平台专业化、多元化和国际化的关键资源条件,以此得出不同产业所有制作用下的区域性文化创意平台创新发展的不同发展路径,并构建相应的区域性文化创意平台创新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得出适合自身发展规律的平台创新发展模式。在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景德镇同区域共存的多文化创意平台各资源要素的维度分析,得出文化创意平台创新发展的内在机理以及各资本性质文化创意平台发展趋势,结合国家政策背景和市场发展趋势,由此推测以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相结合、社会参与多元投融资的文化创意平台运行机制将成为未来文化创意平台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的主要方式,并且在理论内容和实践方面对国内其他区域性特色文化创意平台的模式开发经营与创新发展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陈鹏^[9]（2020）在《城市群协调发展问题研究 ——基于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城市群是城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空间组织形式,是一个以1个或1个以上的国家级中心城市或区域性中心城市为核心,由一定数量的大城市或都市圈为构成单元,依托互联互通程度较高的基础设施网络所形成的各城市功能定位较为明确、城市间产业分工与协作体系较为完备和区域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城镇密集区域。城市群协调发展是指在市场、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和城市群上级政府等多元力量的共同作用之下,城市群内部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社会交往日益紧密、地区间的产业分工与协作水平不断提升、人口和生产要素在城市群空间内的配置格局不断优化、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不断缩小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群开始在我国出现并快速发展,以长三角、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等为代表的城市群已经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平台。目前,城市群正逐渐成为我国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以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区域发展的新模式。不过,我们在看到我国的城市群从无到有、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要注意到我国城市群在协调发展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不同区域城市群之间的发展差距相对较大,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内部各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较为突出,城市群产业布局不合理和地区间低水平同质化竞争问题日渐凸显,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还不尽完善。政府和市场是推动城市群发展的两大动力,府际关系是影响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府际关系的实质是政府间的权力配置和利益分配关系。央地之间的事权配置结构和财权划分格局会对地方政府的决策权限、决策动机和行为策略产生深刻地影响,并由此塑造出特定的地方政府间关系格局,进而影响到城市群协调发展的水平。因此,我们在充分发挥市场在城市群内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需要协调好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城市群上级政府与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和城市群上级政府在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上的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城市群协调发展困境的生成,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中央政府主导实施的行政分权改革和财政分权改革所引发的地方政府间关系格局的深刻变革、纵向政府间基本公共服务事权配置的不合理以及城市群上级政府在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上的统筹力度不足等因素密切相关。城市群是一个包含多个行政区的经济区,人口和生产要素在城市群空间内的合理流动和均衡配置以及地区间产业分工与协作体系的构建是实现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而行政分权改革引发的地区间的政策壁垒阻碍了人口和生产要素在城市群空间内的合理流动,财政分权改革使得地方政府拥有了开展无序竞争的能力与强烈动机,不利于地区间产业分工与协作体系的构建。同时,由于纵向政府间基本公共服务事权配置的不合理和城市群内部公共服务资源空间配置的不均衡所引发的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等,使得城市群内部的人口和生产要素的空间配置格局出现一定程度的失衡,进而制约了城市群协调发展格局的形成。此外,伴随行政分权改革和财政分权改革力度的不断加大,城市群上级政府在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上的统筹力度也随之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弱化,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提升。伴随我国经济发展格局由行政区经济向城市群经济的转变,现有的与行政区经济相适应的纵向政府间的事权配置与财权划分格局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城市群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而制约了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提升。如何选择有效的城市群治理模式来破除地区间的政策壁垒并弱化各地方政府开展恶性竞争的能力与动机,不断提升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进而构建起有利于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地方政府事权和财权运行格局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城市群治理和城市群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城市群内部的各地方政府和城市群上级政府是城市群治理体系中的核心治理主体,城市群协调发展格局的形成需要依靠城市群内部的各地方政府和城市群上级政府的共同推动。目前,我国城市群治理所采用的主要治理模式是以城市群内部的各地方政府为核心治理主体的城市群府际协作治理,而对于以城市群上级政府为核心治理主体的城市群治理模式的探究相对较少。由于城市群内部的各地方政府参与府际协作治理的意愿和动机不尽一致以及部分地方政府在府际协作中可能会采取机会主义的行为策略,致使府际协作治理在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上的成效的发挥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为此,我们在不断提升城市群府际协作治理水平的同时,也要注重探寻和运用以城市群上级政府为核心治理主体的城市群治理模式,通过推动以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为核心治理主体的城市群府际协作治理模式和以城市群上级政府为核心治理主体的城市群治理模式的有机结合,进而实现构建双重治理机制来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的目的。区域治理是一项由多元治理主体参与的治理活动,区域内部的各地方政府和区域上级政府是区域治理体系中的核心治理主体。在当前我国区域治理的实践中,因纵向政府间事权配置的不合理所引发的与区域治理和区域发展密切相关的部分治理权限运行的碎片化以及因纵向政府间财权划分的不尽合理所引发的地方政府之间激烈的竞争关系,是阻碍我国区域治理难题化解和区域发展水平提升的重要因素。整合作为一种治理手段,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区域治理难题的化解和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提升,不仅需要依靠区域内部的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密切协作,也需要由区域上级政府对区域内部各地方政府所拥有的与区域治理和区域发展密切相关的部分事权和财权进行必要的整合,以此来弱化区域内部碎片化的事权和财权运行格局给区域治理和区域发展带来的阻碍,进而更好地推动区域治理水平的提升和区域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为此,本文在学界现有整合治理模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了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概念,并尝试从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视角来化解城市群协调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不断提升我国城市群协调发展的水平。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是一种由区域上级政府对区域内部各地方政府所拥有的与区域治理和区域发展密切相关的部分事权和财权进行适度的整合,不断强化区域上级政府在区域治理和区域发展上的统筹与协调能力,以此来改变区域内部各地方政府的决策动机和行为策略,不断提升区域内部各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区域上级政府与区域内部各地方政府之间决策和行为上的协同性,进而实现特定治理目标的区域治理模式。作为一种由区域上级政府主导实施的区域治理模式,纵向府际整合治理可以为我国的城市群特别是市场机制发育不太成熟、各地方政府参与府际协作治理的意愿相对较弱的城市群的协调发展提供一个较为可行的治理路径。将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应用于城市群治理中,由城市群上级政府对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所拥有的与城市群协调发展密切相关的部分事权和财权进行适度的整合,不断强化城市群上级政府在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上的统筹与协调能力,有助于弱化各地方政府制造政策壁垒和开展无序竞争的能力与动机,不断提升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以此来引导人口和生产要素在城市群空间内的合理流动和均衡配置,不断提升地区间的产业分工与协作水平,进而实现城市群协调发展的目标。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和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是运用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来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的两大基本路径。其中,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是由城市群上级政府对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所拥有的与城市群协调发展密切相关的部分事权进行适度的整合,不断强化城市群上级政府在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上的事权,以此来弱化各地方政府制造政策壁垒和开展恶性竞争的能力,不断提升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进而构建起有利于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地方政府事权运行格局的整合治理举措。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的手段包括城市群地方政府规划权限整合、城市群内部省际或市际交界地区管理权限整合、城市群区域性公共事务治理权限整合、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整合等。而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是由城市群上级政府对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所拥有的部分财税政策制定权限和财税收入分配权限进行适度的整合,以此来弱化各地方政府制造政策壁垒和开展恶性竞争的动机,不断缩小各地区财力上的差距,进而构建起有利于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地方政府财权运行格局的整合治理举措。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的手段包括城市群地方政府财税政策制定权限整合和城市群地方政府财税收入分配权限整合等。由于城市群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是由城市群上级政府在我国现有的纵向政府间职责划分格局下推动实施的,现有的纵向政府间职责划分格局会对城市群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运行成效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城市群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运行必然会对地方政府之间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产生一定的冲击,因而府际争议的出现可能难以避免。为此,需要通过不断变革和优化我国纵向政府间的职责划分格局、构建规范化的城市群府际争议解决机制并将城市群作为地方政府部分类型政绩考核的基本单位等手段来推动城市群纵向府际整合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同时,作为一种由城市群上级政府主导实施的城市群治理模式,城市群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在应用的过程中,城市群上级政府对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的部分事权和财权整合的力度要适度,整合的时机要适当,要注意保护好各地方政府参与城市群治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且要注意将以城市群内部的各地方政府为核心治理主体的城市群府际协作治理和以城市群上级政府为核心治理主体的城市群纵向府际整合治理进行有机的结合,以此来构建起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双重治理机制,进而为城市群的协调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王晶晶^[10]（2020）在《中国海运业国际化路径选择 ——以中远海运为例》文中认为随着海运市场加速整合,海运业陷入运力持续过剩、运量增速下跌的恶性循环。在海运业发展受限的情况下,国内外大型传统海运业为扭转困局出现了新一轮大规模兼并重组风潮。中远海运重组形成,马士基吞并汉堡南美,海洋网联船务从日本邮船、商船三井和川崎汽船中诞生,韩进海运宣告破产等等。企业兼并接连发生,航运联盟几番重组,全球海运业的集中度越来越高,市场结构愈发趋向寡占。在这一背景下,为进一步推动海运业国际化的发展,本文对中远海运的国际化路径选择进行了深入研究。由定量分析得知,海运业国际化发展是为扩大全球市场竞争优势,中国海运企业的境外投资面对的不再只是本土市场竞争,而是参与争夺世界航运市场份额。由案例分析得知,海运业往往以航线代理以及设立海外办事处的方式进入东道国并与本土企业合作合资占据境外市场,进而设立独资子公司或绿地投资布控全球航线。国际化路径遵循着网状布局→本土经营→全球运作→联盟组建→兼并重组→联盟重建的路径演进。在高度集中的市场中,寡头企业纷纷抱团组建联盟,又通过兼并重组快速获得实际控制权,导致联盟瓦解,形成动态平衡。由产量博弈分析可知,成立联盟后各成员能获得更多的福利。若各成员实力均等则在联盟成员数为4时达到各自利润增加值最大化。只有实力相当的寡头才能维持长期的合作联盟,也只有规模相当的联盟之间才能相互抗衡。由价格博弈分析可知,兼并重组,尤其是大企业之间的兼并能给企业带来更大的利润,兼并重组的趋势是追求福利最大化的必然结果。由进化博弈分析可知,市场上选择联盟或兼并的企业是稳定有限的,现有联盟的市场占有率维持在80%左右,市场中依旧存在大量有竞争力的中小企业。中国海运业的国际化有“走出去”、“走进去”和“走上去”三个层次。为进一步“走上去”,中远海运应审时度势,在实现海外大区域管理的同时避免过度扩张;结合当前海运市场形势,大多数有实力的海运业“走进去”的契机是“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对于尚处于“走出去”阶段的企业而言,扩大经营规模和市场份额,减少资源内耗和同质化竞争,才能不被吞并。海运业的大势所趋是整合企业内外资源,建立行业联盟。

二、市场竞争十大策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市场竞争十大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1）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论文提纲范文）

（2）面向智能互联时代的中国工业设计发展战略和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股票市场的ESG责任投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共有股东与会计信息质量（论文提纲范文）

（5）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及财政支持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我国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性金融支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互联网情境下品牌危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资源基础理论下景德镇文化创意平台创新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城市群协调发展问题研究 ——基于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海运业国际化路径选择 ——以中远海运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市场竞争十大策略（论文参考文献）

• [1]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D]. 宋晓娟. 吉林大学, 2021(01)
• [2]面向智能互联时代的中国工业设计发展战略和路径研究[D]. 刘宁.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3]中国股票市场的ESG责任投资研究[D]. 赵斯彤.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1(12)
• [4]共有股东与会计信息质量[D]. 严苏艳. 东北财经大学, 2020
• [5]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及财政支持机制研究[D]. 赵鑫.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20(11)
• [6]我国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性金融支持研究[D]. 万东灿.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20(11)
• [7]互联网情境下品牌危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D]. 周光.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1)
• [8]资源基础理论下景德镇文化创意平台创新发展研究[D]. 郭凯欣. 景德镇陶瓷大学, 2020(02)
• [9]城市群协调发展问题研究 ——基于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视角[D]. 陈鹏.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10]中国海运业国际化路径选择 ——以中远海运为例[D]. 王晶晶. 浙江大学, 2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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