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史入门必备参考书——黄永年先生评《唐史》

一、一本唐史入门的必备工具书——评黄永年先生的《唐史史料学》（论文文献综述）

吴园^[1]（2020）在《敦煌写本《事林》《事森》整理与研究》文中认为敦煌写本《事林》与《事森》皆是以道德伦理和文化知识为主要内容的人名居首体类书,在类书的发展史尤其是《类林》系类书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分为上、下两编,对《事林》《事森》进行了全面的整理与研究。上编绪论部分讲述了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并通过回顾王三庆、张涌泉、张文举等学者对P.4052号写卷、P.2621号写卷以及S.5776号写卷的相关研究史,对《事林》《事森》写卷的研究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和叙录。第一章对《事林》《事森》的内容和性质进行了分析与探讨,厘清了其与《孝子传》的关系,并通过对写卷题记及诸多杂写的考察,提升了对《事林》《事森》的认知,《事森》的抄写者可能是出身敦煌翟氏的净土寺学郎员义,员义在读书、学习的过程中有意识的杂抄诸书而成新作,反映了曹氏归义军早期敦煌寺学的教学状况。第二章是关於《事林》《事森》引书研究的考察,二书引用了经部、史部、子部典籍共54部,经部类引书不限於九经,数量不多;史部类引书共42则,比例最大,其中主要是《高士传》《列女传》《孝子传》《楚国先贤传》等杂传类史籍,也有前四史与《东观汉记》《战国策》《吕氏春秋》等史籍,还有少量地理类着作,如《会稽录》《晋阳春秋记》等;子部类引书为《说苑》《世说》等。《事林》《事森》的主要内容多为先贤人物故事,二书之事例亦非通常的类书引书模式,多对所引文献进行节抄、缩写,甚至有删减过度之举,而《事林》《事森》思想多是积极向上的,内容上多半是宣导道德教化、忠孝仁义。第三章通过对《事林》《事森》残存篇目与《类林》《语对》《籯金》的对比,阐释了《事林》《事森》的编纂体例,二书之体例无疑是类事类书,但是又有其独特的特点,与《类林》之体例关系最爲密切,可统称为《类林》系类书,人名居首是其特点,《事森》廉俭篇、孝友篇、敦信篇、贞洁篇、报恩篇的部分内容,亦见於《语对》等类书,但是体例有别,人物取舍、故事内容又不完全一致。文章下编对写卷内容作了更加准确的录文和校注。

牛孟恩^[2]（2020）在《梁唐之际政权形态的构建 ——兼论“藩镇国家”的形成（875-936）》文中指出本文着眼于后梁与后唐两个王朝,论述唐末以来政府统治能力的变化,并借此对“藩镇国家”这一概念提出己见。王黄之变骤起,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既有平衡被打破,由藩镇主导的体制逐渐建立起来。出身社会底层的“无赖者”朱温,依靠宣武军起家并坐大,最终以强藩节帅的身份灭唐建梁。虽然后梁始终严格控制以河南道为中心的王朝基盘,但削藩抑镇的成功经验无法被引进不承认统治集团正统地位的河北地区。如此一来,后梁集团不得不在内外施行迥然有异之双轨制度的同时,域外异己力量的牵扯亦削弱了其防止任一地区随意退出一元秩序的实力。本文倾向于跳出藩镇机构或幕僚身份延续不变的成说,转而以朝藩关系入手将后梁王朝定位为以姻亲关系勾连外围的“藩镇联合体”。相比之下,沙陀集团入主中原的过程要显得更加平稳,其前景也较为明朗。首先,为皇室赐姓且采取奉唐正朔策略带来了前代无可比拟的统治合法性,而这一地位亦由全面的武力征服所夯实。在此基础上,后唐王朝继续利用移镇节帅、充实禁军及剥离节帅与牙军关系等措施进行削藩并取得了相当成效。明宗之后,地方藩镇的话语权已被打压到相当低的程度,整个政权不再有内外之分且政令相对如一,如此可称其为“藩镇国家”。全文试图打破将五代笼统视为藩镇扩大版的桎梏,尝试寻找后梁与后唐之间的内在差异,最终修正学界将五代王朝视为一体的看法。

孙博^[3]（2016）在《黄永年序跋研究》文中认为

周瑾锋^[4]（2016）在《唐宋笔记小说硏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古代小部研究领域,肇记小说历来较少受到嗣注,有限的关注集中在其史料价值上,而未能给予其独立的文学视角的研究,即大多还停留在迥逞的研究,没有从笔记小说本身的文体学或理论批评角度展开。在唐宋小说研究领域,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笔记小说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重视,唐代小说研究一直以傅奇为主流,而宋代的小说研究重点也是以括本为主的白话小说,笔记小说虚於次要地位。唐宋两代在文化上高度繁荣,在笔记小说作品的数量和品质上达到很高的水准,其中唐代是笔记小说发展的重要过渡陪段,宋代是肇记小说走向成熟、繁荣的陪段,唐宋两代的笔记小说理应成为笔记小说乃至古代小说研究的重点之一。本论文是关於唐宋笔记小说的综合性研究,关注唐宋笔记小说的多个方面,目的是为了能够弥补当前唐宋小说研究领域的一个薄弱环节。通过这一研究可以大致了解笔记小说在唐宋时期的创作、传播、批评等情部沉,有助於我封唐宋小说发展的总体情况有更为全面的认识,也能够对笔记小说在唐宋时期小说总体格局中有一个准确定位。本论文涉及了一些笔记研究中比较关键的问题。首先,关於“小说”、“笔记”、“笔记小说”等概念的内涵及外延,仍然处於模糊含混的状态,有待於进一步的厘清和规范。唐宋两代作为笔记创作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在“笔记”或者“笔记小说”的创作和观念上有哪些继承和燮化发展也有待於作过一步的梳理。其次,本论文将涉及唐宋时期笔记体小说的多个方面,对笔记体小说的撰述背景、撰述意图、撰述方式、命名方式、目录着录等方面过行探封,以期对这一时期的笔记小说的创作、传播情况有较为全面的了解。第三,关於小貌文体的研究,就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傅奇体、话本体、章回体都己经有了专门的论着,得到了学界的承认。而“笔记体”这一称谓在学界还存在较大学议,本论文作为对唐宋笔记体小说的研究,势必要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上,从文体学的角度对笔记小说作一番梳理,以期对笔纪小说的体制、叙事、审美方面的特徵具备比较深入的认识。第四,本论文在输述的遇程中,不但注意到唐宋笔记小说在创作和文体规范的延续性、一致性,也兼顾到了差异性,即因唐宋雨代具体历史背景的不同,从而造成笔记小说在观念、创作方面的差异,最终导致文体上的差异。最後,本论文在材料的挖掘上,将立足於已有的材料基础,尽可能有所扩展,将以往被忽略或重视不够的材料纳入到研究的范围内,加以关注分析,以期得出一些新观点新结论。

钱振宇^[5]（2015）在《历代文选学及其周边研究》文中指出钱钟书《管锥编》云:“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称‘许学’者,惟‘《选》学’与‘红学’耳。寥落千载,俪坐俪立,莫许参焉。”此语足以表明选学之价值。王书才《<昭明文选>研究发展史》一书是第一部通观历代选学的学术着作。本论文在王书之后,拟对历代选学再做审视。第一章:通过对《大唐新语》和新旧《唐书》相关史料的分析,认为《旧唐书·李邕传》关于李善“尝受《文选》于同郡人曹宪”的记载,仅为孤证。结合学界关于曹宪《文选音义》和李善注文本及音注关系的研究成果,认为李善师承曹宪之观点,尚需进一步论证。李善注之所以形成以“释事”为主的注释特征,与当时类书的编纂和宫廷诗歌注重“事”、“文”结合的二元结构有关。五臣注对李善注的反动,不是五臣主观上欲回归汉魏以来集部注释的传统,而是与初盛唐时期诗风嬗变有关。经过考证,李善乾封年间的外出地,乃《旧唐书·儒学传》记载的经城,外出性质应为贬谪。据《册府元龟》和贺兰敏之墓志的记载,可知李善生平两次担任崇贤馆直学士和秘书郎（兰台郎）。通过对《文选钞》和陆善经注的文本细读,发现《文选钞》对解题的重视已为理性自觉,且五臣注之解题有明显沿袭《文选钞》的痕迹。《文选钞》的散佚,与其未能进入唐代官方图书系统有关。陆善经注之简约特征,是其有意识追求的结果。通过对陆善经的注骚类部分与洪兴祖《楚辞补注》做了互读,发现两者暗合之处颇多,可证明陆善经注骚类部分的价值。揭示了姚合诗歌化用《文选》之处,并做了句图分析,从中可见晚唐诗人仍重视《文选》,然有意淡化借鉴痕迹。第二章:《文选》一书在北宋初期尚有继续经典化的趋势。范、欧、王三人的科举改革,是中下层知识分子对北宋初期社会崇尚《文选》现象的正面对抗。孙复、石介、胡瑗、李觐、周敦儒、邵雍、张载、二程等人,皆直接或间接为此种对抗营造声势。同为社会中下层知识分子的苏轼,在其中亦起到推波助澜之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此种对抗的政治意味大于文学意味。通过对宋人集部注释学的研究,证实了王安石改革之后,《文选》一书在北宋时期的文学影响仍在继续。并据大量史料和相关记载,论证了南宋时期《文选》一书有恢复经典化的倾向。通过对宋代《文选》考证现象的分类探析,发现宋人对《文选》文本的考证较为谨慎;考证李善注的热情高于五臣注,且大多成立;考证五臣注之误大多不能成立。其中方崧卿《韩集举正》有关《文选》的考证,可以得出毋昭裔本五臣注正文已经参据李善注正文的结论。通过对宋代集部注释学征引《文选》情况的考察,发现宋人仍然视《文选》为重要借鉴对象,李善注征引语源的注释精神,已深入宋代集部注释学。以唐宋诗歌为背景,追寻“草称王孙”、“梅称驿使”、“月称望舒”和“山水称清晖”语境形成过程,认为陆游所谓“国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故草必称‘王孙’,梅必称‘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晖’”的四个例证并不成立,但是不影响其结论的合理性。陆游的认知观念的背后,恰是《文选》在南宋初期经典化的体现。第三章:明代立国至天顺,近百年间,文选学极端寥落。成化二十三年（1487）,唐藩朱芝址刻本《文选》出现,对明代选学有重要影响。成化至崇祯年间,以删注和评点为主流的明代文选学走向成熟,其俗化倾向较为明显。明人重视《文选》的文学世界,多于重视其学问世界。关于明代重要文学流派与《文选》的关系,前后七子与云间派较为重视《文选》,但是《文选》明显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前后七子的复古需要。李梦阳的古诗借鉴《文选》之迹,极为明显,可作为前后七子诗歌借鉴《文选》的代表。关于明代《文选》删注现象,南宋吕祖谦和朱熹注书中的删注行为是其先导,王阳明心学和明代市民阶层崛起对其亦有深刻影响。第四章:从清人重视《文选》及李善注的文化背景入手,用统计方式,证明清初至乾、嘉、道时期,清代学术着作征引《文选》及《文选》注的现象,愈来愈明显,此是《文选》及《文选》注有助于清代学术的表现。清人在小学、经学、史学、子学等领域,不断征引李善注,故李善注之多元价值不断得到认可。在此过程中,李善注的阙失也逐渐表现出来,如征引文字舛误,训诂不够严谨等。于是,出现一批高质量的校正、考证李善注的文选学专着。清代文选学就在这样的局面下,走向辉煌。余萧客与《文选音义》考论一节,确凿考证出余萧客的生卒年问题,解决了学界对此问题的争议,同时认为《文选音义》的匆忙刊刻与乾隆二十二年的科举改革有关。清人注唐诗征引《文选》现象亦很明显,在形式上借鉴宋人注唐诗,在精神上有加重考证的倾向,征引《文选》过程中对李善注和五臣注的不同选择,亦很值得重视。

王培峰^[6]（2013）在《黄永年先生的目录学思想述略》文中认为黄永年先生与目录学结缘甚早,并纵贯一生。其目录学思想的最大特点,是将史料学与目录学紧密结合,从史料学角度评价四部群籍,且注意挖掘文献的史料价值,使目录学这门传统学问具有了现代学术视野。其分类虽承用四部分类法,但各部的类属较前人有很多调整,反映了着者的学术识见。在讲授目录学时,注重阅读方法的指引,对治文史者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石树芳^[7]（2013）在《唐人选唐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唐人选唐诗为主要研究对象,深入探讨唐代诗歌繁荣与选本兴盛的社会动力与学术渊源,并以汉书学、文选学、类书为切入点勾勒隋唐之际社会思潮的演变轨迹。全面考察《翰林学士集》、《才调集》、《珠英学士集》、《丹阳集》、《荆扬挺秀集》、《河岳英灵集》、《箧中集》的时代特色与批评价值,试图在总体关照与专题拓展的基础上将唐人选唐诗研究向纵深推进。第一部分探讨唐人选唐诗生成的历史地域因缘。唐人选唐诗的兴起既是文学现象也是社会现象,与选学兴盛、类书涌现、科举改革、创作繁荣的时代氛围密切相关。初唐时期民间研习之风由“汉书学”转向“文选学”,宫廷喜好由修撰史书转向游宴唱和,科举考试诗赋渐占主导,三股力量互相作用共同推动诗歌创作走向兴盛。“文选学”在“汉书学”的基础上萌芽成长,李善的着述教授活动使得“文选学”由学术一途转向文学一途,至此“文选学”与唐诗发展呈现渐趋清晰的联系。初唐《文选》续作的大量涌现为唐人选唐诗的出现奠定基础,《文选》在选录宗旨、文学追求等方面为唐人选唐诗提供范本,优秀的“唐人选唐诗”多以《文选》为逻辑起点。二者的地域因缘表现在“文选学”由扬润到京师,“诗选学”由京师到扬润,传播路线相同,方向相反,都与扬润地区有着不解之缘。类书兼具史学与文学的双重性质,是史学向文学过渡的重要桥梁。抄撮之风的盛行,赋体文学的发展,藏书事业的兴盛是唐代类书高度繁荣的基础,类书促使诗歌创作走上普泛化、技术化的普及之路,并为唐人选唐诗提供构建模式。唐人选唐诗中选择大于抄撮者多受《文选》影响,如《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抄撮大于选择者多受类书影响,如《翰林学士集》、《唐写本唐人选唐诗》、《才调集》。第二部分衡定唐人选唐诗在文学史、批评史上的地位与影响。一、唐人选唐诗揭示唐诗的发展历程,由古体——近体,由五言——七言,为文学体裁的内部演变提供佐证。二、唐人选唐诗再现诗歌复古与革新理论的互动与碰撞。唐诗创作在复古与革新的屡次论争中走向高潮,唐人选唐诗亦循此径徘徊前进。三、唐人选唐诗凸显诗歌教化功能与审美功能交替进行的演变历程。四、唐人选唐诗体现诗歌与音乐的密切关系,表明诗、词之间的渗透交融。第三部分为专题研究。以崔融、殷璠、元结编选的六部选本为考察重点。崔融《珠英学士集》在701—706间的任何时段成书皆有可能,斯2717抄写较为规范,基本符合“官班为次”的编排规则,但伯3771重出复见,对《珠英学士集》的体例研究帮助极其有限。《珠英学士集》非唱和集,具有相对明确的编选宗旨,折射崔融数年宦海沉浮与两度从军边塞的个人际遇。悲慨之风是《《珠英学士集》的主要风格,过渡性质是《珠英学士集》的时代特色。《珠英学士集》的选本意义在于：一、表明宫廷文人由元老重臣向中举士子转变,新兴阶层迅速崛起并逐渐占据文坛主流,二、是宫廷官员与底层文士交流碰撞的结晶,两者的汇集改变诗歌创作内容与形式长期分离的局面,边塞、闺怨题材已现盛唐风采。三、逐步展现近体律诗由探索到成熟的发展历程。对于殷璠,生平仕宦需要重新认识。殷璠并非一生困守润州,开元中赴京应举,天宝四载彻底离开,曾在京师担任“文学”一职,因而对盛唐诗坛有全面的认识与精准的把握。以殷瑶生平为出发点,以诗歌审视社会,盛中之变天宝三载已经显现。是年盛唐着名诗人王翰、王湾、孟浩然、王维、高适、王昌龄、王之涣、岑参、杜甫悉数登场,又渐趋消失,部分诗人创作已达高峰,而身居高位的贺知章与平步青云的李白同年离京摧毁众多士人理想,天宝三载文坛已经显露中唐风貌,盛唐诗歌先于“安史之乱”十年走向终结。《丹阳集》并未特意凸显“仕宦不达”,是殷璠于长安在宫廷诗风的影响下编撰的地域选本。《河岳英灵集》初选始于长安,主要确定诗人,复选始于丹阳,主要增补作品,杜甫不被选入是时机问题。《荆扬挺秀集》是介于《《丹阳集》与《河岳英灵集》之间的诗歌选本,以荆、扬二州士人为选录重点,兼及润州,似以追溯《文选》的发展历程为出发点,并为《河岳英灵集》的出现奠定基础。元结《箧中集》是第一部既面对“开元盛世”又面对“安史之乱”的选本,主要表现“复古思想”与“写实精神”。元结对上古文学的过度迷恋导致其诗歌理论脱离时代走向偏执,在极端复古之中未能找到正确出路。

郭震旦^[8]（2010）在《“八十年代”史学谱》文中研究表明“八十年代”是一个变革的年代。在这一变革为主旋律的年代,革故鼎新也成为历史学最大声的呼号。中国社会在这一特定时段发生的断裂与重组,其所引起的冲击与震荡,也完全同步体现在史学研究的断裂与重组上来。与共和国的脚步共振,“八十年代”的史学是以一场嫉恶如仇的思想解放运动拉开序幕的。砸碎枷锁,冲破禁锢历史学精神的现代经学牢笼,成为“文革”结束后一个时期、乃至整个“八十年代”的主旋律。劫后余生,历史学家们以一种勇闯地雷阵的决绝向着“文革”史学泛滥成灾的封建主义、教条主义发起最猛烈的进攻,在突破种种明枪暗箭的阻挡之后,终于廓清了长久笼罩在史学上的封建主义、教条主义的迷雾,使早已被“四人帮”的蒙昧主义折磨得奄奄一息、仅剩下意识形态外壳的史学重新获得生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无疑给已经从灾难中复苏的中国史学提供了最强的推动力,史学领域的思想解放遂向纵深挺进。一大批史学家开始对“文革”史学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清算与讨伐,踏上了从学术上重建中国历史科学的征程。从此,中国史学展开一个新的篇章,跨入一个新的纪元。一个个学术坚冰被融化,一个个学术禁区被突破。“回到马克思去”逐渐成为史学界的思潮。这一思潮贯通整个八十年代,在长达十年的时间段中,史学界紧紧扭住流行唯物史观对人类文明史的严重曲解,实现了历史发展动力,历史创造者等几个重大理论问题上的突破,从而拆除了流行唯物史观框架的支柱,使史学彻底摆脱了现代经学的控制。正在史学界“拨乱反正”高歌猛进之时,出乎意料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展开,刚刚从“文革”中复苏过来的史学却不期然陷入了巨大的焦虑和难以把控的失重之中,一场裹挟甚广的“史学危机”开始蔓延史学界。1983至1988年,对“史学危机”的讨论成为史学界最集中、最热烈的话题,也成为整个“八十年代”史学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是刚刚获得新生的史学的一次“硬着陆”,也是共和国转型期所经历的“阵痛”在历史学界的反映。不过,正是这场危机影响到其后新时期史学的基本走向,一些与建国后前30年史学完全不同的因素开始在这场危机中破土抽芽。获得“重生”的史学正是以这次危机为契机获得了“重构”。这场危机首先肇因于史学与急剧转型的社会之间的错位。面对正在发生转型的社会,史学完全失语,彻底丧失了对现实的阐释力,完全成为一场伟大变革的看客,成为一个“多余的人”。“八十年代”的这场史学危机是全面性的,无论从史学理论、史学观念、史学方法,还是从史学价值、史学功能、史学范式上来说,“八十年代”的史学严重脱离了转型期的社会。于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对历史学自身的全面检讨开始了。首先,建国30年来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成为质疑的对象。学术界普遍认为,在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后,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形成的知识“范型”已不能完全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在历史的发展面前,有些过时了,新时代要求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学习。第二,危机来源于方法论的贫困。第三,危机表现于研究领域的极度狭窄和集中。由于受到苏联史学模式的影响以及国内意识形态的需要,建国后史学研究的范围主要集中在“五朵金花”。第四,危机在于史学与现实的疏离。危机孕育着生机。正是因为“史学危机”的逼迫,才促使历史学界调整史学的内部结构,开始了艰难的改革之路,并在范型转换、理论建设、方法论构筑、研究领域拓展等方面全面实现新的跨越,从整体上刷新了历史学的面貌,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八十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是呈现“井喷”之势的。1987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史学理论》创刊,其后大批史学概论教材开始出版,如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着的《史学导论》,李振宏着《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等,这些着作的出版,推动着史学理论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八十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一个重大突破主要体现在历史认识论上获得飞跃,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历史认识被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所代替的窘迫。在方法论上,建立历史学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在唯物史观提供的研究方法之外,探索新的方法论途径也成为整个史学界的共识。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将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联姻的努力,而在引入历史学的自然科学方法中数系统论声势最为浩大。这一时期,外国史学理论也开始大量涌入。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变迁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就来自于西方史学理论的引进。外国史学理论为“八十年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持,这也算是改革开放经济领域引进西方技术在历史研究领域的反映。如果说理论建构构成“八十年代”史学重构的一翼的话,那么,在写作实践上回归历史现场则构成另外的一翼。随着80年代之前的史学体系的瓦解,过去完全被排除出历史书写框架的一些历史内容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社会史研究的复兴。社会史的复兴,最能代表20世纪后20年史学研究的新趋势、新潮流,是当代史学的一个标志性领域。中国社会史的兴起对史学体系的转换居功至伟。它至少在以下几点构建了新的范式：一、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大量吸收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心理学、医学、人口学、文化学、统计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以达至其构建总体史的目标。二、大大拓宽了与国际史学对接的通道。大量西方学者的理论模式被引入到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中来。三、研究领域的大幅度转换,由精英的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由政治的历史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历史,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重大的社会问题。社会史的兴起,对于中国史学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八十年代”的史学留下了巨大遗产。概括来说,有以下几点：一、史学研究的“去意识形态化”。这是“八十年代”留下的最大遗产。在这一时期,史学终于摆脱了现代迷信的禁锢,冲破现代经学的牢笼,解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枷锁,冲破了重重禁区,打破了一系列陈旧史学观念的束缚。二、史学走向多元化,统一的史学形式已经不复存在,无论是史学观念、史学理论,还是史学方法,都体现出多元共生的特征。三、“八十年代”史学产生了众多的理论贡献。

项念东^[9]（2009）在《史文蜕嬗与真美会融 ——以岑仲勉、陈寅恪为中心的“20世纪诗学考据学”之研究》文中认为援引考据方法以研治中国古典诗歌的“诗学考据”,堪谓中国诗学中一个存在已久且影响广远的学术类型。然考据主真,诗艺求美,如何将此二者融汇于一体,始终为一难题。二十世纪学者中多有措手“诗学考据”者,本文仅以唐诗学研究最为代表的陈寅恪与岑仲勉为例,藉论析各自诗学成果中考据进路表现之不同,以尝试探讨真正将考据与诗美发现贯通一体的“诗学考据学”何以可能。二十世纪以来,种种偏见之下,考据之学往往易被狭隘化、固定化为一资料之学、文献之学。梳理上世纪初叶刘师培、胡适、梁启超等对清儒考据之学内在进路的辨分,陈垣、严耕望、顾颉刚等对史料研究与史学研究的析理,斑斑可见考据进路不同则学术关注点自有偏向。此一点,犹为明显的体现于岑仲勉与陈寅恪的唐史研究实践之中。从岑仲勉对陈寅恪之学术批评可以清晰看出,岑氏侧重于史源追查下的文献考据,与陈寅恪建立在史料整理基础上而又不乏“史料超越”视野的历史考据,堪谓现代文史考据之学不同学术进路的集中体现。就学术研究方法而言,两种考据进路本未可强作轩轾。然施之于诗学,则前者更凸显为对有唐一代诗学文献之整理,而陈寅恪的诗学考据则更多一份诗性眼光与诗美发现。由此来看二十世纪以来的“诗学考据学”,有三个问题不容忽视。一是尽管考据型诗学研究在中国诗歌研究史上渊源已久,但作为一种现代学术的“诗学”之所以要讲考据,还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必然理由;二是作为一种独特学术类型的“诗学考据”,实有文字考据、文献考据与历史考据三种不同进路,各自皆有其需要关注的内在问题;三是岑仲勉与陈寅恪所标识的文献考据与历史考据,可谓20世纪诗学考据的两大范式,其对后此学者的影响呈显一种交互性。综此而言,尽管诗学研究素无“定法”,但着意于发现“中国诗”艺术特性、于逻辑实证研究中灌注一份鲜活艺术感发力的陈寅恪式的“诗学考据学”,应该成为此下学者不应忽略的一种诗学批评“方法”取向。

赵欣^[10]（2009）在《黄永年文献学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黄永年是海内外知名的史学家、文献学家,以藏书闻名,并在多个领域皆有建树,着述亦多。本文拟以黄永年的文献学着作作为第一手资料进行综合性研究,并结合其治学思想和各方面成就,总结出他在版本学、目录学、古籍整理等方面的一些方法和经验,并将其在文献学史上的地位予以恰当的评价。这一论题突破了以往学者对黄永年文献学思想不够系统的研究,拓展了对黄永年研究的空间。本文首先在绪论中介绍了黄永年的生平和着述情况,并总结了学界关于黄永年文献学思想研究的现状。在文章的主体部分：首先,版本学思想主要表现在黄永年对古籍版本学领域中各种问题鞭辟入里的阐述,如：中国古籍的上下限、古籍版本的上下限和善本问题等,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又有所创新发展；他还注重对后学进行方法论的指导,并提出版本鉴别须结合版本史等观点。其次,目录学思想集中体现在黄永年对目录学的诠释,文章进一步探讨了其在类目设置、书籍收录、史料价值评价等方面的特色。再次,古籍整理方面侧重研究黄永年在长期实践过程中摸索出来的一套整理古籍的方法和工序；他认为古籍整理最好选择善本为底本,并为古籍今译和校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与切实可行的实践经验。最后,则对黄永年在文献学领域引起的一些学术争议,作了具体的论述。综观全文,主要通过研究黄永年在版本学、目录学、古籍整理等文献学领域内的思想,并结合其学术实践活动,归纳总结其在理论上提出的诸多独到的见解,进而来评价他对我国文献学的影响和贡献。

二、一本唐史入门的必备工具书——评黄永年先生的《唐史史料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一本唐史入门的必备工具书——评黄永年先生的《唐史史料学》（论文提纲范文）

（1）敦煌写本《事林》《事森》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梁唐之际政权形态的构建 ——兼论“藩镇国家”的形成（875-936）（论文提纲范文）

（3）黄永年序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唐宋笔记小说硏究（论文提纲范文）

（5）历代文选学及其周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唐人选唐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八十年代”史学谱（论文提纲范文）

（9）史文蜕嬗与真美会融 ——以岑仲勉、陈寅恪为中心的“20世纪诗学考据学”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黄永年文献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一本唐史入门的必备工具书——评黄永年先生的《唐史史料学》（论文参考文献）

• [1]敦煌写本《事林》《事森》整理与研究[D]. 吴园. 兰州大学, 2020(01)
• [2]梁唐之际政权形态的构建 ——兼论“藩镇国家”的形成（875-936）[D]. 牛孟恩.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3]黄永年序跋研究[D]. 孙博. 河北大学, 2016(03)
• [4]唐宋笔记小说硏究[D]. 周瑾锋. 华东师范大学, 2016(10)
• [5]历代文选学及其周边研究[D]. 钱振宇. 河南大学, 2015(12)
• [6]黄永年先生的目录学思想述略[J]. 王培峰. 中国典籍与文化, 2013(03)
• [7]唐人选唐诗研究[D]. 石树芳. 浙江大学, 2013(04)
• [8]“八十年代”史学谱[D]. 郭震旦. 山东大学, 2010(09)
• [9]史文蜕嬗与真美会融 ——以岑仲勉、陈寅恪为中心的“20世纪诗学考据学”之研究[D]. 项念东. 华东师范大学, 2009(12)
• [10]黄永年文献学思想研究[D]. 赵欣. 河北大学, 20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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