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省政府、省政府办公厅2000年11月份发文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毛和荣[1]（2021）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通过对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及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系统梳理,总结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地域特征、历史影响、历史地位及发展规律;通过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各历史发展阶段的梳理及传播学分析,以及中国-阿尔及利亚中医中心（中阿中医中心）建设过程回顾及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实践分析,揭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历史规律,为构建“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体系提供有益参考,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更好“走出去”,为“一带一路”建设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力量。方法1.通过查阅地方志、卫生志、文化志、医学史、学术论着、政策文件等文献资料,并通过实地考察蕲春、荆州、神农架等地,对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发展历史、发展现状、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及现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考证。2.通过深度访谈荆楚中医药文化专家、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工作人员、医疗援外项目负责人、医疗援外翻译、医生等,获取荆楚中医药文化发展、对外交流传播的第一手数据、信息,弥补纯文献资料的不足,为提出有针对性论点和建议提供参考。3.通过河南、江西、荆楚等地域性中医药文化的比较研究及荆楚本地各次区域中医药文化发展历史与发展现状的对比,归纳总结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地域特色、历史地位及发展规律,为地域性中医药文化发展与对外交流传播提供借鉴。4.通过中阿中医中心这个重要平台建设的过程回顾与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案例分析,透视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规律,剖析“一带一路”战略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逻辑关联。5.通过将预设的理论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实践相结合,剖析相关理论对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实践的指导意义,为当下及未来中医药文化传播提供有益的思考。结果1.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经历了孕育发展期（远古时代-商朝）、发展定型期（西周-秦朝）、快速发展期（西汉-南北朝）、继承发展期（隋朝-元朝）、发展高峰期（明朝-清朝）、发展徘徊期（民国-解放前）、恢复发展期（解放后-20世纪末）、全面发展期（21世纪以来）。荆楚中医药文化在每个时期都产生了较重要的历史影响。2.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经历了孕育发展期（明朝以前）、黄金发展期（明清时期）、发展滞缓期（民国-改革开放前）、全面发展期（改革开放以来）。每个阶段都留有较明显的时代特征和传播学特征。3.“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了中阿中医中心的建设进程。中阿中医中心建设取得初步成效,但面临体制不畅、缺乏长远规划、存在潜在传播风险等现实困境。从传播学视角看,基于中阿中医中心的荆楚中医药文化传播在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反馈与评价体系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完善。4.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是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五大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五大要素又自成体系,构成了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完整体系。结论1.荆楚文化和传统中医药文化为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分,荆楚中医药文化反过来也为荆楚文化和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荆楚中医药文化呈现出较明显的地域特色,集中体现为开放包容、兼收并蓄、汇通南北、开拓创新、内涵丰富等特征,同时存在地域、科目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荆楚中医药文化的未来发展应对相关问题给予关切和处理,以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的良性和全面发展。2.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时代与科技的发展进步、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对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日益融入世界,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日益频繁。在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史上,李时珍中医药文化特别是《本草纲目》一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以自发为主。随着文化软实力重要性的日益提高,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越来越紧密地与国家外交战略和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3.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证明,中医药文化传播的效果不仅与文化自身的影响力有关,而且与国家的战略规划、政策支持,特别是中医药临床疗效等因素息息相关。4.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五大要素自成体系,五大要素体系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完整体系对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的意义。5.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效果还取决于各级政府在相关事务上的顶层设计,取决于荆楚中医药文化自身内涵尤其是其普适价值的挖掘和现代话语体系的构建。另外,培养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人才,提升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人才在中医药学、外语、跨文化交际、国际政治、当地法律、传播学等方面的综合素质亦显得尤为重要。
赵子夜[2]（2021）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的改造研究（1949-1956）》文中研究说明中华民族历来是勤劳勇敢的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同时积淀出无数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但在数千年的封建思想浸染下,传统的文学、戏剧、美术、音乐、舞蹈等文艺作品在其内容上均不可避免的存在着暴力、愚昧、迷信、色情等诸多封建落后因素。这些封建落后的思想异质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新中国及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完全疏离的,必然要受到整饬与改造,使其纳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轨道,重塑民族国家理想,巩固新生人民政权。随着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和新的文艺机构团体的建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传统文艺改造运动逐渐拉开帷幕。期间,中国共产党相继从“改制”“改人”“改剧”三个方面,分别对传统文艺的体制、艺人、内容进行由内而外,自上而下的彻底改造。虽然在改造过程中也产生一定的问题,但总的来说,通过传统文艺的改造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文艺领域的指导地位,推动了传统文艺的发展繁荣,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时也进一步明晰了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理清了文艺与政治的辩证关系,坚定了“双百”方针的正确引导。论文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在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文艺思想的基础上,运用党史学、艺术学、文学等知识,通过文献分析法、系统分析法、交叉研究法等方法,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改造传统文艺的背景、步骤、措施、作用、问题等进行综合研究,以总结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探索中国共产党文艺工作的历史规律,为当下文艺工作的开展提供指导和借鉴。具体来看,论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介绍选题的背景、国内外学者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研究现状、论文的研究思路及及研究方法、论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同时对论文中所涉及的一些特定名词进行具体阐释。第二章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背景。该部分首先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理论、列宁的文艺理论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文艺理论三方面分别进行归纳分析,剖析中国共产党改造传统文艺的理论基础;随后对苏区时期和延安时期文艺改造的历史实践进行总结回溯,总结中国共产党改造传统文艺的实践经验;最后则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改造的现实缘由进行系统分析,包括推进文艺现代转型、整饬伦理道德观念、重塑民族国家理想、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等等。第三章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准备。该部分主要对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为破旧立新,全面改造传统文艺所进行的铺垫工作进行系统地梳理与解构,包括对旧文艺机构的接管与改造、对传统文艺理论的改造与利用、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文艺改造机构和团体的建立。第四章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方针政策的出台及贯彻。该部分为本文的核心部分。首先对这一时期决定传统文艺改造方针政策的第一届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五五指示”及文艺整风运动这三个重要节点进行梳理分析,从宏观上描绘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的改造路线。随后从“改制”“改人”“改剧”三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文艺改造的具体措施进行系统阐释解构,如从改革文艺管理体制、改革团体组织体制、改革团体管理体制三个层面对传统文艺体制进行彻底的变革;从思想改造、技能改造、形象改造三个层面实现传统艺人到文艺工作者的蜕变;最后从查禁反动有害的旧文艺、整理改造传统文艺和创作社会主义新文艺三个方面实现对传统文艺内容的改造与利用。第五章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的继续推进。该部分承接第四章,主要对“双百”方针提出后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的嬗变进行解构研究。其中,首先介绍“双百”方针的形成、出台,客观评价“双百”方针对传统文艺改造的影响。之后从传统文学、传统戏剧、传统美术、传统音乐四个方面分别阐述“双百”方针后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的继续推进。第六章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成果及经验。该部分首先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所取得的成果,并对传统文艺改造过程中的经验进行提炼总结。借此进一步明确今后文艺的思想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文艺的发展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文艺的导向必须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中心,文艺的繁荣必须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第七章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问题及反思。该部分对传统文艺改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对文艺改造中的教训进行深度反思,为当下及今后中国共产党文艺发展的路线政策提供借鉴参考。
孟守东[3]（2021）在《中国光伏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基于安徽的实证分析》文中指出光伏扶贫发源于中国安徽省,具有见效迅速、收益稳定、带贫精准、风险较小、绿色环保等优点,被中国确定为十大精准扶贫工程之一,通过“十三五”期间的推广建设,有效加快了贫困地区增收脱贫进程,成为中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一项创举和标志性工程,为2020年全面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重要支撑。本文首先对反贫困理论、产业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相关理论基础和文献进行了梳理,并对中国（安徽）光伏扶贫产业发展的起因、历程、政策演变进行了分析,总结了现有光伏扶贫产业的建设模式、工作机制和主要成效。并利用层次分析法,从收益分配、运维管理和综合利用三个维度构建出了光伏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结合模糊评价法根据权重计算出薄弱环节,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最大程度保持光伏扶贫产业发展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以及发电收益分配的精准性和科学性,努力实现光伏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对继续发展农村光伏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以及宣传推广光伏扶贫产业发展模式走出国门、辐射带动“一带一路”国家光伏产业和扶贫事业的发展进行了展望,为加快实现中国乡村振兴和加快发展全球减贫事业提供中国（安徽）智慧和中国（安徽）方案。本研究主要创新点如下:一是全面系统研究中国（安徽）光伏扶贫产业发展历程、政策演变、理论依据、建设模式、工作机制、发展进程、主要作用、监测评估、制约因素等,并提出针对性、操作性强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为中国首见,对有效促进光伏扶贫产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二是针对光伏扶贫产业发展资金筹措难题,笔者原创提出了扶贫小额信贷自我发展、合伙发展、合作发展、合营发展“一自三合”模式,开辟了光伏扶贫产业发展的金融资金来源,得到国家肯定并向中国推广。2019年,该模式被IBRD（世界银行）、FAO（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IFAD（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WFP（世界粮食计划署）、ADB（亚洲开发银行）、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中国网等7家单位评为首届全球减贫案例最佳减贫案例奖,并收录进南南合作减贫知识分享网站——中外减贫案例库及在线分享平台,为破解贫困人口“贷款难、贷款贵、用得好、还得上”的世界性难题贡献了中国（安徽）智慧和中国（安徽）模式。笔者因此荣获“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创新奖”。三是积极参与匀光型光伏农业系统的实验与研究,创新了基于植物光合作用的分光补光光伏农业技术,有效兼顾了植物生长和光伏发电,对充分利用光伏扶贫电站光伏板下闲置土地资源、发展光伏生态农业、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提高电站综合效益具有现实意义。四是在围绕将光伏扶贫电站项目开发成为符合国家要求的温室气体减排项目,科学测算了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交易为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带来的额外经济收益,研究提出了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实现碳排放权交易的实施路径和优化策略,创新了光伏扶贫产业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的具体举措。五是阐述了中国村级光伏扶贫电站运行维护管理现有标准的局限性和制订优化村级光伏扶贫电站运行维护专用标准的必要性,并基于村级光伏扶贫电站运行维护情况的调研结果和实证分析,创新提出了可作为管理依据及标准制定基础的村级光伏扶贫电站运维绩效监测指标体系。
李全平[4]（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提出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史晓玲[5]（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指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李宁[6]（2020）在《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文中指出教会医学是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传播的产物,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产生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消亡,历经近百年崎岖波折又波澜壮阔的历史。“齐鲁医学”曾经是中国教会医学的一张“名片”,其典型性和代表性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齐鲁医学”的发展历程几乎贯彻整个山东教会医学从起源到消亡的全部过程,代表着山东教会医学的最高水平,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与“北协和、南湘雅、西华西”等国内三大头牌医学齐名,并称为“东齐鲁”,在国内外医学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二是“齐鲁医学”品牌由英美加中四国共同缔造和培育,其人员和经费至少由四个国家的十三个基督教组织供给,亦是洛克菲勒基金会重点资助的医学机构之一,其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及其对不同势力态度的矛盾性恰好为研究“齐鲁医学”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提供了绝佳机会;三是“齐鲁医学”由教会医学向“人民医学”转型的过程异常复杂,经历了南迁福州、内部分裂、派系争斗、与美决裂、思想改造等多重洗礼,最终在全国院系调整中完成蜕变与重生,其过程既具有全国教会医学转型的通性特征,又有独特的发展脉络,对于整个教会医学转型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齐鲁医学”的转型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开始。1948年济南解放前夕,在国民党势力的怂恿和西方差会的鼓动下,齐鲁医学院做出了南迁福州的决定,大部分医学教授和本科生由山东济南迁往福建福州,齐鲁医院和少部分师生继续留守济南。不久,医预科随文理学院南迁杭州。一时间国内出现三处齐大校区和两个领导核心,形成南北对峙。南迁不仅造成“齐鲁医学”的内部分裂和派系对立,更为后来被新政权认定为“落后”和“反动”埋下了伏笔。随着杭州和福州的相继解放,齐鲁医学院在南迁一年之后选择回迁济南,“齐鲁医学”在形式上实现了合体和统一,但是南迁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在旧有矛盾的积累效应下被扩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新旧两派势力之间的校权之争。以吴克明为代表的亲国民党守旧势力与以杨德斋为代表的亲共产党新晋势力为获得学校控制权展开了激烈博弈,最终新派势力在新政权的支持下两次挫败“倒杨”运动,赢得校权之争的胜利。随后,“齐鲁医学”开启了行政体制方面的改革,在齐鲁医院建立第一支党小组,不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力,积极向新政权靠拢。自1949年底收回校权到1952年院系调整,“齐鲁医学”随着齐鲁大学同步启动了思想、政治、经济、教育、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系统改革,开始了艰难而又深刻的历史转型。思想政治方面的改革是新政权非常关注的重要议题,也是其他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础。针对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宗教氛围浓厚、“亲美”“崇美”思想严重、政治意识淡漠、片面强调专业技术等状况,新政权以齐大行政管理层和共产党工作小组为媒介,在全校范围内发起了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运动,通过开展爱国爱党教育、常规思政教育、亲苏学苏教育等一系列学习教育活动,使“齐鲁医学”广大师生和医护人员增加了对新政权和共产党的了解,提高了思想政治意识。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转向全面控诉美国侵略和爱国主义教育,将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亲美”“崇美”“恐美”情绪逐渐改造为反美仇美排美情绪,通过鼓励学生参军参干、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收治志愿军伤病员等实际行动与美国划清界限,将全体师生团结在爱党爱国拥军的旗帜下,为后来的院系调整打下了思想基础。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的同时,“齐鲁医学”其他方面的转型改革亦在同步进行。在教学育人方面,齐鲁医学院积极响应新政府提出的“教育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指导方针,在招生对象、招生名额、入学资格、培养目标、学制学时、教学课程等方面进行深刻改革,不断满足新中国对医学人才的迫切需求。在社会服务方面,齐鲁医院主动参与灾区医疗救灾、疫病防治服务、公共卫生教育,将发挥专业优势与服务社会有机结合起来。在经济方面,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齐鲁医学院及齐鲁医院改变过去单纯依靠中外教会拨款的传统方式,积极争取新政府的资助,通过有条件地接受捐赠、开展资产清查运动、增产节约运动等多种途径拓展筹资渠道,最终与外国教会彻底割裂经济联系,完全实现了经济自立。上述改革措施的实施,既体现了新政权和新执政党对“齐鲁医学”提出的外在要求,也体现了“齐鲁医学”人审时度势、主动适应新时代新形势的调适和努力。1952年10月,齐鲁大学在全国院系调整中走向消解,包括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在内的原有组织被撤并重组,随之而来的是“齐鲁医学”在性质内涵和组织属性方面的根本性变化。齐鲁医学院与山东医学院合并组建成新的山东医学院,附属齐鲁医院则成为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齐鲁医学”从此涅盘重生,进入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虽然“齐鲁医学”在名称、性质和归属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但其优秀的文化基因和传统的人文根脉得以传承和保留下来,并最终发展成当今的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齐鲁医学”发展史实际上也是教会医学与山东地方社会的互动史,二者互相影响、相互形塑而又彼此同化、趋于融合。“齐鲁医学”在西方传统与中国文化之间、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之间、外国资源和本土力量之间、现代化转型与传统惯性之间不断寻求某种平衡,并以彻底本土化、中国化的结局完成转型使命。
包晨岚[7]（2020）在《从老区到新区：中共入浙南下干部研究（1948-1956）》文中研究说明
杨广勇[8]（2020）在《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评价及其优化》文中研究表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2004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持续聚焦“三农”领域,相继作出了农村税费改革、新农村建设、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财政支农政策力度不断加大,有效保障了我国粮食安全,促进了农业农村发展。然而,地方政府自有财力供给不足和大量财政资金沉淀并存的矛盾相当普遍,财政资金配置低效问题在涉农领域表现尤为突出。为优化财政涉农资金配置,集中有限资源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中央政府于2016年启动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将纳入统筹整合范围的中央财政涉农资金按照原渠道下达,但资金项目审批权限完全下放到贫困县,由其按照权责匹配原则自主实施。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是在现有财政体制框架下政府间财政关系调整和地方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一次重大创新。鉴于此,论文尝试从财政分权视角构建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的传导机制,客观评价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提出进一步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我国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实现脱贫攻坚与相对贫困纾解的有序衔接提供决策依据。理论上,财政涉农资金整合的渠道主要包含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纵向整合和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横向整合,这是由预算管理体制特别是财政分权特征决定的。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涉及决策主体、审批主体、实施主体、监督评价主体。根据公共产品理论、财政分权理论、公共预算理论,财政涉农资金整合能够深化预算管理体制改革,助推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而且可以促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供给质量和增加农民收入。聚焦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财政涉农资金整合可以通过政府间权责的合理划分和财力的协调适应、部门间职责的分工配合和预算管理职权的统筹整合产生增产效应,通过购买性支出间接渠道、转移性支出直接渠道产生增收效应。从政策变迁看,财政涉农资金整合自2013年以来逐步由地方自主探索转变为区域整体推进。通过财政涉农资金整合的整体情况分析发现:财政涉农资金总体规模庞大且保持增长态势,但其高速增长难以持续;地方政府在涉农领域对中央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相对更高、财政分权程度相对更低。进一步通过湖南省和安徽省两个不同类型贫困县的典型案例分析发现:在整合资金的使用方向和项目配置方面,均以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生产和产业发展为主,其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规模在2019年均提升了 60%以上,而农业生产和产业发展资金配置相对不足,其中湖南省洞口县产业发展项目资金出现36.65%的降幅;在整合资金的项目选择依据和绩效考评方面,均建立了脱贫攻坚项目库管理制度,且编制了绩效目标,但均存在着项目库资金缺口过大、绩效管理链条不全等问题。为实证分析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对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的影响,基于2013-2018年中部四省229个县域面板数据,构建了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能够显着提高农业产出水平,即产生增产效应,贫困县的人均农业总产值增长率较非贫困县可提高1.47个百分点;不同类别的贫困县产生的增产效应均是显着的,但存在明显差异,国家扶贫重点县最高,增产效应高达2.55个百分点,连片特困地区县次之,达到1.22个百分点,省级扶贫重点县最低,仍达到1.04个百分点;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未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即直接的增收效应并不显着。进一步引入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未能通过提高农业产出水平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农民增收的产业基础仍不牢固;政府间转移支付和地方财政涉农支出的增长表现为遮掩效应而非中介效应,增产效应被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增长遮掩了 5.5%,增收效应被地方财政支农支出相对规模的增长遮掩了71.18%,适度规模下的转移支付结构优化和涉农投入绩效提升更为可取。最后,提出促进财政涉农资金有效整合的政策建议,具体包括:中央政府层面,加快涉农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合理划分,深化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改革,推进财政涉农资金实质整合;地方政府层面,推动地方涉农部门职责的分工协调,深化地方各级政府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支持农村一二三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配套政策层面,通过加快财政转移支付、预算绩效管理等立法进程,提升财政治理法治化水平等。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1）尝试从财政分权视角构建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的传导机制,并引入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首先,从预算管理体制特别是财政分权特征出发,尝试构建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的双向传导机制,即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纵向传导机制、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横向传导机制,其可通过政府间权责的合理划分和财力的协调适应、部门间职责的分工配合和预算管理职权的统筹整合产生增产效应,通过购买性支出间接渠道、转移性支出直接渠道产生增收效应;其次,引入中介效应模型,分别从政府间转移支付和地方财政涉农支出验证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政府间转移支付和地方财政涉农支出的增长表现为遮掩效应而非中介效应。（2）运用双重差分准自然实验方法客观评价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是我国首次由中央政府直接推动的涉农资金重大改革试点,对于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和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但实施四年多以来,相关的实证研究尤其是因果推断研究在现有文献中是鲜有涉及的。本研究在梳理我国贫困县政策和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政策的基础上,从粮食主产区中部四省选择了 129个贫困县和100个非贫困县共229个县1374个观测样本,运用双重差分准自然实验方法发现,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具有显着的增产效应,但直接的增收效应并不显着。（3）发现连片特困地区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增产效应的异质性。按照处理组样本贫困县类别进行分类检验,发现不同类别的贫困县在财政涉农资金整合中产生的增产效应存在显着差异,连片特困地区县的增产效应低于国家扶贫重点县,但明显高于省级扶贫重点县。考虑到连片特困地区县农业生产成本等因素,这一结论更具积极意义,尤其是对于未来推进深度贫困地区发展乡村产业,改善相对贫困状况,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
汤天波[9]（2020）在《高新技术企业政策网络模型构建与绩效评价研究》文中指出企业是创新的主体,鼓励和支持企业开展研发创新,是各国政府的普遍共识。中国正处于“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始终重视创新型企业的培育与发展。其中,高新技术企业是最具创新活力的一类企业,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区域创新主体的生力军。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政策是持续时间最长、政策影响面最广、实施效果最显着的科技政策之一,在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2016年《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16]32号）的颁布实施,中国掀起了培育和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热潮,纷纷出台相关政策加大创新扶持力度。但在一系列创新政策取得成效的同时,政策体系性不强、财政资源浪费、政策绩效不明确等问题也随之凸显。因此,对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政策体系进行全面分析,探索政策体系优化的可行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政策网络理论为研究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政策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本文将政策网络理论应用到高新技术企业政策体系的分析中,从政策网络模型的构建出发,对高新技术企业政策体系、行动主体和互动关系进行分析,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政策网络的结构进行测度,并探索用DEA的方法对政策网络的绩效进行量化研究。本文拟达到以下几方面目标:（1）为政策网络研究方法的完善和应用领域的拓展提供研究和发展空间;（2）为剖析政策网络结构特征提供有力分析工具;（3）为政策网络的管理策略研究提供分析框架;（4）为政策网络绩效测算提供有益探索。本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和文献综述,包括第一、二章。第一章阐述本文选题背景、相关概念界定、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等。第二章对相关领域理论与应用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通过文献调研对国内外高新技术企业与政策、国际政策网络理论与应用、网络绩效等方面进行全面梳理,应用文献计量的方法,对国外政策网络理论与应用研究现状进行量化分析,并对政策网络理论在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政策研究中的适用性进行了探讨。第二部分为模型构建,包括第三、四章。第三章对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政策体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通过文献搜集、文本分析和案例研究,总结提炼国家和地方层面高新技术企业政策现状与主要特点。在此基础上,第四章对政策网络行动主体及主体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借鉴经典政策网络分析模型,构建了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政策网络分析模型,并提出了模型的应用维度。第三部分为本文的核心,包括第五、六、七章。综合运用社会网络分析、系统分析和DEA方法,从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政策结果三个方面,对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政策网络结构特征、管理策略和实施绩效进行深入分析,对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政策网络的现状、特征和存在问题进行全面剖析。最后,提出政策网络视角下优化和完善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政策体系的有关启示,并指出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的方向。本研究发现:（1）运用政策网络理论对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政策进行分析,从研究维度与分析模式上突破了原有的分析框架,为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政策的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2）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政策网络属于典型的以府际网络为核心的政策社群,呈现出联系紧密和有限开放的特征;（3）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政策网络是较为成功的创新治理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也存在着区域发展不均衡、产业间发展不协同、参与主体协调不充分、网络绩效表现待提升等问题。最后,本研究从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绩效提升三方面提出优化高新技术企业政策的启示,具体如下:（1）在政策制定层面应进一步完善府际网络多主体协同机制,搭建交流合作平台,促进不同省（市）高新技术企业的联动发展;（2）在政策执行层面应加强引导,确保高新技术企业政策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目标的一致性,提升政策工具的多元化运用;（3）在网络绩效层面因地制宜,采取差异化措施有效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并注意政府直接投入的应用时效。
陈韵[10]（2020）在《昆明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技术路线和“三线”划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会产生不同的社会问题,为应对这些问题形成相应的规划,久而久之规划体系庞杂紊乱。为解决各规划及其部门之间内容重叠、冲突的乱象,“多规合一”改革应运而生。改革历程可大致分为“多规合一”地方自发探索期、“多规合一”国家统一推进期和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形成期。基于此,昆明市于2018年开始进行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编制,希望通过编制工作的参与,探寻规划编制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对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技术路线和“三条控制线”的划定过程和实际问题形成研究及建议。通过对比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对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技术路线和“三条控制线”划定进行研究。首先理清楚昆明市规划形式由传统规划期、“多规合一”探索期到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探索期的演变过程;其次,对传统的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多规合一”和昆明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的技术路线一一梳理,并将他们在编制方法、侧重点的差异和各自技术路线的不足进行探讨,旨在厘清本次昆明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过程存在的问题及其科学性优势,然后形成更加优化合理的编制路线;最后,基于昆明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重要内容“三条控制线”的划定过程和结果,总结“三线”划定中面临的困难、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并且试图提出相应的管控规则。总体而言,试图探索昆明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路线和“三线”划定过程,讨论技术路线由于各阶段社会发展导向的不同而形成的差异问题,并试图对本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实操性和科学性进行探讨进而对其形成优化;对“三线”划定过程中差异图斑、内容重叠等问题提出解决的对策,以期为接下来市、县等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探索提供优化路径。
二、省政府、省政府办公厅2000年11月份发文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省政府、省政府办公厅2000年11月份发文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词表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绪论 |
| 1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1.1 选题缘起 |
| 1.1.1 中医药文化的当代价值凸显 |
| 1.1.2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受到各方重视 |
| 1.1.3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和手段 |
| 1.1.4 地域性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助推“一带一路”倡议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有助于推动地域性中医药文化的深入研究 |
| 1.2.2 有助于推动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 |
| 1.2.3 有助于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 |
| 2 研究对象与概念界定 |
| 2.1 研究对象 |
| 2.2 概念界定 |
| 2.2.1 荆楚文化 |
| 2.2.2 中医药文化 |
| 2.2.3 荆楚中医药文化 |
| 2.2.4 “一带一路” |
| 2.2.5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
| 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3.1 研究思路 |
| 3.2 研究方法 |
| 4 研究内容与基本框架 |
| 4.1 研究内容 |
| 4.2 基本框架 |
| 5 研究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 |
| 5.1 研究重点 |
| 5.2 研究难点 |
| 5.3 创新之处 |
| 第二部分 荆楚中医药文化发展历史与发展特征 |
| 1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 |
| 2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历史影响 |
| 2.1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孕育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1.1 孕育发展期(远古-商朝) |
| 2.1.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2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定型期与历史影响 |
| 2.2.1 发展定型期(西周-秦朝) |
| 2.2.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3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快速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3.1 快速发展期(西汉-南北朝) |
| 2.3.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4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继承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4.1 继承发展期(隋朝-元朝) |
| 2.4.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5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高峰期与历史影响 |
| 2.5.1 发展高峰期(明朝-清朝) |
| 2.5.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6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徘徊期与历史影响 |
| 2.6.1 发展徘徊期(1912 年-1949 年) |
| 2.6.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7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恢复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7.1 恢复发展期(1949 年-20 世纪末) |
| 2.7.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8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全面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8.1 全面发展期(21 世纪以来) |
| 2.8.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3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特征与发展规律 |
| 3.1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特征 |
| 3.2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规律 |
| 4 本章小结 |
| 第三部分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理论基础 |
| 1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论 |
| 1.1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论的提出 |
| 1.2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论渊源 |
| 1.3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内涵要义 |
| 1.4 中医药文化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 |
| 2 文化对外传播理论 |
| 2.1 文化对外传播的内涵要义 |
| 2.2 文化对外传播的时代价值 |
| 2.3 文化对外传播与“一带一路” |
| 2.4 文化对外传播理论与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
| 第四部分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与启示 |
| 1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发展阶段与传播学分析 |
| 1.1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孕育发展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1.1 孕育发展期(明朝以前) |
| 1.1.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1.2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黄金发展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2.1 黄金发展期(明清时期) |
| 1.2.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1.3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发展滞缓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3.1 发展滞缓期(1912 年-1978 年) |
| 1.3.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1.4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全面发展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4.1 全面发展期(1978 年以来) |
| 1.4.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2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经验启示 |
| 3 本章小结 |
| 第五部分 案例分析:中阿中医中心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
| 1 中阿中医中心建立背景 |
| 1.1 历史基础 |
| 1.1.1 中医药医疗实践基础 |
| 1.1.2 中医药文化传播基础 |
| 1.2 现实因素 |
| 1.2.1 阿尔及利亚人民不断增长的卫生健康需求 |
| 1.2.2 中医药作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载体 |
| 2 中阿中医中心建设概况 |
| 2.1 建设过程 |
| 2.2 建设模式 |
| 2.3 建设成效 |
| 2.4 建设困境 |
| 3 基于中阿中医中心的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实践分析 |
| 3.1 传播主体分析 |
| 3.2 传播内容分析 |
| 3.3 传播媒介分析 |
| 3.4 传播受众分析 |
| 3.5 传播效果分析 |
| 4 基于中阿中医中心的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反思 |
| 5 本章小结 |
| 第六部分 构建“一带一路”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体系 |
| 1 “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时代意义 |
| 1.1 坚定荆楚中医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彰显荆楚中医药文化独特魅力 |
| 1.2 增强荆楚中医药文化影响力和竞争力,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
| 1.3 服务“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助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 |
| 2 构建“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对策建议 |
| 2.1 加强顶层设计,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与“一带一路”建设有机对接 |
| 2.2 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挖掘荆楚中医药文化的普适价值 |
| 2.3 增强多元传播要素的协同效应,构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体系 |
| 3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二 荆楚中医药文化发展大事记 |
| 附录三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大事记 |
| 附录四 专家官员访谈录 |
| 4-1 温长路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2 吕文亮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3 巴元明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4 周仲瑜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5 胡峰队长访谈录(节选) |
| 4-6 王莎主任电话访谈录(节选) |
| 4-7 胡海涛老师访谈录(节选) |
| 附录五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编(译)着作 |
| 致谢 |
（2）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的改造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1.5 基本概念界定 |
| 第2章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背景 |
| 2.1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理论基础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理论 |
| 2.1.2 列宁的文艺理论 |
| 2.1.3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文艺理论 |
| 2.2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实践经验 |
| 2.2.1 苏区时期的文艺改造 |
| 2.2.2 延安时期的文艺改造 |
| 2.3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现实缘由 |
| 2.3.1 协调继承发展,推进文艺现代转型 |
| 2.3.2 培育文化认同,整饬伦理道德观念 |
| 2.3.3 建立人民主体,重塑民族国家理想 |
| 2.3.4 强化宣传机制,巩固新生人民政权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准备 |
| 3.1 中国共产党对旧文艺机构及传统文艺理论的改造 |
| 3.1.1 中国共产党对旧文艺机构的改造 |
| 3.1.2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理论的改造 |
| 3.2 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及影响 |
| 3.2.1 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 |
| 3.2.2 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影响 |
| 3.3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改造机构和团体的建立 |
| 3.3.1 中央性文艺改造机构和团体的建立 |
| 3.3.2 地方性文艺改造机构和团体的建立 |
| 第4章 中国共产党传统文艺改造方针政策的出台及贯彻 |
| 4.1 中国共产党文艺改造方针政策的出台 |
| 4.1.1 改造的基本方向:第一届全国戏曲工作会议 |
| 4.1.2 改造的根本方针:“五五”指示 |
| 4.1.3 改造的思想纠偏:文艺整风 |
| 4.2 中国共产党对文艺体制的改造 |
| 4.2.1 改革文艺管理体制 |
| 4.2.2 改革团体组织体制 |
| 4.2.3 改革团体管理体制 |
| 4.3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艺人的改造 |
| 4.3.1 思想改造 |
| 4.3.2 技能改造 |
| 4.3.3 形象改造 |
| 4.4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内容的改造 |
| 4.4.1 查禁反动有害旧文艺 |
| 4.4.2 整理改造传统文艺 |
| 4.4.3 创作社会主义新文艺 |
| 第5章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的继续推进 |
| 5.1 “双百方针”的提出 |
| 5.1.1 “双百”方针的提出 |
| 5.1.2 “双百”方针的影响 |
| 5.2 “双百”方针后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的继续推进 |
| 5.2.1 改造传统文学的推进 |
| 5.2.2 改造传统戏剧的推进 |
| 5.2.3 改造传统美术的推进 |
| 5.2.4 改造传统音乐的推进 |
| 第6章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作用及经验 |
| 6.1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作用 |
| 6.1.1 确立社会主义的文艺体制 |
| 6.1.2 推动传统文艺的繁荣发展 |
| 6.1.3 建立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
| 6.2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经验 |
| 6.2.1 文艺的思想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
| 6.2.2 文艺的发展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 6.2.3 文艺的导向必须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中心 |
| 6.2.4 文艺的繁荣必须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
| 第7章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问题及启示 |
| 7.1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问题 |
| 7.1.1 文艺改造教条化 |
| 7.1.2 文艺论争政治化 |
| 7.2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启示 |
| 7.2.1 尊重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 |
| 7.2.2 正确处理政治与文艺的关系 |
| 7.2.3 坚持“双百”方针的正确引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中国光伏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基于安徽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光伏发电 |
| 1.2.2 光伏扶贫产业 |
| 1.3 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及创新说明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数据来源 |
| 1.4.3 技术路线 |
| 1.4.4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综述 |
| 2.1 反贫困理论 |
| 2.2 产业发展理论 |
| 2.2.1 产业政策理论 |
| 2.2.2 产业组织理论 |
| 2.2.3 产业结构理论 |
| 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4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2.4.1 产业扶贫的相关研究 |
| 2.4.2 光伏产业政策研究方面 |
| 2.4.3 光伏扶贫模式研究方面 |
| 2.4.4 光伏扶贫案例研究方面 |
| 2.4.5 研究述评 |
| 第3章 光伏扶贫的发展 |
| 3.1 光伏扶贫政策规定 |
| 3.1.1 中国光伏扶贫主要政策 |
| 3.1.2 安徽省光伏扶贫主要政策 |
| 3.2 实施机构及流程 |
| 3.2.1 组织实施机构 |
| 3.2.2 项目实施流程 |
| 3.3 光伏扶贫发展历程 |
| 3.3.1 萌芽发端阶段(2013.6—2014.9) |
| 3.3.2 探索试点阶段(2014.9—2016.3) |
| 3.3.3 推广建设阶段(2016.3—2017.5) |
| 3.3.4 规范提升阶段(2017.5—2019.12) |
| 3.3.5 巩固拓展阶段(2019.12至今) |
| 3.4 光伏扶贫发展现状 |
| 3.4.1 装机容量及纳入国家补助目录情况 |
| 3.4.2 资金投入情况 |
| 3.4.3 电站并网情况 |
| 3.4.4 发电收益情况 |
| 3.4.5 收益分配情况 |
| 3.4.6 电站运维管理情况 |
| 3.5 光伏扶贫调研检测情况 |
| 3.5.1 合规性检查 |
| 3.5.2 建设资金筹措 |
| 3.5.3 发电收益分配 |
| 3.5.4 电站发电性能 |
| 3.5.5 电站安全性能检测 |
| 3.5.6 关键设备质量检查 |
| 3.5.7 施工质量检查 |
| 3.5.8 运维能力评估 |
| 3.6 光伏扶贫效果 |
| 3.6.1 壮大贫困村集体经济 |
| 3.6.2 促进贫困群众增收脱贫 |
| 3.6.3 推进农村新能源发展 |
| 第4章 光伏产业扶贫机制和模式分析 |
| 4.1 光伏产业扶贫机制分析 |
| 4.1.1 资金筹措机制 |
| 4.1.2 建设管理机制 |
| 4.1.3 运行维护机制 |
| 4.1.4 收益分配机制 |
| 4.1.5 综合利用机制 |
| 4.2 光伏产业扶贫模式分析 |
| 4.2.1 户用光伏电站扶贫模式 |
| 4.2.2 村级光伏电站扶贫模式 |
| 4.2.3 集中式光伏电站扶贫模式 |
| 4.2.4 有益贫作用的商业光伏电站模式 |
| 4.2.5 不同类型光伏扶贫电站模式比较 |
| 第5章 光伏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实证研究 |
| 5.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
| 5.2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
| 5.3 评价指标权重确定 |
| 5.3.1 层次分析法及其计算步骤 |
| 5.3.2 光伏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各层指标权重确定 |
| 5.4 光伏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模糊综合评价 |
| 5.4.1 模糊综合评价原理 |
| 5.4.2 模糊综合评价实证结果 |
| 第6章 光伏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主要问题 |
| 6.1 电站建设质量均衡性不够 |
| 6.1.1 关键设备质量 |
| 6.1.2 施工质量 |
| 6.2 发电和安全性能可靠性不够 |
| 6.2.1 电站发电性能 |
| 6.2.2 电站安全性能 |
| 6.3 运行维护管理科学性不够 |
| 6.3.1 发电能力检测和评估结果 |
| 6.3.2 低效电站运维方面原因分析 |
| 6.4 资产收益管理规范性不够 |
| 6.4.1 建设资金不够到位 |
| 6.4.2 资产管理不够规范 |
| 6.4.3 收益分配不够科学 |
| 6.4.4 系统应用不够充分 |
| 6.5 运行维护标准操作性不够 |
| 6.6 运维机构队伍专业性不够 |
| 6.7 综合利用开发统筹性不够 |
| 6.7.1 光伏农业发展有待加快 |
| 6.7.2 碳排放权交易有待开拓 |
| 第7章 光伏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
| 7.1 强化光伏扶贫资产管理 |
| 7.1.1 精准确权 |
| 7.1.2 有序清欠 |
| 7.1.3 强化光伏扶贫电站改造 |
| 7.1.4 建章立制 |
| 7.2 完善运维管理机制 |
| 7.2.1 建立健全运维管理架构 |
| 7.2.2 构建光伏物联网 |
| 7.2.3 完善并推广应用监测系统 |
| 7.2.4 开展运维管理工作考核 |
| 7.3 加强发电收益科学分配 |
| 7.3.1 明确发电收益分配方式 |
| 7.3.2 强化公益岗位开发管理 |
| 7.3.3 提高智能管控效率 |
| 7.4 制订完善运维标准 |
| 7.4.1 制订电站运行维护专用标准必要性 |
| 7.4.2 制订运维专用标准及指标体系 |
| 7.5 开展综合利用 |
| 7.5.1 发展光伏农业 |
| 7.5.2 开展碳交易 |
| 7.6 有效防范风险 |
| 7.6.1 创设光伏保险产品 |
| 7.6.2 研究电站废弃物回收利用 |
| 第8章 结论及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实现光伏扶贫电站持续稳定高效发电 |
| 8.1.2 实现电站发电收益科学精准分配 |
| 8.1.3 实现电站综合利用有效开展 |
| 8.1.4 实现电站监督考核方式创新完善 |
| 8.2 研究局限 |
| 8.3 研究展望 |
| 8.3.1 助力中国(安徽)乡村全面振兴 |
| 8.3.2 加快“走出去”步伐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2014-2020年中国光伏扶贫主要政策摘编 |
| 附录二 2013-2020年安徽省光伏扶贫主要政策摘编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4）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史料与文献回顾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难点 |
| 五、研究方法与写作思路 |
| 第一章 南迁福州与北归济南:转型的时空背景 |
| 第一节 南迁福州 |
| 一、酝酿南迁:三派势力博弈 |
| 二、选址福州:各方推进南迁 |
| 三、南下福州:顺利完成迁移 |
| 三、福州一年:勉强恢复教学 |
| 四、留守济南:艰难维持残局 |
| 第二节 北归济南 |
| 一、山东情结:回归原动力 |
| 二、校产羁绊:难舍的家业 |
| 三、协商回济:积极的态度 |
| 四、顺利回迁:各方的帮助 |
| 小结 |
| 第二章 校权之争与行政改革:行政上开启转型 |
| 第一节 校权之争:新旧势力的博弈 |
| 一、留济齐大校务:旧权把持 |
| 二、校权回收运动:大势所趋 |
| 三、两次“倒杨”运动:斗争不止 |
| 第二节 行政改革:运转机制的蜕变 |
| 一、软弱的齐大校政 |
| 二、积极的行政改革 |
| 三、齐鲁医院的调整 |
| 四、争取“国立”运动 |
| 小结 |
| 第三章 教育改革与医疗服务:业务上推行新政 |
| 第一节 教育改革 |
| 一、招生改革 |
| 二、教学改革 |
| 第二节 公卫服务 |
| 一、参与医疗救灾 |
| 二、疫病防治服务 |
| 三、公共卫生教育 |
| 第三节 支援战争 |
| 一、踊跃参军参干 |
| 二、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 |
| 三、收治志愿军伤病员 |
| 小结 |
| 第四章 经费改革与资产管理:经济上实现自立 |
| 第一节 美国经济封锁 |
| 一、教会拨款的限制 |
| 二、进口设备的限制 |
| 第二节 拓展筹资渠道 |
| 一、有条件接受捐赠 |
| 二、向政府申请补助 |
| 第三节 改革资产管理 |
| 一、资产清查:奠定改革基础 |
| 二、资产纠纷:化解资产矛盾 |
| 第四节 增产节约运动 |
| 一、“三自”革新运动 |
| 二、医院经费改革 |
| 三、“三反”“五反”运动 |
| 小结 |
| 第五章 抗美援朝与思想改造:政治上实现新生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师生思想状况 |
| 一、宗教色彩浓厚 |
| 二、亲美思想严重 |
| 三、政治意识淡漠 |
| 第二节 抗美援朝教育运动 |
| 一、保卫和平签名运动 |
| 二、控诉美国文化侵略 |
| 三、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
| 四、全面驱离美籍教师 |
| 第三节 革命政治教育 |
| 一、常规思政教育 |
| 二、爱国爱党教育 |
| 三、亲苏学苏教育 |
| 第四节 思想改造运动 |
| 一、原有问题及改造过程 |
| 二、改造效果和影响 |
| 小结 |
| 第六章 院系调整与明确隶属:全方位完成转型 |
| 第一节 院系调整:完成转型的直接推动力 |
| 一、全国院系调整的背景与过程 |
| 二、齐鲁大学的调整 |
| 三、齐鲁医院的归属变更 |
| 第二节 山东医学院的调整适应 |
| 一、原山东医学院基本情况 |
| 二、调整初期的混乱情况 |
| 三、初步的改革调整 |
| 第三节 齐鲁医院的改革调整 |
| 一、院系调整初期的混乱现象 |
| 二、齐鲁医院的全面改革 |
| 第四节 明确归属:步入新的起点 |
| 一、医院承担医学教学任务 |
| 二、行政体制上的关系不明确 |
| 三、明确隶属与管理关系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评价及其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论文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 1.3.1 创新之处 |
| 1.3.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贫困县脱贫的相关研究 |
| 2.2 关于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的相关研究 |
| 2.3 关于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的相关研究 |
| 2.4 文献述评 |
| 第3章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的理论分析 |
| 3.1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的界定 |
| 3.1.1 财政涉农资金的范围 |
| 3.1.2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的内容 |
| 3.1.3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的理解 |
| 3.2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的理论依据 |
| 3.2.1 公共产品理论 |
| 3.2.2 财政分权理论 |
| 3.2.3 公共预算理论 |
| 3.3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的传导机理 |
| 3.3.1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对农业产出的传导路径 |
| 3.3.2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对农民收入的传导路径 |
| 第4章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的政策变迁与实施情况 |
| 4.1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政策的演变历程 |
| 4.1.1 地方自主探索阶段:2005-2012年 |
| 4.1.2 区域性整体推进阶段:2013年至今 |
| 4.2 财政涉农资金的配置情况 |
| 4.2.1 整体概况 |
| 4.2.2 农业发展财政资金的配置情况 |
| 4.2.3 农民脱贫增收财政资金的配置情况 |
| 4.3 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的政策规定与典型案例 |
| 4.3.1 贫困县发展概况 |
| 4.3.2 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的政策规定 |
| 4.3.3 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的典型案例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双重差分模型 |
| 5.1 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
| 5.1.1 研究假设 |
| 5.1.2 双重差分模型构建 |
| 5.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2.1 变量选取 |
| 5.2.2 数据来源 |
| 5.3 实证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
| 5.3.1 描述性统计 |
| 5.3.2 对农业产出的效应 |
| 5.3.3 对农民收入的效应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传导机制的实证分析——基于中介效应模型 |
| 6.1 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
| 6.1.1 研究假设 |
| 6.1.2 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
| 6.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2.1 中介变量选取 |
| 6.2.2 数据来源 |
| 6.3 实证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
| 6.3.1 描述性统计 |
| 6.3.2 农业产出的传导效应 |
| 6.3.3 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传导效应 |
| 6.3.4 地方财政涉农支出的传导效应 |
| 6.3.5 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与奖励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高新技术企业政策网络模型构建与绩效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概念界定 |
| 1.2.1 高新技术企业与政策 |
| 1.2.2 政策网络理论 |
| 1.2.3 政策网络绩效 |
| 1.3 研究内容、方法与创新点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3.4 研究贡献和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高新技术企业与政策研究 |
| 2.1.1 高新技术企业 |
| 2.1.2 高新技术企业政策研究 |
| 2.1.3 研究述评 |
| 2.2 政策网络理论与最新进展 |
| 2.2.1 政策网络理论的发展历程 |
| 2.2.2 政策网络研究最新进展 |
| 2.2.3 政策网络理论在高新技术企业政策分析中的适用性 |
| 2.2.4 研究述评 |
| 2.3 政策网络绩效研究 |
| 2.3.1 政策网络绩效 |
| 2.3.2 创新绩效评价 |
| 2.3.3 研究述评 |
| 第三章 高新技术企业政策现状分析 |
| 3.1 国内外高新技术企业基本情况 |
| 3.1.1 国外高新技术企业政策情况 |
| 3.1.2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政策情况 |
| 3.2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政策变迁 |
| 3.2.1 第一阶段(1991 年-2007 年)——起步探索 |
| 3.2.2 第二阶段(2008 年-2016 年)——统筹实施 |
| 3.2.3 第三阶段(2016 年至今)——环境优化阶段 |
| 3.3 高新技术企业政策现状分析 |
| 3.3.1 政策文本梳理 |
| 3.3.2 高新技术企业政策面上统计 |
| 3.3.3 高新技术企业政策特点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高新技术企业政策网络分析模型的构建 |
| 4.1 引言 |
| 4.2 高新技术企业政策网络参与主体分析 |
| 4.2.1 政府部门: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提供公共服务 |
| 4.2.2 高新技术企业:政策实施对象、目标参与主体和创新主体 |
| 4.2.3 金融机构:配套金融服务 |
| 4.2.4 园区与孵化器:企业创新发展的空间载体 |
| 4.2.5 科研机构:开展产学研通力合作 |
| 4.2.6 市场环境:提供平台、中介、人才、信息等环境保障 |
| 4.3 高新技术企业政策网络参与主体关系分析 |
| 4.3.1 政府部门与高新技术企业的关系 |
| 4.3.2 高新技术企业与其他政策网络参与主体的关系 |
| 4.3.3 政府部门与其他政策网络参与主体的关系 |
| 4.4 构建高新技术企业政策网络模型 |
| 4.4.1 模型构建 |
| 4.4.2 模型的应用维度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政策网络结构特征:面向政策制定的社会网络分析 |
| 5.1 引言 |
| 5.2 网络结构分析模型的构建 |
| 5.2.1 社会网络分析概述 |
| 5.2.2 常用网络结构测度指标 |
| 5.2.3 构建府际网络测度模型 |
| 5.2.4 府际网络测度指标的选取 |
| 5.3 分析模型的应用 |
| 5.3.1 案例的选取 |
| 5.3.2 政策文本统计 |
| 5.3.3 网络结构模型构建 |
| 5.4 网络结构测算分析 |
| 5.4.1 上海市府际网络的结构分析 |
| 5.4.2 江苏省府际网络的结构分析 |
| 5.4.3 北京市府际网络的结构分析 |
| 5.4.4 广东省府际网络的结构分析 |
| 5.5 测算结果对比分析 |
| 5.5.1 网络总体结构比较 |
| 5.5.2 中心度比较 |
| 5.5.3 结构洞比较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政策网络管理策略:面向政策执行的PSOI模型分析 |
| 6.1 引言 |
| 6.2 网络管理分析模型的构建 |
| 6.2.1 政策网络分析概述 |
| 6.2.2 构建PSOI分析框架 |
| 6.3 目标视角下PSOI模型的应用 |
| 6.3.1 政策网络管理总目标 |
| 6.3.2 政策实施情况指标 |
| 6.4 主、客体视角下PSOI模型的应用 |
| 6.4.1 政策主体视角 |
| 6.4.2 政策客体视角 |
| 6.5 工具视角下PSOI模型的应用 |
| 6.5.1 环境面政策工具 |
| 6.5.2 供给面政策工具 |
| 6.5.3 需求面政策工具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政策网络绩效评价:面向政策结果的DEA模型分析 |
| 7.1 引言 |
| 7.2 评价指标遴选 |
| 7.2.1 已有评价体系概述 |
| 7.2.2 高新技术企业政策网络绩效评价指标 |
| 7.3 网络绩效测算DEA模型的构建 |
| 7.3.1 绩效测算方法概述 |
| 7.3.2 测算模型构建 |
| 7.4 DEA模型的应用 |
| 7.4.1 数据获取与样本选择 |
| 7.4.2 测算结果分析 |
| 7.5 网络绩效影响因素分析 |
| 7.5.1 构建回归方程 |
| 7.5.2 回归结果分析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政策网络”理论为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政策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
| 8.1.2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政策网络属于典型的以府际网络为核心的政策社群 |
| 8.1.3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政策府际网络呈现出区域不均衡的特点 |
| 8.1.4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政策网络工具有待进一步优化 |
| 8.1.5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政策网络绩效有待进一步提升 |
| 8.2 政策启示 |
| 8.2.1 政策制定的府际网络层面 |
| 8.2.2 政策执行的议题网络层面 |
| 8.2.3 政策网络绩效层面 |
| 8.3 研究展望 |
| 8.3.1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8.3.2 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作的项目 |
| 致谢 |
（10）昆明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技术路线和“三线”划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目的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实践意义 |
| 1.2.2 学术意义 |
| 1.3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研究综述 |
| 1.3.1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文献计量变化 |
| 1.3.2 我国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研究综述 |
| 1.3.3 发展历程 |
| 1.4 研究内容、方法及论文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论文框架 |
| 1.5 相关概念界定 |
| 1.5.1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相关规划 |
| 1.5.2 技术路线 |
| 1.5.3 “三条控制线” |
| 第二章 昆明市规划形式的演变与探索 |
| 2.1 昆明市概况 |
| 2.1.1 自然地理与环境概况 |
| 2.1.2 市域-都市核心区 |
| 2.1.3 人口与经济发展现状 |
| 2.2 昆明市传统规划分期 |
| 2.2.1 传统规划期 |
| 2.2.2 经济发展新时期规划 |
| 2.3 昆明市“多规合一”探索 |
| 2.3.1 “多规合一”具体内容介绍 |
| 2.3.2 “多规合一”价值与不足 |
| 2.4 传统规划到“多规合一”的不断探索 |
| (1)规划范围的转变 |
| (2)规划深度的转变 |
| (3)规划实施和管控力度的转变 |
| 2.5 昆明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试点探索 |
| (1)准备阶段 |
| (2)“城总规”阶段 |
| (3)两规统一阶段 |
| (4)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形成阶段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路线研究 |
| 3.1 传统规划编制技术路线梳理 |
| 3.1.1 城市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路线 |
| 3.1.2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路线 |
| 3.1.3 “多规合一”编制技术路线 |
| 3.2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基础内容探析 |
| 3.2.1 背景 |
| 3.2.2 基本逻辑 |
| 3.2.3 价值观 |
| 3.2.4 科学体系构建 |
| 3.2.5 可操作性 |
| 3.3 昆明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技术路线研究 |
| 3.3.1 确定规划范围与期限 |
| 3.3.2 现状研究与基础评价 |
| 3.3.3 底数底图编制 |
| 3.3.4 目标定位与指标体系构建 |
| 3.3.5 规模预测 |
| 3.3.6 市域国土空间格局 |
| 3.3.7 资源与要素配置 |
| 3.3.8 专题专项研究 |
| 3.4 各规划技术路线问题及差异对比 |
| 3.4.1 传统规划技术路线问题分析 |
| 3.4.2 传统规划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技术路线差异对比 |
| 3.5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路线科学性研究 |
| 3.6 基于《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试行)》的分析 |
| 3.6.1 基础工作部分特点 |
| 3.6.2 新版《指南》与昆明市实际编制过程差异研究 |
| 3.7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三线”划定的昆明实践 |
| 4.1 “双评价”基础 |
| 4.1.1 昆明市自然条件概况 |
| 4.1.2 昆明市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 |
| 4.1.3 昆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 |
| 4.1.4 小结 |
| 4.2 “双评价”与“三条控制线”的关系 |
| 4.3 “三线”划定的必要性研究 |
| 4.4 三条控制线关系梳理 |
| 4.5 “三线”协调存在的问题 |
| 4.5.1 基本农田与城市发展的矛盾 |
| 4.5.2 生态保护与城市发展的矛盾 |
| 4.5.3 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 |
| 4.6 三条控制线划定的昆明实践 |
| 4.6.1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 |
| 4.6.2 永久基本农田划定 |
| 4.6.3 城镇开发边界划定 |
| 4.7 昆明市三条控制线划定的矛盾分析 |
| 4.7.1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限制因素 |
| 4.7.2 生态保护红线与永久基本农田的矛盾 |
| 4.7.3 永久基本农田与城镇开发边界的矛盾 |
| 4.7.4 生态保护红线与城镇开发边界的矛盾 |
| 4.8 《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试行）》中对控制线划定的要求及昆明实际的区别 |
| 4.9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 |
| 5.1 研究结论 |
| 5.2 昆明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技术路线的优化建议 |
| (1)注重承上启下、指标传导的作用 |
| (2)加强部门联动 |
| (3)顶层规划的指引 |
| (4)转变增量思维 |
| 5.3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三线”划定的管控与保障 |
| 5.3.1 “三线”管控方法的建议 |
| 5.3.2 完善制度保障 |
| 5.4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的难点及应对 |
| (1)欠缺顶层设计、上位规划指导 |
| (2)责任不清,工作推进难 |
| (3)数据保密要求导致的资料共享困难 |
| (4)基础信息平台建设难 |
| (5)实际操作难度大 |
| 5.5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对昆明实际的作用解析 |
| (1)生态环境改善,优化空间结构 |
| (2)提高城市宜居性 |
| (3)凸显历史文化名城优势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附录B:图片索引 |
| 附录C:访谈记录 |
| 附录D:昆明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会议记录整理 |
| 附录E: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相关文件梳理 |
四、省政府、省政府办公厅2000年11月份发文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D]. 毛和荣. 湖北中医药大学, 2021(01)
- [2]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的改造研究（1949-1956）[D]. 赵子夜. 吉林大学, 2021(01)
- [3]中国光伏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基于安徽的实证分析[D]. 孟守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1(01)
- [4]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5]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6]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D]. 李宁. 山东大学, 2020(06)
- [7]从老区到新区：中共入浙南下干部研究（1948-1956）[D]. 包晨岚. 浙江大学, 2020
- [8]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评价及其优化[D]. 杨广勇. 山东大学, 2020(04)
- [9]高新技术企业政策网络模型构建与绩效评价研究[D]. 汤天波. 上海大学, 2020
- [10]昆明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技术路线和“三线”划定研究[D]. 陈韵. 昆明理工大学, 20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