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快云南城市化发展问题探析（论文文献综述）
梁梦宇[1]（2021）在《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并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2017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又明确提出:“必须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在此背景下,如何在处理效率与公平问题上更加重视公平,如何将乡村置于与城镇同等战略地位,如何客观测度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并认识其影响因素等,都成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基于此,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发展理论为指导,以西方发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实践经验为借鉴,结合新时代中国现实国情,面对已经发生转化的社会主要矛盾、以协调城乡生产力水平为目标,探索“重塑新型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首先,解析城乡融合发展蕴含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本文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乡关系发展历程,借此把握城乡发展规律及城乡发展的阶段合理性,探寻城乡融合发展蕴含的内在逻辑,界定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内涵,总结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新特点、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目标体系等,为新时代推进城乡全面融合发展指明方向。研究结果表明,城乡融合是我国生产力水平提升到一定高度对城乡关系发展演变提出的新要求;并且,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城乡发展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不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城乡兼顾”乃至“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及固化”,还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城乡经济社会互动发展”,新世纪以来的“城乡统筹发展”、新时代的“城乡全面融合发展”,都是对走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道路的探索。这些阶段性演变背后体现的是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中,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奠定城乡关系发展演变的物质基础;反过来,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建立健全,会推动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基于此,新时代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需要破除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提高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需要统筹处理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之间的关系等。其次,构建评价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测算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潜在空间。本文利用2002-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城乡耦合协调度模型,实证测算了中国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整体及31个省级行政单位（除港澳台）的城乡融合度都显着提升。其中,2002-2018年,中国的城乡耦合协调度从0.29提升至0.66;对应耦合协调等级,中国整体摆脱了“失调”等级,实现了从“中度失调”到“初级协调”的转变。这表明,2002年以来,“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新型城镇化”等战略的实施,有效推动了中国城乡经济社会的互动互促发展。但整体而言,中国的耦合协调等级不高,因为多数省份目前仍处于较低等级的协调发展阶段,距离进入良好协调、优质协调发展阶段尚有较大差距;同时,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区域差异依然明显。再次,探讨城乡融合系统内各影响因素与城乡融合度之间的不确定性关系,找准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着力点。本文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以城乡融合度为参考数列,探究2007-2018年31个省级行政单位（除港澳台）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提升的影响因素。具体来说,通过关联度排序,了解各因素在推进城乡融合度提升中作用的大小,为城乡融合发展实现路径的提出提供借鉴与参考。研究结果表明,城乡融合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并显着受城乡生产要素流动顺畅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交通及通讯设施完备化与城乡经济发展多元化等多维因素影响。其中,城乡要素流动、城乡交通及通讯设施建设是影响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两个关键因素,新时代要进一步促进要素流动的顺畅化及基础设施的完备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经济发展多元化是新时代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亟待加强的两个重要因素。然后,总结发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经验,为新时代我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先导性与参照作用。考虑到城乡发展不平衡是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共同问题,城乡发展又受共同经济规律支配,本文考察了美英德法日韩六国的城乡融合发展实践,总结了其获取成功的经验。具体来说,一是健全城乡要素合理流动机制,打破要素流动障碍;二是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发挥人民群众的实践主体作用;三是以乡村为重点,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四是改善农业农村生产条件,缩小城乡生产力水平的差距,并着力保护农村农民的利益。此外,各国注重开展统一的城乡规划,并将城乡发展的法治化贯穿其中,这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完善的法律制度保障。最后,提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助力我国城乡融合发展工作在新时代背景下取得新突破。本文结合“解析城乡融合发展蕴含的内在逻辑、测算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探讨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及探索考察国外城乡融合发展实践等”得出的结论,从城乡要素流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城乡交通及通讯设施与城乡经济发展四个维度出发,提出了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具体来说,一是通过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助力城乡要素流动的顺畅化;二是通过提高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效率,助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三是通过重点实施乡村基础设施补短板工程,助力城乡交通及通讯设施的完备化;四是通过开拓农村现代化发展新空间,助力城乡经济发展的多元化。
刘淼[2]（2021）在《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处于从出口和投资驱动型转向创新和内需驱动的关键时期,而城镇化的提质转型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城市现代化建设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抓手。但须警惕的是:第一,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的现实国情导致“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趋于关闭,城乡人口流动逐渐放缓。城镇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城镇化建设如何持续促进要素集聚,扩大城市内需,实现地区经济增长值得深思。第二,快速发展的土地城镇化造成城市能源资源消耗剧增、环境承载压力加大,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第三,传统的城镇化建设思路扭曲市场机制的要素配置效率,不利于城市经济效率提升。此外,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日益复杂,而国内经济转型发展势在必行,城市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趋紧。城镇化建设与转型在加速要素集聚、提升地区经济辐射能力、缓解资源环境压力等方面能否以及如何发挥支撑作用,以实现城市生态效率持续改善,亟待深入考察和研究。同时,长江经济带建设作为我国重大发展战略之一,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发展原则下厘清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和城市生态效率的发展现状、变化趋势及时空关联,科学把握城镇化发展与城市生态效率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影响机制,对于探索绿色、集约、高质量的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道路,推动经济稳定、高效、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论文首先在系统梳理城镇化建设和生态效率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深刻阐释了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内在影响机理,建立了较为科学、全面、体现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城市生态效率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立足长江经济带11省区市的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基于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BM-DEA模型测度城市生态效率;在时空尺度下对2007年至2018年间城市生态效率进行综合分析与判断,并利用空间可视化技术和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描述探讨城市生态效率水平地域差异和空间相关性,以揭示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变规律。同时,基于我国特殊制度背景,厘清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的历史沿革,并利用核密度估计和空间可视化技术考察不同度量标准的城镇化建设的动态演进和时空分布特征。其次,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IV-2SLS）和工具变量三阶段最小二乘法（IV-3SLS）实证检验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影响机制,并通过构建经济-地理空间权重矩阵和空间联立方程模型,采用广义空间三阶段最小二乘法（GS3SLS）实证分析了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交互作用。最后,基于定性分析和命题检验,提出城镇化建设提升城市生态效率的优化政策。基于理论阐释和实证研究,本文的核心观点为:长江经济带以城镇化建设为抓手提升城市生态效率的过程中存在“路径依赖”:无论是直接影响还是间接影响,现阶段仍以传统的城乡流动型人口城镇化和空间扩张型土地城镇化为主。但是传统城镇化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而社会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对城市生态效率的正向影响作用有待进一步提升。同时,周边城市生态效率和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均能显着改善本地的生态效率水平。具体研究结论如下:（1）2007—2018年我国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城镇化建设不均衡,整体层面不存在趋同态势,但表现出“双峰”或“多峰”的俱乐部趋同特征。具体地,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的土地城镇化水平在逐步提高的同时,其分布始终保持俱乐部趋同现象;长江经济带的人口城镇化水平已呈现出高水平的集中特征,城市之间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绝对差距在不断缩小;长江经济带的社会城镇化水平提升缓慢,城市之间的绝对差距在逐渐扩大,低水平的集中度在逐渐下降,高水平的集聚现象在逐步形成;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存在极化现象,但仍主要表现为低水平集聚状态。基于Arc GIS的空间可视化技术,发现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城镇化建设水平的空间分布格局主要呈现为典型的“中心—外围”特征,具体表现为以省会城市或下游地区沿海发达城市为核心,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及成渝城市群为集聚面,形成点面结合的“中心城市—城市群—经济带”城镇化发展模式。（2）2007—2018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水平呈波动性上升趋势,整体表现为下、中、上游地区梯度递减的空间格局。2007—2018年期间,我国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生态效率平均值存在显着差异,不存在条件收敛。整体上只有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的城市生态效率得到显着提升,下游地区得到微弱改善,上游地区有所恶化。2007—2018年期间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中等及以上水平的城市分布逐渐呈现为较明显的俱乐部趋同态势,具体以长江下游地区沿海城市、武汉城市圈、长沙城市圈及成都都市圈为典型;但长江上游地区的云南、贵州两省区,以及长江中游地区的江西省等的城市生态效率普遍明显降低。（3）未考虑城镇化的内生性问题时,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呈非线性的“U”型,现阶段影响为正。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均与城市生态效率呈“U”型的非线性影响关系,而社会城镇化与城市生态效率不存在非线性影响关系。经计算发现,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分别达到3.61%、47.57%及9.03%之后开始对城市生态效率提升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而现阶段多数城市的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基本达到甚至越过“U”型的拐点,因此现阶段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关系。考虑到城镇化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创新性地选用城市商品房销售价格作为城镇化建设的工具变量,发现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均对城市生态效率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具体而言,人口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效应最大,土地城镇化次之,社会城镇化再次之,新型城镇化最小。（4）城镇化建设通过产业结构优化、人力资本积累及产业集聚的传导机制显着促进城市生态效率水平的提高,但在地方政府制度竞争调节作用下城镇化不利于城市生态效率的改善。人口城镇化通过以上三种传导机制提升城市生态效率的效果最为明显,土地城镇化次之,社会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效果最差。同时,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普遍竞争,在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视角下,分别约有83.33%、40.28%、63.19%及81.02%的观测值处于制度竞争大于其临界值阶段,即对于大多数城市而言,在城镇化建设中地方政府制度竞争的调节作用下,城镇化建设不利于城市生态效率的改善。（5）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具有显着的空间效应。就长江经济带全域的而言,周边城市的生态效率水平提升能显着促进本地生态效率的改善,并且周边城市的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发展均能显着提升本地生态效率水平。就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差异性而言,下游和上游城市的城镇化建设与生态效率之间空间溢出及空间交互作用的影响方向和显着性与长江经济带整体估计结果一致,但上游城市的空间影响强度更大;而中游城市的城镇化建设与生态效率之间的空间影响相对更小,且多数空间效应未得到显着发挥。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揭示了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在提升城市生态效率、推动长江经济带实现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实践中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长江经济带各区域的城镇化发展不均衡,且当前仍以传统的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为主,社会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低下、进程缓慢;二是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呈现低水平的空间集聚特征,尤其是上游地区的城市生态效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三是,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建设通过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高素质人力资本的积累效应及与产业结构优化联动发展等渠道改善城市生态效率的功效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四是,以制度竞争为代表的地方政府间横向盲目同质化竞争不利于城镇化提质增效,从而阻碍城市生态效率水平改善;五是,城市群（尤其是中西部城市群）的资源集聚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交互作用仍有较大释放空间。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分别从以下五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优化建议:稳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促进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提质转型;推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转型,实现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的高水平空间集聚;以城镇化转型发展为抓手,加快产业集聚与结构升级、人力资本形成与积累,从而提升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引导地方政府间避免恶性博弈,形成优势互补的良性协作关系和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充分发挥城市群资源集聚能力和辐射作用,促进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协同改善等。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为:第一,本文从产业结构优化、产业集聚及人力资本积累等角度解释城镇化对生态效率的影响路径,并创新性地基于文本分析设计地方政府城镇化建设的“制度竞争”指标,进而讨论地方竞争的调节作用,以避免陷入仅仅简单验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存在性的研究窠臼。第二,基于空间视角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溢出效应和交互作用,从而为长江经济带各区域间生态效率的协同均衡发展提供了经验基础。第三,本文创新性地采用城市商品房销售价格作为城镇化的工具变量以缓解其内生性问题,提高了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增强了研究结论的真实性。第四,依托详实的长江经济带城市层面数据资料,突显出我国在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中“中心城市—城市群—经济带”的发展特征,更符合我国区域发展战略要求,更契合我国权力下放实施差异化城镇化建设策略,研究结论也更科学合理。
杨茜[3]（2021）在《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时空演变及驱动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边境地区处于国家领土的最边缘部分,是地缘冲突的缓冲区,构筑了重要的国家安全防线。同时,边境地区紧邻他国,是国家间对外开放、联系交往最前沿的区域。西南边境地区从西至东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接壤,是我国联系东南亚、南亚国家的最前沿区域。随着“一带一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对外合作倡议的加快推进,西南边境地区在我国对外开放格局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边境城镇作为边境居民的重要聚居地,促进其健康有序发展对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及繁荣稳定至关重要。西南边境地区由于自然环境特征以及历史经济基础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城镇化进程缓慢。新型城镇化是对传统城镇化发展模式的革新,新时代背景下有助于推动西南边境地区城镇健康发展,从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本文首先对边境新型城镇化的研究背景、国内外研究概况进行了系统总结,在此基础上,界定了城镇化、新型城镇化、边境地区等概念;其次,对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理论、区域空间结构演化理论、城乡协调发展理论、地缘经济理论等理论的基本含义及其应用进行了解析;第三,构建综合评价指标,并采用熵值法结合专家赋值法测度2005-2018年西南边境地区11个州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第四,采用标准差、变异系数、泰尔指数等定量分析方法探究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时间演变特征;第四,采用Arc GIS空间分析、标准差椭圆分析、ESDA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对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进行分析。最后,利用地理探测器软件中的因子探测探究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驱动机制。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时间演变特征:1)总体来看,西南边境地区各州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绝对差异呈扩大趋势,相对差异先增大后减小,然后又逐渐增大。2)分区域来看,云南边境地区、广西边境地区两个区域之间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差距逐渐增大。3)从两区域内各州市来看,云南边境地区各州市之间、广西边境地区各市之间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差距均逐渐缩小。4)云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差距大于广西边境地区。（2）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时空分异特征:1)总体来看,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高水平州市数量逐渐增加,低水平、较低水平州市数量逐渐减少,中等发展水平州市数量变化不大。2)从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来看,高水平区分布在滇西中缅边境的德宏州、滇南中老边境的西双版纳州、滇东南中越边境的红河州以及桂西南中越边境的崇左市、防城港市。低水平区分布在中缅边境段滇西北的怒江州以及中越边境段滇东南的文山州。3)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主要沿西北-东南方向发展。（3）从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空间关联类型演变来看:1)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全局空间自相关性不显着,整体上不存在空间集聚现象。2)西南边境地区各州市新型城镇化发展虽然整体空间差异性不显着,但局部集聚特征明显。研究期内,西南边境地区各州市新型城镇化发展存在H-H（高-高）、H-L（高-低）、L-H（低-高）集聚三种局域空间异质性集聚特征。（4）西南边境地区各个州市新型城镇化子系统时空演变特征: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较高的州市如防城港市、红河州、德宏州、崇左市、西双版纳州等5个州市在主要子系统方面发展水平均较高。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较低的州市如怒江州、文山州等在六个子系统方面均处于低发展水平。（5）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驱动机制:1)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是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的根本动力;2)市场经济发展为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基础动力;3)政府行政行为、国家政策是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加速器;4)自然资源禀赋对西南边境地区城镇发展产生基础性影响;5)以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提供后续动力;6)交通基础设施是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驱动力。（6）提出了打造西南边境地区中心城镇,加强不同规模等级城镇间的交流合作;建立完善的交通运输网络系统,加强城镇间、城乡间的联系;充分发挥地缘优势、国家政策优势,提升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根据比较优势选择城镇发展战略,城镇间加强联系合作;加强沿边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注重生态环境保护,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等促进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总体策略。
祝洪章[4]（2021）在《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研究》文中认为农村土地流转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问题,具有鲜明效率维度的价值追求和经济属性。立足中国特殊国情、农情,耕地流转问题不单纯是经济效率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在自发演化力量和有意识构建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具有自身特定的演进规律。我国现行耕地“三权分置”改革就是考虑到耕地流转的多重属性,通过权利分层方式,兼顾耕地社会属性、意识形态属性和经济属性。这是理解当下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问题的前提,是耕地经营权流转的制度环境。主流经济学推崇的简约理论模型的研究范式在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研究上存在明显的缺陷。本文结合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理论研究方法,从历史演进规律、制度逻辑的宏观视角,顺推制约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的制度环境因素;从制度目标、制度机制的应然预设与流转运行和流转制度经济影响绩效实然状态的差异,逆推权利结构设计和流转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最终,针对问题成因提出优化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的对策建议。本文分析了建国至今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历程和演化规律,提出农地产权制度存在制度价值复合化取向,呈现渐进、路径依赖式演化模式,具有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相结合,服务于国家城乡关系的国家意志等发展演进规律。“三权分置”改革以农户分化发展的社会现实为背景,遵循了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演进的历史规律,依托多重制度逻辑框架,将“系统观念、底线思维”作为多重逻辑兼容的指引,通过“地权细分”为多重逻辑兼容共存提供载体,通过“走廊调控”方式为多重制度逻辑兼容提供机制,通过增量改革和绩效提升为多重逻辑兼容共存提供动力。经营权流转制度是以经济绩效为主导逻辑的农地产权交易制度,相关的政策制定和立法近年取得较大发展。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目标主要是优化耕地资源配置、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同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保障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实现以上预设功能,国家通过激励机制、约束机制、稳定机制三种制度机制综合推进流转改革。激励机制包括鼓励主体分流、客体强权赋权和完善流转交易市场体系等;约束机制包括设立农地集体所有的制度红线、流转用途红线、农民权利保护红线等;稳定机制包括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加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等。本文在系统梳理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规模、流转主体、流转方式、流转合约、流转价格、流转效力等发展状况的基础上,从宏观时空角度,运用LMDI法分析了耕地经营权流转的主要影响因素;从微观农户行为角度,基于农户流转规模决策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流转决策行为的主要因素和农户耕地福利保障效应、农户耕地禀赋效应以及农户政策感知、预期与反馈效应等对流转决策的影响。对照流转制度功能目标定位,本文分别分析了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耕地配置绩效、生产效率绩效、粮食安全保障绩效。研究发现,虽然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耕地配置效率,但面积和地块细碎化和耕地撂荒等问题依然存在;耕地流转制度提升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但对流转双方、全国区域间影响存在较强的异质性;现有耕地流转制度对流转“非农化”“非粮化”抑制效果不佳,经济发达地区的流转“非农化”明显,非粮食主产区流转“非粮化”明显,粮食主产区也存在流转“非粮化”趋势。依循“制度环境-制度逻辑-制度功能-制度机制-制度绩效”分析脉络,本文得出了我国城乡融合发展进程和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进程的渐进性约束了流转制度绩效发挥的结论;根据“产权结构-行为激励与约束-制度绩效”分析脉络,本文得出了耕地“三权”赋权方案不确定性、立法内容与技术缺陷影响了流转制度绩效发挥的结论;根据“制度交易成本”分析,本文得出了农户政策认知弱、流转交易平台建设滞后、交易监管薄弱、交易信息化程度低等因素增加了制度交易成本,造成流转制度绩效损失的结论。针对制度环境,本文提出耕地经营权流转应与农业非农转移、城市及乡村非农产业吸纳能力、农业技术进步水平及农业社会化服务等相适应发展,加快协同配套进程推进。针对赋权环节,本文建议应捋顺三权关系,采取“所有权-承包权（成员权）-经营权（用益物权）”的赋权路径,完善立法以减轻经营权非经济属性功能负荷;针对流转制度运行,本文提出从规模化思路、政策指导、主体培育、市场体系建设等方面持续降低经营权流转制度交易成本,提高流转制度效能。
王永仓[5]（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认为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陈元祥[6]（2021）在《云南边疆贫困地区的人才困境与政府应对研究 ——基于Y、R、L三县的分析》文中研究说明边疆贫困地区的人才发展问题是新时代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研究云南边疆贫困地区的人才困境,并从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视角,因地制宜地提出对策建议,对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云南边疆贫困地区人才振兴和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了云南边疆贫困地区的Y、R、L三县的人才发展情况进行个案分析,运用统计分析软件对其数据进行了分析和处理,并对其人才发展趋势进行了交互分析。结合走访调研情况,建立了数学分析模型,借助数学分析工具,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提出了“人才转化”的概念,定义了“人才转化率”,论证了其与“人才增长率”的关系,以及在云南边疆贫困地区人才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而,运用人才管理学的相关理论知识,分析总结出了云南边疆贫困地区人才困境的基本特征:一是人才资源总量少,地区人才密度低。主要表现为“人才转化率”低、引进增量小、减量大;二是人才结构不优,分布不合理。主要表现为专业、能级结构和产业、行业分布不合理;三是人才素质不高。主要表现为受教育程度不高和高端人才少;四是人才贡献率低,增长缓慢。主要问题:一是育才引才留才难。主要包括育才成本高、渠道单一,高层次人才难引,紧缺人才难寻,回流人才少;二是人才结构性矛盾凸显。主要包括岗位需求与编制分配失称,职称评审管理失序,行业分化与供给不足冲突;三是人才发展投入不足。主要包括市场配置与人才投入失衡,教育投入不足、发展缓慢,职业技术培训不足;四是人才效能不高。在深入分析其成因的基础上,从政府治理理念现代化、治理体系现代化、公共政策现代化三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破局之策:一是重视边疆贫困地区的发展。主要是坚决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战略,扭转地方政府的治理偏好,转化主流社会的刻板印象;二是改善边疆贫困地区的传统劣势。主要是改善地缘劣势和提升人文环境,包括构建和谐政治文化和加快推进城市化;三是强化边疆贫困地区的人才政策供给。主要是推动差异聚才:包括发展边疆贫困地区特色产业育才,发扬边疆贫困地区民族文化聚才,承接区域之间的产业转移聚才。实施共享聚才:包括“两权分离”用才和强化人才信息化建设。强化政策激励:包括完善普惠性激励政策和强化特惠性激励政策。加强对口培养:包括“走出去”与“请进来”培养。最后,总结了本论文可能的创新点,不足与需要改进之处。得出了“发展是解决云南边疆贫困地区人才困境的根本举措”,“人才是实现云南边疆贫困地区跨越式发展的第一资源”两个基本结论。
钟文[7]（2021）在《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被誉为“中国发展奇迹”,与此同时,区域发展差距持续扩大,区域协调发展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学术界普遍认为国家制度变革、区域政策及科学技术等因素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但往往忽视了中国特色土地制度的重要作用。土地自古以来便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与之相适应的中国特色土地制度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重要引擎,尤其是中国特色土地制度所酝酿的土地财政构成了区域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财政促使土地成为中国地方政府巨大且不断增值的信用来源,为城市公共服务提供一次性的投资融资。在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特色土地制度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产生了怎样影响?这是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问题,需要学术界进行专题研究。具体而言,我们关心的是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发展模式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产生了怎样影响?因为相对于其他影响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因素而言,土地财政是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重要内容。现有研究关注了土地财政发展模式的形成原因、影响效应及优化路径等内容,但缺乏土地财政与区域协调发展能力关系的系统性研究。因此,本文主要关注以下四个问题:一是土地财政发展模式下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是什么?二是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产生了怎样影响?三是土地财政影响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四是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是否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在全面考察上述问题的基础上,从优化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发展模式视角提出区域协调发展能力提升的相关政策体系。本文首先对土地财政、地方政府行为和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概念进行清晰界定,并做理论延伸分析;其次,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土地财政与区域协调发展有关政策进行系统梳理,试图找出中央政府的政策脉络;再次,本文就土地财政模式下的各种地方政府行为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检验是否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为了更加深入细致地研究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本文综合实证研究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剖析,在实证研究方面,以2002-2017年全国省、直辖市、自治区为研究样本,完成以下三个任务,一是建立面板固定效应回归模型与调节效应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地方政府财政激励下的“以地生财”行为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二是构建空间计量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地方政府晋升激励下的“以地引资”行为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三是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构建了具有机制变量的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地方政府投资偏向与基础设施溢出效应两条路径的作用方向及作用力度;在案例分析方面,以2007-2017年浙江省与云南省各地级市为比较研究样本,对两省的土地财政影响区域协调发展能力做了比较回归分析,以考察土地财政影响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既有正向效应,也存在负向效应,二者是非线性关系,且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对待土地财政发展应该具有区域差别化管理的理性态度,切忌一刀切;区域协调发展三大目标有效调节了“以地生财”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交通基础设施的中介效应存在,对“以地引资”影响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中介效应达到0.009。土地财政可以通过基础设施溢出效应提升区域协调发展能力,但投资偏向效应也会引发区域发展差距扩大与地区收入差距恶化等问题,两大机制共同解释了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影响的29.63%。相关研究结论对完善国家土地财政经营策略、构建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具有重要政策启示:一是深入推进土地市场化改革。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推进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户籍改革。二是去除土地财政依赖的制度土壤。深化国家财政体制改革,建立并实施科学合理的政绩考核体系。三是实施区域差别化的土地财政政策。制定区域差别化土地财政发展政策,充分释放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影响的红利效应。四是加快“后土地财政”发展方式转变,融入新时代发展战略框架。加强土地财政规模测算与区域协调发展能力评价的科学技术发展,提高研判精准度,积极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
孙玉梅[8]（2020）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民族工作问题与对策研究 ——以Q市为例》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城市民族工作尤其城市社区民族工作,先后召开了全国城市工作会议、全国民族工作会议和全国城市民族工作会议等一系列会议。全面做好城市社区民族工作既是城市民族工作创新现实需要,也是学界重要的研究课题。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各族群众跨城乡、跨区域、跨行业的流动频率和规模不断增大,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进程使得当前社区民族工作面临前所未有机遇,也遭遇了诸多问题和挑战。基于此背景,本研究以Q市社区民族工作做为案例研究对象,主要运用文献法、田野调查法、个案分析法等方法,梳理当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针对当前社区工作中城市社区民族工作组织体系不健全、民族工作职能部门和业委会履职尽责不够、城市社区民族工作专业化和参与度不够等问题,根据借鉴Q市社区民族工作的实践与经验,探讨城市社区民族工作新方法和新路径,提出以下对策与建议:一是以习近平新时代民族工作思想为指导,明确工作思路;二是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的基本原则,构建民族互嵌式社区;三是加强社区民族工作组织领导,完善社区民族工作体制;四是推动社区民族工作经验交流,推动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一方面为基层社区民族工作相关政策提供创新思路建议,提高少数各族群众个体生产生活质量;另一方面为相关城市社区民族工作理论研究与创新增加素材,为中国特色城市的城市社区民族工作的理论构建做出一定贡献。
董晓宇[9]（2020）在《新时期我国大学生语言态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语言态度研究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热点话题。语言态度是语言使用者对不同语言情感、认知与行为的价值反应,具有动态性、建构性及内潜性特征,是语言使用和发展的预见性指标。2011年是中国城市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首次超过50%,这标志着中国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选择我国大学生语言态度作为研究课题是基于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中的语言接触和语言竞争现象。研究我国大学生对国家通用语言、汉语方言及外语的语言态度可以探析各语码的实际功能和地位,揭示语言接触下各种语言的活力,对于平衡多语并存、多元文化包容的语言生态以及构建和谐的语言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选取吉林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厦门大学、南昌大学以及华南理工大学的1214名本科生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并辅以访谈,研究我国不同语言背景和社会背景的大学生对国家通用语言、汉语方言和外语的语言态度以及影响其语言态度的主要因素,探讨语言态度的形成机制,为语言态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可行的理论分析框架。这些本科生就读于我国不同地域的五所985大学,相较于省属地方院校学生,他们的社会背景和语言背景更为多样,是研究我国大学生语言态度的最佳对象。在本研究中,国家通用语言即为普通话,外语特指英语。其他语种,如日语、俄语、德语、朝鲜语等语言具有同样宝贵的研究价值,但英语目前是我国大学生外语学习的主要语言,考虑到研究对象“语库”里外语的同一性,其他外语种类暂不在本研究范围之内。本文共分七章。第一章简要介绍了研究缘起、研究意义和方法,对国内外语言态度研究进行了简要评述并发现了该领域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二章至第四章以定量研究为主,阐释语言态度调查问卷中社会变项及语言变项对语言态度的影响。其中,第二章分析了我国大学生对汉语方言的语言态度。研究发现,我国大学生在情感维度上对母方言语言态度较为积极,不同方言区的大学生存在一定的差别。粤方言的大学生对母方言的语言态度最为积极,远远高于赣方言、湘方言和北方方言大学生。第三章分析了我国大学生对普通话的语言态度。研究发现,我国大学生在情感、认知、行为（倾向）三个维度上都呈现出积极的语言态度,对普通话的认同感及其地位、社会影响力和实用性评价较高,普通话使用已经成为大学生语言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我国大学生对于普通话在情感维度的评价已经超越方言。第四章分析了我国大学生对外语（英语）的语言态度。研究发现,我国大学生对英语的地位、社会影响力和实用性评价较高,在工具性学习动机驱使下,愿意学习并使用英语。第五章以定性研究为主,挖掘访谈对话文本,深入探讨影响语言态度的主要社会、认知和语言因素。社会因素包括语言政策、城市化程度、家庭背景、语言社区紧密程度、教师和同伴影响等。认知因素包括身份认同、学习动机和语言意识。语言因素包括语言知识（语库）、语言能力和语言使用。基于问卷和访谈研究结果,本章还探讨了语言态度的形成机制,提出“社会化认知”语言态度模型。该模型涵盖社会、认知和语言三因素的交互作用,将宏观社会文化语境和微观会话情境相结合,较为系统地阐释了语言态度具有动态建构的内潜性认知心理特征,强调语言使用者的主观能动性,即在社会化过程中的认知能力发展对语言态度产生的影响。语言态度的动态建构贯穿于语言使用者的语言习得和语言使用过程中。第六章聚焦少数民族大学生语言态度个案研究,验证我国大学生语言态度研究结果。第七章为结论,总结研究发现、启示,概述本研究结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和学术贡献及局限,并为今后相关研究提出建设性意见。本研究的特色在于以实证研究为基础,以社会语言学言语适应理论等为研究理据,探析影响语言态度的社会、认知和语言因素,并且构建了语言态度的形成机制,即“社会化认知”语言态度模型,以此深化对语言态度的本质解读。其学术贡献在于,相较于对方言、普通话和外语的单一语言态度研究,本研究将“语库”概念引入语言态度研究中,将个体掌握的语言及其变体,即方言、普通话及外语（英语）纳入语言态度形成机制的研究框架,以多语者的语库多样性作为切入点,从社会、语言和认知三个层面探寻语言态度差异产生的动因,将宏观社会文化语境和微观会话情境相结合,揭示语言态度的形成机制。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第一,构建了“社会化认知”语言态度模型,阐释语言态度的形成机制。第二,借鉴了互动社会语言学的微观研究方法,为语言态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第三,对我国的语言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预示作用。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普通话的普及率会进一步提高;同时积极推动地域方言和普通话的融合,产生多种地方普通话变体,并逐步替代原地域方言在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其社会价值将得到普遍认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是我国的第一大外语语种。地域方言、普通话以及英语的使用和发展城乡差异显着。本研究对于理解我国现阶段主要语言关系、语言传承和外语教育政策制定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第一,本研究揭示方言、普通话和外语（英语）的实际功能和地位,厘清我国现阶段主要语言共存与竞争关系。第二,本研究真实地反应了新时期背景下不同语言/方言的社会和经济价值及其发展趋势,验证了方言传承的必要性。第三,我国大学生外语学习仍以工具性动机为主,外语教育要秉持“语言资源观”,引导学生正确理解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在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以及国际交流等方面的重要价值。
陈洋[10]（2020）在《呈贡剪纸艺术传承路径研究》文中提出剪纸是中国传统民间艺术,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它凝聚着各民族人们的智慧。自2006年剪纸工艺被列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剪纸艺术更加受到社会关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性。呈贡剪纸作为中国剪纸艺术的组成部分,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其纹样图案造型夸张、构图丰满,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和较高的审美价值和实用功能。呈贡地区具有丰富的民间剪纸艺术资源,随着社会的发展,习俗的改变,市场经济的发展,机械正在渐渐代替手工,剪纸手工艺面临被机械所替代的危险;在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剪纸艺术渐渐远离人们的生活,呈贡剪纸作为呈贡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严峻的传承危机。本文对呈贡剪纸艺术及其传承路径进行研究,对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呈贡剪纸艺术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本文运用文献法梳理总结了呈贡剪纸艺术的历史渊源;选择呈贡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及部分传承基地进行实地调研,通过走访和调查,获得了关于呈贡剪纸艺术的种类、图案纹样、使用功能、制作工艺及其传承等基本情况和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运用艺术学、民俗学、教育学的相关知识,对呈贡剪纸的艺术概况进行梳理和总结,并对呈贡剪纸艺术传承的困境及其文化价值、教育价值、经济价值和审美价值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进而对呈贡剪纸艺术传承的有效路径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呈贡剪纸艺术传承的有效路径是多元化、多种路径的,其中加强政府主导或参与下的传承、弘扬传统传承、重视学校传承、创新当代传承是呈贡剪纸艺术传承的重中之重。
二、加快云南城市化发展问题探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加快云南城市化发展问题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溯源 |
| 1.2.2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内涵及关系界定 |
| 1.2.3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
| 1.2.4 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研究 |
| 1.2.5 小结 |
|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结构框架图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及不足之处 |
| 1.4.1 主要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城乡融合发展的逻辑解析 |
| 2.1 城乡融合发展的历史逻辑 |
| 2.1.1 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及固化阶段(1949-1978) |
| 2.1.2 城乡经济社会互动发展阶段(1978-2002) |
| 2.1.3 城乡统筹发展阶段(2002-2017) |
| 2.1.4 城乡全面融合发展阶段(2017-) |
| 2.2 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 |
| 2.2.1 追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 |
| 2.2.2 追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
| 2.2.3 追求城乡平等发展 |
| 2.2.4 追求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 |
| 2.3 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逻辑 |
| 2.3.1 适时调整城乡发展体制机制 |
| 2.3.2 适时调整国家发展战略 |
| 2.3.3 适时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 |
| 2.3.4 适时调整城镇与乡村关系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基础及存在问题 |
| 3.1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新特点及价值目标 |
| 3.1.1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新特点 |
| 3.1.2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目标 |
| 3.2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基础 |
| 3.2.1 综合国力显着增强且产业结构日趋合理 |
| 3.2.2 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且城乡经济的二元性有所减弱 |
| 3.2.3 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持续提升且结构不断优化 |
| 3.3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 |
| 3.3.1 城乡生产要素流动不顺畅 |
| 3.3.2 城乡公共服务不均等 |
| 3.3.3 城乡基础设施不完备 |
| 3.3.4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不健全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新时代城乡融合度的测算及分析 |
| 4.1 数据来源及指标选取遵循原则 |
| 4.1.1 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 |
| 4.1.2 指标选取遵循原则 |
| 4.2 测算方法选择及指标体系构建 |
| 4.2.1 测算方法与思路 |
| 4.2.2 指标体系及变量说明 |
| 4.2.3 城乡融合度的测算 |
| 4.3 新时代中国城乡融合度的测算结果分析 |
| 4.3.1 新时代中国城乡融合度的省际差异 |
| 4.3.2 新时代中国与东中西及东北地区的城乡融合度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1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 |
| 5.1.1 城乡要素流动顺畅化 |
| 5.1.2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5.1.3 城乡交通及通讯设施完备化 |
| 5.1.4 城乡经济发展多元化 |
| 5.2 研究方法选择及指标体系构建 |
| 5.2.1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5.2.2 指标体系及变量说明 |
| 5.2.3 灰色关联度的测算 |
| 5.3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影响因素的省际差异 |
| 5.3.2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影响因素的地区差异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国外城乡融合发展的经验借鉴 |
| 6.1 健全城乡要素合理流动机制 |
| 6.1.1 保障人口要素的合理流动 |
| 6.1.2 建立资金投入保障体系 |
| 6.1.3 注重盘活土地要素 |
| 6.2 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 |
| 6.2.1 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
| 6.2.2 开展农民职业技术教育 |
| 6.2.3 注重发挥社会民众的力量 |
| 6.3 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 |
| 6.3.1 完善城乡之间的交通网络 |
| 6.3.2 提升信息化发展水平 |
| 6.3.3 改善乡村居民的生活环境 |
| 6.4 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多元化 |
| 6.4.1 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
| 6.4.2 促进农村非农产业发展 |
| 6.4.3 开展乡村生态文明建设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 |
| 7.1 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 |
| 7.1.1 健全人口要素合理流动机制 |
| 7.1.2 强化乡村振兴发展的资金保障 |
| 7.1.3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
| 7.2 提升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效率 |
| 7.2.1 强化政府的均衡配置责任 |
| 7.2.2 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
| 7.2.3 健全城乡公共服务供给制度 |
| 7.3 提高城乡基础设施联通水平 |
| 7.3.1 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 |
| 7.3.2 完善城乡交通路网 |
| 7.3.3 提升农村信息化程度 |
| 7.4 开拓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新空间 |
| 7.4.1 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 |
| 7.4.2 优化城乡产业空间布局 |
| 7.4.3 开创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 |
| 7.5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2）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 1.2.1 国内外生态效率的相关研究进展 |
| 1.2.2 国内外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进展 |
| 1.2.3 国内外城镇化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进展 |
| 1.2.4 国内外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研究进展 |
| 1.2.5 国内外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创新之处 |
| 2 理论基础与机理阐释 |
| 2.1 城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 |
| 2.1.1 区位理论 |
| 2.1.2 结构理论 |
| 2.1.3 人口迁移理论 |
| 2.1.4 非均衡发展理论 |
| 2.1.5 城市规划理论 |
| 2.2 生态效率的相关理论 |
| 2.2.1 环境经济学理论 |
| 2.2.2 生态经济学理论 |
| 2.2.3 内生增长理论 |
| 2.2.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5 中国生态文明观 |
| 2.3 城镇化建设影响城市生态效率的机理阐释 |
| 2.3.1 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分析 |
| 2.3.2 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分析 |
| 2.3.3 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效应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3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与城市生态效率水平的现实考察 |
| 3.1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的发展现状 |
| 3.1.1 制度变迁背景下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的演变历程 |
| 3.1.2 基于城市层面的长江经济带城镇化评价指标构建 |
| 3.1.3 基于城市层面的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水平的现状分析 |
| 3.2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的发展现状 |
| 3.2.1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 |
| 3.2.2 基于包含非期望产出SBM-DEA模型的生态效率测度 |
| 3.2.3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水平的时空演变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4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研究 |
| 4.1 模型设定、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4.1.1 模型设定 |
| 4.1.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4.2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4.2.1 基准模型回归 |
| 4.2.2 工具变量回归 |
| 4.3 稳健性检验 |
| 4.4 本章小结 |
| 5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 |
| 5.1 影响机制检验模型设定 |
| 5.2 产业结构优化机制检验 |
| 5.2.1 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产业结构优化机制 |
| 5.2.2 社会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产业结构优化机制 |
| 5.3 人力资本积累机制检验 |
| 5.3.1 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人力资本积累机制 |
| 5.3.2 社会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人力资本积累机制 |
| 5.4 产业集聚机制检验 |
| 5.4.1 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产业集聚机制 |
| 5.4.2 社会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产业集聚机制 |
| 5.5 地方政府竞争的调节作用 |
| 5.5.1 政府竞争调节作用的模型设定 |
| 5.5.2 政府竞争调节作用的实证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效应研究 |
| 6.1 空间自相关分析 |
| 6.1.1 空间自相关检验方法 |
| 6.1.2 空间自相关检验结果 |
| 6.2 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交互及溢出效应分析 |
| 6.2.1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
| 6.2.2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 6.2.3 区域异质性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3）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时空演变及驱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目的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目的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区域概况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城镇化研究综述 |
| 2.1.1 国外城镇化研究综述 |
| 2.1.2 国内城镇化研究综述 |
| 2.2 边境地区城镇化研究综述 |
| 2.2.1 国外研究综述 |
| 2.2.2 国内研究综述 |
| 2.3 研究述评 |
| 第3章 相关概念和研究理论基础 |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 3.1.1 城镇化 |
| 3.1.2 新型城镇化 |
| 3.1.3 边境地区 |
| 3.2 研究理论基础 |
| 3.2.1 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理论 |
| 3.2.2 区域空间结构演化理论 |
| 3.2.3 城乡协调发展理论 |
| 3.2.4 地缘经济理论 |
| 第4章 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 |
| 4.1 数据来源 |
| 4.2 指标体系构建 |
| 4.3 评价指标权重测算 |
| 4.3.1 评价指标权重测算方法 |
| 4.3.2 评价指标权重测算结果 |
| 4.4 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计算 |
| 第5章 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时空格局演进 |
| 5.1 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时间演变 |
| 5.1.1 测度方法 |
| 5.1.2 结果分析 |
| 5.2 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异格局 |
| 5.3 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空间走向 |
| 5.4 空间关联格局演变 |
| 5.4.1 全局空间自相关 |
| 5.4.2 局部空间自相关 |
| 5.5 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子系统发展演变分析 |
| 第6章 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驱动机制 |
| 6.1 研究方法 |
| 6.2 影响因素指标体系构建 |
| 6.3 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驱动因子分析 |
| 6.4 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驱动机制 |
| 6.4.1 外向型经济发展是根本动力 |
| 6.4.2 市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动力 |
| 6.4.3 政府行政提供政策保障 |
| 6.4.4 自然资源禀赋是内源动力 |
| 6.4.5 以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发展提供后续动力 |
| 6.4.6 交通基础设施是联结纽带 |
| 第7章 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选择 |
| 7.1 新型城镇化水平提升总体策略 |
| 7.2 不同类型州市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 |
| 第8章 结语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4）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述评 |
| (一)关于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研究述评 |
| (二)关于我国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的研究述评 |
| (三)关于家庭承包耕地经营权及流转的研究述评 |
| (四)关于农地制度绩效的研究述评 |
| 四、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 |
| 本章小结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耕地 |
| 二、耕地经营权及耕地经营权流转 |
| 三、制度及制度绩效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制度经济学理论 |
| 二、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 |
| 三、多重制度逻辑理论 |
| 四、小农经济与规模经济理论 |
| 五、土地用益物权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发展历程与“三权分置”改革制度逻辑 |
| 第一节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发展历程与演进特征 |
| 一、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发展历程 |
| 二、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演进特征 |
| 第二节 “三权分置”改革的多重制度逻辑 |
| 一、以“系统观念、底线思维”为制度逻辑兼容提供指引 |
| 二、通过“地权细分”为制度逻辑兼容提供载体 |
| 三、以“走廊调控”方式为制度逻辑兼容提供机制 |
| 四、以“增量改革”和“绩效提升”为制度逻辑兼容提供动力 |
| 五、“三条底线”与“放活经营权”的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功能定位与运行机制 |
| 第一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立法现状 |
| 一、《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相关规定 |
| 二、《民法典》物权编关于土地经营权及流转的相关规定 |
| 三、《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办法》关于经营权流转内容的相关规定 |
| 第二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功能定位 |
| 一、耕地配置优化功能 |
| 二、生产效率优化功能 |
| 三、粮食安全保障功能 |
| 第三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运行机制 |
| 一、流转激励机制 |
| 二、流转约束机制 |
| 三、流转稳定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现状与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现状 |
| 一、流转规模方面 |
| 二、流转主体方面 |
| 三、流转方式方面 |
| 四、流转合约方面 |
| 五、流转价格方面 |
| 六、流转效力方面 |
| 第二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 |
| 一、LMDI法模型设计 |
| 二、变量解释 |
| 三、数据来源 |
| 四、结果与分析 |
| 第三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的微观决策与影响因素 |
| 一、农户耕地流转规模决策模型 |
| 二、农户耕地福利保障效应 |
| 三、农户耕地禀赋效应 |
| 四、农户政策感知、预期与反馈效应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绩效评价 |
| 第一节 耕地配置方面的绩效评价 |
| 一、耕地经营权流转对“撂荒”的影响 |
| 二、耕地经营权流转与规模种植 |
| 第二节 生产效率方面的绩效评价 |
| 一、研究方法与模型设计 |
| 二、变量与数据 |
| 三、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粮食安全保障方面的绩效评价 |
| 一、耕地经营权流转对“非农化”的影响 |
| 二、耕地经营权流转对“非粮化”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制约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的根源分析 |
| 第一节 制度环境发展进展约束 |
| 一、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约束 |
| 二、小农户与农业现代化衔接程度约束 |
| 第二节 三权赋权方案解读的不确定性 |
| 一、“所有权-承包经营权-经营权(不动产租赁权)”赋权方案 |
| 二、“所有权-承包经营权(用益物权)-经营权(用益物权)”赋权方案 |
| 第三节 立法内容与立法技术缺陷 |
| 一、现行法律对承包权的性质、内容没有明确规定 |
| 二、涉及经营权性质的部分表述容易引发歧义 |
| 三、法条对承包权受让与经营权受让的身份未区分 |
| 第四节 流转制度实施环节交易费用高 |
| 一、农户对流转制度认知度差 |
| 二、耕地流转市场交易平台建设滞后 |
| 三、耕地流转外部监管缺失 |
| 四、耕地经营权流转交易规范性差 |
| 五、耕地经营权流转交易信息化水平低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提升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持续引导农村人口有序转移 |
| 一、引导务农人口的城镇化转移 |
| 二、引导务农人口的农村非农产业转移 |
| 三、推进转移人口的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
| 第二节 推进生产规模化与服务规模化双轮驱动协调 |
| 一、推进流转规模化与服务规模化的互补与转化 |
| 二、科学设计流转规模化与服务规模化的优序与组合 |
| 第三节 采用“所有权-承包权(成员权)-经营权(用益物权)”的赋权方案 |
| 一、“所有权-承包权(成员权)-经营权(用益物权)”赋权方案架构 |
| 二、所有权-承包权(成员权)-经营权(用益物权)赋权方案优势 |
| 三、逐步实现承包权对承包经营权的替代 |
| 四、明确承包权成员权性质与内容 |
| 第四节 加强立法平等保护耕地经营权 |
| 一、明确经营权“分段”式用益物权权利期限细分模式 |
| 二、修改完善现有经营权权属性质法条内容 |
| 第五节 加强耕地经营权流转政策分类指导 |
| 一、根据城乡融合差异重点对规模化路径进行分类指导 |
| 二、根据农业现代化模式差异重点对适度规模标准进行分类指导 |
| 三、根据粮食安全功能差异重点对流转租金、租期进行分类指导 |
| 第六节 加快耕地流转市场体系建设 |
| 一、建立完善耕地流转公开交易平台 |
| 二、加强流转合同管理 |
| 三、优化耕地经营权流转抵押担保等配套服务 |
| 四、加强承包地流转及流转用途的监督管理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表附录 |
| 图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5）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 1.6.1 研究的创新 |
| 1.6.2 存在的局限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 2.1.4 简要评述 |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 2.2.5 简要评述 |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 2.3.4 简要评述 |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 2.4.3 长尾理论 |
| 2.4.4 简要评述 |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 3.1.1 数字金融 |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 3.2.1 农户创业 |
| 3.2.2 经济增长 |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 4.1.1 网络支付 |
| 4.1.2 网络融资 |
| 4.1.3 财富管理 |
| 4.1.4 网络保险 |
| 4.1.5 互联网征信 |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估计策略 |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 5.3.4 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 6.2.1 模型与变量 |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 7.1 引言 |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统计分析 |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 7.4.2 拓展性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 8.1 引言 |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8.2.1 模型设定 |
| 8.2.2 变量选择 |
| 8.2.3 数据来源 |
| 8.2.4 描述性统计 |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6）云南边疆贫困地区的人才困境与政府应对研究 ——基于Y、R、L三县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一)研究维度 |
| (二)典型理论 |
| (三)学科范式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一)理论层面 |
| (二)实践层面 |
| (三)宏观层面 |
| (四)微观层面 |
| 三、文献简评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主题 |
| 一、研究内容 |
| (一)论文名称的界说 |
| (二)概念与理论工具的选用 |
| (三)困境的识别与概括 |
| (四)成因的析出与困境的解决 |
| 二、研究主题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访谈法 |
| (三)个案研究法 |
| (四)实证分析法 |
| 二、研究的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基本概念与相关理论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 |
| 一、人才 |
| 二、边疆 |
| 三、贫困地区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 |
| 一、人力资本理论 |
| 二、“经济人”假设 |
| 三、“中心-外围”理论 |
| 第三章 Y、R、L三县人才发展个案分析 |
| 第一节 人才发展概况 |
| 一、县情简介 |
| 二、人才发展总体趋势 |
| 三、人才发展核心指标变化情况 |
| (一)人才资源总量变化情况 |
| (二)人才资源占人力资源总量比例 |
| (三)每万劳动力中研发人员数 |
| (四)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比例 |
| (五)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 |
| (六)人力资本投资 |
| (七)人力资本投资占GDP比例 |
| (八)人才贡献率 |
| 第二节 交互分析 |
| 一、交互分类 |
| 二、卡方检验 |
| 第四章 云南边疆贫困地区的人才困境 |
| 第一节 云南边疆贫困地区人才困境的基本特征 |
| 一、人才资源总量少,地区人才密度低 |
| (一)“人才转化率”低 |
| (二)人才引进增量小 |
| (三)人才减量大 |
| 二、人才结构不优,分布不合理 |
| (一)专业、能级结构不合理 |
| (二)产业、行业分布不合理 |
| 三、人才素质不高 |
| (一)受教育程度不高 |
| (二)高端人才少 |
| 四、人才贡献率低,增长缓慢 |
| 第二节 云南边疆贫困地区人才困境的主要问题 |
| 一、育才引才留才难 |
| (一)育才成本高、渠道单一 |
| (二)高层次人才难引 |
| (三)紧缺人才难寻 |
| (四)回流人才少 |
| 二、人才结构性矛盾凸显 |
| (一)岗位需求与编制分配失称 |
| (二)职称评审管理失序 |
| (三)行业分化与供给不足冲突 |
| 三、人才发展投入不足 |
| (一)市场配置与人才发展投入失衡 |
| (二)教育投入不足,发展缓慢 |
| (三)职业技术培训不足 |
| 四、人才效能不高 |
| 第五章 云南边疆贫困地区人才困境的成因 |
| 第一节 主观原因 |
| 一、思想原因 |
| (一)边疆贫困地区重视不足 |
| (二)主流社会的刻板印象 |
| 二、政策原因 |
| (一)国家政策的推引 |
| (二)上级政策的依赖 |
| 第二节 客观原因 |
| 一、地缘环境 |
| (一)地理生态脆弱 |
| (二)自然资源禀赋低缺 |
| (三)基础设施薄弱 |
| 二、人文环境 |
| (一)政治文化失谐 |
| (二)城市化进程缓慢 |
| 第六章 云南边疆贫困地区人才困境的破局之策 |
| 第一节 重视边疆贫困地区的发展 |
| 一、坚决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战略 |
| 二、扭转地方政府的治理偏好 |
| 三、转化主流社会的刻板印象 |
| 第二节 改善边疆贫困地区的传统劣势 |
| 一、改善地缘劣势 |
| 二、提升人文环境 |
| (一)构建和谐政治文化 |
| (二)加快推进城市化 |
| 第三节 强化边疆贫困地区的人才政策供给 |
| 一、推动差异聚才 |
| (一)发展边疆贫困地区特色产业育才 |
| (二)发扬边疆贫困地区民族文化聚才 |
| (三)承接区域之间的产业转移聚才 |
| 二、实施共享聚才 |
| (一)“两权分离”用才 |
| (二)强化人才信息化建设 |
| 三、强化政策激励 |
| (一)完善普惠性激励政策 |
| (二)强化特惠性激励政策 |
| 四、加强对口培养 |
| (一)“走出去”培养 |
| (二)“请进来”培养 |
| 第七章 研究的结论与思考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 一、发展是第一要务 |
| 二、人才是第一资源 |
| 第二节 可能的创新点 |
| 一、理论层面 |
| 二、技术层面 |
| 第三节 不足及需要改进之处 |
| 一、数据收集 |
| 二、数据处理 |
| 三、文献甄用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A 卡方分布表 |
| 致谢 |
（7）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理论意义 |
| 三、实践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目标、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贡献与不足 |
| 一、论文可能的边际贡献 |
| 二、论文存在的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重要概念界定 |
| 一、土地财政 |
| 二、地方政府行为 |
| 三、区域协调发展 |
| 四、区域协调发展能力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分析 |
| 一、土地财政的理论基础 |
| 二、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理论基础 |
| 第三节 土地财政研究综述 |
| 一、国外土地财政相关文献梳理 |
| 二、国内土地财政相关文献梳理 |
| 第四节 国内外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研究综述 |
| 一、区域协调发展能力内涵研究 |
| 二、关于区域协调发展能力提升的政策研究 |
| 三、影响我国区域协调发展能力提升的问题研究 |
| 四、提升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机制与制度框架研究 |
| 五、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研究 |
| 第五节 文献评述 |
| 一、已有研究成果证实了土地财政问题的复杂性 |
| 二、已有文献存在的不足 |
| 第三章 土地财政、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制度安排与发展趋势 |
| 第一节 土地财政相关制度 |
| 一、中国特有土地制度 |
| 二、分税制改革制度 |
| 三、政绩考核制度 |
| 第二节 土地财政的规模与变化趋势 |
| 第三节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演进 |
| 第四节 区域协调发展能力测度及变动趋势 |
| 一、区域协调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二、区域协调发展能力测算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地方政府的“以地生财”与区域协调发展能力 |
| 第一节 全文作用机制分析 |
| 一、机制分析的逻辑主线 |
| 二、“以地生财”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机制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三、数据描述性统计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全样本回归分析 |
| 二、分区域回归分析 |
| 三、稳健性检验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方政府的“以地引资”与区域协调发展能力 |
| 第一节 “以地引资”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机制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三、数据描述性统计 |
| 四、空间权重确定 |
| 五、空间自相关检验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基准回归检验 |
| 二、分区域回归检验 |
| 三、中介效应检验 |
| 第四节 全文作用机制检验 |
| 一、研究设计 |
| 二、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土地财政影响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基于浙滇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比较区域选择 |
| 第二节 浙滇两省区域内协调发展能力状况分析 |
| 一、浙江省区域内协调发展能力的时空差异分析 |
| 二、云南省区域内协调发展能力的时空差异分析 |
| 第三节 浙滇两省土地财政规模测算与比较 |
| 第四节 浙滇两省土地财政对区域内协调发展能力影响的分析与比较 |
| 一、研究设计 |
| 二、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 第一节 全文总结 |
| 第二节 政策启示 |
| 一、深入推进土地市场化改革 |
| 二、去除土地财政依赖的制度土壤 |
| 三、实施区域差别化的土地财政政策 |
| 四、加快后土地财政发展转变,融入新时代发展战略框架 |
| 附录A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研究成果 |
（8）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民族工作问题与对策研究 ——以Q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0 绪论 |
| 0.1 研究的背景分析 |
| 0.2 选题意义和价值 |
| 0.3 相关研究与述评 |
| 0.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1.1 核心概念界定 |
| 1.1.1 城市化 |
| 1.1.2 城市社区 |
| 1.1.3 民族工作 |
| 1.2 基本理论分析 |
| 1.2.1 城市(镇)化理论 |
| 1.2.2 社会治理理论 |
| 1.2.3 民族关系理论 |
| 2 当前社区民族工作挑战、问题与成因 |
| 2.1 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民族工作挑战与问题 |
| 2.1.1 城市化使得社区民族问题出现了新变化 |
| 2.1.2 普通市民和入城少数民族面临“不适应”问题 |
| 2.1.3 城市社区民族工作成为基层稳定和安全重要制约 |
| 2.1.4 城市社区民族工作正在面临人口流动的严峻挑战 |
| 2.2 我国当前社区民族工作问题成因分析 |
| 2.2.1 城市社区民族工作组织体系不健全 |
| 2.2.2 多重转变与双向适应问题交织 |
| 2.2.3 城市社区民族工作专业化和参与度不够 |
| 2.2.4 城市社区民族工作制度、规范欠缺 |
| 3 Q市社区民族工作的实践探索与借鉴 |
| 3.1 Q市的历史变迁与人口族群状况 |
| 3.1.1 Q市城市的历史沿革 |
| 3.1.2 Q市城市化进程与当前族群构成 |
| 3.2 Q市社区民族工作的实践与探索 |
| 3.2.1 完善社区民族工作体制机制,打造顶层设计 |
| 3.2.2 抓住干部群众中的“关键少数”,加强宣传教育 |
| 3.2.3 搭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体系,提高服务水平 |
| 3.2.4 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表彰活动,注重示范引领 |
| 3.2.5 促进少数民族群众参与社区治理,促进共建共享 |
| 3.2.6 充分发挥各级各类民族社团作用,化解矛盾纠纷 |
| 3.3 Q市社区民族工作的借鉴与启示 |
| 3.3.1 社区民族工作应当转变工作思路和方式 |
| 3.3.2 社区民族工作应当重视教育并压实责任 |
| 3.3.3 社区民族工作应当重视信息技术赋能 |
| 3.3.4 社区民族工作应重视资源整合和信息沟通 |
| 3.3.5 社区民族工作的目标是促进各族互相嵌入 |
| 4 社区民族工作创新路径、对策与建议 |
| 4.1 围绕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能力,明确工作思路 |
| 4.1.1 以习近平新时代民族工作思想为指导 |
| 4.1.2 进一步明确城市社区民族工作的思路 |
| 4.2 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的基本原则,构建民族互嵌式社区 |
| 4.2.1 坚持“共建共治共享”基本原则 |
| 4.2.2 深入开展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 |
| 4.3 加强社区民族工作组织领导,完善社区民族工作体制 |
| 4.3.1 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
| 4.3.2 构建社区民族工作的组织体系 |
| 4.4 推动社区民族工作经验交流,推动理论和实践的创新 |
| 4.4.1 推动城市社区民族工作经验交流 |
| 4.4.2 加强城市社区民族工作理论创新 |
| 5 结论与展望 |
| 5.1 结论 |
| 5.2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致谢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9）新时期我国大学生语言态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目的与选题意义 |
| 1.3 研究的重点难点 |
| 1.4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1.5 语言态度研究综述 |
| 1.5.1 语言态度研究的核心概念 |
| 1.5.2 国外语言态度研究 |
| 1.5.3 国内语言态度研究 |
| 1.6 研究方法 |
| 1.6.1 研究对象 |
| 1.6.2 研究工具 |
| 1.6.3 数据收集、整理和分析 |
| 1.7 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大学生的方言态度 |
| 2.1 方言态度研究结果 |
| 2.2 方言态度的三个维度相关性分析 |
| 2.3 方言态度与社会变项分析 |
| 2.3.1 个体 |
| 2.3.2 家庭 |
| 2.4 方言态度与语言变项分析 |
| 2.4.1 语言能力 |
| 2.4.2 语言使用频率 |
| 2.5 研究结果讨论 |
| 2.5.1 身份认同、语言意识与方言态度 |
| 2.5.2 社会变项与方言态度 |
| 2.5.3 语言变项与方言态度 |
| 2.6 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大学生的普通话语言态度 |
| 3.1 普通话语言态度研究结果 |
| 3.2 普通话语言态度的三个维度相关性分析 |
| 3.3 普通话语言态度与社会变项分析 |
| 3.3.1 个体 |
| 3.3.2 家庭 |
| 3.4 普通话语言态度与语言变项分析 |
| 3.4.1 语言能力 |
| 3.4.2 语言使用频率 |
| 3.5 研究结果讨论 |
| 3.5.1 普通话与方言语言态度的差异及其动因 |
| 3.5.2 社会变项与普通话语言态度 |
| 3.5.3 语言变项与普通话语言态度 |
| 3.6 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大学生的英语语言态度 |
| 4.1 英语语言态度的研究结果 |
| 4.2 英语语言态度在三个维度相关性分析 |
| 4.3 英语语言态度与社会变项分析 |
| 4.3.1 个体 |
| 4.3.2 家庭 |
| 4.4 英语语言态度与语言变项分析 |
| 4.4.1 语言能力 |
| 4.4.2 语言使用频率 |
| 4.5 英语态度与方言态度、普通话态度相关性分析 |
| 4.6 研究结果讨论 |
| 4.6.1 英语、普通话与方言语言态度差异及其动因 |
| 4.6.2 社会变项与英语语言态度 |
| 4.6.3 语言变项与英语语言态度 |
| 4.6.4 方言、普通话及英语语言态度间的联系和影响 |
| 4.7 小结 |
| 第五章 语言态度的形成机制 |
| 5.1 影响语言态度的主要因素 |
| 5.1.1 社会因素 |
| 5.1.2 认知因素 |
| 5.1.3 语言因素 |
| 5.1.4 研究结果讨论 |
| 5.2 语言态度的形成机制 |
| 5.3 “社会化认知”模型对语言态度本质特征的阐释 |
| 5.3.1 语言态度的动态建构特征 |
| 5.3.2 语言态度的认知心理特征 |
| 5.3.3 语言态度的内潜性特征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少数民族大学生语言态度:个案研究 |
| 6.1 少数民族大学生语言态度研究综述 |
| 6.2 研究方法 |
| 6.2.1 研究对象 |
| 6.2.2 语料收集、整理和分析 |
| 6.3 研究结果 |
| 6.3.1 我国少数民族大学生语言态度 |
| 6.3.2 我国少数民族大学生语言态度影响因素 |
| 6.4 分析与讨论 |
| 6.5 结语 |
| 第七章 结论 |
| 7.1 主要研究结果 |
| 7.1.1 我国大学生方言、普通话、外语(英语)语言态度 |
| 7.1.2 影响我国大学生语言态度的主要因素 |
| 7.1.3 语言态度形成机制 |
| 7.2 研究启示 |
| 7.2.1 关注家庭语言传承,提高全民语言意识 |
| 7.2.2 发挥媒体宣传引导作用 |
| 7.2.3 正确认识英语“国际通用语”的语言价值 |
| 7.2.4 在公共领域推广多种语言服务,提升语言活力 |
| 7.3 研究结果的意义与贡献 |
| 7.3.1 理论意义 |
| 7.3.2 学术意义 |
| 7.3.3 现实意义 |
| 7.4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与展望 |
| 7.5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10）呈贡剪纸艺术传承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点及不足 |
| 一、呈贡剪纸艺术的基本概况 |
| (一)呈贡剪纸的历史沿革 |
| 1.中国剪纸的历史 |
| 2.呈贡剪纸的历史发展 |
| (二)呈贡剪纸的种类及功能 |
| 1.种类 |
| 2.功能 |
| (三)呈贡剪纸的图案纹样及艺术特征 |
| 1.图案纹样 |
| 2.艺术特征 |
| (四)呈贡剪纸艺术的工具及工艺流程 |
| 1.工具与材料 |
| 2.方法与工艺流程 |
| 小结 |
| 二、呈贡剪纸艺术的传承现状 |
| (一)传承点的分布 |
| 1.文化馆 |
| 2.梅子社区 |
| 3.学校 |
| 4.龙街集市 |
| (二)传承人情况 |
| 1.代表性传承人 |
| 2.周边地区传承人 |
| (三)传承方式 |
| 1.传统传承 |
| 2.社区传承 |
| 3.学校传承 |
| 4.公益性传承 |
| 5.其它传承 |
| (四)存在问题 |
| 1.代表性传承人结构单一 |
| 2.社区传承参与面不广 |
| 3.学校传承参与度不深 |
| 4.公益性传承参与人不多 |
| 小结 |
| 三、呈贡剪纸艺术传承的困境及分析 |
| (一)非遗剪纸生态失衡 |
| (二)剪纸的生存空间被挤占 |
| (三)剪纸工艺的传承局限于少数群体内部 |
| (四)学校传承的局限性 |
| 小结 |
| 四、呈贡剪纸艺术传承的价值及路径探讨 |
| (一)呈贡剪纸艺术传承的当代价值 |
| 1.文化价值 |
| 2.教育价值 |
| 3.经济价值 |
| 4.审美价值 |
| (二)呈贡剪纸艺术传承的路径探讨 |
| 1.加强政府主导或参与下的传承 |
| 2.弘扬传统的传承 |
| 3.重视学校传承 |
| 4.创新呈贡剪纸艺术的当代传承 |
| 小结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关于呈贡剪纸非遗传承人高庆访谈记录 |
| 附录2 :初中学校呈贡剪纸艺术传承研究(教师卷) |
| 附录3 :关于呈贡剪纸传承路径的考察报告 |
| 附录4 :呈贡及周边代表性传承人剪纸作品 |
| 1.高庆剪纸作品 |
| 2.黄占元剪纸作品 |
| 3.栗金剪纸作品 |
| 4.云南大理白族剪纸作品 |
| 5.笔者调研掠影 |
| 作者简介 |
四、加快云南城市化发展问题探析（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研究[D]. 梁梦宇. 吉林大学, 2021(01)
- [2]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D]. 刘淼.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3]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时空演变及驱动机制研究[D]. 杨茜.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4]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研究[D]. 祝洪章.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5]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6]云南边疆贫困地区的人才困境与政府应对研究 ——基于Y、R、L三县的分析[D]. 陈元祥.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7]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D]. 钟文.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8]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民族工作问题与对策研究 ——以Q市为例[D]. 孙玉梅. 山东科技大学, 2020(05)
- [9]新时期我国大学生语言态度研究[D]. 董晓宇. 吉林大学, 2020(01)
- [10]呈贡剪纸艺术传承路径研究[D]. 陈洋. 云南艺术学院, 2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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