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提高进口棉花检验检疫质量和执法水平

一、采取有效措施 进一步提高进口棉花检验检疫工作质量和执法水平（论文文献综述）

阮孟烨^[1]（2021）在《我国检验检疫制度与WTO、WHO协调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疫情的日益肆虐,全世界各国传来令人惊悚的死亡案例和传染案例数量,中国也时有进出口货物外包装携带新冠病毒的新闻的传来,我国更加应当注重做好卫生防控,以防止疫情在中国的传播扩大。积极应对境外贸易限制措施的同时也要利用我国自己的优势来制定相应的境外贸易措施应对局势复杂的外贸环境,保证中国能够在预防好疫情的情况下能够进行正常的国际贸易活动。检验检疫制度是在法律层面上有明文规定的,能够通过各种技术人员和执法人员的鉴定、检验、检查等手段分辨并阻隔传染病源进入,它是行之有效的防止境外与境内之间传染病传播的一种制度。我国的检验检疫制度虽然在近年经过了修订,但是仍然还是有许多空缺需要被填补和完善,难以应对当前严峻的疫情形势和国际贸易状况。而国际贸易壁垒不仅是我国需要面对的其他国家进行国际贸易时需要翻越的一种阻碍,同时在分析国际贸易壁垒时,研究背后的原理,与我国自身的检验检疫制度相结合,我国也可以使用在WTO规则范围内的国际贸易措施来防止一些不合格的或者是带有病毒的产品流入中国市场,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本文将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详细介绍检验检疫制度的定义和中外发展,并介绍现如今中国的检验检疫制度。第二部分从国际贸易法和国际卫生法入手,从软法到硬法,无论是世界贸易组织还是世界卫生组织都有相应的关于检验检疫的部分用以保护全世界人类与动植物的健康,但却因此造成了不少的国际贸易壁垒,研究相关协议的基本原则,用案例来说明技术发达的国家或者是联盟如何灵活运用协议里的原则来保护自己在国际贸易中的利益。第三部分将列举出我国检验检疫制度中出现的问题,如何从内部以及通过运用WTO下协议的规则来弥补完善我国的检验检疫制度。

吴凌梓^[2]（2021）在《我国国境口岸生物安全法律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物流多样化的深入发展,加上全球气候恶化等不利因素,世界各地新发和变异病原频繁出现,非洲猪瘟、沙漠蝗和新冠肺炎等疫情非常严重,外来物种入侵、物种资源流失、有毒有害物质污染、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受破坏等生物安全事件持续不断,造成了巨大危害;此外,转基因农产品、食品和生物恐怖袭击等潜在生物安全问题,让人类和动植物以及生态环境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安全风险。生物安全已经成为全世界、全人类和动植物面临的重大生存和发展威胁之一,这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给我国的总体国家安全造成潜在、深远的危害。国境口岸生物安全是维护国家生物安全最重要的屏障,完善和健全的我国国境口岸生物安全法律制度,是有效防止上述生物因子传入传出国境口岸的支柱与基石。面临国内外复杂形势,根据中国国情,为有效保障我国生物安全和经济安全,从《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协定》（简称《SPS协定》）和《国际卫生条例》等国际规则的视角审视我国国境口岸生物安全法律制度,结合对比域外先进国家生物安全法律制度,我国国境口岸生物安全法律制度还存在不足之处。本文通过对有关国境口岸生物安全法律制度系统地梳理分析、深入地调查研究,提出适合中国国情又符合国际规则,更加科学、合理、实用的健全和完善之建议。论文分绪论、四部分主要内容和结论。绪论介绍本文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主要内容四方面,第一,概述生物安全和国境口岸生物安全的内涵,归纳国境口岸生物安全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阐述其重要意义。第二,梳理我国国境口岸生物安全法律制度的现状,包括立法和实践现状,并通过分析一些实际数据、案例,论述了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在保障国境口岸生物安全存在的问题,并分析问题存在的原因。第三,介绍域外国境口岸生物安全法律制度,包括国际规则、国际条约、国际惯例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的法律法规。第四,提出健全和完善我国国境口岸生物安全法律制度的建议。立法建议的构想是从我国国情实际出发,综合考虑保障国境口岸生物安全的科学性、合理性、实用性、适应性,以《国际卫生条例》《SPS协定》《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规则为基础,同时借鉴和汲取域外国家生物安全立法经验。建议的内容包括:一是健全国境口岸生物安全主要法律规定存在的共性问题,包括明确执法和管理机构、增设社会共治规定、增加进口货物和物品实施检疫处理的法律制度等。二是完善国境卫生检疫的立法宗旨、国境口岸分级建设要求、入境申报和跟踪制度、口岸监测和应对能力以及公共卫生事件评估和通报程序、强制措施等方面的规定。三是完善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律的立法目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内容和范围等五方面法律制度。四是完善日常进出境查验监管法律制度,包括完善《海关法》,出台《生物安全法》配套法规与规章,健全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物种资源流失、进出境转基因产品查验监管和防控口岸生物恐怖袭击的法律制度。

王春^[3]（2021）在《Y市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职能履行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几年我国对外开放的改革进程不断加快,使得我国在对外贸易方面的各项业务规模和数量都在持续扩大和增长,直接给我国各个层级机构的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工作提出了高要求。随着世界贸易形势的发展和检验检疫工作背景的不断变化,我国基层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在其公共管理开展方面也显现出一定的问题和亟待完善之处,例如相关法律法规存在冲突、政策规定相对滞后于市场发展、内外检验检疫检不统一、技术法规标准要求落实不到位等,亟待通过相应的研究分析找出产生问题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策略加以解决。据此,本文以Y市海关作为研究的对象案例,对基层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机构和部门的发展现状、管理职能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和分析,找到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据此提出解决存在问题的对策建议。本文首先对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进行了阐述,在此基础上以Y市海关为例,分析了我国地方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现状;其次,通过访谈法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剖析了我国基层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职能履行上所存在的问题,并运用访谈法和鱼骨分析法找到产生问题的原因;最后,基于已有分析,本文提出了基层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改善的对策建议。通过研究,本文认为基层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在其三大基本职能以及衍生职能的履行方面存在相应的问题。其中商品检验检疫职能履行的问题包括商品检验检疫重出口轻进口、跨境电商类商品检验检疫相对不足等;动植物检验检疫职能履行的问题包括行政执法管理缺乏依据、动植物检验检疫实验室管理效率较低、多头管理等;卫生检验检疫职能履行的问题包括基层海关的检疫关口职责意识有待提升、卫生检验检疫技术标准和制度有待补充完善等;衍生职能履行的问题包括基层出入境检验检疫的职能作用存在质疑、检验检疫管理的规范性存在不足、出入境检验检疫服务窗口效率不足、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措施专业度不足等。通过归因分析,本文将造成问题的主要原因归纳为管理体制类原因、法律法规和执法体系类原因以及管理服务类原因三个方面。据此,本文研究提出应从顶层设计、职能重点转变、加强国门防疫安全监管、服务管理强化等四个方面改进基层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的管理,从而更好地履行相应的职能和推动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作用的实现。

史晓玲^[4]（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安鹏涛^[5]（2020）在《大连跨境电商海运直邮海关监管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蓬勃发展,为促进消费转型升级作出了贡献。其中,海运直邮业务以个性化的商品选择、较低的运费成本等优势取得了迅猛发展,成为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的新兴模式之一。但是,海运直邮业务的蓬勃发展给海关带来了巨大的监管压力。如何提升海关监管能力,促进海运直邮业务平稳发展,值得深入研究。国家已于2016年和2019年出台了零售进口新政,为海关提供了执法依据,但各地海关在具体的监管工作中仍然会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本文以大连市跨境电商海运直邮海关监管为研究对象,运用政府监管、多中心治理、流程再造、新公共服务等理论,采用文献研究、实地调研、比较分析等方法,结合大连市跨境电商海运直邮发展现状,对大连市海运直邮海关监管工作进行研究,就监管业务中的实际问题展开研讨,寻找监管问题背后的原因,向国内其它海关和国外海关学习先进做法和理念,从而提出有效的问题解决方案。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论题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对本领域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分析,结合海关监管特点和地方实际进行论说,进而阐明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就跨境电商、海运直邮、海关监管等概念进行解释,分析其特点和概念间的联系,并指出本文运用了哪些理论予以指导分析,以及在海关监管中是如何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第三部分,从监管机构的设置、执法人员的配备、监管设备的升级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大连市跨境电商海运直邮海关监管工作近几年开展的工作和成效,并结合国家最新政策和当地实际,指出大连市跨境电商海运直邮海关监管工作中已知和潜在的问题,采用数据分析、综合对比等方法,详细阐释了监管问题背后深层次的原因。第四部分,对国外海关的先进监管理念及规定和国内其它海关的跨境电商监管政策和先进做法进行阐述,并结合大连市跨境电商海运直邮海关监管现状进行对比分析,为大连海关海运直邮监管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供参考。第五部分,根据问题原因分析和国内外经验汇总,通过汇总、剖析调查资料,主要从国门安全监管、通关监管、满足人力物力监管需求、促进“关、政、企”协同监管等四个方面,就大连跨境电商海运直邮提出切实可行的海关监管方案。第六部分,就论文的选题原因和写作思路进行概括,希望大连跨境电商海运直邮海关监管工作不断改进优化,通过不断的改革创新,提高大连海关海运直邮业务的监管能力,保证大连海运直邮业务的平稳发展。海运直邮作为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的主要模式之一,将在大连市以及东北地区的外贸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研究大连市跨境电商海运直邮海关监管问题,对于提高一线海关跨境电商监管能力,更好地发挥海关监管职能,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经过详尽的论证与研究,对当前海运直邮业务出现的问题提出解决思路和方法,持续应对海运直邮海关监管工作面临的新挑战,让海关充分发挥其本身的监管职能,保障相关行业的平稳快速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消费质量。

钱沛泽^[6]（2020）在《D市进境动植物检疫模式研究》文中指出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国内和国际安全形势。非传统安全问题已替代军事、政治等传统安全问题,成为威胁国家和地区安全的关键性问题,其中尤以重大动植物疫病疫情的跨境传播最为突出,因此新形势下海关如何在国境口岸防止动植物疫病疫情的传入,保卫我国的生态安全将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主要探讨在海关和出入境检验检疫深度融合的条件下,如何优化进境动植物检疫模式,把控住外来动植物疫病疫情风险,守卫住国门安全。本文主要通过文献研究、问卷调查和比较研究等方法,总结分析出D市进境动植物检疫存在旅客携带物、邮寄物的检疫查验有效性不足,风险管控的能力不足,实验室和口岸检测能力不足,对禁止进境的动植物产品的宣传力度欠缺,具有岗位资质的人员不足,违法成本低等主要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成因是信息共享较弱与失信追查机制不健全、跨境电商给传统动植物检疫风险防控带来的新考验、缺乏竞争激励机制、动植物检疫宣传工作未引起领导的重视、岗位资质需较强的专业背景、立法未跟上贸易水平的发展步伐。本文研究分析国内上海在信用建设方面、南京在邮检信息化管理系统方面的检疫模式以及国外在进境动植物检疫方面的法律法规、禁止携带物、风险管控等方面的做法,借鉴学习他们在进境动植物检疫方面的成功经验,结合D市目前的具体情况,提出D市进境动植物检疫模式的优化方案:一方面,在旅客携带物、邮寄物的动植物及其产品检疫方面创新管理制度,实现对可疑货物、人员、邮寄物的重点查验,另一方面,在动植物货物检疫方面,加强对进境动植物疫病疫情的风险管控能力,双管齐下从而实现在旅检、邮检、货检等全方位,更科学、更合理的风险布控,使得进境动植物检疫风险研判体系更加完善,更加坚实地筑牢动植物检疫防线,更好地服务对外开放大局。同时根据D市进境动植物检疫模式的优化方案,提出该模式的保障措施:一是建立数据共享机制,二是加强防控平台的信息化建设,三是提高实验室检测能力,四是加强宣传引导,五是加强组织领导,六是强化法律保障。

冯晓鹏^[7]（2019）在《跨境电子商务的法律与政策研究》文中认为跨境电子商务（简称“跨境电商”）是不同于传统商业贸易,也不同于国内电子商务的新业态、新模式,跨境电商业务具有前沿性、新颖性、科技性的特征,加强对跨境电子商务法律与政策问题的理论研究,深化对跨境电商领域的规律性、本质性、系统性认识,不断总结实务中出现的新业态、新动向,无论对于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具有前沿的指导意义。本文对跨境电商的基本概念、特征、分类进行了界定,并对中国跨境电商发展的宏观政策环境和发展概况进行了系统梳理。并按照跨境电商运营与合规两条主线分别对跨境电商所涉物流、税收、资金与信息安全保护、知识产权合规、走私风险应对相关法律和政策问题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探讨研究,然后分析了《电子商务法》实施后的跨境电商经营者监管法律制度。最后,综合全文的理论梳理和实务分析,结合笔者参与跨境电商立法及司法实务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跨境电商进出口业务未来政策走向和实务发展趋势的基本结论,并对跨境电商政策和立法趋势进行了预测研判。对于跨境电子商务的有不同版本的定义,但各种概念的核心涵摄并无争议,可以概括为分属不同国家的交易主体,借助互联网等电子化通信手段促成交易（交易询价、谈判磋商、缔结合同、履行合同等）,并以跨境物流或异地仓储的方式送达商品、提供服务、实现交易的跨境商务活动。广义上的跨境电商可以泛指在跨境交易的任一环节运用到电子商务技术的商业模式。对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企业分类,根据可以分为平台企业、平台内企业和自建平台经营的企业,根据商品流向分为跨境进口和跨境出口,根据交易性质的不同可以分为一般贸易与跨境电商零售。跨境电子商务具有电子化、个性化、碎片化、高频次和低货值的特征。近年来,跨境电商在电子商务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乘着一系列国家重要政策支持和一系列重要事件推动的东风,呈现在迅猛蓬勃的发展态势,并且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种新兴贸易业态驱动了科技创新、创造了就业机会、引领了消费潮流,将伴随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世界跨境电商大会、《世界海关组织跨境电商标准框架》审议发布、粤港澳“大湾区”的通关一体化建设等政策红利取得进一步长足发展。我国海关法将通关监管对象分为进出境运输工具、进出境货物和进出境物品,而与跨境电商密切相关的是进出境货物与进出境物品。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为:从用途来看,进出境货物具有贸易性质,货物进出境是为了销售;从数量来看,进出境货物数量较大;进出境物品以合理自用数量为限,超出数量限制则会被海关认定为进出境货物;从外汇来看,进出境货物是购进或售出的商品,因此有对应的外汇收入或外汇支出;而进出境物品不属于贸易货物,因此没有对应的外汇收入或外汇支出;从税收来看,进出境货物征税内容包括关税、增值税和消费税;而进出境物品仅在进境环节征收进口税;从许可来看,国家对部分限制进出境货物进行许可证管理;除了出境携带的文物外,一般进出境的物品不涉及行政许可问题。对于跨境电商涉及的物流通关主要法律问题包括:进出口货物和进出境物品的区分界定;直购进口和网购保税进口的基本通关监管模式;1039市场采购模式;跨境电商的常用进出口模式以及对跨境电商通关政策的探讨解读。税收征管法律关系是货物和物品在进出关境时所涉及的重要法律关系,对于跨境电商而言也不例外。与一般的进出口货物和物品相比较,跨境电商商品的进出口税收征管以一般的进出口环节税款征收的法律和政策规定为基础依据,但同时因为涉及到电子商务的相关规定以及国家对跨境电商的特殊管理规定而又有重要区别。与国内电商不同,出口跨境电商需面对各地域法律、经济制度等规则差异以及电商平台、消费者、银行以及境内外支付机构等多个主体间的关系,常面临汇率波动、外汇管制、资金安全等难题。收款结算是否安全合规、流程是否简单顺畅直接关系到出口跨境电商的核心利益。出口跨境电商的收退款方式、不同报关模式的影响、收结汇及人民币支付、第三方支付机构及平台的合规风险等不同纬度的问题,均会跨境出口资金流的合规运作。电子商务法通过具体条文规定与《网络安全法》紧密衔接,不仅强调了全体电子商务经营者在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时应注意遵守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更特别针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提出了“保障网络安全”的义务与责任。网络安全的防护,一方面是对技术的高要求,如建立信息防火墙等;另一方面是对法律合规风险认识要求的提高,这需要电子商务经营者对相关法规有充分的理解并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对于跨境电商经营者而言,不仅要了解境内信息安全的相关法律规定,也同时要注意境外国家或地区对于信息安全保护的特殊要求。对于跨境电商领域知识产权合规问题而言,为了克服电商领域假冒、侵权的顽疾,新颁布的《电子商务法》已经明确规定了电商经营者,尤其是平台经营者的义务与责任。中国海关近年来也连续开展了“清风”、“龙腾”等知识产权专项执法活动。此外,知识产权问题也是西方国家和企业“拿捏”中国外贸企业的手段之一。因此,如何避免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同时也避免被他人侵犯知识产权,成为了跨境电商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关注的问题。走私犯罪作为典型的法定犯并不像杀人放火的自然犯一样容易引起公众的关注,但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没有忽视由跨境电商和代购引发的新兴走私方式。“奢侈品平台走私案”、“跨境电商伪报贸易方式案”、“‘代购’被判10年案”等案例的出现说明走私风险离跨境电商并不遥远,跨境电商同样可能逃避海关监管,危害国家的税收监管和外贸秩序。跨境电子商务是新型的经济形式和新兴业态,从实质上来讲,跨境电子商务是电子商务的一个分支,自然应当适用电子商务相关的监管规则;同时因为又涉及到商品的进出口环节,因此也应当遵守国家关于进出口管制方面相关监管要求。跨境电商除了应当遵守电子商务的普遍规定之外,还应当符合进出口相关法律规定,包括海关、税收、进出境检验检疫、支付结算等管理制度。

吴佩龙^[8]（2019）在《成都海关检验检疫审单放行的风险管理案例分析》文中指出检验检疫机构的主要职责是监管进出境货物和人员,通过风险防控、应急处置,减少有害生物的传播,保障国门卫生安全,维护对外贸易的公平;业务范围主要包括进出口商品检验、出入境动植物检疫、出入境公共卫生检疫等。现如今,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外贸易迅猛发展,贸易额不断勇创新高,出入境检验检疫作为我国外贸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起到保护着国民健康安全、国家生态安全、产品质量安全的作用,同时也起到维护国际经济秩序,保障对外贸易中各方的合法权益的作用。2015年以来,我国经济迈入“新常态”,但货物进出口量仍保持快速增长,检验检疫业务也持续增长,现有的工作机制存在流程繁琐,通关时间较长,进出口企业意见较大的情况,亟需提高工作效率,提升执法能力。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原国家质检总局全力推行检验检疫流程管理改革,力争提高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建立审单放行制度是检验检疫流程管理改革的重中之重,它运用合格评定程序和风险管理理念,针对进口流程繁琐堵点,简化检验检疫流程,建立审单放行工作机制,与抽批检验检疫相结合,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2017年,在对货物风险、企业信用实施分类管理的基础上,原国家质检总局集中发布了《出入境检验检疫流程管理规定》《关于简化检验检疫程序提高通关效率的公告》,运用合格评定程序科学简化检验检疫流程。此举充分利用审单放行模式,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设定科学的检验检疫流程,降低流程时限和抽批比例。根据估算,八成入境货物在通过审单合格评定后,将不再进行现场抽查或者实验室检测,而直接通关放行。但全新的工作流程也带来了新的风险因素。在2018年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原国家质检总局的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职责和队伍全部划入了海关总署,原四川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已并入成都海关。本文拟以成都海关为例,介绍实施审单放行后的工作现状,分析发生的典型案例,对审单放行模式下的风险管控的意义、背景、预期效果,查找成都海关检验检疫审单放行模式的问题,有针对性的提出解决办法及对策建议。

罗根^[9]（2018）在《海南口岸进口煤炭的检验监管行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海南口岸进口煤炭的质量安全关乎海南省的自然环境、人民的生命健康和相关企业的合法权益。海南检验检疫机关作为管控海南口岸进口煤炭质量安全的主要执法-者,必须要保证进口煤炭的质量安全,推动贸易便利化,缩短通关时长,降低企业通关成本。目前,我国出台了一系列限制进口煤炭的政策,但海南省地理位置特殊,高速发展中又极度缺电,所以在政策日趋严格的背景下,进口煤炭量不降反升。海南检验检疫机关原有的进口煤炭检验监管行为己不再适应检测项目严格、检验批次增多的外部环境变化。本文深入的分析了海南口岸近三年进口煤炭的形势,运用IS09001质量管理体系中的审核要点和审核思路设计访谈提纲,对海南口岸进口煤炭的检验监管人员和检验监管对象进行访谈。通过扎根理论综合分析,得出海南口岸进口煤炭检验监管主体、客体、环境和工作内容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和对海南口岸进口煤炭检验监管行为的影响。再对影响海南口岸进口煤炭检验监管行为的因素进行分析,得出:海南检验检疫机关对进口煤炭相关企业管控不到位,对检验监管人员能力培养不到位、绩效考核不严;检验监管人员结构差、责任意识较淡薄、权责分配较随意、人员调配不充分;海南口岸进口煤炭抽制样、水尺计重、品质检测等环节的管控风险较大等问题。最后,运用新公共管理理论和宏观质量管理理论,在海南口岸进口煤炭检验监管主体、客体和环境三个层面分别提出：筛选现有的进口煤炭检验监管人员,优化进口煤炭检验监管人员队伍的组织管理办法;借鉴PDCA循环质量安全体系思维模型,构建事前进口煤炭风险信息收集、风控中心的风险管理,事中的口岸监管和担保制度,事后的追溯、安全处置、责任追究和反馈改进等进口煤炭全过程监管新模式;建立合作备忘机制、企业登记备案机制、顾客满意度机制,构建“信息互通、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的协同监督管理制度;健全进口煤炭相关法律法规,帮助企业完善合同内容,加大检验监管设施投入,确保进口煤炭检验监管基础稳固等一系列措施;期望借此改善海南口岸进口煤炭的检验监管行为。

张庄熠^[10]（2018）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下政府规制性职能的优化 ——以检验检疫职能为例》文中指出政府改革风潮在全球蔓延,西方兴起了强调服务及顾客导向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我国也在逐步探索政府改革和治理的方向。党和政府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检验检疫机构以促进贸易便利化、简政放权等措施作为当前自身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主要实践方向。但检验检疫机构作为执法机关,其职能主要表现出规制属性,在实践中规制职能的行使难免对贸易便利化产生影响,服务与规制的矛盾冲突给检验检疫机构带来了履职困境。本文研究过程中,运用文本研究、比较研究和个案研究的方法,梳理我国检验检疫职能发展演变历程,由检验检疫机构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履职困境入手,通过分析弥合检验检疫机构服务与规制的矛盾,借鉴国外检验检疫机构履职经验给出正确认识服务与规制的关系、健全法律法规与技术标准、完善治理体系、优化监管模式和改良信息化技术手段等五项履职对策。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规制性机构应当以良好规制为原则,通过服务手段实现规制目的,既提高规制效率,也能让行政行为人满意。

二、采取有效措施 进一步提高进口棉花检验检疫工作质量和执法水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采取有效措施 进一步提高进口棉花检验检疫工作质量和执法水平（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检验检疫制度与WTO、WHO协调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我国国境口岸生物安全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Y市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职能履行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5）大连跨境电商海运直邮海关监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D市进境动植物检疫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跨境电子商务的法律与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成都海关检验检疫审单放行的风险管理案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9）海南口岸进口煤炭的检验监管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服务型政府建设下政府规制性职能的优化 ——以检验检疫职能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采取有效措施 进一步提高进口棉花检验检疫工作质量和执法水平（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检验检疫制度与WTO、WHO协调问题研究[D]. 阮孟烨.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2]我国国境口岸生物安全法律制度研究[D]. 吴凌梓.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1)
• [3]Y市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职能履行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D]. 王春. 扬州大学, 2021(05)
• [4]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5]大连跨境电商海运直邮海关监管研究[D]. 安鹏涛. 大连海事大学, 2020(03)
• [6]D市进境动植物检疫模式研究[D]. 钱沛泽. 大连理工大学, 2020(06)
• [7]跨境电子商务的法律与政策研究[D]. 冯晓鹏. 吉林大学, 2019(02)
• [8]成都海关检验检疫审单放行的风险管理案例分析[D]. 吴佩龙. 电子科技大学, 2019(01)
• [9]海南口岸进口煤炭的检验监管行为研究[D]. 罗根. 海南大学, 2018(03)
• [10]服务型政府建设下政府规制性职能的优化 ——以检验检疫职能为例[D]. 张庄熠. 厦门大学, 20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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