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质科学院第1卷第1卷和第2卷第1目录

一、中国地质科学院院报一卷一号、二卷一号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茆云松^[1]（2021）在《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思想研究（1978-1995）》文中认为

李鹤^[2]（2021）在《延安时期毛泽东道德教育思想研究》文中提出

陈发文^[3]（2021）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中下层军官的战场情感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LEE W00NG^[4]（2020）在《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日据时期韩国文坛和社会对外国文化的吸收主要侧重于通过日本输入西方文学和文物。在如此之情况之下,部分韩国文人将中国文学作为外国文学,即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部分进行了积极的吸收,并试图以此来推动韩国近代文学的发展。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之目的在于,以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借鉴,来建构韩国近代文学,同时建立反帝反封建的近代民主社会。近代转换期的中国现代文学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以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以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抗战文学为中心展开。包含日据时期（1910年-1945年）和解放时期（1945年-1948年）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样也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使命,以近代化和解放独立国家为目标指向,经历了胎动期、发展期、深化及停滞期和复兴期的发展过程。本论文分析该时期在韩国发表的196篇批评,进行解释。胎动期为1920年代前半期,在该时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正式开始。梁建植、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在该时期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与批评。梁建植在1920年11月号至次年2月号《开辟》上翻译发表了日本研究者青木正儿的<以胡适氏为中心的中国之文学革命>,此文是20世纪上半期韩国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最早一文。之后,梁建植继续发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译文及他所写的批评,十分积极地翻译了戏曲、诗歌、小说等作品。19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的李允宰在留学期间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政论以及介绍中国罗马字运动的文章,并翻译发表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李东谷强调借鉴中国新文学建构运动中的思想改革与文学改革,以之作为他山之石。梁明参考胡适的新文学建构理论,则主张通过韩文的语文改革开展新文学建构。以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为中心的胎动期批评主要在1920年至1924年之间展开,以翻译日人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和中国本土文学革命的评论开始。其目的在于打倒封建旧思想和旧制度,从而建设近代社会、建构近代文学。该时期韩国批评家们特别关注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与主张,翻译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谈新诗>,另外,多数当时的戏剧、诗歌、小说等被翻译。该时期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有20余篇,《每日申报》上连载的梁建植译<人形之家>（中文名为《玩偶之家》）以《娜拉（（?））》（永昌书馆,1922）之名出版,李相寿译《人形之家》（汉城图书,1922）也出版。发展期为1920年代后半期至1930年代前半期,该时期留学过中国大学的批评家们非常活泼地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多样的批评观点上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该时期主要批评家有柳基石、丁来东、金光洲、李陆史、金台俊等。柳基石以1925年2月在《基督新报》上发表<墨子与基督>为始,发表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文艺观,并在韩国最早翻译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丁来东和李陆史正式开启了对鲁迅文学的相当深度的批评,金光洲发表了以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为中心的批评。如此,20世纪上半期中发展期成为韩国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最活泼的时期,该时期发表的中国文学批评数量达到100多余篇,另外,开辟社还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1929）。深化及停滞期为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之间。该时期,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们开展了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然后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相当萎缩了。金台俊从1930年代前半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观点的批评,接着他裵澔、李明善等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出身的批评家以大学为中心开展了讲台上的中国文学批评。从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以前,他们发表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共计30余篇,而从中日战争爆发至解放之间发表的不分观点的所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仅有30余篇。复兴期为1945年8月解放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间。解放之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再次迎来复兴时期,在此短暂的5年之间韩国文坛共发表了 42篇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除了在前阶段开始继续活跃的丁来东、金台俊、李明善等之外,尹永春开展了活跃的批评活动。该时期,李明善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集》（宣文社,1946）、《鲁迅杂感文选集》（未出版,1949）,金光洲·李容珪共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1·2辑）（首尔出版社,1946）,尹永春的《现代中国诗选》（青年社,1947）,《现代中国文学史》（鸡林社,1949）等诸多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着作也纷纷出版。对以梁建植为中心的第一代批评家的19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学界从“翻译、翻案与近代文体的实验”,“经过日本的同时代性中国现代文学译介”,“殖民地知识分子悲伤的现实和理想主义的世界创造”以及“韩国近代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奠基”等方面高度评价了其积极意义。与梁建植同时期,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批评家为建构近代思想以及近代社会体制,非常关注中国的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新文化运动,并将其介绍到韩国社会及文坛。在他们之后,1930年代以来,曾在中国留学并接受学术训练的丁来东、李陆史、金光洲、金台俊等批评家们正式开始了学术性、系统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的批评并不仅仅局限于日本研究者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他们深刻思考祖国的解放和新国家的建设,并以此为视角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之后,在解放时期尹永春也是同样为了新国家的建设从基督教的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批评。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肩负着反帝反封建之历史使命的近代转换期,推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文学实践的通道:以建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社会和建构近代文学为目的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展开,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通过译介和批评中国新文学运动来追求韩国社会的思想革命和近代文学建构;第二、通过文学批评知识分子对殖民地现实的愤怒和内在抵抗的表达: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之下韩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公开反对或抵抗日帝,但他们通过批评半殖民地情况下的中国现代文学,迂回地表露出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和批判精神;第三、通过小说和戏曲来追求以平民文学为中心的近代指向和近代文学建构:从封建时代传统文学的贵族文学脱皮,关注以俗文学、民间文学为中心的平民文学。虽然日人研究者们关注以小说和戏曲为中心的中国平民文学,但他们注重元曲、明清小说等古典文学。梁建植以来韩国的批评家们继续关注以小说、戏曲和新诗等平民文学为主的中国现代文学;第四、对近代文体的实验及对语文改革的影响:韩国的言文一致运动比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开始得更早,但中国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近代韩语语文规范化的确立。1917年发表的李光洙的《无情》已相当达成言文一致,但到1940年代横写、韩文专用等问题还没完成。韩国批评家们借鉴中国罗马字制定运动,想推动韩语语文改革;第五、在文学的想象空间再现的理想乡的精神世界与新国家建设的理想和实践: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在批评空间展现出他们对祖国解放和独立的理想以及建设新国家的理想。他们从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信仰等自己的批评观点,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展现出建设新国家的理想;第六、对正义和博爱的追求以及爱国精神的表达等:韩国的批评家们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展现出真正的爱国精神。他们基于人的尊严和自由,超越狭隘和歪曲的爱国主义,追求正义和博爱的终极价值。抗日运动期间独立运动家们展现的精神不仅仅局限于反日,反而他们主张了弱小民族的联合来共同推动反战、反帝国主义以及恢复世界正义和维护东亚和平。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文坛及社会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指向解放、独立国家建设和近代民主社会建设的文学实践。其核心的文学精神是‘抵抗与批判’,通过抵抗与批判来追求的终极价值是正义与博爱的恢复。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指向对殖民统治的间接抵抗和近代文学及近代社会建设,也包含着祖国解放以及新国家建设的理想。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韩国批评家们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意味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艺批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是知识分子应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文学实践。该文学实践的基本精神是对社会不义和压抑人的尊严的‘抵抗与批判’,并且对歪曲的现实之抵抗与批判追求的终极指向是‘正义和博爱的实现’,即人本身的尊严价值。

任君宇^[5]（2020）在《张库大道（内蒙古段）遥感考古调查与研究》文中指出张库大道因连接张家口和库伦（今乌兰巴托）而得名,其向南延伸至湖北、福建,向北达恰克图、莫斯科,形成了跨越欧亚大陆,距离逾万里的“万里茶道”。万里茶道是草原丝绸之路衰落后连接欧亚大陆的又一重要陆上通道,对清朝至民国时期中蒙俄三地的交流和沟通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万里茶道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保存有大量的历史遗迹和历史资料,是中蒙俄三国共有的、珍贵的文化遗产,是连通中俄的“世纪动脉”。作为一个拥有着重要文化、政治和经济价值的域跨多国的线性文化遗产,万里茶道正在积极申报加入世界文化遗产（简称“申遗”）。张库大道作为万里茶道在内蒙古境内的中路,是万里茶道在中国北方极具代表性的线路,其拥有张库官马大道即张家口驿站、张库商道、张库汽车路及张库邮政路四种不同功用的路线,是万里茶道进入蒙俄地区的重要中转站,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可以为万里茶道的申遗、科研、遗产保护及沿线经济的开发等方面提供重要支持。目前学界对张库大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贸易往来、行商文化、兴衰变迁等方面,从考古学角度对张库大道的路线、沿线遗址点及沿线环境等进行调查和研究仍属空白。张库大道所涵盖区域十分广袤,整体面积将近6万平方公里,交通线路距离达一千多公里,而且所属区域地理环境复杂、人烟稀少,十分不利于对其进行田野考古调查,因而需采用遥感考古学的手段对该线路进行调查分析。遥感考古虽在我国出现较晚但发展迅速,现已广泛的应用到考古勘探和文物保护中。因其具有耗费时间和财力人力较少、调查范围广、对遗存破坏小、受自然环境影响小等特点,十分适用于对张库大道此类线性文化遗产进行调查研究及保护。本文根据对室内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分析并结合卫星遥感影像的解译和目视判读,确定了张库大道（内蒙古段）实地田野考古调查的区域和疑似遗址点,并依据在田野考古调查中采集的相关数据,绘制了张库大道路线图,进行了相关的空间GIS分析,进而解析张库大道线路的环境概况,同时通过田野考古调查和考古发掘,分析了张库大道沿线遗址的特点。本文主要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综述及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第二部分介绍了遥感考古的起源、发展及理论基础,对国内遥感考古的研究成果和应用进行梳理。同时分析了线性遗产与万里茶道申遗的内在联系及线性遗产对遥感考古的需求,为张库大道进行遥感考古调查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第三部分介绍了张库大道暨万里茶道的形成背景,从交通线路的角度对张库大道的变迁和兴衰进行了详细论述,阐明了研究张库大道的重要历史作用和意义,论证了对其进行考古调查和研究的必要性。第四部分通过收集到的文献资料和地图资料的分析并结合现代研究成果,初步确定张库大道的调查范围和疑似遗址点。同时对该区域内的地形地貌、气候水文等地理环境进行概括,为之后的GIS空间分析提供相关的论证支持。第五部分运用ArcGIS软件对老地图中张库大道的台站路线和汽车道进行矢量化,确定卫星遥感影像的采集区域和目视判读疑似遗址点的标准,继而通过对Google Earth卫星影像的解译和目视判读,确定待调查的疑似遗址点,为田野考古调查提供数据支持。第六部分对疑似遗址点、拟调查区域和拟调查的重点村镇进行实地田野考古调查,并依据田野调查收集的资料,总结张库大道沿线遗址点的特点。同时以伊林驿站考古发掘为例,对目视判读疑似遗址点的标准和张库大道沿线遗址点的特点和环境进行验证。其后,依据田野调查中采集到的相关数据,绘制了张库大道路线图,并对张库大道进行水文、人口、坡度进行了GIS空间分析,继而解析张库大道沿线的地理环境和人口分布情况。第七部分对本文的观点进行了总结并对不足和以后的工作展望进行了陈述。

赵万鑫^[6]（2020）在《哈里顿与苏联核计划的实施（1945-1953）》文中研究说明1945年8月,美国对日本进行了核轰炸。原子弹的恐怖威力极大地触动了斯大林,促使他深刻认识到核武器在国际政治中的战略意义。为应对美国核威慑,维护和加强国家安全、巩固和扩大胜利果实,斯大林于1945年8月20日签署了国防委员会第9887сс/оп号决议,拉开了全面实施苏联核计划的序幕。1949年8月29日,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功。1953年8月12日,苏联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苏联以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为基础,以强制性的行政命令为手段,采取军事化的全民总动员方式,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物质和精神资源,仅用了4年时间即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大大增强了自身的军事政治实力,阶段性地实现了核计划目标,对人类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苏联核计划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抗衡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一个有力工具,也是促使延续半个多世纪之久的两极格局最终形成的重要因素。在核计划实施过程中,以哈里顿为代表的苏联科学家发挥了重要作用。哈里顿从1946年出任第11设计院总设计师,直到后来的全俄实验物理学研究所,从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到后来苏联几代热核武器的研发、量产,为苏联核事业奉献了半个世纪。从核物理学理论研究到核武器实验研制,他几乎全程参与核计划,完整经历了苏联核军事工业从无到有,筚路蓝缕,发展壮大,乃至与美国展开核军备竞赛的历史见证者,被誉为“热核武器时代的缔造者之一”。

张玉婷^[7]（2020）在《西南联大的研究生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离乱纷杂的环境下仍然保持着一流的教育水准、自由的学术风气及坚毅的民族精神,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赞誉其“物质上得不了,精神上了不得”。作为民国研究院所的中坚力量,西南联大继承和发扬了此前就颇具名望的清华、北大、南开三所高等学府的兴学传统,形成了研究生教育特色,培育出了众多闻名中外的专家学者,为中华民族储存了抗战建国的力量。西南联大的研究生教育模式不仅成为民国高级人才培育的典范,也为当今的高等教育提供了极富价值的案例参考。因此,本文以西南联大的研究生教育为研究对象,力求对其形成基础、管理体系及培养过程等进行系统、深入研究,探究其特色和教育价值。本文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论述:第一,回溯西南联大研究生教育体系形成的背景。通过对组成西南联大的三所学校在合校前各自研究生教育的历史沿革和培养模式进行分析溯源,以对联大建校时研究生教育的背景有一个基础性的把握。第二,梳理西南联大研究生的管理体系。从组织结构、招考选拔、奖励资助体系、科研经费和留学交流等方面对西南联大的研究生管理情况作出系统的阐释,力求明晰研究生的组织管理情形。第三,剖析西南联大研究生的培养过程。在培养模式上,联大构成了联合一体下的院所独立培养体系,形成了以“教学科研型”为培养导向的学、教、研一体化培养模式;在课程与教学上,教师结合个人研究和前沿理论开设了数量不多但内容精深的课程,并将研究生参与学术报告、学术演讲及专题讨论作为主要教学方式,兼顾中、西学的研究方法;在学生的研究训练上,文、理、工、法、商各科结合着学科发展、国家需要和地域资源,形成了不同特色的方向;在师生互动上,教师与研究生建立了民主平等的关系,并在学习和生活上都给予了学生热心真切的指导与关照。第四,阐述西南联大研究生的培养成效与教育局限。从研究生的毕业去向看,学生大都进入大学或研究所从事教育和科研工作,推动着学术理论和学科体系的发展,并养成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优秀的做人品质。虽然联大的研究生教育成绩斐然,但战争的环境、西方移植的教学模式,以及西南联大以本科为人才培养重心的教育取向,也使得当时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受到了许多限制。最后,基于前文的分析,对西南联大研究生教育的特点进行了概括性的总结,分析其教育颇具成效的原因,以为当前的研究生教育提供借鉴。

连莲^[8]（2020）在《农民惠农政策认同现状及提升路径研究 ——基于河南省的调查》文中指出当前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同时也面临着国际国内诸多挑战。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目标,需要国人统一政治立场,提高政治认同。在当前中国的群体划分中,农民群体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群体,他们的政治认同情况特别是对国家、对党的领导、对政府执政等的认同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政治认同的整体走向。在农民政治认同的形成中,政策认同是其核心和关键,因为政策是政府与农民之间的重要联系中介,农民对党和政府的政治认同更多的是通过政策实施效果来获得的,可以说,农民政策认同度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的政治认同度的高低。由于城乡二元分割历史以及现实中存在的城乡差距,“三农”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出台了多种多样的政策并付诸于实践。特别是进入新时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指引下,一系列惠农政策紧密出台,充分显示了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信心和决心。农民群体是惠农政策的受益者,也是惠农政策实施效果的重要评判者,他们对惠农政策的认同情况怎样、如何提高他们的政策认同度进而提高他们的政治认同度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地去研究。因此,本文以农民群体为对象,以惠农政策认同为内容,通过研究农民对惠农政策的认同现状以及时获取惠农政策实施的信息反馈,从中发现、解决惠农政策在贯彻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让惠农政策真正惠及广大农民群体,从而增强农民对惠农政策的认同。本文首先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即厘清惠农政策、政策认同和惠农政策认同等概念的内涵,探析我国惠农政策的演变轨迹。其次,以传统的人口大省、农业大省、粮食主产区——河南省为调研对象,从本文所划分的补贴类、社会保障类、建设类和发展类这四类惠农政策中分别选取河南省正在实施的六项具体惠农政策作为农民政策认同的客体;同时结合调查问卷以及个体访谈,从农民对政策本身的认同、对政策执行的认同和对政策绩效的认同三方面来把握农民对惠农政策的认同现状。然后依据农民的惠农政策认同现状,对影响农民惠农政策认同的目标群体因素、政策过程因素以及社会环境因素进行分析,即从农民群体层面分析农民的人口学特征、政治社会化程度、思想观念对农民惠农政策认同的影响;从政策过程层面分析政策制定的科学性、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和政策参与的民主性对农民惠农政策认同的影响;从社会环境层面分析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对农民惠农政策认同的影响。最后根据农民的惠农政策认同现状和影响因素提出增强农民惠农政策认同的路径,一是提升政策的惠民程度以满足农民的利益诉求,要把握农民的政策期盼以提高政策的科学性和适用性,还要加大资金投入、增强地方政府财政自给能力以夯实政策实施的物质基础;二是加大惠农政策的宣传力度,针对农民政策认知较为表面化之现象,要重视惠农政策宣讲工作,定位互联网和通讯工具等各种政策宣传方式的比较优势,搭建具有农村乡土特色的惠农政策宣传体系;三是强化惠农政策的执行监督以增强农民对政府的信任,既要提高基层政府的政策执行力,还要规范农村公共权力运作,完善政策绩效评估体系,让惠农政策真正惠及于民;四是从农民自身出发,加快建立农民教育体系,提高农民的政治素质和科学文化素养,重视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祛除惠农政策扶持中的“等靠要”思想。

刘泽军^[9]（2020）在《清末革命派对民族主义的宣传 ——以《警钟日报》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00年,俄国一面派兵参加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一面独自侵略东北。《辛丑条约》签订后,俄国拒不撤离侵占的土地,经过多方交涉,才勉强同意分期撤军。1903年4月,第三期撤军最后期限将至,俄国百般推诿,寻找种种借口拒不撤兵,直接引发了国内轰轰烈烈的拒俄运动。同年冬,俄军重新占领奉天城,东北局势再度紧张,中华民族危机日趋加深。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蔡元培、王小徐、汪元宗等爱国志士在上海发起了“对俄同志会”,并创办了《俄事警闻》。日俄战争开启后,又更名为《警钟日报》,后者于2月26日发刊,至1905年初被清廷查封,共刊行338号。《警钟日报》高举民族主义旗帜,运用新闻报道、广告、漫画等多种形式,对外控诉西方列强的侵略行径,对内批判清政府腐朽的统治,号召人民推翻清朝专制统治。本文主要分为四个层面,首先介绍了研究背景,主要包括选题的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为下文做好铺垫。其次概述了《警钟日报》的基本情况,包括诞生背景和主要内容,有助于从宏观上了解《警钟日报》。随后阐述了《警钟日报》是如何围绕民族主义思想的宣传的,揭露了列强的侵略野心和清政府的腐朽统治,颂扬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最后分析了《警钟日报》的宣传方法,并与同时期革命派报刊《浙江潮》、立宪派报纸《新民丛报》对比,再分析《警钟日报》的影响。

谢安民^[10]（2020）在《精英能动、双轨治理与新乡贤交往空间生产 ——浙江省乡村礼堂建设案例研究》文中提出本世纪以来,农村文化礼堂的兴起是乡村社会公共生活的最为显眼的变化。它起初是浙江北部新农村建设中的自发行为,十八大前后被浙江、河南、湖北等省在属地农村推广,2019年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成为一项乡村治理国家政策。在此过程中,礼堂建设主体事实上一直是新乡贤。近年来,学术界普遍认可,文化礼堂乃是当下最重要的乡村公共空间或公共领域。但是,就其形成机制而言,已有研究往往与政府宣传策略一致强调普通村民的行为意义,而无视或者低估了乡村精英的参与作用。它们也未看到乡村精英内部互动关系对礼堂公共空间的直接影响,也即后者产生于既定的乡村治理格局之下。基于浙江省新乡贤参与礼堂建设案例,本文的研究问题是,本世纪以来的乡村精英角色、乡村治理格局的变迁如何影响了乡村公共空间的生产?乡村公共空间或公共领域构建,是乡村治理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多数学者使用广义公共空间概念,它的主体是抽象的人。有关研究因为过于空泛,不太具有现实分析力。少数学者使用了狭义公共空间概念,它的主体是各种乡村行动者。但是,这些研究对于乡村精英作为公共领域行动者的动机及意义分析都不太明确。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乡村公共空间总是直接形成于一定的乡村治理格局之中。在大多数研究中,本世纪乡村治理格局总体上仍被归为改革后的乡政村治模式。其结果是,忽略了乡村两级多种治理主体之间的交错关系。有少数学者试图避免这种简化倾向,转而认为近二十年时期形成了新双轨政治模式。然而,实际上仍未根本摆脱乡政村治论的影响。当然,这些文献包含的乡村精英角色分析,正是探讨乡村治理格局之于乡村公共空间的影响关系的核心内容。乡村精英研究一般存在三种视角:国家附属论、国家与社会中介论和地方精英能动论。对于新乡贤这一新兴乡村精英研究的主流视角相当于中介论。实际上,能动论更为符合近年来新乡贤的去国家化的命名及其实际的治理主导者形象。本研究运用“地方精英能动论”、“双轨治理”和“交往型公共领域”框架,分析本世纪以来新乡贤动员地方文化和社会、经济和政治资源建设农村文化礼堂,确认其在乡村治理格局中的公共权威,主导构建新型乡村公共空间的过程。在乡村礼堂建设过程中,新乡贤总体上相对于基层政府官员属于交往行动者,但是相对于普通村民较多扮演了策略行动者的角色。在新乡贤群体内部,村两委干部相当于策略行动者,乡村文化人、老党员、老干部和经济能人等相当于交往行动者,他们之间是一种策略合作的关系。这种合作对于乡村治理格局,进而对乡村公共空间的起承转落有决定性的影响。本研究的主要资料为浙江政府官方评选的省市两级、两届“最美文化礼堂人”共126人的事迹介绍材料,他们包括村干部、乡村文化人、退休或在职教师、退休干部、经济能人、志愿者等。本研究还使用了笔者在浙江文化礼堂发源地A县的4个村庄的田野调研资料,以及二手收集的浙东南H县的6个村庄资料。本研究认为,新乡贤乃是与传统士绅相似的非正式的能动性的乡村精英,他们构成了乡村治理的“复合双轨”中的公共权威。在政府规划乡村礼堂建设机遇下,新乡贤主要出于个人自身文化需求、村庄治理诉求和宗族吸引等,全面参与了乡村礼堂的规划、筹资和设计的各个过程,并将其构建为自身群体的文化交往的公共空间,为其文化权威的建树奠定了物质性和组织性基础。这种公共空间具有泛文化的特征,可称之为“新乡贤交往空间”。它是指处于基层政府与普通村民之间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在其中,新乡贤占据了事实上的主导地位,并从基层政府和普通村民两边获取象征性或实质性的文化认同。这种公共空间形式上表现为政府和村民的中介领域,但是在根本上仅代表新乡贤自身。目前,“新乡贤交往空间”发展还不充分,它既受基层政府外部支持,又受其控制,更主要的是,它为新乡贤群体内部权力关系所限制。然而,它有可能丰富未来乡村社会的非正式治理制度。本研究的理论价值主要是阐明了“新乡贤交往空间”兴起的社会本质,论证了其赖以形成的“双轨治理”的直接条件和“精英能动”的根本条件,为在乡村社会中调适经典公共领域理论提供了个案。本文的“新乡贤交往空间”明显不同于国内农村研究中的以普通村民为主体的“公共空间”,而与海外中国研究中的“文化网络”、“士绅社会”有所相似。不过,新乡贤交往空间并不拥有“士绅社会”的特权功能,而更多地是文化性公共空间,它是当代乡村“文化网络”的组成部分,存在一定的乡村社会有效治理潜力。“新乡贤交往空间”有别于西方社会实际存在的“宰制型公共领域”,也不是规范意义上的“自由型公共领域”,而是“教化型公共领域”。这些发现,使得本研究同时具有为实现乡村治理振兴提供借鉴的现实意义。

二、中国地质科学院院报一卷一号、二卷一号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地质科学院院报一卷一号、二卷一号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4）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张库大道（内蒙古段）遥感考古调查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哈里顿与苏联核计划的实施（1945-1953）（论文提纲范文）

（7）西南联大的研究生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农民惠农政策认同现状及提升路径研究 ——基于河南省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9）清末革命派对民族主义的宣传 ——以《警钟日报》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精英能动、双轨治理与新乡贤交往空间生产 ——浙江省乡村礼堂建设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国地质科学院院报一卷一号、二卷一号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思想研究（1978-1995）[D]. 茆云松.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延安时期毛泽东道德教育思想研究[D]. 李鹤. 西北大学, 2021
• [3]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中下层军官的战场情感研究[D]. 陈发文.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2021
• [4]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D]. LEE W00NG. 山东大学, 2020(08)
• [5]张库大道（内蒙古段）遥感考古调查与研究[D]. 任君宇.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0(08)
• [6]哈里顿与苏联核计划的实施（1945-1953）[D]. 赵万鑫. 吉林大学, 2020(08)
• [7]西南联大的研究生教育研究[D]. 张玉婷. 云南师范大学, 2020(12)
• [8]农民惠农政策认同现状及提升路径研究 ——基于河南省的调查[D]. 连莲. 河南大学, 2020(02)
• [9]清末革命派对民族主义的宣传 ——以《警钟日报》为例[D]. 刘泽军. 扬州大学, 2020(05)
• [10]精英能动、双轨治理与新乡贤交往空间生产 ——浙江省乡村礼堂建设案例研究[D]. 谢安民. 浙江大学, 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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