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培育机构投资者,完善我国上市公司（论文文献综述）
吕昊,贾海东[1]（2022）在《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行为指引制度研究》文中提出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是发挥中长期资金"压舱石"作用的重要途径,对于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具有积极意义。研究发现,当前我国机构投资者在参与公司治理方面已取得一定实效,但仍存在总体积极性不高、制度不规范、披露不充分、手段有限、质量较低等问题,激励及引导规则的不足是导致实践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有必要参考境外做法,引进具有软法性质的行为指引制度,构建具有约束力的促进型法制。相应规则的设计应以促进机构投资者有效行使股东权利为核心,着重加强对机构投资者的激励与引导,培育机构投资者自愿、自主和自觉参与公司治理的能力,推动机构投资者积极参与公司治理。
李新天,王宬鸿[2]（2021）在《强制退市中投资者保护的法律调整——以中证投服持股行权为中心展开》文中认为为契合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我国退市制度正朝"常态化"方向稳步推进。在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过程中,强制退市制度显然是国家监管层面的改革重心,且已呈现出精细化的发展趋势。然而,我国在公司退市制度中有关投资者保护方面的举措却乏善可陈,已经成为掣肘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短板。在我国资本市场高投机性、高换手率、多个人投资者的特定环境下,以先行赔付、股份回购为主要构成的制度体系尚不足以有效保护中小投资者和提振市场信心。鉴此,在完善强制退市制度过程中,应充分发挥独具中国特色的中证投服在投资者保护中的作用,以其在私人执法与公权力监管之间的粘合功能为主线,运用《证券法》赋予的权利征集、磋商协议、申请调解、提起诉讼等权利,以减轻中小投资者维权的成本,强化对投资者权利保护之效果。
方鸣,谢敏[3]（2021）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市场发展:历史回溯、理论探索与实践趋向》文中研究说明中国资本市场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对资本市场的探索经历了一个长期艰辛的过程,经历了建党初期的萌芽、新中国成立伊始的探索、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成长、十八大以来的不断规范与完善,最终确立了"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与"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这一市场体系的提出与构建是党和人民共同实践的结果,是一项伟大的创造。立足新发展阶段,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坚持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方向,推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培育机构投资者与规制风险并重,构建国内国外互联互通的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多层次资本市场。
曹文婷[4]（2021）在《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溢出效应研究》文中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期,为了深化改革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和推动创新创业的发展。在政策驱动下风险投资业获得较大的鼓舞,资本市场建设也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风险投资金额为7630.94亿元,风险投资案例数为8234起。我国已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风险投资市场。在资本市场建设方面,我国不断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格局,提升新三板、设立科创板、完善创业板。其中,提升新三板对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推进“双创战略”实施有更为直接和深远的影响。因为,新三板是专门服务于创新型、创业型、成长型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孵化平台。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是真正的中小微企业,它们在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达不到上市条件,但自身又具有融资需求和发展愿望。这部分企业的数量较大,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数量最多的时候为2017年末达到11630家。本文认为风险投资和新三板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它们都属于“双创战略”框架中的重要支撑内容。它们具备共同的政策目标,即促进中小微企业和创新创业的发展。然而,学界对“风险投资和新三板”主题并未积累较多的研究成果。前期学者较多地关注风险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而对风险投资与场外市场企业的探讨较少。前期学者较多的关注风险投资对微观企业的影响结果,而忽略风险投资的影响机制和宏观溢出效果。针对以上现实背景和研究不足,本文以场外市场新三板为研究对象,从微观层面探讨风险投资对被投企业价值的影响和作用机制。考虑到风险投资的作用不只局限于受资企业,它可能对整个产业或区域都产生外部效应。因此,从宏观层面探讨风险投资的溢出效应和溢出机制。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获得政策启示,为充分发挥风险投资的作用机制和充分释放风险投资的溢出效应提供有益的借鉴。随着国际经济环境持续恶化,全球疫情尚未得到缓解,我国经济进入中低速增长的常态化时期。中国要实现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创新创业能否在更大范围普及和更高层次推进。而创新创业的主体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发展不仅需要资本,还需要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平台作为纽带将资本与中小企业的发展连接起来。毋庸置疑,新三板便是这个重要的连接纽带。因此,以中小企业为切入点,探讨风险投资对新三板的影响及溢出效应问题,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重点探讨了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溢出效应问题。综合运用实证研究法、数理模型法、理论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等多种方法系统全面地探讨了该主题。全文的逻辑思路为“提出问题→研究综述→理论基础+现实基础→理论分析+机制分析→实证检验→结论”。就具体章节而言,本文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提出问题”共分4个章。其中,第1章介绍了本研究的背景与研究设计;第2章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第3章对本研究涉及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并梳理相关理论;第4章描述了中国风险投资与新三板市场的历史现状及关系问题。第二部分“分析问题”是本文的核心,包括3个章。其中,第5章为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及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与机制探析;第6章从微观视角实证分析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第7章从宏观视角验证了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市场的溢出机制和溢出效应。根据前两部分研究,第三部分重在“解决问题”。第8章总结研究结论,并引申出相应的政策启示和提出研究展望。通过研究获得以下几点结论:（1）机制分析表明（1）风险投资通过治理作用机制、认证作用机制、支持作用机制对被投新三板企业发挥积极作用。风险投资作用机制有效运作需具备一定的条件,具体为创业企业有信任风险投资的企业文化,风险投资人的声誉资本昂贵且失难复得,风险投资和创业企业能建立建设性的互动关系。（2）风险资本投于新三板企业通过资源配置机制、竞争合作机制、协作链接机制发挥溢出效应。其中,竞争合作机制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协作链接机制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当前阶段,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的投入金额较小。因此,风险投资通过协作链接机制发挥溢出效应的效果可能会被削弱。风险投资溢出机制有效运作也需具备一定的条件,具体为政府有适当的引导政策,市场环境存在适度的竞争,中小微企业具备吸收能力,资本市场体系健全完善。（2）微观层面实证结果表明（1）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提升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且这种正向作用并非风险投资自选择效应的结果。（2）风险投资通过改善新三板企业的公司治理状况、股票流动性、外部融资能力实现公司价值增值,即在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增值的过程中存在治理作用、认证作用和支持作用的中介效应。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三个中介效应中,股票流动性（认证作用）表现出完全中介效应,说明信息效率的改善在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增值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功能。（3）进一步,还发现风险资本投资于不同特征的企业对价值增值的影响存在差异。新三板挂牌企业在收入增长能力、无形资产占比、治理规范性、股票流动性、股权融资方面的异质性对风险投资的增值作用有正向影响。而企业规模、债权融资方面的异质性对风险投资的增值作用有负向影响。（3）宏观层面实证结果表明（1）风险投资通过微观企业主体将影响放大到宏观层面而产生溢出效应。即风险投资→新三板企业价值→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路径是存在的（竞争合作机制存在）。风险投资→新三板企业价值→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路径也是存在的（协作链接机制存在）。（2）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市场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溢出效应显着,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溢出效应不显着。（3）考虑空间因素也获得相同的结论。新三板市场的风险资本对产业结构高度化有显着的空间溢出效应,且空间溢出效应超过了直接效应。风险投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4）以上结论说明风险投资对新三板市场的支持,确实促进了创新型、创业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创新主导产业的演变,有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溢出效应。但对产业整合方面的作用并没有体现出来。这是因为风险投资对新三板市场的投入金额较小。新三板市场流动性不足,价格发现功能受限,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企业并购重组等资本运作的实现。因此,风险投资较难引导产业进行整合、关联、聚集,即现阶段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的支持较难发挥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溢出效应。鉴于此,应进一步培育和规范风险投资事业及新三板市场,形成规模的同时要具备质量,使风险投资支持新三板企业的同时,不仅更好地发挥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溢出效应,还能将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溢出效应释放出来。使风险投资更好地帮助中小企业成长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基于以上结论获得如下政策启示:（1）积极发展风险投资,促进其对新三板企业的支持,以充分发挥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的价值增值作用和产业结构优化溢出效应。（2）风险投资机构要提升专业运作水平,积极参与被投新三板企业的监督与管理。新三板企业要摒弃只想获得资金支持,不愿接受风险投资人管理的家族企业文化观念。（3）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拓宽风险投资的退出渠道,加快推进资本市场改革,优化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4）提高企业吸收能力及核心竞争力,完善市场竞争机制。新三板企业要注重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及长期竞争力的培养。（5）改善新三板市场流动性,提升企业价值及促进资源整合,进一步促进风险投资产业结构合理化溢出效应的发挥。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1）拓展了风险投资领域的研究边界。首先,以往学者大多以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本文以场外市场新三板挂牌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其次,现有研究成果大多关注风险资本的异质性给企业带来的影响。本文则探讨了新三板挂牌企业异质性对风险投资作用效果的影响。此外,风险投资的影响可能不局限于接受投资的公司,基于风险资本对新三板企业的投资,进一步探讨风险投资的溢出效应问题,并尝试性地分析空间溢出效应。补充和拓展风险投资领域的研究成果。（2）丰富了风险投资对中小企业作用机制的研究成果。目前尚未有学者从中介效应模型角度探讨风险投资影响企业价值的内在机制和作用路径,本文把治理作用、认证作用、支持作用同时纳入一个分析框架中,从定量角度解释风险投资对企业价值影响的作用机制。同时基于新三板市场的独特情景,分析了风险投资作用机制有效运作的条件。更客观地评价风险投资的作用,丰富了相关研究成果。（3）揭示了风险投资溢出机制的工作原理。溢出机制好似一个“黑箱”,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驱动风险投资溢出效应的力量或规则。现有研究成果对风险投资溢出机制的探讨较少。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是组成产业的细胞。从企业角度切入,探讨风险投资产业结构优化溢出效应的溢出机制。并借鉴经典生物数学Lotka-Volterra模型对风险投资的溢出机制进行刻画。这种尝试性的探索丰富了溢出效应的研究成果。
许嘉禾[5]（2021）在《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体育要强、要兴,发展体育产业是主要途径。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高质量发展逐步成为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体育产业要提质增效和持续高速发展,需要金融的有力支持。然而当下,金融体系在体育产业中的效用功能尚未能够充分发挥。因此,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金融支持问题,成为一个难以回避的命题。本研究立足于体育产业的经营实践,综合运用体育学、管理学、系统科学及金融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及范式,以现代产业和金融发展的相关理论为指导,按照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状与问题、特征与机理、宏观效应、微观效率以及系统运行的次序,从理论分析到实证研究,展开工作。本研究的工作主要如下:一是梳理体育产业的金融支持现状,发现体育产业金融支持存在的不足。二是总结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需求特征,剖析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三是在宏观产业层面,以耦合协调的视角,审视体育产业与金融体系的关联关系。通过建立序参量体系,引入耦合协调、剪刀差以及灰色关联等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效应及影响因素。四是从在微观企业的层面,以“黑箱”的视角,根据金融支持与体育产业的不同维度,测度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率水平。通过筛选体育企业样本,利用DEA、Malmquist指数及收敛性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率水平及其演变特征。五是根据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要素组成与系统结构,构建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分别从金融市场策略、政府金融干预和金融风险情景维度进行模拟仿真,分析不同策略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以期为优化体育产业金融支持,促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策略着力点。本研究的结论主要包括六个方面:（1）政府金融支持和市场金融支持均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随着体育产业金融需求的不断升级,政府部门对体育产业金融活动的认识持续深化,政策工具与国有资本逐步活跃。金融市场对体育产业的支持力度不断提升,各类体育产业金融市场蓬勃发展,风险投资市场异军突起。体育产业嵌入金融体系的程度不断加深。但同时,体育产业的金融支持仍存在一定问题:一是金融支持制度体系亟待完善,金融支持政策工具尚需补充;二是金融市场结构失衡问题凸显,直接融资渠道建设存在不足;三是风险资本经典功能发生偏离,资本投入可持续性有所欠缺;四是新兴金融工具利用不充分,体育金融复合人才供给不足。（2）我国体育产业具有快速成长的阶段性特征、业态丰富的结构性特征、高不确定性的风险性特征和消费供需的不平衡特征。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下,体育产业的发展特征进一步衍生出了独特的金融需求特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亟需的是政策引导下的规模化金融支持、层次多元化的系统性金融支持、风险偏好的针对性金融支持,以及科技赋能的普惠性金融支持。（3）资本形成、创新推动和消费刺激是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主要功能组成。金融体系一是可以扩大资本积累,促进资本形成,缓解体育产业融资约束;二是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分散创新风险,推动体育产业技术、模式创新;三是可以实现跨期平滑、财富效应和风险保障,刺激体育产业消费发展。有效的金融支持作用于体育产业的投资和消费两端,通过平衡产值结构、改善融资结构、变革消费结构,促进产业的结构转型升级;通过扩大要素供给、加快要素流通、推动技术进步,提高产业的要素生产效率;通过加速企业成长、优化公司治理、形成循环激励,促进产业的价值增值,精准作用于体育产业的成长痛点,协助体育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4）宏观产业效应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体系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内生耦合机理和外部耦合功能,具有双向耦合协调发展机制。二者不仅维持了长期、高度的耦合关联性,并且实现了耦合协调度的持续跃升,呈现出由低水平协调向高水平协调演化的动态趋势。金融体系对体育产业的短时间、爆发性增长起到了有效地支撑作用。且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尚处于发展周期的前期,其交互胁迫作用远小于耦合协调发展所带来的正向效应。与此同时,二者的耦合协调效应受到多种内生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共同影响。风险投资市场、消费金融、政府扶持和金融创新等内生动力型因素,以及居民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变动等外生环境型因素,均与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存在密切关联。（5）微观企业效率的实证研究发现:第一,静态来看,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总体金融支持效率尚可,多数样本企业接近最优生产前沿面,但同时具有明显的技术制约特征。扩大金融资源投入规模前,需要着重改善金融技术水平。在金融支持效率内部,债权效率较好,股权效率欠佳,且股权效率呈现规模制约特征。在体育产业内部,体育企业板块、行业业态和空间地域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金融支持效率差异。第二,动态来看,金融支持体育产业的动态效率水平并未产生良性改观,反而出现小幅下降。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不足,产业金融技术创新水平难以支撑金融资源规模的快速增长。其中,股权动态效率下滑,技术进步水平下降明显,是导致整体金融效率下滑的主要原因。第三,动态效率的收敛性分析表明,效率落后企业对领先集团具有追赶效应,但收敛速度较慢,且收敛速度存在体育产业内部的结构性差异,达到产业金融支持效率的均衡仍需要较长时间。（6）系统建模与仿真的实证研究说明: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可以视为由政府金融支持、金融市场发展、宏观金融环境和体育产业发展所组成的动力学系统。第一,强化金融市场支持力度可以有效提升体育产业发展质量。相对而言,强化股权市场的效能略优于债权市场。股权市场更有利于体育产业规模扩张和要素生产率提升,债权市场则更有利于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第二,政府干预会对体育产业发展质量产生影响。弱化政府干预无益于体育产业发展质量,维持一定强度的政府金融支持具有必要性。适度增强政府干预有利提升体育产业发展质量。但当政府干预过度时,会造成规模增长与要素生产率下降并存,仅能“做大”而不利“做强”体育产业,最终无益于产业发展质量。第三,宏观金融风险能够对体育产业发展质量产生显着的负面冲击。随着体育产业深度嵌入金融体系,金融风险的损害力度可能进一步增大,需要审慎防范、积极应对金融风险。在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金融政策体系,优化制度顶层设计;丰富金融服务市场,创新投融资渠道模式;推动金融技术创新,开发新型金融工具;优化企业金融管理,重视复合人才培养等策略建议。本文主要有以下创新点:（1）探讨了金融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在现状梳理的基础上,总结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需求特征,明确金融功能的作用支点,厘清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2）结合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宏观产业与微观企业视角进行实证研究。综合运用数理模型及相关评价方法,设计序参量体系,测度并分析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发展效应及其影响因素;构建投入、产出指标体系,从不同维度测度并评价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率特征及其变动规律。形成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问题的深层次认识,为优化体育产业的金融支持效能提供着力点。（3）构建了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要素组成与系统结构,设计模型变量及函数关系,并从金融市场策略、政府金融干预和金融风险情景维度进行仿真。探究不同策略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产生的影响,为企业部门的金融决策和主管部门的政策制定提供更具现实意义的参考。
杜娟[6]（2021）在《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并购的迅速发展以及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也逐步由绿地投资向外资并购为主转变。在外资并购中,无论是对于我国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驰名商标均体现出巨大的价值及多元的功能,存在加强乃是特别的保护需求。我国企业引进外资的目的与外资进入我国市场的目的往往是不同的。我国企业希望通过引进外资带来先进的技术或是经营管理经验;外国投资者则是希望并购能够进一步帮助其拓展中国市场和销售渠道,或利用中国市场的成本优势拓展产能、延展产品生产线。如何在双方的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至关重要。首先,我国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的表现是动态的。在早期的外资并购中,由于国内企业对驰名商标潜在价值认识不足,涉及的驰名商标价值未得到公正评估、驰名商标被外方无偿使用、驰名商标受到外方排挤退出市场,以及驰名商标归属权丧失,成为了外资并购中我国企业驰名商标流失的主要情形。在经历了早期驰名商标流失的阵痛之后,我国企业已经意识到保护自身驰名商标的重要性,但是这种保护更主要集中于企业进行外资并购的准备阶段。在外资并购协议的签订阶段,如何科学设置我方驰名商标保护的有关条款至关重要。此外,在科学有效的并购协议签订之后,一旦外资企业不执行并购协议,合资企业经营运转不佳,最后致使我国驰名商标流失,是近年来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的新生情形。其次,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的背后,存在多方面的原因。第一,从宏观政策层面来说,我国利用外资产业结构政策对指导我国引进与利用外资、规范与管理外资的产业方向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导致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外商投资在我国享有“超国民待遇”的情况持续了较长一段时间。第二,无论是我国国内的反垄断法还是有关规制外商投资的立法,均有不足之处。就反垄断法而言,一方面,我国关于外资并购中涉及驰名商标反垄断审查的标准仍待完善;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商务部在否决可口可乐收购汇源一案的理由之中,亦未提及避免我国驰名商标流失这一因素。就外资立法而言,《外商投资法》第二十二条明确了我国对于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第三十三条涉及在外资并购中的经营者集中问题,第三十五条正式引入了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但是均是概括性的规定,缺乏系统性、可操作性的跟进规则,距离保证制度的有效运作和实施仍存在改进空间。第三,就我国目前缔结的双边投资条约而言,存在着知识产权利益衡平关照不足的现象,尤其体现在对于侵害我国企业知识产权利益的规制不足。第四,从企业层面来说,在商定并购协议条款的过程中,我国企业缺乏确立专门的驰名商标保护条款或是附件的意识。同时,我国企业存在未能通过尽职调查识别恶意收购,以及忽视对于己方驰名商标价值评估的情况。而跨国公司则往往通过低估中方商标价值,冷藏、淘汰或是淡化中方企业拥有的驰名商标,以及限制开发和独享的方式,削弱我国企业驰名商标的市场竞争力,致使这些驰名商标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中“被市场规则淘汰”。如果一份并购协议的条款可能致使我国企业驰名商标流失,那么至少从知识产权资源保护的视角来看,企业双方的利益未能达到平衡,即外国投资者与我国企业的利益处于失衡状态。再次,鉴于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表现与成因的复杂性,在解决该问题时需遵循以下导向。外资并购中的驰名商标保护自然有其重要性,在外资并购发展中驰名商标不断流失的情形下,更有着紧迫性。然而,这种保护也需有适度性。外资并购从本质上来说是企业之间进行交易的行为,企业自身的事务应当由企业自身决定。但是,涉及驰名商标的外资并购,不仅关乎我国企业自身利益,还会影响国家产业安全利益,甚至是消费者的利益。外资并购中的驰名商标流失,将会致使相关主体的利益受到影响,从而产生利益失衡的情形。因此,为了实现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相关主体的利益平衡,我国企业在进行外资并购时,应当充分调查外国投资者的并购动机,找寻相对公平正义内涵。一方面,利益与公平、正义价值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外资并购过程中,对于驰名商标如果能够进行科学合理的价值评估,将会有助于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保护的“相对公平”。另一方面,在涉及驰名商标的外资并购中,无论是我国的国内法,还是我国与他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都应努力实现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利益平衡。最后,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解决我国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的建议。第一,尽管我国《反垄断法》中的企业合并控制规则已经有所改进,但在外资企业合并控制方面仍有改进空间。巴西经济保护和管理委员会在高露洁棕榄收购巴西科里诺斯一案中的审查决定,以及南非竞争法庭在雀巢收购辉瑞一案中的相关裁决,均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第二,明确外资并购中涉及驰名商标反垄断审查的标准。例如,反垄断审查应当明确,外资企业完成外资并购,是否会在获得我国驰名商标的情况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带来负面效应。第三,建立一个从产业政策制定部门和宏观经济部门负责维护、再到多部法律和产业政策法规共同作用的法律法规体系,发挥法律的整体合力。第四,从外资立法层面而言,我国目前的外资立法仍有细化完善的空间。一方面,外资立法应当引导规范外商投资方向,建立健全市场竞争机制。另一方面,外资立法宜引导规范外资并购行为,明确外资并购安全审查标准。第五,区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合作战略上宜有所区别。完善我国已经签署或是正在谈判的双边投资条约,加强对于侵害我国企业知识产权利益行为的规制。第六,我国企业应当科学设置外资并购协议中的驰名商标保护条款,完善外资并购协议中关于驰名商标利用和保护的规定;通过尽职调查避开外国投资者恶意收购,正确分析外国投资者选择我国企业作为并购目标的真实目的,理性评价外国投资者;通过价值评估明确自身驰名商标价值,综合采用多种不同的评估方法,以求最终确定的评估价值能最大限度地接近被评估的驰名商标的真实投资价值。
王洪盾[7]（2020）在《公司治理、企业研发与企业绩效》文中研究指明当前,我国正在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形势下,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就要求挖掘自身潜力,减少对国外技术与市场的依赖,这就需要加强自主创新,以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近年来,我国企业的研发投入逐年提升,但是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此次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凭借强大的技术优势,频频在核心技术上对我国企业卡位,对我国的重要高新技术企业带来巨大冲击,充分地说明企业自主创新对企业自身与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那么,什么是影响我国企业研发的关键因素,如何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就显得至关重要。围绕上述问题,全文运用2008-2018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展开分析。以往的研究中,从公司治理的视角探究企业研发的尝试并不多,关于公司治理如何影响企业研发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相关研究并不充分。正基于此,全文立足于我国投资者保护法律不完善,股权集中度高的典型事实,借鉴委托代理理论,考察公司治理如何影响企业研发;针对如何激励企业研发,分析了企业研发对企业绩效的关系,通过理论建模与实证分析论证了二者的内在逻辑与传导机制。全文以公司治理为逻辑起点,企业研发为中介效应,企业绩效为最终目标,沿着“公司治理—企业研发—企业绩效”的逻辑主线展开。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首先,引入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企业绩效,检验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关系。实证结果表明:（1）控股股东的控制权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负相关关系,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二权之差与全要素生产率呈负相关关系,说明控股股东的二权偏离会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其它变量相同的情况下,控股股东的国有股权性质对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显着的负相关关系,说明国有控股股权对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存在一定的负向作用。（2）董事会规模与公司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显着的负相关关系,由于董事会成员的构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导致董事会规模不能给公司的效率提升带来积极作用,反而起到了负面影响;同样在控股股东控股的股权结构之下,董事会中的独立董事难以独立,无法真正地发挥应有的监督职能,研究还发现独立董事在董事会的占比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着;此外,由董事长兼任CEO的上市公司,其企业TFP增长率显着低于其他两职分任的公司,说明两职兼任对企业TFP增长率有负向作用。（3）高管薪酬可以显着地提升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而高管的股权激励对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升并无显着作用,只对企业短期价值的提升有促进作用。（4）从股权性质差异做进一步分析,发现控股股东的二权分离率对非国有控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抑制作用更为明显,而对国有控股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并不显着;这说明缓解非国有控股公司的第二类代理问题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至关重要。（5）从行业异质性对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来看,研究结果发现对于非国有控股的新兴行业公司,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偏离与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负相关关系更为显着,说明第二类代理问题对非国有控股的新兴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抑制作用,而我国新兴行业的许多上市公司是非国有控股公司,这一结果更凸显了解决第二类代理问题对于新兴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其次,公司治理从直接与间接两个方面影响企业研发。通过研究发现:（1）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间的委托代理问题越严重,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就越低;分控股股东的股权性质来看,相较于国有背景实际控制人,非国有背景实际控制人对上市公司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更为显着;分行业看来看,相较于传统制造业公司,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间的委托代理问题对于新兴制造业公司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2）由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间的委托代理问题引致的资金占用等“掏空”行为会加剧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进而间接抑制研发投入,融资约束对实际控制人的控制权与研发投入强度存在中介效应。再次,企业研发对企业价值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显着作用。具体来看:（1）通过理论推导发现公司的股票收益率可视为实物资本与无形资本收益率的加权平均,二者的权重主要取决于在生产中实物资本与无形资本的重要性。进一步地,将研发活动分解为研发投入强度、研发效率与专利质量,引入实证模型检验其与公司价值的关系,结果发现公司研发投入强度、研发效率与专利质量均与公司价值呈显着的正相关关系。通过对研发投入、研发效率与专利质量进行量纲的标准化处理并回归,结果发现在研发活动的整个过程中,专利质量对于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最为突出,说明在加大研发投入强度与提升研发效率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在关键技术上要持续发力,提升技术创新的含金量。（2）企业研发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正向作用。实证检验的结果显示保持其他变量不变,我国公司研发投入强度与研发效率每提升一个标准单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0.1%,相较于研发投入强度与研发效率,更为重要的是研发产出的质量,检验结果显示,专利质量每提升一个标准单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0.3%。最后,检验了企业研发中介效应的存在性。运用实证分析法将公司治理、企业研发与企业绩效三者纳入到同一框架,建立中介效应的回归方程组,运用中介效应检验法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公司治理对企业绩效的传导机制中,企业研发确实存在着显着的中介效应,考虑内生性与稳健性的情况下,中介效应依然显着。这一结果印证了本文逻辑主线,即公司治理是问题的逻辑起点,企业研发为中介效应,企业绩效为最终结果。公司治理会通过直接和间接（企业研发）两种渠道最终影响企业绩效。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揭示了公司治理对企业研发的影响机制,从不同的视角解释了公司治理中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间的委托代理问题对企业研发的影响机制;第二,将无形资产与有形资产引入内生增长模型,解释技术创新如何提升企业价值,为理解技术创新对于企业价值的影响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第三,将企业研发的过程拆解为研发投入、研发效率与专利质量三个部分,并引入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一种企业绩效,解释了企业研发对于企业效率的提升作用。
张璇[8]（2020）在《中国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制度是规范个人行为的各种规则和约束,制度的主要作用是通过提供有效信息减少不确定性、降低交易费用,形成对经济人的激励与制约。因此,制度是否有效对于制度相关人来说至关重要。股票市场的规范发展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01年3月,中国股票发行实行核准制度;2014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顶层规划重构概念以及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度改革;2019年11月,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2020年3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正式实施。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建设已经进入关键时期,在此背景下,分析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发现制度设计与执行缺陷,构建高效、合理、被相关人普遍认同和遵守的制度,已经显得越来越迫切。本文选取中国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研究这一选题,采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进行分析与客观评价,并提出提升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的建议。本文的主要内容为:第一,界定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并分析相关的制度经济学基本理论。由于尚未有学者对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进行界定,因此,本文在借鉴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对于制度有效性理解的基础上,提出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包含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从应然性理解,指价值意义上的制度有效性,即股票市场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另一层含义是从实然性理解,指结果意义上的制度有效性,即股票市场制度实施效率。通过分析制度、交易费用、制度变迁及包容性制度等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形成了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的两个评价标准:第一是股票市场制度应然有效性,主要评价股票市场制度的合理性,重点考察制度设计、制度实施机制及制度参与主体三个维度;第二是股票市场制度实然有效性,主要评价制度成本既定下股票市场制度功能效率。第二,比较分析中国股票市场制度与美国股票市场制度。诱致性制度变迁引致中国股票市场制度的产生,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则推动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发展。在中国股票市场发展过程中,随着相关制度的完善,股票市场制度功能的发挥也由以本源功能、基本功能为主逐步发展到本源功能、基本功能、衍生功能共同作用。在阐述美国股票市场制度发展基础上,通过对比分析中美两国股票发行制度、退市制度、信息披露制度、投资者保护制度等制度的基本规定及实际运行效果,发现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建设的优势与不足,为评价中国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打好实践基础。第三,分析及评价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应然有效性。运用定性分析方法从三个方面分析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安排的合理性,评价标准包括:股票市场制度安排的普适性与包容性、股票市场制度实施机制的有效性、股票市场制度对参与主体的约束力。中国股票市场在中央政府将区域性股票市场推向全国的过程中,将其作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主要场所,政府成为上市公司和中介服务机构的“隐性担保人”,政府主导与市场均衡、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冲突导致股票市场制度安排缺乏一定的稳定性与包容性,并未真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监管层监管职能错位、监管方式行政化、监管制约机制匮乏导致股票市场制度实施机制低效;上市公司违规频发、中介服务机构诚信缺失、投资者行为偏差导致股票市场制度软约束。因此,在应然性方面,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安排不尽合理,制度是低效的。第四,分析及评价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实然有效性。运用定量分析方法评价股票市场制度实施效率,即股票市场基本功能和衍生功能效率。对于筹资-投资功能效率的分析,选取筹资总额、投资者收益率、IPO公司数量、退市公司数量、直接融资比率、国内生产总值、股票流通市值、平均换手率、居民储蓄存款增加额等指标构建DEA模型,结果表明,中国股票市场筹资-投资功能效率整体为“弱有效”,投资功能是缺失的,但2015年以后筹资功能效率经过测算为“有效”,说明中国股票市场自2015年以来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筹资功能效率得到较大提升。对于资本定价功能效率的分析包括股票发行市场和股票交易市场两个方面,结果表明中国股票市场资本定价功能整体效率较低,上证综合指数、深圳成分指数和创业板综合指数三种代表性股票指数呈现均值回避特征,股票交易市场资本定价功能缺失;股票发行市场虽然资本定价功能效率不高,但从分阶段来看,发行定价机制是日趋合理的,定价效率也在逐步提高,进一步说明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建设方向的合理性。对于资本配置功能效率分析,在资本配置效率经典模型基础上构建以净资产融资率为被解释变量、净资产收益率为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从行业和地区两个维度分析中国股票市场资本配置效率,结果表明,中国股票市场资本配置行业间、地区间差异较大,资本未能实现向高报酬率行业或地区的流入,反而流向了低报酬率行业或地区,资本未被有效使用,资本配置功能效率较低。对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功能效率的分析,选取股权结构、董事会治理、管理层激励、信息披露以及财务绩效等方面的指标构建DEA模型,经过测算,188家上市公司中仅有23家公司的公司治理效率为“有效”,占比为12.23%,股票市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功能未得到充分发挥。对于分散风险功能效率的分析,选用Va R方法和GARCH模型测度沪深300指数风险并与标准普尔500指数进行比较,结果表明,沪深300指数的日Va R值偏高且波动性较大,中国股票市场承担较高风险,分散风险能力较弱,分散风险功能效率较低。对于信息传递功能效率的分析,选取上证综合指数月度收益率、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CPI指数变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进口增长率、出口增长率、M0增长率、M1增长率、M2增长率等构建多因素回归模型,结果表明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但Granger因果关系并不显着,股票市场信息传递功能尚未充分发挥其效用。第五,提出提升中国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的建议。通过定性与定量分析,无论是从应然性方面还是实然性方面都能够看出,中国股票市场制度整体是低效的。因此,提升中国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的主要建议包括: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变迁应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以股票发行注册制的全面推行为突破口进行“市场化”取向的制度创新;通过重新定位监管层监管职能、构建市场化监管机制、形成国家层面和全社会范围内的外部监督机制以提高股票市场制度实施机制的执行力度;通过控制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加强中介服务机构诚信制度建设以及培育理性投资者强化股票市场制度约束力。
李泊祎[9]（2020）在《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选择研究 ——基于时间效应和空间效应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作为上市公司金融决策的重要内容之一,股利政策选择一直是学术界的重要研究课题。国内外关于股利政策选择的已有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上市公司如何制定最优股利政策和投资者的股利偏好两个方面。而随着生命周期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的发展,以及金融地理学等交叉学科在公司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股利政策选择逐渐呈现出了新的研究方向,为从时间和空间视角考察公司股利政策提供了可能。为此,本文首先对国内外股利政策选择的相关成果进行了分类回顾与梳理,明确了本文的研究视角;其次,基于股利政策选择的特征性事实,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选择逻辑进行了分析,并着重从时间视角和空间视角,提出了相应的经济学解释及理论猜想;再者,结合公司治理及信息环境等要素,分别从生命周期和上市时间这两个角度,证实了股利政策的时间效应,从地理位置和地区同群这两个角度,考察了股利政策选择的空间效应;最后,在梳理全文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按照如下逻辑展开:围绕股利政策选择的特征性事实,进而提出时间和空间维度下的理论逻辑。研究表明,股利政策选择表现出了时间趋势特征与地区差异化特征。大多数公司的股利支付意愿谷值出现在5—7年,股利支付率的谷值则出现在6—8年,且受到半强制分红政策的显着影响;股利支付意愿和支付率均随着成长性分位数的提升而呈现出了倒U趋势;上市公司距离中心城市越近,其股利支付意愿和股利支付率越高;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股利支付意愿及支付率总体低于经济发达地区,且存在地区粘性。基于上述股利政策选择逻辑的特征性事实,本文给出了时间视角和空间视角下的理论猜想,以体现股利政策选择特征背后所隐含的经济学逻辑。对股利政策选择的特征性事实与理论逻辑的梳理,有助于更为清晰地刻画分红行为及其所呈现出的规律特征,为后续研究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和数据基础。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的股利政策时间效应,验证了上市公司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对股利政策选择的作用效果和影响机理。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和代理理论等,以2003—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市场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生命周期与股利政策的关系,以及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下,股权结构治理、内部控制质量及投资者保护水平对股利政策的进一步影响。研究表明,股利支付意愿和支付率均在成熟期较高,而在成长期和衰退期较低。此外,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下,股权结构治理、内部控制质量及投资者保护水平对股利政策的影响存在差异,其影响程度由成长期至衰退期均呈现出一定的变动趋势。基于上市时间视角的股利政策时间效应,实证判别了股利政策U型时变规律的理论猜想及其隐含的经济学内涵,扩展了已有文献中股利政策影响因素的分析模型。基于信息反映周期和行为股利理论等,选取2003—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测度并验证了16年间股利政策“是否”以及“如何”随上市时间动态波动。研究发现,公司股利政策的两个维度,支付意愿及支付率均随着上市时长增加而服从U型曲线特征,呈先下降后上升的时变规律;支付意愿的拐点通常出现在上市后6年左右,支付率的极值点位置约在7年左右,且不同样本组别的拐点位置基本稳定。因此,股利政策存在显着并稳健的时变效应。基于地理位置视角的股利政策选择的空间效应,对上市公司所处的地理位置进行重新估算,探讨其所处中心地区或偏远地区对股利支付行为的影响。基于金融地理学和地理空间决策,以2003—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所处地理位置与股利政策的关系,并对可能存在的传导路径和影响因素进行了进一步研究。研究发现,地处偏远地区的上市公司不倾向于多发股利。此外,进一步研究发现,自由现金流、融资约束对地理位置与股利政策的相关关系存在中介效应,同时信息环境、资产负债表质量对地理位置与股利政策的相关关系具有调节作用,且作用效果对中心地区与偏远地区存在差异。基于地区同群视角的股利政策选择的空间效应,主要考察同一地区内公司之间互动行为对股利政策的交叉影响。依据股利信号理论、行为理论和新制度理论的逻辑模仿率,地区内企业存在动态竞争关系,本企业易受到地区内同伴企业股利政策的影响,股利政策容易产生同群,进而响应地区企业集群行为。选取2003—2018年中国沪深A股的市场数据,对股利政策选择的地区同群进行实证判别,探讨股利政策地区同群效应的存在性、内部产生机制和影响因素,以进一步完善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及选择动机研究。实证结果表明,股利政策选择,存在显着的地区同群效应,同一地区内部选择向上模仿领头企业;低成长性、股价低估的公司股利政策地区同群效应更显着,同时,地区市场化程度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其集群行为存在正向调节作用。本文基于时间效应和空间效应的视角,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选择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判别,并基于研究结论给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上市公司股利政策选择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为管理者、投资者和市场监管者正确制定、合理评估和科学监督公司股利政策选择给出了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持。
牛卫东[10]（2020）在《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影响机制及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受益于政策支持和经济发展,我国民营企业不论是企业数量还是企业规模都获得了快速发展,GDP占比以及对国家税收的贡献都已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十九大报告以及2018年底召开的民用企业座谈会提出了一系列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意见,肯定了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提供了良好机遇。管理层权力是指公司管理者影响公司治理机制并执行自身意愿的能力。随着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管理层权力配置成为强化管理者工作热情和提升组织运行效率的基本保障与有效途径。但是,权力也使得管理者有动机和能力做出不利于组织发展的自利行为,复杂经营环境中管理层权力过度配置带来管理层寻租的负向效应也开始显现。尤其是民营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整体偏高、公司治理中委托人参与程度高”等相对独特的治理特征,使得管理层权力配置影响机制的逻辑更加复杂。同时,基于管理层权力配置效应的双面性和不确定性,对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的影响机制和效应进行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和实践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在此背景下,本文利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营数据,在理论演绎的基础上,对管理层权力配置的影响机制和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相关研究内容及结论包括如下几方面:第一,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影响机制。从公司基本特征和股权特征两方面对管理层权力配置的规律性进行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与传统行业相比,高科技行业的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水平更高;（2）民营上市公司规模与管理层权力负相关,即公司规模越大,管理层权力配置水平越低;（3）民营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中的资产负债率与管理层权力负相关,即资产负债率越高,管理层权力配置水平越低;（4）民营上市公司的上市时间与管理层权力负相关,即上市时间越长,管理层权力配置水平越低;（5）民营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与管理层权力存在非线性相关关系,具体表现是随着股权集中度的上升,管理层权力配置水平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6）民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两权分离度与管理层权力负相关,即实际控制人两权分离程度越高,管理层权力配置水平越低;（7）民营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持股与管理层权力之间未发现显着的相关关系。第二,基于企业成长的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效应及其权变性。本文将企业成长性分为反映短期获利水平的盈利性和反映持续成长空间的扩张性两个维度,对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与盈利性、扩张性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考察了以上关系在不同情境下的权变性,结果显示:（1）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与盈利性负相关,即管理层权力配置水平越低,反映民营上市公司短期获利水平的盈利性表现越好;（2）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与扩张性正相关,即管理层权力配置水平越高,反映民营上市公司持续成长空间的扩张性表现越好;（3）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团队异质性会强化管理层权力配置与盈利性的负相关关系,也会弱化管理层权力配置与扩张性的正相关关系;（4）公司规模越大,管理层权力与盈利性的负相关关系越弱、与扩张性的正相关关系越强;（5）外部关注度越高,管理层权力与盈利性的负相关关系越弱、与扩张性的正相关关系越强;（6）股权集中度越高,管理层权力配置与盈利性的负相关关系越强,与扩张性的关联性未发生明显变化。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基于委托代理框架,从内部治理视角梳理了管理层权力配置的影响因素,并揭示了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的逻辑;基于代理理论和管家理论,通过对管理层权力与成长性不同维度差异化关联机理的分析,验证了管理层权力配置的双重效应;通过对诸多要素在管理层权力与成长性关系中调节作用的分析,明晰了管理层权力配置效应的权变性。同时,相关研究结论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民营上市公司治理情境的特殊性,关于管理层权力配置效应权变思考的相关研究结论能为实践中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的科学配置提供借鉴,推动民营上市公司持续成长。本文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待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探索和分析,具体体现在:一是在对管理层权力配置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时,主要是从内部治理视角分析了公司基本特征和股权特征所包含要素的作用机理,尚未考虑外部治理机制对管理层权力配置水平的影响;二是在对管理层权力配置效应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从管理团队特征、公司特征、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机制几方面考察了管理层权力配置效应的权变性,但是实践中,管理层权力作为代理人履行职责的重要保障,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作用的过程会受到多层次和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基于此考虑,其他权变情境对管理层权力配置效应的影响值得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探索和分析。
二、培育机构投资者,完善我国上市公司（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培育机构投资者,完善我国上市公司（论文提纲范文）
（1）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行为指引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我国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实践面向 |
| 二、推动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激励规则不足 |
| 三、行为指引制度契合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实践 |
| (一)行为指引制度的性质 |
| (二)行为指引制度的逻辑 |
| (三)行为指引制度的域外实践 |
| 四、机构投资者行为指引制度的具体面向 |
| (一)行为指引制度的着力点 |
| (二)行为指引制度的具体内容 |
| 1. 行为指引制度的基本原则 |
| 2. 行为指引制度的核心规则 |
| 3. 行为指引制度的规则体系 |
| 五、结论 |
（2）强制退市中投资者保护的法律调整——以中证投服持股行权为中心展开（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强制退市的制度价值：惩罚性与保护性之辨 |
| 二、当前退市制度中的投资者保护：制度供给与制度缺陷 |
| （一）我国强制退市中的先行赔付与股份回购制度 |
| 1. 先行赔付制度的示范先行 |
| 2. 股份回购制度 |
| （二）域外强制退市中投资者保护模式比较研究 |
| 1. 诉讼路径下的投资者保护模式 |
| 2. 非诉讼路径下的投资者保护模式 |
| （三）当前我国投资者保护制度供给之不足 |
| 1. 先行赔付的制度缺陷 |
| 2. 股份回购的制度障碍 |
| 3. 行政主导模式下的投资者保护失范 |
| 三、持股行权：投资者保护的另一种进路 |
| （一）持股行权的法理解释 |
| （二）持股行权的效用弥补价值 |
| 四、中证投服在强制退市中投资者保护作用的具体展开 |
| （一）坚持并完善私权治理的体系定位 |
| （二）《证券法》特定化授权框架下提升维权效率 |
| （三）坚持投资者保护的主体定位以提升其专业化水准 |
| 五、结语 |
（3）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市场发展:历史回溯、理论探索与实践趋向（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 言 |
|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市场发展历史回溯 |
| (一)资本市场的萌芽与形成——新中国成立之前 |
| (二)资本市场的探索与实践——新中国建设时期 |
| (三)资本市场的发展与成长——改革开放以来 |
| (四)资本市场的规范与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 |
|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资本市场发展的理论探索 |
| (一)市场化——多层次、高质量的资本市场体系 |
| 1.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 |
| 2.高效市场化的资本市场质量 |
| (二)法治化——控风险的资本市场体系 |
| (三)国际化——强开放的资本市场体系 |
|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资本市场发展的实践趋向 |
| (一)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 |
| (二)深化改革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
| (三)坚持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方向 |
| (四)推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 |
| (五)培育机构投资者与规制风险并重 |
| (六)构建国内国外互联互通的资本市场体系 |
（4）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溢出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框架 |
| 1.3 研究目的与方法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2.1 风险投资对企业的影响 |
| 2.1.1 风险投资与企业价值 |
| 2.1.2 风险投资与公司治理 |
| 2.1.3 风险投资与信息认证 |
| 2.1.4 风险投资与网络支持 |
| 2.2 风险投资对产业的影响 |
| 2.2.1 风险投资影响战略新兴产业 |
| 2.2.2 风险投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 |
| 2.2.3 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关系 |
| 2.2.4 产业结构升级与融资制度 |
| 2.3 风险投资与溢出 |
| 2.3.1 关于溢出效应的综述 |
| 2.3.2 风险投资的溢出效应 |
| 2.3.3 风险投资的溢出机制 |
| 2.3.4 风险投资对初创企业的溢出效应 |
| 2.4 风险投资与新三板 |
| 2.4.1 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成长能力的影响 |
| 2.4.2 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治理水平的影响 |
| 2.4.3 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信息认证作用的影响 |
| 2.4.4 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网络支持作用的影响 |
| 2.5 简要评述 |
| 3 基本概念及相关理论基础 |
| 3.1 基本概念界定 |
| 3.1.1 风险投资 |
| 3.1.2 新三板 |
| 3.1.3 企业价值 |
| 3.1.4 机制 |
| 3.1.5 溢出效应 |
| 3.2 相关基础理论 |
| 3.2.1 风险投资理论 |
| 3.2.2 中小企业存在理论 |
| 3.2.3 企业创新成长理论 |
| 3.2.4 溢出效应理论 |
| 3.2.5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3.3 本章小结 |
| 4 中国风险投资与新三板市场的历史现状及关系问题 |
| 4.1 中国风险投资的发展进程 |
| 4.1.1 萌芽期(1986-1997):政策鼓励下风险投资起步且发展缓慢 |
| 4.1.2 探索期(1998-2008):外部环境不确定下风险投资曲折前行 |
| 4.1.3 成长期(2009-2014):金融危机之后风险投资复苏与成长 |
| 4.1.4 发展期(2015 至今):第四次创业浪潮给风险投资新的机会 |
| 4.2 中国风险投资的发展现状 |
| 4.2.1 募资层面:强监管下募资缩减,早期风投基金募集堪忧 |
| 4.2.2 投资层面:风险投资避险情绪强烈,偏向后期成熟市场 |
| 4.2.3 退出层面:退出案例增加且IPO为主,境外上市减少 |
| 4.3 新三板市场的演变进程 |
| 4.3.1 “两网系统”盛衰更迭,整顿之后被取缔(1992-2000) |
| 4.3.2 三板市场应时而生,维护资本市场稳定(2001-2005) |
| 4.3.3 新三板试点开启,市场逐渐扩大(2006-2012) |
| 4.3.4 股转系统成立,市场活力显现(2013-今) |
| 4.4 新三板市场的发展现状 |
| 4.4.1 新三板发展趋势放缓,市场强调质量且回归理性 |
| 4.4.2 分层制度改善市场结构,公司治理与监管逐渐提升 |
| 4.4.3 新三板市场交易低迷,多重因素导致流动性不足 |
| 4.4.4 挂牌企业定位“双创一成长”,市场沟通能力有待提升 |
| 4.5 中国风险投资与新三板市场的互动关系 |
| 4.5.1 风险投资与新三板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契合之处 |
| 4.5.2 新三板为风险资本筛选优质项目提供平台与便利 |
| 4.5.3 新三板增加了风险投资实现资本退出的渠道 |
| 4.5.4 风险投资作为机构投资者利于新三板市场成熟发展 |
| 4.6 风险投资在新三板市场存在的问题 |
| 4.6.1 风险投资在新三板市场的投资规模较小 |
| 4.6.2 风险投资以新三板为退出渠道的案例数量较少 |
| 4.7 本章小结 |
| 5 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及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与机制探析 |
| 5.1 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的理论分析 |
| 5.1.1 基于监督治理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1.2 基于信息认证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1.3 基于增值服务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2 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 |
| 5.2.1 基于风险投资理论与溢出效应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2.2 基于中小企业存在理论与溢出效应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2.3 基于企业创新理论与溢出效应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2.4 基于企业成长理论与溢出效应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3 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的作用机制分析 |
| 5.3.1 治理作用机制 |
| 5.3.2 认证作用机制 |
| 5.3.3 支持作用机制 |
| 5.3.4 作用机制有效运作的条件 |
| 5.4 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市场的溢出机制分析 |
| 5.4.1 资源配置机制 |
| 5.4.2 竞争合作机制 |
| 5.4.3 协作链接机制 |
| 5.4.4 溢出机制有效运作的条件 |
| 5.4.5 基于Lotka-Volterra模型的溢出机制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及作用机制的实证分析 |
| 6.1 变量说明及基本统计分析 |
| 6.1.1 变量构造与数据说明 |
| 6.1.2 描述性统计与分析 |
| 6.2 研究假设与计量模型设定 |
| 6.2.1 研究假设回顾 |
| 6.2.2 计量模型设定 |
| 6.3 计量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 6.3.1 治理作用中介效应检验 |
| 6.3.2 认证作用中介效应检验 |
| 6.3.3 支持作用中介效应检验 |
| 6.4 内生性分析 |
| 6.4.1 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
| 6.4.2 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PSM-DID)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5.1 稳健性检验Ⅰ:每股净资产(BPS) |
| 6.5.2 稳健性检验Ⅱ:总市值(Mvalue) |
| 6.5.3 稳健性检验Ⅲ:每股价值(p_value) |
| 6.5.4 稳健性检验Ⅳ:东部地区 |
| 6.6 进一步探讨:考虑异质性因素 |
| 6.7 本章小结 |
| 7 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市场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
| 7.1 变量与研究假设 |
| 7.1.1 变量构造与数据说明 |
| 7.1.2 描述性统计与分析 |
| 7.1.3 研究假设回顾 |
| 7.2 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溢出机制的验证 |
| 7.2.1 计量模型设定 |
| 7.2.2 实证分析与结果 |
| 7.2.3 稳健性检验 |
| 7.3 基于面板模型:风险投资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
| 7.3.1 计量模型的设定 |
| 7.3.2 实证分析与结果 |
| 7.3.3 稳健性检验 |
| 7.3.4 内生性分析 |
| 7.4 考虑空间因素:风险投资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
| 7.4.1 空间权重矩阵的构造 |
| 7.4.2 空间自相关检验 |
| 7.4.3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与效应的测算 |
| 7.4.4 空间计量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 7.4.5 稳健性检验 |
| 7.4.6 内生性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启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2.1 积极发展风险投资,促进其对新三板企业的支持 |
| 8.2.2 风险投资方提升自身实力,新三板企业接纳风险投资介入 |
| 8.2.3 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促进风险投资发展 |
| 8.2.4 提高企业吸收能力及核心竞争力,完善市场竞争机制 |
| 8.2.5 改善新三板市场流动性,提升企业价值及促进资源整合 |
| 8.3 研究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5）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
| 1.1.2 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重新审视 |
| 1.1.3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诉求 |
| 1.2 问题提出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1.4 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主要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体育产业 |
| 2.1.2 高质量发展 |
| 2.1.3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
| 2.1.4 金融支持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 |
| 2.2.2 新兴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 |
| 2.2.3 体育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 |
| 2.2.4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与金融支持的关系认识 |
| 2.2.5 文献述评 |
| 2.3 理论基础 |
| 2.3.1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
| 2.3.2 产业结构理论 |
| 2.3.3 产业融合理论 |
| 2.3.4 Schumpeter金融促进理论 |
| 2.3.5 金融结构理论 |
| 2.3.6 金融深化、金融约束与金融内生理论 |
| 2.3.7 系统理论与经济效率理论 |
| 第3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现状与不足 |
| 3.1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现状 |
| 3.1.1 政府金融支持现状 |
| 3.1.2 信贷市场支持现状 |
| 3.1.3 债券市场支持现状 |
| 3.1.4 股票市场支持现状 |
| 3.1.5 风险投资支持现状 |
| 3.1.6 其他金融市场支持现状 |
| 3.2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不足 |
| 3.2.1 金融支持制度体系亟待完善,金融支持政策工具尚需补充 |
| 3.2.2 金融市场结构失衡问题凸显,直接融资渠道建设存在不足 |
| 3.2.3 风险资本经典功能发生偏离,资本投入可持续性有所欠缺 |
| 3.2.4 新兴金融工具利用不尽充分,体育金融复合人才供给不足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特征与机理 |
| 4.1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需求特征 |
| 4.1.1 “支柱地位”与扩张趋势: 亟需政策引导的规模化金融支持 |
| 4.1.2 丰富业态与结构演进: 亟需层次多元的系统化金融支持 |
| 4.1.3 投资风险与不确定性: 亟需风险偏好的针对性金融支持 |
| 4.1.4 消费升级与供需优化: 亟需科技赋能的普惠性金融支持 |
| 4.2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机理 |
| 4.2.1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功能组成 |
| 4.2.2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宏观金融支持效应分析——基于耦合协调视角 |
| 5.1 研究方案设计 |
| 5.2 研究方法选择 |
| 5.2.1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复杂系统特征 |
| 5.2.2 耦合的应用 |
| 5.3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制 |
| 5.3.1 耦合机制的内涵 |
| 5.3.2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理 |
| 5.3.3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制 |
| 5.4 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 |
| 5.4.1 耦合测度模型 |
| 5.4.2 灰色关联模型 |
| 5.4.3 序参量体系与数据选取 |
| 5.4.4 熵值赋权处理 |
| 5.5 耦合协调效应分析 |
| 5.5.1 系统发展水平分析 |
| 5.5.2 耦合关联与耦合协调效应分析 |
| 5.5.3 基于剪刀差的进一步讨论 |
| 5.6 耦合协调效应的影响因素 |
| 5.6.1 影响因素识别 |
| 5.6.2 变量选取 |
| 5.6.3 影响因素分析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微观金融支持效率评价——以上市公司为例 |
| 6.1 研究方案设计 |
| 6.2 研究方法选择 |
| 6.2.1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投入产出特征 |
| 6.2.2 方法思路与适用性 |
| 6.3 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 |
| 6.3.1 模型构建 |
| 6.3.2 样本选取 |
| 6.3.3 指标测算与数据处理 |
| 6.4 静态效率矩阵分析 |
| 6.4.1 综合金融效率分析 |
| 6.4.2 股权静态效率分析 |
| 6.4.3 债权静态效率分析 |
| 6.5 动态效率演变分析 |
| 6.5.1 金融效率的动态演变 |
| 6.5.2 股权效率的动态演变 |
| 6.5.3 债权效率的动态演变 |
| 6.6 效率收敛性分析 |
| 6.6.1 金融效率的收敛性分析 |
| 6.6.2 股权效率的收敛性分析 |
| 6.6.3 债权效率的收敛性分析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系统建模与仿真 |
| 7.1 研究方案设计 |
| 7.2 研究方法选择 |
| 7.2.1 系统动力学原理 |
| 7.2.2 系统动力学组成模块—基于Vensim实现 |
| 7.2.3 系统动力学特点及适用性 |
| 7.3 建模准备 |
| 7.3.1 模型构建原则 |
| 7.3.2 系统边界确定 |
| 7.3.3 模型基本假设 |
| 7.4 模型与变量关系构建 |
| 7.4.1 子系统组成及因果关系 |
| 7.4.2 总系统组成及因果关系 |
| 7.4.3 系统流图设计及主要变量 |
| 7.4.4 变量函数关系确定 |
| 7.5 模型检验 |
| 7.5.1 外观检验 |
| 7.5.2 运行检验 |
| 7.5.3 稳定性检验 |
| 7.5.4 历史检验 |
| 7.5.5 灵敏度检验 |
| 7.6 策略仿真分析 |
| 7.6.1 基础仿真结果 |
| 7.6.2 市场金融策略仿真 |
| 7.6.3 政府金融干预仿真 |
| 7.6.4 金融风险情景仿真 |
| 7.7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8.3 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附件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概述 |
| 三、研究方法、预期创新与难点 |
| (一)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 |
| (二)本文的创新点、难点 |
| 四、论文框架等内容 |
| 第一章 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的提出 |
| 一、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价值巨大且功能多元 |
| (一)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的经济价值 |
| (二)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的特殊功能 |
| 二、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的表现 |
| (一)早期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的流失 |
| (二)近期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的流失 |
| 第二章 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的成因分析 |
| 一、宏观经济政策导向的影响 |
| 二、国内执法不力及法律规制不足 |
| (一)反垄断执法不力 |
| (二)外商投资法律中相关规制不足 |
| 三、投资条约中知识产权利益衡平关照不足 |
| 四、企业层面原因 |
| (一)并购协议中驰名商标保护条款的设置不足 |
| (二)外资并购中外国投资者与我国企业利益失衡 |
| (三)外国投资者实施商标策略削弱驰名商标市场竞争力 |
| (四)我国企业对驰名商标保护意识不足及保护手段不力 |
| 第三章 解决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的导向 |
| 一、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保护的适度性 |
| 二、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相关主体利益平衡的实现 |
| 三、外资并购中商标权保护的基本逻辑 |
| (一)并购准备阶段 |
| (二)并购执行阶段 |
| (三)并购整合阶段 |
| 第四章 解决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的路径 |
| 一、域外经验对我国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应对的启示 |
| (一)美国经验对我国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应对的启示 |
| (二)欧盟国家经验对我国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应对的启示 |
| (三)其他国家经验对我国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应对的启示 |
| 二、反垄断法和外资立法层面 |
| (一)反垄断立法的完善与执法的加强 |
| (二)外商投资立法的完善 |
| 三、投资条约中知识产权利益的再平衡 |
| 四、企业层面 |
| (一)外资并购协议驰名商标保护条款的科学设置 |
| (二)我国企业通过尽职调查避开外国投资者恶意收购 |
| (三)我国企业通过价值评估明确自身驰名商标价值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7）公司治理、企业研发与企业绩效（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概念界定 |
| 1.2.1 公司治理 |
| 1.2.2 技术创新 |
| 1.2.3 企业研发 |
| 1.2.4 企业绩效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文献研究法 |
| 1.4.2 定性分析法 |
| 1.4.3 实证研究法 |
| 1.5 贡献与不足 |
| 1.5.1 贡献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1.2 委托代理理论 |
| 2.1.3 技术创新理论 |
| 2.2 公司治理与企业研发的相关研究 |
| 2.2.1 内部治理因素与企业研发 |
| 2.2.2 外部治理因素与企业研发 |
| 2.3 企业研发与企业绩效的相关研究 |
| 2.3.1 企业研发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
| 2.3.2 企业研发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
| 2.4 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的相关研究 |
| 2.4.1 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 |
| 2.4.2 董事会结构与企业绩效 |
| 2.4.3 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我国公司治理、企业研发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定性分析 |
| 3.1 我国公司治理的制度变迁及阶段特征 |
| 3.2 公司治理、企业研发与企业绩效的趋势演进 |
| 3.2.1 公司治理水平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呈反向演化趋势 |
| 3.2.2 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与企业绩效呈同向演变趋势 |
| 3.2.3 公司治理水平与企业绩效呈反向演化趋势 |
| 3.3 公司治理、企业研发与企业绩效的潜在问题 |
| 3.3.1 由控股股东把持的公司治理抑制了企业绩效的提升 |
| 3.3.2 投资者保护不足加剧了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间的代理冲突 |
| 3.3.3 高控股权下的公司治理通过抑制企业研发进而影响企业绩效 |
| 3.3.4 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依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
| 4.1 内在逻辑分析 |
| 4.1.1 以公司治理为逻辑起点 |
| 4.1.2 以企业研发为中介效应 |
| 4.1.3 以企业绩效为最终目标 |
| 4.2 假说提出 |
| 4.2.0 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4.2.1 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4.2.2 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 |
| 5.1 基本模型与变量设定 |
| 5.2 实证检验结果 |
| 5.3 进一步分析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研发影响的实证研究 |
| 6.1 研究设计 |
| 6.1.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1.2 变量定义 |
| 6.1.3 计量模型 |
| 6.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1 描述性统计 |
| 6.2.2 实际控制人与企业研发强度 |
| 6.2.3 控股股东、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 |
| 6.2.4 稳健性分析 |
| 6.3 进一步分析:行业异质性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企业研发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
| 7.1 企业研发对企业价值影响的实证研究 |
| 7.1.1 实证研究设计 |
| 7.1.2 实证检验结果 |
| 7.1.3 稳健性检验 |
| 7.1.4 实证结果讨论与小结 |
| 7.2 企业研发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
| 7.2.1 实证研究设计 |
| 7.2.2 实证检验结果 |
| 7.2.3 稳健性检验 |
| 7.2.4 实证结果讨论与小结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对企业研发作为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
| 8.1 基本模型与变量设定 |
| 8.2 实证检验结果 |
| 8.3 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 |
| 8.3.1 内生性检验 |
| 8.3.2 稳健性检验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8）中国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制度有效性的衡量标准研究 |
| 1.2.2 制度有效性的影响因素研究 |
| 1.2.3 股票市场制度研究 |
| 1.2.4 国内外研究评析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1.1 股票与股票市场 |
| 2.1.2 股票市场制度 |
| 2.1.3 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 |
| 2.2 新制度经济学对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的理论分析 |
| 2.2.1 制度的基本理论与股票市场制度功能界定 |
| 2.2.2 交易费用理论与股票市场制度成本测度 |
| 2.2.3 制度变迁理论与股票市场制度演变的路径依赖 |
| 2.2.4 包容性制度理论与股票市场制度创新的包容性 |
| 2.3 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评价标准 |
| 2.3.1 股票市场制度应然有效性评价 |
| 2.3.2 股票市场制度实然有效性评价 |
| 第3章 中国股票市场制度与美国股票市场制度比较 |
| 3.1 中国股票市场制度产生与发展 |
| 3.1.1 诱致性制度变迁引致中国股票市场的产生 |
| 3.1.2 强制性制度变迁推动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 |
| 3.2 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功能定位 |
| 3.2.1 股票市场制度功能的一般论述 |
| 3.2.2 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功能演进 |
| 3.3 美国股票市场制度与中美股票市场制度比较 |
| 3.3.1 美国股票市场制度 |
| 3.3.2 中美股票市场制度比较 |
| 第4章 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应然有效性分析 |
| 4.1 股票市场制度安排的普适性与包容性分析 |
| 4.1.1 政府主导与市场均衡的冲突 |
| 4.1.2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冲突 |
| 4.2 股票市场制度实施机制有效性分析 |
| 4.2.1 监管层与被监管者博弈模型 |
| 4.2.2 监管职能弱化导致股票市场制度实施机制低效 |
| 4.3 股票市场制度对参与主体的约束力分析 |
| 4.3.1 信息不对称与上市公司违规行为频发 |
| 4.3.2 短期利益效应与中介服务机构诚信缺失 |
| 4.3.3 先验信念与投资者投资行为偏差 |
| 4.4 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应然有效性分析小结 |
| 第5章 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实然有效性检验——股票市场基本功能效率评价 |
| 5.1 筹资-投资功能效率与中国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 |
| 5.1.1 股票市场筹资-投资功能效率评价方法 |
| 5.1.2 中国股票市场筹资功能效率评价 |
| 5.1.3 中国股票市场投资功能效率评价 |
| 5.2 资本定价功能效率与中国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 |
| 5.2.1 中国股票发行市场资本定价功能效率评价 |
| 5.2.2 中国股票交易市场资本定价功能效率评价 |
| 5.3 资本配置功能效率与中国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 |
| 5.3.1 股票市场资本配置功能效率衡量标准 |
| 5.3.2 中国股票市场行业维度资本配置效率评价 |
| 5.3.3 中国股票市场地区维度资本配置效率评价 |
| 5.4 中国股票市场基本功能效率评价小结 |
| 第6章 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实然有效性检验——股票市场衍生功能效率评价 |
| 6.1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功能效率与中国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 |
| 6.1.1 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1.2 中国股票市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功能效率评价 |
| 6.2 分散风险功能效率与中国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 |
| 6.2.1 研究方法 |
| 6.2.2 中国股票市场分散风险功能效率评价 |
| 6.3 信息传递功能效率与中国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 |
| 6.3.1 指标选取与模型设定 |
| 6.3.2 中国股票市场信息传递功能效率评价 |
| 6.4 中国股票市场衍生功能效率评价小结 |
| 第7章 中国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的评价与提升建议 |
| 7.1 中国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的评价 |
| 7.2 中国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的提升建议 |
| 7.2.1 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 |
| 7.2.2 提高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实施机制执行力度 |
| 7.2.3 强化中国股票市场制度约束力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未来研究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选择研究 ——基于时间效应和空间效应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基本概念界定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基本思路与创新点 |
| 1.6 论文结构安排 |
| 第2章 文献回顾 |
| 2.1 国外相关研究 |
| 2.2 国内相关研究 |
| 2.3 文献评述 |
| 第3章 股利政策选择的时间效应与空间效应研究 |
| 3.1 引言 |
| 3.2 股利政策选择的特征性事实分析 |
| 3.2.1 股利政策选择的时间趋势特征 |
| 3.2.2 股利政策选择的地区差异特征 |
| 3.3 股利政策选择的理论逻辑 |
| 3.4 基本结论 |
| 第4章 股利政策的时间效应: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 |
| 4.1 引言 |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2.1 企业生命周期与股利政策 |
| 4.2.2 企业生命周期、股权结构治理与股利政策 |
| 4.2.3 企业生命周期、内部控制质量与股利政策 |
| 4.2.4 企业生命周期、投资者保护水平与股利政策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
| 4.3.2 变量定义 |
| 4.3.3 模型构建 |
| 4.4 实证结果分析 |
| 4.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4.2 实证结果分析 |
| 4.4.3 稳健性检验 |
| 4.5 基本结论 |
| 第5章 股利政策的时间效应:基于上市时间视角 |
| 5.1 引言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
| 5.3.2 变量定义 |
| 5.3.3 模型构建 |
| 5.4 实证结果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4.2 实证结果分析 |
| 5.4.3 稳健性检验 |
| 5.5 基本结论 |
| 第6章 股利政策选择的空间效应:基于地理位置视角 |
| 6.1 引言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2.1 地理位置与股利政策 |
| 6.2.2 地理位置与股利政策的传导路径 |
| 6.2.3 信息环境、地理位置与股利政策 |
| 6.2.4 资产负债表质量、地理位置与股利政策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
| 6.3.2 变量定义 |
| 6.3.3 模型构建 |
| 6.4 实证结果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4.2 实证结果分析 |
| 6.4.3 稳健性检验 |
| 6.5 基本结论 |
| 第7章 股利政策选择的空间效应:基于地区同群视角 |
| 7.1 引言 |
| 7.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7.2.1 股利政策地区同群效应的存在性识别 |
| 7.2.2 股利政策地区同群效应的内部产生机制 |
| 7.2.3 股利政策地区同群效应的影响因素检验 |
| 7.3 研究设计 |
| 7.3.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
| 7.3.2 变量定义 |
| 7.3.3 模型构建 |
| 7.4 实证结果分析 |
| 7.4.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
| 7.4.2 实证结果分析 |
| 7.4.3 稳健性检验 |
| 7.5 基本结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他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影响机制及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框架结构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框架结构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研究与理论推演 |
| 1.3.2 实证分析方法 |
| 1.3.3 比较分析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委托代理理论 |
| 2.1.2 最优薪酬契约理论 |
| 2.1.3 管家理论 |
| 2.1.4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1.5 管理层权力理论 |
| 2.1.6 不完全契约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管理层权力的内涵 |
| 2.2.2 管理层权力配置的影响因素 |
| 2.2.3 管理层权力配置的效应 |
| 2.3 简要评述 |
| 第3章 理论模型 |
| 3.1 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治理特征 |
| 3.1.1 股东治理特征 |
| 3.1.2 董事会治理特征 |
| 3.1.3 经理层治理特征 |
| 3.2 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影响机制及效应的关联模型 |
| 3.2.1 基于公司治理的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内涵及评价指标 |
| 3.2.2 基于公司基本特征和股权特征的管理层权力配置影响因素的梳理 |
| 3.2.3 基于企业成长理论的管理层权力配置效应 |
| 3.2.4 理论模型构建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研究假设 |
| 4.1 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影响机制研究 |
| 4.1.1 民营上市公司基本特征对管理层权力配置的影响 |
| 4.1.2 民营上市公司股权特征对管理层权力配置的影响 |
| 4.2 基于企业成长的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效应研究 |
| 4.2.1 企业成长性内涵解析及维度划分 |
| 4.2.2 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对成长性的影响机理 |
| 4.2.3 管理团队异质性的调节作用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研究设计 |
| 5.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2 变量定义与计算方式 |
| 5.2.1 公司基本特征变量 |
| 5.2.2 股权结构特征变量 |
| 5.2.3 管理层权力 |
| 5.2.4 企业成长性 |
| 5.2.5 管理团队异质性 |
| 5.2.6 控制变量 |
| 5.3 模型设计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实证检验 |
| 6.1 描述性统计 |
| 6.2 相关性分析 |
| 6.3 多元回归分析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4.1 滞后结果变量 |
| 6.4.2 替换变量测量方式 |
| 6.5 进一步分析: 管理层权力配置效应的权变思考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管理启示 |
| 7.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培育机构投资者,完善我国上市公司（论文参考文献）
- [1]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行为指引制度研究[J]. 吕昊,贾海东. 证券市场导报, 2022(01)
- [2]强制退市中投资者保护的法律调整——以中证投服持股行权为中心展开[J]. 李新天,王宬鸿.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5)
- [3]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市场发展:历史回溯、理论探索与实践趋向[J]. 方鸣,谢敏. 上海经济研究, 2021(08)
- [4]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溢出效应研究[D]. 曹文婷. 四川大学, 2021(12)
- [5]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D]. 许嘉禾. 山东大学, 2021(11)
- [6]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研究[D]. 杜娟. 吉林大学, 2021(01)
- [7]公司治理、企业研发与企业绩效[D]. 王洪盾.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5)
- [8]中国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研究[D]. 张璇. 吉林大学, 2020(03)
- [9]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选择研究 ——基于时间效应和空间效应的视角[D]. 李泊祎. 吉林大学, 2020(01)
- [10]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影响机制及效应研究[D]. 牛卫东. 山东大学, 20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