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川草原》2002年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田翠翠[1]（2021）在《甘肃安南坝野骆驼保护区脊椎动物多样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全社会都大力倡导生态文明建设,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综合治理的背景下,保护生物多样性对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至关重要。脊椎动物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甘肃安南坝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2002年开展过一次综合考察后再未进行过全面的生物资源调查。随着气候变化、动物疫源疫病、地方经济建设等的影响,区内野生动物物种数量、分布及群落结构等尚不清楚,有必要对保护区脊椎动物本底资源现状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本研究于2018～2020年采用样线法、直接计数法、红外相机陷阱法、访问调查、查阅文献等对该保护区内的野生脊椎动物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主要结果如下:1.本次调查的脊椎动物名录较2002年增加了95种,共调查到陆生脊椎动物22目55科130属216种,其中兽类7目16科40属56种;鸟类13目33科83属150种;爬行类2目6科7属10种,保护区没有调查到鱼类和两栖类。其中鸟类的G-F指数最高,其次为兽类和爬行类,即鸟类科属间多样性较高,物种组成相对稳定。2.保护区脊椎动物区系特征为古北界成分占主导地位,其中,爬行类物种全为古北界;东洋界物种中,兽类仅有1种,鸟类有8种。3.安南坝保护区有Ⅰ级国家重点保护动物14种,Ⅱ级重点保护动物34种,中国特有脊椎动物10种。其中野骆驼（Camelus ferus）和荒漠猫（Felis bieti）被列入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极危（CR）名录。4.安南坝啮齿动物群落主要包括2个,荒漠耐旱群落广泛分布于保护区各生境,耐旱-喜湿混合群落主要分布在芦苇群系和水柏枝群系生境。三趾跳鼠（Dipus sagitta）、子午沙鼠（Meriones meridianus）和柽柳沙鼠（Meriones tamariscinus）为保护区的优势鼠种。野骆驼是安南坝保护区的主要保护对象,目前其栖息地恢复和饮水问题仍待解决。通过本次的调查,基本掌握了安南坝保护区陆生脊椎动物的资源现状,可以为保护区后续开展保护工作和科研教育提供基础数据。
贺俊生[2]（2020）在《瓜州塘墩湖省级自然保护区野生脊椎动物多样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在维持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功能性等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中野生脊椎动物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刚设立的塘墩湖保护区就缺乏有关野生脊椎动物多样性的调查研究,同时该保护区地形地貌、植被特征和气候特点等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独特性和代表性。因此,有必要对该保护区内的野生脊椎动物多样性状况进行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作者于2017年9月2019年12月采用样线法、样点法、样方法、直接计数法、文献查阅法及访谈法对该保护区内的野生脊椎动物多样性做了详细的调查研究,主要结果如下:1.鱼类塘墩湖保护区有8种鱼类,隶属1目2科4属。2.两栖爬行类两栖爬行类共有11种,隶属2目8科9属,其中两栖类物种有1目2科2属2种,爬行类物种有1目6科7属9种;按区系成分划分,广布种有1种,古北界有10种;按分布型特征划分,2种两栖类均属东北—华北型,9种爬行类均为中亚型物种。对塘墩湖保护区湿地、草原、灌丛疏林和荒漠4种生境类型下的两栖爬行类做了多样性分析,结果表明:湿地生境类型的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最低,而优势度指数最高。3.鸟类鸟类有120种,隶属15目34科80属;从区系成分划分,广布种有67种,古北界有53种;分布型包括不易归类型、东北—华北型、古北型、东洋型、高地型、全北型、东北型、中亚型和季风型等9种类型;从居留型划分,夏候鸟最多,其次是留鸟、旅鸟和冬候鸟。不同季节鸟类群落组成分析:春季有58种,夏季有87种,秋季有68种,冬季最少,仅44种;不同季节鸟类群落物种多样性水平分析: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H）:秋季>夏季>春季>冬季;Pielou均匀度指数（E）:秋季>春季>夏季>冬季;Simpson优势度指数（C）:冬季>夏季>春季>秋季;不同季节鸟类群落科、属水平多样性分析:夏季鸟类F指数、G指数、G-F指数均最高。不同生境鸟类群落组成分析:湿地生境有鸟类11目24科68种,草原生境有10目21科56种,灌丛疏林生境有8目19科50种,荒漠生境有4目9科19种;不同生境鸟类群落科、属水平多样性分析:湿地生境F指数、G指数和G-F指数均最高;而荒漠生境鸟类群落F指数、G指数和G-F指数均最低,说明荒漠生境鸟类多样性相对较低,在科、属级水平上分布相对单一,单种科较多。4.兽类兽类有29种,隶属6目13科26属,其中啮齿目最多有15种,食虫目最少仅有1种;按区系成分划分,古北界有19种,广布种有10种;分布型由全北型、中亚型、不易归类型、高地型、古北型和东洋型等6种类型组成。
张亚军[3]（2019）在《明清时期“山西会馆”研究》文中认为明清时期,山西商人走南闯北,在国内外创造了令人赞叹的商业奇迹。随着晋商崛起,他们为了维护自己在经商之地的权益,协调自身内部在经营之地的利益纷争,同时也为了满足自身长期在异乡他地的生活文化需要,先后在所在之地建立了各级各类的“山西会馆”,成为山西商人发展的重要平台。据本人初步研究,明清时期“山西会馆”多达182座,分布在全国28个省份。这些“山西会馆”中,有的是仕绅建立的,有的是商人建立的。有的会馆是某府县的同乡会馆,而有的会馆容纳了山西各地商人,甚至还有会馆是山西与外省商人合建的。“山西会馆”种类多样,分布广泛。本文对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山西会馆”进行初步的统计和研究,将“山西会馆”的发展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认为应该是明后期至清初时期,这个阶段是“山西会馆”发展的兴起阶段。第二个阶段我认为应该是康乾嘉时期,这个阶段是“山西会馆”发展的高峰阶段。第三个阶段我认为应该是道光至宣统时期,这个阶段是“山西会馆”发展的衰落阶段。从各地“山西会馆”的筹建方式这个角度来分析研究,把“山西会馆”分为仕绅建设型、仕商共建型、晋商共建型、府县晋商共建型、联合兴建型等五个类型。从营建会馆的资金来源角度进行分析研究,把营建“山西会馆”的出资方式分为仕绅出资、行会出资、仕商共同捐资、属地晋商出资等四种方式。以会馆经营行业为考察点,将“山西会馆”可以分为颜料会馆、布行会馆、煤行会馆等等。对“山西会馆”的管理方式进行了研究,无论是馆长负责还是轮值负责,都要接受严格的监督。整理了部分会馆内部的规约制度,得出会馆对内有仲裁和处罚的功能,对外有协调的功能。还对会馆的各项收入和支出进行了分类研究,以期探求“山西会馆”作用和“山西会馆”支撑数百年的原因。本文还对“山西会馆”的空间分布做了统计分析,梳理出“山西会馆”北多南少,东多西少的分布格局。并且,“山西会馆”在京师都会及北方多有分布,在东部沿海沿河的商埠也多有分布。从文化信仰的角度对“山西会馆”进行研究,会馆不仅有关公信仰,还有财神信仰等其他神灵信仰,而且还体现出儒家的思想文化信仰。以此为依据,可发现“山西会馆”种类多样、分布广泛,并且可以凝聚同乡情谊、弘扬行善义举、传承乡土文化。晋商的崛起使山西会馆在众多省份建立,对山西会馆进行研究,我们可以回溯历史,使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明清时期晋商商业的发展,也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郑旭东[4]（2019）在《诸王朝比较视域下的蒙元户籍文书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十三世纪初蒙古崛起于北方草原,如狂风暴雨般席卷欧亚大陆,先后灭亡了西夏、金、南宋三个王朝,蒙元史因此成为沟通西夏史、金史、宋史的天然线索。从蒙元户籍起源与发展过程切入研究,有望打通断代史研究藩篱,深入观察蒙元王朝兴衰之于草原、中原、江南三大区域制度整合的意义。蒙元户籍起源于分配属民的“户口青册”,其首要特点是标记人户领属权——“根脚”,等到户计制度创立后,“根脚”的层次又进一步丰富了。西夏户籍文书主要形成于后期,西夏户口地畜物帐应该才是真正的户籍册,定名为“户籍账”的户口帐文书,其实是为置造人口税帐而准备的过渡文本。西夏、蒙元户籍根本上未受到“唐宋变革”的影响。蒙古进入中原后,户籍制度开始形成。金朝三年一籍与通检推排并非两种始终并行的制度,金世宗通检推排以后,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三年一籍继续进行,《金史·食货志》所言二者先后替代关系可能为真。元代北方继承了金代的鼠尾法,进一步发展成为以鼠尾簿为中心的税役制度,同“根脚”户籍制度相辅相成。梳理元代历次籍户,可知户籍制度的形成过程。忽必烈灭亡南宋后,立即对江南户籍、役法进行了改造。宋代以后版籍文书不再明确分成户籍、税役两类,新形成的“官民二重性”才是有宋一代版籍系统的最大特色。南宋灭亡后,其官方版籍立即被吸收进元户籍册,户帖则到至元二十七年方被改造为民户持有的户籍文书。元代戏剧性地继承宋代“二重版籍”后,形成了以手状、户籍册、户帖为核心的户籍文书链条,对明代户籍系统影响至深。关于元代黑水城户籍,前人研究注重个别典型案例,其实那只是文书编制的中间形态,结合其它户籍类型,才能更好地揭示元代户籍的层次特点。考察湖州路户籍制作过程发现,元廷编造户籍是在划分地域、区别户计的基本原则下,按照每户成丁数量降序分组抄写,最终目标是制作以丁分组、按口排序的户籍定本。受此影响,元廷较大幅度地改变了江南役法,具体表现在差役范围从以主户为主扩大到全体百姓,差役标准向人丁倾斜。此外,宋元战争过程中的人口掳掠,战后瓜分战利品式地滥役,也大幅改变了江南役法的施行背景。
黄薇[5]（2018）在《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现与研究史》文中提出中国古代青铜器是享誉世界的文物,自史前时代诞生,到战国末年,至少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有关青铜器的研究自北宋金石学始,也有一千年的历史。面对不断涌现的青铜器发现资料和研究成果,需要我们整理归纳,考镜源流,阐述近千年来青铜器研究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特征。本文采用时间分期的方式,尝试综合分析每一时期青铜器研究的特点与方法。共分为五期。第一期是萌芽期,谈宋代以前的青铜器研究。宋代之前的人们认为发现铜器是一种祥瑞之事,并且已经开始对铜器年代进行初步判断,研究成果大多零星记载于文献中。第二期是雏形期,谈宋代到清代的青铜器研究。宋代学者的最大的贡献是确立了青铜器研究的着录形式与研究体例,对铜器进行了初步的定名与分类,开创了青铜器研究的最初研究范式,为后世树立了典范。清代学者将青铜器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纠正了宋人在定名与分类等方面的一些问题,且研究者众,着述丰富。本期重要特点是重视铭文研究,并取得较高的成绩。第三期是蜕变期,谈民国时期的青铜器研究。随着民国时期铜器标准器断代法的提出,考古层位学与类型学的运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开始科学化,铜器的定名和分类研究进一步明晰,青铜器研究已开始脱离金石学的窠臼。第四期是融合期,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此时青铜器研究已经成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体系进一步完善,专题研究成果显着,并关注青铜器的起源问题,研究类别也扩展到兵器、工具、农具等。第五期是成熟期,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本文成稿时。此时青铜器综合研究的方法已成为学界共识,“多因素综合分析断代法”得以熟练运用,通过青铜器分期分区系研究,已基本构建起中国的青铜文化谱系,并深入研究青铜器与中国文明以及世界文明的关系。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史的发展有三个值得注意的动因。首先是物质方面的原因。1925年7月,王国维先生在清华大学（当时叫清华学校）演讲时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①。正是由于青铜器的不断发现,尤其是经考古发掘的青铜器的问世,促进了青铜器研究这门分支学科的新生。萌芽期、雏形期的青铜器都是偶然零星发现,非特意寻找。蜕变期之后,有了科学考古发掘,青铜器出土有了地层学做参照,类型学做基础,拓展了青铜器整体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其次是学术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考古学的介入。在西方考古学传入后,地层学、类型学的应用,使得青铜器研究产生了巨大的蜕变,真正成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从此青铜器研究在目的、对象、内容、方法等方面都焕然一新。研究目的,由雏形期之前的补史正经、考礼问道,变为蜕变期之后,通过青铜器遗物以及相关遗址等,来考察当时的人类社会生活。在萌芽期和雏形期,研究对象局限于偶然得到零散青铜器。蜕变期的研究对象是传世青铜器与新出土无地层关系的青铜器群。而到了融合期、成熟期,研究对象是所有出土的与传世的青铜器,包括青铜车马器、工农具等。研究内容也扩展为“三大层面六大线条”:即考古与历史层面、艺术层面、科技层面;形制、纹饰、铭文、分期、地域、铸造六大线条。青铜器研究方法由浅到深,从粗到细,由单件器物的研究到器群的研究,再提升到研究青铜器的背后族群、文化等深层次问题。青铜器研究形成了将历史文献与出土发现相结合,重视考古学角度的考察,并进行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的基本成熟的研究范式。再次是研究群体的变化。萌芽期与雏形期时,研究群体是以单纯的古文字学家、经学家、金石学家组成。而蜕变期之后的研究群体发生了变化,大体分为两大群体。一是古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如王国维、容庚、郭沫若、唐兰、陈梦家、李学勤等先生。二是考古学家,如李济、郭宝钧、邹衡等先生。同时还有一些自然科学研究者参与。以上两大研究群体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携手共进,共同开创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的新时代。最后,有几点说明,本文中青铜器研究包括青铜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工农具等,未包括铜钱、铜镜等类别。又因关于金文、铭文的研究已有专论,故文中在此方面不做过多介绍。由于时间关系及本人能力所限,文中未对铜器铸造等科技方面以及海外铜器研究情况做深入考察,希望日后有机会补充完善。
邹琪[6]（2018）在《朱德研究史》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朱德研究史”的研究对象是朱德研究,是朱德研究的发展史。朱德研究,是研究朱德一生历史的研究成果,对朱德生平和思想的研究都是朱德研究。本文对朱德研究进行学术史的回顾与梳理,力图按照学术史本身的线索,来展现朱德研究的全貌。国内外目前都还没有“朱德研究史”的专着出版,这是朱德研究和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中的空白。本文以朱德研究为研究对象,旨在对从20世纪20年代至2016年的朱德研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总结,并探析朱德研究中的经验教训和规律,形成一部整体性的“朱德研究史”,希冀拓宽朱德研究的领域,弥补国内外朱德研究中的不足,这使本文的研究在学术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对朱德研究进行研究时,在纵向上,按时间顺序分析朱德研究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总结朱德研究的规律和经验教训;横向上,在特定空间、特定历史时期内,分析朱德研究的成果,主要是朱德研究的代表作,对其特点、内容、得失进行理论分析。对每个时期的朱德研究,先概述其研究背景、总体状况,再对代表作进行个案研究,分析其内容、研究方法和成就,最后总体评述,总结这一时期朱德研究的经验教训。按此研究思路,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绪论,朱德研究概述。阐明研究的对象和意义,对朱德研究的学术史进行梳理,分析朱德研究的现状,介绍文章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框架、创新之处及研究意义,界定“朱德研究史”一些概念。第一章评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朱德研究（1920.8-1949.9）。这一阶段是朱德研究的萌芽时期。国外对朱德的研究,最早的主要散见于西方记者的着作。国内的朱德研究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初,主要是一些关于朱德实践活动的报道,如朱德领导红军的报道等。国内最早公开发表的关于朱德的文字,目前可查的是《简州顾品珍等来电》（《申报》1920年8月13日）。这一时期朱德研究的成果主要是报刊上发表的文章,20世纪30、40年代,研究朱德的专着开始出现,有关朱德传记的各种书籍广泛流传,如《朱德传》、《西战场的主将朱德》等。外国记者的着作中,影响较大的有《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北行漫记》等。这些国外的研究成果尽管不是朱德的传记,但都有专门的章节介绍朱德的生平和轶事,是研究朱德的珍贵资料。第二章评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朱德研究（1949.10-1978.12）。这是朱德研究的初步发展和曲折停滞时期。这一时期研究朱德的书籍开始较多地出版,大都是记述朱德崇高品德和传奇故事以及回忆性的作品。香港和台湾也出版了研究朱德的着作,如吴起、孟超的《红色人物论》、章民的《朱德》等。“文化大革命”时期,受极“左”路线和个人崇拜的严重影响,朱德研究陷于停滞,甚至倒退。从“文革”结束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只出版了少量的回忆性的着作。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以非常生动、细腻和隽永的笔触,刻画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栩栩如生的形象,在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作。第三章评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朱德研究（1978.12-2016.12）。这是朱德研究走向成熟和继续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朱德研究开始走向深入,大量有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的着作不断涌现,最有代表性的是《朱德年谱》和《朱德传》的出版。这一时期香港和台湾朱德研究的代表作是顾则徐的《永远的共军总司令:朱德》。这些研究成果,从朱德不同时期的生活片段到朱德传记的出现,从朱德生平介绍到朱德思想研究,使朱德研究走向成熟并继续发展,为朱德研究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关于朱德研究的学术活动比较活跃且规模较大,如:1986年12月的“全国纪念朱德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1991年12月的“纪念朱德诞辰105周年全国朱德学术讨论会”、1993年7月的“全国朱德学术讨论会”、1996年12月的“纪念朱德诞辰110周年全国朱德生平与思想研讨会”、2006年12月“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2015年6月的“朱德与抗日战争学术座谈会”、2016年4月的“纪念朱德总司令诞辰130周年论坛”、2016年8月的“一战成名——朱德与护国战争学术研讨会”、2016年12月的“朱德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学术研讨会”等。这些学术活动积极推动了朱德研究的深入,反映了朱德生平和思想研究的基本趋向,使朱德思想生平研究跨入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第四章评述2006-2016年朱德研究的新进展。从朱德诞辰120周年以来,学术界从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对朱德的生平、思想以及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贡献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朱德研究的水平和现状。朱德研究取得了新突破,呈现出鲜明的特点。结语,总结90多年朱德研究的经验教训,对朱德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对今后的朱德研究进行展望。本文在研究过程中,运用历史研究方法、辩证分析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经历了 90多年发展的朱德研究的成果和研究过程进行梳理和评述,对“朱德研究”进行研究,总结朱德研究的规律,为今后的朱德研究提供启示和借鉴,以推动朱德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通过研究,提供关于朱德研究成果的详实资料,使人们明辨资料的正误优劣,以正确的历史资料和思想资料,更好地学习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精神、优秀品德,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吕红亮[7]（2015）在《西喜马拉雅地区早期墓葬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次一重要墓地二年代序列三墓地与葬俗四陶器类型五其他出土物的跨区域比较六族属探讨七结语西喜马拉雅是青藏高原与亚洲大陆中部山结地带相连接的极高地区,包括现今中国西藏西部的阿里高原、印度西北部、巴基斯坦北部、尼泊尔西北部。平均海拔约4500米,有"世界屋脊的屋脊"之称,属干旱内陆亚洲的腹心地带。自然条件极其恶劣,即便在当代,仍相当封闭,同
霍巍[8]（2014）在《试论西藏发现的早期金属器和早期金属时代》文中研究说明目次一西藏早期金属器的研究回顾二考古发现的西藏早期金属器三西藏早期金属器的基本特征四西藏早期金属器与周边文化之间的联系西藏的石器时代终止于何时,铜器时代何时开始?铁器又是什么时候传人的,长期以来,这些问题始终未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西藏考古史上发现的一些年代较早的金属制品,都属传世或采集品,不仅来源不详,而且绝大部分是由非专业人士所记述,并非考古发掘的遗物。因此,已故考古学家童恩正先生只能根据当时的情况提出西藏史前可能有过早期金属时代,并将其年代的上下限设置得极为宽泛,"这一时代可能开始于公元前一千年代,而结束于公元六世纪,即吐蕃王朝兴起之前"[1]。这个概念大致包括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有学者认为,过去在中亚沙漠地带考古学研究不充分的情况下采用的一种具有相对普遍适用的工作假设,后
高健[9]（2014）在《新疆方志文献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方志即地方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能够持续千年不间断编纂的历史文献。新疆（西域）地处祖国西陲,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具有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自汉代中央政府统一西域以来,西域与内地的交流日益紧密,而方志的编纂正是这种紧密联系的文化纽带。西域的古方志兴起于汉代张骞、班勇等人所纂的西域地记或风土记,这类带有考察性质的文献也正是中国传统方志的源头之一——两汉地记、风土记。新疆方志的兴起与祖国内地方志的兴起是同步的。也正是依靠采择这些早期西域方志材料,《汉书》、《后汉书》等正史史籍中的“西域传”才有了丰富而生动的记述,才最终确立了我国正史史籍中“西域传”的应有地位。因此,新疆方志从一开始就具有备了实地考察和关系国家利益的独特特征。隋唐时期是新疆方志编纂史上的第一个高峰阶段。这些新疆方志虽然大多亡佚,但从仅存的敦煌图经残卷来看,其种类多而体例严谨,记述内容注重当地实际情况,改变了两汉西域地记中志怪传闻较多的局面。宋代及元、明是中国方志的定型和繁盛时期,但与之相反,由于多种历史原因,西域孤悬塞外,新疆的方志编纂进入了长期的低潮期,宋、元两朝基本没有,明代仅有几种根据出使或行记改编的准方志。归根结底,新疆方志的盛衰与中央王朝国力的盛衰一脉相承。尽管如此,在屈指可数的这几部准方志中,中原对西域的交流和影响随处可见,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传统方志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和文化传播功能。自清代乾隆朝重新统一西域后,新疆方志的编纂进入了历史上第二个高峰阶段。这个大的高峰阶段不是瞬间的,而是由持续脉冲式的几个高峰所组成。其成就不仅表现在质量高、数量多、种类繁、规模大、体例新等诸多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与西北史地学的完美结合,赋予了方志新内容、新思想,提高了方志的学术地位。这种成就和地位是民国时期乃至今天的新疆方志编纂所难以企及的。本文论题《新疆方志文献研究》将上述自汉代至民国间新疆的方志编纂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按照历史发展脉络,探讨了汉、唐、明时期西域古方志文献概况；梳理分析了清代新疆方志文献概况；总结了民国时期新疆新方志的特点。其中重点是围绕方志文献来研究,对清代各个细分阶段的代表方志进行了详细探讨,总结了清代新疆方志文献的编纂体例、类型、特征,并对新疆方志文献中的舆图予以了特别分析。最后对全部新疆方志作了提要解题。本文首次对新疆方志文献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研究,在分析和论述中,笔者发现并运用了一些新材料,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如运用辑佚、考据等传统文献学方法对两汉时期部分西域古方志进行了文献考证,提出了新观点；首次将新疆方志与史学、西北史地学进行了对比研究,论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方志所起的作用,提出了一些新观点；首次系统论述了清代新疆方志的编纂特点；提出了清代新疆方志的分期问题；首次对清代新疆方志舆图进行了总结分析：首次对民国新疆方志作了全面总结,并发现了一批新的民国方志文献。此外对日本所编新疆方志也首次予以了总结分析。新疆方志历史久远,内容独特,编纂和流传特别复杂,还有许多空白需要研究填补。笔者所论所述也难以全面,还很不完善,还有待继续深入研究。
李霄宇[10]（2011）在《国家级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区保护价值评价及合理布局研究》文中指出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区是我国自然保护区建设中的主体,随着我国自然保护区建设由大规模的抢救性建设阶段进入到科学集约型建设阶段,生产和管理部门碰到了一系列需要思考的问题,如已建立的国家级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区布局是否合理?是否还存在保护空缺?如何定量评价保护价值,科学晋级?已建设的大量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哪些需要重点投资、优先建设等问题。本文通过对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区保护价值评价及空缺分析评价的研究,旨在对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区的保护价值、科学晋级、优先建设、空缺分析等方面进行定量评价方法上的探讨与分析：为生产、管理部门今后对国家级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开展合理布局、科学规划、重点管理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研究取得主要成果如下：（1）利用层次分析与专家咨询法相结合的方法,构建了一套由4个层次29个指标所组成的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区保护价值定量评价指标体系,并确定了指标体系各层次权重和各指标综合权重。（2）选取公认度较高的自然地理区划方案作为本底资料,充分考虑我国地貌、地面组成物质等非地带性因素的相对完整性特征及我国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区建设特点,同时参考其他各类专项区划方案,借助GIS技术,运用图像迭代法进行了我国自然保护综合地理区划,将我国共划分为3个自然保护地理大区,7个自然保护地理地区,33个自然保护地理区,311个自然保护地理单元。（3）利用“快速聚类”和“黄金分割选优”理论与方法,以自然保护地理区为分区评价单位,制定了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区保护价值评价指标的档位区间和赋分标准,定量评价了各区内的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区保护价值,得到了2个自然地理地区和15个自然保护地理区的评价指档位区间和赋分区间,得到了374处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区的保护价值指数序列,并计算确定了各自然地理地区、自然保护地理区内的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区保护价值国家级标准指数。（4）通过对国家级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区内森林植被群系、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的保护空缺和在自然地理分布上的保护空缺分析发现：有185个自然保护区地理单元内无国家级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区分布,存在保护保护空缺,其中146个处于森林主要分布区内的自然保护地理单元没有建有国家级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区,急需建设国家级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区；有橿子栎林,细叶青冈、大穗鹅耳枥林,青冈、铜钱树林等37种森林植被群系在现有国家级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区体系中存在保护空缺；有二回原始观音座莲、贡山三尖杉、巨柏、元宝山冷杉、萼翅藤、报春苣苔、油楠、长喙厚朴、宝华玉兰、小钩叶藤、海南梧桐、海南椴等56种国家级重点保护植物物种在现有国家级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区体系中存在保护空缺；有白头叶猴、岩雷鸟、白喉犀鸟、花冠皱盔犀鸟等16种国家级重点保护森林动物物种在现有国家级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区体系中存在保护空缺。（5）针对国家级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区建设现状和保护空缺分析结果,结合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区保护价值指数评价结果,建议对107处省级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区进行升级、合并升级、扩建升级的调整,建议新建1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小区,以达到构建国家级森林类型自然保护更为合理布局的目标。（6）结合自然保护小区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概念首次提出确定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小区的概念,并对其建设和管理等方面的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7）根据国家级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区优先重点建设选择原则,结合保护价值评价和空缺分析结果,建议目前阶段对166处森林类型保护区进行优先重点建设。
二、《四川草原》2002年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四川草原》2002年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1）甘肃安南坝野骆驼保护区脊椎动物多样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生物多样性研究 |
| 1.3 物种多样性研究 |
| 1.4 脊椎动物物种编目 |
| 1.5 野生动物监测技术和方法 |
| 1.6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第二章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2.1 研究区概况 |
| 2.1.1 地理位置 |
| 2.1.2 地形地貌 |
| 2.1.3 气候水文 |
| 2.1.4 植被特征 |
| 2.2 研究内容 |
| 2.3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2.3.1 野外调查方法 |
| 2.3.2 查阅文献 |
| 2.3.3 访问调查 |
| 2.3.4 数据处理 |
| 2.3.5 技术路线 |
| 第三章 区系地理及多样性分析 |
| 3.1 兽类组成及多样性 |
| 3.1.1 兽类物种组成 |
| 3.1.2 区系成分及分布型 |
| 3.1.3 兽类分布特征 |
| 3.2 鸟类组成及特点 |
| 3.2.1 鸟类物种组成 |
| 3.2.2 鸟类区系成分及分布型 |
| 3.2.3 鸟类留居型分析 |
| 3.2.4 鸟类分布特征 |
| 3.3 爬行类组成及特点 |
| 3.3.1 爬行类物种组成 |
| 3.3.2 爬行类区系特征 |
| 3.3.3 爬行类分布特征 |
| 3.3.4 科、属水平上多样性分析 |
| 3.4 珍稀、濒危及保护动物 |
| 3.4.1 中国特有动物 |
| 3.4.2 国家Ⅰ、Ⅱ级重点保护动物 |
| 3.4.3 其他濒危野生动物 |
| 3.5 讨论 |
| 3.6 小结 |
| 第四章 啮齿动物多样性研究 |
| 4.1 引言 |
| 4.2 材料与方法 |
| 4.2.1 样地选择 |
| 4.2.2 调查方法 |
| 4.2.3 数据分析方法 |
| 4.3 结果与分析 |
| 4.3.1 啮齿动物物种组成 |
| 4.3.2 群落特征 |
| 4.3.3 群落划分 |
| 4.3.4 空间分布 |
| 4.4 讨论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问题与建议 |
| 5.1 野骆驼保护 |
| 5.2 保护区管理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图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2）瓜州塘墩湖省级自然保护区野生脊椎动物多样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研究综述 |
| 1.1 生物多样性研究综述 |
| 1.1.1 生物多样性定义 |
| 1.1.2 生物多样性内容 |
| 1.1.3 生物多样性价值 |
| 1.1.4 生物多样性现状 |
| 1.1.5 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因素 |
| 1.2 瓜州野生脊椎动物多样性研究现状 |
| 1.2.1 安西保护区野生脊椎动物多样性研究现状 |
| 1.2.2 塘墩湖保护区野生脊椎动物多样性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目的和意义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目的 |
| 1.3.3 研究意义 |
| 第2章 研究区域自然概况 |
| 2.1 地理位置 |
| 2.2 地形地貌 |
| 2.3 气候水文 |
| 2.4 土壤 |
| 2.5 植物资源 |
| 2.6 生境类型划分 |
| 第3章 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
| 3.1 研究方法 |
| 3.1.1 样区的选择和样方法的布设 |
| 3.1.2 野生脊椎动物物种多样性调查研究 |
| 3.2 数据处理 |
| 3.2.1 物种分类与鉴定 |
| 3.2.2 物种多样性分析 |
| 3.2.3 技术路线 |
| 第4章 结果与分析 |
| 4.1 鱼类资源物种组成及特点 |
| 4.1.1 鱼类物种组成 |
| 4.1.2 鱼类资源特点 |
| 4.2 两栖爬行类资源物种组成及特点 |
| 4.2.1 两栖爬行类物种组成 |
| 4.2.2 两栖爬行类区系成分及分布型特征 |
| 4.2.3 两栖爬行类不同生境多样性分析 |
| 4.3 鸟类资源物种组成及特点 |
| 4.3.1 鸟类物种组成 |
| 4.3.2 鸟类区系成分及分布型特征 |
| 4.3.3 鸟类居留型分析 |
| 4.3.4 生态类群分析 |
| 4.3.5 珍稀鸟类及保护等级 |
| 4.3.6 不同季节鸟类群落组成特征 |
| 4.3.7 不同生境鸟类群落结构分析 |
| 4.4 兽类资源物种组成及特点 |
| 4.4.1 兽类物种组成 |
| 4.4.2 兽类区系成分及分布型特征 |
| 4.4.3 珍稀兽类及保护等级 |
| 第5章 讨论 |
| 5.1 塘墩湖保护区野生脊椎动物资源现状 |
| 5.1.1 鱼类资源现状 |
| 5.1.2 两栖爬行类资源现状 |
| 5.1.3 鸟类资源现状 |
| 5.1.4 兽类资源现状 |
| 5.2 塘墩湖保护区物种多样性面临的主要问题 |
| 5.2.1 气候变化 |
| 5.2.2 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 |
| 5.2.3 过度放牧 |
| 5.2.4 乱砍滥挖 |
| 5.2.5 环境污染 |
| 5.3 对策与建议 |
| 5.3.1 加强水资源监测 |
| 5.3.2 草原围栏禁牧 |
| 5.3.3 病虫害防治 |
| 5.3.4 加强野生动植物保护教育 |
| 5.3.5 加强保护区基础科研工作 |
| 第6章 结论及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瓜州塘墩湖自然保护区陆生野生脊椎动物名录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附图 |
（3）明清时期“山西会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选题目的和意义 |
|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内容 |
| 四、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一)关于中国会馆的总体研究 |
| (二)关于“山西会馆”的研究 |
| 第一章 明清山西会馆的发展历史与基本概况 |
| 一、明清山西会馆的兴起与发展的历史背景 |
| 二、山西会馆的发展阶段 |
| (一)山西会馆的兴起阶段 |
| (二)山西会馆发展的高峰阶段 |
| (三)山西会馆的衰落阶段 |
| 第二章 山西会馆的分类及营建 |
| 一、山西会馆的筹建分类 |
| (一)晋商共建型 |
| (二)晋商与他省商人联建型 |
| (三)府县晋商共建型 |
| (四)行业共建型 |
| (五)仕绅主办型 |
| (六)仕商共建型 |
| 二、山西会馆的营建分类 |
| (一)属地晋商出资 |
| (二)行会出资 |
| (三)仕绅出资 |
| (四)仕商共同捐资 |
| 三、山西会馆的营建方式 |
| (一)新建会馆 |
| (二)扩建会馆 |
| (三)迁建会馆 |
| (四)重建会馆 |
| 第三章 明清山西会馆的经营管理 |
| 一、会馆的组织与领导 |
| (一)馆长负责制 |
| (二)轮值制 |
| 二、会馆的规约制度 |
| (一)会馆对内的仲裁处罚功能 |
| (二)会馆对外的协调功能 |
| 三、会馆的经营管理 |
| (一)会馆的收入 |
| (二)会馆的支出 |
| 四、会馆的经营行业 |
| (一)盂县商人经营的氆氇行业会馆 |
| (二)临汾商人经营的干果杂货行业会馆 |
| (三)长治商人经营的煤铜铁行业会馆 |
| 第四章 明清山西会馆的分布 |
| 一、会馆南北分布 |
| 二、会馆东西分布 |
| 三、会馆分布的主要区域 |
| (一)京师 |
| (二)省会城市 |
| (三)商埠码头 |
| (四)边陲要塞 |
| (五)山西省内城镇 |
| 四、会馆分布的主要走向 |
| (一)沿陆路商路分布 |
| (二)沿水路商路分布 |
| (三)在海路商路口岸分布 |
| 第五章 明清山西会馆的文化信仰 |
| 一、会馆的神灵信仰 |
| (一)关公信仰的形成 |
| (二)会馆的其他信仰 |
| 二、会馆中的文化 |
| (一)建筑设施 |
| (二)儒家思想观念 |
| 第六章 山西会馆的主要特点和作用 |
| 一、山西会馆的特点 |
| (一)层级分类多样化的特点 |
| (二)经营行业多样性的特点 |
| (三)分布侧重于京师大都会北方和东南沿海的特点 |
| (四)融合商业经济和乡土文化为一体的特点 |
| 二、山西会馆的作用 |
| (一)凝聚同乡情谊 |
| (二)弘扬行善义举 |
| (三)传承乡土文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诸王朝比较视域下的蒙元户籍文书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作为线索的蒙元户籍问题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及选题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创新点及篇章结构 |
| 第一章 蒙元户籍起源与西夏户籍系统 |
| 第一节 蒙元户籍的起源及其特性 |
| 一、起源:“青册”与“户口青册” |
| 二、特性:标记“根脚元系” |
| 三、“根脚”层次的丰富:创立户计制度 |
| 第二节 西夏后期户籍系统再审视 |
| 一、国图藏西夏文献编号B11·045文书定性献疑 |
| 二、户籍判定 |
| 三、户口帐与人口税帐 |
| 四、军籍文书 |
| 五、军籍与户籍的关系 |
| 六、西夏对元代户籍制度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户籍制度的形成 |
| 第一节 金元时期户籍制度与税役制度的关系 |
| 一、金代“三年一籍”与通检推排的关系 |
| 二、金末元初的鼠尾簿 |
| 三、元代户籍册与鼠尾簿的关系 |
| 第二节 元代籍户过程 |
| 一、前四汗时期 |
| 二、忽必烈前期 |
| 三、忽必烈后期 |
| 四、元代中后期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户籍文书系统 |
| 第一节 宋元之际“二重”版籍的戏剧性承袭 |
| 第二节 元明时期户籍文书链条 |
| 一、手状与户籍册 |
| 二、户籍册与户帖 |
| 三、明初户帖起源问题新探 |
| 四、明初户籍、户帖与黄册关系简论 |
| 第三节 元代户籍册的层次及内涵 |
| 一、关于“典型”户籍 |
| 二、不累计的户籍 |
| 三、户籍的完善格式 |
| 四、南北户籍的比较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户籍视角下江南役法结构的演变 |
| 第一节 元代湖州路户籍制作探微 |
| 一、文书初见稿本及其副本 |
| 二、广泛存在的递进关系 |
| 三、编制原则与排序依据 |
| 四、人户分组 |
| 五、余论 |
| 第二节 宋元之际江南役法结构的变化 |
| 一、江南役法改造的进程 |
| 二、向人丁倾斜 |
| 三、诸色户役 |
| 四、役法施行背景的改变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户籍文书选辑及图版 |
| 説明 |
| 目次 |
| 图版及录文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5）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现与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特殊性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第二章 两宋以前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三章 宋代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一节 代表人物与主要着述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成果 |
| 一、着录体例的形成与确立 |
| 二、在定名与分类方面的贡献 |
| 三、以铭文为中心的断代研究 |
| 第四章 元明时期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五章 清代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一节 青铜器的新发现及其意义 |
| 第二节 代表人物与主要着述 |
| 一、清代前期 |
| 二、清代中期 |
| 三、清代后期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成果 |
| 一、着录书籍大量问世 |
| 二、书籍质量的提高 |
| 三、着录体例的进一步完善 |
| 四、定名与分类取得新成就 |
| 五、研究方法取得一定进步 |
| 第六章 民国时期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一节 青铜器的新发现及其意义 |
| 第二节 代表人物与主要着述 |
| 一、金石与史学研究者 |
| 二、受西方考古学影响的学者 |
| 三、外国学者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成果 |
| 一、“二重证据法”的提出 |
| 二、分期断代标准的创立 |
| 三、分国别研究的提出 |
| 四、类型学方法的初步运用 |
| 五、定名与分类研究的进展 |
| 六、综合性研究着作的出版 |
| 七、开始关注冶铸技术 |
| 第七章 20世纪50～70年代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一节 青铜器的新发现及其意义 |
| 第二节 代表人物与主要着述 |
| 一、古文字与史学研究者 |
| 二、考古学者 |
| 三、外国学者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成果 |
| 一、青铜器研究已成为考古学的分支 |
| 二、关注青铜器的起源问题 |
| 三、断代研究进一步科学化 |
| 四、类别研究有了新进展 |
| 五、研究青铜器与文明的关系 |
| 六、其他专题研究蓬勃开展 |
| 第八章 20世纪80年代～21世纪初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一节 青铜器的新发现及其意义 |
| 一、中原地区 |
| 二、西部地区 |
| 三、南方地区 |
| 四、北方地区 |
| 五、东部地区 |
| 第二节 代表人物与主要着述 |
| 一、各考古文博单位 |
| 二、高校研究群体 |
| 三、外国学者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成果 |
| 一、综合研究已成共识 |
| 二、分期断代研究方法更加缜密 |
| 三、分区系研究取得进步 |
| 四、类别研究更加细致而系统 |
| 五、工艺与铸造的研究蓬勃开展 |
| 六、青铜器与古代文明研究成果丰硕 |
| 第九章 青铜器研究的分期与基本特征 |
| 第一节 青铜器研究史的分期 |
| 一、萌芽期 |
| 二、雏形期 |
| 三、蜕变期 |
| 四、融合期 |
| 五、成熟期 |
| 第二节 青铜器研究的基本特征 |
| 一、研究对象的变化 |
| 二、研究群体的转变 |
| 三、研究方法的转变 |
| 四、青铜器的研究范式形成 |
| 余论 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对考古学、历史学的影响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6）朱德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和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梳理及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框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萌芽时期(1920.8—1949.9)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报刊中关于朱德生平思想的报道 |
|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7—1937.7) |
| 二、抗日战争时期(1937.7—1945.8) |
| 三、解放战争时期(1945.8—1949.9) |
| 第三节 中外记者笔下的朱德 |
| 一、任天马《活跃的肤施》 |
| 二、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
| 三、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 |
| 四、哈里森·福尔曼《北行漫记》 |
| 第四节 早期的朱德传记 |
| 一、陈德真《朱德传》(第2版) |
| 二、张寒青《西战场的主将朱德》 |
| 三、绍源《朱德自传》和张尚志《朱德与红军》 |
| 第二章 初步发展和曲折停滞时期(1949.10—1978.12)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 |
| 第三节 《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 |
| 第四节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
| 第三章 走向成熟和继续发展时期(1978.12-2016.12)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刘白羽《大海——记朱德同志》 |
| 第三节 朱敏《我的父亲朱德》 |
| 第四节 赵鲁杰《朱德兵法与韬略》 |
| 第五节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 |
| 第六节 金冲及主编《朱德传》 |
| 第七节 2006—2016年朱德研究的新进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西喜马拉雅地区早期墓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重要墓地 |
| (一)西藏阿里高原 |
| 1.阿垄沟墓地[1] |
| 2.卡尔普墓地[2] |
| 3.皮央·东嘎墓地[4] |
| 4.格布赛鲁墓地[5] |
| 5.故如甲木墓地[6] |
| 6.曲踏墓地[1] |
| (二)尼泊尔穆斯塘北部地区 |
| 1.楚克潘尼(Chokhpani)墓地[3] |
| 2.米拜克(Mebrak)墓地[4] |
| 3.琼嘎(Khyinga)墓地[6] |
| 4.桑宗(Samdzong)墓地[7] |
| (三)印度西北部 |
| 1.拉达克列城墓葬[1] |
| 2.金瑙尔聂桑(Nesang)墓地[3] |
| 3.金瑙尔卡纳木(Kanam)利帕(Lippa)墓地[4] |
| 4.库蒙马拉日(Malari)墓地[5] |
| 二年代序列 |
| (一)阿里地区 |
| (二)穆斯塘地区 |
| (三)印度西北部 |
| (四)综合分期及年代 |
| 三墓地与葬俗 |
| (一)墓地环境 |
| (二)墓葬形制 |
| (三)葬具与葬式 |
| (四)动物殉葬 |
| 四陶器类型 |
| (一)西藏西部 |
| (二)穆斯塘北部 |
| (三)跨区域比较 |
| 五其他出土物的跨区域比较 |
| (一)金面具 |
| (二)丝织品 |
| (三)铁器 |
| (四)铜器 |
| (五)石器 |
| (六)竹木器 |
| 六族属探讨 |
| 七结语 |
（8）试论西藏发现的早期金属器和早期金属时代（论文提纲范文）
| 一西藏早期金属器的研究回顾 |
| 二考古发现的西藏早期金属器 |
| (一)拉萨曲贡遗址出土金属器[1] |
| (二)札达皮央·东嘎墓葬出土金属器[1] |
| (三)札达格布赛鲁墓地采集铜器[8] |
| (四)浪卡子查加沟墓出土金属器[1] |
| (五)贡觉香贝石棺墓出土铜器[1] |
| (六)贡觉城北石棺墓出土金属器[3] |
| (七)昌都热底垄石棺墓出土铜器[1] |
| (八)藏北石棺葬出土金属器[3] |
| (九)藏北采集的铜马具与铜刀[4] |
| (十)日土阿垄沟墓地出土金属器[1] |
| (十一)噶尔门士乡古如加木墓地出土金属器[3] |
| (十二)札达托林镇托林村曲踏墓地 |
| 三西藏早期金属器的基本特征 |
| 四西藏早期金属器与周边文化之间的联系 |
（9）新疆方志文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背景概况 |
| 第一节 新疆自然与历史地理环境 |
| 一、自然地理环境 |
| 二、历史地理环境 |
| 第二节 新疆历代行政区划变迁 |
| 一、汉唐至元明新疆行政体制 |
| 二、清代新疆行政管理体制 |
| 三、民国新疆行政管理体制 |
| 第三节 新疆方志概况 |
| 一、新疆方志数量 |
| 二、新疆方志类型 |
| 三、新疆方志名称 |
| 四、新疆方志体例 |
| 第二章 西域古方志 |
| 第一节 汉晋西域佚志 |
| 一、《出关志》 |
| 二、班勇《西域风土记》 |
| 三、道安《西域志》 |
| 第二节 隋唐西域图经与地志 |
| 一、隋唐西域佚志 |
| 二、敦煌文献中的西域图经和地志 |
| 三、隋唐西域方志的编纂体例 |
| 四、隋唐西域方志的价值 |
| 第三节 宋元明西域方志 |
| 一、宋元西域方志 |
| 二、明代西域方志 |
| 小结 |
| 第三章 清代新疆方志的编撰与发展 |
| 第一节 开端与创新：乾隆年间西域方志编纂的繁荣 |
| 一、《西域图志》的编纂 |
| 二、南疆区域志的编纂 |
| 三、事宜类方志的繁荣 |
| 第二节 发展与融合：方志与西北史地学的交融 |
| 一、和宁及其所编方志 |
| 二、徐松及其所编方志 |
| 三、《大清一统志》与“新疆统部”的编纂 |
| 四、清代新疆方志与西北史地学之关系 |
| 第三节 普及与完善：清末乡土志与《新疆图志》 |
| 一、建省后的首部通志《新疆四道志》 |
| 二、新疆乡土志的编纂与流传 |
| 三、《新疆图志》及其各分志的编纂 |
| 四、新疆乡土志与《新疆图志》文献关系 |
| 小结 |
| 第四章 清代新疆方志文献特点 |
| 第一节 清代新疆方志纂修者之特点 |
| 一、满族人士的广泛参与 |
| 二、遣员和流寓文人的参与 |
| 三、纂修者身份分析 |
| 第二节 清代新疆方志编纂特点 |
| 一、体例严谨,体裁多样 |
| 二、事宜类方志独具风采 |
| 三、区域性方志多而州县志少 |
| 四、官修少而私纂多 |
| 第三节 清代新疆方志内容特点 |
| 一、多收御制诗文 |
| 二、门类独特 |
| 三、实地考察与文献资料并重 |
| 第四节 清代新疆方志版本流传特点 |
| 一、多以稿抄本传世 |
| 二、总志与分志、单行本并行 |
| 三、版本系统复杂 |
| 四、同书异名混乱 |
| 小结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的新疆方志 |
| 第一节 民国新疆方志的变革 |
| 一、传统方志的艰难维系 |
| 二、新方志的兴起 |
| 三、民国新疆兵要地志 |
| 第二节 民国续修新疆通志的理论之争 |
| 一、设局修志未成 |
| 二、续修新疆通志的理论之争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日本所编新疆方志 |
| 一、日本对新疆方志的收集 |
| 二、日本所编新疆方志概述 |
| 三、日本所编新疆方志特点 |
| 小结 |
| 第六章 新疆方志舆图 |
| 第一节 新疆方志舆图概况 |
| 一、中国古代方志舆图概况 |
| 二、新疆方志舆图概况 |
| 三、主要方志舆图介绍 |
| 第二节 新疆方志舆图的内容和类型、特点 |
| 一、新疆方志舆图内容、类型 |
| 二、编纂体例特点 |
| 第三节 新疆方志舆图价值 |
| 一、史料价值 |
| 二、艺术价值 |
| 三、方志学价值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新疆方志提要 |
| 一、西域古方志 |
| 二、清代方志 |
| 三、新疆乡土志 |
| 四、民国方志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10）国家级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区保护价值评价及合理布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1 引言 |
| 1.1 自然保护区的概念、功能及特点 |
| 1.2 我国的自然保护区建设发展进程 |
| 1.3 自然保护区保护价值评价 |
| 1.4 自然保护区分类、分级 |
| 1.4.1 自然保护区分级 |
| 1.4.2 自然保护区分类 |
| 1.5 自然保护区体系构建 |
| 1.5.1 自然保护区体系构建的内涵 |
| 1.5.2 自然保护区体系构建的方法 |
| 1.6 本论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意义及需解决的主要问题 |
| 1.6.1 本论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意义 |
| 1.6.2 本论文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
| 1.7 技术路线 |
| 2 中国森林与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区概况 |
| 2.1 中国自然环境概况 |
| 2.1.1 地理位置 |
| 2.1.2 地质地貌 |
| 2.1.3 土壤分布 |
| 2.1.4 气候特征 |
| 2.1.5 水文水系 |
| 2.1.6 生物资源 |
| 2.2 中国森林概况 |
| 2.3 中国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区概况 |
| 2.3.1 森林类型自然保护概念 |
| 2.3.2 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建设 |
| 3 研究方法 |
| 3.1 总体思路 |
| 3.2 数据收集与处理 |
| 3.2.1 数据收集 |
| 3.2.2 数据处理 |
| 3.2.3 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区保护价值评价 |
| 4 中国自然保护综合地理区划研究 |
| 4.1 自然地理区划的意义和内容 |
| 4.2 中国自然地理区划的方案综述 |
| 4.2.1 《中国自然区划草案》方案 |
| 4.2.2 《中国综合自然区划》(初稿)方案 |
| 4.2.3 《中国自然地理纲要》方案 |
| 4.2.4 《中国自然生态区划与大农业发展战略》方案 |
| 4.2.5 高等师范院校方案 |
| 4.2.6 《中国自然区划概要》方案 |
| 4.2.7 《中国自然地理》(总论)方案 |
| 4.3 本研究的自然保护综合地理区划方案 |
| 4.4 自然保护地理区基本信息综述 |
| 4.4.1 东北湿润、半湿润温带地区Ⅰ(Ⅰ) |
| 4.4.2 华北湿润、半湿润暖温带地区Ⅰ(Ⅱ) |
| 4.4.3 华中、华南湿润亚热带地区Ⅰ(Ⅲ) |
| 4.4.4 华南热带湿润地区Ⅰ(Ⅳ) |
| 4.4.5 内蒙古温带草原地区Ⅱ(Ⅴ) |
| 4.4.6 西北温带及暖温带荒漠地区Ⅱ(Ⅵ) |
| 4.4.7 青藏高原地区Ⅲ(Ⅶ) |
| 5 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区保护价值评价 |
| 5.1 保护价值评价指标体系各指标赋值区间的确定 |
| 5.2 各自然保护地理区(地理地区)内的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区保护价值序列 |
| 5.3 小结 |
| 6.国家级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区建设现状与保护空缺分析 |
| 6.1 国家级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区建设现状分析 |
| 6.1.1 各省级行政区分布 |
| 6.1.2 各自然保护地理单元分布 |
| 6.1.3 各优先保护地区分布 |
| 6.2 国家级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区保护空缺分析 |
| 6.2.1 国家级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区在自然地理单元分布上的空缺分析 |
| 6.2.2 国家级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区对森林植被保护上的空缺分析 |
| 6.2.3 国家级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区对植物物种保护上的空缺分析 |
| 6.2.4 国家级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区对动物物种保护上的空缺分析 |
| 6.3 小结 |
| 7.国家级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区合理布局研究 |
| 7.1 国家级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区建设原则 |
| 7.2 国家级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区建设规划 |
| 7.2.1 升级 |
| 7.2.2 合并升级 |
| 7.2.3 扩建升级 |
| 7.3 优先重点建设的国家级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区 |
| 7.4 国家级自然保护小区建设 |
| 7.5 国家级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区布局效果评价 |
| 7.5.1 数量和面积 |
| 7.5.2 生物多样性保护 |
| 7.5.3 保护区域建设 |
| 7.6 小结 |
| 8.结论、创新及应用 |
| 8.1 结论 |
| 8.2 创新 |
| 8.3 应用 |
| 参考文献 |
| 保护价值评价指标数据参考文献 |
| 附录1 食肉兽类动物名录 |
| 附录2 濒危森林植物物种名录 |
| 附录3 特有森林植物名录 |
| 附录4 关键森林植物名录 |
| 附录5 濒危森林动物物种名录 |
| 附录6 特有森林动物名录 |
| 附录7 旗舰森林动物名录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致谢 |
四、《四川草原》2002年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甘肃安南坝野骆驼保护区脊椎动物多样性研究[D]. 田翠翠.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1(01)
- [2]瓜州塘墩湖省级自然保护区野生脊椎动物多样性研究[D]. 贺俊生.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3]明清时期“山西会馆”研究[D]. 张亚军.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5)
- [4]诸王朝比较视域下的蒙元户籍文书问题研究[D]. 郑旭东. 南开大学, 2019(06)
- [5]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现与研究史[D]. 黄薇.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6]朱德研究史[D]. 邹琪. 扬州大学, 2018(12)
- [7]西喜马拉雅地区早期墓葬研究[J]. 吕红亮. 考古学报, 2015(01)
- [8]试论西藏发现的早期金属器和早期金属时代[J]. 霍巍. 考古学报, 2014(03)
- [9]新疆方志文献研究[D]. 高健. 南京师范大学, 2014(11)
- [10]国家级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区保护价值评价及合理布局研究[D]. 李霄宇. 北京林业大学, 2011(10)
标签：新疆生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