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谈“三农”

一、亦谈“三农”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高寿仙^[1]（2020）在《“官不下县”还是“权不下县”?——对基层治理中“皇权不下县”的一点思考》文中研究表明近些年来,"皇权不下县"成为一个广受关注的学术话题,但学者们对这句话的理解不尽相同。一些学者将其理解为"官不下县",认为这句话只是说明国家正式的行政机构和官职只到县一级,并无皇权不能渗透到县以下的乡村社会的意思;更多学者将其理解为"权不下县",认为除了"官不下县"外,它还意味着县以下属于由绅士主导的"乡村自治"的领域。事实上,"皇权不下县"的重点在于"权不下县","官不下县"只是前提,"权不下县"才是本质。在评论"皇权不下县"时,如果只关注县以下是否有职官而不论是否为自治,恐怕也就大大缩小了这个命题的学术意义。中国帝制时代县以下的乡村社会,既不是纯粹的"官治",也不是纯粹的"绅治",而是"官不下县"条件下的"官绅共治",当然这种"共治"并不意味着双方总是能够协调一致,而是处在既合作又矛盾的变动状态。

吴同语^[2]（2019）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教育 ——基于一所皖南乡镇中学兴衰的个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计划的提出,作为乡村振兴关键所在的乡村教育再一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然而,在不断加速的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育正变得日益边缘化,乡村学校的数量与规模不断缩减,面临着诸多生存与发展的困境。与此同时,教育资源向城市的集中使得大量乡村学生不断涌入城市学校,城市学校的快速发展与乡村学校衰败景象形成鲜明对比。本论文选取皖南乡镇地区的杭水中学为研究对象,运用人类学中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深入描绘了杭水中学由初建、兴盛到逐渐走向衰败的历史过程,尝试为宏观的乡村教育变迁提供一个微观个案图景。伴随着城镇化的进程,杭水镇的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然而曾经作为小镇文化坐标的杭水中学却日渐衰败。本研究对其衰败原因进行分析后发现:杭水中学的衰败由多重原因导致,是政府、学校、社会共同合力造成的结果,是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在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由于大量乡村人口涌入城市,乡村变得空心化,乡土文化逐渐瓦解,再加上政府撤点并校的政策实行、唯升学率的教育价值取向下出现的择校热,杭水中学的生源与师资不断流失,规模也不断缩减,逐渐走向衰落。在城镇化的浪潮中,乡村学校的衰落与消亡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为了探寻乡村教育未来发展方向,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应当厘清乡村教育的价值取向,走出“离农”与“为农”的价值争论,淡化基础教育的精英化追求。乡村学校不仅要培养学生的乡土情感与文化自信,塑造他们精神根基,也应同时教会他们适应城市生活的方式与本领,培养他们双重文化品性。乡村教育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与路径,应该走的是一条与城市和而不同的道路。国家应当给予乡村教育更多的政策支持,继续深化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加大对乡村教育的经费投入,提升乡村教师的待遇与社会认同,增强乡村学生的乡土文化认同与自信。乡村学校应当积极探寻未来发展的可能路径,创建符合自身特色的乡村小规模学校,结合本地区特有的乡土资源开发乡土教材与课程,积极开展劳动教育。论文的绪论主要介绍了研究背景,对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以及具体研究方案的选定做了详细的说明。论文第1章从地理位置、经济背景、生活环境等方面描绘了城镇化背景下杭水镇的发展状况。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人们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都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乡村正在失去其自身的传统与特色。论文第2章追溯了杭水中学发展与变迁的历史,对其由初创到逐渐发展成为杭水镇的文化坐标的过程进行了详细描绘。论文第3章从学校规模、课堂教学、教师状况等方面对杭水中学的现状进行了描述,较为详实与深入地呈现了杭水中学的衰败面貌。论文第4章探寻了杭水中学衰败的背后机理,从政府、家长、学校与社会等角度分析了其衰败原因。最后,论文第5章是研究者的思考与建议,主要探讨了乡村教育的应然追求与具体的发展路径。

杨永生^[3]（2019）在《商周时期的方伯与方伯制》文中指出商周时期的方伯与方伯制,是中国早期国家的地方势力和地方管理制度。方伯是区域邦族之长,方伯制是王权对方伯的管理制度。从方伯与中央政权的互动关系来看,方伯经历了由外入内、逐步被吸纳到早期国家体系之中的发展过程。早期方伯是由区域邦族通过征服、联姻和公共事务治理的需要自然成长起来的。以西周分封制为节点,周人建立了以亲戚故旧为主的封建方伯,方伯被纳入早期国家臣僚体系,带有地方政权色彩。春秋以降,方伯逐步转变为霸主,传统等级化贵族分权体制逐渐向秦汉集权帝制发展。本文以传世文献、出土材料、考古学材料的多重互证为主要史料分析方法,以制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为主要研究视角,依照时间发展的顺序,采取长时段研究与专题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综合分析商周时期的方伯与方伯制的发展演变,主要从三个层面进行论述:其一梳理商周方伯的历时性发展,分析方伯由早期方伯到封建方伯的演变;其二探讨周代封建制下方伯制与相关国家管理制度的互动关系;其三探求商周方伯与方伯制在东周思想观念中的影响。本文除绪论介绍选题依据、文献综述及研究方法,结语总结全文基本观点、升华讨论并对未来研究提出设想之外,以商周方伯及方伯制发展演变的基本时间顺序,分成四个章节。第一章是对商代方伯与方伯制的讨论,主要分析晚商时期甲骨卜辞所见方国、方伯的发展及商代王权对方伯的逐步管理。本章以“方”字含义为讨论的起点,通过对比“方”、“邦”、“国”等相近政治概念的异同,认为“方”是在血缘、文化等方面具有排他性特征的人群集合,从而为对方国及方伯讨论奠定了基础。以卜辞中特殊称谓“某方某”为切入点,通过枚举的方式对相关称谓进行梳理,指出方国内部存在不同层次、不同政治倾向的族群集团,方伯便是方国内部族群整合的结果,为探究“方”到方伯的发展提供了一种较为可行的方法。商末出现了对方伯进行管理的方伯制的雏形,商人建立了以武力为基础、以册命为表征、以婚媾为怀柔手段、以维护王权为根本目的的方伯制。这一制度并不成熟,往往成为方伯扩充力量的手段。第二章和第三章都是对周代方伯与方伯制的探讨,但侧重点有所不同。第二章主要是对周代方伯的讨论。通过对文献、金文的爬梳,分析周代“方”、“伯”的不同身份,指出在周代称“方”者中未见明确的“方伯”称谓、在称“伯”者中只有“南申伯”一例可作方伯之用。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对西周主要封国受封情况的梳理,指出在西周封国中存在赐土、赐民人及职事上的不同层级。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判断周代方伯的三条标准:在职事上有对区域邦族的监管与保卫之责、在受封时有人口和土地的额外赐予、享有较高的地位。在此标准之下,得出周代方伯的三种不同类型:王官伯、外服有区域监管和防御权的诸侯、异族方伯,从而为周代方伯及方伯制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春秋以降,方伯各有发展,逐步转化为春秋霸主。第三章是对周代方伯制的专题研究。通过分析盟会制、命卿制和军制三种与方伯制有交叉关系的国家管理制度在西周春秋时的发展演变,展现出方伯制在这一时期的不同侧面。盟会制是方伯参与政治运作的重要途径。在西周助祭盟会中,方伯主要负责监督周遭邦族助祭贡物的交纳,并在盟会中率领相应邦族朝见天子。至春秋时,霸主所主导的盟会一方面重申了西周时的遗风美政,另一方面增强了霸主的实力。命卿制是王权对方伯的主要控制手段。西周时的命卿制即是天子对方伯的军事辅助,也是对方伯军事力量的掌控。命卿具有王臣和公臣的双重身份,其受命于天子,管理方伯军队,是王权在方伯中的代表。由于命卿制的不成熟性,自西周中晚期始,命卿逐渐丧失了王臣的地位,至春秋时,命卿制虽尚有流风余韵,但已无法起到控制方伯的作用,名存实亡。随着命卿制的变化,方伯军队的军事领导权也经历了天子—方伯—公卿的变化,但不变的是大夫—士—庶人的基本兵员阶层,这是西周春秋社会结构的相对稳定性的表现。第四章主要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东周思想文化中的方伯与方伯制。以《礼记·王制》、《周礼》为代表的礼书,保存了很多上古三代方伯制的旧迹,但也带有理想化制度设计的色彩,是战国儒者以托古言志的方式对动荡时局提出的解决方案。而史家则以史着的形式参与到战国时期的“王霸之辩”中。清华简《系年》以“周亡”概括两周之际的变局,轻王室而重方伯,轻礼而重力,反映出史家对战国政治发展趋势的准确把握,也是史家对未来提交的一份答卷。本文通过对传世文献、卜辞、金文及出土简帛的详尽爬梳,结合前贤时哲的相关论述,点面结合,不惟对传统封建制相关问题钩深致远,从封建、盟会、命卿、军制等角度梳理了商周方伯制的基本发展脉络;更建立了一条对卜辞、金文、文献中不同内涵“方伯”的合理解释途径。

程丹青^[4]（2018）在《彭端淑诗学研究》文中指出彭端淑是清代巴蜀地区有名的文学家和诗人,与李调元、张问陶并称。他在诗学理论和文学创作上都有建树,其诗学理论主要集中在《雪夜诗谈》《明人诗话补》和《国朝诗话补》中。本文以彭端淑诗文作品、诗论着作为基础,结合史实和文献材料,对其诗学思想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全文共分为六章,内容如下:第一章,彭端淑生平、思想与着述。论述其家世生平和交游情况,思想、诗文创作及各类着述版本、流传等情况。第二章,彭端淑诗学专着考察。论述彭端淑的诗学专着《雪夜诗谈》《明人诗话补》《国朝诗话补》的版本、成书背景、宗旨体例、评述对象、品评模式。在诗学思想方面与同时代“神韵说”“格调说”相联系,比较他们的异同。第三章,彭端淑的诗学主张。彭端淑主张学古而不泥古,同时注重创新;他重视学养与阅历的积极作用,认为学养是作诗的根柢;此外,他还主张“有为而作”论,认为诗歌当有为而作以抒发情志,并赞赏古人以性命为诗的创作态度。第四章,彭端淑的美学宗尚。彭端淑论诗以风雅作为审美规范,重视诗歌的社会功用,;他推崇汉魏,标举盛唐,持诗以代降的诗歌史观;在具体的美学风格上,彭氏最为推崇自然风格,并提倡雄健、秀逸、平淡、诡谲等多种风格。第五章,彭端淑的创作技法观。从诗歌的语言、用事、题目与章法等角度论述彭端淑的诗歌创作技法观,并结合其文法来进一步阐释其诗法观念。第六章,彭端淑的诗学思想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从吟咏情志、有为而作以及美学风格的角度分析彭氏的创作中体现其诗学主张的四类诗作,并论析彭诗中的学古倾向。彭端淑堪称清代巴蜀文士的杰出代表,其诗学思想有别于清前期盛行的“神韵说”与“格调说”,而汲取其中的有益思想形成个人独特的诗学观,充益了清代诗学理论的发展。

朱学博^[5]（2018）在《两宋之际《诗经》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宋代是《诗经》学发展、演进的重要时期,它上承汉唐,下启明清,又以变古革新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宋代学者突破了汉唐注疏的藩篱,开始注重研讨《诗经》的文学性质,宣发情性,丰富了《诗经》的文学阐释。另一方面,宋代理学的发展,开创了以理解《诗》的新篇章,形成了宋学特色的《诗经》学。此外,宋代学者疑《序》删《诗》,批驳毛郑,拓展了《诗经》学研究的视域,沾溉百代,启迪後学。回顾以往的宋代《诗经》学研究,学界对於名家名着、热点问题,研究深入而繁多,但有时亦令人感到有叠床架屋之嫌。譬如欧阳修、朱熹的《诗经》学研究论文都在百篇以上,同样的问题、相似的结论一再宣说。而对於一些空白领域却鲜有探索,许多碎片化的材料也没有串联,以至於很多重要的问题没有厘清。譬如两宋之际（北宋徽宗至南宋高宗）,这一转折过渡时期的《诗经》学,至今没有人深入、全面梳理。有鉴於此,本论文对两宋之际的《诗经》学展开研究,先搜罗1佚了近10万字的两宋之际的三位重要《诗经》名家的着作;後以文献为本,全面研讨了此阶段的《诗》学,对於以往学界忽视的董逌、李樗、曹粹中、陈鹏飞等都有全面的讨论。尤其是杨时《诗义辨疑》、曹粹中《放斋诗说》、陈鹏飞《诗解》的1佚完成,一改三家《诗》学无本可考的局面,更澄清了以往诸多疑问。本文除去绪论、结论、附录以外,共有9章,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以专题研究为经,下编以专人专书研究为纬,在经纬交织中冀望可勾勒描绘出两宋之际这近七十年的《诗经》学面目。具体而言:上编共讨论了“两宋之际的《诗经》学嬗变”、“两宋之际《诗经》学的小学研究”、“两宋之际《诗经》学与经筵”、“两宋之际《诗经》学的文学阐释”这几个重要专题。此时期的《诗经》学嬗变主要在於两点:一是王安石新学的终结,二是对汉唐注疏的依傍与回归。王安石变法革新,其《三经新义》颁于官学,天下考生奉为圭臬,虽然新法后遭废除,批驳新学者亦多,然王安石《诗经新义》影响波及了北宋中後期,即便到了南宋依然很多学者研习讨论。两宋之际的杨时是批评荆公新学最为激烈的名家学者,其着《三经义辨》专攻王氏《三经新义》。而南宋初的李樗对王安石经说较为客观,虽然批评不少,但亦有赞扬与采纳王说者。总体来看,两宋之际是新学终结的时期,但也是部分经学家客观看待王安石经解的时期,因为随着时代的推移,新政变法已成过往,王氏《三经新义》和政治科举已无多大关系,学者可以以经学本位去审视探讨其学术中的短长。故虽诸家皆批评王氏为变法张目而曲解经文,但对王氏经说合理者亦多采信。众所周知,北宋欧阳修、苏辙掀起对於汉唐注疏的批驳,苏辙更是疑序派的代表学者。其後宋代学者“摆落汉唐”,兴起了疑经变古的巨澜。现今学者提及宋代经学,几乎无不标举“疑经变古”四字。然而,本文经全盘观照审视,对比各家经说,认为此时期的学者对於汉唐注疏依傍较多。各家经解不少是承习《毛诗注疏》的旧说,甚至多有节抄、化用注疏原文者。平心而言,北宋学者各逞才志、各自论说,突破汉唐藩篱,或如欧阳修者以诗心性情解《诗》,或如王安石者为变法张目而谈经立论,百家争鸣,极似战国诸子之风气。至南宋朱熹、吕祖谦等醇儒学者,宣扬义理圣化,聚徒讲学,矻矻兀兀,皓首穷年,极似汉儒风气。两宋之际正是自战国诸子之风到汉儒风的转折过渡时期,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依傍汉唐旧注的特点,这是以往学界所忽视的。两宋之际另一极为重要且有特色之处是此时学者对《诗经》小学的探索。最值得称道的是吴棫对《诗经》古音的探索,开创了古音古韵研究的先河,在中国音韵学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郑樵、李樗、曹粹中、董逌等众多学者对《诗经》的名物训诂、礼制度数皆有研究。此些都是北宋诸家所未涉及,而南宋继武者亦鲜的。譬如《诗经》古音的探索,虽然朱熹颇为关注,但其却误解了吴棫的音学理论,而产生了广受後代批评的叶音说。自吴棫之後,南宋再没有出现能和他比肩的《诗》古音研究者。南宋後期汉学训诂一派的《诗经》学者以王应麟为大成者,然而王氏对於三家诗异文的研究,仍有稍逊于两宋之际董逌之处。以往由於董逌《广川诗故》的亡佚,学界对这一问题缺乏清晰的认知。近年吴国武先生1佚了《广川诗故》,虞万里先生又发表了《董逌所记石经及其<鲁诗>异文》一文,才稍揭示了董氏《诗》学的重要价值。两宋之际的经筵由於资料亡佚很多,诸多问题难以考证了。不过此时期仍有三种《诗经》经筵讲义流传下来,即刘一止《毛诗讲义》、廖刚《毛诗讲义》、张纲《毛诗讲义》。此三种学界研究较少。对比来看刘一止的篇幅最短,廖刚、张纲涉及篇目较多,很能反映出当时经筵讲《诗》的特点。关於此时期《诗经》文学阐释的问题,本文主要从诸家学者对《诗经》艺术性质和艺术手法的探究、对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审美的影响展开讨论。此时的学者在继承欧阳修以情解《诗》的理论上,进一步注意探讨《诗经》所包含的人情、诗韵,摆脱经学本位,真正还《诗》之为诗的本来面目。譬如《诗经》中一些闲情、劳动的歌谣,此时一些学者可坦言其无王道教化深意,而是一时诗人闲情的歌咏,此无疑是摆脱传统毛诗学派的束缚,而能以文学体认诗情。自北宋起,学者开始标举《诗经》作为百代诗歌之祖的权威地位,批评鉴赏、指导诗歌创作。两宋之际正是这类诗歌艺术理论发展和凝结的时期,诗人、学者的研讨和宣说,大大丰富了宋代的诗歌理论。本论文下编是专人专书的研究,一共五章,讨论了杨时、董逌、陈鹏飞、曹粹中、李樗五位代表学者的《诗经》学。杨时的代表作是《诗义辨疑》,专为攻驳王安石之书而作。本文对此作了详细的讨论,还考证了杨时《三经辨疑》成书、流传的相关问题,澄清了学界以往的一些误解。董逌的《广川诗故》是此时最具特色的一部作品,文献价值巨大,可惜以往学者并未注意研究。董氏深谙训诂考据之学,金石古籍颇富,其《广川诗故》不但大量记录三家《诗》的异文,还引用了许多今已亡佚的唐前古书,不少记载是南宋後期王应麟也未曾见到的。本文对董氏徵引古书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与辨证,力图揭示此一在宋代《诗经》学史中独树一帜的学者的学术内涵。陈鹏飞《诗经》最值得称道之处在於其对《鲁颂》诸篇思想艺术的批评,甚至提出了《鲁颂》可废的说法。曹粹中和李樗各自代表了地域性的《诗经》学研究。曹粹中是四明人,在两宋甬上《诗》学传承中具有重要地位。李樗是闽人,和林之奇开创了三山学派,其《毛诗详解》则反映了南宋前期三山学派的经学特色。总之,两宋之际的《诗经》学有继承、有新变,不仅在宋代《诗经》学史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在整个中国古代经学史中亦有特殊的价值。本文力图通过文献的1考、阐释,全面深入的探究此时《诗经》学的面貌特质,彰显其在中国经学史中久被忽视而又亟需重视的历史地位。

贾军琳^[6]（2018）在《清末新政时期的直隶高等教育改革》文中认为清末新政时期,直隶省的高等教育改革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中占据着重要的作用。清末新政这一特殊的历史进程以及直隶在这一历史进程当中所处的特殊的历史地位共同促进了直隶省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直隶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在新政时期处于全国前列,有力地推动了直隶省高等教育走向近代化,并由此带动了直隶社会方方面面的近代化。本文采取文献研究、历史研究等方法,广泛搜集、查阅相关历史资料与文献,在尊重历史史实的基础上,探讨清末新政时期直隶进行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刻背景,对改革的内容进行总结,从中分析归纳直隶这次改革的突出特点,最后找出对于当今高等教育改革有借鉴价值的启示。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绪论、正文和结语。第一部分是绪论,作为本文的第一章,总体论述本文的选题依据、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目的、意义及方法、本课题的创新之处与核心概念的界定等。第二部分为本文的正文,共有三章。第二章主要探讨清末新政十年的直隶高教改革的背景,主要是从清末直隶新政的推行、直隶各级官员对于改革的重视、科举制度的改革与废除以及预备立宪的实行这几件大事对于直隶高等教育改革的影响入手,从而分析直隶高等教育改革的原因。第三章是对清末新政时期的直隶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的整体归纳与论述。从创办新式高等学堂、高等教育制度改革、高等教育教学内容的阐述以及培养、储备、引进高等教育人才等方面来论述。第四章是清末新政时期的直隶高等教育改革的特点进行总结与归纳,并思考清末新政时期的直隶教育的改良与革新对于当今高校教育改革的启示。第三部分为结语,是对本文全文的总结,并指出研究的不足之处以及对此后的研究进行展望。

刘熹^[7]（2018）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案略论——批评转向中的“重返八十年代”》文中研究表明一、"重返八十年代"简述"重返八十年代"开始于2005年,由程光炜和李杨发起,在众多学术性期刊发表了相关研究和讨论（1）,并在2009年形成了一套"八十年代研究"丛书。程光炜2005年在《当代作家评论》发表的两篇以"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为副标题的论文,《怎样

李晓明^[8]（2016）在《清代宝应刘氏家学考述》文中研究说明宝应刘氏家学历经三百馀年的传承而不堕,在学术史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一门造就学人五十馀位,着述二百三十种,且代不缺人,时不乏书,大体呈现出稳定的发展态势。其中绝大多数学人与着述出现在清代,这在清代学术史上实属罕见。刘氏家学以时代学术发展为背景,根植于扬州优厚的人文环境,充分吸收王懋竑、朱泽沄、惠栋、戴震诸贤之长。而在族内,以本宗先祖刘永澄为标榜,敬奉祖训,注重谨身节用；维系香火,保障诗书传家；与扬州诸多学者形成姻娅集团,保持学术资源的互补,这都使得宝应刘氏始终具有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兼取汉宋之长,能够做到经世致用。经学方面,宝应刘氏以治《论语》为核心,刘台拱《论语骈枝》开其端,刘宝树《经义说略》赓续之,刘宝楠《论语正义》集大成,刘恭冕则不断补正。经过三代四人的不懈努力,宝应刘氏终在《论语》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另外,刘台拱擅长三礼,刘宝树遍及群经,刘恭冕始治今文,他们在上述经学领域的成绩均是可圈可点的。史学方面,刘心学秉承先志,以东林为独特视角,以《两朝从信录》与东林奏疏为史源,删繁举要,编成《四朝大政录》一书,以补《明史纪事本末》之未备。刘氏学人多有史论之作,对季札、伍子胥、韩信、萧何等历史人物,以及“周公居东”、缠足等历史事件与现象多有评论,他们认真分析,绝不人云亦云,本着历史事实为出发点,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旨归,对封建不正之风亦多有批判与屏弃。校勘学方面,刘台拱校勘群籍,《国语补校》《荀子补注》《淮南子补校》《方言补校》均是其校勘力作,其间刘氏一秉实事求是之态度,利用多种校勘方法,对讹误现象多有驳正,形成了重视异文、明其所以、态度审慎、校注一体等特点,其成果得到了多位古今学者的肯定。刘恭冕之年少遗文《韩非补校》,较早利用类书以作“他校”之助,总体上客观谨严,多有精彩论断,继承了刘台拱校注一体之特点,于此可窥探其早年的学术根基与治学旨趣。地方文献方面,刘氏致力于地方文献的编纂,多人参与扬州方志之纂修,刘中柱《宝应名胜志略》、刘台斗《下河水利集说》与《黄河南趋议》、刘赞勋《重修宝应县志辨》、刘宝楠《宝应图经》则是私修方志的代表,这些地方文献或详载名胜以补未及,或集合治河经验以资政,或对旧志多有裨补与勘正,或利用考证之法、历数“邗沟十三变”,对于保存宝应当地的历史与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刘恭冕则在入主湖北经心书院之后,承担当地多部府县志的编修工作,另外还编写了《湖北通志》之凡例,践实了其方志学主张。晚清的刘岳云,在继承家学传统的基础上,师从多人,博观约取,成为当时少数“兼赅中西”的学者。他有感于每况愈下的时局,投入经世救亡的大潮中,其所建言建策,在当时颇具现实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刘岳云在西学大肆输入、传统频遭质疑的情形下,遍搜古代典籍之科技史料,对比中学与西学,成就了“西学中源”的集大成之作——《格物中法》。总而言之,宝应刘氏家族学人众多,着述丰富,在经学与地方文献编纂上具有突出成就,于史学与校勘学亦有建树。刘氏一门历经三百年的学术史,是清代家学传承的典型范例；刘氏学人为学实事求是,注重经世致用,是清代扬州学派的重要代表,对当地乃至全国的学术文化发展均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刘勇^[9]（2016）在《柯劭忞诗歌论稿》文中认为柯劭忞作为近代声名卓着的史学家,诗名长期为史名所掩盖,实则其兼具诗家与史家的双重身份,其诗歌於当时诗坛风气之外另辟蹊径,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他承续了山左诗歌的发展轨迹,以杜诗为标的,寓史笔於诗歌之中,继承了中国诗歌的诗史传统。而其宏通的诗学观、鲜明的地域流派特色以及深厚的学术涵养与其诗歌创作密切相关。本文即撷取“家学与师承”、“地域与流派”、“诗论与诗风”、“学术与诗学”、“评诗与选诗”五个视角,以柯劭忞的诗学建树和诗风转变为中心,考其诗歌之渊源,明其地域之归属,究其学术之关联,论其评选之特色,将蓼园诗歌放在山左诗坛以及近代诗歌史的双重范围之内来进行考察,以期对柯劭忞的诗学活动进行一次较为全面的论述。

黄月芳^[10]（2015）在《《鹤唳集》点注》文中研究表明郑献甫是清代广西文坛大家,着述甚多。本论文以郑氏诗集《鹤唳集》为研究对象,将该集诗作全部予以标点注释,并在《前言》中作初步研究。“鹤唳”一词,取自“风声鹤唳”典故,形容战乱、惊慌与动荡。《鹤唳集》作品创作于清咸丰五年（1855）至咸丰十年（1860）间,这一时期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与天平天国席卷中国的年代,郑献甫在《鹤唳集》中用诗歌记载了着这一路的风云。这些诗篇不仅记载了作者在战乱中几次逃难、反复奔波于两广各地、颠沛流离、寄人篱下的生活,而且如实地描写了百姓的苦难生活以及社会的凋敝状况,包括太平天国革命、两广会党起义、侵华西方强盗的横行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反映。同时,作者数年经历所见所闻的各地民风民情、山川景物、古迹名胜,在他的诗中也有不少留影。另一方面,《鹤唳集》的不少作品还宣扬了作者的文学主张,例如,郑献甫主张文法自然绝去修饰,诗文要写真意述真情,要学会变通学古以变古,禁忌沿袭守旧,于创新中保持文章的活力,等等。《鹤唳集》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它还是全面研究郑献甫不可或缺的第一手材料。

二、亦谈“三农”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亦谈“三农”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官不下县”还是“权不下县”?——对基层治理中“皇权不下县”的一点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2）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教育 ——基于一所皖南乡镇中学兴衰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商周时期的方伯与方伯制（论文提纲范文）

（4）彭端淑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两宋之际《诗经》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清末新政时期的直隶高等教育改革（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案略论——批评转向中的“重返八十年代”（论文提纲范文）

（8）清代宝应刘氏家学考述（论文提纲范文）

（9）柯劭忞诗歌论稿（论文提纲范文）

（10）《鹤唳集》点注（论文提纲范文）

四、亦谈“三农”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官不下县”还是“权不下县”?——对基层治理中“皇权不下县”的一点思考[J]. 高寿仙. 史学理论研究, 2020(05)
• [2]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教育 ——基于一所皖南乡镇中学兴衰的个案研究[D]. 吴同语. 广西师范大学, 2019(09)
• [3]商周时期的方伯与方伯制[D]. 杨永生.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9)
• [4]彭端淑诗学研究[D]. 程丹青. 暨南大学, 2018(01)
• [5]两宋之际《诗经》学研究[D]. 朱学博.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6]清末新政时期的直隶高等教育改革[D]. 贾军琳.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8(11)
• [7]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案略论——批评转向中的“重返八十年代”[J]. 刘熹. 芒种, 2018(05)
• [8]清代宝应刘氏家学考述[D]. 李晓明. 华中师范大学, 2016(12)
• [9]柯劭忞诗歌论稿[D]. 刘勇. 苏州大学, 2016(02)
• [10]《鹤唳集》点注[D]. 黄月芳. 广西师范学院, 20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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