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近代中国的盛衰看先进生产力代表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陈兰馨[1](2021)在《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文中提出本文立足于“本土化”的概念,着重论述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后,被知识界、思想界接纳,被中国共产党转化为具体实践,逐步融入本土文化并拥有“民族身份”的过程。本文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解构为两个维度:一是认知维度的本土化,即马克思主义如何在认知层面“化”中国;二是实践维度的本土化,即中国如何在实践层面“化”马克思主义。二者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本土实际融合的重要方面。本文的研究时段从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始,到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止。文章主要选取了三个要素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与发展:概念语词、思想话语和本土实践,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跨语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汉语词汇化、马克思主义的本土话语形成及本土化主体的确立、本土化自觉的唤醒、本土化经验的升华阐释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实现本土化,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又如何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思想资源,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本文的叙述逻辑始于西学东渐下中国知识体系和文化土壤的变化。西方分科的知识体系传入中国,冲击了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与西方知识输入相伴的是世界观的重构和思想界地覆天翻的变化。一方面,现实迫使经世致用的士大夫不得不走出“天下主义”,重新审视中国和“万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中国的读书人受西方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开始反思儒道历史观下的中国命运,他们开始了中西哲学、中西文化融合的又一次尝试,试图通过接纳进化论来构想改变中国历史天命的进路。当西方文化的新观念传入中国,传统汉语知识和观念开启又一轮的自我更新。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开始进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自然需要为每一个新概念找到合适的汉语对等词,西学译介的术语及译着的传播在认识论上构建了不同界域之间的“转义之门”,成为中国人认识、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起点。20世纪初,日本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桥梁。大量日译马克思主义文献和由日文转译的汉译文本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化的概念语汇,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也为中国人接纳这门艰深晦奥的学问搭建了理解的基石,并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输入了早期的学理。1919年,五四运动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影响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进程得以加速。一方面,五四之后,中国思想界整体反映出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政治表达方式和政治蓝图的心态,而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提供了这种可能。另一方面,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在五四之后开始了新一轮重组。一是话语议题的转变,即使用话语的范畴开始从学术议题向政治议题递进。二是话语功效的凸显,主要体现在话语在政治传播的功效方面,马克思主义语汇开始被附着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三是话语主体的建立,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个体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初的话语争锋最终回归到“中国向何处去”的元问题,为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奠定了思想基础,从侧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认知维度被接纳的过程。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主体,自此,马克思主义开始从众多外来思想的一支,正式转变成一种可实践的革命方案。中国共产党在实践的早期阶段“以俄为师”,按照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方案指导中国革命。其间,中国共产党从奉为圭臬地模仿到有自觉地反思,在曲折的探索中,形成了对统一战线、农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问题的独立见解。毛泽东的观点无疑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他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化的革命主体、革命方式和群众政策,并首次在党内会议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回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在文化层面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是对“体用论”的超越,是对中西文化评估固有范式的突破。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具有鲜明的批判精神,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文化传统和文化发展的价值。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突出了本土化过程中文化自觉的重要性,正确处理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的问题。总之,本土化要完成从认知维度向实践维度的跨越,应该避免脱离中国近现代的社会现实,避免变成为一种理论自身的逻辑演绎。理论必须经过和现实的结合才能算是完成了本土化的过程,否则只能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局限在知识层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之所以如此典型,在于其不仅形成了本土化运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还实现了理论的民族化,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了中国文化精神的一部分。
陈元[2](2021)在《“社会主义”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变迁研究(1899-1921)》文中指出历史经验表明,作为历史变迁的语言表征,概念本身是不断发展的。在不同时代,随着思想中心域的不断转化,概念的意义也在不断改变。“社会主义”概念在近代中国早期的变迁亦是如此。在不同历史时段内,由于政治时局和文化氛围的差异性,形成了不同社会阶层轮番译介、传播的景象。对近代中国而言,尽管“社会主义”概念,最初是以舶来词身份进入中国的,但这一点却丝毫不能削弱它给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思想变迁、文化发展带来的巨大震动。反而国人对“社会主义”概念的吸收、创造、运用,既引发了“社会主义”概念自身的术语革命,同时也促成了社会革命、政治革命、思想革命在中国的同频共振。有鉴于此,本文拟将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作为考察的主要时段,试图从“社会主义”概念的变迁中,探索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在早期中国发展的历史踪迹及其文化意义。19世纪末,“社会主义”概念在危若累卵的中国迎来了发轫期。这一时期,在救亡图存运动与西学东渐思潮的共同驱动下,作为异质文化的“社会主义”语词徐徐进入中国。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语词在不经意间就闯入了中国人的眼帘,并引起了早期传教士、晚清驻外使节及中国知识精英的关注。出于传教、维护阶级利益、救国的需求,他们分别对“社会主义”语词做了原初探知。概括起来说,彼时,国人大多通过三种途径,接触到了从西方舶来的“社会主义”语词:一是来华传教士通过报纸期刊、传教活动对“社会主义”的零星介绍;二是晚清驻外使节通过域外游记、“述奇”等方式引入了一批社会主义词汇;三是中国知识精英在办报、留学海外的过程中,通过考察西方工人运动,了解到了关于“社会主义”的相关讯息。进入20世纪后,日渐兴盛的西学东渐思潮与海外留学热潮,将“社会主义”概念在中国的传播带到了一个全新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政策倾向与地缘偏好,国人大多选择以日源“社会主义”为蓝本,以欧美“社会主义”为辅。较之于晚清时期传教士、驻外使节、中国知识精英对“社会主义”译名的模糊认知,该阶段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语词的把握有了较大的提升。可以说,在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双重选择下,“社会主义”语词在品格上,与各类思潮存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在内容运用上,存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比重失衡的现象;在翻译方式上,逐渐突破单一的音译手法,并以译评结合的方式取而代之。尽管“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翻译,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本土文化对社会主义个别原理的主观取舍,却造成该语词非但没能在中国扎下根来,反而造成了意义上的分叉。进入五四时期后,国人对“社会主义”概念的认知,则发生了剧烈的变动。随着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觉醒和民族国家危机的加深,社会主义概念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范畴。此时,概念的“科学性”和“多层次性”已经成为理解“社会主义”的重要特质。在知识分子的争论与博弈中,社会主义概念逐渐展现出了以马克思“社会主义”为主,各种社会主义为辅的多元面相。诚然,我们说,这一阶段,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概念,给近代知识群体觉醒和民族国家心理造成了剧烈波动,但由于时人尚未全面接触到马恩经典文本,也并不能感受到马克思社会主义概念的强大威力。故而,这一阶段,他们对社会主义概念的翻译有时恰到好处,有时则陷入了单线理解的误区。这一观念无疑助长了绝对主义和激进主义对机械社会主义的顶礼膜拜。当历史的车轮继续前行,直至进入中共创建阶段后,“科学社会主义”,尤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为马克思“社会主义”概念的译介、传播开辟了新渠道。这一阶段,“社会主义”概念在传播主力军、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特点等方面均发生了范式变革。就传播的主力军而言。早期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赴法、留俄期间及国内的革命运动中得以迅速成长成为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就传播的内容而言。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大多以“科学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蓝本,对革命政权、经济生产、发展阶段、社会主义道路、国家职能等问题做了系统地探讨,其广度和深度是以往任何时期不可比拟的。就传播的方式而言。形成了多元、立体、全方位的传播格局。不仅存在报刊、出版社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宣传、报道,而且出现了社团、研究会、图书馆、书社、通信、广告等方式。上述转向表明,20世纪20年代,原生态的科学社会主义,并没有因其特殊的外源词身份而在中国有丝毫的减弱,反而在众多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中形成了自觉传播,成为近代中国早期阶段“真正有意义的传播”。当然,“社会主义”概念不断变迁,与译者的思想关系密切。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时人对马克思“社会主义”概念的认识更加贴近中国实际。他们不仅能准确把握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而且围绕社会改造和中国的出路问题做出了发人省醒的思考。基于此,中国共产党早期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才得以在波诡云谲的局势中迅速建立起来。质言之,“科学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思想基础、组织基础、实践基础。
邓燕[3](2019)在《时代主题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 ——基于历史教育观念的考察(1901-1945)》文中认为本文从历史教育观念及其变迁的视角,纵向考察20世纪上半叶不同历史时期时代主题对历史知识资源的利用及其相互关系,时代主题影响到各时期历史教育观念及其实践。爱国与启蒙、救亡图存和争取民族独立是贯穿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在时代主题影响下,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观念经过了转型、变革、多元化和趋向整合的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历史教育功能的认识取决于对“历史”和“教育”两者功能和相互关系的现实定位。晚清时期,在改革与革命、爱国与启蒙的时代主题下,“国族主义”成为影响历史教育观念变革的核心因素。史学传统垂训和资治功能在新时期表现出转型特征,清政府、改革派和革命派从不同的角度建构“国族”和促进“群觉”,政事教育、爱国观念传播、启蒙与进步、国族意识培养等成为历史教育观的内涵。民初,塑造共和国民成为历史教育目标的重要内容,历史教育目标呈现出社会本位和学生本位取向,历史教育从“历史”和受教育者本身获得其主体性,更为客观化。民主、共和、平等、科学、民治、实用主义、世界主义等成为影响历史教材内容、历史教学组织形式的思想资源。形塑国民革命记忆是国民革命背景下历史教育观念的主题。革命建国下,随着国家意识的强化,革命的主体及国家性质等问题的讨论使得社会各政治派别和民众历史意识勃发。对“革命”内涵的界定及其历史演变主题的关注反映出各党派和民众最为集中的历史知识诉求。国民党国民政府以革命的历史宣示自身正统地位,塑造历史与三民主义的内在联系。抗战救亡背景下强化民族国家认同和推进抗战动员,是国人对于历史教育使命的认识和实践。民族主义成为支配当时历史教育观念的核心观念,历史教育观念趋向整合,它或重新具备道德训诫色彩、或鼓励忠勇武德、或提倡伟人教育,其虽多元化但统一于民族国家认同的旗帜下。各时期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层面的时代主题与历史教育观念呈现互动图景,探讨两者相互影响的机制,尤有必要。从人类历史经验中挖掘、重塑、融汇创新得来的特定价值或实践经验,与社会政治主题相互生发。新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动员方式得以形塑。某些普适性的价值也通过历史教育进一步传播。古往今来,时代主题对于再现历史表现出浓厚兴趣,并深刻影响到历史话语和历史实践。历史教育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受时代政治和社会文化主题的影响,某些观念成为支配某一时期历史教育观念的核心因素。历史教育观念及其历史变迁呈现出特定阶段人们对历史教育功能的不同认识。
谈笑[4](2018)在《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文中认为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简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是指从鸦片战争始,经晚清、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间,由中国政府、各地方政府、中国政府各部门、由政府所有或得到政府担保的官办(国有)公司等为代表的主体与外国银行、中外合办银行、国际银行团、以银行为主要参与方的国际辛迪加以及代表外国银行(财团)的个人等外国私人之间确定、变更、终止权利义务关系的意思表示一致的法律行为。绪论部分主要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定义及研究意义,指出其与近代条约制度的关系,认为研究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需要涉及到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国家契约、国际贷款协议、BOT特许协议等现当代法学概念。并从历史、法律、经济三个方面阐述本论文的研究创新之处。同时回顾了近代以来关于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研究状况。第一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法律关系。分析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中外主体性质和类别。并根据该法律关系客体和内容的不同组合,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分为借款、工程建设、合伙、买卖、租赁、特许经营等类型。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属于包含涉外因素、公法因素、经济因素的私法契约。第二章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涉外经济契约)与契约、条约进行法理概念上的比较,讨论契约与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近代条约体系的关系。并从法的形式(分为法的渊源、法的分类、法的效力);法律关系(主体、内容与客体);法的实施(法的适用、法的遵守、法律责任)三大层面进行系统比较。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所隐含的极为复杂的法律原理。第三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发展分期,分为晚清时期、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三个阶段,介绍各个时期契约订立的时代背景,契约特点以及演变情况。第四章分析契约主体外国银行在近代条约体系下的特殊法律经济地位。指出近代在华外国银行与国际政治、领事裁判权、中国国内经济金融政策的关系,认为其优势地位的取得与近代条约制度密不可分,属于近代历史上在中国经营货币信贷业务的外国私法人,而不是受中国法律管辖的内国法人。第五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与国际政治的复杂关系。在广义上,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的订约行为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的影响。从狭义上看,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受到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的直接制约,属于近代条约制度的一部分。第六章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契约的过程。分为中方决策、外方决策、中外交涉三个层面。指出中方政府政治决策和外方企业市场决策的特点,并分析近代中外交涉交易的过程和特点。第七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核心部分——近代中外间国际贷款契约。根据法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对近代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订立的国际贷款契约进行分类整理,对契约的结构、条款进行解剖分析,指出近代国际贷款契约的发展变化和特点。第八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间国际工程建设契约。重点分析近代铁路投资领域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订立的国际工程建设契约。指出其类别、条款和有关特点。第九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契约。对其定义、类别、条款及内容特点进行分析。第十章以1887年李鸿章与美国费城辛迪加订立的中外合办华美银行契约事件为例,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进行经济合作,在国际与国内,政治与经济各个方面所受到的影响,展示近代中国政府涉外经济活动所面临的困难处境。
陈超凡[5](2017)在《王韬教育改革思想和实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王韬是晚清新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在近代早期启蒙思想家群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王韬生活的时代,正处于19世纪后半叶中国急剧变革的转型时期,传统的教育背景、独特的生活环境、丰富的海外经历、边缘化的个人身份等诸多因素,促使他成长为一位学贯中西、善于独立思考并富有家国情怀的教育改革家。王韬传承并发扬中国古代重视人才的传统,形成以服务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新型人才观。他分析传统教育的弊端,抨击科举制度毁灭人才,设计了一套系统的教育改革方案,形成“融汇中西”的教育改革思想。学校教育方面:主张渐进改革科举制度,推行义务教育,在基层普遍设立新式学校,把女子纳入教育对象;设立各类专科学校,培养实用技能人才。社会教育方面:译着大量近代科学书籍,创办第一份由中国人自主经营的近代报纸——《循环日报》,着文立说宣传变法,倡议兴建公共图书馆、博物院,影响和带动了一大批先进中国人关注现实、学习西学、热心洋务。尤为可贵的是,王韬积极将教育改革思想付诸实践,任上海格致书院山长长达12年,对该书院招生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进行一系列改革,颠覆了传统学校教育的模式,对中国教育近代化进行了宝贵的探索。王韬教育改革思想和实践极富先驱意义,对中国传统教育走向现代产生深远影响。他主张全面引进西学知识,突破只学习西方器物的局限,其教育改革思想和实践不仅开创中国近代教育之先河,还为此后的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思想和人才准备,在中国近代新学体系演变序列中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对中国社会近代化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当然,王韬教育改革思想和实践不可避免存在历史局限性,但这无法掩盖他对开启新风、唤醒民众、推动社会进步的重大贡献。
董星辰[6](2017)在《现代性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研究(1919-1949)》文中研究指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现代性是密切相连、相辅相成的。现代性危机的频发以及现代性研究的匮乏愈益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清晰可感的现实困境。“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要想明晰危机的产生原因和解决途径,需追本溯源回到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碰撞、彼此影响的历史中寻求答案。1919—1949年这段革命历史时期,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开端到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时期,也是受到西方现代性冲击迫使中国改变道路,走向中国自身现代性的艰难探索时期,是现代性转型历程中极富探索意义的历史篇章。因此,在现代性的变化视域、批判视域及扬弃视域下,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成、发展和完善过程进行重新审视,并依次在话语、理论、实践、价值层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不断形成和深化的历史进程进行研究,是实现学术性与现实性相结合的重要课题。通过对现代性产生根源与发展脉络的梳理,对比西方资产阶级、马克思及中国学者的现代性概念,在本质与现象的相互升华中深入挖掘和尝试整合现代性的内涵,使现代性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工具、深化认识的过程和彰显形态的尺度而发挥着作用。现代性精神的演变及断裂是造成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和表现,在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回应中,更加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为中国“现代性觉醒”开启了新的路标。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密切交织,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出现的时代转型、理性启蒙、人的生存意义问题和社会发展出路等问题不仅具有“现代性问题”的普遍性,还在特定革命历史时期和阶段具有特殊性。现代性的西方源发性以及资本逻辑的扩张本性,使现代性通过“殖民侵略”强势进入中国,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是在内忧日甚、外患日迫的紧张局势中,呈现出一幅被迫的、遭遇式的尴尬状态,革命本身就是追求现代化和反思现代性的必然结果。因此,中国对现代性的认识是在外来的、既有的现代性思想基础上的一种“再认识”,在形式上依次经历了话语译介、理论借鉴、实践探索、价值升华的渐进过程,从现代性话语、现代性理论、现代性实践、现代性价值层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形成、理论发展、实践演变、价值进步等方面的历史进程进行研究就成为一种必需。以问题的出现、途径的探索和问题的解决为逻辑主线,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苏俄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认识规律中,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如何取得话语权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独特话语表达方式的形成过程,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如何发挥理论感召力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成果的发展进程,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如何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特色实践的演变进程,呈现了马克思主义如何实现主客体的统一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价值启蒙、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的进步过程。当然,这几个部分是既对立又统一的有机整体,共同反映了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多重维度中的相互交织、相互作用。这一探索不是对既有思想的简单归纳,而是在现代性视野中、在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交融互动中,具体分析、深入论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进行的多方位的重新审视,以期扩大特定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视野,开创历史新局面,还为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代发展、正确处理中国现代性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求得丰富历史资源。
李博[7](2017)在《毛泽东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毛泽东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形成和发展于中国革命及建设时期,是毛泽东对党的纯洁性建设问题思考与实践的结果。虽然今天的时代背景与毛泽东所处的时代相比有了很大变化,虽然毛泽东晚年在党的纯洁性建设方面有过失误,但毛泽东作为党和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其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中无论正确还是失误的部分,都对目前党的纯洁性建设有着重要的鉴借意义。当前,党的纯洁性建设已经取得重大成绩,逐步走上了制度化、法治化轨道。但是,在利益多元化大背景下,党面临的风险与考验比以往更加严峻和复杂,因而党的纯洁性建设工作仍然是任重而道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充分汲取毛泽东相关经验,结合党所处的历史方位采取灵活有效的措施,无疑可以更好地推动当前党的纯洁性建设工作。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唯物辩证法、历史和逻辑相结合方法等,对毛泽东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展开研究工作。首先,分析了毛泽东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背景、实践条件和四个历史阶段。在此基础梳理总结了毛泽东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文化之根,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党的纯洁性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纯洁性思想因子二者如何内化于这一思想之中,共同推动了该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其次,系统分析和阐释了毛泽东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之纯洁逻辑体系和实现路径。思想纯洁、政治纯洁、组织纯洁和作风纯洁四个基本要素具有各自不同的功能,同时又互相补充、互相支撑,形成了有机统一的纯洁逻辑体系。论述了毛泽东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的实现方针、实现原则和实现路径。特别探讨了牢牢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生命线”、运用整党整风形式系统维护维护党肌体纯洁性、发挥规章制度的刚性规范功能、制定法律法规将党的纯洁性建设纳入法治化轨道、发挥“非党监督”的独特作用等等“刚柔相济、内外兼修”的实现路径及其重要作用。再次,集中分析了与列宁、邓小平、王明相比毛泽东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的一些特点,特别指出了毛泽东晚年围绕维护党肌体纯洁性以保证党和国家不变颜色进行了大胆尝试,主观愿望是好的,应当给予肯定,苏东剧变的悲剧充分证明毛泽东的担忧不是杞人忧天。但是,理论和实践上的“左”倾错误导致了严重失误,这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教训必须汲取。评价需要具体分析、客观理性,而不能或者全盘肯定或者全盘否定。最后,根据毛泽东党的纯洁性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结合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提出当前党的纯洁性建设应当从三个维度展开:自律与他律相结合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统筹“纯洁性、先进性和执政能力建设”三者关系形成纯洁合力;汲取经验教训以避免重蹈覆辙。
袁玉梅[8](2017)在《向警予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向警予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着名的领导人,是党内最早从事妇女解放运动的女性革命家。少年时期,向警予笃信教育救国,尤其关注女性教育事业;在蔡和森的影响下,逐渐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她一生致力于妇女解放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解放,在教育、妇女解放以及报刊宣传等方面做出了卓越成绩,是中国共产党探索革命道路的伟大先驱者。本文以向警予生平事迹为主线,以具体的时代环境为背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对向警予思想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以期深化和拓展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生平和思想研究。本文由绪论和正文五章组成:绪论部分概述了本文的选题价值,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研究的重难点和创新点进行简要的概述。第一章对向警予的思想发展进行简要历史考察。向警予早期是一名民主主义者,她反对封建束缚,主张教育救国;反对传统婚姻制度,主张男女双方自由结合。在蔡和森的影响下,向警予逐渐转变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她反对圈养女性,主张妇女解放;反对政治改良,主张中国走暴力革命的道路。第二章主要研究向警予的教育救国思想。向警予在家庭教育、教师引导以及“教育救国”思潮的影响下,立志教育救国。她认为,教育应当坚持个体发展与服务社会相结合;要强化国家意识教育和科学文化知识普及;应坚持男女共学,运用“教育取重自动”和榜样示范法进行教育,注重学生自治管理。向警予的教育救国思想突显了以社会价值为主导的多元化教育目标,强调国家意识的全方位教学内容,重视个性的教学方法和民主与严谨并重的教育管理模式。向警予教育救国的思想及其实践,提升了女子觉悟,推动了妇女解放,为社会风俗的转变吹进了一股新风,当然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第三章对向警予的妇女解放思想进行了深入探讨。向警予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着名的妇女运动领导人,曾连续担任中央妇女部部长,对妇女解放具有丰富的社会实践和深刻的理论认识。向警予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经济制度,只有实行政治革命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妇女解放。妇女解放是一项巨大的历史工程,必须以劳动妇女为主体,联合最广大范围的妇女,着眼于民族解放和女性自身解放,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向警予的妇女解放思想具有主体上求同存异、目标上两位一体、方法上多元并举的鲜明特征,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对妇女运动的积极探索,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同时,向警予的妇女解放思想受到整个社会历史宏大叙事的影响和制约,也有很多不彻底和不完善的地方。第四章重点研究向警予的宣传思想,这一点在以往的研究中较为薄弱。向警予投身革命后,曾先后参与《向导》《妇女周报》和《大江报》的编辑、出版等工作。她认为,报刊是“改造思想、滋养思想”的有力武器;报刊宣传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以事实为准绳,真实反映妇女运动全貌,为民族解放大业而服务。向警予的报刊宣传实践在宣传、鼓动群众,揭露、批判敌人,反映、引导舆论,指导、推动工作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她在报刊宣传工作中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独特特征的宣传思想;她的宣传实践代表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对报刊宣传的探索,既有可资借鉴的经验,也有受历史条件限制所具有的局限。第五章对向警予思想进行总体评析。本章将向警予思想与秋瑾思想进行对比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向警予思想具有彻底的革命性、广泛的群众性和严谨的科学性,推动了思想文化启蒙,促进了社会救亡运动的开展,推动了妇女解放与人类解放事业,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有益探索。由于向警予牺牲较早,她的很多思想没有得到进一步展开,具有不成熟性,但这并不妨碍她在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妇女解放理论的创立以及报刊宣传中的理论贡献。
刘星[9](2016)在《清末民初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文中研究指明康有为(1858-1927),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经学家、思想家和改革家。作为清末民初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康有为终其一生都对东传之西方科学保持着开放、吸纳的态度,并矢志不移地将东传科学兼容、整合到他所建构的今文经学体系之中。从他一生的学术进路来看,康有为早年泛观博览,钟情西学,兼采汉宋、调停今古,略有古文学的倾向,但是与廖平“羊城之会”之后遂确立今文经学之立场,并成为其一生思想之基调。深受恩师粤中大儒朱次琦的影响,康有为经学思想自产生之初便有着极强的“通经致用”特征:侧重经世、重视《周礼》、民功;转向今文经学之后,更加突出了“经世致用”的倾向,关注的焦点从“民功”、“物用”层面提高到经学理论、政治制度层面。他以学术为本,后逐步落实到政治之上,积极参加政治和社会活动以期推动政治和社会的变革与进步。康有为从早年崇尚古文经学的治学态度到今文经学立场的转向,从“托古改制”到维新变法,从“三世”进化到“大同”理想,从“物质”与“道德”的并重到以“儒学为宗”并将其奉为圭臬的“普世价值”,其学术思想随着时代形势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逐渐推进、转移和深化。概言之,康有为一以贯之的立场在于:“通经致用”的入世精神;尊儒、尊孔的坚定立场;整合东传科学和今文经学中西会通的学术方向,都离不开西方自然科学、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窠臼。清末民初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本论文以科学与儒学的关系为视角,着重考察东传科学对于康有为经学立场的转变,对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体系重建与嬗变过程中科学与儒学相容性问题,以及东传科学影响下儒学对于当代社会以科学为先导的大科学时代背景下儒学的社会功能等问题进行探讨。康有为基于东传科学对今文经学的建构,当以《实理公法全书》、《康子内外篇》和《物质救国论》为主,以及对于《中庸注》、《论语注》、《礼运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等诸经典的注解贯穿其间,至《大同书》达到其理论思想的臻美境界。具体内容亦延续至变法的具体措施、大同理想的设想以及物质救国的工业化道路等方面。而这些天才的构想是对处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中国寻求出路极有价值的思考。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开启了清末民初思想启蒙运动的先声,是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发轫,对于这个时期急剧变化的思想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新文化运动一源开三流,即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新儒家。就新儒家而言,它的启示在于:现代新儒家和晚年的康有为一样,在道德价值和科学理性之间力求平衡,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蔚为大观;而康有为儒教问题研究也成为中国儒学研究的热点。新儒家以心性之学为基本取向,向内凸显出儒学的思辨性和超越性,来安顿人们的心灵和生命,向外则主张返本开新,以内圣开出科学、民主为内容的新外王,以此来实现儒家的现代化,所有这些方面都与康有为思想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年来,“新康有为主义”在大陆兴起,一批学者主张回到康有为,突出儒学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内容,继续康有为孔教运动的思路,面向社会,建设宗教团体和社会建制以发挥效用,接续康有为的政治理念和孔教思想来回应现代性问题,实现儒学的现代化。这两个方面都导源于康有为倡导的以儒学为“普世价值”的努力。因此,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研究既是老生常谈又是历久弥新的课题。本论文的章节安排如下:第一章重在阐述清末民初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概况。主要论述康有为的生平和时代背景、清末民初东传科学的范围、康有为接受东传科学的内容所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康有为今文经学体系。第二章旨在揭示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形成的科学根基等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东传科学过程中达尔文进化论思想,西方“星云”假说影响下康有为元气论思想,透过几何学等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升华形成的科学方法论体系以及深受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影响形成独具特色的维新变法思想,而对这些东传科学知识的发挥皆来源于“春秋公羊学”的思想之精髓。第三章、第四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试就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问题展开论述:康有为对待科学与儒学的态度经历了“援西入儒”(1880-1895)、“以西化儒”(1895-1902)、“儒西并尊”(1902-1913)、“以儒化西”(1913-1927)四个思想阶段。并分别就这四个阶段的思想历程并结合他对东传科学的理解展开详细阐述。第五章是对前四个章节的总结与升华。试论东传科学助推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价值与时代命运。这一章的基本思路如下:第一,康有为的主观愿望在于利用东传科学改造今文经学体系成为儒者的改革家,成为维新变法的操盘手。第二,康有为的实践践履表明他试图通过个人的努力对东传科学和今文经学整合的尝试,以会通中西。第三,从东传科学的影响性质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通经致用”思想、东传科学贯穿康有为一生之始终及其一生“尊儒”的特质。第四,从科学规范、科学精神的角度来看康有为今文经学体系的理论局限性。第五,东传科学助推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式微。第六,本论文研究的结论。通过康有为对于科学与儒学的会通与融合洞开了儒学的另一条出路:那就是儒学的现代化转型与新儒家的滥觞。本论文研究的亮点在于:第一、站在科学的视角探究科学与儒学的关系,揭示清末民初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第二、针对科学与儒学相容、相斥、抑或其它的争论的问题①,揭示科学与儒学具有广泛地相容性,具有热情拥抱,亲密接触的一面,科学与儒学具有相互亲和的基因。第三、对康有为一生的四个时期:“援西入儒”、“以西化儒”、“儒西并尊”、“以儒化西”进行重新划定时间节点。并针对不同时期思想的特点对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进行梳理、归纳并得出结论:1880年之后,康有为“尊儒”、积极吸纳东传科学知识贯穿康有为生命的始终。第四、站在科学“求真”、“求是”的视角探讨康有为“六经注我”、以“微言大义”随意阐发儒学是对科学基本精神的背离。康有为为达到一己之目的、一任主观的解经方式是造成今文经学式微最致命的动因。康有为解经方式为未来儒学与科学关系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教训:不管是研究儒学还是研究科学,都必须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尊重客观事实,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躬行实践、与时俱进。第五、揭示康有为“尊儒”以及对儒学成为“普世价值”预设的重要性。儒家文化蕴含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困境的重要力量。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在传统文化面临严重流失,对重拾国民信心,构造国民信仰具有积极意义。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产生于中西文化激烈冲撞的近代中国,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向的拐点,是试图处理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的一个极具价值的思想体系。通过此一问题的研究对我们如何面对当前的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我们处理科学与儒学关系亦有重要启示。探寻康有为今文经学关系问题,对于新儒家缘起、孔教运动的成败以及儒学是否可以成为新世纪“普世价值”等问题的探讨具有重要意义。
王鹏辉[10](2014)在《中国近代边疆的转型时代 ——以九边处处蹄痕的吴禄贞为中心》文中指出19世纪上半叶,西学东渐和西力东侵交汇而来,中国进入数千年尺度的历史变局,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首当其冲。龚自珍和魏源从今文经学视野出发,共通发明西北一东南边疆轴向历史空间互动结构的边疆建设方略。康有为和梁启超从今文经学会通中西的君主立宪维新变法,以"五族合一"和"中华民族的大民族主义"进行中国现代国家的国家建设,吸收了 "龚魏"的边疆建设方略。19世纪末20世纪初,孙中山、黄兴和章太炎的"排满革命"登上历史舞台,发动武装革命来推翻清王朝,创建共和国的中国,具体方略则为东南沿海的边疆革命方略,忽视了非汉族群聚居的西北陆地边疆。吴禄贞正在此时,从长江中游的武汉穿越东南海疆,东渡日本留学陆军士官学校,并与孙中山、唐才常、梁启超交游,投身自立军起义。吴禄贞毕业回国后又与黄兴交游,在武汉和长沙进行革命聚义。革命党人吴禄贞北上入职清廷中央练兵处,结束了他的东南革命。东三省爆发的日俄战争刺激清王朝进入预备立宪的新政阶段,边疆危机为前奏的国家和民族危机引发了清末中国改革与革命的双重变奏。1906年上半年,吴禄贞跟随理藩院尚书肃亲王善耆考察内蒙东四盟,亲历亲见了已经变为蒙汉杂居的传统塞北边疆,对内蒙东四盟进行了现代性的社会调查《东四蒙古实记》,并制定了一套经营蒙古的战略改革方略《经营蒙古条议》。吴禄贞以西方民族国家的观念来思考清王朝的边疆危机,依据近代国家主权、领土、人民的要素制定蒙古地区的改革方略。1906年下半年,吴禄贞得到练兵处的派遣穿越中原前往西北新疆的伊犁调查军政,而日本陆军少佐日野强和俄国陆军上校马达汉分别接受各自国家参谋部的派遣,与吴禄贞同时出现在中国西北边疆。吴禄贞的《沿途日记》与日野强的《伊犁纪行》及马达汉的《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互相参证,反映了民族国家国际体系和清王朝视野交互下的西北边疆历史面貌。1907年,东三省继新疆建省、台湾建省后从军府制变革为行省建制。吴禄贞以军事参议的官职跟随首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来到奉天任职,随后奉派前往吉林省延吉厅调查吉林与韩国界务。朝鲜与清王朝的宗藩关系在日本控制朝鲜主权后逐渐解体,两国的边界图们江经过重新确认而遗留江源边界的争议。日本随即寻找各种伪证制造"间岛问题",图谋侵占中国延吉厅领土。吴禄贞针对日本制造的"间岛问题",运用测绘等各种近代地理科学技术和近代社会调查手段勘查了延吉的历史、政权建设、地理、韩民越垦和入籍中国的历程以及吉韩界务的交涉历史,把日本提出的伪证一一推翻,证成延吉为中国领土,为清王朝提供了维护国家主权的依据。1907至1909年,吴禄贞先后任职吉林边务帮办和吉林边务督办,驻扎延吉厅,与日本在延吉非法建立的"统监府间岛派出所"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抵制日本对延吉中国主权的侵犯,同时展开各项内政建设,以民生为本确立越垦韩民的中国国民的法律地位,并参与清王朝中央外务部与日本的谈判,终于使日本在《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承认图们江国界,延吉厅为中国领土。吴禄贞在延吉的边疆建设以近代主权国家的原理依靠国民推进了边疆中国的近代国家建设。纵观革命党人吴禄贞的一生,身处清末改革与革命争锋的时代,在日本接受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洗礼,既有参加东南革命又有参加西北边疆建设的历史际遇。吴禄贞从最初的"排满革命"到经历内蒙东四盟、西北陕甘、东北延吉的边疆调查和国家建设,其国家疆域空间的观念比较孙中山、黄兴、章太炎更接近历史和现实,接上了龚自珍、魏源、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脉络。吴禄贞以革命党人和清王朝的官员双重身份,通过边疆建设追求中国现代国家的国家建设。吴禄贞深度介入了中国近代边疆的转型时代,体现了民族主义潮流中中国由王朝国家向主权国家转型历史进程中的历史连续性。
二、从近代中国的盛衰看先进生产力代表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近代中国的盛衰看先进生产力代表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一)选题缘由 |
(二)溯源: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历史的维度:以实然证必然? |
(二)文化的维度:古今中西的文化选择? |
(三)思想的维度:谁改造了谁? |
三、概念界定与理论框架 |
(一)本土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 |
(二)研究范围界定 |
(三)理论框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维度 |
四、研究思路及框架 |
五、创新与不足之处 |
第一章 重构自我:与西方世界的遭遇 |
第一节 西学东渐:知识体系的冲击 |
一、知识分类和体系的整合 |
二、知识生产的体制重塑 |
三、知识权威及价值符号的更替 |
第二节 走出“天下主义”:进化的世界与中国的天命 |
一、“天下主义”的式微与民族主义的兴起 |
二、进化论下中国的天命 |
三、进化宇宙观的思想冲击 |
第三节 本土化的几种类型 |
一、延续型本土化 |
二、吸纳型本土化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语词的溯源:马克思主义语汇的传入及影响 |
第一节 西学东渐下的语词译介 |
一、在华传教士的语词译介 |
二、日译中的新语厘定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语汇的早期传播 |
一、“日马”入中:马克思主义从日本到中国 |
二、取道东洋:探源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语词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从语汇到话语:马克思主义本土话语的初步形成 |
第一节 思想序曲:马克思主义话语进入中国语境的背景 |
一、思想的转型:从启蒙重回革命 |
二、认识的转变:从“日马”到“俄马” |
第二节 话语议题的转换: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渐次接纳 |
一、 “主义”话语的来临:问题与主义 |
二、从空间到时间:东方与西方 |
三、唯物论话语的胜利:科学与人生观 |
四、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适用 |
第三节 话语的替代与综合:马克思主义本土话语的初步形成 |
一、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话语交错 |
二、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明辨 |
三、平民主义(Democracy)的话语演绎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主体转换:实践维度的本土化 |
第一节 理论和实践的桥梁: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
一、“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列宁主义的启示 |
二、共产国际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土化 |
第二节 本土化自觉的唤醒: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及早期实践 |
一、马列主义本土化组织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
二、本土化自觉的唤醒:早期本土化的政治实践 |
第三节 “不做一定公式的奴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 |
一、本土化自觉的几次转折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与实践 |
第一节 认知维度的接纳与融汇 |
一、“天动人斗”:接纳的思维基础 |
二、“一本万殊”:融汇的思想特征 |
第二节 实践维度的本土化创造 |
一、本土化的话语重塑 |
二、革命道路的中国化探索 |
(一)革命主体的中国化 |
(二)革命形式的中国化 |
(三)群众政策的中国化 |
本章小结 |
结语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再思考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维度:过程解构与视阈融合 |
(一)两个维度的叙事框架:以语词、话语和实践为对象 |
(二)民族主义运动和革命的“宏事件”影响 |
三、“中国向何处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答案 |
(一)走出“古今中西”之惑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义 |
(三)进行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主要参考文献 |
附录: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2)“社会主义”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变迁研究(1899-1921)(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二、核心概念界定与研究范围解说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四、主要研究方法与论文思路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 |
第一章 19世纪末“社会主义”语词初入中国 |
第一节 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概念的西方溯源与考辨 |
第二节 新教传教士视域中的“社会主义” |
一、晚清新教传教士的翻译概况 |
二、新教传教士对“社会主义”综合阐释 |
三、《万国公报》对马克思、恩格斯的首次介绍 |
第三节 晚清驻外使节与欧美“社会主义” |
一、洋务机构翻译概况 |
二、清驻外公使对“社会主义”的综合考察 |
第四节 早期知识精英与留学生视域中的“社会主义” |
一、资产阶级报刊对“社会主义”的引入 |
二、康有为对“社会主义”的初探 |
三、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初探 |
四、王韬对“社会主义”的初探 |
五、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初探 |
第五节 晚清末期“社会主义”概念在中国的历史定位 |
一、“社会主义”概念的“译介” |
二、“社会主义”概念的西语“造词” |
三、“社会主义”概念的日语“借用” |
四、对晚清“社会主义”概念多种导入方式的考察 |
第二章 20世纪初“社会主义”概念的流行与泛化 |
第一节 留日浪潮与“社会主义”论说 |
一、洋学兴盛与“社会主义”在日本的原初表述 |
二、浮海东渡与“社会主义”摄取的源头转向 |
三、留日群体对日源“社会主义”的借用 |
第二节 最初的社会主义论战与“社会主义”的语义分叉 |
一、经济体制之争:全部国有化、自由竞争抑或心理分配? |
二、发展方式之争:和平调节抑或革命斗争? |
三、本质属性之争:无政府抑或民主共和? |
四、发展方位之争:财产共有抑或阶级对立? |
五、20世纪初社会主义论争对“社会主义”概念产生的影响 |
第三节 民国初年革命党人对“社会主义”概念的早期认识 |
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社会主义” |
二、无政府主义者的“社会主义” |
三、革命党人调试“社会主义”语义产生的影响 |
第四节 关于20世纪初“社会主义”概念在中国的翻译评价 |
第三章 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概念的多元面相 |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与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隐喻认知 |
一、知识青年理解“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前提与生发基础 |
二、知识青年理解“社会主义”概念的方法与手段 |
三、知识青年理解“社会主义”的基本构成 |
第二节 五四时期“主义”的崛起与“社会主义”概念的混说 |
一、“泛劳动主义”视域中的“社会主义” |
二、“新村主义”视域中的“社会主义” |
三、“基尔特社会主义”视域中的“社会主义” |
四、无政府“共产主义”视域中的“社会主义” |
第三节 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概念的转向及其影响 |
一、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概念的译介转向 |
二、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概念转向的深远影响 |
第四章 中共成立前后“社会主义”概念在中国的新诠释 |
第一节 列宁对“社会主义”概念的重释与传播 |
一、列宁对马克思“社会主义”概念的发展与创见 |
二、建党初期“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多维进路 |
第二节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的原初认知与建构 |
一、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的描绘 |
二、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的描绘 |
三、李达对“社会主义”的描绘 |
四、李汉俊对“社会主义”的描绘 |
第三节 建党早期“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的确立及影响 |
一、建党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的确立 |
二、建党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确立的影响 |
第五章 “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实践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动因论析 |
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共创建提供了样板效应 |
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翻译活动,为中共创建开辟了新的话语空间 |
三、“马克思列宁主义”着述文本的学习、研究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 |
四、“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交锋为中共创建正本清源 |
五、“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工农群体的结合,为中共创建奠定了阶级基础 |
第二节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筹备与创建 |
一、思想上的协助、指导,明晰了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建党思路 |
二、在组织上的参与、指导,催生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
三、人才上的培育、输送,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团建设提供了骨干力量 |
四、理论上的示范、引领,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方向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初期成效 |
一、开启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
二、初步勾勒了近代中国的革命话语体系 |
三、启动了国共两党首次合作的先声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及科研情况 |
致谢 |
(3)时代主题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 ——基于历史教育观念的考察(1901-1945)(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时代主题与历史教育观 |
第二节 论文概念的界定及研究取向 |
一、关于“时代主题”概念 |
二、关于“历史教育”概念 |
三、关于“历史教育观念” |
第三节 相关学术史回顾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创新点和意义 |
第一章 建构国族:20世纪初历史教育观念的转型 |
第一节 经史为本与王朝新政:中体西用的历史教育观念 |
一、政事学:史为资治 |
二、考治求兴:清政府历史教育中的进化逻辑 |
第二节 改革派与西方史政视域下的现代国家政治启蒙 |
第三节 革命派与“民族主义”历史意识的塑造 |
第四节 国族意识与促进群觉:历史教育重心的变化 |
第二章 塑造国民:再造共和与民初历史教育观念的变革 |
第一节 民初教育思潮的激荡与历史教育观念的革新 |
第二节 共和基础:“民史”教育与科学、民主等价值渗透 |
一、学生本位、社会本位:“民史”教育与科学观念 |
二、平民主义与历史教育内容的生活化 |
三、文化史观:“民主”与“平等”的历史编纂视角 |
第三节 共和国民资格:历史教育中“公民教育”的价值发现 |
一、历史教育与“爱国”观念建构 |
二、历史教育与共和国民的养成 |
三、历史教育与“世界意识”的培养 |
第三章 形塑革命记忆:国民革命与历史教育观念的多元竞争 |
第一节 重建国家主体性:国家主义教育思潮与历史教育 |
第二节 革命与阐释:历史意识及史观竞争 |
一、唯物史观与革命的历史意识塑造 |
二、历史阐释的竞争——民生史观与唯物史观 |
第三节 中外革命经验与改编:通俗史学与多样政治诉求 |
一、革命史的塑造与社会运动史的传播 |
二、“弱小民族”叙事与民族独立历史意识的表达 |
第四节 革命与正统:三民主义与历史的内在统一性塑造 |
第四章 强化民族国家认同:抗战时期历史教育观念的整合倾向(上) |
第一节 民族历史文化认同——民族主义与历史教育 |
一、民族主义:现实需要与历史教育的强化 |
二、对他国历史教育观念和实践的借鉴 |
三、历史教育与民族性 |
四、侧重本国史:历史、文化和价值观的宣扬 |
第二节 民族目标认同——民族复兴与历史教育 |
一、阐扬国荣:民族复兴目标下的学校历史教育 |
二、纪念国耻:历史创伤与民族复兴意识的激发 |
三、树国榜样:民族独立运动、复兴史的宣传教育 |
四、殊途同归:“民族解放”与中共革命史塑造 |
第三节 国族认同——历史教育与边疆的再建构 |
一、历史教育视角:成为问题的边疆 |
二、专门化课程:“边疆”与“民族”的历史建构 |
三、求同抑异:在地化的边疆历史教育观 |
第五章 推进抗战动员:抗战时期历史教育观念的整合倾向(下) |
第四节 国防动员与历史教育 |
一、国防动员:“备战历史教育” |
二、坚持抗战:反帝反投降的历史教育观 |
第五节 民众动员与历史意识塑造 |
一、民众认知需求维度:民众历史意识引导 |
二、民众知识普及维度:社会化历史教育的形式和途径 |
三、民众政治觉醒维度:群众史观与“人民”为主体的叙事 |
四、民众使命意识维度:“人民代表民族”与中共的历史意识塑造 |
五、互动中的塑造:历史哲学化与民众历史认知需求 |
第六章 时代主题与历史教育互动微观考察—以英雄人物教育观演变为例 |
第一节 晚清民国教科书中历史人物编写概况 |
第二节 “人的隐退”:民初历史教育观念的一种趋向 |
第三节 抗战动员与英雄、伟人教育观的凸显 |
第四节 英雄人物叙事策略与社会、政治诱因 |
余论时代主题与近代中国历史教育的价值诉求 |
第一节 作为政治文化建设的历史教育 |
第二节 作为政治动员工具的历史教育 |
第三节 时代主题与历史教育观念变迁 |
一、时代主题变迁与历史教育观念的特征 |
二、历史教育观念及其变迁的评价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4)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定义及研究意义 |
一、定义及有关概念解释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近代中国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研究综述 |
一、1949年前政府涉外经济契约有关研究 |
二、1949年后近代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研究 |
三、小结 |
第三节 研究创新 |
一、研究内容创新 |
二、研究方法创新 |
第一章 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法律关系 |
第一节 法律关系的主体 |
一、中方主体 |
二、外方主体 |
第二节 法律关系的内容与客体 |
一、借款法律关系 |
二、建设工程法律关系 |
三、合伙法律关系 |
四、买卖法律关系 |
五、租赁法律关系 |
六、特许经营法律关系 |
七、其他类型法律关系 |
第三节 法律关系的特性 |
一、公私混合主体 |
二、私法性的内容 |
三、公法性的内容 |
四、契约涉外因素 |
五、国际经济因素 |
第二章 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契约、条约之比较 |
第一节 概念辨析 |
一、契约与条约 |
二、准条约与政府涉外经济契约 |
三、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条约体系的关系 |
第二节 法理比较 |
一、法的形式比较 |
二、法律关系比较 |
三、法的实施比较 |
第三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发展分期 |
第一节 晚清产生发展成型期(1840年至1912年) |
一、1840年至1870年 |
二、1870年至1894年 |
三、1894年至1912年 |
第二节 民国北京政府泡沫期(1912年至1927年) |
一、时代背景 |
二、时代分期 |
三、契约特点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消亡期(1927年至1949年) |
一、时代背景 |
二、时代分期 |
三、契约特点 |
第四章 近代条约体系下外国银行之地位 |
第一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的法律地位 |
一、“治外法权银行”概念 |
二、外国在华银行与条约制度 |
三、约束外国在华银行的法律制度 |
第二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特殊地位的取得 |
一、晚清的金融商业政策 |
二、晚清及民国的银行货币制度 |
第三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的优势地位 |
一、法律地位优势 |
二、经营实力优势 |
三、优势地位的丧失 |
第五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与国际政治 |
第一节 国际关系的影响 |
一、国际强权的基石 |
二、国际争霸的魅影 |
三、外交开路的投资 |
四、政治优先于经济 |
第二节 中外关系的制约 |
一、国际条约的直接制约 |
二、外交承认与契约继承 |
三、交战状态与契约终止 |
四、外交敌对与契约履行 |
第六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订立 |
第一节 影响契约订立的因素、订约人员及交涉方式 |
一、影响订约的因素 |
二、参与订约的人员 |
三、订约交涉的方式 |
第二节 中方订约程序——以政府决策为中心 |
一、中方决策的特点 |
二、中方决策的过程 |
第三节 外方订约程序——以市场决策为中心 |
一、外方决策的特点 |
二、外方决策的过程 |
第四节 中外交易程序——经济与政治的互动 |
一、询盘 |
二、发盘 |
三、还盘 |
四、接受 |
第七章 近代中外间国际贷款契约 |
第一节 定义与演变 |
一、定义 |
二、形式演变 |
第二节 契约结构 |
一、契约首部 |
二、契约尾部 |
三、契约附件 |
四、契约正文 |
第三节 主要条款 |
一、财务条款 |
二、管理条款 |
三、格式条款 |
第八章 近代中外间国际工程建设契约 |
第一节 定义、分类与特性 |
一、定义 |
二、分类 |
三、特性 |
第二节 契约产生背景与演变历史 |
一、舰炮与条约奠定的基石 |
二、早期国际工程建设草案 |
三、政治斗争与国际工程建设 |
第三节 主要条款 |
一、一般性条款 |
二、法律条款 |
三、技术及商务条款 |
四、附件和补充条款 |
第九章 近代中外间合资合作经营契约 |
第一节 定义与类别 |
一、定义 |
二、分类 |
第二节 主要条款 |
一、一般条款 |
二、法律条款 |
三、商务技术条款 |
第十章 案例研究——以华美银行契约为例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一、举办银行的思潮 |
二、清政府内部争议 |
三、主要参与人物 |
四、“轰传世界”的华美银行协议 |
第二节 中美双方往来经过 |
一、中美合作的缘起 |
二、美方在中国的活动 |
三、中方赴美谈判 |
四、中外媒体有关报道 |
第三节 内外政治经济矛盾与契约订立 |
一、清政府内部强大的反对力量 |
二、美国政府的局外人态度 |
三、广泛的外国反对力量 |
四、失败的内部及客观原因 |
第四节 事件后续 |
结语 |
一、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是一种法律关系 |
二、同一法律现象在不同历史语境下的解读 |
三、政府涉外经济活动与政治的互动关系 |
四、终止履行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方式与结果 |
五、客观看待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公法性质 |
六、倒影民族资本处境的一面镜子 |
附录 |
一、1887年华美银行事件稀见史料 |
(一) 李鸿章致美国国务卿巴夏的信 |
(二) 《李鸿章咨周馥盛宣怀马建忠文》英文件 |
(三) 李鸿章致美国费城商人黄腾派克的两封信 |
(四) 美国驻天津总领事致米建威的信 |
(五)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为马建常(马相伯)开具的介绍信 |
二、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目录表 |
(一) 说明 |
参考书目 |
一、档案文献、资料汇编、文集 |
二、报刊 |
三、历史政治类着作论文 |
(一) 着作 |
(二) 论文 |
四、法律经济类着作论文 |
(一) 着作 |
(二) 论文 |
五、外人论着 |
(一)中文 |
(二)英文 |
后记 |
(5)王韬教育改革思想和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中文文摘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内容与思路方法 |
第一章 王韬主要生平 |
第一节 社会背景 |
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
二、近代苏州的衰退与近代上海的崛起 |
第二节 主要生平 |
一、成长甫里,才华初显 |
二、佣书西舍,接触西学 |
三、流亡香港,思想飞跃 |
四、漫游海外,眼界大开 |
第二章 王韬教育改革思想 |
第一节 新型人才观 |
一、“自强尤以得人为先” |
二、“惟以材干品诣为衡量” |
三、“才有数等” |
四、“取材于各国以为我用” |
第二节 批判晚清教育和科举制度 |
一、揭露晚清教育弊端 |
二、抨击八股取士制度 |
第三节 学校教育改革 |
一、改革科举制度 |
二、普及大众教育 |
三、培养实用人才 |
第四节 社会教育改革 |
一、译着近代科学书籍 |
二、创办《循环日报》 |
三、积极宣传变法主张 |
四、兴建公共图书馆、博物院 |
第三章 王韬在上海格致书院的改革实践 |
第一节 上海格致书院的创立 |
第二节 上海格致书院的改革 |
一、秉承办学宗旨,确立教育目标 |
二、改革招生模式,扩大教育对象 |
三、重构教学内容,引进西学知识 |
四、聘请外籍教师,集聚国内名师 |
五、改革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方法 |
第三节 创新考课制度 |
一、考课制度的建立 |
二、考课制度的特点 |
第四章 王韬教育改革思想的渊源 |
第一节 深厚的儒学修养 |
一、经世致用的报国理想 |
二、求变革新的创新思想 |
三、崇尚中庸的哲学方法 |
四、“大一统”的传统意识 |
第二节 长期的西学熏陶 |
一、全新的“夷夏观” |
二、“重民”的民主思想 |
三、实用的功利主义思想 |
第三节 友人的影响 |
一、国外友人 |
二、国内友人 |
第五章 王韬教育改革思想和实践的评价 |
第一节 王韬教育改革思想和实践的特征 |
一、民族性 |
二、实用性 |
三、开放性 |
四、矛盾性 |
第二节 王韬教育改革思想和实践的贡献 |
一、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践行者 |
二、中国社会近代化的推动者 |
三、近代新学发展的先驱者 |
第三节 王韬教育改革思想和实践的局限 |
一、过分强调“教育救国”的作用 |
二、未能摆脱“中体西用”思想的束缚 |
三、缺乏系统的教学内容和教育理论体系 |
结语 |
附录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历 |
(6)现代性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研究(1919-194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一、绪论 |
(一)选题缘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困境与反思 |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困境 |
2、突破困境的反思:追本溯源的探求 |
(二)学术梳理:研究专题的国内外现状 |
1、国外学界的关注与思考 |
2、国内学界的研究 |
(三)价值意义:选题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 |
1、理论意义 |
2、现实意义 |
(四)思路方法:论文选题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
1、选题的研究思路 |
2、选题的研究方法 |
二、现代性问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一)“现代性”的多方面解读 |
1、产生根源与发展脉络概述 |
2、内涵的对比梳理与整合尝试 |
3.“现代性视域”的界定 |
(二)“现代性危机”的突显与回应 |
1、危机的突显:现代性精神的演变及断裂 |
2、危机的回应: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
(三)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交织关系及问题域 |
1、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交织 |
2、现代性问题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域 |
三、现代性话语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形成 |
(一)话语困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的话语冲击 |
1、现代性话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
2、中国传统话语的现代冲击 |
3、五四启蒙运动时期的“话语”传播与倾向 |
(二)话语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争夺 |
1、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话语的“失语”趋向 |
2、苏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话语合法性的价值考量 |
3、建构中国自身话语的反思 |
(三)话语定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色话语形式 |
1、顺应时代发展的“结合话语” |
2、符合时代特征的“革命话语” |
3、满足时代主体的“大众话语” |
本章小结 |
四、现代性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发展 |
(一)理论偏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遭遇的理论选择 |
1、资本主义现代性理论的理论主题 |
2、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立场及逻辑 |
3、理论思维对比下生成自身理论的辩证认识 |
(二)理论尝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构现代性理论的历史必然 |
1、借鉴西方现代性理论的尝试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向 |
2、苏俄社会主义现代性经验下的理论探索 |
3、现代性在中国的“理论化”反思 |
(三)理论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 |
1、创新原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2、创新成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
3、创新意义:丰富了现代性理论 |
本章小结 |
五、现代性实践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演进 |
(一)实践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经的实践境遇 |
1、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全球扩张 |
2、内忧外患下的救亡图存 |
3、相对落后的传统文明 |
(二)启蒙式革命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初试 |
1、现代性的“被动”实践 |
2、西式现代化道路的短暂尝试 |
3、革命失败下的实践反思 |
(三)苏俄(联)式革命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过渡 |
1、现代性的“被动到主动”发展 |
2、“城市武装起义”占据实践主流 |
3、道路选择下的实践反思 |
(四)“中国特色”革命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色实践 |
1、现代性的“主动”创新 |
2、“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型革命道路 |
3、革命道路的现代图样 |
本章小结 |
六、现代性价值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提升 |
(一)价值危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蒙受的价值困境 |
1、“现代性价值”的内涵趋向 |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价值危机的具体表现 |
3、价值危机的根源分析 |
(二)启蒙现代性价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价值启蒙的理念依据 |
1、自由主义旗帜下的价值启蒙 |
2、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价值启蒙 |
3、对“价值”中“主体需要”的认识 |
(三)文化现代性价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价值取向的文化保证 |
1、西方现代文化影响下的价值理念 |
2、苏维埃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理念 |
3、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新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 |
4、对“价值”中“客观环境”的认识 |
(四)社会现代性价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价值追求的理想基础 |
1、借鉴资本主义现代性价值理想 |
2、塑造社会主义现代性价值理想 |
3、期待共产主义现代性价值理想 |
(五)“价值”的再认识以及“价值建构”的意义 |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价值”的再认识 |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价值建构的意义 |
本章小结 |
结语:历史观照下的现实反思 |
(一)“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与时俱进 |
(二)“后现代”学术争论中的坚定立场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自觉自信 |
(四)“和谐一致”共同愿景的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件 |
(7)毛泽东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的缘起 |
1.1.2 研究的意义 |
1.2 核心概念阐释 |
1.2.1 纯洁性 |
1.2.2 马克思主义政党纯洁性 |
1.2.3 毛泽东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3.1 国外研究状况 |
1.3.2 国内研究状况 |
1.4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2 毛泽东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2.1 毛泽东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形成与发展的时代背景 |
2.1.1 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兴起的国际大背景 |
2.1.2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国内环境 |
2.2 毛泽东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实践基础和历史进程 |
2.2.1 毛泽东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实践基础 |
2.2.2 毛泽东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 |
2.3 毛泽东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的理论基础与文化渊源 |
2.3.1 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纯洁性思想 |
2.3.2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纯洁性思想因子 |
3 毛泽东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的核心内容 |
3.1 毛泽东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的主要目的 |
3.1.1 维护党“健全的肌体” |
3.1.2 夺取政权和跳出“历史周期率” |
3.1.3 实现民族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
3.1.4 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
3.2 思想纯洁是纯洁性建设的首要议题 |
3.2.1 以“活的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 |
3.2.2 纠正党内“不纯正的思想”夯实思想防线 |
3.3 政治纯洁是纯洁性建设的政治指向 |
3.3.1 确保政治纲领的纯洁性 |
3.3.2 维护政治路线的纯洁性 |
3.3.3 “建立廉洁政治” |
3.4 组织纯洁是纯洁性建设的重要基石 |
3.4.1 以民主集中制作为根本制度保障 |
3.4.2 保证党组织“基层堡垒”的纯洁性 |
3.4.3 确保党肌体“微观细胞”的纯洁性 |
3.5 作风纯洁是纯洁性建设的外在表现 |
3.5.1 抵制“三股歪风” |
3.5.2 发扬“三大优良作风” |
3.5.3 坚持“两个务必”和反对“官僚主义” |
4 毛泽东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的实现方略 |
4.1 毛泽东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的实现方针 |
4.1.1 “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领导方针 |
4.1.2 “天天洗脸”、“天天扫地”的常态化方针 |
4.1.3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挽救方针 |
4.2 毛泽东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的实现原则 |
4.2.1 “实事求是”的理性原则 |
4.2.2 “有的放矢”的针对性原则 |
4.2.3 “预防与惩治”相结合的两手抓原则 |
4.3 毛泽东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的实现路径 |
4.3.1 牢牢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生命线” |
4.3.2 运用整党整风运动形式系统维护党肌体纯洁性 |
4.3.3 发挥规章制度的刚性规范功能 |
4.3.4 制定法律法规将党的纯洁性建设纳入法治化轨道 |
4.3.5 发挥“非党监督”在维护党肌体纯洁性中的作用 |
5 毛泽东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的历史评价 |
5.1 毛泽东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与实践的主要特色 |
5.1.1 蕴含深厚的哲学底蕴 |
5.1.2 注重剖析党内不纯洁现象的思想意识根源 |
5.1.3 倚重“运动方式”维护党肌体的纯洁性 |
5.1.4 呈现浓郁的包容性色彩 |
5.1.5 重视党员干部参加劳动对保持纯洁性的积极意义 |
5.2 毛泽东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的历史地位 |
5.2.1 马克思主义党的纯洁性理论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 |
5.2.2 毛泽东党建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5.2.3 新时期党的纯洁性建设的理论基石 |
5.3 毛泽东晚年在保持党的纯洁性方面的失误与原因 |
5.3.1 毛泽东晚年在保持党的纯洁性中的失误 |
5.3.2 毛泽东晚年在保持党的纯洁性中失误的根源 |
6 毛泽东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的现实启示 |
6.1 自律与他律“内外兼修”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
6.1.1 补精神之“钙”加强以德治党 |
6.1.2 扎紧制度笼子强化依规治党 |
6.1.3 完善法治体系加强依法治党 |
6.2 统筹“纯洁性、先进性和执政能力建设”三者关系形成纯洁合力 |
6.2.1 以增强纯洁性建设为突破口和重要抓手 |
6.2.2 充分发挥先进性建设工作的保证功能 |
6.2.3 推动执政能力建设增强纯洁性、先进性建设的实效性 |
6.3 汲取失误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
6.3.1 坚持群众路线但决不搞群众运动 |
6.3.2 强调精神动力但不能忽视物质利益 |
6.3.3 客观分析国内外局势防止误判纯洁性建设形势 |
7 结论与展望 |
7.1 结论 |
7.2 创新点 |
7.3 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致谢 |
作者简介 |
(8)向警予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本选题的价值和意义 |
(一) 拓展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 |
(二) 拓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研究 |
(三) 深化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研究 |
(四) 加强早期共产党人和女干部的研究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四、研究内容、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一) 研究内容 |
(二) 研究重点 |
(三) 研究难点 |
(四) 创新点 |
第一章 向警予思想发展的历史考察 |
一、反对封建束缚,主张教育救国 |
二、反对婚姻制度,主张自由结合 |
三、反对政治改良,主张暴力革命 |
四、反对圈养女性,主张妇女解放 |
第二章 向警予教育救国思想 |
一、向警予教育救国思想的形成 |
(一) 近代中国教育发展的推动 |
(二) 从萌芽到发展的形成过程 |
(三) 家庭教育与教师引导的影响 |
二、教育救国思想的主要内容 |
(一) 个体发展与服务社会相结合 |
(二) 强化国家意识教育和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 |
(三) 坚持男女共学 |
(四) “教育取重自动”与榜样示范法相结合 |
(五) 注重学生自治 |
三、向警予教育救国思想的鲜明特征 |
(一) 突出社会价值的多元化教育目标 |
(二) 强调国家意识的全方位教学内容 |
(三) 重视个性的科学化教育方法 |
(四) 严谨与民主并重的教育管理 |
四、向警予教育救国思想的意义和局限 |
(一) 历史意义 |
(二) 现实意义 |
(三) 历史局限性 |
第三章 向警予妇女解放思想 |
一、向警予妇女解放思想的形成 |
(一) 近代中国的妇女觉醒 |
(二) 向警予妇女解放思想的形成过程 |
(三) 向警予妇女解放思想形成的影响因素 |
二、向警予关于妇女解放的主要内容 |
(一) 妇女解放首先要取得经济独立 |
(二) 妇女解放的根本路径在于政治革命 |
(三) 劳动妇女是妇女解放运动的社会基础 |
(四) 妇女解放的具体路径与方法 |
(五) 妇女解放的目标 |
三、向警予妇女解放思想的鲜明特征 |
(一) 主体上求同存异 |
(二) 目标上两位一体 |
(三) 方法上多元并举 |
四、向警予妇女解放思想的意义、启示及反思 |
(一) 历史意义 |
(二) 现实启示及反思 |
第四章 向警予报刊宣传思想 |
一、向警予报刊宣传思想的形成 |
(一) 近代中国报刊宣传的发展 |
(二) 向警予报刊宣传思想的形成过程 |
(三) 影响向警予报刊宣传思想的若干因素 |
二、向警予报刊宣传工作的实践 |
(一) 《向导》重要撰稿人 |
(二) 主编《妇女周报》 |
(三) 《大江报》主笔 |
三、向警予报刊宣传思想的主要内容 |
(一) 报刊是“改造思想、滋养思想”的有力武器 |
(二) 报刊宣传要围绕党的中心任务 |
(三) 报刊宣传要为民族解放服务 |
(四) 报刊宣传要联系实际、联系群众 |
(五) 报刊宣传要真实、客观反映妇女运动全貌 |
(六) 报刊宣传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视舆论导向 |
四、向警予报刊宣传实践的社会影响 |
(一) 宣传、鼓动群众 |
(二) 揭露、打击敌人 |
(三) 反映、引导舆论 |
(四) 指导、拓展工作 |
五、向警予报刊宣传思想的特点和局限 |
(一) 向警予报刊宣传思想的特点 |
(二) 向警予报刊宣传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
第五章 向警予思想的评析 |
一、向警予思想的特征 |
(一) 彻底的革命性 |
(二) 广泛的群众性 |
(三) 严谨的科学性 |
二、向警予思想的历史作用 |
(一) 推动思想文化启蒙 |
(二) 促进社会救亡运动的开展 |
(三) 推动妇女解放与人类解放 |
(四) 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 |
三、向警予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
(一) 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存在片面性 |
(二) 对农民阶级的潜力认识不足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读博期间主要学术成果 |
后记 |
(9)清末民初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ABSTRACT 导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三、论文选题意义 |
四、本论文的创新之处 第一章 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形成 |
第一节 康有为今文经学形成的社会文化环境 |
一、儒家传统价值指向的转变 |
二、“礼”的秩序向“力”的秩序的转变 |
三、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思想历程的转向 |
第二节 东传科学的发展及其对康有为的影响 |
一、西学东渐与东传科学的概况 |
二、康有为接受东传科学的内容 |
第三节 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形成 |
一、清代今文经学的肇端 |
二、今文经学的崛起与东传科学的发展 |
三、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形成 |
第四节 康有为“通经致用”为宗的核心思想 |
一、“通经致用”思想的产生背景 |
二、“通经致用”思想的理论依据 |
三、“通经致用”思想的主要内容 |
四、“通经致用”思想的努力与突破 第二章 康有为今文经学的(东传)科学根基 |
第一节 康有为的进化论思想 |
一、清末民初西方进化论思想的传播 |
二、自成体系的康有为进化论理论 |
三、康有为进化论的特点及归宿 |
第二节 “星云假说”影响下康有为元气论思想 |
一、对元气论的发展和继承 |
二、对无限宇宙论的拓展 |
三、对西方“星云假说”的继承和发展 |
四、“以元统天论”思想的形成 |
五、对朱熹“理在气先”论的反动 |
第三节 康有为科学方法论思想 |
一、东传科学影响下的康有为的实证方法研究 |
二、康有为实证方法的应用 |
三、东传科学影响下的康有为逻辑方法 |
四、几何推演方法的应用 第三章 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上) |
第一节 康有为“援西入儒”思想(1880-1894) |
第二节 康有为“以西化儒”思想(1894-1902) |
第三节 康有为“以西化儒”思想的立场与内容 |
一、以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注释群经 |
二、《论语注》——“以西化儒”经典之作 |
第四节 康有为“以西化儒”思想阶段的科学内容 |
一、自然科学知识的阐发 |
二、广开民智,提倡科学教育 |
三、对科学技术应用的重视 |
四、发展物质、商业、财经之学 |
第五节 “实理公法”为宗的科学思想 |
一、理性思辨与科学的求是思想 |
二、数学知识在《实理公法全书》中的应用 |
三、《教学通义》蕴含的科学思想 第四章 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下) |
第一节 康有为“儒西并尊”思想(1902-1913) |
一、“儒西并尊”思想格局的形成 |
二、“儒西并尊”思想的实证分析 |
第二节 《大同书》的人类理想 |
一、康有为“大同”理想的形成背景 |
二、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儒家色彩乌托邦的建构 |
三、“几何公理”推演“人类公理”的努力 |
第三节 《物质救国论》体现的物用科学观 |
一、康有为对西方现代社会的认识 |
二、通往工业社会之路的发轫 |
第四节 康有为“以儒化西”思想(1913-1927) |
第五节 康有为儒学宗教化的努力 |
一、以儒学为宗教的开端 |
二、“援西入儒”、“纳教入儒”的努力 |
三、康有为儒教思想探微 |
四、《诸天讲》的旨归 第五章 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氏今文经学的局限与当代价值 |
第一节 主观愿望:援东传科学重构今文经学为理论支撑的改革家 |
一、作为儒者的康有为 |
二、东传科学影响下的改革家 |
第二节 实践践履:对东传科学和今文经学的整合与会通 |
一、东传科学视阈下康有为建构今文经学的使命 |
二、援西方自然科学重构今文经学的努力 |
三、借助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构建今文经学体系 |
四、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实质 |
第三节 理论特点:东传科学助推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特质 |
一、东传科学贯穿今文经学的始终 |
二、“尊儒”是康有为今文经学的主线 |
三、对康有为“貌孔心夷”的客观定位 |
第四节 历史局限:从科学精神的视角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局限性 |
一、对默顿科学规范之普遍怀疑态度的背离 |
二、对科学高度尊重事实客观性的违背 |
三、对科学具有严密逻辑思维原则及创新原则的背弃 |
四、对追求精确、严谨的科研作风的反动 |
第五节 客观结果:东传科学作用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式微 |
一、康有为今文经学的保守性 |
二、康有为今文经学淡出历史舞台的必然性 |
三、传统经学的时代命运 |
第六节 价值指向:儒学的现代转型与新儒家的滥觞 |
一、康有为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
二、东传科学背景下的儒学变革和现代性指向 |
三、叩响新时代的大门 |
四、传统思想的现代性转型 |
五、现代新儒家的肇端 结语与展望 |
一、康有为开启了儒学现代化的肇端 |
二、今文经学的式微与“求真”、“求是”科学精神的重要性 |
三、以儒学为本的“中西会通”优于以科学为宗的“西学西理” |
四、儒学的核心价值对作为工具理性的科学有纠偏之功 |
五、本论文主要结论 |
六、论文不足之处与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致谢 在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中国近代边疆的转型时代 ——以九边处处蹄痕的吴禄贞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论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论文的背景说明和问题意识 |
二、研究综述 |
三、核心史料与相关概念的界定 |
四、思路与结构 |
第一章 中国近代边疆危机的时代回应 |
第一节 重整陆海边疆—以龚自珍和魏源的舆地学为中心的考察 |
一、龚自珍的"天地东南西北"舆地学 |
二、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舆地学 |
三、西北陆疆与东南海疆互动的边疆建设方略 |
第二节 康有为的边疆建设方略研究 |
一、国际视野下的东北边疆 |
二、世界格局中的中国历史空间结构 |
三、维新变法新政中的边疆因素 |
四、边疆为重心的"五族合一"国家建设方略 |
五、清末民初之际边疆民族分裂危机的回应 |
六、未来大同世界中的中国边疆 |
第三节 边疆、民族与梁启超"新中国"的建构 |
一、东南诸省与西北腹地:中国疆域历史空间的结构 |
二、西域与南海:古今中国与旧新域外交流的边疆枢纽 |
三、边疆危机与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的建国方略 |
四、东三省、蒙古与西藏、新疆:西北陆地边疆轴向的危局 |
五、边疆残局与共和国:从帝国遗产到现代国家政略 |
第二章 吴禄贞的东南革命 |
第一节 晚清革命党人的边疆与革命方略—以孙中山、黄兴、章太炎为中心 |
一、孙中山的边疆革命方略 |
二、黄兴的边疆革命实践 |
三、章太炎的边疆舆地知识与排满革命 |
第二节 吴禄贞东游日本与东南的革命聚义 |
一、吴禄贞投入张之洞的湖北新军 |
二、吴禄贞在日本东京的武备留学生生涯 |
三、吴禄贞投身孙中山和康有为、梁启超共谋的自立军起义 |
四、吴禄贞受训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
五、吴禄贞在两湖的革命聚义 |
第三章 吴禄贞的内蒙古东四盟边疆调查 |
第一节 吴禄贞入职中央练兵处 |
一、吴禄贞在练兵处的职事活动 |
二、吴禄贞随理藩院尚书善耆考察内蒙东四盟 |
第二节 吴禄贞的内蒙东四盟调查 |
一、清王朝治下的内蒙东四盟社会政治制度 |
二、内蒙东四盟社会的生计与资源配置 |
三、内蒙东四盟社会的风俗民情 |
四、内蒙东四盟的社会危机 |
第三节 吴禄贞的蒙古经营方略 |
一、内蒙东四盟的边疆危机 |
二、内蒙古政治和军事的改革方案 |
三、内蒙古宗教与教育改革方案 |
四、内蒙古经济与民生改革方案 |
五、塞北边疆的近代国家建设 |
第四章 吴禄贞的西北边疆调查 |
第一节 穿越古中原的边疆感怀 |
一、吴禄贞有志于边疆 |
二、吴禄贞在中原的边疆怀古与考察 |
第二节 西北甘肃境内的沿途调查 |
一、吴禄贞所见兰州以东的社会经济风貌 |
二、吴禄贞在兰州遭遇的政治陷害 |
第三节 俄日军官视野中的中国新疆 |
一、马达汉、日野强呈现的新疆内外危机 |
二、马达汉与日野强对新疆省府乌鲁木齐的调查 |
三、马达汉考察所见西北边疆的多元族群 |
第五章 吴禄贞的东北边疆建设 |
第一节 日本在东北边疆制造的"间岛问题" |
一、吴禄贞任职东北边疆 |
二、吉林延吉厅与"间岛问题" |
三、日本对延吉厅的特殊调查 |
四、日本侵占延吉厅政策的酝酿 |
第二节 吴禄贞对延吉中国主权和领土的证成—以延吉边务调查为中心 |
一、中国历史体系中的延吉历史空间 |
二、清王朝对延吉厅的政权建设 |
三、延吉厅的地理空间 |
四、韩民在延吉厅的越垦历程和"垦民"的入籍中国 |
五、中国和朝鲜关于吉韩界务交涉的历史分期 |
六、吴禄贞对日本"间岛问题"的纠谬 |
七、日本侵占中国延吉主权和领土的政策 |
第三节 吴禄贞在延吉的边疆建设 |
一、吴禄贞与吉林边务公署的设置 |
二、吴禄贞面对日本越境延吉的筹谋 |
三、吴禄贞在延吉的边疆建设—以外交为重心 |
四、吴禄贞在延吉的边疆建设—以内政为重心 |
五、吴禄贞参与中央外务部与日本的延吉交涉 |
第六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四、从近代中国的盛衰看先进生产力代表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D]. 陈兰馨.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2]“社会主义”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变迁研究(1899-1921)[D]. 陈元.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3]时代主题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 ——基于历史教育观念的考察(1901-1945)[D]. 邓燕.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4]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D]. 谈笑.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 [5]王韬教育改革思想和实践研究[D]. 陈超凡. 福建师范大学, 2017(09)
- [6]现代性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研究(1919-1949)[D]. 董星辰. 华南理工大学, 2017(06)
- [7]毛泽东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研究[D]. 李博. 大连理工大学, 2017(03)
- [8]向警予思想研究[D]. 袁玉梅. 武汉大学, 2017(06)
- [9]清末民初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D]. 刘星. 山东大学, 2016(10)
- [10]中国近代边疆的转型时代 ——以九边处处蹄痕的吴禄贞为中心[D]. 王鹏辉. 华东师范大学, 20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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