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森林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的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伏园园[1]（2021）在《世界自然遗产地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补偿研究 ——以中国南方喀斯特施秉和荔波—环江遗产地为例》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遗产地拥有无可比拟的自然美和地貌学价值,IUCN明确提出重点关注世界自然遗产地生态系统服务。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补偿研究是实现遗产地有效保护管理的重要途径,对保护南方喀斯特遗产地突出普遍价值与协调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平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地理学、环境学、生态经济学经济平衡与生态平衡、人类社会与环境协同演化、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及生态环境价值论等理论,针对世界遗产地生态资产与生态系统服务量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空间异质性和遗产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等科学问题与科技需求,在代表南方喀斯特世界遗产生态环境总体结构和保护管理基本现状的贵州喀斯特地区选择施秉喀斯特与荔波-环江喀斯特为研究区,2018-2020年通过对遗产地野外考察、水土采样分析测试、遥感影像解译和资料收集,运用空间分析、当量因子分析等方法,对比分析施秉喀斯特与荔波-环江喀斯特的生态资产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重点阐明生态资产、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补偿的联系,集成创新生态资产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体系,提出生态补偿机制与生态补偿策略,为喀斯特世界遗产地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参考。1施秉喀斯特的林地和水域面积总体呈增加趋势,耕地、农田、草地和建设用地面积总体呈减少趋势,荔波-环江喀斯特的有林地和水域面积呈增加趋势,灌木林地、耕地、草地和建设用地呈减少趋势,遗产地生态环境有了较大改善:近30年间,施秉喀斯特的林地面积由1990年的215.69 km2增加至2019年的264.29 km2;农田由28.64km2下降至1.90 km2;耕地由11.34 km2下降至4.21 km2;草地由17.03km2下降至2.66 km2;建设用地和水域的变化比例较小。自2014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施秉喀斯特的植被恢复和保护较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提升。荔波-环江喀斯特的有林地面积由1990年的568.09km2增加至2019年的709.66 km2;草地由111.13 km2下降至25.60 km2;建设用地由34.84 km2下降至2.48 km2;灌木林地、耕地和水域的变化比例较小。茂兰和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荔波喀斯特和环江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喀斯特森林与生物多样性均保存较完好。2施秉喀斯特与荔波-环江喀斯特的单位面积土地生态资产价值分别为29万元/hm2和31万元/hm2,荔波-环江喀斯特高于施秉喀斯特,遗产地拥有较丰富的生态资产价值:施秉喀斯特的森林资源价值为656455万元,草地资源和水资源价值分别为28.63万元和103333万元,荔波-环江喀斯特的森林资源的价值高达2334932万元,草地资源和水资源价值分别为1755万元和275759万元。从自然产品的价值来看,施秉喀斯特农产品价值为60019万元,林产品和水产品价值分别为1134万元和4万元,荔波-环江喀斯特的农产品价值为43522万元,林产品和水产品价值分别为1462万元和5万元。施秉喀斯特与荔波-环江喀斯特的生态资产结构较为相似,但荔波-环江喀斯特的单位面积土地生态资产总价值高于施秉喀斯特。施秉喀斯特和荔波-环江喀斯特作为南方喀斯特世界遗产地的重要组分,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自然产品,资源和环境共同构成了完整且良好的生态系统。3施秉喀斯特和荔波-环江喀斯特的单位面积土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别为9万元/hm2和7万元/hm2,施秉喀斯特高于荔波-环江喀斯特,遗产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较高:4类一级生态系统服务中,施秉喀斯特和荔波-环江喀斯特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所占比重由高到低均为:调节服务>支持服务>供给服务>文化服务,11类二级生态系统服务中,施秉喀斯特和荔波-环江喀斯特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所占比重由高到低均为:气候调节>水文调节>土壤保持>生物多样性>气体调节>净化环境>美学景观>原材料生产>水资源供给>食物生产>维持养分循环。两处喀斯特世界遗产地生态系统服务结构类似,但施秉喀斯特单位面积土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高于荔波-环江喀斯特,原因是施秉喀斯特世界遗产地受到旅游发展影响较小。荔波喀斯特属于石灰岩喀斯特,施秉喀斯特属于白云岩喀斯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差异与喀斯特的岩性有一定联系。4施秉喀斯特和荔波喀斯特的生态补偿理论标准分别为8万元/hm2和7万元/hm2,提出南方喀斯特世界遗产地的生态补偿机制与不同模式下喀斯特遗产地生态补偿策略:生态补偿主体主要有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三类;补偿客体主要有地方政府与居民及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者两类,主要是因遵循世界自然遗产地保护管理的原则而使自身利益受损或为喀斯特世界遗产地生态环境保护做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生态补偿的标准是生态补偿的核心,同时也是最具有争议的部分,选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中的非市场价值作为生态补偿标准的理论标准额度;研究确定的生态补偿方式主要有政策补偿、资金补偿以及智力和技术补偿。基于世界遗产地与自然保护地关系协同,从政策法规保障、技术措施支撑和社区参与协同三方面提出了针对施秉模式、荔波模式和环江模式的生态补偿策略。未来研究可结合条件价值法对生态补偿标准展开进一步调查与估算,实现喀斯特世界遗产地生态补偿标准的相对公平。
赵栋昌[2]（2021）在《贵州雷公山苗族文化与森林生态耦合研究》文中认为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物质资源,伴随着人们与森林的实践互动形成了与森林资源有关的民族森林文化。这些民族森林文化是生活在林域环境中的民族认识、利用和维护森林资源的成果总和,对森林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生态保护具有重要作用。目前,随着我国自然保护区的管理策略从以执法为主向以社区为基础的转变,地方民族的传统森林文化在社区森林管理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的价值引起了人们关注。在贵州省实施“大生态”战略（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本文以雷公山自然保护区苗族森林文化与森林生态为研究对象,运用关键人物访谈法、问卷调查法、生态学样方法、社会统计分析法等,对苗族森林文化的类型与特征、苗族森林文化与森林生态的耦合关系及其作用机理、苗族森林文化与自然保护区的关系等进行探究,并设计了基于苗族森林文化的自然保护区管理的理论模型,其目标在于为民族文化与自然生态的良性耦合互动提供技术支撑,从而促进苗族文化的传承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最终实现林区民族经济、文化（社会）、自然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雷公山苗族森林文化呈现在物质（伐木、混农林生产模式、牧猎、采集、服饰-蜡染等）、精神（宗教信仰、生态伦理、生活习俗、文学艺术等）、制度技术（榔规及村规民约、育林乡土知识等）等三个层面13个类型;雷公山苗族森林文化具有明显的生态性特征;定量研究表明,雷公山苗族森林文化又呈现多样性特征,主要体现在α多样性（Simpson指数）)和β多样性性（Whittaker指数）两个维度。其中,α多样性指数为0.81,呈现出较高的多样性,体现了雷公山苗寨传统森林文化的丰富性;β多样性指数为0.52,海拔高度在1000 m以下范围内的苗寨间森林文化的异质性相对较高,海拔在1300 m以上的苗寨传统森林文化的同质性较高,这表明苗族森林文化分布相对分散、空间分布具有不连续性的特征。苗族森林文化所具有的生态性、多样性等特征是当地苗族与森林生态环境相互融合适应的结果。（2）雷公山苗族森林文化演变与当地森林生态（森林健康）间存在着密切的耦合关系,在1940-2018年间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优质耦合状态,符合民族文化是与自然不断“偏离-回归”中耦合运行的观点和民族文化的生物性建构与社会性建构理论。苗族森林文化与当地森林生态的耦合协调度指数在1940--2018年间呈现出先下降而后上升的趋势,在1960年代耦合度指数为最低,两者处于磨合耦合阶段,呈现出不耦合的“苗头”,两者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大体呈现一致的变化特征,这主要受外部环境或力量的介入、国家林业政策的频繁变动、时代的发展对传统文化冲击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因此,加强对苗族森林文化的尊重与文化行为实践的重视,不仅利于苗族森林文化传承发展,还可保障苗族森林文化与森林生态的优质耦合及其协调发展。（3）雷公山苗族森林文化与森林生态的耦合关系,实质反映了人与地耦合系统的关系。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和基于问卷调查的排序估计法分析发现,影响苗族森林文化与森林生态系统耦合的主要文化驱动因子是村规民约和宗教信仰。雷公山苗族村规民约中,与生物多样性资源管理有关的条款占到43.78%,从内容上来看,村规民约中对滥伐树木、放火烧山等破坏森林的行为给予极为严厉的惩治,村规民约对森林防火、树种多样性保护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这体现了村规民约在保护森林资源方面具有的实效性和可操作性,从而使村规民约发挥了重要的弥补性作用。宗教信仰是苗族社群生态伦理意识的核心内容与反映,其呈现在风水林、风景林、护寨林等信仰林的管理上,通过一定的宗教禁忌或举行宗教仪式活动进一步强化了社区居民对森林的敬畏与爱护行为。苗寨周边的信仰林与非信仰林（集体林、私有承包林）在群落结构和乔木物种多样性等两方面存在显着差异,信仰林的物种最为丰富。另外,一定程度的人为干扰有利于信仰林与非信仰林物种的多样性。这体现了宗教信仰对当地森林生物物种多样性保护及其对森林生态功能的价值。（4）雷公山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促进了当地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从民族文化的视角看,保护区发展的历程是保护区工作者与当地苗族居民在苗族文化上“冲突--调适--对话--协商”的过程,雷公山保护区的管理体现了保护区工作者对苗族森林文化认知中的“我者文化”与“他者文化”不断交融互补的过程。（5）提出了基于苗族森林文化的自然保护区管理模型。主张森林资源及其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是建立在对当地苗族隔离的“自我式管理”,而是动员保护区的一切力量,在尊重与认可当地民族文化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程度的“人为干扰”,不断促进民族文化的生物性建构与社会性建构的动态耦合,从而实现苗族森林文化与森林生态的良性耦合协调发展。基于苗族文化的自然区保护管理模型的构建,是在探究苗族森林文化与森林生态耦合关系的基础上,对雷公山苗族文化与当地森林生态的关键链接点（行为活动集）进行有效干预。该管理模型是以森林保护和苗族森林文化传承发展为目标的生态管理理论范式探讨和实践探索指南。该管理模型的实施需要推进一体化的自然保护区行政管理体系的建立、保护区管理者对苗族森林文化的学习与认知、强化自然保护区的社区共管模式等外部条件的保障得以实现。
袁乐[3]（2021）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县域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法研究 ——以江西省铅山县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乡的有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间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如何统筹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发展关系,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与城镇化转型是我国面临的巨大难题。在国际社会中自然保护地的划定被认为是保持生物多样性,提升区域生态安全的有效工具,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自然保护地的建设与整合优化已成为缓解城市问题,优化人地关系,建设美丽中国,提高人民福祉的重要载体,对于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复有一定的实践意义。自然保护地的研究起源于美国,国外对于自然保护地的研究较早,国内对自然保护地的研究相对较晚,目前仍处于初步阶段。理论研究方面,本文首先梳理了自然保护地的相关定义与自然保护地研究的理论基础,对国内外自然保护地的建设情况作了简要介绍,之后总结了国内外关于自然保护地的研究方向、研究案例及自然保护地存在不足。案例研究及优化方面,基于自然保护地体系,以江西省铅山县为案例区,对铅山县的自然保护地现状进行了现状梳理,明确铅山县在自然保护地的划定及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以自然保护地内部存在的问题为导向,综合利用熵值法,叠加分析,实地调查等方法,以行政村为单元对铅山县自然保护地的生态价值、自然属性、人为干扰因素进行评价,以评价指数大小为依据,测度铅山县自然保护地纳入与调出地块潜力,提出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由于自然保护地与生态保护红线之间存在交错关系,而自然保护地与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此本文在厘清两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将江西省自然保护地的界定范围与生态保护红线进行衔接性分析,提出自然保护地与生态红线的衔接策略。最后提出铅山县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的保障实施建议,为江西省县域层面的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实现有效的保护提供新思路。
娜布其[4]（2021）在《基于人地协调观培养的高中地理教学设计研究 ——以湘教版“资源、环境与国家安全”为例》文中指出《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明确提出人地协调观是指人们对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关系的正确认识,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因此,本文研究设计基于人地协调观培养的高中地理教学案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的研究旨在为如何编写基于学生人地协调观培养的地理教学案例以及对如何结合教材培养学生的人地协调观提供参考和借鉴,并丰富高中地理教学案例,提供课程资源。本文以基于人地协调观培养的高中地理教学设计为研究对象,以湘教版“资源、环境与国家安全”为载体,在相关理论和实践的指导下,运用文献分析法、教材专题分析法、案例分析法、课堂观察法以及行动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分析课标及教材,结合学生学习情况,本文的研究内容与得到的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探究基于人地协调观培养的高中地理教学主题,研究分析“资源、环境与国家安全”的知识结构,依据课程标准对人地协调观的维度进行划分,即地对人、人对地、人地协调等三方面,对教材内容进行分析。通过对教材章节的微观分析,得出每一章节中关于人地协调观培养的教学内容,并进行整合。结合教学案例分析得到的启示与教学案例设计策略,设计出基于人地协调观培养的教学设计,并运用到教学实践中。第二,探究基于人地协调观培养的高中地理教学设计策略。通过研究关于培养学生人地协调观的典型案例,得到相关案例设计启示,并结合高中地理教学中关于人地协调观的教学现状,设计基于人地协调观培养的教学设计。提炼出基于人地协调观培养的教学设计三大策略:一,目标指向内化观念,培养能力;二,教学内容生活化,挖掘教材与生活的联系;三,联系国家安全,体现育人价值。并依据上述案例分析启示与教学设计策略,设计出《自然资源与人类活动》等四节教学设计。
武刚[5]（2021）在《祁连山国家公园综合行政执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开展以来,社会各界对整治、修复和保护祁连山生态环境给予高度关注,特别是围绕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从根本上实现对祁连山生态环境的保护展开了全方位、立体式的探索与实践。历经三年多的试点工作,祁连山国家公园域内实现了“由乱到治”的跨越,依法治理祁连山成为广泛共识。在推动这一目标实现的过程中,要在遵循保护优先原则的基础上,着重考量以往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相关法律规范的制定与实施存在的问题,尤其是解决长期以来多部门执法导致的实际监管与治理缺位错位的现象。按照这一较为鲜明的问题导向,从中央的试点方案到地方的实施方案均把构建综合执法体制机制作为关键内容,以期通过国家公园内的综合执法实效推进祁连山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因此,立足综合行政执法理念与实践来探究依法治理祁连山的具体路径就更具现实价值与深远意义。综合行政执法在国家公园内的运行虽然鲜闻,但在国内外执法实践中确有采用,该种执法方式的运用深受特定领域、特定区域差异性条件的限制,执法程序及执法效果又与之独特的自然人文状况密不可分,可见历史性、系统性与复杂性成为该探究不可回避的重要特征。文章首先介绍以往祁连山依法治理过程中采用的体制机制以及存在的问题与短板,从而指出祁连山综合执法的现实性和针对性。随后以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开展为起点,梳理中央和地方在构建国家公园内综合执法机制的政策性要求,并对祁连山治理修复过程中已有的综合执法实践经验进行归纳和总结,为后续综合执法工作提供基础。此外,还要通过对国内部分国家公园现有执法体制机制的对比分析,考察综合执法实效及可推广经验;同时,对域外较为成熟的国家公园执法模式进行了解和研究,尤其关注各个国家公园在执法机构设置、执法权限配置和执法成效提升层面采取的具体措施,以期对祁连山综合执法提供有效借鉴。最后,在上述篇章的探究基础上,尝试从法律规范完善、执法权限优化、执法能力提升等维度提出合理化建议,并结合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司法审判等环节衔接的理论逻辑,形成具有一定可操作性的对策助力祁连山国家公园管理机构的执法工作,促进祁连山依法治理长效有序推进。
仲召亮[6]（2021）在《天然林保护对东北森林生态系统功能影响及区域差异形成机制》文中研究指明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天保工程）是我国重要的生态保护工程,在我国的森林生态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自天保工程正式实施以来,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工程使超过19.44亿亩天然林得以休养生息,被誉为林业的“希望工程”。国家大力推进天然林资源保护工作,但是保护如何综合影响森林资源中的森林碳汇、林分结构、物种多样性和土壤基质尚缺乏全面报道。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基地,其设置时间长、保护梯度明显,为研究天然林保护影响提供了重要载体。本研究调查了东北6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多布库尔、双河、南瓮河、绰纳河、凉水和呼中）的312个样地,包括核心区69块、缓冲区66块、实验区85块和保护区外92块,对每块样地详细记录的12项野外森林指标;室内土壤实验及数据收集计算获得的34项,总共46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来进行不同保护强度之间森林碳汇、群落结构、物种多样性及土壤性质的差异显着性检验,确定保护强度间的差异大小,来探讨保护强度（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保护区外）对森林碳汇、群落结构、物种多样性和土壤指标产生的影响。同时本研究还采用方差分解分析和冗余排序分析来探究地理气候因素（纬度,经度,平均海拔,年均温和降水量）,保护措施（成立时间,国家级保护时间和保护强度）和社会发展水平（人口密度和人均GDP）三组解释变量对上述保护效果绝对值、相对值和总体变化的解释贡献程度和相关关系,明确保护区之间差异形成的机制。具体研究结果如下:1)多布库尔保护区:高强度保护易于乔木层碳汇和森林总碳的积累,核心区分别为92.9 t/hm2和189.2t/hm2,均是实验区2倍左右（p<0.05）。但是抑制了凋落物碳储量（P<0.05）,保护区外最高为9.3 t/hm2。保护使乔木更细小,保护区外树高为14.9 m,胸径为16.5 cm。缓冲区乔木更密（2151.1棵/hm2）,但是保护对灌、草层的结构没有产生显着的影响（p>0.05）。缓冲区乔木辛普森指数为0.5,树种丰富度5,分别为实验区的3.0和1.9倍（p<0.05）。草本层辛普森指数和丰富度在实验区最高,分别为0.88和16.1（p<0.05）。核心区的C:N最高为26.9,土壤氮则在实验区最高为0.52 kg/m2。GRSP（球囊霉素相关土壤蛋白:丛枝真菌代谢产物）及其与土壤碳氮比值在不同保护强度间没有显着的差异（p>0.05）。2)双河保护区:保护同样促进乔木层碳的积累,核心区最高为82.3 t/hm2,是保护区外的1.8倍（p<0.05）,其他森林碳组分差异不明显（p>0.05）。乔木结构随着保护强度的上升而显着变大（p<0.05）,表现为核心区数值较大,其树高、胸径、枝下高分别达到13.9 m,17.9 cm和8.2 m。灌木地径也是核心区（1.41 cm）显着高于其他地区,是实验区的1.7倍（p<0.05）。实验区的乔木、草本丰富度最高,分别为4.4和10.6,均是保护区外的1.6倍。同时缓冲区的灌木层均匀度最高为0.74,实验区最低为0.42（p<0.05）。缓冲区的EEG含量最高为3.3 t/hm2,高于保护区外135%（p<0.05）,其他土壤指标差异不明显（p>0.05）。3)南瓮河保护区:有别于上述2个保护区,其缓冲区更有利于乔木（113.3 t/hm2）和凋落物（9.3t/hm2）碳汇的积累,分别高于保护区外的45%和33%（p<0.05）;土壤碳和灌木碳在分别在实验区和核心区最高（p<0.05）,分别为144 t/hm2和0.69 t/hm2。但是各层的森林结构在不同保护强度间差异不明显（p>0.05）。核心区的乔木、灌木丰富度,乔木辛普森指数均显着最高（p<0.05）。土壤容重同样表现为核心区最高,为1.0 g/cm3,实验区最低（0.46 g/cm3）（p<0.05）,但是含水量和土壤氮在实验区最高（161.9%、0.85 kg/m2）,而核心区最低（28.1%、0.52 kg/m2）（p<0.05）,C/N表现出与含水量相同变化趋势（p>0.05）。实验区的EEG（易提取球囊霉素相关土壤蛋白;丛枝真菌新鲜代谢产物）,EEG/N（真菌对土壤氮贡献）和TG/N（TG:总提取球囊霉素相关土壤蛋白,丛枝真菌代谢产物总量）显着低于其他保护强度（p<0.05）,分别为1.8 t/hm2,0.2 t/hm2和2.5 t/hm2。4)绰纳河保护区:与南瓮河类似,缓冲区的土壤碳、乔木碳、草本碳及总碳显着最高（p<0.05）,分别为 100 t/hm2、108.5 t/hm2、0.4 t/hm2和 184.7 t/hm2,保护强度间最大差异分别达到1.5、1.4、4.7及1.3倍。保护区外灌木密度更大,高度变矮、森林郁闭度更低,分别为14.9万株/hm2、0.5 m和0.6（p<0.05）。而实验区灌盖度最大（21.5%）（p<0.05）,草高和草盖度均在缓冲区有最大值分别为43.3cm和18.1%（p<0.05）。保护对草本丰富度影响显着,核心区最高为12.3,缓冲区最低8.6（p<0.05）。土壤含水量也在缓冲区最高（55.3%）,是实验区的3.7倍（p<0.05）。土壤容重则相反,缓冲区最低为0.64 g/cm3,保护区外最高。保护降低了 EEG及其与碳、氮的比值,表现为保护区外最高（2.48 t/hm2、0.05和0.65）（p<0.05）,而TG/N则核心区（7.9）显着高于其他区域。5)凉水保护区:与多布库尔和双河类似,最高的乔木碳（172.8 t/hm2）和森林总碳（246.4 t/hm2）也被发现在核心区,并且随着保护强度的下降呈现显着降低的趋势（p<0.05）。同时核心区的森林郁闭度更高（0.79）,树木胸径最大（21.9 cm）,但是密度最小（679.7棵/hm2）（p<0.05）,而草本盖度则表现为保护区外最高（6.4%）,缓冲区最低（4.9）（p<0.05）。核心区的乔木均匀度也是最高的（0.77）,但是丰富度最小（8）,缓冲区的辛普森指数最高,达到0.77（p<0.05）。保护区外土壤氮储量最高为0.67kg/m2,是最小值核心区的1.3倍,C:N实验区最高（18.7）,是保护区外的2倍（p<0.05）。6)呼中保护区:与多布库尔、双河和凉水类似,核心区的乔木碳（95.8 t/hm2）和森林总碳（190.2 t/hm2）高于保护区外的30%和12%,而实验区草本碳（0.33 t/hm2）高于保护区外的77%（p<0.05）。保护区外的树高、灌木高度显着最高（p<0.05）,分别为13.9 m和0.75 m,而核心区的胸径（16.9 cm）和枝下高（8.1 m）（p<0.05）。灌木层的辛普森指数（0.35）和丰富度（5.6）在实验区最高（p<0.05）,相反乔木丰富度指数在实验区最低（1.7）（p<0.05）。同时缓冲区提高了灌木的均匀度（0.61）和草本辛普森指数（0.62）,而以上两者在核心区最低（p<0.05）。保护对土壤性质影响有限,只对TG/C（真菌对土壤碳贡献）产生显着影响（p<0.05）,表现在实验区最高为0.3,是缓冲区的1.5 倍。6)6个保护区整体分析:通过整体均值来看,核心区乔木（117.9 t/hm2）、总碳（202.2 t/hm2）碳汇仍然最高,并随保护强度减弱而显着降低（p<0.05）,但是土壤碳汇（77 t/hm2）在核心区最低（p<0.05）。同样,核心区的树高（14.4 m）、胸径（16.9 cm）、郁闭度（0.73）最大,但是乔木密度最低,仅为1063棵/hm2,实验区草本盖度最大（12.6%）,显着高于其他强度。灌木均匀度在缓冲区最高（0.73）,显着高于核心区和保护区外（p<0.05）。土壤含水量、氮储量实验区达到最大值分别为0.67%、0.55 kg/m2,分别是核心区的2.8倍、1.6倍（p<0.05）,土壤容重则相反,核心区最高0.99 g/cm3,而实验区最低0.85 g/cm3（p<0.05）。保护对EEG/N和TG/N产生显着影响,缓冲区EEG/N（0.58）显着高于实验区,而核心区的TG/N（6.3）最高,并且随着保护强度的降低有下降的趋势（p<0.05）7)形成机制分析:通过方差分解分析发现,保护区位置的地理气候因素对上述整体变化的解释量达为15.8-16.5%,保护措施解释力为4.6-20.7%;而社会发展因素单独解释力较低,其主要通过与上述二者共同作用产生影响。当整体变化以相对值表示时,保护措施对整体变化的解释力更大,是绝对值时的4.5倍。综合来看,不同保护区对森林碳汇、群落结构、物种多样性和土壤性质产生不同的影响效果,但保护整体促进了乔木的生长以及以乔木碳为主的总体森林碳汇。地理气候是保护区之间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其次为保护措施。目前有关天然林保护工程的生态评价,多是基于遥感手段对工程实施前后进行评价,很难对生物多样性、林下灌草及土壤等进行客观准确的评价。我们的研究显示,利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梯度,通过样地调查可以客观评价天保工程的实施效果,其中碳汇与遥感结果类似,而对多样性、土壤和灌草的评价填补相关研究的空缺。相关结果为未来自然保护区管理和评价提供了基础数据,同时也为东北林区继续推进天保工程提供理论依据及数据支持。
孙瑞东[7]（2021）在《我国自然保护地立法问题研究》文中指出自然保护地是保护生态安全、维护生物多样性、保存自然遗迹的空间载体,对国家、乃至人类生存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自然保护地内丰富的物种资源是人类共同财富,但是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对自然保护地内经济利益的诉求不断加深,加之现实中政府机构多头管理、重叠设置、保护和发展矛盾突出等问题,致使自然保护地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危机。进入新时期以来,国家提出了在自然保护地领域整体化、系统化建设的要求,并指出法治建设是自然保护地整体性、系统性建设的重要基础和有利保障,因此本文从自然保护地立法的角度对自然保护地的管理和建设展开了系统性的研究,分析了自然保护地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该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全文一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介绍了本文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的内容、方法及研究现状。第二章对自然保护地的法律概念进行了学理分析和界定,并对自然保护地的范围进行了研究,其次从国家和地方两个层次分析了自然保护地当前的立法现状,并进行了评析和总结。第三章主要研究了我国目前自然保护地立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主要包括立法位阶低、缺乏综合性,保护地立法原则、理念不明确,立法体系缺乏科学性,部属立法和地方立法缺乏协调性,立法中公众参与度低等问题。第四章在梳理和研究了美国、俄罗斯、新西兰、日本自然保护地立法实践的基础上,得出了针对我国自然保护地立法要结合国情选择立法模式、贯彻生态优先立法理念、强化政府内部协调与合作、提高公众参与积极性的启示。第五章结合国外自然保护地立法经验和我国国情,针对性地提出了制定高位阶自然保护地法律、明确自然保护地的法律原则、贯彻落实生态保护优先原则,在保护地管理体系立法中建立科学完整的自然保护地分类体系,针对政府决策制定事前咨询监督机制,建立自然保护地立法协调机制、完善保护地立法公众参与制度等建议。
江珊珊[8]（2020）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研究 ——以浮梁县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我国自1956年建立第一个自然保护地——广东鼎湖山自然保护区以来,经过60多年的发展,已建立了数量众多、类型丰富、功能多样的自然保护地,自然保护地数量超过1.18万处,约占国土总面积的18%。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保存自然遗产、改善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自然保护地种类繁多,原先由林业、农业、建设、环保、水利、国土、海洋、中科院等部门分别建设管理,造成自然保护地重叠设置、多头管理、边界不清、权责不明、保护与发展矛盾突出等诸多问题。2019年6月,国家出台《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到2025年,要健全国家公园体制,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归并优化,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由于我国自然保护地历史遗留问题众多,不同类别自然保护地的建设管理标准千差万别,至今也没有出台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相关技术规范,导致2020年6月启动的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困难重重。因此,开展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理论与实践研究,科学指导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对当前自然保护地建设管理工作十分迫切和重要。本文分析了我国自然保护地发展现状与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国家政策法律为依据和指导,结合当前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实践,研究提出了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的技术路径,构建了自然保护地综合价值评估体系。并选取自然保护地建设最具代表性的江西省浮梁县,将研究理论应用于实践分析,提出浮梁县自然保护地进行整合优化方案。论文能为我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的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借鉴,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蔡新良[9]（2021）在《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提出川西高原藏区作为集高海拔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山区、革命老区、旅游资源聚集区及生态脆弱区为一体的特殊空间区域,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就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如何解决区域产业转型升级问题成为川西高原藏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关键。作为青藏高原东南缘和横断山脉的一部分,川西高原藏区地形地貌差异明显,气候条件复杂多样,生态系统类型丰富,是长江、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保护区和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也是多民族文化交流的通道走廊。无论是从特殊的生态格局、国土安全、地缘政治,还是从国家总体布局来看,川西高原藏区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但受自然条件限制,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极不均衡。而且,从世界范围来看,在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川西高原藏区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升级,尚无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当前,在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推进、迫切寻求破解产业发展困局的现实诉求下,进行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意义重大。综合国内外生态旅游研究成果来看,前人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和研究视角出发,在生态旅游基础理论、资源评价与开发、生态旅游系统、社区参与、扶贫效应、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但有关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方面的文献并不多,研究缺少全面性、科学性、系统性,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亟待构建,高原高山峡谷地区生态旅游理论框架体系亟待建立。川西高原藏区拥有富集的原生态自然和人文景观资源,但属于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生态环境极其脆弱,传统的工业化道路难以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保护生态环境并依托生态资源发展生态经济成为最佳选择,而生态旅游业正是川西高原藏区发展生态经济的具体体现和最佳途径。现代生态旅游强调“旅游、保护、教育和促进社区协调发展”四大功能,主张自觉责任观、动力系统观、可持续旅游观、全域发展观和生态文明观“五观”,其发展理念契合川西高原藏区的发展诉求和区域特点,即在最大限度发挥资源特色优势而不破坏自然生态环境、不改变城乡结构、不破坏原生态民族文化的前提下,实现川西高原藏区的“脱贫转型”以及可持续发展。有鉴于此,本文从川西高原藏区实际出发,在综合前人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先,梳理总结了国内外以及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理论研究现状,并结合研究区域实际,建立了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及其扶贫耦合关系。其次,深入分析了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的发展条件及影响因素、存在的问题及成因等,并对主要生态旅游资源进行类型划分和定量定性评价。第三,依据可持续发展等相关理论,筛选评价指标,运用层次分析法等方法技术,构建了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模型,并进行了时空评价。第四,通过甘孜州案例实证研究,分析了甘孜州生态旅游业发展现状及面临的挑战,提出了甘孜州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旅游资源开发模式、发展思路和扶贫效应评价。最后,结合研究成果尝试性地提出了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发展的战略目标、总体思路、开发原则和产业模式,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促进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体系等。通过研究认为,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主要有自然条件、社会发展、经济环境和科技水平等,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地理环境特殊性、生态环境脆弱、社会复杂、经济发展基础差,以及发展理念滞后、缺乏专业人才、管理水平低下等。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发展处于“重要机遇期”,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川西高原藏区应围绕“建设世界最佳生态旅游目的地”的战略目标,将旅游业培育成为川西高原藏区战略性和优势特色产业,充分发挥旅游业在川西高原藏区产业升级、结构转型和乡村振兴中的优势和引导作用,实施“生态旅游景区带动发展、‘生态旅游+’联动发展、经合组织拉动发展、民族特色村寨驱动发展”的产业模式。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提出了宏观调控、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区域合作、环境监管、安全保障、社区参与等体制机制,以及政策制度、资金投入、科技人才的保障体系,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李昂[10]（2020）在《基于资源环境测度的黑龙江省森工城市转型模式研究》文中认为森工城市转型是东北振兴的重要组分,也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和难点。资源环境作为森工城市发展的引擎和载体,决定了城市产业、生态、社会和空间等要素的配置特征和演进方向,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资源环境是森工城市转型成功的关键。在资源型城市中,森工城市的转型步伐仍然相对滞后,尤其是集中分布在东北边缘区位的森工城市群体,普遍存在着转型方向趋同、发展格局失衡、生态修复受阻、产业结构松散和城市引力缺失等问题,极大阻碍了森工城市的可持续转型进程。究其原因,森工城市尚未形成与资源环境耦合的转型策略框架。本文立足于森林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政策背景与国际经验,以资源环境综合测度为切入点,以空间为语境,挖掘资源环境与森工城市的系统关联,揭示生态过程与转型过程的内在机制,辨识条件差异下的转型模式路径,并提出助力森工城市可持续转型的空间响应策略。全文围绕“理论认知—特征解析—测度综合—模式识别—空间响应”的技术路线展开研究“理论认知”——从资源环境的理论观点、测度方法研究、森工城市转型的理论构成、转型的空间效应等方面,揭示了资源环境与城市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本质,从而构建了资源环境与城市转型的系统关联,并据此提出综合测度的方法体系和技术路线。“特征解析”——通过对黑龙江省森工城市自然与生态环境、人口与城镇化水平、经济与产业发展、区位与交通联系、地域文化与旅游资源的梳理概况,结合多样本大数据和空间技术,获得了森工城市转型发展中“形”的特征。通过分析资源环境对空间、城市网络、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约束性特征,而这些特征正是森工城市转型发展过程中多种矛盾问题的成因。“测度综合”——基于黑龙江省森工城市转型发展的资源环境属性,构建综合测度模型。模型以资源环境的禀赋差异为基础,对森工城市的模式差异进行测度辨识和聚类分析,并以系统机制为纽带,集成面向转型格局、生态修复、产业结构和人居环境等多种转型系统目标的空间响应测度集合。资源环境综合测度模型包含两个模块,4种模式指针,26种模式辨识指标,4种空间响应方法,56种响应因子,并具有因地制宜的模型系统开放性,从多维度、多尺度对黑龙江省森工城市的转型发展进行量化指引。“模式识别”——以森工城市资源环境丰裕度、资源产业依赖度、城市发展支撑度和区位条件优势度的测度结果为依据,通过聚类分析的方法对森工城市群体进行系统分类,并根据分类结果和模式指针的差异性,逆推各类森工城市转型发展的特征要素,从而提出差异性的转型模式和相应路径,并探讨了基于边界融合、非均思路和重要节点的模式化发展协调性与可变性。“空间响应”——以模式差异为依据,对黑龙江省森工城市的几种基本模式构型进行空间尺度上的测度响应,对于引力核心型城市以资源环境承载力调控国土空间,对产销基地型城市以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提升组织产业结构和空间转型,对精明收缩式森工城市明确生态安全格局的首要地位,对职能置换模式提出基于空间适宜性的城市系统更迭和空间再生。研究以资源环境和空间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为支撑,面向困难时期黑龙省森工城市经济、社会、空间的转型问题,通过对资源环境和城市转型相关要素的综合测度,以资源环境内在作用机制为方法,发现森工城市转型发展的问题,提出问题导向的模式路径,并依据路径差异提供协调资源环境与城市发展的空间响应策略。希望研究可以在理论层面上,构建森工城市转型发展的资源环境和空间框架,在实践层面上,为黑龙江省森工城市的未来发展提供科学可行的方法参考。
二、关于森林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森林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世界自然遗产地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补偿研究 ——以中国南方喀斯特施秉和荔波—环江遗产地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 研究现状 |
| (一)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补偿 |
| (二)世界遗产地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补偿 |
| (三)世界遗产地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补偿研究进展与展望 |
| 二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目标与内容 |
| (二)技术路线与方法 |
| (三)研究区选择与代表性 |
| (四)资料数据获取与可信度分析 |
| 三 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遗产地生态资产价值评估 |
| (一)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遗产地土地利用变化情况 |
| 1 遥感数据处理 |
| 2 施秉喀斯特世界遗产地土地利用 |
| 3 荔波-环江喀斯特世界遗产地土地利用 |
| (二)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遗产地生态资产价值评估 |
| 1 施秉喀斯特世界遗产地自然资源 |
| 2 荔波-环江喀斯特世界遗产地自然资源 |
| (三)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遗产地生态资产价值计算 |
| 1 施秉喀斯特生态资产价值计算 |
| 2 荔波-环江喀斯特生态资产价值计算 |
| 3 生态资产价值对比分析 |
| 四 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遗产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 |
| (一)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遗产地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
| 1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 |
| 2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系数基准价格计算方法 |
| 3 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估算方法 |
| (二)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遗产地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评估 |
| 1 施秉喀斯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
| 2 荔波-环江喀斯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
| 3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比分析 |
| 五 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遗产地生态补偿机制与策略 |
| (一)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遗产地生态补偿机制 |
| 1 生态补偿主体 |
| 2 生态补偿客体 |
| 3 生态补偿标准 |
| 4 生态补偿方式 |
| (二)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遗产地生态补偿策略 |
| 1 生态补偿策略的基本思路 |
| 2 施秉模式 |
| 3 荔波模式 |
| 4 环江模式 |
| 六 结论与讨论 |
| (一)主要结论 |
| (二)主要创新点 |
| (三)讨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施秉白云岩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旅游调查问卷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2）贵州雷公山苗族文化与森林生态耦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Summary |
| 第一章 绪论 |
| 1 研究背景 |
| 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3.1 森林文化 |
| 3.2 民族文化与森林生态 |
| 3.3 森林文化与自然保护区 |
| 3.4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第二章 研究区概况、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 研究区概况 |
| 1.1 苗族概况 |
| 1.2 雷公山国家自然保护区自然概况 |
| 1.3 雷公山自然保护区社会经济概况 |
| 2 研究目标和内容 |
| 2.1 研究目标 |
| 2.2 研究内容 |
| 3 研究方法 |
| 3.1 文献法 |
| 3.2 田野调查法 |
| 3.3 生态学样方研究法 |
| 3.4 统计分析方法 |
| 4 技术路线 |
| 第三章 雷公山苗族森林文化的类型与特征 |
| 1 引言 |
| 2 研究方法 |
| 2.1 田野调查点 |
| 2.2 资料获取与方法 |
| 2.3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
| 3 结果分析 |
| 3.1 雷公山苗族森林文化的主要类型 |
| 3.2 雷公山苗族森林文化的生态性特征 |
| 3.3 雷公山苗族森林文化的多样性特征 |
| 4 讨论 |
| 4.1 苗族森林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
| 4.2 苗族森林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关系 |
| 4.3 苗族森林文化的流失与保护 |
| 5 小结 |
| 第四章 雷公山苗族文化与森林生态动态耦合 |
| 1 引言 |
| 2 研究方法 |
| 2.1 苗族森林文化与森林生态耦合协调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 |
| 2.2 苗族森林文化与森林生态系统综合发展水平模型 |
| 2.3 苗族森林文化与森林生态的耦合协调度分析 |
| 3 结果与分析 |
| 3.1 雷公山苗族森林文化和森林资源的现状分析 |
| 3.2 雷公山苗族森林文化和森林资源综合发展评价 |
| 3.3 雷公山苗族森林文化与森林生态耦合协调度 |
| 4 讨论 |
| 4.1 苗族森林文化与森林生态的耦合关系 |
| 4.2 苗族森林文化与森林生态的耦合协调关系 |
| 5 小结 |
| 第五章 雷公山苗族文化--森林生态耦合的文化驱动因子 |
| 1 引言 |
| 2 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法的文化驱动因子分析 |
| 2.1 研究方法 |
| 2.2 实证测算与结果分析 |
| 3 基于排序估计法的人与森林和谐共生的文化因子分析 |
| 3.1 研究方法 |
| 3.2 森林文化因子重要性的排序估计 |
| 4 讨论 |
| 5 小结 |
| 第六章 雷公山苗族文化对森林生态有效性的实证分析 |
| 1 引言 |
| 2 规约制度对雷公山森林生态有效性分析 |
| 2.1 研究方法 |
| 2.2 结果与分析 |
| 3 宗教信仰对森林生态有效性分析:以苗族信仰林为例 |
| 3.1 研究方法 |
| 3.2 结果与分析 |
| 4 讨论 |
| 4.1 村规民约与森林管理 |
| 4.2 宗教信仰对森林生态影响 |
| 5 小结 |
| 第七章 雷公山自然保护区建立发展与管理 |
| 1 引言 |
| 2 雷公山自然保护区的发展历程 |
| 2.1 矛盾与冲突:绝对保护阶段(1982--2002 年) |
| 2.2 对话与协商:社区参与及共管阶段(2003 年--至今) |
| 3 讨论 |
| 3.1 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
| 3.2 苗族森林文化认知中的“我者文化”与“他者文化” |
| 4 小结 |
| 第八章 基于苗族森林文化的雷公山自然保护区管理模型构建 |
| 1 引言 |
| 2 自然保护区管理模式 |
| 3 雷公山自然保护区管理模型建构的原则 |
| 3.1 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
| 3.2 社区与森林保护协同发展的原则 |
| 4 雷公山自然保护区管理模型建构的理论基础 |
| 4.1 人类生态系统理论 |
| 4.2 民族文化与自然环境关联理论 |
| 4.3 干扰理论 |
| 5 基于苗族森林文化的自然保护区管理模型 |
| 5.1 管理模型的构建 |
| 5.2 具体的实施策略与路径 |
| 5.3 理论模型实施的保障措施 |
| 6 小结 |
| 第九章 主要结论与研究展望 |
| 1 主要研究结论 |
| 2 结语 |
| 3 研究特色与创新点 |
| 4 研究展望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一 雷公山苗族传统森林文化调研提纲 |
| 附录二 雷公山苗族对传统森林文化认知的调査问卷 |
| 附录三 雷公山保护区工作者对苗族森林文化认知调查问卷 |
| 附录四 雷公山自然保护区管理状况调研提纲 |
| 附录五 野外样地调查记录表 |
| 附录六 雷公山苗寨村规民约 |
| 附录七 田野调查摄影图片 |
| 附录八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附录九 攻读学位期间参与科研项目 |
（3）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县域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法研究 ——以江西省铅山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2 理论基础及相关研究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生态系统理论 |
| 2.2.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3 环境承载力理论 |
| 2.2.4 人地关系理论 |
| 2.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2.3.1 国外研究进展 |
| 2.3.2 国内研究进展 |
| 2.3.3 研究评述 |
| 3 研究区域概况及数据来源与处理 |
| 3.1 研究区概况 |
| 3.1.1 铅山县自然保护地概况 |
| 3.1.2 研究范围介绍 |
| 3.2 数据分析方法与处理 |
| 3.2.1 纳入与调出自然保护地潜力评价指标分体系建立 |
| 3.2.2 评价指标选取 |
| 3.2.3 因子层的来源与处理 |
| 3.2.4 指标权重确定 |
| 3.2.5 评价标准确定 |
| 3.2.6 评价结果分析 |
| 4 县域自然保护地总体优化方案 |
| 4.1 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之间问题分析 |
| 4.2 自然保护地内部问题分析 |
| 4.3 纳入自然保护地地块可行性分析 |
| 4.4 自然保护地地块调出可行性分析 |
| 4.4.1 自然保护区地块调出分析 |
| 4.4.2 森林公园地块调出分析 |
| 4.5 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结果 |
| 4.6 自然保护地范围调整的影响评价 |
| 5 优化方案的衔接性分析及效益分析 |
| 5.1 生态保护红线概况 |
| 5.1.1 优化前生态保护红线 |
| 5.1.2 优化后生态保护红线 |
| 5.2 自然保护地与生态保护红线衔接 |
| 5.2.1 自然保护地与生态保护红线的联系 |
| 5.2.2 整合优化前自然保护地与生态保护红线衔接 |
| 5.2.3 整合优化后自然保护地与生态保护红线衔接 |
| 5.3 自然保护地未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分析 |
| 5.4 自然保护地与生态保护红线衔接策略 |
| 5.4.1 明确自然保护地和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规则 |
| 5.4.2 进一步优化调出矛盾冲突要素 |
| 5.5 自然保护地优化实施保障措施 |
| 5.5.1 加强与土地调查数据、林业调查数据的衔接 |
| 5.5.2 完善县域自然保护地体系构建 |
| 5.5.3 逐步建立自然保护地监管体系 |
| 5.6 综合效益分析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与讨论 |
|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4）基于人地协调观培养的高中地理教学设计研究 ——以湘教版“资源、环境与国家安全”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国内外研究背景 |
| 1.人地协调观国际研究背景 |
| 2.人地协调观国内研究背景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国外人地协调观研究 |
| 2.国内人地协调观研究 |
| 3.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意义 |
| 1.研究内容 |
| 2.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研究方法 |
| 2.技术路线 |
| 一、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概念界定 |
| 1.人地协调观 |
| 2.地理教学案例设计 |
| (二)理论基础 |
| 1.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
| 2.人地协调论 |
| 3.可持续发展理论 |
| 4.系统科学理论 |
| 二、高中地理湘教版选择性必修3 人地协调观内容分析 |
| (一)课程标准与湘教版选择性必修3 对应分析 |
| 1.课程性质与基本理念分析 |
| 2.学科核心素养与课程目标分析 |
| 3.课程内容与学业质量分析 |
| 4.教学提示与学业要求分析 |
| (二)湘教版选择性必修3 教材内容结构分析 |
| (三)湘教版选择性必修3 教材逐章内容分析 |
| 1.资源环境与人类活动 |
| 2.自然资源与国家安全 |
| 3.生态环境保护与国家安全 |
| 三、基于人地协调观培养的高中地理教学案例分析 |
| (一)案例分析说明 |
| 1.案例筛选 |
| 2.案例分析目的 |
| 3.案例分析视角 |
| 4.案例分析方法 |
| (二)案例分析呈现 |
| (三)案例分析启示 |
| 1.目标突出人地协调观,兼顾其他地理学科核心素养 |
| 2.选择最优教学策略,帮助学生内化人地协调观 |
| 3.教学设计组成要完整,表达要准确 |
| 4.依据课标设计学生人地协调观的发展水平 |
| 5.评价方式多样化,评价过程动态化 |
| 四、基于人地协调观培养的高中地理教学案例设计 |
| (一)基于人地协调观培养的教学案例组成 |
| 1.课标分析 |
| 2.教材分析 |
| 3.学情分析 |
| 4.教学目标 |
| 5.教学方法与策略 |
| 6.教学过程 |
| 7.教学反思 |
| (二)基于人地协调观培养的教学案例设计呈示 |
| 1.教学案例选择依据 |
| 2.《自然资源与人类活动》教学设计 |
| 3.《人类活动与环境问题》教学设计 |
| (三)基于人地协调观培养的教学案例设计策略 |
| 1.目标指向内化观念,培养能力 |
| 2.教学内容生活化,挖掘教材与生活的联系 |
| 3.联系国家安全,体现育人价值 |
| 五、基于人地协调观培养的高中地理教学案例实施 |
| (一)教学案例实施记录 |
| 1.准备阶段 |
| 2.实施阶段 |
| 3.总结阶段 |
| (二)教学案列实施反思与启示 |
| 六、结论与展望 |
| (一)结论 |
| (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基于人地协调观培养的高中地理教学案例汇总表 |
| 附录2 基于人地协调观培养的高中地理教学案例分析表 |
| 附录3 基于人地协调观培养的高中地理教学案例设计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5）祁连山国家公园综合行政执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祁连山生态保护行政执法的概况与困境 |
| 第一节 祁连山生态保护行政执法运行概况 |
| 一、执法机制的建立与发展 |
| 二、执法工作基本格局的形成 |
| 第二节 祁连山生态保护执法的主要问题 |
| 一、立法难以有效指导执法 |
| 二、执法效能与治理目标不相适应 |
| 第二章 构建祁连山国家公园综合行政执法的基础 |
| 第一节 推进国家公园综合执法的法理价值 |
| 一、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现实要求 |
| 二、国家公园综合执法的价值追求 |
| 第二节 祁连山国家公园行政执法改革经验 |
| 一、“联合”与“综合”的模式选择 |
| 二、现阶段综合执法取得的成效 |
| 第三章 国家公园执法实践考察与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域外国家公园立法与执法概况 |
| 一、美国 |
| 二、巴西 |
| 三、俄罗斯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公园立法与执法考察 |
| 一、三江源国家公园 |
| 二、武夷山国家公园 |
| 三、神农架国家公园 |
| 第三节 经验与启示 |
| 一、域外典型国家的制度借鉴 |
| 二、我国国家公园执法实践经验 |
| 第四章 祁连山国家公园综合行政执法发展进路 |
| 第一节 遵循综合行政执法的理论逻辑 |
| 一、回归国家公园综合行政执法的价值 |
| 二、把握国家公园综合行政执法的基本原则 |
| 第二节 强化综合行政执法的立法保障 |
| 一、增强现行立法的适应性 |
| 二、突出国家公园立法的针对性 |
| 第三节 提升综合行政执法的整体效能 |
| 一、遵循“因地制宜”加强执法队伍建设 |
| 二、完善“垂直体系”平衡执法权配置 |
| 三、依托“森林公安+”模式强化行刑协同 |
| 四、立足“能动司法”促进行政与司法衔接 |
| 五、探索“智慧执法”破解时空制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天然林保护对东北森林生态系统功能影响及区域差异形成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天保工程概述及生态效益评价 |
| 1.1.1 天然林保护工程概述 |
| 1.1.2 天然林保护工程生态效益评价 |
| 1.2 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概况及其梯度设置 |
| 1.2.1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概况 |
| 1.2.2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梯度设置 |
| 1.3 全面评价需要考虑森林碳汇、森林结构特征、多样性和土壤性质 |
| 1.3.1 天然林森林碳汇重要性 |
| 1.3.2 天然林群落结构重要性 |
| 1.3.3 乔、灌、草多层物种多样性评价 |
| 1.3.4 土壤性质的重要性 |
| 1.4 本研究基本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4.1 本研究目的意义 |
| 1.4.2 论文技术路线 |
| 2 研究地点、材料与方法 |
| 2.1 研究区域 |
| 2.2 野外调查及数据采集 |
| 2.2.1 野外实验设计 |
| 2.2.2 样品采集 |
| 2.3 实验方法 |
| 2.3.1 土壤养分、性质的测定 |
| 2.3.2 森林碳汇计算 |
| 2.3.3 物种多样性的计算 |
| 2.4 数据统计分析 |
| 3 多布库尔保护区保护强度对森林碳汇、结构、多样性及土壤性质的影响 |
| 3.1 研究区概况 |
| 3.2 结果与分析 |
| 3.2.1 不同保护强度森林碳汇差异 |
| 3.2.2 不同保护强度森林结构差异 |
| 3.2.3 不同保护强度物种多样性差异 |
| 3.2.4 不同保护强度土壤指标差异 |
| 3.2.5 综合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4 双河保护区保护强度对森林碳汇、结构、多样性及土壤性质的影响 |
| 4.1 研究区概况 |
| 4.2 结果与分析 |
| 4.2.1 不同保护强度森林碳汇差异 |
| 4.2.2 不同保护强度森林结构差异 |
| 4.2.3 不同保护强度物种多样性差异 |
| 4.2.4 不同保护强度土壤指标差异 |
| 4.2.5 综合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5 南瓮河保护区保护强度对森林碳汇、结构、多样性及土壤性质的影响 |
| 5.1 研究区概况 |
| 5.2 结果与分析 |
| 5.2.1 不同保护强度森林碳汇差异 |
| 5.2.2 不同保护强度森林结构差异 |
| 5.2.3 不同保护强度物种多样性差异 |
| 5.2.4 不同保护强度土壤指标差异 |
| 5.2.5 综合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6 绰纳河保护区保护强度对森林碳汇、结构、多样性及土壤性质的影响 |
| 6.1 研究区概况 |
| 6.2 结果与分析 |
| 6.2.1 不同保护强度森林碳汇差异 |
| 6.2.2 不同保护强度森林结构差异 |
| 6.2.3 不同保护强度物种多样性差异 |
| 6.2.4 不同保护强度土壤指标差异 |
| 6.2.5 综合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7 凉水保护区保护强度对森林碳汇、结构、多样性及土壤性质的影响 |
| 7.1 研究区概况 |
| 7.2 结果与分析 |
| 7.2.1 不同保护强度森林碳汇差异 |
| 7.2.2 不同保护强度森林结构差异 |
| 7.2.3 不同保护强度物种多样性差异 |
| 7.2.4 不同保护强度土壤指标差异 |
| 7.2.5 综合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8 呼中保护区保护强度对森林碳汇、结构、多样性及土壤性质的影响 |
| 8.1 研究区概况 |
| 8.2 结果与分析 |
| 8.2.1 不同保护强度森林碳汇差异 |
| 8.2.2 不同保护强度森林结构差异 |
| 8.2.3 不同保护强度物种多样性差异 |
| 8.2.4 不同保护强度土壤指标差异 |
| 8.2.5 综合分析 |
| 8.3 本章小结 |
| 9 六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强度对整体森林碳汇、结构、多样性及土壤性质的影响 |
| 9.1 必要性与意义 |
| 9.2 结果与分析 |
| 9.2.1 不同保护强度森林碳汇差异 |
| 9.2.2 不同保护强度森林结构差异 |
| 9.2.3 不同保护强度物种多样性差异 |
| 9.2.4 不同保护强度土壤指标差异 |
| 9.2.5 综合分析 |
| 9.3 本章小结 |
| 10 不同地区差异及形成机制分析 |
| 10.1 必要性与意义 |
| 10.2 数据统计分析 |
| 10.3 结果与分析 |
| 10.3.1 不同保护区森林碳汇差异 |
| 10.3.2 不同保护区森林结构差异 |
| 10.3.3 不同保护区物种多样性差异 |
| 10.3.4 不同保护区土壤指标差异 |
| 10.3.5 不同保护区地理气候信息、保护措施及社会发展因素差异 |
| 10.3.6 森林碳汇的区域差异形成机制 |
| 10.3.7 森林结构特征的区域差异形成机制 |
| 10.3.8 森林物种多样性的区域差异形成机制 |
| 10.3.9 森林土壤性质的区域差异形成机制 |
| 10.3.10 基于4方面指标绝对变化值的区域差异形成机制 |
| 10.3.11 基于4方面指标相对变化值的区域差异形成机制 |
| 10.3.12 基于4方面指标绝对值和相对值整体的区域差异形成机制 |
| 10.4 综合分析 |
| 10.4.1 地理气候因素是保护区之间差异的主要原因 |
| 10.4.2 相对变化值更能体现保护的作用 |
| 10.4.3 对天保工程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建议与启示 |
| 10.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博士学位论文修改情况确认表 |
（7）我国自然保护地立法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2 我国自然保护地立法概述 |
| 2.1 自然保护地法律概念 |
| 2.2 自然保护地范围 |
| 2.3 我国自然保护地立法发展历程 |
| 2.3.1 国家层面立法 |
| 2.3.2 地方层面立法 |
| 2.4 我国自然保护地立法取得的成绩 |
| 2.5 本章小结 |
| 3 目前我国自然保护地立法存在的问题 |
| 3.1 自然保护地立法层级低 |
| 3.1.1 低层次立法缺乏综合性 |
| 3.1.2 低层级立法难以形成保护“合力” |
| 3.2 立法理念偏重经济利益忽视系统性 |
| 3.2.1 生态保护优先理念贯彻不到位 |
| 3.2.2 立法理念缺乏系统性 |
| 3.3 立法原则统领力不足 |
| 3.3.1 协调发展原则参差不齐 |
| 3.3.2 立法中保护优先原则不统一 |
| 3.4 立法中管理体系缺乏整体性 |
| 3.4.1 自然保护地概念概括性较低 |
| 3.4.2 管理体系分类标准不合理 |
| 3.4.3 部门利益突出 |
| 3.5 部门规章和地方立法协调性不足 |
| 3.5.1 部门规章缺乏长效协调机制 |
| 3.5.2 地方立法协调机制缺乏事后监督 |
| 3.6 保护地周边居民公众参与缺乏积极性 |
| 3.6.1 保护地周边居民参与意识较低 |
| 3.6.2 公众参与配套制度缺乏 |
| 3.7 本章小结 |
| 4 国外自然保护地立法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 |
| 4.1 国外自然保护地立法实践 |
| 4.1.1 美国自然保护地立法实践 |
| 4.1.2 俄罗斯自然保护地立法实践 |
| 4.1.3 新西兰自然保护地立法实践 |
| 4.1.4 日本自然保护地立法实践 |
| 4.2 国外自然保护地立法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
| 4.2.1 结合国情选择立法模式 |
| 4.2.2 贯彻生态保护优先立法理念 |
| 4.2.3 强化政府部门内部协调与合作 |
| 4.2.4 提高公众参与积极性 |
| 4.3 本章小节 |
| 5 我国自然保护地立法完善路径 |
| 5.1 制定高位阶自然保护地法律 |
| 5.1.1 提高自然保护地法律综合性 |
| 5.1.2 制定自然保护地“基本法” |
| 5.2 立法理念重视生态保护和系统保护 |
| 5.2.1 贯彻生态保护优先立法理念 |
| 5.2.2 坚持系统保护立法理念 |
| 5.3 明确自然保护地的立法原则 |
| 5.3.1 统一保护优先原则 |
| 5.3.2 明确协调发展原则 |
| 5.4 完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 |
| 5.4.1 明晰自然保护地概念内涵与外延 |
| 5.4.2 确立管理目标和功能定位分类标准 |
| 5.4.3 制定政府部门事前咨询监督机制 |
| 5.5 完善自然保护地立法协调制度 |
| 5.5.1 建立高级别协调机构 |
| 5.5.2 建立立法回避与评估制度 |
| 5.6 提高保护地周边居民公众参与积极性 |
| 5.6.1 建立环境公众教育制度 |
| 5.6.2 完善公众参与配套机制 |
| 5.7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附表 |
（8）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研究 ——以浮梁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 研究理论基础 |
| 1.3.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1.3.2 景观生态学理论 |
| 1.3.3 保护生态学理论 |
| 1.3.4 生态系统学理论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2 自然保护地建设管理现状分析 |
| 2.1 自然保护地概念 |
| 2.2 自然保护地分类 |
| 2.3 自然保护地建设现状与历程 |
| 2.4 自然保护地建设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 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技术路径探索 |
| 3.1 政策依据 |
| 3.2 整合优化原则 |
| 3.3 整合优化技术路径 |
| 4 自然保护地综合价值评估体系构建 |
| 4.1 评价原则 |
| 4.2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3 评价指标分析 |
| 4.3.1 自然生态属性 |
| 4.3.2 经济社会属性 |
| 4.3.3 保护管理属性 |
| 4.4 综合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
| 4.4.1 构建判断矩阵 |
| 4.4.2 权重计算与一致性检验 |
| 4.5 指标体系的评价标准 |
| 5 浮梁县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研究 |
| 5.1 浮梁县概况 |
| 5.2 自然保护地现状 |
| 5.2.1 总体概况 |
| 5.2.2 基本简介 |
| 5.2.3 交叉重叠分析 |
| 5.3 自然保护地内部矛盾冲突分析 |
| 5.4 生态保护空缺分析 |
| 5.5 自然保护地综合价值评估 |
| 5.6 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分析 |
| 6 结论与讨论 |
| 6.1 主要研究结论 |
| 6.2 主要研究创新 |
|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9）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及思路 |
| 五、资料数据来源 |
| 六、论文框架内容、创新点及不足 |
| 第1章 相关概念及基础理论 |
| 1.1 相关概念 |
| 1.1.1 生态旅游 |
| 1.1.2 生态旅游业 |
| 1.1.3 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
| 1.2 研究相关理论 |
| 1.2.1 沟域经济理论 |
| 1.2.2 山地生态经济理论 |
| 1.2.3 生态旅游系统理论 |
| 1.2.4 民族生态旅游理论 |
| 1.2.5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1.2.6 民族社会学理论 |
| 1.2.7 民族经济学理论 |
| 1.3 生态旅游与扶贫效应耦合性关系 |
| 1.3.1 川西高原藏区发展现实选择 |
| 1.3.2 生态旅游扶贫的重要意义 |
| 1.3.3 生态旅游与扶贫效应耦合性关系 |
| 1.3.4 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与扶贫效应 |
| 小结 |
| 第2章 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条件及影响因素 |
| 2.1 自然地理条件 |
| 2.1.1 地理环境特点 |
| 2.1.2 地形地貌特征 |
| 2.1.3 生态环境条件 |
| 2.1.4 气候水文条件 |
| 2.2 综合区位分析 |
| 2.2.1 交通区位 |
| 2.2.2 生态区位 |
| 2.2.3 经济区位 |
| 2.2.4 旅游区位 |
| 2.3 历史人文背景 |
| 2.3.1 历史沿革 |
| 2.3.2 民族文化 |
| 2.4 生态旅游资源条件 |
| 2.4.1 生态旅游资源主要类型 |
| 2.4.2 生态旅游资源主要特征 |
| 2.4.3 生态旅游资源特色及优势 |
| 2.4.4 生态旅游资源开发潜力 |
| 2.5 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影响因素 |
| 2.5.1 政治环境因素 |
| 2.5.2 自然条件因素 |
| 2.5.3 社会发展因素 |
| 2.5.4 经济环境因素 |
| 2.5.5 科技水平因素 |
| 小结 |
| 第3章 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 |
| 3.1 生态旅游业发展取得的成效 |
| 3.1.1 可持续发展理念逐步贯穿于生态旅游业发展 |
| 3.1.2 推动了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资源的保护性开发 |
| 3.1.3 有力促进了川西高原藏区经济社会发展 |
| 3.2 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 |
| 3.2.1 地理环境特殊 |
| 3.2.2 生态环境脆弱 |
| 3.2.3 社会环境复杂 |
| 3.2.4 经济发展基础弱 |
| 3.3 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3.1 还非真正的现代生态旅游业发展模式 |
| 3.3.2 生态旅游业发展的作用还有待提升 |
| 3.3.3 环境保护力度不够 |
| 3.3.4 旅游规划编制工作滞后 |
| 3.3.5 基础设施建设亟待加强 |
| 3.3.6 生态旅游产品同质化明显 |
| 3.4 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
| 3.4.1 发展理念仍然滞后 |
| 3.4.2 专业人才较为缺乏 |
| 3.4.3 管理水平亟待提升 |
| 3.4.4 资金投入严重不足 |
| 小结 |
| 第4章 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与时空评价 |
| 4.1 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1.1 基本原则 |
| 4.1.2 评价指标体系 |
| 4.1.3 评价指标体系层次划分 |
| 4.1.4 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
| 4.2 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权重的确定 |
| 4.2.1 确定指标权重 |
| 4.2.2 指标总权重 |
| 4.2.3 评价指标权重一致性检验 |
| 4.3 评价模型的建立与指标量化分析 |
| 4.3.1 评价指标量化评分档次 |
| 4.3.2 评价指标量化与标准化 |
| 4.3.3 建立评价模型 |
| 4.4 基于指标模型的时空评价 |
| 4.4.1 时空评价的重要意义 |
| 4.4.2 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综合评分 |
| 4.4.3 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状态评价 |
| 小结 |
| 第5章 案例:甘孜州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
| 5.1 甘孜州生态旅游业发展现状 |
| 5.1.1 战略地位显着 |
| 5.1.2 世界级旅游资源富集 |
| 5.1.3 旅游交通条件不断改善 |
| 5.1.4 生态旅游业发展态势总体向好 |
| 5.2 甘孜州生态旅游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
| 5.2.1 生态环境十分脆弱 |
| 5.2.2 旅游可进入性仍然较差 |
| 5.2.3 旅游基础配套设施不完备 |
| 5.2.4 生态旅游管理水平较低 |
| 5.2.5 生态旅游与民族文化融合不够 |
| 5.3 甘孜州生态旅游资源开发模式 |
| 5.3.1 高山峡谷生态旅游 |
| 5.3.2 高原山地生态旅游 |
| 5.3.3 原生态民族文化生态旅游 |
| 5.4 甘孜州生态旅游业发展思路 |
| 5.4.1 加速打造“一核两中心” |
| 5.4.2 着力拓展三轴发展 |
| 5.4.3 积极建设三个旅游城镇圈 |
| 5.4.4 扎实推动三大区域发展 |
| 5.4.5 打造生态旅游业重点和旅游品牌 |
| 5.5 甘孜州生态旅游业扶贫效应分析 |
| 5.5.1 生态旅游业扶贫实践 |
| 5.5.2 生态旅游业助力乡村振兴 |
| 5.5.3 生态旅游业扶贫效应评价 |
| 小结 |
| 第6章 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思路与建议 |
| 6.1 可持续发展思路 |
| 6.1.1 以建设世界最佳生态旅游目的地为目标 |
| 6.1.2 构建现代生态旅游业发展新格局 |
| 6.1.3 发展基本原则 |
| 6.1.4 产业发展路径 |
| 6.2 可持续发展建议 |
| 6.2.1 制度保障体系 |
| 6.2.2 发展对策建议 |
| 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表1:生态旅游业扶贫效应调查问卷 |
| 附表2: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资源评价调查问卷 |
| 附表3:川西高原藏区主要生态旅游资源定量评价表 |
| 附表4:甘孜州生态旅游资源类型系统构成一览表 |
| 附表5:甘孜州主要生态旅游资源统计表 |
| 附表6:甘孜州主要生态旅游资源评价表 |
| 附表7:甘孜州旅游扶贫村统计表(2016-2019) |
| 附图1: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示意图 |
| 附图2:国家生态重要性评价图 |
| 附图3:国家生态脆弱性评价图 |
| 附图4:四川省五大生态旅游发展片区区位图 |
| 附图5:四川省生态保护红线分布图 |
| 附图6: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开发空间格局 |
| 附图7:川西高原藏区旅游景区带动扶贫村分布示意图 |
| 附图8:川西高原地区高程图 |
| 附图9:川西高原藏区主要旅游资源分布图 |
| 附图10: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民族特色村寨分布图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及参与的研究课题 |
| 致谢 |
（10）基于资源环境测度的黑龙江省森工城市转型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3.1 资源环境与资源环境测度 |
| 1.3.2 资源型城市中的森工城市 |
| 1.3.3 城市转型与资源型城市转型 |
| 1.4 国内外相关研究 |
| 1.4.1 国内相关研究 |
| 1.4.2 国外相关研究 |
| 1.4.3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5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论文框架 |
| 第2章 研究基础 |
| 2.1 资源环境理论及测度研究 |
| 2.1.1 资源环境的理论观点 |
| 2.1.2 资源环境测度研究 |
| 2.1.3 资源环境综合测度的基本框架 |
| 2.2 森工城市转型相关理论及空间研究 |
| 2.2.1 森工城市的特征与组成 |
| 2.2.2 森工城市转型的理论构成 |
| 2.2.3 以转型为目标的城市空间组织研究 |
| 2.3 资源环境与森工城市转型的系统关联 |
| 2.3.1 传统森工城市的资源环境负效应 |
| 2.3.2 转型森工城市的资源环境正效应 |
| 2.4 方法体系构建与技术路线选择 |
| 2.4.1 方法体系构建思路 |
| 2.4.2 技术路线选择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资源环境约束下的黑龙江省森工城市特征 |
| 3.1 黑龙江省森工城市基础概况 |
| 3.1.1 研究范围界定 |
| 3.1.2 城市转型发展基础调研 |
| 3.1.3 资源环境总体概况 |
| 3.2 黑龙江省森工城市的转型压力 |
| 3.2.1 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 |
| 3.2.2 东北地区经济社会的振兴需要 |
| 3.2.3 地方民生的实际诉求 |
| 3.3 黑龙江省森工城市的资源环境约束特征 |
| 3.3.1 资源环境对城市空间的塑形 |
| 3.3.2 资源环境对城市网络的疏散 |
| 3.3.3 资源环境对生产方式的固化 |
| 3.3.4 资源环境对社会结构的解离 |
| 3.4 黑龙江省森工城市转型发展的主要矛盾 |
| 3.4.1 禀赋差异与转型方向 |
| 3.4.2 主体功能与既有格局 |
| 3.4.3 生态修复与经济发展 |
| 3.4.4 生态服务与产业结构 |
| 3.4.5 城市引力与基础设施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黑龙江省森工城市资源环境测度模型构建 |
| 4.1 测度模型框架设计 |
| 4.1.1 测度模型的设计思路 |
| 4.1.2 测度模型框架 |
| 4.1.3 模型要素选择与指标处理 |
| 4.2 转型模式识别模块的测度方法 |
| 4.2.1 基于产业视角的转型模式的轮廓限定 |
| 4.2.2 模式识别指针的选取 |
| 4.2.3 指标构成与测度方法 |
| 4.3 转型空间响应模块的测度方法 |
| 4.3.1 基于资源环境系统机制的方法集成 |
| 4.3.2 面向转型格局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测度 |
| 4.3.3 面向产业结构的森林生态服务测度 |
| 4.3.4 面向生态修复的安全格局测度 |
| 4.3.5 面向人居环境的空间适宜性测度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黑龙江省森工城市转型发展的模式判定 |
| 5.1 基于指标测度的黑龙江省森工城市差异性 |
| 5.1.1 资源环境禀赋层面 |
| 5.1.2 产业结构层面 |
| 5.1.3 经济社会发展层面 |
| 5.1.4 区位条件层面 |
| 5.2 基于模式指针的聚类分析 |
| 5.2.1 模式指针测度结果 |
| 5.2.2 基于指针读数的聚类分析 |
| 5.2.3 聚类特征提取与转型思路 |
| 5.3 黑龙江省森工城市转型发展模式差异与路径特征 |
| 5.3.1 转型模式的生成 |
| 5.3.2 引力核心模式 |
| 5.3.3 产销基地模式 |
| 5.3.4 精明收缩模式 |
| 5.3.5 职能置换模式 |
| 5.4 模式化发展的协调性与可变性 |
| 5.4.1 基于边界融合的模式协调 |
| 5.4.2 基于非均思路的模式异变 |
| 5.4.3 重要转型节点的模式镶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响应模式差异的黑龙江省森工城市转型策略 |
| 6.1 响应引力核心模式的空间调控策略 |
| 6.1.1 资源环境承载力引领核心城市发展 |
| 6.1.2 优化内生空间提升城市引力 |
| 6.1.3 发挥多元化优势协调三产结构 |
| 6.1.4 典型城市铁力的测度方法实践 |
| 6.2 响应产销基地模式的产业布局策略 |
| 6.2.1 生态服务水平主导转型方向 |
| 6.2.2 整合区域资源培育优势产业聚集 |
| 6.2.3 基于生态服务差异的产业空间布局 |
| 6.2.4 典型生产单元朗乡的测度方法实践 |
| 6.3 响应精明收缩模式的生态储备策略 |
| 6.3.1 生态储备空间的精细化管控 |
| 6.3.2 以生态安全格局决策空间发展 |
| 6.3.3 融合景观文脉的生态旅游目的地 |
| 6.3.4 典型城市五大连池的测度方法实践 |
| 6.4 响应职能置换模式的空间重构策略 |
| 6.4.1 外向连接寻找新增长点 |
| 6.4.2 内部协作重置产业结构 |
| 6.4.3 产城融合打造现代产业体系 |
| 6.4.4 牡丹江市产业园区的测度方法实践 |
| 6.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它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四、关于森林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世界自然遗产地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补偿研究 ——以中国南方喀斯特施秉和荔波—环江遗产地为例[D]. 伏园园. 贵州师范大学, 2021
- [2]贵州雷公山苗族文化与森林生态耦合研究[D]. 赵栋昌. 贵州大学, 2021
- [3]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县域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法研究 ——以江西省铅山县为例[D]. 袁乐. 江西师范大学, 2021(12)
- [4]基于人地协调观培养的高中地理教学设计研究 ——以湘教版“资源、环境与国家安全”为例[D]. 娜布其.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1(09)
- [5]祁连山国家公园综合行政执法研究[D]. 武刚. 兰州大学, 2021(12)
- [6]天然林保护对东北森林生态系统功能影响及区域差异形成机制[D]. 仲召亮. 东北林业大学, 2021
- [7]我国自然保护地立法问题研究[D]. 孙瑞东. 东北林业大学, 2021(09)
- [8]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研究 ——以浮梁县为例[D]. 江珊珊. 东华理工大学, 2020(02)
- [9]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D]. 蔡新良. 西南民族大学, 2021(02)
- [10]基于资源环境测度的黑龙江省森工城市转型模式研究[D]. 李昂.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