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入 WTO与中国的长期就业趋势（论文文献综述）
车明[1]（2021）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文中认为尽管长期以来世界各国都致力于打造一个公平、开放、稳定的国际贸易体系,但是由于各国在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利益分配存在分歧且现有多边贸易组织（如WTO）无法对各国贸易政策施加强有力的约束,使得各国均有可能对本国贸易政策进行调整,而外界无法准确预知其贸易政策是否会调整、何时调整以及如何调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仍然是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政府都在采取各种措施来阻止本国经济下滑,这样的状况引起了全球各界对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普遍忧虑。这种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并未随着各国经济的复苏而逐步缓解,反而在近几年中愈演愈烈。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上台执政之后,坚持奉行“美国优先”政策,不断挑起与其它国家的贸易摩擦。除美国外,日本将韩国排除出贸易优惠“白名单”,同样引起亚洲内部国家间贸易分歧,由于英国“公投脱欧”,欧盟贸易政策环境变得疑雾重重,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爆发也提升了潜在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在导致全球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提升的各个事件中,中美贸易摩擦无疑和中国的关系最为密切,由于美国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此次中美贸易摩擦势必会对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结合本次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事实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及其宏观经济效应,有助于更深入的理解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自身的特点及其与宏观经济运行间的关系,亦能为评估本次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提供一定依据。本文的第一章内容为绪论,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选题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等内容。第二章的文献综述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理论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实证研究、不确定性的内生性研究和其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研究四个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并对相关文献进行了简要评述。接下来,本文从两个角度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自身的特点展开研究,其中第三章对三种测度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方式进行了分析与比较,并选择最优的测度方式,为后文的相关研究内容奠定基础;第四章探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宏观经济波动的内生响应还是外生冲击,为后文的理论建模方式提供指导。而后,本文分别从模型和实证的角度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宏观经济效应进行研究,其中第五章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构建包含异质性企业的开放DSGE模型模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化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并探讨其传导机制;第六章基于模型分析结果和现实情况构建冲击约束集,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宏观经济效应进行实证研究。最后,第七章对前文的相关研究内容进行总结,得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并提出相关可行性建议。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工作主要获得了以下几点结论:（1）结合中美贸易摩擦期间基本事实对三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测度方法进行比较后发现,就本次中美贸易摩擦过程中所发生的实际情况而言,基于贸易政策发生不利变化幅度的“关税测量法”无法准确衡量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利用“随机波动率法”测度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时,会将已经提前告知的关税波动也计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标中,且未能识别本次中美贸易摩擦期间出现的不同商品关税税率反向变动造成的抵消效应;通过对报纸进行文本分析构建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指数能够较好地反映此次中美贸易摩擦过程中两国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且丰富的时变性质还能够体现一段时期内经贸关系紧张与缓和的交替变化。（2）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内生性识别结果表明,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会因为正向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而下降;而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受到冲击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动方向不确定,因此可以认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一个原因而非结果。方差分解的结果显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工业增加值的解释力度较强,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化对经济波动具有相对重要的影响。此外,对借助工具变量寻找到的唯一解分析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具有明显右偏和厚尾的非正态分布特点。（3）在构建异质性开放DSGE模型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时,基于哈佛大学经济复杂性数据库与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所提供的中国2017年进出口产品级数据发现,在中国进口产品结构和来源国构成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中国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商品加征新的关税,会使得中国进口商品的平均税率上升2%左右。此外,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分析发现,非出口企业年平均出口市场进入率为9.70%,出口企业年平均出口市场退出率为12.78%。数值模拟结果表明,中美贸易摩擦将导致宏观经济下行,即投资、消费、就业和产出等均出现不同幅度的下降,且本次中美贸易摩擦过程中,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所产生的“下行效应”约占总效应的30%至40%。在传导机制分析中发现,新厂商进入与在位厂商退出是产生本文基准模型脉冲响应结果的核心传导机制,此外,名义粘性、商品偏好、消费习惯和投资调整成本均会对脉冲响应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4）在实证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时发现,在受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后,反映宏观经济整体运行情况的宏观景气指数出现一个“驼峰状”的负向偏离;在反应宏观经济运行的具体指标方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的负面影响最大。方差分解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宏观景气指数的解释力度在冲击出现之后的前5期中逐步上升,并在长期中稳定在高位;在反应宏观经济运行的具体指标方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社会消费品总额同比增长率和进口贸易总额同比增长率的解释力度都超过了20%。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时变分析表明,在本次中美贸易摩擦之前,宏观景气指数的脉冲响应相对稳定,但在本次中美贸易摩擦期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负面影响”明显增强;在反应宏观经济运行的具体指标方面,在本次中美贸易摩擦期间,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的脉冲响应值在短期内迅速下降,而后逐步回升,并未体现出“先逐步下降,后逐步回升”的特点;和其他两项指标相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率的脉冲响应峰值出现较晚,且具有一定的长期效应;进口贸易总额同比增长率的脉冲响应值呈现出明显的先上升后下降的特点,且在本次中美贸易摩擦期间变动幅度明显增大。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在研究视角方面,本文并未像大多数文献那样将关注点集中在微观层面,重点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企业经营行为的影响,而是结合本次中美贸易摩擦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国际影响大的特点,选择将注意力集中在宏观层面,重点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情况产生的影响。（2）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测度方面,本文并未直接指定某种特定的方法来衡量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而是结合本次中美贸易摩擦过程中的客观事实对“关税测量法”、“不确定性指数法”和“随机波动率法”这三种测度方式的准确性进行分析与比较,并选择最符合本次中美贸易摩擦基本事实的方式去测度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及其变化。（3）在理论模型方面,本文结合新进入企业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较大贡献且其自身也具有较高进入率与退出率的基本事实,在建模分析过程中通过引入新企业进入与在位企业退出机制,将市场外潜在进入企业的经营决策也纳入本文模型的分析框架内。同时为了让模型设置更加符合中国现实,本文根据中国企业级数据对不同类型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沉没成本进行校准,并基于中国进口产品级数据估计中美贸易摩擦期间中国进口商品平均税负变化情况,让数值模拟结果更具现实意义。（4）在实证研究方面,本文并未直接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化视为导致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外生冲击,而是尝试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化和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因果关系。其次,在实证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时,本文基于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结果构建符号约束,同时基于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事实构建叙事法约束,并在实证分析过程中同时施加符号约束与叙事法约束进行冲击识别。
潘秋晨[2]（2021）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后,正面临动力转轨,而在复杂的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之下,先前本就潜藏的矛盾更为突出,“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已不适应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但创新效率低下、所有制歧视、产业分割严重等难以转变的现实,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集约型”增长模式的发展。如何找到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是政策制定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而中国制造业当下存在的资源错配,不仅说明产业部门包含着充分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空间,更潜藏着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要释放这一能量,就有必要在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国内国际生产体系紧密联结的双循环背景下,结合中国深化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历程,考虑如何构筑更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更充分的利用好全球价值链的组织、治理结构,进而促进生产要素的内外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若能基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有的放矢的制定政策,改善不平衡、不协调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对资源的过度消耗等不可持续的问题,就可能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文章将全球价值链与资源配置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基于全球价值链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理论分析框架和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特征事实,系统阐述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不同于以往大部分文献的是,本文在全面量化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内向型动能,并区分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资源错配事实的基础上,利用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以垂直深化的视角探究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分工协作效应、外向集聚效应、结构升级效应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含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展开综述,梳理理论发展脉络并归总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一方面找到支撑本文开展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发现相关研究领域的局限和空白,以阐明本文仍需进一步研究的必要。第二,以文献综述为源点,以全球价值链理论、产业经济理论为基础,全面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阐明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向更高水平的开放型市场经济转变的最终目的是使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作用,从而巩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因此,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机制应是垂直深化和由表及里的,异质性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可能经由两个端口,产生三种动能,进而通过四类机制发挥作用。一方面是单纯依靠外向型动能驱动的资源优化配置,即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主要发挥作用的要素流动和分工协作机制;另一方面是在异质性行业深化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全球价值链与国内生产体系产生深入联结后在国内市场供给侧发挥作用的机制,可分为外向集聚和结构升级。其中,外向集聚机制主要说明了内外动能的协同作用;而结构升级机制则更强调在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之后,本国产业部门自主增值能力的增强和国内大循环发挥的主体作用。第三,以1996-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为依据,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角色和资源配置实际进行深入探讨。一方面,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形下阐明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的资源配置情况;另一方面,克服总值贸易思维的缺陷,以垂直深化的增加值视角重新考量中国的贸易利益,进一步区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和内向型动能。第四,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程度和方向,进一步界定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第五,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路径机制。首先,构建方程检验在全球价值链嵌入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相应的影响机制发挥了什么作用;其次,若存在多种中介机制的多重影响,则进一步确定其中更为显着的中介机制;最后,进一步探讨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局限性,进而可能在一定条件之下弱化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第六,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归总,对如何构筑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从而打开效率提升的“黑箱”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理论和经验分析,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正从一个倾向于被动接受他国中间产品的低端代工者角色,向一个倾向于为全球生产网络输送中间产品的中端分工者角色转变,且在此过程中,国际市场对中国国内循环的依存度逐渐上升。第二,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资源错配,也恰好潜藏着实现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能够改善资源错配,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将提升约13.16%,平均每年实现0.73%的增长;总产出将额外提升9.6%,平均每年实现0.53%的增长。第三,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行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内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企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进一步的行业异质性分析显示,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行业越来越依赖于偏向内向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动能改善资源配置。非线性分析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各类动能对资源配置均存在一定的“优化区间”。内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呈“倒U型”,当内向型动能增强到超过非线性关系的临界值之后,将发挥着可持续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这意味着,基于中国资源禀赋和产业体系构筑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确实潜藏着带动经济下一轮快速增长的巨大能量。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外协同型、外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均呈“U型”,且具备“左高右低”的非对称特征,说明外向型动能的参与确实优化了行业间资源配置,且该效应大于抑制作用,合理利用外向型动能将促使其发挥更强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第四,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外资更替和再配置的要素流动效应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外资再配置的中介作用更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外资再配置效应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之间呈“倒U型”关系。这意味着,由发达经济体外资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确实隐含着“纵向压榨”效应,而这一效应对东道国市场资源配置的负面影响也将阻碍外资本身的成长。并且,基于内外资部门之间生产率增长动力的差异,外资实质在这一资源协同优化的过程中获益更多,也更依赖于在东道国的资源再配置过程驱动自身的迅速成长。若这一协同优化过程无法持续,“纵向压榨”可能转变为“双向压制”,从而造成“损人不利己”和“两败俱伤”的局面。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从属者的研发行为,实质是全球价值链参与者之间相互追赶和学习的表现,驱动了全球价值链主导者更高效率的资源再配置过程,一定程度消弭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纵向压榨”效应,“重启”了国内国际资源的协同优化路径。第五,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在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协作关系实现的就业结构横向调整和融资约束缓解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就业结构横向调整的中介作用更强。但需要注意的是,就业结构的纵向调整并未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相对于高技能劳动要素的增长,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深化反而促使制造业更多的积累了对中低技能劳动要素的偏好,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可能存在一定的资源优化配置“偏向”。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虽然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全球价值链嵌入壁垒驱动了制造业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但却以“拖累”劳动要素的优化配置为代价,且低端“拖累”更为严重,由此加剧了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的“双重分割”。第六,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协同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外向集聚效应发挥了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全球价值链和国内生产体系的深化联结呈现出显着的协同优化作用。但区分“二元”嵌入模式的研究发现,不论是行业内还是行业间,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的“隔绝机制”都存在,且上游嵌入度越高,企业对核心技术等资源的保护动机越强,国内国际生产要素的流通、扩散渠道被一定程度的阻隔,个体利益和大局利益的调节失灵促使积蓄于全球生产网络和本地产业集群之下的外向集聚效应被抑制,可能导致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生产体系的“双重分割”。而同时,全球价值链下游嵌入的资源“互仿互享”机制也稳定存在,且下游嵌入度越高的企业与集群内关联企业进行优势资源互享的动机越强,外向集聚效应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亦随之强化。因此,上述两种机制相互博弈的结果一定程度决定了外向集聚效应的强弱,进而左右着内外协同型动能引导资源配置的最终效果。第七,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向型动能改善行业内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结构升级机制呈现出明显的部分中介作用。而进一步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机制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中间投入优化、国际竞争、“链中学”路径驱动了制造业结构升级。但上述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升级路径存在行业异质性,进而塑造着结构升级机制下的资源配置路径:技术水平越高的行业越依赖于由中间投入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技术水平越低的行业则越依赖于由国际竞争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而基于“链中学”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则能够驱动所有行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且对低技术行业的作用更强。这意味着,正是由于中高技术行业的全球价值链低端嵌入路径依赖、中高端嵌入路径较难贯通、高端嵌入路径正向效应较弱,才造成中高技术行业难以进入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
赵春明,李震,李宏兵[3]（2020）在《主动扩大进口对中国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效应——来自最终品关税削减的长期证据》文中研究指明主动扩大进口与人才强国战略是推进中国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利用1990—2015年全国人口普查（抽样调查）数据,基于中国加入WTO实施最终品关税削减的政策冲击,采用Bartik方法构建城市层面的关税削减指标以衡量主动扩大进口,从短期和长期视角研究了其对中国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并从区域劳动力市场调整的视角分析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主动扩大进口显着促进了当地人力资本积累,关税削减程度90分位数城市的高中实际入学率比10分位数城市在2000—2005年累计增加了约3.20%。扩大进口对人力资本积累存在长期动态效应,关税削减程度90分位数城市的高中实际入学率比10分位数城市在2000—2015年累计增加了约4.15%,长期促进效应比短期高出0.95个百分点。此外,扩大进口的人力资本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女性群体;当地个人16岁时接受高中教育的概率也显着提高。机制检验表明,扩大进口一方面对当地劳动力尤其是低技能劳动力就业造成负面冲击,进而降低了人们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另一方面扩大了当地高低技能劳动力的收入差异,进而提高了人们接受教育的预期收益。本文结论为中国制定符合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贸易政策和教育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支持。
赵佳颖[4]（2020）在《全球价值链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简称GVCs）飞速发展。国际分工模式已从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发展到以工序为基础的产品内价值链分工。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与中间品的多次跨国交易成为GVCs分工贸易的典型特征。GVCs下贸易利益归属的交叉改变了传统分工模式下对贸易利益的判断和评价,国家间贸易利益分配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变得更为复杂。中美两国在GVCs中的分工与贸易格局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典型代表。随着中美双边贸易的不断增长,中美之间的价值链关联度与经贸依存度不断深化。与此同时,在“逆全球化”和贸易政治的大背景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问题备受关注。一方面,美国政府将贸易不平衡视为美国经济的焦点问题,认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是中国不公平贸易所致,以逆差水平判定双边贸易利益得失,且认为美国制造业对中国的离岸外包是贸易逆差和失业加剧的诱因。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产业沿GVCs升级的逐步推进,美国对单位贸易利益表现出更大的关注,通过启动“301调查”,以中国强制技术转让严重损害美国企业知识产权为由,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特别关税。在此背景下,科学测度GVCs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的发展趋势,深入研究影响两国贸易利益分配的主要因素与作用机制,对于正确理解中美两国贸易利益关系,促进两国贸易利益分配平衡发展,推动全球价值链深度重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对1995-2011年全行业、农业、矿业、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中美整体贸易利益分配与单位贸易利益分配态势进行了测算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在全行业、矿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整体贸易利益分配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但这种相对优势自2005年起逐渐减弱。在单位利益分配中,1995-2011年美国在全行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均处于相对优势地位,这种相对优势地位在2001-2005年不断增强、2006-2008年出现削弱,中美单位贸易分配趋向平衡发展。中美贸易利益分配变动的现实呈现出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随着中美GVCs分工与贸易的深化,中美单位贸易利益分配差距为何经历了先扩大后缩小的态势?中国的相对贸易利益如何从下降转向提升?为了探究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现实变动背后的理论规律,在理论研究中将垂直型工序分工贸易一般均衡模型的国内贸易收入分配效应扩展到国家间贸易利益分配效应,并在2×2×2模型中对GVCs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进行深入理论分析。研究发现,在无技术溢出工序贸易均衡下,有效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不再成立;技术溢出工序贸易均衡下,有效要素价格均等化成立。中美技术差异变动通过生产率效应和价格效应影响中美要素价格差异的变动,且二者联动影响中美贸易利益分配。技术与要素价格差异变动之间会通过中介与调节效应对贸易利益分配产生或同向或逆向的强化或削弱作用。由此导致在不同条件下,中美技术与要素价格差异对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的影响方向并不确定。与无技术溢出相比,技术溢出工序贸易均衡的中美贸易利益分配更加趋于平衡。中美技术差距变动及其通过生产率效应对中美要素价格和相对要素价格差距带来的影响对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的平衡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增加值统计与要素分解技术对1995-2009年14个制造业中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测度,包括中美要素投入比率、中美相对要素密集度、中美要素价格比率与中美相对要素价格比率,为实证研究提供数据支持。继而选择最具GVCs垂直型工序分工特点的电子与光学产业为典型代表,对贸易利益分配影响因素的变动趋势及其对中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1995-2011年电子与光学产业中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一直低于“1”,2001-2005年中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越发偏离“1”的平衡状态,至2005年触及该段时期历史最低水平。2006-2009年,中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不断提高,2009年达到入世后的历史新高。电子与光学产业中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由下降转为上升关键在于中国要素禀赋的优化与中美要素密集度差异的缩小。缩小中美技术差异,充分发挥生产率效应对要素价格的提升作用对提高中国相对贸易利益至关重要。实证研究中,首先对中美制造业垂直型工序贸易利益分配效应及其作用条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中美各类劳动工资比率随着中美各类相对劳动密集度的上升而下降;中美资本价格比率随着中美相对资本密集度的上升而提高。中美各类劳动相对工资比率随着中美各类劳动投入比率的提高而上升,随着中美各类相对劳动密集度的提高而下降。中美要素价格差异的生产率效应中,中美资本价格比率随着中美资本投入比率的下降而稳健提高,但中美各类劳动生产率差距的缩小是否能够显着地缩小中美工资差距没有得到确定结论。中美劳动投入比率对中美工资差距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特征。中美高、中、低技能工资差异的价格效应、中美中技能工资差异的生产率效应、中美高、中技能劳动相对工资差异的价格效应和中美中技能劳动相对工资差异的生产率效应均存在显着的单门槛特征。价格效应的门槛特征要大于生产率效应的门槛特征。实证研究中,进一步对中美技术与要素价格差距在联动中对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进行实证检验。中介效应实证模型检验发现,中美相对技术差异更大程度的通过中美相对要素价格差异对中美贸易利益分配产生间接影响,而中美技术差异则更大程度的直接对中美贸易利益分配产生影响。比较优势与绝对优势视角下的中美贸易利益分配实证模型均证实技术与要素价格的相对与绝对差异在中美贸易利益分配中体现出显着的调节效应。异质劳动模型比单一劳动模型的实证结论更加明确地反映出不同技能劳动的比较优势与绝对优势在中美贸易利益分配中的异质作用。缩小中美高、低技能劳动生产率与工资差距,培育高、低技能劳动绝对优势,充分发挥中技能劳动比较优势,增加资本相对高、低技能劳动密集度,缩小中美资本价格差距,培育资本比较优势,有利于中国相对贸易利益提升和中美贸易利益分配平衡发展。控制变量的影响中,中美相对市场规模增加会带来中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增加;中美相对市场结构增加会导致中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降低。中美不同方面的相对行业制度质量对中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的影响呈现出异质特征。最后,基于测度、理论与实证研究结论,提出了提升中国相对贸易利益、促进中美贸易利益分配平衡发展的政策启示,包括:加强自主创新、缩小中美技术差距,充分发挥生产率效应的要素价格提升作用;利用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形成提高生产要素贸易获利的良性循环;发挥中国市场规模优势,促进市场结构与禀赋结构的互动升级;中美在GVCs下的经贸合作具有互赢效应。
孙舒[5]（2020）在《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法律技术脱节是指国际体系中同属特定领域国际公约的缔约方,在公约框架下的法律制定技术与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法律技术脱节研究是基于对法律主体在特定法律领域的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的研究,研究方法是采取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相结合的实证研究,得出该主体与其他国际法律主体之间存在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的现象。针对特定领域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成果,可以直接转化称为该领域法律技术的调整依据。法律技术脱节作为国际法领域普遍存在的现象,长久以来没有得到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重视,缺乏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2017年8月以来,美国对华发起“301调查”1并根据调查结果威胁加征关税,中美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互相申诉的同时利用国内措施互相进行贸易制裁施压,中美贸易关系急转直下,贸易争端解决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议题。当前中美贸易对立关系已经形成,在大国权利政治的较量之下,法律技术是处理中美经贸关系的有力合法武器,中国应根据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发展演变及时做出相应的调整。鉴于实践和理论需要,论文以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为研究切入点,以中美在世界贸易组织的39起争端解决案件为观察样本,研究中美在WTO框架下法律技术脱节的现象和原因,进而提出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调整方案。论文共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概述了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背景、研究思路、创新点和现有研究述评。论文第二章重点解释了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和外延,法律技术脱节的概念是基于法律技术提出的。本文对传统法律技术概念进行了拓展,认为法律技术包括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法律技术脱节是指国际体系中同属特定领域国际公约的缔约方,在公约框架下的法律制定技术与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这一部分的重点是论文的理论概念解析。第三章内容为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包括WTO概况、中国对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以及美国对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这一部分是后面的研究背景。第四章为法律技术脱节背景下中美世贸争端案件的统计分析。论文这一部分统计了中国诉美国的16起WTO争端案件和美国诉中国的23起WTO争端案件,并根据案件统计信息分析了案件的基本特点。第五章为WTO框架下中美实体法律规则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本章分析了中美互相提起的39起世贸案件涉及的WTO实体规则,以及通过案件分析中美在实体规则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即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在实体领域的不一致。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美在WTO实体规则体系下存在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第六章为WTO框架下中美程序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本章重点分析案件中涉及的程序性规则,重点集中在“双反”调查的程序和DSU程序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现象和原因。论文最后一部分为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调整方案。针对前文分析的中美在实体法和程序法领域存在的法律技术脱节现象及原因,提出中国应对中美在WTO框架下法律技术脱节的方案,主要是贸易法律价值合法化、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调整路径。综上所述,本论文统计分析了中美互相在WTO争端解决机制提起的39起争端案件,并以法律技术脱节为切入点,分别分析了中美在实体和程序领域的具体法律技术脱节现象和原因。最后提出了中国应对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调整方案。论文要强调的是国际法律技术脱节存在必然性,在应对国际法律技术脱节做出具体法律技术调整的过程中必须不以国内法律技术脱节为代价,这样一国的法律技术才能在相关法律领域发挥最大的效力。
卢晓菲[6]（2020）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以英国硬脱欧、美国频频加税等为代表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成为国际贸易的突出特点,由此导致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世界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在这种环境下,贸易壁垒、贸易保护、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中美贸易摩擦、贸易萎缩、经济损失等关键词频频出现,由此,学术界展开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丰富研究。本文基于当前中美贸易摩擦这一背景,深入研究了2002年中国入世期间、入世之后的过渡期和2018年前后中美贸易摩擦期这三个不同阶段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理论分析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效应。然后,利用中国海关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UNcomtrade数据、Feenstra等（2002）提供的关税数据和WTO的Tariff Download Facility数据等,使用引力模型估计、双重差分估计（DID）、高维面板固定效应估计、泊松模型和分位数估计等方法,针对三个阶段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实证检验。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以往经验表明,美国市场对中国来说具有重要地位,占中国总出口的18%左右。中国入世以来,输美出口主要以制造业为主,商品结构日益高级化,出口商品的价值链嵌入日益高端化,出口产品技术水平逐渐提高。第二,中国入世背景下,关税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显着促进了出口规模扩张,TPU下降0.1单位,导致行业出口规模提高4.59%。这一结论十分稳健,且消费品行业和中低技术行业规模扩张效应显着大于其他行业。关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效应的作用机制主要是沉没成本效应以及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效应。第三,在中国入世的过渡期,非关税壁垒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升级之间显着正相关,在控制一系列因素的条件下,TPU提高的企业相较于TPU没有提高的企业,其出口规模要高15.6%、出口产品质量要高1.2%、新增出口产品数量要低5.6%、退出出口产品数量要高28.4%。这一倒逼升级效应具有良好的稳健性,且加工贸易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出口规模扩张和出口质量升级效应显着强于其他企业,国有企业的出口产品转换效应显着强于其他企业。就行业异质性而言,消费品行业和中低技术行业的出口产品规模扩张效应和产品转换效应显着强于其他行业,而资本品和中间品行业或高技术行业的出口质量升级效应显着更强。就出口市场异质性而言,美国市场或高收入市场的出口产品规模效应显着强于其他市场。最后,非关税壁垒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效应的作用机制略有差异,出口规模扩张和出口质量升级效应主要是通过企业自选择行为和市场再分割机制,而出口产品转换则主要是由于企业生产率的的中介效应。第四,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广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中国输美产品水平出口规模负相关,即TPU每提高1个单位,中国输美产品出口额降低7.6%。这一影响效应非常显着且稳健,具有异质性:加工贸易产品受到的抑制作用显着强于一般贸易;中间品显着强于资本品和消费品;高技术显着强于中低技术行业,主要原因可能是美国此次掀起贸易摩擦重点针对的是中国小规模的高技术出口。广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产品出口规模的作用机制体现出明显的市场替代效应和产品调整效应。本文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内涵。全球贸易紧张局势日益升级的国际大背景下,各国均致力于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以突破当前的低迷时期。无论是对政策制定者,还是对微观企业而言,本文的研究结论均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对政策制定者而言,尽管中美贸易摩擦抑制了宏观行业出口,但中国目前正在全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产业竞争力,出口贸易仍是推动这一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美国也仍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所以在目前的经济转型关键期,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更应该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扩大贸易自由化。对微观企业而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一方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导致外贸市场进入门槛提高,市场竞争持续升级,原本靠出口低附加值、低质量产品而生存的企业纷纷退出,对出口企业构成了挑战。但另一方面,市场环境的恶化也形成新一轮的“洗牌”:出口企业各自凭借产品竞争力重新分割出口市场份额,倒逼企业不得不放弃“薄利多销”、只为短期获利的低质量出口,转而加强研发、提高质量、提高核心竞争力实现出口结构的转型。因此,企业更应该借此迎难而上、破茧成蝶。
Ivan Sarafanov[7]（2020）在《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宏观经济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互联网经济与跨境电子商务成为各国企业和消费者不可或缺的部分,大规模的数字化不仅引起经济理论和国民经济结构根本性的变革,但同时也提高了社会各界对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贸易规则及新型合作机制探索的关注度。学术界认为,互联网交易和数据跨境自由流动是全球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阶段后,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和必要手段。随着互联网和新的技术持续快速发展,由跨境数据流动构成的数字产品贸易正在促进全球货物、服务、人员、资金和信息流动,以及改变各类企业的运营方式和商业模式。例如,当中小企业拥有接入互联网、计算机或智能手机等所需的基础设施和网络通信服务,它们可以接触到世界各地的客户,并随时参与全球商品和服务的供应链体系。数字贸易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不仅涵盖了互联网上消费品的销售和在线服务的供应,而且还包括使全球价值链得以实现的数据流、使智能制造得以实现的服务以及无数其他电子交易平台和应用程序。不过,当前数字产品贸易除了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因素,还被视为各种贸易壁垒和限制措施日益增多的领域之一。这些保护政策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从宽容到严格的发展演变过程最终形成一套有针对性的、系统的、严谨的数据管理制度。即数字贸易的出现使得传统贸易壁垒的作用大大降低,导致类似于金砖国家这样的大型新兴经济体为了保护国内市场而保持着很多新型“虚拟”贸易壁垒和数据限制性政策。在这种背景下,若金砖国家将继续提高数字产品贸易壁垒或提出更严格的数据限制性措施,这是否必然会增加数据密集型行业内的企业运营成本,进而导致整个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降低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问题。因此,本文以金砖国家为例,从产业经济学角度衡量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建立一种科学的定量分析框架。首先,通过对大量国内外文献和政策措施的梳理和总结,本文对金砖国家采用的新型和传统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具体保护政策和措施作了一个系统的分析和阐述,发现其主要特点和问题,并建立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资料库。此外,使用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建立的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计算数字贸易限制和数据限制指数两种指标,衡量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保护程度。本文发现,根据数字贸易限制指数评估结果,金砖国家呈现“一高、三中、一低”贸易保护程度结构,其中中国采取的保护水平最高,同时巴西、俄罗斯和印度保护度属于中等以下水平,而南非的水平最低。根据数据限制指数评估结果,在金砖国家范围内中国、俄罗斯和印度数据保护程度最高并正在逐步提升,而南非与巴西维持相对较低的保护程度。其次,为了计算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及其他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影响,本文建立多维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本文根据数字贸易限制和数据限制指数两个反映数字产品贸易保护程度的指标,构建数字贸易保护强度综合指数（DTPSI）作为模型的自变量。为了计算模型的因变量,本文使用GTAP 10数据库建立Levinson-Petrin非参数估计模型对金砖国家2004-2014年间数据密集型及其他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计。最终在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基础上,模拟分析三种不同程度的贸易保护方案对数据密集型及其他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影响,发现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如邮电和通信服务、金融和保险业和公共服务业,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而在性质上不属于数据密集度很高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也受到了负面影响。此外,由低级保护政策所带来的负效应缺乏弹性,因此不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很大的下滑压力,而中级和高级数字贸易保护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富有弹性,因而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较大。再次,本文采用GTAP 10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将全要素生产率估计值代入到模型当中,进一步分析限制跨境数据流动的数字贸易壁垒措施对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产生的影响。通过模拟结果发现,随着数字产品贸易保护强度水平的提升金砖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其中由于中国、俄罗斯和印度使用大量的数据本地化措施导致的损失更大一些。从各行业的产出规模来看,由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导致的数据自由流动限制使得所有国家数据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行业的生产规模萎缩,而数据密集度相对较低的行业产出水平受到影响最小。从进出口贸易规模来看,由于金砖国家采取的一半以上数字贸易壁垒政策使用于限制国内数据跨境出口（传输）,因而使得数据密集型行业的出口贸易下降,而进口贸易上升。最后,为了克服由数字产品贸易壁垒政策对金砖国家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产值和进出口贸易产生的严重负面影响,本文尝试提出可操作性较强的两种合作框架和运行机制的实现方案。其中第一个是全面考虑发展中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发展需要,以WTO为主和TiSA协议为辅GATS“+”多边数字贸易合作框架实现途径。第二个则为了加强金砖国家之间数字贸易合作联系,包括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建设、数字贸易运行机制及软环境合作领域“三位一体”的合作框架。本文认为,金砖国家之间须要加强内部协调,尽快开展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多边数字贸易合作,制定有效的监管办法,促进数字贸易发展并努力实现互联网领域消费者安全、数据隐私保护和国家安全等目标。
孙凤洋[8]（2020）在《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研究 ——基于GPA和嵌入政府采购条款FTA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作为国家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采购借助采购规模、实施效率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在调节经济、产业扶持和政策引领方面的发挥了巨大作用。政府采购的购买力非常巨大,国际范围来看政府采购规模占GDP的比重为10%左右,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为30%左右。政府采购在不仅在规范公共支出过程、提高公共支出使用效益、实现国民经济与社会利得成本目标方向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为各国政府实现更广泛政策目标和推动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途径。因此,政府采购既体现市场竞争的属性,又发挥其契约合作下产业前伸后延的拉动作用。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运行风险和不确定性不断增加,部分发达国家奉行单边贸易主义政策和投资争端加剧的影响越来越深刻,经济全球化、多边贸易体制正面临着严峻考验。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通过签订嵌入政府采购议题在内的高标准贸易协定来应对经济增长普遍放缓以及预期陷入衰退的不利影响。对此,本文的思考是,WTO框架下的诸边协定GPA能否成为未来全球贸易体制的深度发展方向?通过什么模式能有效开放本国政府采购市场?这些模式对双边贸易影响有何区别?在当前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现实情况下,我国应该选择何种模式开放政府采购市场?本文试图指出,通过扩大以GPA为代表的诸边贸易协定成员国范围和签订嵌入政府采购议题在内的高标准FTA等途径开放政府采购市场,是促进多边贸易体制深度发展的重要优化方案之一。进一步的,以GPA和嵌入政府采购条款FTA的视角研究如何深化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对我国加入GPA和签订高标准贸易协定,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论文以开放政府采购市场模式选择为研究目标,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概念,构建研究边界,以政府采购制度的目标、作用、流程、采购方式和政府采购规模等概念间的相互关系,作为探究问题的逻辑起点,围绕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对整体贸易、贸易边际、不同国家、不同产品产业的影响进行理论机制分析,提出开放政府采购市场的贸易促进效应、贸易边际影响效应、国家差异化效应和产品行业外溢效应。特别的,本文通过引鉴多部门双边贸易的动态模型,分别探讨了单边不歧视、双边协定以及诸边协定等情境下对贸易与福利水平效应。通过理论分析和对开放政府采购市场模式进行特征化事实分析,我们从中发现代表多边贸易体制类型、开放政府采购市场的具体途径就是加入GPA和签订嵌入政府采购条款的FTA。据此,深入探究不同途径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对贸易影响,从而提出不同类型国家开放政府采购市场优化方案。由此,本文利用50项嵌入政府采购条款的FTA以及225个国家和地区和国家产品层面的贸易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探讨开放政府采购市场GPA模式和FTA模式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在这里不仅考察了 GPA模式和FTA模式对贸易的促进效应,而且考察了促进贸易的实现途径、不同国家影响差异性以及影响条件等具体内容。论文在探究国际政府采购规则与典型国家政府采购内在逻辑和运行机理的基础上,提出我国进一步加入GPA和签订高标准贸易协定的政策建议。根据实证结果和经验分析,本文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开放政府采购市场GPA模式和FTA模式显着地促进了国际贸易;GPA模式和FTA模式会同时增加贸易扩展和集约边际;GPA模式和FTA模式的贸易促进作用在不同国家方面存在差异,GPA模式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促进作用更大,而FTA模式对发达国家的贸易促进作用则更大;GPA模式贸易促进作用是有条件的,单边加入GPA的贸易促进作用不显着;FTA模式的贸易促进作用存在产品和行业的外溢效应,嵌入政府采购条款的FTA不仅会对政府采购特定产品和行业产生促进作用,对广泛一般产品和行业都会一定促进意义。本文以全新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对政府采购市场开放模式的贸易促进效应进行多维度诠释,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现有政府采购与国际贸易关系的经验研究。本文还基于跨国经验、机制设计、制度经验、发展取向构建了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扩大双边贸易、加强国别契约合作的政策建议体系,对我国通过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实现进一步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政策建议。
贺少军[9]（2020）在《中国贸易强国建设的理论逻辑、关键突破和实现路径》文中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发展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货物贸易进出口额从1950年的不足12亿美元,迅猛发展至2019年的4.6万亿美元,跃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创造了我国经济发展史和世界贸易发展史的奇迹,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发挥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外贸发展国内外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国内劳动力等综合成本不断上涨,国外贸易摩擦不断增加,对外贸易传统竞争优势逐步弱化,我国经济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贸易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多边贸易体制建设裹足不前,特别是中美经贸摩擦对我外贸发展模式带来严峻挑战。在国内外条件发生深刻变化的环境下,中国外贸大而不强的结构性问题日益凸显,中国对外贸易传统的发展路径难以为继,亟待转变外贸发展的方式,着力提升传统竞争优势,大力培育贸易竞争新优势,推进对外贸易创新发展,推进贸易强国战略建设。论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贸易强国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实践逻辑,回顾了建国以来中国外贸体制的变化,中国外贸发展的历史和贡献,分析了中美经贸摩擦对于中国在当前全球贸易价值链中的地位和贸易强国价值链建设的影响,通过比较分析美德日等主要贸易强国的发展历史和特点,提出了推进贸易强国建设战略的实现路径和政策建议。论文重点对数字贸易和旅游服务贸易进行了分析和论述,指出旅游服务贸易是贸易强国建设的短板,数字贸易是要实现贸易强国建设的关键突破,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是根本要求。建议重点通过大力发展数字贸易和旅游服务贸易,抢占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和价值链的制高点,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推动服务贸易发展弯道超车,促进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统一协调发展,加快实现贸易强国建设战略。
张堂云[10]（2019）在《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研究》文中指出WTO《政府采购协议》（简称GPA）是WTO管辖的一项诸边贸易协议,由各缔约方自愿签署,旨在促进政府采购自由化和国际化。加入GPA是为了履行中国对WTO的承诺,自2007年年底向WTO提交加入GPA申请书以来,中国已提交了6份出价清单。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更是向世界宣告要“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GPA进程”。政府采购作为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被作为一种非关税贸易壁垒用于保护国内经济。加入GPA将是一把“双刃剑”,在为中国企业进入国际政府采购市场提供入场券的同时,也意味着会面临政府采购信息泄密、政府采购市场被瓜分和政府采购功能削弱等安全威胁。伴随着加入GPA进程的加快,确保政府采购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国内外现有政府采购安全研究略显单一,缺乏系统性,围绕加入GPA对现有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亟待展开深入研究。为此,本研究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国家总体安全观”为指导,在深入阐释政府采购安全内涵以及政府采购安全维度、设计GPA框架下政府采购安全测度指标体系、剖析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尝试基于系统视角构建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保障机制。遵循“理论阐释——实证检验——对策探索”的基本思路,利用“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运行”的自行调研数据、全国层面、省层面及产业层面的宏观统计数据、WTO官方网站数据、OECD国民账户数据、中企联和企业家协会发布的《中国100大跨国公司》数据、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数据,以及中国政府采购网站发布的资料等,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法律文本比较法、调研访谈法、案例分析法、多元回归分析和联立方程模型等方法,对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展开系统研究,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首先,界定了政府采购安全的内涵,阐释了政府采购安全构成及内在逻辑。在缕析安全和政府采购概念的基础上,探索性地把政府采购安全界定为“在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的条件下,政府采购主体在实施政府采购行为的过程中能够有效消除和化解潜在风险、抵抗外来冲击,以确保政府采购功能目标能够不受侵害,并得以最大程度实现的客观状态”。政府采购安全的本质是对政府采购相关主体利益的维护,相关利益的多维诉求属性决定了政府采购安全必须是一个涵盖多维目标的体系结构,在综合归纳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把政府采购安全细分为政府采购制度安全、市场安全和政策功能安全,并对这种细分进行了理论阐释。其次,对中国政府采购发展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试图全面考察中国政府采购的客观状态。在制度层面,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采管分离的政府采购管理体制、全链条采购监管体系初步建立;在市场层面,采购总规模持续增长,货物、服务和工程三类项目的采购总量呈上升的趋势,采购结构日趋合理,已初步形成了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相结合的采购模式,建立了以招投标为主,包含竞争性谈判、询价等多元化的采购方式;在实践中,构建了反腐倡廉、保护环境、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体系,并取得一定成效。第三,构建了政府采购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该指标对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程度进行了刻画,还分析了冲击形成的原因。政府采购安全评价在加入GPA前和加入GPA后是不一样的,加入GPA前是对政府采购面临安全冲击的预测性评价,而加入GPA后是对政府采购安全度的监测。在加入GPA前,政府采购制度安全主要通过国内政府采购制度与GPA规制在核心条款上的差异甚至是冲突进行刻画;政府采购市场安全从名义开放程度、“本土偏好”程度和国际竞争力三个二级指标和10个三级指标进行衡量;政府采购功能安全主要是通过GPA规制的政策空间与中国出价清单中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排除来刻画。据此对加入GPA前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进行预测性评价发现,中国政府采购制度与GPA在价值目标、基本原则、适应范围、采购方式和救济制度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政府采购名义开放程度高、“本土偏好”程度低、产业国际竞争力尤其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与GPA缔约方相差甚远。造成上述安全冲击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政府采购制度与GPA存在差距、市场开放机会不均等、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发挥空间受限、政府采购专业人才匮乏,以及中国的国货意识淡薄等。针对加入GPA后政府采购安全度的监测,本研究构建了一套指标体系,包括3个二级指标和“国外供应商投诉率”等在内的13个三级指标,并根据专家评定基于AHP法对各指标进行赋权。第四,探索性构建了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并利用微观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在梳理、归纳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述了政府采购制度安全、市场安全和功能安全影响因素,以及三种安全内在的逻辑关系,创新性构建了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模型。囿于数据的限制,本研究利用自行调研的微观数据,构建多元回归和联立方程模型,对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因素、机制及政府采购安全各维度的交互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明晰的政府采购主体责任、健全的供应商约束机制和规范的政府采购流程,有利于提高政府采购制度安全度。（2）企业国际竞争力、政府采购电子化水平、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体系、中国自主创新能力,以及掌握GPA缔约方政府采购情况的详细程度,对政府采购市场安全具有正向影响。（3）政府采购功能目标、实施细则、政策功能的责任部门设置及政策功能绩效评价体系,均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安全产生明显正向影响。（4）政府采购市场安全与制度安全、制度安全与功能安全、市场安全和政策功能安全均存在双向联动关系,除了政策功能安全对市场安全存在负向影响外,其他均为正向影响。（5）三种安全的交互影响关系在不同区域差异明显;东、中、西三个区域制度安全与政策功能安全存在双向正影响,但中部地区的影响要大于东西部地区;东、中、西部三个区域市场安全对政策功能安全有正向影响,均不显着;西部地区政策功能安全对市场安全存在正向影响,而东、中部地区政策功能安全对市场安全存在负向影响。（5）针对是否列入GPA出价清单而言,列入GPA出价清单对制度安全、市场安全和功能安全三者调节效应大于未列入GPA出价清单的地区。最后,构建集制度、市场和功能三位一体的政府采购安全保障体系。以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针对加入GPA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结合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的实证结论,在借鉴GPA缔约方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为了实现政府采购安全总目标,建议:在制度层面,需要树立“物有所值”的政府采购制度目标理念,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范政府采购管理流程,争取参与国际采购规制制定的话语权;在市场层面,需要调整出价策略,谨慎国有企业出价范围,积极参与国际政府采购市场竞争,积累国际采购经验,提升企业跨国经营能力;在政策功能层面,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调整政策功能,完善政府采购实施细则,恢复政府采购技术创新政策功能。除此之外,政府采购安全保障还离不开国际化的政府采购专业人才。
二、加入 WTO与中国的长期就业趋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加入 WTO与中国的长期就业趋势（论文提纲范文）
（1）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 1.3.1 研究创新 |
| 1.3.2 研究不足 |
| 2 文献综述 |
| 2.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理论研究 |
| 2.1.1 实物期权效应 |
| 2.1.2 预防性动机 |
| 2.1.3 关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理论研究的文献述评 |
| 2.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实证研究 |
| 2.2.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测度方式 |
| 2.2.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
| 2.2.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经营行为的影响 |
| 2.2.4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其他影响 |
| 2.2.5 关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实证研究的文献述评 |
| 2.3 内生不确定性的相关研究 |
| 2.3.1 从理论角度解释不确定性来源的相关研究 |
| 2.3.2 从实证角度探讨不确定性内生性的相关研究 |
| 2.3.3 关于内生不确定性研究的文献述评 |
| 2.4 其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研究 |
| 2.4.1 从整体视角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 |
| 2.4.2 财政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 |
| 2.4.3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 |
| 2.4.4 关于其他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研究的文献述评 |
| 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测度方式的分析与比较 |
| 3.1 引言 |
| 3.2 “关税测量法”与现实情况的比较分析 |
| 3.2.1 “关税测量法”的基本思想与测度方式 |
| 3.2.2 与现实情况的比较分析结果 |
| 3.3 “随机波动率法”与现实情况的比较分析 |
| 3.3.1 “随机波动率法”的基本思想与测度方式 |
| 3.3.2 与现实情况的比较分析结果 |
| 3.4 “不确定性指数法”与现实情况的比较分析 |
| 3.4.1 “不确定性指数法”的基本思想与测度方式 |
| 3.4.2 与现实情况的比较分析结果 |
| 3.5 本章小结 |
| 4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内生性识别 |
| 4.1 引言 |
| 4.2 识别策略与结构冲击约束集 |
| 4.2.1 识别策略 |
| 4.2.2 结构冲击约束集 |
| 4.3 实证分析 |
| 4.3.1 数据来源 |
| 4.3.2 内生性识别结果 |
| 4.3.3 方差分解 |
| 4.3.4 唯一解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4.1 改变滞后阶数 |
| 4.4.2 改变经济波动的衡量方式 |
| 4.5 本章小结 |
| 附录4A 与本文相关的冲击识别方法 |
| 5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理论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构建DSGE模型 |
| 5.2.1 家庭 |
| 5.2.2 最终品生产商 |
| 5.2.3 零售商 |
| 5.2.4 批发商 |
| 5.2.5 资本品生产商 |
| 5.2.6 在位中间品生产商 |
| 5.2.7 新进入的中间品生产商 |
| 5.2.8 政府部门 |
| 5.2.9 加总变量与宏观均衡 |
| 5.3 参数校准 |
| 5.3.1 校准核心参数 |
| 5.3.2 校准其他参数 |
| 5.4 数值模拟 |
| 5.4.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脉冲响应结果 |
| 5.4.2 贸易摩擦冲击的脉冲响应结果 |
| 5.5 传导机制分析 |
| 5.5.1 新厂商进入 |
| 5.5.2 名义粘性 |
| 5.5.3 商品偏好 |
| 5.5.4 消费习惯 |
| 5.5.5 投资调整成本 |
| 5.6 本章小结 |
| 附录5A 中间品生产商最优决策方程 |
| 附录5B 高阶近似与剪枝算法 |
| 6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 |
| 6.1 引言 |
| 6.2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事实描述 |
| 6.2.1 宏观经济整体运行情况的基本事实描述 |
| 6.2.2 宏观经济具体指标的基本事实描述 |
| 6.3 实证设计与数据来源 |
| 6.3.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识别策略 |
| 6.3.2 稳健性检验 |
| 6.3.3 数据来源 |
| 6.4 实证结果 |
| 6.4.1 脉冲响应结果 |
| 6.4.2 预测误差方差分解结果 |
| 6.4.3 稳健性检验结果 |
| 6.5 时变视角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影响分析 |
| 6.5.1 混合TVP-SV-VAR模型 |
| 6.5.2 选择最优模型设置 |
| 6.5.3 混合TVP-SV-VAR模型估计结果 |
| 6.6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2）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内容与篇章结构 |
| 1.5 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 |
| 2.1.1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沿革 |
| 2.1.2 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升级 |
| 2.1.3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量化方式与经济内涵 |
| 2.1.4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 |
| 2.2 资源错配与生产率提升的研究 |
| 2.3 开放视角下的资源配置研究 |
| 2.4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动态评述 |
| 第三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3.1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来自国际市场进出口侧和国内市场供给侧的生产率效应 |
| 3.1.1 要素流动效应 |
| 3.1.2 分工协作效应 |
| 3.1.3 外向集聚效应 |
| 3.1.4 结构升级效应 |
| 3.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资源配置路径研究——基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框架 |
| 3.2.1 生产设备和技能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2 市场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3 研发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4 创新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与资源配置的特征事实 |
| 4.1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角色 |
| 4.1.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1.2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 |
| 4.1.3 中国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特征事实 |
| 4.2 中国制造业资源错配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2.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2.2 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 |
| 4.2.3 中国制造业行业间资源错配 |
| 4.2.4 中国制造业生产率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 |
| 5.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5.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4 进一步的研究:还剩下多少“优化区间”?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何而起?——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的外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6.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基于内资、外资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1.1 内外资部门资源再配置效应的动态分解 |
| 6.1.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1.3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6.1.4 实证结果分析 |
| 6.1.5 进一步的研究:国内、国际资源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分工协作效应:基于劳动、资本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2.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2.2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 6.2.4 进一步的研究:劳动、资本要素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如何存续?——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内市场供给侧的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7.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集聚效应:基于国内国际生产体系联结路径的探讨 |
| 7.1.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1.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7.1.3 实证结果分析 |
| 7.1.4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路径是否存在“战略隔绝”? |
| 7.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结构升级效应:基于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的探讨 |
| 7.2.1 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升级效果分析 |
| 7.2.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2.3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7.2.4 实证结果分析 |
| 7.2.5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是否存在不可持续性?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启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本文的局限性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
| 8.3.1 本文的局限性 |
| 8.3.2 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Ⅰ:基于Melitz和 Polanec(2015)方法的生产率增长分解式推导 |
| 附录 Ⅱ: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地位指数、前向参与指数、后向参与指数 |
| 附录 Ⅲ: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劳动、资本错配指数及行业间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Ⅳ: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Ⅴ: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生产率和产出增长潜力 |
| 附录 Ⅵ: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结构升级指数 |
| 附录 Ⅶ: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 |
| 个人简历及学术成果 |
| 致谢 |
（3）主动扩大进口对中国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效应——来自最终品关税削减的长期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
| 三、实证研究设计 |
| 1. 计量模型设定及其理论基础 |
| 2. 核心指标构建 |
| 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 1. 基准回归 |
| 2. 稳健性检验 |
| 五、长期视角下的人力资本积累 |
| 1.2000—2015年长期视角下的人力资本积累 |
| 2. 个人16岁时的教育选择与长期动态效应检验 |
| 六、扩大进口影响人力资本积累的机制检验 |
| 1. 教育的机会成本：区域劳动力市场不同技能劳动力的就业结构调整 |
| 2. 教育的预期收益：区域劳动力市场不同技能劳动力的收入调整 |
| 七、结论与政策启示 |
（4）全球价值链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贸易利益分配机制与影响因素研究 |
| 2.1.1 传统商品分工模式下贸易利益分配的相关研究 |
| 2.1.2 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贸易利益分配的相关研究 |
| 2.2 贸易利益分配量化研究 |
| 2.2.1 量化贸易模型框架下的相关研究 |
| 2.2.2 贸易统计体系框架下的相关研究 |
| 2.3 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研究 |
| 2.3.1 中美贸易利益分配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 2.3.2 中美贸易利益分配测度的相关研究 |
| 2.4 国内外相关研究简评 |
| 第3章 GVCs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的测度分析 |
| 3.1 GVCs下贸易利益分配的界定 |
| 3.2 贸易利益分配测度指标的构建与选择 |
| 3.3 基于GVCs的中美贸易利益分配发展态势 |
| 3.3.1 中美整体贸易利益分配发展态势 |
| 3.3.2 中美单位贸易利益分配发展态势 |
| 3.3.3 中美整体与单位贸易利益分配的关系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GVCs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机制与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 |
| 4.1 基于工序分工模式的贸易利益分配机制逻辑分析框架 |
| 4.1.1 贸易理论到贸易统计的逻辑 |
| 4.1.2 贸易统计到贸易理论的逻辑 |
| 4.2 垂直型工序分工模式下贸易利益分配机制的一般均衡分析 |
| 4.2.1 商品贸易均衡与分配效应 |
| 4.2.2 工序贸易均衡与分配效应 |
| 4.3 垂直型工序分工模式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机制的2×2×2模型分析 |
| 4.3.1 无技术溢出工序贸易均衡的中美贸易利益分配 |
| 4.3.2 技术溢出工序贸易均衡的中美贸易利益分配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GVCs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影响因素的测度分析 |
| 5.1 中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的理论分解 |
| 5.2 相对出口增加值率影响因素的测算方法与数据来源 |
| 5.2.1 要素收入测算 |
| 5.2.2 要素需求与要素价格测算 |
| 5.2.3 贸易条件测算 |
| 5.3 中美贸易利益分配与影响因素的测度分析—以电子光学产业为例 |
| 5.3.1 中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的变动趋势及其与贸易条件的比较 |
| 5.3.2 中美绝对与相对技术差距的变动趋势 |
| 5.3.3 中美绝对与相对要素价格差异的变动趋势 |
| 5.3.4 技术与要素价格差距对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的影响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GVCs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效应及其作用条件的实证研究 |
| 6.1 中美垂直型工序贸易分配效应的实证检验 |
| 6.1.1 中美要素价格差异分配效应的实证检验 |
| 6.1.2 中美相对要素价格差异分配效应的实证检验 |
| 6.2 中美垂直型工序贸易分配效应作用条件的实证检验 |
| 6.2.1 中美要素价格差异分配效应作用条件的实证检验 |
| 6.2.2 中美相对要素价格差异分配效应作用条件的实证检验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GVCs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
| 7.1 相对技术与相对工资差异对中美贸易利益分配影响的实证检验 |
| 7.1.1 模型设定与变量解释 |
| 7.1.2 单一劳动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
| 7.1.3 异质劳动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
| 7.1.4 内生性问题分析 |
| 7.2 技术与要素价格差异对中美贸易利益分配影响的实证检验 |
| 7.2.1 模型设定与变量解释 |
| 7.2.2 单一劳动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
| 7.2.3 异质劳动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
| 7.2.4 内生性问题分析 |
| 7.2.5 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测度研究结论 |
| 8.1.2 理论研究结论 |
| 8.1.3 实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有待继续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中美贸易争端解决对中国贸易发展的重要性 |
| 二、WTO争端解决机制对中美争端解决的重要意义 |
| 三、中美法律技术脱节和中美贸易争端的关系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 |
| 二、关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研究 |
| 三、关于中美贸易争端的研究 |
| 四、关于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研究 |
| 五、关于美国贸易法律技术的研究 |
| 六、关于中美贸易发展和战略的研究 |
| 七、关于中国发展战略和实力的研究 |
| 八、研究现状评述及启示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 |
| 一、研究范畴 |
| 二、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 |
| 三、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与外延 |
| 第一节 法律技术的概念发展及特征 |
| 一、法律技术的概念渊源 |
| 二、法律技术的概念拓展 |
| 三、法律技术的特性 |
| 第二节 法律技术脱节的基本内容 |
| 一、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 |
| 二、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和特征 |
| 第三节 法律技术脱节的影响 |
| 一、法律技术脱节在国内领域的影响 |
| 二、法律技术脱节在国际领域的影响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WTO框架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分析 |
| 第一节 WTO的发展与现状 |
| 一、WTO制度发展 |
| 二、WTO规则体系的困境 |
| 第二节 中国对美国贸易法律技术脱节背景 |
| 一、入世后中国贸易发展概况、特点和前景 |
| 二、中国对美贸易战略演变 |
| 三、中国贸易法与WTO规则关系 |
| 第三节 美国对中国贸易法律技术脱节背景 |
| 一、2001 年至今美国贸易发展概况、特点和前景 |
| 二、美国对华贸易战略演变 |
| 三、美国贸易法与WTO规则关系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美贸易争端的法律技术脱节案例表现 |
| 第一节 中国诉美国的WTO争端案件统计与分析 |
| 一、年度起诉案件变化规律 |
| 二、美国应诉方式法律性强 |
| 三、从案件结果看 |
| 第二节 美国诉中国的WTO争端案件统计与分析 |
| 一、年度起诉案件变化规律 |
| 二、案件涉及传统贸易和美国优势领域 |
| 三、中国应诉方式政治性强 |
| 四、从案件结果看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美在WTO实体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一节 中美贸易争端涉及的实体法领域概况 |
| 第二节 中美实体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内容和特点 |
| 一、涉案WTO实体法规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内容 |
| 二、涉案WTO实体法规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特点 |
| 第三节 中美实体性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 |
| 一、实体性立法领域的原因 |
| 二、实体法适用领域的原因 |
| 第五章 中美在WTO程序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一节 中美“双反”案件中程序性的法律技术脱节 |
| 一、AD和 SCM中的程序性规定 |
| 二、中美涉反倾销或反补贴程序案的概况 |
| 三、中美在双反领域中的程序性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二节 中美在DSU程序中的法律技术脱节 |
| 一、DSU程序性规定 |
| 二、中美WTO争端案件涉DSU程序概况 |
| 三、中美在DSU程序下的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三节 中美WTO争端中程序性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 |
| 一、程序价值理念不一致 |
| 二、程序性立法差异 |
| 三、程序法适用差异 |
| 第六章 WTO体系下中国的贸易法律技术调整方案 |
| 第一节 贸易法价值合法化 |
| 一、维护WTO多边贸易体制 |
| 二、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原则 |
| 三、实体法和程序法并重原则 |
| 第二节 中国对美贸易立法技术调整方案 |
| 一、平衡内外的立法方针 |
| 二、调整立法机制和机构 |
| 三、确立科学的立法规范 |
| 第三节 中国对美贸易法律适用技术调整方案 |
| 一、法律适用部门分工专业化机制化 |
| 二、积极主动参与国际贸易争端解决 |
| 三、建立与立法机构的反馈机制 |
| 四、转变“第三方”思维,实践中提高对实体法的解释能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参考文献 |
| (一)中文着作 |
| (二)中文译着 |
| (三)中文论文 |
| (四)中文学位论文 |
| 二、英文参考文献 |
| (一)英文着作 |
| (二)英文论文 |
| 三、相关网站数据库 |
| 附件:中美提交WTO争端案件统计(2001-2019) |
| 致谢 |
（6）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框架、内容和方法 |
| 1.2.1 研究技术路线图 |
| 1.2.2 研究主要内容 |
| 1.3 论文创新与不足 |
| 1.3.1 创新点 |
| 1.3.2 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研究起源 |
| 2.1.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投资 |
| 2.1.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贸易 |
| 2.1.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其他经济要素 |
| 2.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测度方法 |
| 2.2.1 关税测算法 |
| 2.2.2 非关税壁垒识别法 |
| 2.2.3 文本提取法 |
| 2.2.4 测算方法比较 |
| 2.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 |
| 2.3.1 贸易协定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
| 2.3.2 贸易协定背景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 |
| 2.3.3 无贸易协定背景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美贸易和贸易摩擦演变特征事实 |
| 3.1 中美贸易演变历程和特征事实 |
| 3.1.1 总贸易规模及地位趋势演变 |
| 3.1.2 贸易顺差趋势演变 |
| 3.1.3 行业分布特征演变 |
| 3.2 中美贸易摩擦演变历程和典型特征 |
| 3.2.1 摩擦初发时期 |
| 3.2.2 摩擦爆发时期 |
| 3.2.3 摩擦频发时期 |
| 3.2.4 摩擦高发时期 |
| 3.2.5 摩擦全面升级时期 |
| 3.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演变和典型特征 |
| 3.3.1 关税政策不确定性趋势特征 |
| 3.3.2 非关税壁垒政策不确定性趋势特征 |
| 3.3.3 广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趋势特征 |
| 3.4 日美贸易摩擦演化及经验启示 |
| 3.4.1 摩擦初发时期 |
| 3.4.2 摩擦爆发时期 |
| 3.4.3 摩擦高发时期 |
| 3.4.4 摩擦全面升级时期 |
| 3.4.5 中美贸易摩擦和日美贸易摩擦对比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出口升级的理论分析 |
| 4.1 相关概念辨析 |
| 4.1.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
| 4.1.2 出口升级 |
| 4.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进入决策的理论建模 |
| 4.2.1 基本假设 |
| 4.2.2 考虑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企业进入 |
| 4.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出口升级的理论机制 |
| 4.3.1 关税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升级 |
| 4.3.2 广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升级 |
| 4.3.3 非关税壁垒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出口升级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关税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升级 |
| 5.1 数据、计量模型和变量选择 |
| 5.1.1 数据来源 |
| 5.1.2 计量模型设定 |
| 5.1.3 变量选择和统计描述 |
| 5.2 双重差分模型(DID)基础回归结果 |
| 5.3 稳健性检验 |
| 5.3.1 平行趋势检验 |
| 5.3.2 非关税壁垒 |
| 5.3.3 替代弹性变化 |
| 5.3.4 不可观测的供给侧冲击 |
| 5.3.5 不可观测的需求侧冲击 |
| 5.4 行业异质性影响 |
| 5.4.1 行业价值链嵌入异质性 |
| 5.4.2 行业技术异质性 |
| 5.5 机制分析 |
| 5.5.1 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 |
| 5.5.2 沉没成本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非关税壁垒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升级 |
| 6.1 数据、计量模型和变量选择 |
| 6.1.1 数据说明 |
| 6.1.2 计量模型设定 |
| 6.1.3 变量选择和统计描述 |
| 6.2 基础回归结果 |
| 6.2.1 企业出口产品规模效应 |
| 6.2.2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效应 |
| 6.2.3 企业出口产品转换效应 |
| 6.3 稳健性检验 |
| 6.3.1 序列相关 |
| 6.3.2 逆向因果 |
| 6.3.3 入世效应 |
| 6.3.4 多纤维协议废除 |
| 6.3.5 金融危机冲击 |
| 6.4 企业异质性 |
| 6.4.1 企业贸易模式 |
| 6.4.2 企业所有权性质 |
| 6.5 行业异质性 |
| 6.5.1 价值链嵌入 |
| 6.5.2 技术水平 |
| 6.6 出口市场异质性 |
| 6.6.1 国家差异性 |
| 6.6.2 收入水平 |
| 6.7 机制检验 |
| 6.7.1 出口产品规模效应 |
| 6.7.2 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效应 |
| 6.7.3 出口产品转换效应 |
| 6.8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广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升级 |
| 7.1 数据、计量模型和变量选择 |
| 7.1.1 数据来源 |
| 7.1.2 计量模型设定 |
| 7.1.3 变量选择和统计描述 |
| 7.2 引力模型基础回归结果 |
| 7.3 稳健性检验 |
| 7.3.1 季节性因素调整 |
| 7.3.2 时间趋势因素 |
| 7.3.3 产品编码差异 |
| 7.4 异质性影响 |
| 7.4.1 出口规模异质性 |
| 7.4.2 产品贸易方式异质性 |
| 7.4.3 价值链嵌入异质性 |
| 7.4.4 行业技术异质性 |
| 7.5 机制检验 |
| 7.5.1 市场替代效应 |
| 7.5.2 产品结构调整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8.1 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创新点、不足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得的科研成果 |
（7）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宏观经济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研究的技术路线图 |
| 1.3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3.1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1.3.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际经济学贸易壁垒理论综述 |
| 2.1.1 国际贸易壁垒的概念界定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利弊因素 |
| 2.1.2 国际贸易壁垒主要类型 |
| 2.2 数字贸易理论、发展情况及规则研究的文献综述 |
| 2.2.1 国内研究综述 |
| 2.2.2 国外研究综述 |
| 2.3 数字贸易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研究的文献综述 |
| 2.3.1 国内研究综述 |
| 2.3.2 国外研究综述 |
| 2.4 关于度量数字贸易壁垒的行业和经济效应研究的文献综述 |
| 2.5 国内外文献综述小结 |
| 第3章 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发展现状及其主要特征分析 |
| 3.1 金砖国家社会经济及对外贸易发展情况概述 |
| 3.1.1 金砖国家组织成立和发展历程、结构及主要经济合作领域 |
| 3.1.2 金砖国家成员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分析 |
| 3.1.3 金砖国家产业结构发展演变情况概述 |
| 3.1.4 金砖国家成员国内外贸易规模及其结构 |
| 3.2 金砖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和网络通信服务发展水平概述 |
| 3.2.1 金砖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发展情况分析 |
| 3.2.2 金砖国家网络通信服务发展水平分析 |
| 3.2.3 金砖国家网络通信服务领域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分析 |
| 3.3 金砖国家云计算服务发展情况分析 |
| 3.3.1 云计算概念界定、基本功能、发展规模及其对数字贸易起到的作用 |
| 3.3.2 云计算服务主要类型、发展优势及其主要制约因素 |
| 3.3.3 金砖国家云计算服务发展水平及市场规模分析 |
| 3.4 金砖国家数字内容交易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
| 3.4.1 金砖国家计算机和手机游戏行业发展情况分析 |
| 3.4.2 金砖国家视频点播和音乐流媒体行业发展情况分析 |
| 3.4.3 金砖国家数字出版电子图书行业发展情况分析 |
| 3.5 金砖国家电子商务、数字支付和电子交易记录系统发展现状分析 |
| 3.5.1 金砖国家电子商务与网络销售发展情况分析 |
| 3.5.2 金砖国家数字支付发展情况 |
| 3.5.3 金砖国家区块链技术与数字货币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领域主要壁垒和限制措施分析及其水平评估 |
| 4.1 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和限制措施含义、主要类型和特点分析 |
| 4.1.1 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和限制措施的含义 |
| 4.1.2 数字产品新型贸易壁垒主要类型及其特点分析 |
| 4.2 新型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在金砖国家使用情况及其效果分析 |
| 4.2.1 数据保护与隐私政策概述及其适用范围 |
| 4.2.2 数据本地化概述及其使用范围 |
| 4.2.3 私人和公共网络安全措施概述及其使用范围 |
| 4.2.4 有关知识产权政策措施概述及其适用范围 |
| 4.3 传统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在金砖国家使用情况及其效果分析 |
| 4.3.1 市场准入措施概述及其使用范围 |
| 4.3.2 与投资相关措施概述及其适用范围 |
| 4.4 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与数据限制性政策保护程度评估 |
| 4.4.1 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发展情况及其保护水平分析 |
| 4.4.2 金砖国家数据限制发展情况及其保护水平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多维面板数据模型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 |
| 5.1 模型设定与研究方法介绍 |
| 5.1.1 模型设定 |
| 5.1.2 研究方法介绍 |
| 5.2 指标选择、计算方法和数据来源介绍 |
| 5.2.1 数据密集型行业识别方法与实现步骤 |
| 5.2.2 基于L-P非参数方法金砖国家数据密集型及其他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计算 |
| 5.2.3 建立金砖各国数字贸易保护强度指数(DTPSI)的方法与实现步骤 |
| 5.3 实证模型实现步骤及其结果 |
| 5.3.1 面板单位根检验 |
| 5.3.2 面板数据模型豪斯曼检验 |
| 5.3.3 基于多维面板数据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分析 |
| 5.4 低级、中级和高级数字产品贸易保护政策对15个行业TFP影响模拟分析 |
| 5.4.1 不同数字产品贸易保护方案对各行业TFP影响模拟方法与结果 |
| 5.4.2 数字产品贸易保护政策对数据密集型行业TFP影响模拟结果分析 |
| 5.4.3 模拟分析结果主要结论和本章主要发现 |
| 第6章 基于GTAP模型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宏观经济影响分析 |
| 6.1 GTAP10数据库和模型介绍 |
| 6.1.1 GTAP10模型的基本简介及其主要特点 |
| 6.1.2 GTAP模型使用于评估数字贸易壁垒影响的局限性 |
| 6.2 基于GTAP10模型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宏观经济影响模拟分析 |
| 6.2.1 模拟方法介绍及其实现过程 |
| 6.2.2 不同数字贸易壁垒保护程度下实际GDP变化模拟结果分析 |
| 6.2.3 不同数字贸易壁垒保护程度对行业产出水平的影响模拟结果分析 |
| 6.2.4 不同数字贸易壁垒保护程度对行业进出口贸易水平的影响模拟结果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数字产品贸易壁垒上升背景下的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合作框架与运行机制构建 |
| 7.1 全球与金砖国家现有数字产品贸易合作框架分析 |
| 7.1.1 多边与诸边贸易协定层面 |
| 7.1.2 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层面 |
| 7.1.3 金砖国家现有关于数字产品贸易政策及合作框架协议 |
| 7.2 金砖国家同世界其他国家数字贸易合作的模式构建及其运行机制 |
| 7.2.1 合作模式一:WTO框架内的多边协议–数字贸易领域多边协议 |
| 7.2.2 合作模式二:WTO框架内的诸边协议,以信息技术协定框架为主 |
| 7.2.3 合作模式三:《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框架内的诸边协议 |
| 7.2.4 以WTO为主Ti SA协议为辅数字贸易合作框架实现途径 |
| 7.3 金砖国家之间数字贸易合作模式构建及其运行机制 |
| 7.3.1 建立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合作框架的基础条件和技术路线 |
| 7.3.2 以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为主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合作模式 |
| 7.3.3 以BRICS支付系统为主金砖国家数字贸易运行机制的实现 |
| 7.3.4 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软环境建设合作领域及运行机制的实现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附录A 金砖国家采用的数据本地化及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政策 |
| 附录B NAICS行业与GTAP行业分类之间的一致性表 |
| 附录C 论文购买数据库和软件使用许可证明 |
| 附录D 简字缩语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研究 ——基于GPA和嵌入政府采购条款FTA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相关概念及国际认定的规则 |
| 1.2.1 政府采购与公共采购 |
| 1.2.2 政府采购的原则 |
| 1.2.3 政府采购制度及其目标 |
| 1.2.4 政府采购流程和一般采购方式 |
| 1.2.5 政府采购宏观调控措施和风险评价 |
| 1.3 研究方案设计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论文的内容和逻辑框架 |
| 1.3.3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机制分析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多边贸易体制对贸易影响的文献综述 |
| 2.1.2 政府采购对贸易影响的文献综述 |
| 2.1.3 GPA模式和FTA模式对贸易影响的文献综述 |
| 2.1.4 衡量政府采购市场规模的文献综述 |
| 2.1.5 文献简评 |
| 2.2 理论机制分析 |
| 2.2.1 整体理论框架分析 |
| 2.2.2 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对整体贸易的影响机制 |
| 2.2.3 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对贸易边际的影响机制 |
| 2.2.4 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对不同国家贸易的影响机制 |
| 2.2.5 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对不同产品行业的影响机制 |
| 2.3 相关理论模型 |
| 2.3.1 单边不歧视情境下的贸易与福利水平效应 |
| 2.3.2 双边协定情境下的贸易与福利水平效应 |
| 2.3.3 诸边协定情境下的贸易与福利水平效应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采购市场开放模式的特征化事实分析 |
| 3.1 GPA模式发展与贸易价值取向 |
| 3.1.1 GPA的历史沿革 |
| 3.1.2 GPA的制度设计特征与贸易价值评估 |
| 3.2 FTA模式发展与贸易价值取向 |
| 3.2.1 主体发展与贸易价值取向 |
| 3.2.2 客体发展与贸易价值取向 |
| 3.2.3 市场门槛价发展与贸易价值取向 |
| 3.3 GPA模式与FTA模式相互作用的机理 |
| 3.3.1 GPA模式对FTA模式的主导作用 |
| 3.3.2 FTA模式对GPA模式的补充作用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政府采购市场开放GPA模式与双边贸易 |
| 4.1 计量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
| 4.1.1 计量模型设定 |
| 4.1.2 数据说明 |
| 4.1.3 描述性分析 |
| 4.2 计量结果和分析 |
| 4.2.1 GPA的贸易促进效应 |
| 4.2.2 GPA促进贸易的边际分析 |
| 4.2.3 GPA促进贸易的国家差异化效应 |
| 4.2.4 GPA的贸易模式选择分析 |
| 4.3 稳健性检验 |
| 4.4 内生性讨论与处理 |
| 4.5 结论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政府采购市场开放FTA模式与双边贸易 |
| 5.1 计量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
| 5.1.1 计量模型设定 |
| 5.1.2 数据说明和描述性分析 |
| 5.2 计量结果和分析 |
| 5.2.1 政府采购市场开放FTA模式的贸易促进效应 |
| 5.2.2 政府采购市场开放FTA模式促进贸易的边际分析 |
| 5.2.3 政府采购市场开放FTA模式促进贸易的国家差异化效应 |
| 5.2.4 政府采购市场开放FTA模式促进贸易的外溢效应 |
| 5.3 稳健性检验 |
| 5.4 内生性讨论与处理 |
| 5.5 结论 |
| 5.6 开放政府采购市场两种模式的比选与启示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政府采购国际制度发展与国际经验启示 |
| 6.1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货物、工程和服务采购示范法》 |
| 6.2 欧盟《公共采购指令》 |
| 6.3 世界银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贷款和国际开发协会信贷采购指南》 |
| 6.4 美国政府采购制度发展与现实经验 |
| 6.4.1 美国政府采购制度发展现状 |
| 6.4.2 美国政府采购制度现实经验 |
| 6.5 日本政府采购制度发展与现实经验 |
| 6.5.1 日本政府采购制度发展现状 |
| 6.5.2 日本政府采购制度现实经验 |
| 6.6 中国政府采购制度发展现状与现实思考 |
| 6.6.1 中国政府采购制度发展历程 |
| 6.6.2 开放政府采购市场谈判进程 |
| 6.6.3 开放政府采购市场模式选择的现实思考 |
| 6.7 借鉴与启示 |
| 6.7.1 对标国际政府采购制度经典规范,健全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制度体系 |
| 6.7.2 深度参与政府采购全球治理和制度安排,积极对外开放政府采购市场 |
| 6.7.3 充分利用国际规则例外条款和加强契约合作,保护扩大本国产业发展 |
| 第7章 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7.1 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跨国经验层面的政策建议 |
| 7.2.2 机制设计层面的政策建议 |
| 7.2.3 制度经验层面的政策建议 |
| 7.2.4 发展取向层面的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中国贸易强国建设的理论逻辑、关键突破和实现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论文选题依据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方案 |
| 1.2.1 研究思路与目标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研究内容 |
| 1.3 论文特色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国际贸易理论 |
| 2.1.1 马克思关于对外贸易的理论论述 |
| 2.1.2 古典国际贸易理论 |
| 2.1.3 现代国际贸易理论 |
| 2.1.4 以贸易保护思想为基础的贸易保护理论 |
| 2.2 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理论 |
| 2.3 国际贸易政策 |
| 2.3.1 自由贸易政策 |
| 2.3.2 出口导向贸易政策 |
| 2.3.3 进口替代贸易政策 |
| 2.3.4 战略性贸易政策 |
| 2.4 关于旅游服务贸易 |
| 2.4.1 关于旅游服务贸易定义 |
| 2.4.2 关于旅游服务贸易影响研究 |
| 2.4.3 关于旅游服务贸易竞争力方面的研究 |
| 2.5 关于数字贸易 |
| 第三章 中国贸易强国建设的理论逻辑和现实基础 |
| 3.1 中国贸易强国建设的理论逻辑 |
| 3.1.1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
| 3.1.2 关于国际竞争优势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的关系 |
| 3.1.3 贸易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意义 |
| 3.2 贸易强国的定义和内涵 |
| 3.3 中国外贸发展历史 |
| 3.3.1 中国外贸发展的主要阶段 |
| 3.3.2 我国外贸发展的成绩 |
| 3.4 中国外贸发展体制演变 |
| 3.4.1 改革开放前中国外贸体制的建立与发展 |
| 3.4.2 改革开放后对外贸易体制的改革与发展 |
| 3.5 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贡献 |
| 3.6 中国外贸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
| 3.6.1 外贸发展的国内条件发生深刻变化 |
| 3.6.2 我国外贸发展的国际环境发生深刻调整 |
| 第四章 中美经贸摩擦对贸易强国建设的影响分析 |
| 4.1 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 |
| 4.1.1 中美经贸发展互利共赢 |
| 4.1.2 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主要阶段 |
| 4.2 关于中美经贸摩擦演变 |
| 4.3 关于中美贸易顺差分析 |
| 4.3.1 中美贸易顺差情况 |
| 4.3.2 关于中美贸易顺差的原因分析 |
| 4.3.3 关于中美贸易顺差发展趋势 |
| 4.4 中美经贸摩擦对服务贸易影响 |
| 4.4.1 对中美服务贸易影响 |
| 4.4.2 对服务贸易转型升级影响 |
| 4.5 中美经贸摩擦前景分析 |
| 4.6 中美经贸摩擦对贸易强国建设的可能影响 |
| 4.6.1 中美经贸摩擦的本质是发展之争 |
| 4.6.2 美希望通过经贸摩擦阻碍中国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 |
| 4.6.3 中美两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变化 |
| 4.6.4 充分认识中美经贸摩擦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 |
| 第五章 旅游服务贸易:贸易强国建设的短板 |
| 5.1 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总体情况 |
| 5.1.1 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阶段 |
| 5.1.2 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总体情况 |
| 5.1.3 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
| 5.2 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发展情况 |
| 5.2.1 旅游服务贸易的发展历程 |
| 5.2.2 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
| 5.3 我国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的短板比较凸显 |
| 5.3.1 旅游服务贸易逆差较大 |
| 5.3.2 入境旅游市场单一 |
| 5.3.3 国际市场竞争力弱 |
| 5.3.4 旅游服务贸易附加值不高 |
| 5.3.5 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 |
| 5.4 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
| 5.4.1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机遇 |
| 5.4.2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主要举措 |
| 5.4.3 推动旅游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
| 第六章 数字贸易:贸易强国建设的关键突破 |
| 6.1 全球数字贸易发展迅速 |
| 6.1.1 数字贸易定义和特点 |
| 6.1.2 全球数字贸易蓬勃发展 |
| 6.2 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博弈激烈 |
| 6.3 数字贸易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 6.3.1 数字贸易发展前景广阔 |
| 6.3.2 数字贸易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
| 6.4 推动数字贸易发展的政策建议 |
| 6.4.1 加强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建设 |
| 6.4.2 健全数字贸易发展相关法律法规 |
| 6.4.3 完善数字贸易监管政策体系 |
| 6.4.4 积极参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谈判 |
| 6.4.5 积极培育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 |
| 6.4.6 扩大数字贸易对外开放 |
| 第七章 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与建设贸易强国 |
| 7.1 贸易强国建设与提高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息息相关 |
| 7.2 全球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
| 7.2.1 当前全球化的主要特点 |
| 7.2.2 全球化新阶段的主要特点 |
| 7.3 全球价值链发展呈现新趋势 |
| 7.3.1 国际产业布局加快调整 |
| 7.3.2 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呈现平台化网络化分散化等特征 |
| 7.3.3 新技术催生新的全球价值链合作模式 |
| 7.3.4 亚洲区域价值链将加速整合 |
| 7.3.5 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博弈将更加激烈 |
| 7.3.6 中国订单和产业向外转移速度加快 |
| 7.4 提升我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政策建议 |
| 第八章 贸易强国建设的实现路径 |
| 8.1 贸易强国的国际比较 |
| 8.1.1 美国 |
| 8.1.2 日本 |
| 8.1.3 德国 |
| 8.2 贸易强国建设的实现路径 |
| 8.2.1 夯实贸易强国建设的制造业基础 |
| 8.2.2 大力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 |
| 8.2.3 推动贸易和双向投资协同发展 |
| 8.2.4 进一步完善财税金融汇率等方面支持政策措施 |
| 8.2.5 营造法制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市场竞争环境 |
| 第九章 结论和展望 |
| 9.1 结论 |
| 9.2 展望 |
| 9.2.1 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刻不容缓 |
| 9.2.2 服务贸易在全球经贸中的作用将日益突出 |
| 9.2.3 发展数字贸易是推动贸易强国建设的关键 |
| 9.2.4 新冠肺炎疫情将对全球化带来深刻影响 |
| 参考文献 |
（10）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目标、内容、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一、安全 |
| 二、GPA框架 |
| 三、政府采购 |
| 四、政府采购安全 |
| 第二节 政府采购安全的理论依据 |
| 一、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理论 |
| 二、国际贸易中国家利益理论 |
| 三、演化博弈理论 |
| 四、政府干预经济理论 |
| 五、竞争优势理论 |
| 第三节 政府采购安全的构成及评价指标体系 |
| 一、政府采购安全构成的理论阐释 |
| 二、政府采购安全的实现路径 |
| 三、政府采购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第四节 政府采购安全的作用机理与假说 |
| 一、政府采购制度安全的影响因素及假说 |
| 二、政府采购市场安全的影响因素及假说 |
| 三、政府采购功能安全的影响因素及假说 |
| 四、GPA框架下政府采购安全的内在机理及假说 |
| 第二章 中国政府采购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政府采购制度建立与发展 |
| 一、中国政府采购制度的演变历程 |
| 二、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运行流程 |
| 三、采管分离的政府采购管理体制 |
| 四、全链条的政府采购监管体制 |
| 第二节 中国政府采购市场发展现状 |
| 一、政府采购市场规模 |
| 二、政府采购市场结构 |
| 三、政府采购的主要模式 |
| 四、政府采购的常用方式 |
| 五、中国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程度 |
| 第三节 中国政府采购功能现状及实践效果 |
| 一、政府采购资源配置功能效应 |
| 二、购买社会公平的政策功能效果 |
| 三、维护国家安全政策功能实践 |
| 第三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及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制度安全冲击 |
| 一、政府采购目标价值的冲击 |
| 二、政府采购基本原则的冲击 |
| 三、政府采购适应范围的冲击 |
| 四、政府采购方式的冲击 |
| 五、政府采购救济制度的冲击 |
| 第二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市场安全冲击 |
| 一、政府采购名义开放程度 |
| 二、政府采购的“本土偏好”程度 |
| 三、中国与GPA缔约方国际竞争力比较 |
| 第三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政策功能安全冲击 |
| 一、GPA规制中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界定 |
| 二、中国出价清单中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安排 |
| 三、中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安全冲击维度与程度 |
| 四、中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安全冲击的典型案例 |
| 第四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安全冲击的原因 |
| 一、中国政府采购制度不完善 |
| 二、政府采购市场开放机会不均等 |
| 三、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发挥空间有限 |
| 四、政府采购专业人才匮乏 |
| 五、政府采购国货意识谈薄 |
| 第四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
| 第一节 问卷调查 |
| 一、调查问卷设计 |
| 二、开展问卷调查 |
| 第二节 调查问卷描述性统计 |
| 一、样本特征分析 |
| 二、问卷的统计性描述 |
| 第三节 调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
| 一、调查问卷的信度分析 |
| 二、调查问卷的效度分析 |
| 第四节 GPA框架下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因素实证检验 |
| 一、基准模型设定 |
| 二、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 三、是否列入GPA清单的调节效应 |
| 四、联立方程实证检验 |
| 五、实证研究结论 |
| 第五章 GPA缔约方维护政府采购安全的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GPA缔约方政府采购制度体系 |
| 一、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 |
| 二、政府采购管理体制建设 |
| 三、公开透明的政府采购制度 |
| 第二节 GPA缔约方维护政府采购市场安全的举措 |
| 一、政府采购市场开放出价策略 |
| 二、以“国家安全”为由歧视其他国家产品 |
| 三、设置国际贸易隐形壁垒 |
| 四、GPA缔约方国政府采购市场实际开放程度 |
| 第三节 GPA缔约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实践 |
| 一、GPA缔约方中央采购实体的作用分析 |
| 二、GPA缔约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构成及分布特征 |
| 三、GPA缔约方实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具体措施 |
| 第四节 GPA缔约方确保政府采购安全的经验借鉴 |
| 一、完善政府采购法律与制度体系 |
| 二、增强政府采购市场国际风险防范能力 |
| 三、注重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与GPA规制的契合 |
| 第六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的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目标定位 |
| 一、政府采购安全总目标 |
| 二、政府采购安全具体目标 |
| 第二节 构建开放式现代化的政府采购制度 |
| 一、树立“物有所值”的政府采购制度目标理念 |
| 二、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 |
| 三、规范政府采购管理制度 |
| 四、主动参与国际政府采购规制的制定 |
| 第三节 增强政府采购市场风险防范能力 |
| 一、合理调整GPA出价清单策略 |
| 二、积极开拓国际政府采购市场 |
| 三、提升本土企业跨国经营能力 |
| 四、培育政府采购国际化的专业人才 |
| 第四节 GPA框架下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实现策略 |
| 一、以问题为导向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进行顶层设计 |
| 二、完善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实施细则 |
| 三、设置“国货标准”等隐形贸易壁垒 |
| 四、恢复实施技术创新政策功能 |
| 结语 |
| 一、主要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录1 |
| 致谢 |
四、加入 WTO与中国的长期就业趋势（论文参考文献）
- [1]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D]. 车明. 四川大学, 2021(12)
- [2]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D]. 潘秋晨.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3]主动扩大进口对中国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效应——来自最终品关税削减的长期证据[J]. 赵春明,李震,李宏兵. 中国工业经济, 2020(11)
- [4]全球价值链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研究[D]. 赵佳颖. 山东大学, 2020(02)
- [5]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D]. 孙舒. 外交学院, 2020(08)
- [6]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研究[D]. 卢晓菲.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8)
- [7]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宏观经济影响研究[D]. Ivan Sarafanov.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5)
- [8]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研究 ——基于GPA和嵌入政府采购条款FTA的视角[D]. 孙凤洋. 天津财经大学, 2020(07)
- [9]中国贸易强国建设的理论逻辑、关键突破和实现路径[D]. 贺少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10]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研究[D]. 张堂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