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能源行业“十五”规划公布（论文文献综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1]（202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公告 2021年 第2号》文中研究说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以下称《反倾销条例》）的规定,2019年7月29日,商务部（以下称调查机关）发布2019年第33号公告,决定对原产于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进口间甲酚（以下称被调查产品）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调查机关对被调查产品是否存在倾销和倾销幅度、被调查产品是否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及损害程度以及倾销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和《反倾销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2020）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公告 2020年 第60号》文中研究指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以下称《反倾销条例》）的规定,2019年6月19日,商务部（以下称调查机关）发布2019年第29号公告,决定对原产于美国、韩国和欧盟的进口三元乙丙橡胶（以下称被调查产品）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调查机关对被调查产品是否存在倾销和倾销幅度、被调查产品是否对国内三元乙丙橡胶产业造成损害及损害程度以及倾销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和《反倾销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
刘滢泉[3]（2020）在《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充足、可持续的能源供给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保障。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能源消费水平的提高,能源需求和生产之间的不平衡的矛盾愈加严重。能源的来源有很多不同种类,当前,世界能源使用很大程度上依赖化石燃料。大量化石燃料的使用、燃烧会带来酸雨、雾霾等严重的环境污染、破坏,产生的大量二氧化碳更会引起全球性的“温室效应”。“温室效应”带来的气候变化是当前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危及地球生态安全和人类生存与发展,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化石燃料大量使用在造成严重环境、气候问题的同时,也面临着不可再生带来的能源枯竭问题。化石燃料大量使用在造成严重环境、气候问题的同时,也面临着不可再生带来的能源枯竭问题。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促使国际社会的能源危机、能源安全等问题浮出水面,也让许多国家更清醒地意识到能源供给持续性和发展新能源的重要性。全球范围内屡次发生的核事故,尤其是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事件引发了人类对核能安全的不信任。一些国家相继宣布“弃核”,并努力实现从核电到可再生能源的转换。因此,寻找替代能源,成为各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可再生能源低碳、清洁、可持续的优点,赢得了世界各国的青睐,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已经从过去个别国家、部分地区逐步扩展成为全球各国的一致行动。各国都对发展可再生能源给予了高度重视,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降低能源进口的依赖程度,保障本国能源安全,推进能源转型;保护环境生态,实现可持续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可再生能源产业具有初始投资成本高、成本受技术创新进步影响大、长期成本有下降空间等显着特点,因此,可再生能源产生经济效益需要长时间的发展和积累。巨大的投资、研发成本给成立初始阶段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压力,使其难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传统能源相竞争。考虑到可再生能源产业的这一特点,以及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带来的环境、生态、经济价值,各国纷纷出台各种法律、政策,用以支持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壮大。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使用,作为未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内容之一,不仅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可以说,谁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使用领域占得先机,就将在这场以绿色、智能和可持续为特征的科技革命中获得优势地位。世界各国既是气候可持续发展的利益共同体,更是经济社会存在竞争的利益个体,在逆全球化浪潮兴起的时代,国与国之间在发展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领域存在竞争关系、在争夺可再生能源产品、设备国际市场领域也存在竞争关系。补贴作为一种常用的政府激励措施,成为各国促进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发展的常用手段。随着可再生能源及其相关技术的不断发展,各国的可再生能源产业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补贴措施是否还可以继续使用、应当如何使用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的问题。在国际贸易领域,不断涌现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更是对各国可再生能源补贴措施的合规性问题提出了质疑。在各国普遍对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给予补贴的背景下,相比环境负面效应更大的化石能源补贴,为何可再生能源补贴屡遭国际争端诉讼?成为本文研究国际层面可再生能源补贴问题的出发点。从GATT到WTO,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多边贸易组织经历了70多年的发展历程。WTO在国际贸易领域建立了秩序,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世界和平维护作出了贡献,其制度的详实程度、争端解决机制的广泛实践,成为全球化时代成员方遵守的“模范国际法”。然而随着实践的发展,WTO既有制度的僵化、新规则的难以达成,都让成员方对WTO“究竟走向何方”产生了怀疑。争端解决机构难以完成可再生能源补贴认定、难以开展合规论证,正是WTO既有制度僵化的印证和缩影。与多边经贸规则难以达成相对应,区域贸易协定发展如火如荼。美国、欧盟、日本主导或参与了TPP、CPTPP、USMCA、EPA谈判,并达成了一系列高标准的区域贸易协定。具体到可再生能源补贴领域,前述区域贸易协定通过“非商业援助制度”“环境条款”“一般例外条款变通适用”等规则的设计,事实上改变了WTO框架下的补贴制度,体现了先进发达国家抢占21世纪国际经贸规则制定话语权的战略意图。虽然目前而言,这些区域贸易协定的规定相对原则,且未有争端实践适用,但结合多边经贸规则的形成过程来看,区域贸易协定的相关规定推而广之,也可能只是时间的问题。先进发达国家在推进诸边、双边层面经贸规则发展的同时,也在国内层面不断发展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体系,综合运用法律、政策手段,设计覆盖研发、投资、生产、销售环节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为国内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发展提供科学化的制度保障,并向全球输出了“上网固定电价制度”“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等制度设计,在国内法制度层面实现了领跑。而今,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和补贴支持,先进发达国家更多地掌握了可再生能源的核心技术,其中部分类型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具备了参与自由市场竞争的实力。由此不难发现先进发达国家在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领域的整体设计图谱:第一,在国内法制度层面逐渐将市场因素纳入原有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以实现优胜劣汰,提升成熟可再生能源产业的竞争力;第二,把握既有多边经贸规则,发起对其他国家的可再生能源措施争端,为本国可再生能源产业争取更多的国际市场和发展时间;第三,通过区域贸易协定实践,制定有利于本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高标准条款,抢占21世纪国际经贸规则“立法权”。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也是人口大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能源消耗,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巨大的能源消费带来了大量的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排放,环境、资源问题已经成为了制约当今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瓶颈。能源安全问题是国家能源发展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在核能安全性备受质疑的情况下,发展可再生资源产业已成为我国保护环境资源、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者,近年来,中国也成为在可再生能源发展领域最大的投资者,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迅速。然而,近年来,在贸易保护主义不时抬头的当下,我国可再生能源产品、设备在国际上屡遭反补贴诉讼。研究国际法律制度,归根到底的落脚点在于,对接国际经贸规则,发展、完善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助力我国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的发展。补贴、反补贴法律制度对我国来说是“舶来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自2004年后未有新的发展。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缺乏系统性,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散见于法律、政策之中,且多以政策形式出现,与先进发达国家相比,法制化程度明显不足,部分制度的合规性也有待论证。制度的局限必然影响实践的效果,实践中“弃风弃光”现象一方面是电力消纳的统筹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对既有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合理性的实践质疑。如何对接国际经贸规则,发展、完善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成为本文研究国内层面可再生能源补贴问题的出发点。因此,本文将在既有多边贸易体系框架内,为可再生能源补贴寻找制度依据,并结合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实践,探析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路径及制度问题,并将归纳区域贸易协定、典型发达国家内国法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趋势,以推进多边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和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完善,为我国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发展提供科学化的制度保障。本文从法学视角出发,聚焦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问题,探讨了可再生能源及其补贴的价值、实施可再生能源补贴措施与贸易自由化的关系;分析了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相关制度,结合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实践及WTO制度,归纳了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所应遵循的逻辑思路;研究了区域贸易协定中可再生能源补贴相关制度,从诸边、双边层面为多边层面制度革新提供参考借鉴依据;讨论了可再生能源补贴专向性、不可诉补贴与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关系、可再生能源补贴与GATT1994第20条的关系等几个法律问题,就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发展提出了建议;对标WTO既有规则体系及案例实践,审视了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制度、政策措施的合规性,在结合他国立法、实践情况的基础上,审视国内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的体系性、科学性,为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完善、可再生能源补贴问题的解决及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提出了建议。具体而言,本文由以下五章组成。第一章通过可再生能源、再生能源补贴概念的界定,明确文章的研究对象,从基础理论层面为开展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结合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性分析可以发现,环境、气候、资源问题的日益突出及环境问题的无国界特征,寻求发展替代能源,大力发展可能再生能源已经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共识。结合“幼稚产业理论”和“外部性理论”两种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政府通过“有形的手”,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合理化能源产品的最终成本,为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符合自然法的公平价值和理性精神,体现了自然法的核心诉求。在综合政策的支持下,可再生能源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有空间、可实现,国际社会的认可度高,可再生能源补贴作为各国政府常用的政府干预手段和调控措施,其存在必要性在实践中也得到了体现。然而,对可再生能源补贴的质疑、可再生能源补贴贸易救济措施、可再生能源补贴贸易争端频发,可再生能源补贴“深陷”国际法律争议,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合规性备受质疑,成为了本文进一步研究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问题的动因所在。第二章围绕WTO框架下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适用这条主线,在第一节分析了WTO框架下SCM协定、GATT1994、GATS和《农业协定》中的与可再生能源补贴相关的制度及对可再生能源补贴的适用性,发现除了SCM协定,其他协定中的补贴制度都无法为可再生能源补贴认定提供充分依据;除了《农业协定》中的“绿箱”国内支持措施,其他涵盖协定中均无肯定可再生能源补贴环境价值、正外部性的补贴制度,有鉴于《农业协定》适用对象的特定性,因此当前WTO框架下没有专门适用于可再生能源补贴的特殊补贴制度;从制度层面来看,可再生能源补贴认定、论证遵循一般补贴认定、论证规则。在第二节中,结合WTO争端解决实践,以“加拿大-可再生能源案”为例,详细分析了WTO争端解决实践中确定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规则;并结合DSB裁决正、反两方面的评价肯定了既有合规论证规则的价值,同时也指出了其中的问题所在;并结合WTO补贴争端实践发展,发现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呈现“非补贴”化处理和高频度嵌入“国内成分要求”两个显着发展特点。而今,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路径发展呈现“停滞”状态,结合实践发展反思制度本身,发现WTO框架下补贴认定制度和分类制度都存在局限性,不利于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合规论证,无法在既有补贴制度框架内为可再生能源补贴提供豁免机会。DSB实践中形成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方法,是根据当前WTO框架下补贴制度做出的最无奈,也是最积极的选择,这种合规论证方法虽然暂时为非禁止性可再生能源补贴在事实上构建了暂时的绿色安全网,但从解决问题和长远发展的角度来说,依然不是根本之道。第三章围绕“非多边视角下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从“诸边、双边”区域贸易协定视角和“单边”内国法视角分别切入,系统梳理了重点区域贸易协定、典型发达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内容特点和发展趋势。在“诸边、双边”维度下,区域贸易协定的制度创新,事实上拓展了WTO框架下的补贴制度,从实体层面将环境因素融入补贴制度、通过非商业援助制度设计改变了国有企业补贴认定方式,从程序层面凸显了对透明度原则的重视。可以肯定的是,多个国家（地区）认识到了既有WTO框架下补贴制度无法适应可再生能源补贴认定需求,并在区域贸易协定中进行了积极的制度发展尝试,这对在多边层面尝试制度革新提供了发展思路。当然,区域贸易协定中许多创新规则的设计还不够完善,相比WTO框架下的补贴制度,相对更为原则,实践中也未有争端案例适用这些创新规则,规则如何加以运用、解释还有待实践的发展。在“单边”维度下,列举国家都对可再生能源给予了形式各样的补贴,都有着自成体系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列举国家既有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制化程度高,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政策共同构筑了制度体系。列举国家相互之间在制度上也存在相互借鉴,同一补贴制度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科玉律,需要特定国家结合本国能源市场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加以适用。而今,市场因素逐渐并充分融入列举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可以预计,根据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的逻辑,无论一国实施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究竟为何,随着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补贴的规模、数量都呈现递减的趋势,可再生能源产业最终面向的是自由市场,并将在自由市场的竞争过程中实现优胜劣汰。对列举国家可再生能源制度内容和发展趋势的把握,对多边层面制度革新及中国相关制度发展都有良好的参考价值。第四章根据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发展困境和制度适用问题,参考非多边视角下相关制度的发展实践,以WTO法律制度为基础,从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革新和一般例外条款制度革新两个层面出发,为多边视角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明确了方向。第一节聚焦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革新,通过对不可诉补贴制度恢复、修订,为具有环保、科研价值的可再生能源补贴构建了绿色空间;通过《环境产品协定》谈判视角下为可再生能源产品争取特殊待遇;参照《农业协定》分类模式为可再生能源补贴设计特殊规则,为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创新提供发展思路。第二节根据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特点,结合“具有‘国内成分要求’的可再生能源补贴无法在补贴制度范畴内得到救济”的现状,尝试在补贴制度之外,为含有“国内成分要求”的可再生能源补贴论证寻找制度依据;效仿EPA吸纳一般例外条款的做法,着力探析WTO框架下GATT1994第20条与SCM协定的适用关系,并在归纳GATT1994第20条实际适用效果的基础上,从适用方法变更、条款修改两种“必要的变通”模式出发,建立了可再生能源补贴援引GATT1994第20条的发展路径。虽然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革新阻力重重,但还是应当有制度革新的愿景和勇气,为可再生能源补贴合法性论证提供发展思路和方向指引。结合逆全球化发展浪潮,多边制度改革任重道远,不可能也无法一蹴而就,应当结合多边、诸边、双边、内国法实践发展,以原则导向的修订为起点,明确制度改革基本方向,以期实现从原则形成到原则接纳,再到规则形成到规则接纳的发展过程,有策略、有方法的实现多边经贸规则渐进式改革的目的。综合第四章的制度设计,本文将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性论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需要多边层面规则的革新,无论是否最终在WTO平台解决,WTO既有制度和实践都会成为重要的参考依据;第二,在既有多边补贴制度框架内,最紧迫的就是重建不可诉补贴制度,在原则修订的基础上,为可再生能源补贴创造绿色空间;第三,对于含有“国内成分要求”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可通过在对GATT1994第20条进行“必要的变通”的基础上加以适用,为该类措施在制度层面再提供一次得以豁免的机会。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起步较晚,既有制度体系包括法律和政策两个层面的内容,且以政策为主。第五章在系统梳理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政策的基础上,结合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和具体类型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内容,归纳了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的三个发展趋势: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在向“政府导向型、市场导向型并举”的方向转变;积极对接国际经贸规则;融入“低碳环保”“节能减排”内容。中国既有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呈现法制化程度不高、制度内容科学性有待提升两个明显不足,存在发展完善空间。基于可再生能源的价值,中国对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发展的需求,以及可再生能源补贴国际贸易争端的不断涌现,本章第二节对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完善提出了对策建议。第一,要推进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渐进式改革,在“遵守国际法义务”“借鉴他国有益实践”“坚持因地制宜思路”基本思路的指引下,针对第一节中提出的制度问题,着力提升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法制化水平和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内容的科学化水平,并对涉嫌“国内成分要求”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内容给予了特别关注。第二,要助力国际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创新,在“坚定多边立场”“坚持国际合作”基本思路的指引下,积极关注并参与多边、区域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创新,并对多边、区域贸易协定发展过程“非商业援助制度”“可再生能源市场基准”等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并对“一带一路”能源国际合作背景下的中欧能源合作平台项目进行了发展展望。中国是WTO的重要成员方,也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实际受益者和坚定拥护者,围绕WTO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改革设计中国方案,既是履行负责任大国、代表发展中国家发声的重要举措,也是争取21世纪国际经贸新规则话语权的重要举措。无论WTO本身最终走向何方,多边经贸组织、多边经贸规则都不可或缺,在多边经贸规则重构的当下和未来,保持关注、持续参与、主动发声,都是避免成为新多边经贸规则“被动接受者”的积极作为。在国际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革新中,提交中国方案设计,是贡献中国智慧的有益尝试,也是坚定多边经贸谈判立场的实际行动。中国也应积极关注CPTPP、USMCA、EPA谈判的最新成果和发展走向,了解区域贸易协定在可再生能源补贴领域的制度创新和发展趋势,未雨绸缪。中国更应在自己主导的RECP谈判、“一带一路”倡议中,将能源合作、可再生能源制度加以融入,为区域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进行积极尝试。未来,人类文明必然会进入一个新能源的时代,但前往这条新能源的路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今的新能源,在科技发展后可能会纳入可再生能源范畴,也会给既有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带来新的内容。即使在当下,化石能源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要消费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壮大仍然有赖于科技创新和政策支持,因此,一要统筹兼顾、遵循能源发展规律,重视传统能源法律制度建设,充分发挥传统能源在步入新能源时代的“桥梁”作用;二要为科技进步后,新型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产业化留有充分的制度发展空间,关注新能源领域的立法需求,展现制度的前瞻性,多面助力国家能源法律制度体系建设发展;三要充分关注可再生能源资源高效利用、节能、生态税等层面法律制度体系建设发展,以期为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构建更为全面的制度体系。
李波[4]（2020）在《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过多年的发展,全球气候治理在治理主体、谈判机制、国际合作等方面已经日益完善,尤其是2015年《巴黎协定》的通过使得全球气候治理进入新阶段。中国对于《巴黎协定》的通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后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以及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式微。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和对全球事务参与的深入,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引领者”的角色越来越突出,这引起了我们对于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思考,在过往全球气候治理的历史中,中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角色是怎样发生转变的?影响这一转变的因素是什么?在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中中国应该如何发挥作用?这都值得我们去研究。本文通过引进角色理论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力求搭建一个更为全面的分析框架,更为准确地分析中国的角色。基于角色理论的视角,可以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过程分为拒绝角色、承认角色和接受角色,并通过三个变量来分析造成不同阶段角色的原因,分别是国家的利益认知,国家的身份认知和国际体系因素,三个变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单独或共同影响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从20世纪70年代到1994年,中国对于国家利益的认知是摆脱贫困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而刚刚起步的全球气候问题对于中国来说还仅仅停留在科学研究层面,面对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利益需求,国家不愿意付出更多的成本去参与气候治理,而仅仅将其作为融入国际社会的一种手段。这一阶段正值美苏两强争霸阶段,中国作为后起者认识到只有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才能取得发展,在党的十三大上“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被正式提出,随着对时代主题认识的加深,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也明确了此时自己的身份定位,那就是“和平的发展者”。此时的国际环境也较为复杂,日本经济崛起和亚洲“四小龙”腾飞,进一步刺激了中国发展经济的愿望,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挫,中国希望通过气候治理这一平台融入国际社会,改变不利的国际环境,而石油价格的下跌,给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提供了好的发展机遇,创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国际能源环境。这三方面因素造成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被动的参与,表现为拒绝角色。1995-2005年,中国逐渐将气候变化纳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因素范围,此时经济发展的目标转变为在追求速度的同时也注重发展质量,但本质上来说,这一阶段追求经济发展质量还是服务于发展速度这一目标。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想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随着苏联解体,世界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中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起到了担当作用,这些因素明确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国际体系方面,面对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开始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改善生态状况,并且科学评估中国的环境问题所带给外部的影响。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的角色开始出现缺失,这也客观上减轻了中国的减排压力,给中国经济创造了宽松的发展条件,中国和欧盟提升了在气候变化中的合作水平,加强了中国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这一时期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但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处于起步阶段,应用成本较高,因此中国还是倾向于采用煤炭和天然气作为替代,这就使得中国参与气候治理表现出两面性。这三个因素使得中国对于气候治理的参与相对于前一个阶段不再消极,但整体呈现出谨慎而保守的态度,表现为承认角色。2006到2015年阶段跨“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经过改革开放将近3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到“十五”规划末期中国还未摆脱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模式,主要还是依靠大规模的资源消耗和高资本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因此“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国家的首要利益认知。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的提升推动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逐步加强,尤其是中国成功的抵御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进一步强化。在国际上与中国一起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组成了新兴国家群体,新兴国家群体为世界注入了新的活力,改变了原先由欧美所主导的世界格局。而这一时期,全球石油价格出现较大波动,煤炭消费的增长也十分有限,新能源的使用量开始出现较大增长,在科技发展的推动下国际能源结构开始向绿色能源方向发展,这也影响了中国的气候治理参与。因此,基于中国对全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利益认知和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以及受新兴国家群体崛起和油价大幅度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影响,中国在这一阶段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表现为对角色的接受,开始了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动与开放参与。《巴黎协定》开创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新局面,建立在“自愿”原则基础上“自下而上”的减排方式降低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抗性,提高了各国的履约积极性。但美国的退出和欧盟影响力的式微又给“后巴黎”时代蒙上了阴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的角色开始逐渐突出。而促成中国成为“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角色的,包括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利益认知,“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身份认知,以及制度碎片化和领导力缺失的全球治理体系。此时又恰逢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解决全球治理困境的“中国方案”,这与气候治理存在天然的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成为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理念支撑,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积极落实《巴黎协定》,积极提供国际气候公共产品,践行“引领者”这一角色。基于上述对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的研究,本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首先,中国的自身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是决定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最根本因素,而将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相结合,区别于现实主义“国家利益是外交政策形成的最根本原因”,也区别于建构主义“国家利益是国际体系的建构”,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国家在面对利益时的主观认知。面对欧美发达国家所搭建的全球气候治理平台,中国更倾向于从自身的利益和身份出发,基于自身的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增强适应自身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最终更有效和积极的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其次,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变化,是世界权力格局转变的一种表征,也是中国逐步崛起的过程。这明确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形成的基本机制,也可以更好地指导中国参与气候外交。
熊雪琪[5]（2020）在《新能源汽车行业政府补贴退坡背景下企业商誉减值研究 ——以坚瑞沃能并购沃特玛为例》文中指出2014年,我国颁布了有关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新政策,鼓励企业进行并购重组,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企业纷纷开展并购重组,并购数量迅速增长。截至2018年,上市公司中确认商誉的公司共2048家,商誉总额非常之高,达到1.3万亿元。巨额商誉已经占到公司资产的较大部分,伴随而来的企业商誉减值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多家公司计提了高额商誉减值,严重影响了公司的净利润,部分公司亏损严重。在此情况下,新能源行业作为国家重点扶持对象,并购数量常年占比较重,高居不下,尤其是新能源汽车行业,多家公司依靠政府补贴,确认高额商誉,同时面临高额商誉减值风险。因此本文对新能源汽车行业进行深入研究,根据政府补贴退坡情况,对行业典型公司的商誉减值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本文的研究问题是:政府补贴退坡是否是引发巨额商誉减值的关键因素?本文选取了新能源汽车行业较为典型的“蛇吞象”并购案例作为研究对象,其特别之处在于并购后面对政府补贴退坡,业绩突然大幅下滑,一次性计提了全额减值,影响巨大。本文通过分析政府补贴退坡后案例商誉减值的情况,进一步解释了导致企业商誉减值的原因。本文研究发现:政府补贴退坡是促使新能源汽车企业巨额商誉减值的关键因素之一。政府补贴退坡前,多家企业利用利好政策转战新能源汽车市场。在并购过程中由于政府补贴力度较大,企业信心十足,易确认高额商誉,具体总结为“高补贴,高商誉”。但政府补贴政策只是行业进步的助推石而非永久支柱,难以支撑虚高商誉要求的高经营业绩,企业没有核心竞争力,未来发展将面临风险。因此当政府补贴退坡后,高溢价转变成高风险,以高商誉减值的形式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最终得出“高退坡,高减值”的结论。政府补贴政策影响商誉减值的路径可以解释为:并购企业以政府补贴为依靠确认高额商誉,当政府补贴开始退坡后,企业无法维持正常经营,导致业绩急剧下滑,进而导致企业计提巨额商誉减值。本文的研究意义:从政府补贴政策出发,深入探究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商誉减值问题的影响并进行原因分析,找出企业并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本文的研究能够帮助公司理性看待国家政策,做出正确的并购选择以及制定正确的经营策略,避免引发高额减值。此外,研究还能提醒投资者在投资决策时关注政府政策对企业业绩变化及商誉减值的影响情况,以便做出更好的投资决策。
易崇艳[6]（2020）在《能源监管法律制度研究》文中指出随着我国能源监管体制的不断革新,能源监管朝着市场化、制度化、低碳化的方向发展,能源监管法律制度应当如何回应能源监管变革的方向是能源法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文通过能源监管体制中的问题、能源市场监管中的问题、能源环境监管中的问题梳理,分析能源监管法律问题的成因,比较国外能源监管法律制度的形态,探讨我国能源监管法律制度的具体构建和完善。绪论中,介绍了能源监管法律制度探讨的背景,能源监管理念的转变历程,以及能源监管理念对能源监管法律制度形态的影响。梳理了能源能源监管法律制度的国内外研究综述,提出本文的研究进路和方法。第一部分提出能源监管的法律问题。以能源监管体制问题、能源市场监管问题、能源环境监管问题为坐标。分类梳理能源监管体制中的职能分散、权限模糊、监管力量薄弱、监管刚需等问题;能源市场监管中的市场建设问题、市场监管与竞争的问题、市场监管中的秩序公平与效率问题;能源环境监管中的能源浪费、能源消费、能源生产中污染与监管的复杂性问题等。第二部分分析能源监管法律问题的成因。对应能源监管法律问题的提出,分析能源监管体制问题、市场监管问题和能源环境监管问题。由于能源行业的复杂性和长期以来能源行业割据的监管模式,形成了能源行业垄断、能源信息壁垒等弊端,阻碍了能源监管体制的革新;由于能源的特殊性、能源承载的利益博弈、能源的社会性,以及能源监管职能的局限性,都对能源市场监管革新设置了重重挑战;由于能源环境污染因果关系的复杂性、生态损害救济的被动性,以及能源生态环境监管法制的不完善,也影响着能源环境监管的革新。第三部分比较国外能源监管法制形态,了解美、英、法、德等国的能源监管法律制度和能源监管体制,参考美、英、法、德等国的能源监管法律制度特点和能源监管体制改革、能源市场改革、能源环境监管的经验,思考我国能源监管革新的方向和具体办法。第四部分提出我国能源监管法律制度的构建。对应能源监管问题的提出以及分析,设计与能源监管体制改革相适应的能源监管法律制度,完善能源监管法律制度和组织结构,合理配置和界定能源监管的职能和权限;设计与能源市场化改革相适应的能源监管法律制度,完善能源市场准入制度,制定能源市场竞争与监管制度,制定能源市场交易制度,促进能源市场的有效竞争和良性运转;设计能够应对能源环境问题的能源监管法律制度,制定合理用能监管制度,制定能源环境监管法律制度,制定能源环境监管法律责任制度,有效应对和解决能源环境问题。结论是我国的能源监管以法律指引为前提,以政府服务为基础,以企业创新为关键,以社会自主配合为补充。本文在政府职能转变背景之下探讨能源监管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完善,延续以往能源监管体制研究的视角却不局限于该视角,综合能源市场化改革的视角和能源生态保护的视角,希望多维度的研究能源监管法律问题。
王鑫[7]（2020）在《减税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党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举措,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和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在供给侧改革的政策工具中减税是主要手段之一,减税能够减轻供给主体负担、释放供给主体活力而最终实现供给能力提升。企业供给能力提升集中体现为投资水平上升,在减税降费改革的大背景下,需要回答减税对投资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对投资将会产生什么效应?投资主体不同是否存在异质性等问题?本文拟从减税角度研究对投资的影响,希望通过实证提出优化减税政策的建议。征税会提升资本的使用成本,压抑企业对资本的需求,减税之后资本使用成本减小,企业投资成本降低,企业投资增加。本文首先测算中国上市企业投资的资本使用成本,并以此为解释变量建立实证模型验证减税对企业投资规模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检验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因投资主体所有制不同存在的异质性,以及因投资主体面临风险程度不同存在的异质性。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1。新常态下在更深层次上挖掘经济增长新动能,需要从效率上挖掘（李艳和杨如岱,2018）,从创新上挖掘（叶建亮等,2019）,从区位上挖掘（佟家栋,2017）,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投资创新潜力和投资区位存在怎样的影响是税收政策影响企业投资三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第一,供给侧改革目标的实现需要优化投资效率,提升企业投资效率是实现企业生产价值最大化、优化资源配置的必然要求。减税可降低由税收给资源配置带来的扭曲进而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本文通过实证方法深入分析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作用与机制。第二,中国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离不开企业从事创新活动,研发投入是保障创新驱动战略顺利实现的重要资源,税收激励可有效刺激企业提高研发投入、增加创新,本文进一步基于研发投资分析减税对企业投资创新潜力的影响。第三,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后”产能过剩与产业升级压力同时摆在面前,经济调整既要着眼于内部也要到外部找寻机会,需借助国际力量尤其是国际投资推动解决。国内目前关于减税对企业投资区位影响的研究不多,减税如何发挥作用推动企业到沿线国家投资以及减税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交互作用如何更是少有研究涉及,本文最后讨论减税对企业投资区位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五点:一,减税能显着激励企业增加投资。二,因投资主体不同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存在异质性。具体而言,减税对国有企业投资影响比民营企业更为显着;减税对高风险创业企业投资影响不显着。三,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显着,既能抑制企业投资过度也能改善企业投资不足。四,减税对企业研发投资作用明显,不管企业的法定税率降低还是实际税率降低,企业的研发投资强度均显着增长。五,减税对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存在正向影响。减税通过增强中国企业在东道国竞争投资标的的实力,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增加,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进一步促进企业投资于沿线国家,减税与“一带一路”倡议互补效应明显。本论文共有八章,各章节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介绍论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减税、资本使用成本与投资概念的界定,相关文献综述,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创新与不足等等。第二章梳理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相关理论。本章首先介绍减税与企业投资关系理论的发展脉络,简单总结各学派的主要观点,回顾了供给经济学由“萨伊定律”到“凯恩斯主义”再到“供给学派”理论的“否定之否定”发展路径（贾康,2015）。其次运用新古典投资模型对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理论机制进行推导与演绎,新古典投资模型将企业自身视为资本的供给者,以此为起点对企业的投资行为进行理论分析。最后总结与分析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效应的理论。第三章分析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机制,并用中国的上市企业数据进行检验。首先介绍研究的制度背景,通过回顾与梳理1993-2016年的主要减税政策,直观呈现中国减税政策的具体措施与规定。该部分内容详述了中国减税历程,明晰了企业缴纳的具体税收种类和税率级次,为后面的测算与实证分析奠定基础。其次分析减税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机制,税收提升企业资本使用成本进而抑制企业投资。减税能有效降低企业资本使用成本,刺激企业投资增加,本章使用2000-2016年的上市企业数据测算中国企业的资本使用成本并对企业投资规模进行实证检验。第四章分析减税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因投资主体不同存在的异质性,包括两个维度的分析:一是企业所有制不同,减税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二是企业面临的风险程度不同,减税对投资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首先,减税对国有、民营企业投资是否均有改善,本章对此进行分析,具体分别测算我国国有和民营企业的资本使用成本并将此作为解释变量分别对国有和民营企业投资规模进行实证分析。其次创业企业是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和新引擎,但面临高风险需政府扶持,减税能否引导资本向创业企业倾斜是亟需回答的问题,本章通过实证方法进行分析。本文接下来分别研究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投资创新潜力和投资区位的影响。第五章研究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依靠投资拉动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但进入新常态后投资过度和效率低下问题日益突出,“去产能”成为改革重要目标,另一方面投资不足问题也同时存在。减税是否有助于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引导资本在不同企业间的均衡配置,本章从总体和局部两个视角进行分析:首先使用固定面板模型整体上研究税负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并探讨减税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机制;其次利用“营改增”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直接分析“营改增”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第六章研究减税对企业投资创新潜力的影响,针对研发投资进行分析。技术创新在当今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发重要,企业研发投入成为影响技术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关键因素,减税能否引导企业将资本配置于未来带来更多创新的研发资本上是需关注的重要问题。本章使用两个衡量减税的指标:一是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二是企业实际税率即应交税费占营业收入的比率,以实证方法研究减税是否能够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资。另外分别检验减税对国有和民营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以识别哪一种减税方式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研发投资作用更为有效。第七章研究减税对企业投资区位的影响。首先研究全球税收竞争背景下外国直接投资（FDI）对一国减税是否敏感,本章利用全球157个国家数据证明一国减税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作用。其次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增长迅速,母国减税通过影响企业投资的成本与回报而对其国际竞争力产生作用,税收竞争力可转化为企业竞争力从而增强企业走出去的能力和动力。本章使用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数据实证检验我国减税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并通过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如果企业对外投资是出于获取资源动机或者分享“一带一路”政策红利动机,减税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第八章为总结和政策建议,对所有的测算和实证结果进行回顾,并针对中国目前减税政策对企业投资活动影响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和完善的政策建议。
张焱[8]（2020）在《中国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研究 ——基于企业、民众和宏观三个层面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说明能源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社会经济运行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更是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的重要物质保证。能源的短缺是社会动荡的开始,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接连爆发了两次石油危机,石油输出组织（简称“欧佩克”）因不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中东政策,对西方国家采取石油禁运的措施,这导致了石油的价格从几美元一桶迅速提高到30多美元一桶。进而导致缺油国家的工业生产成本大幅度上升,出现了因为石油短缺而导致经济衰退的现象。中国是少油国家,经济发展所需石油基本依靠国外进口,在石油主导权被中东以及西方国家掌控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发展犹如悬着一把利剑。中国煤炭资源丰富,正是由于资源禀赋的限制,煤炭是中国主要的消费能源,但随着中国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煤炭消耗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日益突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已经跃居世界首位。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的矛盾问题,并将该问题定位为中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在经济发展、能源安全、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多重压力之下,中国发展绿色能源势在必行。本文以中国绿色能源为研究对象,主要内容由九个章节组成,每个章节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介绍论文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在此基础上概括了本文的研究内容并提出了研究框架,最后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第二章:首先对绿色能源和产业政策两个关键词的内涵和概念进行了总结,并阐述了绿色能源与产业政策的关系。然后对本文的理论基础做了介绍,包括可持续发展理论、市场失灵理论、产业管制理论与产业组织理论。其次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文献综述:一是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研究综述;二是绿色能源企业发展研究综述;三是民众对绿色能源支付意愿的研究;四是绿色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综述。第三章:本章阐述了以水能、风能、太阳能和核能为代表的中国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的现状,梳理了中国近年来发布的所有与绿色能源产业相关的政策文本,然后从文本数量、颁发部门等方面对政策文本进行了统计,最后从财政政策、税收优惠政策、价格补贴政策三个方面对所有的政策进行了归类分析。第四章:本章对美国、德国、日本三个发达国家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现状以及支持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进行了梳理。经过梳理与比较后发现,为推动绿色能源产业的发展,发达国家通常采用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技术与研发激励等政策工具。最后阐述了国外绿色能源产业政策对我国的启示。第五章:本章首先从理论角度分析了中国绿色能源产业成长的动力机制,同时提出了促进绿色能源产业成长的动力因素。然后在此基础上,从政府导向和市场导向两个方面对绿色能源产业的成长路径进行了分析。第六章:本章首先在第五章的基础上阐述了绿色能源企业的成长路径,然后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影响绿色能源企业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第七章:本章通过“民众能源问题政策倾向调查”的数据研究发现,中国民众对绿色能源的支持度较高,对电价问题比较关心。大多数民众的社会责任感也比较强,为了保护环境,降低环境污染,宁愿多承担部分用电成本也支持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发展。除此之外,本章通过实证还系统地研究了中国民众对绿色能源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人口统计学特征、教育水平及能源知识、环境意识。第八章:本文通过时间序列模型先来测定中国绿色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库兹涅茨曲线,对二者之间的发展趋势进行判断。然后加入城镇化、产业结构等因素通过构建ECM模型对我国绿色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做出进一步分析。第九章:本章首先对全文进行了概括总结,得出了五个结论。然后从完善绿色能源产业财税政策、改进绿色能源定价制度、加强绿色能源产业研发、强化政府与民众之间联系四个方面进行政策建议。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中国绿色能源产业政策的特征是宏观规划类文本过多,微观执行类文本过少;税收优惠政策数量过少。（2）企业获得的财政补贴对企业效益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企业投资、研发支持与劳动力投入对企业效益呈正向的影响关系。通过企业经营类别异质性分析发现,财政补贴对太阳能企业呈正向影响,而对风能企业影响作用不明显;企业融资对风能企业呈正向影响,而对太阳能企业影响作用不明显。（3）中国民众对绿色能源的支持度较高,对电价问题比较关心。大多数民众的社会责任感也比较强,为了保护环境,降低环境污染,宁愿多承担部分用电成本也支持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发展。（4）人口统计学特征、教育水平及能源知识、环境意识等因素对民众支付意愿的影响随着能源类型的不同而产生了差异性。对于可再生能源来讲,女性支持的概率较高,而对于核能则男性支持概率更高;年龄对两种能源的影响作用一致,随着民众年龄的上升,民众支持绿色能源的概率是下降的;收入因素对于两种能源的影响结果也是一致的,随着收入的提高,民众对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的支持概率都会上升;受教育程度与能源知识均对民众可再生能源的支付意愿有正向促进作用,但是受教育程度因素对核能支付意愿的影响并不显着;拥有环保意识会提高民众对可再生能源的支付意愿,而对于核能来说这一因素的影响并不显着。（5）绿色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呈向右上倾斜的“N”字型,且没有拐点,表明绿色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会像煤炭能源会出现“增长极限”的问题。加入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等因素进一步分析后得出绿色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城镇化水平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绿色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双向影响关系,即绿色能源的消费量会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提高,国家经济发展总量的扩大和发展质量的提升都会促进绿色能源的发展;绿色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作用,但在短期内影响力度较小,在长期内影响力度逐渐增大。本文创新点有三:（1）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在宏观、企业微观与民众个体微观三个层面对绿色能源产业的发展进行了分析。（2）数据开发的创新。本文中民众对绿色能源支付意愿的个体微观数据是通过问卷调查的途径来获得的,这具有独一无二性。在对数据进行整理之后,首先针对民众对绿色能源政策的态度倾向、民众对绿色能源的偏好等问题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并形成了一个有关能源公共政策的调查报告。其次,使用probit计量模型,对影响民众对绿色能源支付意愿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3）对绿色能源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创新性论证。本文通过时间序列模型对绿色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后得出,绿色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会像煤炭能源会出现“增长极限”的问题,绿色能源消费量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可持续的。
黄超凯[9]（2020）在《基于产业链视角的我国新能源企业并购行为研究 ——以汉能为例》文中认为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新能源行业的发展不仅对我国能源保障、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还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随着国家发布一系列扶持新能源发展的政策,大批企业涌入新能源行业推动产量迅速增长,发展规模也不断扩大。但是,由于忽视了生产和利用效率的提升,新能源企业经营成本居高不下,盈利能力较低,再加上中小企业居多且聚集在生产环节,缺少核心竞争力,新能源市场一度处于无序发展的阶段。在这种背景下,许多新能源企业采取并购策略,更有一些企业通过并购对产业链进行了延伸,意在降低交易费用,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产业链并购是解决我国新能源行业“两头冷,中间热”问题的重要措施,是促进新能源行业均衡发展的重要举措,因此对新能源企业的产业链并购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对研究新能源企业的并购背景和意义进行阐述,然后梳理国内外对产业链、并购动因、并购绩效等方面的研究,发现并购有利于新能源企业的规模扩张,也有助于产业链的发展。接着,本文对我国新能源行业的发展现状和并购情况进行分析,进一步论证并购对新能源产业链整合和升级的重要意义。本文选取汉能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事件研究法和财务分析法对其产业链并购的市场绩效和财务绩效进行评价,采用因子分析法综合评估并购给汉能带来的整体影响,并以业务转型、市场竞争力为角度分析非财务绩效。总的来说,汉能产业链并购的市场绩效较好,赢得了投资者的信赖;财务绩效上,其偿债能力受到一定影响,但其成长性提高,并购总体支持了企业的发展。最后得出结论,认为产业链并购有利于新能源企业获得先进技术、提升市场竞争力,也有助于产业上下游各环节的贯通。
胡翼慧[10]（2020）在《新能源行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及优化路径研究 ——以金风科技为例》文中认为绿色发展是全球都在关注的一项重要议题,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议题。当前世界各国都在倡导绿色可持续发展,新能源作为一种可再生能源,正被各国积极开发和利用。为了早日建成资源节约型社会,我国也一直致力于推进新能源行业的发展。然而现阶段新能源行业在我国还处于成长期,面临着资金缺口大投资回报期长等诸多问题,合理规划新能源公司的资本结构对其日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本文研究主体是新能源行业内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分析,同时选取了新能源行业中具有代表性的金风科技作为案例公司,对资本结构及其影响因素深入分析并提出金风科技资本结构的优化路径。首先,文章对66家新能源公司的资本结构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概括了新能源公司资本结构的现状。其次,运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资本结构影响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出资本结构与抵押担保品价值、公司规模、成长能力和股权结构成正相关,与获利能力、非债务税盾成负相关的结论。再次,文章对案例公司金风科技资本结构的现状进行了剖析,并将新能源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应用至案例中展开分析,得出了金风科技目前存在负债水平偏高、负债结构不合理、过度依赖外源融资和融资渠道利用率低等问题。最后,为了确保公司接下来的发展能达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经营目标,针对公司目前存在的问题,文章提出了几点优化路径和保障措施。希望本研究能对新能源行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促进我国新能源行业更好的成长。
二、能源行业“十五”规划公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能源行业“十五”规划公布（论文提纲范文）
（3）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可再生能源补贴的法律发展困境 |
| 第一节 可再生能源及其补贴的概念演进 |
| 一、可再生能源的概念演进 |
| 二、可再生能源补贴的概念演进 |
| 第二节 可再生能源补贴的法律争议 |
| 一、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性 |
| 二、给予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必要性 |
| 三、可再生能源补贴面临的法律争议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适用 |
| 第一节 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合规分析 |
| 一、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依据 |
| 二、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合规论证 |
| 第二节 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实践反思 |
| 一、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实践发展特点 |
| 二、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局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非多边视角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 |
| 第一节 区域经济一体化视角下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一、欧盟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二、CPTPP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三、USMCA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四、EPA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五、区域贸易协定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小结 |
| 第二节 内国法视角下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一、德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二、美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三、日本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四、内国法视角下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小结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多边视角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建议 |
| 第一节 多边补贴制度革新视角下的发展建议 |
| 一、不可诉补贴制度革新的发展建议 |
| 二、多边视角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创新的发展建议 |
| 第二节 一般例外条款制度革新视角下的发展建议 |
| 一、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对一般例外条款的适用需求 |
| 二、GATT1994第20 条与SCM协定的适用关系 |
| 三、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援引GATT1994第20条的发展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完善 |
| 第一节 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反思 |
| 一、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依据 |
| 二、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发展趋势 |
| 三、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问题 |
| 第二节 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完善的对策建议 |
| 一、推进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渐进式改革 |
| 二、助力国际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创新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4）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与创新之处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 三、对研究现状的评价及本文研究视角的创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框架 |
| 第四节 论文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全球气候治理角色的理论框架与变量组合 |
| 第一节 全球气候治理的论析 |
| 一、气候变化问题 |
| 二、全球气候治理 |
| 第二节 国家角色的论析 |
| 一、角色理论论析 |
| 二、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角色论析 |
| 第三节 国家利益、身份认知、国际体系:变量设置与研究假设 |
| 一、选取利益、身份和国际体系作为变量的理论依据 |
| 二、国家利益、身份认知与国际体系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意义 |
| 三、研究假设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拒绝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被动参与(20世纪70年代-1994) |
| 第一节 基于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利益观 |
| 一、气候问题的“非经济”认知 |
| 二、经济高速增长认知产生的背景 |
| 三、基于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利益认知下的国家发展策略 |
| 第二节 “后起和平发展者”的身份认知 |
| 第三节 紧张的国际环境和宽松的国际能源体系 |
| 一、周边及国际环境 |
| 二、宽松的国际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拒绝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国际参与 |
| 一、拒绝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拒绝角色的环境治理国际参与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承认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谨慎而保守参与(1995-2005) |
| 第一节 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国家利益认知 |
| 一、对气候问题的“经济”认知 |
| 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利益认知的背景 |
| 三、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认知下的发展 |
| 第二节 “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 |
| 一、“负责任大国”的文化渊源 |
| 二、“负责任大国”产生的历史背景 |
| 第三节 气候治理主体转变与油价大幅上升的国际体系 |
| 一、“中国环境威胁论”的兴起 |
| 二、全球气候治理主体的变化 |
| 三、全球油价大幅上涨的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承认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气候治理参与 |
| 一、承认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承认角色的气候治理国际参与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接受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动与开放参与(2006-2015) |
| 第一节 全面转变发展方式的国家利益认知 |
| 第二节 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 |
| 一、中国新兴国家身份认知的产生 |
| 二、低碳经济:新兴国家身份认知下的气候治理路径 |
| 第三节 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与国际油价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 |
| 一、新兴国家群体的兴起与气候治理参与 |
| 二、油价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接受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气候治理参与 |
| 一、接受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接受角色下中国的气候治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后巴黎”时代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 |
| 第一节 “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引领者 |
| 一、经济“新常态”的国家利益认知 |
| 二、“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身份认知 |
| 三、制度碎片化和领导力缺失的全球治理体系 |
| 第二节 “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 |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 |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中国参与气候治理的实践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本文的基本结论 |
| 二、有待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论文中所用图 |
| 附录二 论文中所用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件 |
（5）新能源汽车行业政府补贴退坡背景下企业商誉减值研究 ——以坚瑞沃能并购沃特玛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政府补贴文献回顾 |
| 1.2.2 商誉减值文献回顾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商誉减值会计准则 |
| 2.1 政府补贴理论基础 |
| 2.1.1 外部性理论 |
| 2.1.2 政府干预理论 |
| 2.1.3 信息不对称与市场失灵理论 |
| 2.2 企业并购理论基础 |
| 2.2.1 协同效应理论 |
| 2.2.2 信息传递理论 |
| 2.2.3 超额收益理论 |
| 2.3 商誉减值会计准则 |
| 2.3.1 国外商誉减值会计准则 |
| 2.3.2 国内商誉减值会计准则 |
| 第3章 新能源汽车行业上市公司政府补贴与商誉减值情况 |
| 3.1 新能源汽车行业政府补贴情况分析 |
| 3.1.1 新能源汽车行业政府补贴政策梳理 |
| 3.1.2 新能源汽车行业政府补贴整体状况 |
| 3.1.3 新能源汽车行业政府补贴退坡前后情况对比 |
| 3.2 新能源汽车行业商誉减值情况分析 |
| 3.2.1 商誉账面金额描述性统计分析 |
| 3.2.2 商誉减值损失描述性统计分析 |
| 3.3 新能源汽车行业政府补贴退坡与商誉减值关联性分析 |
| 第4章 坚瑞沃能并购案例选择及介绍 |
| 4.1 案例选择原因 |
| 4.2 案例介绍 |
| 4.2.1 并购双方 |
| 4.2.2 并购目的 |
| 4.2.3 并购过程 |
| 4.2.4 并购后标的公司情况 |
| 4.2.5 并购后政府补贴政策变化情况 |
| 第5章 政府补贴退坡前后坚瑞沃能商誉及其减值分析 |
| 5.1 政府补贴退坡前坚瑞沃能情况分析 |
| 5.1.1 并购商誉情况 |
| 5.1.2 公司发展情况 |
| 5.1.3 政府补贴情况 |
| 5.2 政府补贴退坡后坚瑞沃能情况分析 |
| 5.2.1 业绩急速下降 |
| 5.2.2 一次性计提全额商誉减值 |
| 5.2.3 大股东精准减持 |
| 5.3 政府补贴退坡后大幅计提商誉减值原因分析 |
| 5.3.1 并购方盲目迎合补贴政策转战新能源行业 |
| 5.3.2 商誉初始确认过高 |
| 5.3.3 公司经营策略失败 |
| 第6章 研究结论及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建议 |
| 6.2.1 企业并购应培育核心竞争力,而非迎合政府补贴政策 |
| 6.2.2 企业并购应警惕被并方高业绩承诺,理性确认商誉 |
| 6.2.3 加强公司内部治理,不断提升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能力 |
| 6.2.4 投资者应关注政府补贴政策,谨慎进行投资决策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2009-2020年政府补贴政策详情 |
| 附录2 2013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贴标准 |
| 附录3 2016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贴标准 |
| 附录4 2018年新能源乘用车补贴标准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6）能源监管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政府职能转变改革背景之下的能源监管 |
| 1.1.1 能源监管的界定、目标及形式 |
| 1.1.2 能源监管的法治诉求 |
| 1.1.3 能源监管法制的理论基础与类型划分 |
| 1.2 能源监管法制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的能源监管研究现状 |
| 1.2.2 我国的能源监管研究现状 |
| 1.3 能源监管法制的研究方法和意义 |
| 2 我国能源监管的法律问题 |
| 2.1 我国的能源监管体制问题 |
| 2.1.1 我国能源监管体制中的监管机构与监管职能不相匹配 |
| 2.1.2 能源主管部门在能源监管体制中的确立问题 |
| 2.2 我国的能源市场监管问题 |
| 2.2.1 能源市场建设中的监管机制问题 |
| 2.2.2 能源市场监管中的秩序公平与效率问题 |
| 2.3 我国的能源环境监管问题 |
| 2.3.1 能源污染问题的复杂性 |
| 2.3.2 能源环境监管问题的复杂性 |
| 3 我国能源监管法律问题的成因 |
| 3.1 我国能源监管体制问题的成因分析 |
| 3.1.1 能源行业的复杂性制约能源监管体制的革新 |
| 3.1.2 能源监管立法困境制约能源监管机制的运转 |
| 3.2 我国能源市场监管法律问题分析 |
| 3.2.1 能源市场监管机制问题分析 |
| 3.2.2 能源市场监管的秩序公平与效率问题分析 |
| 3.3 我国能源环境监管法律问题分析 |
| 3.3.1 我国能源污染的成因分析 |
| 3.3.2 我国能源环境监管的法制困境 |
| 4 国外能源监管法律制度的比较研究 |
| 4.1 美国的能源监管法律制度 |
| 4.1.1 美国的能源监管法律 |
| 4.1.2 美国的能源监管体制 |
| 4.1.3 美国能源监管法律制度的特点 |
| 4.1.4 美国能源监管法律制度的经验与启示 |
| 4.2 英国、法国和德国的能源监管法律制度 |
| 4.2.1 英国、法国和德国的能源监管体制 |
| 4.2.2 英国、法国和德国能源监管法律制度的经验和启示 |
| 5 我国能源监管法律制度的发展方向与体系构建 |
| 5.1 能源监管体制保障法律制度 |
| 5.1.1 能源监管协调法律制度 |
| 5.1.2 能源监管法律制度体系 |
| 5.1.3 能源大数据监管法律制度 |
| 5.2 能源市场监管法律制度 |
| 5.2.1 能源市场准入制度 |
| 5.2.2 能源市场竞争与规制制度 |
| 5.2.3 能源市场交易制度 |
| 5.3 能源环境监管法律制度 |
| 5.3.1 强制型能源环境监管制度 |
| 5.3.2 市场型能源环境监管制度 |
| 5.3.3 能源环境监管责任制度 |
| 6 结论 |
| 6.1 以法律指导作为能源监管的前提 |
| 6.2 以政府服务作为能源监管的基础 |
| 6.3 以企业创新作为能源监管的关键 |
| 6.4 以社会自主配合作为能源监管的补充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 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B 学位论文数据集 |
| 致谢 |
（7）减税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减税 |
| 1.2.2 资本使用成本 |
| 1.2.3 企业投资 |
| 1.3 相关文献综述 |
| 1.3.1 减税对投资的影响机理--基于供给学派理论 |
| 1.3.2 减税对投资的影响路径 |
| 1.3.3 减税对投资规模、效率和区位等的影响 |
| 1.3.4 研究评述 |
| 1.4 主体结构与框架 |
| 1.5 研究使用的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使用的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图 |
| 1.6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6.1 主要创新 |
| 1.6.2 局限与不足 |
| 2 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理论机制分析 |
| 2.1 减税与投资关系理论的演变与发展 |
| 2.1.1 古典和新古典主义减税与投资理论 |
| 2.1.2 凯恩斯主义减税与投资理论 |
| 2.1.3 后凯恩斯主义减税与投资理论 |
| 2.1.4 供给学派减税与投资理论 |
| 2.2 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理论机制 |
| 2.2.1 减税与企业资本使用成本理论 |
| 2.2.2 减税与企业投资调整成本理论 |
| 2.2.3 减税与企业投资边际有效税率理论 |
| 2.3 减税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效应 |
| 2.3.1 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的静态效应分析 |
| 2.3.2 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的动态效应分析 |
| 3 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作用机制及实证证据 |
| 3.1 减税政策的回顾与梳理 |
| 3.2 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作用机制 |
| 3.3 减税对企业投资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 3.3.1 资本使用成本的测算 |
| 3.3.2 研究设计 |
| 3.3.3 回归结果和分析 |
| 3.3.4 稳健性检验 |
| 3.4 本章小结 |
| 4 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4.1 减税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投资影响的分析 |
| 4.1.1 不同所有制企业投资的事实特征 |
| 4.1.2 减税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投资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3 不同所有制企业实证结果差异的原因分析 |
| 4.2 减税对高风险企业投资影响的分析 |
| 4.2.1 中国高风险企业投资的事实特征 |
| 4.2.2 减税对高风险企业投资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2.3 不同风险企业实证结果差异的原因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5 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分析 |
| 5.1 减税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机制 |
| 5.2 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总体分析 |
| 5.2.1 研究设计 |
| 5.2.2 回归结果和分析 |
| 5.2.3 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总体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5.2.4 稳健性检验和机制分析 |
| 5.3 “营改增”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分析 |
| 5.3.1 研究设计 |
| 5.3.2 回归结果和分析 |
| 5.3.3 “营改增”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5.3.4 稳健性检验和机制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 减税对企业投资创新潜力的影响——针对研发投资的分析 |
| 6.1 减税影响企业研发投资的作用机制 |
| 6.2 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的事实特征 |
| 6.3 减税对企业研发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3.1 研究设计 |
| 6.3.2 回归结果和分析 |
| 6.3.3 稳健性检验 |
| 6.4 减税对国有和民营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分析 |
| 6.4.1 国有企业实证结果和分析 |
| 6.4.2 民营企业实证结果和分析 |
| 6.4.3 国有和民营企业的比较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减税对企业投资区位影响的分析 |
| 7.1 减税对投资区位影响的经验证据 |
| 7.1.1 理论机制 |
| 7.1.2 研究设计 |
| 7.1.3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7.1.4 小结 |
| 7.2 减税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 |
| 7.2.1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况 |
| 7.2.2 减税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7.2.3 减税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8 总结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定向设计减税政策,进一步优化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税制 |
| 8.2.2 缓解民营企业融资压力,进一步减税降低民企成本 |
| 8.2.3 降低税收优惠门槛,鼓励创业企业成长与发展 |
| 8.2.4 拓宽研发投资税收优惠,落实研发加计扣除 |
| 8.2.5 降低对外投资货劳税收负担,进一步完善税收抵免制度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8）中国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研究 ——基于企业、民众和宏观三个层面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框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绿色能源 |
| 2.1.2 产业政策 |
| 2.1.3 绿色能源与产业政策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2 市场失灵理论 |
| 2.2.3 产业组织理论 |
| 2.2.4 产业规制理论 |
| 2.3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2.3.1 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研究综述 |
| 2.3.2 绿色能源企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
| 2.3.3 民众对绿色能源支付意愿的研究 |
| 2.3.4 绿色能源消费与宏观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综述 |
| 2.4 本章小结 |
| 3 中国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现状 |
| 3.1 中国绿色能源产业发展历程和现状 |
| 3.1.1 中国水能发电产业 |
| 3.1.2 中国核电产业 |
| 3.1.3 中国风电产业 |
| 3.1.4 中国光伏发电产业 |
| 3.2 中国绿色能源产业政策梳理 |
| 3.3 中国绿色能源产业政策分析 |
| 3.3.1 财政政策 |
| 3.3.2 税收优惠政策 |
| 3.3.3 电价补贴政策 |
| 3.4 中国绿色能源产业政策特征 |
| 3.5 本章小结 |
| 4 国外绿色能源产业发展借鉴 |
| 4.1 美国 |
| 4.1.1 美国绿色能源发展现状 |
| 4.1.2 美国发展绿色能源产业的相关政策 |
| 4.2 日本 |
| 4.2.1 日本绿色能源发展现状 |
| 4.2.2 日本发展绿色能源产业的相关政策 |
| 4.3 德国 |
| 4.3.1 德国绿色能源发展现状 |
| 4.3.2 德国发展绿色能源产业的相关政策 |
| 4.4 国外绿色能源产业发展对我们的启示 |
| 4.4.1 加强立法工作 |
| 4.4.2 重点运用税收优惠政策 |
| 4.4.3 加大技术研发力度 |
| 4.4.4 有效的财政补贴政策 |
| 4.5 本章小结 |
| 5 绿色能源产业成长动力机制与路径 |
| 5.1 相关概念 |
| 5.1.1 动力机制 |
| 5.1.2 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 |
| 5.2 绿色能源产业成长与成长动力分析 |
| 5.2.1 产业成长与成长动力 |
| 5.2.2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
| 5.3 绿色能源产业成长的动力因素 |
| 5.3.1 绿色能源产业成长的内部动力 |
| 5.3.2 绿色能源产业成长的外部动力 |
| 5.4 绿色能源产业成长路径 |
| 5.4.1 政府政策的传递过程 |
| 5.4.2 政府导向绿色能源产业成长路径 |
| 5.4.3 市场导向绿色能源产业成长路径 |
| 5.4.4 政府导向与市场导向的协调 |
| 5.5 本章小结 |
| 6 中国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研究—基于企业层面 |
| 6.1 绿色能源企业成长分析框架 |
| 6.2 模型与数据 |
| 6.2.1 面板数据模型 |
| 6.2.2 变量定义 |
| 6.2.3 数据来源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实证结果 |
| 6.3.2 结果分析 |
| 6.3.3 基于实证结果的评价 |
| 6.4 异质性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中国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研究—基于民众层面 |
| 7.1 相关研究回顾 |
| 7.1.1 国外研究 |
| 7.1.2 国内研究 |
| 7.2 调查问卷设计、内容及框架 |
| 7.3 调查问卷基本问题数据整理与分析 |
| 7.4 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
| 7.4.1 基本情况 |
| 7.4.2 调查问题 |
| 7.5 中国民众对可再生能源态度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
| 7.5.1 理论基础和假说 |
| 7.5.2 数据及变量描述 |
| 7.5.3 中国民众绿色能源态度影响因素分析 |
| 7.6 本章小结 |
| 8 中国绿色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预测 |
| 8.1 理论基础 |
| 8.1.1 经济增长理论 |
| 8.1.2 增长极限理论 |
| 8.1.3 峰值理论 |
| 8.1.4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 |
| 8.2 文献研究 |
| 8.3 绿色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库兹涅茨曲线的测定 |
| 8.3.1 指标的选取 |
| 8.3.2 模型的选择 |
| 8.3.3 实证分析 |
| 8.3.4 研究结论 |
| 8.4 绿色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等多因素长期均衡分析 |
| 8.4.1 数据来源及变量描述 |
| 8.4.2 模型分析 |
| 8.4.3 研究结论 |
| 8.5 本章小结 |
| 9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完善绿色能源产业财税政策 |
| 9.2.2 改进绿色能源定价制度 |
| 9.2.3 加强绿色能源产业研发 |
| 9.2.4 强化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联系 |
| 9.3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博士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9）基于产业链视角的我国新能源企业并购行为研究 ——以汉能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论文的结构安排 |
| 1.4 研究创新 |
| 1.4.1 研究角度的创新 |
| 1.4.2 研究内容的创新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产业链 |
| 2.1.2 并购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产业组织理论 |
| 2.2.2 市场势力理论 |
| 2.2.3 交易费用理论 |
| 2.2.4 协同效应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产业链的研究 |
| 2.3.2 产业链并购动因的研究 |
| 2.3.3 产业链并购绩效的研究 |
| 2.3.4 新能源产业链的研究 |
| 2.3.5 新能源企业并购的研究 |
| 2.3.6 文献评述 |
| 3 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与并购行为分析 |
| 3.1 新能源产业链结构和行业发展特征 |
| 3.1.1 新能源产业链结构 |
| 3.1.2 新能源行业发展特征 |
| 3.2 我国新能源企业并购行为研究 |
| 3.2.1 新能源企业的并购方式 |
| 3.2.2 新能源企业的并购动因 |
| 3.2.3 新能源企业的并购风险 |
| 3.3 并购对我国新能源企业绩效的影响 |
| 3.3.1 资源配置与利用 |
| 3.3.2 业务融合与拓展 |
| 3.3.3 并购整合与损耗 |
| 3.3.4 市场能力和产业地位 |
| 3.4 并购对我国新能源产业链的影响 |
| 3.4.1 横向并购集聚中间环节,新能源产业链发展失衡 |
| 3.4.2 产业链并购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产业链升级 |
| 4 基于产业链视角对汉能并购行为的分析 |
| 4.1 汉能公司概况 |
| 4.1.1 汉能企业基本情况 |
| 4.1.2 汉能业务发展 |
| 4.2 汉能并购进程与产业链延伸 |
| 4.3 汉能实施产业链并购的动因 |
| 4.3.1 遵从发展规律,利用政策优势 |
| 4.3.2 经营协同效应,扩大企业规模 |
| 4.3.3 追求技术转型,提升企业竞争力 |
| 4.4 汉能实施产业链并购的风险 |
| 4.4.1 估值风险高,资金压力大 |
| 4.4.2 文化差异明显,管理协同困难 |
| 4.4.3 薄膜发展挑战大,业务整合难度高 |
| 4.5 汉能并购后的整合 |
| 4.5.1 留用关键人才,实现技术共享 |
| 4.5.2 文化资源整合,融合双方优秀企业文化 |
| 4.5.3 打造全产业链商业模式,研发生产与商业化协同 |
| 4.5.4 供应链整合,提升成本控制 |
| 5 汉能产业链并购的绩效分析 |
| 5.1 市场绩效分析 |
| 5.1.1 计算超额收益率 |
| 5.1.2 结果与分析 |
| 5.2 财务绩效分析 |
| 5.2.1 盈利能力分析 |
| 5.2.2 营运能力分析 |
| 5.2.3 偿债能力分析 |
| 5.2.4 成长能力分析 |
| 5.2.5 综合财务能力——因子分析 |
| 5.3 非财务绩效分析 |
| 5.3.1 技术升级,业务转型 |
| 5.3.2 加强品牌效应,增强市场竞争力 |
| 6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启示 |
| 6.2.1 顺应政策环境变化,贯通上下游环节 |
| 6.2.2 避免盲目并购,合理应对并购风险 |
| 6.2.3 注重并购整合,提高融合效率 |
| 6.3 本文的贡献 |
| 6.4 研究局限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新能源行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及优化路径研究 ——以金风科技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 |
| 1.2.2 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 |
| 1.2.3 资本结构的优化研究 |
| 1.2.4 文献综评 |
| 1.3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图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图 |
| 1.4 研究内容与创新点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基础 |
| 2.1 资本结构概念 |
| 2.2 资本结构相关理论 |
| 2.2.1 MM理论 |
| 2.2.2 权衡理论 |
| 2.2.3 信号传递理论 |
| 2.2.4 优序融资理论 |
| 第3章 新能源公司资本结构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 |
| 3.1 新能源行业的概念界定及发展特征 |
| 3.1.1 新能源行业的概念界定 |
| 3.1.2 新能源行业的发展特征 |
| 3.2 新能源公司资本结构的现状分析 |
| 3.2.1 新能源公司负债比率分析 |
| 3.2.2 新能源公司负债结构分析 |
| 3.2.3 新能源公司股权结构分析 |
| 3.2.4 新能源公司资金结构分析 |
| 3.3 新能源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 |
| 3.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3.3.2 变量设计与研究假设 |
| 3.3.3 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 |
| 3.3.4 回归结果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金风科技资本结构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
| 4.1 金风科技的基本情况 |
| 4.1.1 金风科技的简介 |
| 4.1.2 金风科技的经营状况 |
| 4.2 金风科技的资本结构现状 |
| 4.2.1 金风科技的负债水平分析 |
| 4.2.2 金风科技的债权结构分析 |
| 4.2.3 金风科技的股权结构分析 |
| 4.2.4 金风科技的融资结构分析 |
| 4.3 金风科技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3.1 正向影响因素 |
| 4.3.2 负向影响因素 |
| 4.4 金风科技资本结构的合理性分析 |
| 第5章 金风科技资本结构的问题及优化路径 |
| 5.1 金风科技资本结构存在的问题 |
| 5.1.1 负债水平偏高 |
| 5.1.2 过度依赖外源融资 |
| 5.1.3 负债结构不合理 |
| 5.1.4 融资渠道利用率低 |
| 5.2 金风科技资本结构的优化方案 |
| 5.2.1 提高融资渠道利用率,拓宽融资渠道 |
| 5.2.2 提高盈利能力,增加内源融资比例 |
| 5.2.3 平衡长短期负债比例,调整负债结构 |
| 5.3 金风科技资本结构优化方案的保障措施 |
| 5.3.1 搭建融资数字化平台 |
| 5.3.2 建立资本结构的监测机制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四、能源行业“十五”规划公布（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公告 2021年 第2号[J].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文告, 2021(04)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公告 2020年 第60号[J].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文告, 2020(78)
- [3]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问题研究[D]. 刘滢泉.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4]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D]. 李波. 山东大学, 2020(02)
- [5]新能源汽车行业政府补贴退坡背景下企业商誉减值研究 ——以坚瑞沃能并购沃特玛为例[D]. 熊雪琪. 华东交通大学, 2020(01)
- [6]能源监管法律制度研究[D]. 易崇艳. 重庆大学, 2020
- [7]减税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D]. 王鑫.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8]中国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研究 ——基于企业、民众和宏观三个层面的实证分析[D]. 张焱.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9]基于产业链视角的我国新能源企业并购行为研究 ——以汉能为例[D]. 黄超凯. 苏州大学, 2020(03)
- [10]新能源行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及优化路径研究 ——以金风科技为例[D]. 胡翼慧.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020(03)
标签：新能源论文; 可再生能源论文; 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论文; 能源论文; 新能源技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