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央行货币供应量调节机制的反思（论文文献综述）
闫博[1]（2021）在《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构建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最为宝贵的一条经验就是通过渐进式改革,逐步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在改革的顺序上,是先一般商品价格、后生产要素价格;在改革的路径上,是先双轨、后并轨。与其他经济领域的改革类似,利率市场化改革作为纵贯中国金融改革历程持续时间最久、覆盖范围最广、因此影响也最为深远的一项改革,凸显了渐进式改革的特征。在2015年放开存款利率行政管制后,正式进入了构建与市场相适应的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的攻坚阶段。为此,如何构建这一机制,不仅关乎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最终成败,而且也决定了整个金融改革的成败。由此决定了中国货币政策当局、金融市场主体以及学术界,都高度关注这一重大问题。由于这场改革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的“放松金融管制”、特别是后发展国家的“金融深化”（亦即“金融自由化”）的继续。为此,从全球的视角,即通过对主要发达国家和后发展国家的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构建的实践和经验展开考察,研究中国如何通过渐进的方式构建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更具有现实意义。本文第2章通过对货币政策有关概念的界定厘清以及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的梳理,试图勾勒出一个较为完整的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模式基本框架。一方面,从货币决策理论与货币操作实践始终存在所谓的“两分法”这一实际出发,在厘清并界定货币政策框架有关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后发现,如何选取以及选取何种货币政策工具并非最主要的问题。因为这主要与一国金融体系发展的历史沿革、金融市场健全发育程度以及货币政策当局决策的习惯偏好有关;而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一直被视为一国货币政策作用于实体经济的逻辑起点。为此,属性的选择才是区分数量型调控或价格型调控的根本依据。另一方面,无论是过去传统的货币政策操作,还是近年来涌现出的大量非常规性货币政策操作,都是以短端（主要是隔夜）货币市场利率作为最主要的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是各国中央银行坚持践行的操作准则。在此基础上,本章逐步勾勒出中央银行依靠调节短端（隔夜）基准利率（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依靠利率走廊调控机制以及公开市场操作,充分发挥流动性效应和预期效应,引导货币市场利率趋于货币政策当局的合意区间,从而推动基准收益率曲线发生相应变化,以此影响各类金融产品定价和市场主体行为,进而改变投资和消费,最终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逻辑主线和基本框架。本文将遵循这一逻辑主线,结合中国的实际,对其中的关键环节和重要节点进行研究。第3章以美国、欧元区以及印度、土耳其为例,论述了发达国家与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的形成以及调控实践。首先,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都实施了以取消利率管制为主要内容的利率自由化。利率管制的取消对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应当看到,利率市场化仅仅是市场化利率形成以及调控机制建设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除此以外,还要求货币政策框架也相应转型。其次,在实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过程中,这些国家都最终选择了以短端（隔夜）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价格型调控模式。然而不同的是,美联储选择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目标作为央行短端基准利率,希望市场主体通过阅读央行设定目标利率水平与实际利率偏离所表达的货币政策立场形成相应预期,由此做出更加高效合理的决策;而欧元区、印度和土耳其央行则选择中央银行与金融机构开展的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作为央行短端基准利率,希望利用更加容易控制的业务利率保留一定操作的灵活性和主动性。应该说,不同模式的选择本身并无优劣之分,主要取决于一国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以及市场交易习惯。最后,在市场化利率调控机制的构建上,这些国家又都相继建立健全了利率走廊调控机制。但是其结果则不尽相同:美国和欧元区货币市场利率调控效果比印度和土耳其好;土耳其为应对资本外流,引入了新的具有实验特征的货币政策框架,以此尝试挑战“蒙代尔不可能三角”,最终以失败告终。由此可见,构建市场化利率形成和调控机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虽然从表面上看相似之处较多,但效果差异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客观规律,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值得记取。第4章在梳理发达经济体和后发展经济体货币政策操作实践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建立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的经验:第一,在货币政策决策层面,应当给予中央银行更大、更多、更加独立自主的政策制定权,并且在货币政策具体执行实施过程中,不受或较少受到外界干扰。在此基础上,中央银行应当建立健全更加科学高效透明的决策机制,并尽可能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采取定期或不定期的频率,对外公布货币政策执行情况以及前瞻和愿景,以此有效引导各类市场主体的预期,最终达到事半功倍的调控效果。第二,在货币政策操作层面,货币政策框架从以数量为主向以价格为主转型势在必行,其中最为关键的核心,是要逐步推动实现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向短端（隔夜）利率转换。与此同时,建立健全利率走廊调控机制,并始终注重其与公开市场操作的协调配合。由于这种政策组合有助于降低公开市场操作的使用频率及操作成本,能够消除因市场摩擦对短端利率调控带来的诸多影响,因此已经成为发挥流动性效应与预期效应相一致的最佳选择。第三,在货币政策传导层面,遵循国际短端市场基准利率的改革趋势,遴选覆盖范围更加宽广、隔夜期限、有质押担保的回购利率作为短端市场基准利率。在此基础上,应当通过多种渠道,持续树立并巩固提高该利率在整个利率体系中的基准地位以及不断扩大其在各类金融产品定价方面的应用。与此同时,多策并举,建立一个期限结构相对完整、市场流动性较强、产品内容丰富、交易主体广泛多元的具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体系,完善市场基准收益率曲线。第四,在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上,“走廊”的上限应当设计为匿名申请制,且有较为宽泛的抵押资产清单。“走廊”的下限可以根据一国准备金缴存实际,选择清算账户余额利率或超额准备金利率（在极端情况下也可选择隔夜逆回购利率）。政策利率应该与一国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选择模式相关,但是在利率期限、决策方式（频率）等方面,应该与利率走廊上、下限保持一致。政策利率对货币市场利率的引导调控作用是其遴选的重要参考标准。同时,利率走廊形态并无好坏优劣之分,本质上应该是能够适应经济和金融形势的变化,实现货币政策当局调节短端利率波动的初衷。但是在设立初期,应本着简单规范便于操作的原则,从而使各类市场主体形成成熟稳定的利率走廊调控预期。第5章在厘定基准利率含义、分类以及中央银行基准利率选择偏好的基础上,以政策利率和市场利率分析为例,结合中国的实际,对央行基准利率的不同选择模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作者认为:一方面,如果选择货币市场利率目标作为基准利率,根据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国际实践以及对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选择隔夜期限利率较为科学合理。此时央行基准利率与货币政策操作目标重合于R001（或DR001）目标水平,类似于美联储的模式。值得注意的是,R操作对象除了存款类金融机构,还包含了大量非银行金融机构,抵押品相对宽泛,市场代表性更强;而DR则仅限于存款类金融机构,抵押品范围较窄但质量要求较高,能够最大限度降低因抵质押品质量优劣以及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多寡对利率波动带来的影响,无风险性以及基准性更强。特别是自2016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频繁强调DR在我国市场基准利率遴选培育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和重要地位,表明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有逐渐转换到存款类金融机构之间交易的倾向。由此R与DR一度分化明显。为此,从货币当局的政策引导和偏好习惯上看,DR001目标成为央行基准利率（操作目标）的可能性更大;从市场代表性（或引导更大范围内货币市场利率水平）看,R001更为合适。另一方面,如果选择央行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作为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当前比较合适的是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利率。这种选择也更加符合我国央行更加倾向于开展7天期限市场操作的偏好。但选择7天期限利率作为操作目标期限,显然与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以及当前各国均以隔夜利率作为操作目标的经验不符。然而,现实中同样采取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作为基准利率的英格兰银行,历史上也曾经开展过多品种、多期限的公开市场操作,最终才逐步收敛到短端（隔夜）公开市场操作,并将其作为基准利率。第6章基于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的基本框架,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论证了短端基准利率选择以及短端基准利率向中长期利率传导的有关问题。一方面,在短端基准利率选择的实证分析上,如果央行基准利率选择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目标模式,从货币市场基准利率属性出发,实证结果表明,R001与DR001均具备较好的基准性、市场代表性、稳定性、无风险性以及与实体经济相关性等特征,在技术性上都具备成为央行短端基准利率的条件;但是DR001目标作为基准利率更加具有政策指向性,而R001目标更具有市场代表性。在实践操作中,建议对所有机构（特别是除存款类金融机构外）一视同仁,平滑因市场分割导致DR与R分化,畅通利率传导。同时,更加关注短端（特别是隔夜）市场利率稳定,并逐步将短端（特别是隔夜）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最终如何选择应适时追踪央行后续政策取向以及市场接受程度为宜。如果央行基准利率选择特定期限业务利率模式,实证检验结果表明,7天逆回购利率能够较好引导短端市场（基准）利率以及相关期限货币市场利率。在实践操作中,可以参考欧元区央行的做法,暂不公布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多渠道引导金融机构通过识别7天逆回购利率与R007/DR007（或R001/DR001）之间的基差来判断货币当局政策立场变化,以此实现利率调控的意图,并适时考察上述过程中市场主体变化,择机论证有无将其逐步转向短端（隔夜）公开市场操作并将其作为基准利率的可能性,从而更好地符合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以及国际经验。另一方面,在向中长期利率的传导上,基于弹性分析以及SVAR脉冲响应分析结果表明,选定的短端市场基准利率对不同期限国债收益率均能产生影响;但是随着期限的增加,利率传导效果呈现逐渐衰减趋势。同时,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金融体系日益健全,各类微观主体对利率的敏感性持续增强,短端利率向中长期利率传导效果已经明显提升,利率传导机制更加通畅高效。实证检验结果为市场化利率形成和调控机制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技术保障。第7章从中国金融体系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这一实际出发,重点聚焦信贷市场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的构建。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虽然已经正式宣布完全放开存贷款利率行政管制,但出于多方面考虑,作为过渡时期措施仍保留存贷款基准利率这一货币政策工具,利率体系双轨制的特征依然存在,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变向通过行为协同参考贷款基准利率定价。同时,由于资金来源的属性不同,银行内部资产仍采取存贷款基准利率与市场利率双轨并行的方式定价,市场利率与贷款利率的变化难以一致。这种利率双轨制的基础已经由此前的行政约束转变为当前的市场主体的惯性适应,并且对经济发展、乃至各类社会主体的融资造成诸多不利影响。基于TVP-VAR分析的结果也表明,在这种隐性利率双轨制时期,短端利率向中长端利率传导效果不佳,向价格水平传导的效果也不够显着。另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以贷款利率双轨合一为突破口,推动市场利率与贷款利率并轨,牵头推进以新的报价原则、新的报价行、新的期限品种、新的形成方式和新的报价频率为主要内容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改革。其中最为显着的特点,在于将此前LPR锚定贷款基准利率,转换为锚定“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并多策并举推出配套措施,持续巩固和强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基准地位和作用。这对于健全央行的利率调控体系、疏通利率传导机制以及快速稳健实施贷款利率并轨、乃至下阶段实现存款利率的并轨,都具有重大的意义。第8章在简要回顾中国利率调控机制演变历程的基础上,对当前我国的隐性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一方面,遵循价格型调控操作主流模式,央行一直在持续推进利率走廊的建设。经过中国人民银行的持续政策指引以及不断完善,当前利率走廊正处于隐性建设阶段,且相关技术储备已初具雏形:隔夜“常备借贷便利”（SLF）被设计成为利率走廊上限;由于我国一直实施存款准备金制度,因此超额准备金利率作为利率走廊下限较为合适;而在我国尚未明确央行短端基准利率是选择市场基准利率目标还是特定期限操作业务利率的情况下,本着审慎原则,央行7天逆回购利率和DR（R）目标都具备政策利率的技术准备。从上述假设变量构建的隐性利率走廊运行效果看,我国货币市场利率水平和波动性均呈下降趋势,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效果初步显现。另一方面,从已经实施利率走廊的国家实践经验来看,利率走廊本质上应该是一种预期管理工具,因此需要央行与市场主体经历一个渐进式的自适应过程。着眼于建立健全我国未来的利率走廊调控机制,聚焦当前利率走廊运行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第一,应更加注重货币市场整体利率水平稳定。在重点关注存款类金融机构融资利率稳定的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应当通过扩大一级交易商范围,将非银行机构纳入其中,或由其直接参与货币市场交易,以此统筹兼顾货币市场整体利率稳定。第二,扩大“常备借贷便利”（SLF）操作主体范围,并不断完善质押品制度,持续巩固“常备借贷便利”（SLF）作为利率走廊上限的功能作用。第三,适时明确我国央行短端基准利率,并通过合理的政策引导及宣示,适当的公开市场操作和利率走廊调控,持续向市场传递央行政策意图。在条件成熟时,探索将政策利率期限由7天转向隔夜期限,以此更好地符合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以及调节货币市场隔夜利率的政策初衷。第四,逐步消化过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通过货币政策当局以及市场主体的共同努力,尽快完成这个渐进式自适应过程,最终完成由隐性建立到显性确立的过程。第9章为全文的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在对全文的研究进行系统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建议:第一,应切实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以及前瞻性。其主要政策措施包括:根据宏观调控以及经济发展需要,逐步收敛过多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至1-2个;赋予中国人民银行更多的货币政策决策权,逐步提高利率政策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充分发挥预期效应,通过多种渠道、多策并举,切实提高央行与市场各类主体沟通效果,增强货币政策透明度以及前瞻引导能力。第二,持续突出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其主要政策措施包括:逐步收敛过多的货币政策工具,避免政策工具使用碎片化、操作短期化以及释放信号相悖等问题,更加注重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尽快明确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并适时推动货币政策框架相应以新的基准利率目标为核心开展相关操作;加强测算我国自然利率,并逐步探索切实符合我国实际的合理利率水平,以此根据产出缺口开展相关操作及调控;在继续广泛推进LPR应用贷款利率定价的同时,进一步培育以DR为代表的银行间基准利率体系建设,提高国债发行频率,以此加快培育市场基准利率,并不断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第三,着力增强配套措施建设。其主要政策措施包括:逐步消化此前过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并将其降低至一个合理区间水平。同时,将使用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工具的落脚点由此前的稳定市场流动性,转变为稳定货币市场利率;加快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强化市场定价机制建设;加快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严格规范推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实施全口径预算约束管理;加强财政配套政策支持,优化国债发行期限结构,提高国债发行频率,着力增强债券市场的流动性。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相对于既有研究绝大多数对央行短端基准利率选择模式不够全面、清晰、准确的实际,本文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比较全面、客观地阐述了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选择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目标或者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两种模式有关问题,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第二,相对于既有研究绝大多数将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以及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独立研究而言,本文抓住央行短端基准利率这个共同逻辑起点,并以此为源点,将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二者进行有机统筹,以更宽广的视野和格局,对我国货币政策以数量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转型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靳璇[2]（2021）在《新型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央行把握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新特征,积极应对新挑战,借鉴多个国家货币政策工具创新的基础上,根据现实需要推出适用于我国的新型货币政策工具,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通过债权抵押等方式获取多种期限的流动性,进而达到调节银行的资金规模,最终实现对实体经济加以影响的目的。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在操作过程中,实现了“微调”、“灵活”与“针对”并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政策信号、表达政策导向,促使资金有侧重的流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为达成特定政策和建设重点项目目标提供了保障。为了在整体上把握新型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本文结合现实数据,通过研究新型货币政策工具的运行实践,了解新型货币政策操作过程及其实施效果。在实证部分,选择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量（M2）、社会融资规模增量（ZS）作为数量型中介目标,一月期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作为价格型中介目标,以此来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明确新型货币政策对经济目标的实现能力。实证发现,使用新型货币政策有利于投放基础货币,进而引起资金的价格下降使得市场利率下降,从而提高信贷的可得性,便于企业积累扩张资本,这一过程不仅促进资金融通,而且对实体经济产生了显着作用。通过进一步分析得出,对于同一种中介目标受各类新型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不同,抵押补充贷款对M2的反映迅速又持久,常备借贷便利对SHIBOR、ZS的影响较大。两类中介目标对比下,货币政策工具对数量型中介的影响更加猛烈,持续时间长,但是对价格型中介目标的作用相对较低,可能是由于我国之前实行利率管制,导致传导渠道出现问题,制约了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发挥。依据理论和实证的结果,为了更好的调控宏观经济,央行可以根据不同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对市场的影响路径和影响幅度差异,选择适合的调控方式,同时不断优化结构性货币政策,逐步丰富调控手段,完善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并且通过分析我国经济近况和未来走向,及时披露有效的信息,促使形成经济走向的合理预期,最终实现调控目标。
武兴伟[3]（2020）在《利率市场化背景下我国利率政策传导机制和宏观经济效应分析》文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控制融资成本,刺激经济复苏与发展,大部分发达国家开始对利率实施管制。然而伴随外部环境的变化与时代的发展,利率管制政策逐渐呈现出负面效应,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日趋凸显。步入上世纪70年代后,金融管制更多被放开,由此带来了一场全球范围内的利率市场化浪潮。利率市场化是指一个经济体中由市场供求来决定经济活动中的利率水平,市场机制在资金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1993年,党的十四大通过《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我国利率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市场利率管理体系,即以市场资金供求为基础,以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为调控核心,由市场资金供求决定利率水平的市场利率体系。2003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优化金融资源配置。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利率作为货币和资金的价格,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目的也就是让市场在资金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自上世纪末期起,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中国人民银行贯彻“先贷款、后存款,先外币、后本币,先长期,后短期”的原则,推进债券及货币市场利率市场化的逐步形成,并坚持以分步走方式持续推进贷款、存款利率的市场化。1996年1月,在全国范围内,我国央行建立起统一的银行间拆借市场,构建形成中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Chibor）。1996年6月1日起,央行放开对同业拆借利率管制,利率水平由拆借双方协商确定,这标志着利率市场化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与此同时,证券交易所市场首次采用利率招标方式发行国债,开启了国债发行利率市场化。1997年6月,央行推动建立了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债券市场,存款类金融机构所持国债统一转入银行间债券市场进行流通,同时对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回购利率和债券交易利率的管制予以放开。1998年9月,国家开发银行首次以公开招标方式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金融债券,由此拉开金融债券发行的市场化序幕;1999年10月,财政部首次以利率招标方式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国债,标志着在我国基本实现债券利率市场化。伴随着利率市场化的稳步推进,央行积极推进货币政策转型并加以完善,使得市场在利率定价方面有着更大的自主权,促使其发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和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的作用。自1998年起,对信贷规模的管控被取消;同一年,中国人民银行改革了贴现利率形成机制,再贴现利率与再贷款利率脱钩,成为独立的利率种类,并成为中央银行一项独立的货币政策工具。1998-1999年两年间,中国人民银行连续三次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幅度。1999年10月,央行批准中资商业银行对中资保险机构试办长期大额协议存款业务,存款利率由商业银行和保险机构协商确定。2000年9月,央行实施外币存贷款利率管理体制改革,由各商业银行自主决定外币贷款利率和大额外币存款利率。2002年3月,央行放开对非居民小额外币存款利率的管控;2003年7月,放开了英镑、瑞士法郎和加拿大元的外币小额存款利率管制;2003年11月,央行对美元、日元、港币、欧元等外币居民小额存款利率实行上限管理,在未超出上限的条件下,各商业银行依金融市场利率的变动,自主决定存款利率。2004年,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进入新时期,重心转向推进本币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2004年10月,央行出台文件放开本币贷款利率上限管制和存款利率下限管制。2008年后,对存贷款利率的浮动以有序、稳步的方式进行了扩幅。2013年7月,商业银行贷款利率管制被完全放开。在存款利率方面,央行在2015年10月也放开上限管制,这标志着在存贷款利率方面,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虽然自2015年10月以来,我国已经放开了对存贷款利率的直接控制,但是在实际机制运行中,由于中央银行公布的存贷款基准利率仍然存在,在开展存贷款业务时商业银行仍然是按照基准利率定价,并设置贷款利率隐性下限和存款利率隐性上限,这使得我国面临利率两轨制的状况。一方面,在债券与货币市场上,债券和资金利率是基于供需状况由金融市场自主决定的;而另一方面,在存款和贷款领域,虽然已放开了存贷款利率浮动的上下限,但存贷款基准利率仍然存在,商业银行开展业务时,主要还是参考存贷款基准利率。所以,市场上同步存在两种利率,即金融市场利率和存贷款利率。利率双轨制对利率政策传导造成阻碍。自2018年起,央行对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创新及灵活运用,采取开展公开市场操作和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等手段,向金融体系适度投放资金以使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市场利率下行,银行间市场票据融资利率、国债、金融债、中高评级信用债收益率等均明显回落,幅度超过1%,但由于国内存贷款利率和市场利率两轨并行,市场利率向贷款利率的传导受阻,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居高难下。从央行发布的数据来看,金融机构人民币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在2019年二季度末为5.94%,与上一季度相比较,仅有0.1%的降幅,与2017年末、2018年末相比较,仍旧有0.14%、0.03%的增幅。综上所述,在当前经济环境下,通过推进利率“两轨并一轨”,从而疏通利率传导机制,使货币政策更好发挥作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愈发凸显。2018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向外界表示,我国将持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使存贷款基准利率和市场利率两轨逐渐统一。2018年5月,在央行发布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二○一八年第一季度）》中,提到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实施仍旧面临着部分“硬骨头”（也就是存在利率“两轨制”）,要求在利率市场化的引导下逐步完成“两轨”合一。2019年5月,央行《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二○一九年第一季度）》,以专栏的形式对贷款利率实现“两轨”统一的重要性（包括提升市场竞争力、压缩风险溢价、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等）进行了着重分析。2019年6月2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商业银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机制,更好发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在实际利率形成中的引导作用。2019年8月1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运用市场化改革办法推动实际利率水平明显降低和解决融资难问题,明确提出改革银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机制的方案。接下来的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9]第15号）称,“为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利率传导效率,推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决定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LPR的报价方式按照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主要指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加点形成;并将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由原有1年期一个期限品种扩大至1年期和5年期以上两个期限品种。由此,我国“利率并轨”由此迈出标志性的重要一步。基于以上背景,本文首先对现有的国内与国际方面的关于利率与利率市场化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分析了几个代表性国家的利率市场化过程及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接下来,基于我国的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和货币政策的演变的互生互促关系,分析了我国的货币政策发展历程、现状以及存在的不足;回顾了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以期对国内利率市场化目前的现状以及所处的阶段进行定位。之后,再对利率传导机制问题展开探讨,从利率传导机制理论出发,分析了利率双轨制背景下我国的利率传导机制及影响因素。并运用多项实证分析工具,如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相关分析、时差相关分析及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等,对我国利率政策传导链条的不同节点的效果进行了分析。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作为政策利率的央行公开市场利率到货币市场利率的传导环节遇到梗阻;金融市场利率（包括货币市场利率和债券市场利率）的变动可以传导到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但传导效果不佳,仅呈现弱效应;实体经济的融资行为受其融资利率的变动影响较弱;在金融市场体系内部,从货币市场到债券市场的利率传导基本有效。这说明在我国货币政策尚处在转型期的背景下,由于受利率政策尚不完善、数量型工具的较多使用、利率管制的存在以及实体经济利率敏感性不足等因素影响,导致我国利率政策从实施经传导,到最后作用于实体经济的渠道不够通畅,政策效应不佳。接下来,本文在国内外学者研究基础上,紧扣目前国内利率市场化的发展进程,建立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TVP-VAR）模型,探讨了市场利率变量在利率市场化环境下对宏观经济效应的时变效应。模型分析发现,我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并没有显着的促进利率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2013年以前利率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较为稳定（但弱于数量型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从2013年后,利率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趋于弱化,可能的原因是2013年之后,我国经济经历一个主动去杠杆的时期,之后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名义利率调整较为滞后,并没有随经济增速趋缓出现明显下降;同时,制约利率传导机制的因素依然存在,导致利率传导效率较低。因此,我国利率市场化有待深入推进,尤其是针对制约利率传导机制的因素,要重点加以解决或完善。针对以上问题,本文给出了具体建议:一、以利率并轨为着力点继续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畅通利率传导机制;二、继续培育市场基准利率;三、增强市场主体对利率变动的敏感程度,使国有企业在预算方面的软约束现状得以转变,地方政府在投资方面的冲动得到抑制,从而使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融资行为得到进一步规范;四、打造公平竞争环境,扩大中小企业的准入行业领域,优化资金和资本配置,并加强对中小企业的监管,促进其有序健康发展;五、创造利率“并轨”的良好外部环境;六、完善央行利率调控体系,加快推进货币政策由数量型调控转变为价格型调控,根据经济基本面变动和金融市场情况灵活地对短端政策基准利率进行调整,从而有效地对货币市场利率进行引导;七、转变对商业银行债券投资以及同业业务的监管理念,促使这些业务能够获得健康、规范且可持续发展。接下来,本论文深入探讨了基准利率体系的选择和培育问题,分析认为当前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所参考的中期借贷便利利率（MLF）不宜作为基准利率;提出选取短端与中长端基准利率分别选择银行间以利率债为质押的隔夜回购利率（DR001）、中长期国债收益率或参照短端基准利率的掉期（IRS）利率构建市场基准利率体系的建议。
邹萌芝[4]（2020）在《中期借贷便利工具的市场利率调节效应研究》文中认为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央行资产结构发生巨大改变,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构成也不例外,与此同时,飞速发展的巨大市场中实体经济对金融政策产生了更高的需求,社会融资结构急需更新。随着国内外形势改变,我国央行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难以满足经济新要求,在央行调控市场利率水平、释放流动性的过程中,过分依靠数量型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不足,因此近几年来中国人民银行不断创新推出新的货币政策,旨在建立完善价格型调控框架以平稳市场波动,并根据不同期限、不同操作目标开发了多种借贷便利工具,其中就包括了以引导市场中期利率为操作目标的中期借贷便利,调节市场中期融资成本及市场预期。本文以中期借贷便利为研究对象,为深入研究其市场利率调节效应,首先对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尤其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相关研究,以及我国新型货币政策工具的现状及产生的背景,传统型货币政策工具效应存在缺陷,并以中美货币政策的选择作对比分析。其次,着眼于中期借贷便利的作用及问题,以2020年中国新型冠状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的中期借贷便利操作为例,理顺其政策内涵及作用机制。然后,对于中期借贷便利政策工具的调控效果进行实证分析,选取适合的操作事件样本及有代表性的市场利率,研究其对不同市场、不同期限利率的引导作用,从而明确其流动性投放操作是否达到政策工具的预期效果。最后,结合前文对我国中期借贷便利工具的研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宏观审慎的协调性、结合传统政策工具为入手点,为央行及政府提供理论意见。本文通过对我国央行所创设的中期借贷便利深入研究,在充分阐述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该工具的市场利率调节效应进行数据化实证分析,发现央行使用中期借贷便利向市场投放流动性后,能有效引导部分市场利率的下降,对完善中长期利率的传导有重要作用,一定程度上平稳金融市场波动,为实体经济增加信贷规模,发挥政策效应。但其传导过程中还存在效应的时滞性、调节的显着性差距大等问题,这些为后续央行如何完善中期借贷便利操作、如何疏通政策传导机制提供新的思路。因此,作为央行的重要调控手段,借贷便利工具在保持原有使用经验的基础上,还需不断完善和改进,掌握其作用规律,对不同经济调控目标作差异化处理。
崔秀丽[5]（2020）在《中国利率传导机制研究》文中指出随着2015年10月人民银行取消金融机构存款利率上限,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基本完成,利率管制成为历史,我国利率市场化迈入新的阶段。与此同时,金融创新层出不穷,货币需求的波动程度明显加大,数量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日益受到质疑,盯住货币供应量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阻,货币政策转型的压力不断增加。在此背景下,研究我国的利率传导机制不仅对推动我国向价格型货币政策转型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还有助于货币政策通过利率渠道增强对总需求、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的调控效果,推动我国货币政策与金融业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央行向商业银行、商业银行之间、商业银行向企业和居民三个层级的利率传导机制,厘清利率由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企业和居民层层传导的具体路径以及每一层级利率传导的作用机理。并总结主要发达经济体疏导利率传导机制的经验模式及其政策启示,提炼疏导利率传导机制的基本规律。同时透过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深入分析疏导利率传导机制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在此基础上,围绕我国利率传导机制存在的问题以及疏导我国利率传导机制的难点,对完善我国利率传导机制以及疏导我国利率传导机制提出对策建议。研究主要内容如下:首先,通过对国内外关于利率传导机制的研究文献进行综述和评价,发现目前尚没有学者从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商业银行之间、商业银行向企业居民三个层级对我国的利率传导机制进行研究。也鲜有从政治经济学和历史的视角看待全球央行疏导利率传导机制的演变逻辑。有鉴于此,本文将通过运用文献研究法、定性研究法、定量研究法等研究方法,从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商业银行之间、商业银行向企业居民三个层级研究我国的利率传导机制。其次,对利率传导机制相关理论进行回顾。分别对马克思利息率理论以及凯恩斯学派、后凯恩斯学派、新凯恩斯学派、奥地利学派、新古典主义、货币主义等关于利率传导机制的理论进行梳理和总结。马克思通过对利息、利率及其本质的科学分析,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经济下利率的特殊运动规律,阐释了利率的宏观调控功能。马克思详细阐释了利率的升降与经济繁荣与低迷之间的联系,并进一步说明了货币供给与利率之间的关系。新古典主义中关于“理性预期假设”和“制定长期不变的货币政策规则”这两方面的观点为本文提供了理论基础。并主张提高货币政策的权威性和可信度,这意味着可通过提高中央银行的权威性以及提高其调控利率的深度,促进利率传导机制的畅通。凯恩斯将有效需求、投资、利率、货币等因素有机联系在了一起,形成了利率传导机制的线索和链条。后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托宾,则通过托宾Q理论将金融因素引入到利率传导机制中,这为商业银行是利率传导机制重要的微观基础提供了佐证。新凯恩斯学派的信贷配给理论给出了解释:商业银行考虑自身风险等因素,会在原有贷款利率的基础上加上风险溢价,这会导致贷款利率水平偏高,或者考虑借款人的还款能力比较低,而直接不发放贷款,使得中央银行释放出来的流动性都集中在商业银行,无法向企业传导。奥地利学派强调利率对经济的稳定作用,这表明利率能够对经济发挥重要的调控作用,为我们制定“逆周期”的利率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货币主义认为只有货币供应量才具备作为合适的货币政策控制变量,这也为实施数量型货币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三,分析我国的利率传导过程与作用机理。我国利率通过银行体系或债券市场传导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利率通过我国央行向商业银行、商业银行之间、商业银行向企业居民三个层级传导的过程。在我国利率传导过程中,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企业与居民均发挥着各自重要的角色和作用。其中,中央银行是利率政策的决策和执行主体,商业银行在利率传导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金融中介作用,企业、居民是利率传导机制作用于实体经济的体现者。我国央行以利率为目标影响商业银行的机理主要包括四个:其一,我国央行通过使用再贷款利率、再贴现率、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以及常备借贷便利利率、中期借贷便利利率等基准利率工具从源头上形成商业银行利率定价对其的依附关系。其二,我国央行利用其作为“银行的银行”具有的再贷款功能,调控商业银行的资金成本,从而决定利率由央行向商业银行的传导效果。其三,我国央行通过稳定货币市场利率的波动从而稳定商业银行的预期,进而实现利率的有效传导。其四,我国央行通过调节自身与商业银行之间的货币供求影响商业银行的利率定价。我国商业银行之间的利率传导主要经由银行间市场。其一,我国建立了市场化的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其二,构建了我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的基准利率体系——SHIBOR。其三,形成了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以SHIBOR为定价基准的机制。在此基础上,我国银行间市场基准利率与商业银行上下游利率的敏感度不断增强,同时,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也能够准确反映商业银行之间的流动性松紧。其四,依靠银行间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市场优势,通过银行间债券回购利率主动影响SHIBOR增强商业银行之间的利率传导机制。利率由我国商业银行向企业、居民的传导分别经过间接融资通道和直接融资通道。在间接融资通道下,我国央行通过LPR建立起清晰的由政策利率依次向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实际贷款利率传导的机制。在直接融资通道下,商业银行主要通过利率债、信用债等债券市场与企业进行衔接,且债券市场利率能够与贷款利率能够形成利率传导机制。债券市场利率通过两种方式影响贷款利率,一种是商业银行在进行利率定价时,将相应期限的长期国债利率加上风险溢价而形成长期贷款利率,另一种是债券市场利率通过调节贷款市场的流动性来影响贷款利率。此外,利率在我国商业银行与企业之间传导还存在分层与分化现象,即利率由商业银行向优势企业的传导不同于利率由商业银行向中小企业的传导。第四,主要分析疏导我国利率传导机制的经验模式借鉴与难点。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先后运用利率走廊模式、收益率曲线调控、质化宽松政策、负利率政策等模式疏导利率传导机制。任何一种疏导模式,均需能够有效影响长期利率,最终对通货膨胀、总需求及实体经济的产生刺激作用,这是疏导利率传导机制的基本逻辑。从疏导的机理来看,利率走廊模式主要通过调控短期利率,对商业银行进行流动性管理和预期管理,促进短期利率向长期利率传导。收益率曲线调控模式主要通过建立短中长期基准利率体系,增强中央银行中长期利率的引导和调控。质化宽松政策主要通过直接调控长期利率,以有效降低长期利率,解决短期利率向长期利率传导受阻的问题。负利率政策主要通过驱使商业银行增加市场流动性,促使商业银行向不同利率期限的市场释放流动性,引致市场利率下降,从而实现提升通胀和降低汇率的目的。中央银行作为“银行的银行”,在利率传导机制构建与疏导过程中具有“导演”般的地位,利率传导机制的疏导、恢复和增强均需要中央银行的主动干预。中央银行疏导利率传导机制的模式体现出清晰的政治经济学逻辑。通过分析不同国家的央行疏导利率传导机制的经验可以获得重要的政策启示,并提出了我国利率传导机制的疏导难点。第五,研究完善我国利率传导机制的对策研究。结合我国利率传导机制的实际特征和国际经验模式所揭示的基本逻辑,针对我国利率传导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与疏导难点,从五个方面提出了我国利率传导机制阻滞的对策以及增强我国利率传导机制有效性的解决方案,并对各个对策措施进行了深入详细地分析和论述。对策一:建立成熟完善的货币市场。对策二:完善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操作框架。对策三:完善市场利率期限结构的传导机制。对策四:继续深化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对策五:增强商业银行的利率定价能力。最后,对本文主要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和提炼:（1）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企业、居民基本构成了我国利率传导经过的核心参与主体,且利率传导机制在三个层级上的作用机理与传导效果具有差异性。在商业银行向企业、居民传导的环节最容易出现利率传导机制阻滞的情况。（2）商业银行不是央行利率政策的被动接受者,商业银行的主动应对行为客观上能够降低利率传导机制的有效性。央行在通过利率传导机制实现货币政策目标时,要提前考虑商业银行通过各种金融创新来抵消利率传导机制的有效性,提高政策的实施效果。（3）央行不应仅仅调控短期利率,而应该将调控短期利率及调控中长期利率有机结合起来。我国央行通过运用中期借贷便利工具（MLF）直接调控中长期利率具有很强的可行性与合理性,能有效提高利率传导机制的有效性。（4）流动性溢价显着影响货币市场利率和长期债券利率,风险溢价则显着影响长期贷款利率。我国央行可将利率通道与信贷通道结合起来,增加贷款资金的可得性,释放长期的预期信号。（5）成熟完善的利率市场化环境是疏导利率传导机制的根本保障。未来利率市场化的改革重点是培育市场化利率定价与调控机制,持续深入推进“深水区”阶段的利率市场改革。（6）利率传导机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利率传导机制需要与我国金融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经济金融形势相适应,需要随着经济金融发展阶段和市场环境的变化而进行微调和创新优化。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包括:（1）本文对我国的利率传导机制构造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即:传导主体——传导层级——传导市场——传导效果。利率传导的效果主要由利率传导的主体、传导的层级以及传导的市场等所决定。在此理论分析框架下,本文依次从“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商业银行之间”“商业银行向企业、居民”三个层级分析我国的利率传导机制。不仅详细分析了我国利率在每一个层级上传导的作用机理,还从三个层级整体上考察我国的利率传导机制。发现我国利率在三个层级上的传导效果具有较明显的差异,在商业银行向企业、居民传导的环节最易出现利率传导机制低效无效的情况,应将商业银行向企业、居民的利率传导作为疏导我国利率传导机制的关键环节。（2）本文结合马克思的利息率理论和凯恩斯学派利率理论等,透过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主要发达经济体在不同经济金融发展阶段疏导利率传导机制的经验模式。文中详细分析了利率走廊模式、国债收益率曲线调控模式、质化宽松政策和负利率政策疏导利率传导的作用机理,从中挖掘利率传导机制的演变脉络和疏导逻辑,为疏导我国利率传导机制提供样本参考。本文研究提出,疏导利率传导机制的基本逻辑在于中央银行的利率调控政策需能够对长期利率产生有效影响,以长期利率为纽带最终实现对通货膨胀率、总需求及实体经济的调控目标。（3）本文对我国利率在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商业银行之间、商业银行向企业与居民三个层级上的传导效果进行了数量分析,使理论推演得到了数据的检验。分别对每一个层级中不同期限的利率以及各层级代表利率之间的传导效果进行了数据检验和趋势分析。其中,在第一个层级检验了政策利率向短期基准利率与短期市场利率传导的效果,在第二个层级检验了短期市场利率之间和短期基准利率向中长期基准利率之间传导的效果,在第三个层级检验了短期市场利率向中长期贷款利率与中长期国债收益率传导以及中长期基准利率向中长期贷款利率传导的效果。在此基础上,从整体上检验了不同期限利率对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的传导效果。
龙俊鹏[6]（2020）在《财政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文中研究说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国内外金融风险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加强两大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重点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过程中“救什么”（应对范畴）、“何时救”（介入标准）、“怎么救”（政策手段）等问题,对国内外经验做法进行了梳理,通过成本收益法分析了政策介入和退出的标准,通过引入风险溢价和预期的IS-LM-BP模型,结合对现代货币理论的借鉴与批判,分析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选择问题,运用VAR模型、VEC模型、ARCH类模型,对2008年至2019年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当前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及应对作了探讨。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应对范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目标是消除市场失灵、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包括救金融机构、救金融市场、救实体经济、救社会预期四个方面。二是介入标准。需要考虑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政策预期收益和成本,收益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实体经济、社会预期等领域,成本包括直接成本、超调成本、道德风险成本、机会成本等方面,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即可介入,并探讨了最优政策资源投入规模。三是政策手段。除传统工具外,必要时财政可为央行资金提供担保,央行为财政政策扩张提供低利率环境和间接融资支持。四是政策效应。在IS-LM-BP模型中引入风险溢价和预期后,持续实施力度过大的政策刺激,可能引发汇率危机和产出下降。五是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面临的挑战。应急决策和协调机制有待完善,央行利润上缴国家财政的机制执行存在灵活性,货币政策调控与财政政策的联动性有待加强。六是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效果。2008年至2019年,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增长效果比较显着,对市场预期具有一定影响,但对股票市场走势和波动性影响不明显。七是新形势下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及应对。主要包括中美经贸与金融关系、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杠杆资金、城投债集中违约、以城商行为代表的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启示:一是加强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分析。二是制定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预案。三是建立完善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应急机制。四是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内生联系。五是正常情形下尽量保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常态化,危机初期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力度可以超预期,实施中把握好力度与节奏。六是稳妥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必要时,财政政策可突破赤字率限制、为央行担保,货币政策为财政政策间接提供流动性或融资支持,更直接地支持实体经济。对于金融市场风险,一般情况下由市场自行调节,政府不作行政干预,如市场失灵、出现流动性危机并可能导致更大危机,必要时政府可适当入市,但不能试图改变市场趋势。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明确金融机构及股东、地方政府的责任,必要时中央给予适度支持。七是坚持风险处置与改革开放相结合,在发展中逐步解决风险问题。八是加强国际合作,形成政策合力。
郝飞飞[7]（2020）在《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运用及有效性分析》文中研究说明货币政策工具是货币政策传导的基础媒介,是中央银行为达成货币政策目标而实施的政策手段,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是货币政策目标实现的关键。全球金融危机使得货币政策框架和政策工具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再贴现、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信贷控制、窗口指导等常规政策工具无法满足危机应对和经济复苏,流动性支持工具、紧急注资国有化、量化宽松政策、零利率、负利率、前瞻性指引、逆转操作以及货币互换等创新型政策工具层出不穷,在流动性补充、危机应对和经济复苏中发挥了差异化的有效性。据此货币政策工具大致分为常规政策工具和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前者主要包括此前一般性工具和选择性工具,后者则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工具创新,旨在应对“零利率”约束下限的货币传导问题并推动金融中介的信贷释放。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欧元区都进行了重大的政策创新和工具匹配,流动性支持、零利率、量化宽松及结构性资产购买计划等都是两个货币当局的共同工具选择,在流动性危机应对和最后贷款人功能履行方面,美联储和欧央行都较好地发挥了创新政策工具的作用。但在经济复苏方面,美联储和欧央行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则呈现明显的分化。中国同样实施了重大的货币政策框架改革与创新,正逐步走向一个“多目标、多工具”的政策体系,货币发行从外汇占款主导到便利工具主导,多样化的便利工具在中国货币政策体系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对于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需要重点考察货币市场和信贷市场等环节的政策传导有效性。在以变量工具为代表的新型结构性政策工具有效性的考察中,便利工具的规模和利率在货币市场传导中发挥了差异化的功能。整体而言,便利工具更多是价格型政策工具,这对以数量型工具为主导的货币政策体系转向带来实质性的支撑,即便利工具在货币市场的传导,特别是价格传导上基本是有效的,当然不同便利工具的量和价传导效应存在差异化。但是,在信贷市场传导中,在考虑表外信用的融资结构和融资溢价后,SHIBOR市场利率变化在实体经济的传导效应没有得到实证的支持。在考虑2016年后的金融监管强化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后,市场利率在信贷市场或实体经济的传导效应开始有所显现,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表现较为凸显,但房地产投资对市场利率变化、融资结构和融资溢价等都不甚敏感。在便利工具成为货币发行主导力量后,货币供应量为中间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绩效有所弱化,数量型政策框架向价格型政策框架转型或是一个重大趋势,但是,存在中间目标工具空缺、传导机制不顺畅以及中央银行职能多样化等制约,未来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转型以及创新型政策工具匹配仍然任重道远。在走向“多目标、多工具”的政策框架过程中,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双支柱体系或是一个较好的选择,可有效缓释多目标工具匹配性和部分工具有效性的矛盾性。
沈国庆[8]（2019）在《金融视角下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文中认为1994年,以财政分权为特征的分税制改革充分发挥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地方政府通过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经济行为,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抵御外部金融危机冲击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通过融资平台公司、PPP模式、政府性基金和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以直接或承诺以财政资金偿还及提供担保等形式,举借了大量地方政府债务,形成了较大的财政金融风险,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成为中央近年来三大攻坚战之一。已有研究多从财政体制、官员晋升、经济增长、政绩考核、风险预警等方面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行分析,缺少从金融视角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行深入研究。因此,本文从金融视角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进行研究。首先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最新发展情况、风险表现进行了分析,从地方税收与地方债务关系角度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形成原因进行了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重点从地方政府债务对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和对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的影响等三个具体的金融视角,对地方政府债务金融风险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从而深化了从金融视角检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的认识,并在研究结论基础上提出了对策建议。具体内容是:首先,本文在梳理、述评国内外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通过从全国和各地区比较的角度,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发展历程、发展规模、发债主体结构和资金来源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对新形势下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进行了探讨。得出的结论是,整体上看,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快速扩张势头得到控制。但各地区债务风险程度不一,个别地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超过国际警戒线,对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构成较大风险。更为严重的是,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呈规模大、发展迅速、底数不明的特征,产生了巨大的财政金融风险。其次,借鉴已有地方政府债务理论,本文从公共选择理论关于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是“理性经济人”假设出发,认为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必然要求自身掌握的行政资源最大化。而行政资源最大化最直接的内容就是增加地方税收收入。在分税制体制下,由于地方税收由地方政府直接支配,且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能有效促进地方性税收增长,因此,地方政府必然会加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来促进地方性税收增长。而在财力紧张和软预算约束下,举债投融资成为合理的选择。为此,本文以全国各地区政府债务、税收数据,建立面板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地方性税收收入规模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存在显着正相关关系,而属于国家税收的增值税规模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关系则不显着。进一步研究发现,按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为特征对上述结论有着显着性影响,西部债务投融资促进地方税收增长效果最强、中部次之、东部最弱。按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大小划分后的实证证明,债务投融资对促进地方税收增长效率上随规模增大而递减,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投融资促进地方税收增长效应存在极限值,债务规模较小地区以债务投融资促进地方税收增长效果明显高于规模较大地区。因此,地方政府债务快速扩张增加税收财力增长不可持续,且导致了更大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三,由于地方政府债券的购买主体为商业银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主要对接商业银行和影子银行,一旦地方政府债务（尤其是隐性债务）出现信用违约和流动性违约风险,最终都将表现为金融风险。因此,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本质上是金融风险。本文在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分析了金融风险的发生机理和脆弱性根源,着重以未定权益分析法模型分析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向金融风险传导的途径,以地方政府债务杠杆率向银行风险转化的数理推导,分析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向金融风险演化的逻辑和机理。并利用银行风险相关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银行不良率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呈显着正相关关系。且地方政府发行债券这一举措可以减小银行不良率。第四,根据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置换中引起的资金流向和相关主体变化,以货币供给原理和机制分析为基础,本文详细分析了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全过程中,由于债务置换引起的基础货币和信用货币供给变化情况。分析表明,从单笔债务置换过程看,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资金变动在短时内对基础货币、M1和M2造成波动。从基础货币层面而言:在发行地方债券时,央行需通过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提供流动性支持,增加了基础货币供应量;在地方政府债券置换过程中,发债资金在国库政府存款账户和地方融资平台等债务主体银行账户转换中引起基础货币先减后增。从商业银行广义货币创造看,发行债券时,商业银行购债会增加M2,而企业购债则导致M1减少;发债资金在国库政府存款账户和地方融资平台等债务主体银行账户转换中,M2先减少后增加,M1增加。当资金用于偿还存量银行贷款时,M2、M1均减少;当用于偿还个人贷款时,M1减少,M2不变。第五,地方政府债务置换的本质是银行贷款等地方政府债务融资转为地方政府债券,导致债券规模扩张,债券收益率发生变化;同时,贷款类地方政府债务减少,会引起信贷利率发生变化。上述两方面的变化作用于货币政策利率,从而对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产生影响。实证发现,地方政府债券收益率较好地促进了货币市场利率的传导,对我国货币政策达成宏观货币政策目标具有很好的传导效率;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后,随着地方政府债券规模和发行利率市场化水平的提升,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明显提升了国债收益率传导货币市场利率的效率;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对信贷利率传导货币政策利率的效率有正向影响;比较而言,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引致的债务市场债券收益率变化对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的影响程度,显着大于信贷利率途径对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的发展变化对金融政策和金融市场有重大影响。最后,本文在总结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管理地方政府债务,防范化解其风险的政策建议。具体内容为,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升级方面:正确把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投资与增长的关系、经济增长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方面:构建科学完备的央地财政事权关系、构建规范的财税体制和转移支付机制、构建有效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机制;在金融改革方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深化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改革、加强金融监管、规范金融市场。本文的创新主要在于:（1）从地方税种收入增长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实证关系出发,探讨了地方政府及其官员自身利益最大化进而追逐行政资源最大化,是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主要根源。从公共选择视角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出发,以地方性税种收入规模和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关系为切入点,应用各地区相关数据建立面板回归模型,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地方政府及其官员通过大规模举债投融资促进地方性税种收入增长,以达到行政资源最大化进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是地方政府债务快速扩张的一个重要根源。这为全面准确理解地方政府债务迅速膨胀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视角,丰富了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的认识,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范和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同时,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国税收超GDP增长的客观现实。以地方政府债务视角审视税制改革和地方税收体系建设,有利于全面理解营改增的现实意义。地方税体系构建不仅应考虑税源可得性,也应关注到其引导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作用,深化了建设地方税体系的认识。（2）从金融风险视角,理论和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向金融风险传导的途径和机理。在分析金融风险性质及其脆弱性根源的基础上,研究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向金融风险的演变机理和途径,并应用商业银行和地方政府债务相关数据,从商业银行不良率角度对地方政府债务引致银行风险的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会通过提高商业银行的不良率来提高银行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这为从金融视角研究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是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研究的深化和发展。（3）以地方政府债务置换为切入点,从金融视角中货币供给和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两个方面,探讨了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对货币供给和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的影响。分析和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对货币供给产生短期波动,对基础货币、信用货币中的M1和M2变化有显着影响。在对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影响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的实证中,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券收益率、债务置换后的国债收益率和信贷市场利率均对货币市场利率传导效率有明显的提升作用,且债券收益率方面产生的影响强于信贷市场利率产生的影响。进一步从金融视角拓展了理解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视野,有助于把握地方政府债务的金融风险性质及其管理。为金融部门制定金融政策、深化金融市场管理提供了一个应关注的视角,有利于金融监管和金融政策效率的提升。也有利于中央政府从经济社会整体发展角度,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与金融风险结合起来考虑,从而制定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更好地采取对策措施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防范系统性风险,促进国民经济健康高质量发展。
龙小燕[9]（2019）在《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时代、新常态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最重要的两大经济政策,加强协调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阐述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概念、梳理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上,对比了我国宏观调控和西方国家干预、供给学派等理论的区别与联系,提出应统筹兼顾处理好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速度与质量四大关系,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两大政策应加强协调配合,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为核心导向,短期应着力熨平经济周期波动,适时适度发挥政府投资的需求管理优势,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长期应着眼优化经济结构,通过供给管理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持续优质增长;同时应加强两大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论文回顾了美国自大萧条后、日本和德国自二战后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发展历程,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运用两大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相关措施;介绍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总结了各国运用两大政策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增长、利用国债助力实现两大政策目标的经验做法。论文运用不同的实证模型分析了两大政策在维护经济平稳增长、促进结构优化和加强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现状,探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首先,运用VAR模型分析实际GDP增速、赤字率与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关系。研究证明,货币供给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正相关;财政赤字率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负相关。赤字财政政策短期可能会诱导货币供给增加,但长期会因挤出效应有损于经济增长;货币供给对赤字影响较小,但在增加产出的同时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类型的组合形式取决于具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的综合权衡。分析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大政策效力都有期限约束;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宏观政策执行需把握好力度,尤其是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政策传导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就两大政策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两大政策各自对各地区各次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均不一样,在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难以发挥合力。分析认为,单靠任一政策调整结构的作用有限,两大政策缺乏全面系统的协调配合机制,缺乏两大政策实施的配合端口,且各地情况和执行方式差异较大,效果不一。第三,从央行资产负债表角度分析,认为利用国债丰富外汇投资未能解决外汇波动带来的基础货币供给调节难题。运用VECM模型就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冲击总体有限:国库现金对M0变动影响的最大贡献率为35%,对M1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为10%,对M2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仅为6%。分析认为,我国央行持有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低、流动性弱,国债市场尚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与发行管理难以满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需求等因素制约了国债各项功能的发挥。同时,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中央国库资金转化为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管理有待提高。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着力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结合我国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总体战略基调、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机制及相关政策建议。两大政策短期应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的优势,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适当发挥政府投融资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利用国债优势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应注重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优质增长,发挥供给管理的优势,支持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加大端口扶持力度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在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优化国债管理的同时,应利用国债打破外汇占款与人民币发行的直接联系,增加利用国债、国库现金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权,完善人民币发行机制,促进国债和人民币国际化。
曾星亮[10]（2019）在《房价波动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及潜在风险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我国房地产价格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商品房均价从1998年的1854元/平方米上涨为2017年的7892元/平方米,增幅达到426%。与此同时,我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大幅增加,从1998年的10.44万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167.68万亿元,增幅达到1606%。房价和货币供应量M2的同时上涨使得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央行大量“印钞”导致了房价上涨,但也有少数学者认为货币具有内生性,由经济体系中的多种因素和主体共同决定,是房价的上涨带来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房价与货币供应量M2之间的关系以及房价剧烈波动存在的潜在风险,值得进一步研究。首先,本文对国内外学者对房价波动、货币供应量M2以及货币创造理论的研究进行文献综述,国内外学者对于房价与货币供应量M2关系的观点并不统一,且相关文献多以实证为主,理论研究较为欠缺。本文对传统货币供给理论进行梳理和反思,指出货币的内生性。其次,本文通过对房地产价格与货币供应量变化趋势的分析和对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结构分解寻求两者之间的关系。然后,论证房价在房地产开发不同阶段进行货币创造的原理,从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和居民三个主体分析房价影响货币供应量的传导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最后,综合测算2017年末个人住房贷款、开发贷以及房地产抵押贷款的规模,并结合房价收入比、租金回报率和空置率等指标进行了风险分析。本文研究发现,货币具有内生性特点,即货币的本质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商业银行创造贷款,是“贷款创造存款”而不是“存款创造贷款”。通过构建商品房价格与M2代理变量（房地产贷款余额）的VA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房价与M2代理变量之间存在互为因果关系,无论是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M2代理变量增速对房价变动的反馈均显示为正向反馈。房价同比增速每增长1%,M2代理变量同比增速将扩张0.37%。此外,短期内,商业银行中长期贷款利率对房地产贷款规模增速会有一定的震荡影响;长期看,利率对房地产贷款规模增速有负向反馈效应。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两点:一、研究角度的创新,站在货币创造视角分析货币如何派生以及房价与派生出来的货币之间的关系。二、研究方法的创新,基于房地产开发全过程对货币供应量进行结构化分解,不再局限于总量分析。但受制于篇幅,本文货币创造相关理论不够全面,且实证模型沿用过往文献常采用的方法,并未有所突破。
二、对央行货币供应量调节机制的反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央行货币供应量调节机制的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1）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构建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中国的货币政策框架需要进一步完善 |
| 1.1.2 中国的货币政策正处于向以价格型调控为主的转型 |
| 1.1.3 中国需要构建与市场相适应的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 |
| 1.2 研究目的 |
| 1.2.1 中国如何构建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 |
| 1.2.2 中国如何构建市场化利率调控机制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研究思路、方法以及结构安排 |
| 1.4.1 基本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结构安排 |
| 1.5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对相关研究成果的回顾 |
| 2.1 有关货币政策框架的研究 |
| 2.1.1 货币政策框架有关概念的厘清 |
| 2.1.2 价格型调控与数量型调控 |
| 2.1.3 公开市场操作与利率走廊 |
| 2.2. 有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 |
| 2.2.1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2.2.2 中央银行利率调控理论 |
| 2.3 有关全球货币政策框架演进与中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研究 |
| 2.3.1 全球货币政策框架的演进 |
| 2.3.2 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2.3.3 基准收益率曲线 |
| 2.3.4 利率传导机制 |
| 2.3.5 金融机构市场化定价机制建设 |
| 2.3.6 短端基准利率的选择 |
| 2.3.7 利率调控的具体操作模式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构建的国际实践 |
| 3.1 美国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1.1 美国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1.2 美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1.3 美国利率调控机制 |
| 3.2 德国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2.1 德国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2.2 联邦德国及欧元区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2.3 欧元区利率调控机制 |
| 3.3 印度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3.1 印度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3.2 印度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3.3 印度利率调控机制 |
| 3.4 土耳其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4.1 土耳其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4.2 土耳其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4.3 土耳其利率调控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构建的国际经验 |
| 4.1 货币政策决策及操作日臻成熟 |
| 4.1.1 货币政策决策机制日益科学完善 |
| 4.1.2 操作目标向短端利率收敛 |
| 4.1.3 公开市场操作与利率走廊成为最主要的政策工具 |
| 4.2 货币政策传导通达有效 |
| 4.2.1 成熟发达的金融市场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保障 |
| 4.2.2 货币市场短端基准利率遴选标准变化显着 |
| 4.3 利率走廊调控模式日趋成熟 |
| 4.3.1 利率走廊上限选择有抵押的政策利率且为匿名制申请 |
| 4.3.2 利率走廊下限选择与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相关 |
| 4.3.3 政策利率遴选培育及其关键重要 |
| 4.3.4 利率走廊形态因经济变化而各异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中央银行基准利率的选择 |
| 5.1 中央银行基准利率 |
| 5.1.1 基准利率含义及分类 |
| 5.1.2 中央银行基准利率选择偏好 |
| 5.2 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类型选择:基于特定期限业务利率 |
| 5.2.1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及超额准备金利率 |
| 5.2.2 再贷款(再贴现)利率 |
| 5.2.3 公开市场操作利率 |
| 5.2.4 创新性流动管理工具利率 |
| 5.3 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类型选择:基于货币市场利率目标 |
| 5.3.1 基于实际交易的回购利率 |
| 5.3.2 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 |
| 5.4 货币市场利率目标作为基准利率的期限选择 |
| 5.4.1 隔夜利率作为操作目标的理论及其实践 |
| 5.4.2 隔夜利率作为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实证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价格调控模式下的利率传导实证分析 |
| 6.1 中国央行短端基准利率选择实证分析 |
| 6.1.1 货币市场利率目标作为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 |
| 6.1.2 央行特定期限业务操作利率作为中央银行基准利率 |
| 6.2 短端基准利率向债券市场利率传导的实证分析 |
| 6.2.1 基于回归模型Beta值分析 |
| 6.2.2 基于SVAR模型脉冲响应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信贷市场利率市场化形成机制的构建 |
| 7.1 存贷款市场的利率市场化改革 |
| 7.1.1 存贷款利率管制的逐步放开 |
| 7.1.2 隐性利率双轨制及其表现形式 |
| 7.2 隐性利率双轨制对市场利率的影响 |
| 7.2.1 变量选取及说明 |
| 7.2.2 平稳性检验 |
| 7.2.3 参数估计结果分析 |
| 7.2.4 时变脉冲响应分析 |
| 7.3 贷款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并轨 |
| 7.3.1“贷款基础利率”(LPR)及其改革的主要内容 |
| 7.3.2“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有助于推动贷款利率的“双轨合一” |
| 7.3.3 配套措施持续巩固“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功能和作用 |
| 7.3.4“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完善成效显着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中国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 |
| 8.1 货币调控方式的转型 |
| 8.1.1 利率调控机制的演进历程 |
| 8.1.2 向货币价格调控转型的必要性 |
| 8.1.3 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面临挑战 |
| 8.2 中国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 |
| 8.2.1 利率走廊的作用机理 |
| 8.2.2 隐性利率走廊的构成要素假设 |
| 8.2.3 隐性利率走廊的运行 |
| 8.3 建立健全中国利率走廊调控机制 |
| 8.3.1 统筹兼顾存款类金融机构和货币市场的整体稳定性 |
| 8.3.2 扩大“常备借贷便利”(SLF)的使用范围及完善质押品制度 |
| 8.3.3 适时明确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以此锚定并引导预期 |
| 8.3.4 逐步消化过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 |
| 8.3.5 规避监管叠加对利率走廊可信度的冲击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主要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切实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效性以及前瞻性 |
| 9.2.2 持续突出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 |
| 9.2.3 着力增强配套措施建设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新型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论文创新与不足 |
| 1.3.1 论文的创新 |
| 1.3.2 论文的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
| 2.1.2 货币政策对市场流动性的影响 |
| 2.1.3 货币政策对利率的影响 |
| 2.1.4 货币政策有效性 |
| 2.1.5 文献评述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2.2.2 信贷配给理论 |
| 2.2.3 利率期限结构理论 |
| 第三章 新型货币政策工具运行实践 |
| 3.1 新型货币政策工具运用情况 |
| 3.1.1 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 |
| 3.1.2 常备借贷便利(SLF) |
| 3.1.3 中期借贷便利(MLF) |
| 3.1.4 抵押补充贷款(PSL) |
| 3.2 新型货币政策工具的特点 |
| 3.3 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影响因素 |
| 3.3.1 市场主体的行为选择 |
| 3.3.2 适用机构与抵(质)押品 |
| 3.3.3 影子银行 |
| 3.3.4 货币政策时滞 |
| 3.3.5 微观主体预期 |
| 3.3.6 其他政治经济因素 |
| 第四章 新型货币政策实践的实证分析 |
| 4.1 数据来源、样本选择和变量选取 |
| 4.2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
| 4.3 变量的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 |
| 4.3.1 工具变量对货币供应量的协整关系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 |
| 4.3.2 工具变量对社会融资的协整关系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 |
| 4.3.3 工具变量对利率的协整关系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 |
| 4.4 脉冲响应分析 |
| 4.4.1 工具变量对货币供应量脉冲响应分析 |
| 4.4.2 工具变量对社会融资脉冲响应分析 |
| 4.4.3 工具变量对利率的脉冲响应分析 |
| 4.5 稳定性检验 |
| 4.6 方差分解 |
|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2 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3）利率市场化背景下我国利率政策传导机制和宏观经济效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序言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路线图 |
| 第三节 本文创新与不足 |
| 一、本文创新点 |
| 二、本文的不足 |
| 第四节 相关文献综述 |
| 一、利率传导机制相关研究 |
| 二、利率市场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相关研究 |
| 三、利率市场化对通货膨胀影响的相关研究 |
| 四、文献评述 |
| 第二章 利率市场化理论及国际经验 |
| 第一节 利率市场化一般理论 |
| 一、利率决定理论 |
| 二、金融发展理论 |
| 三、泰勒规则 |
| 第二节 部分发达国家利率市场化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
| 一、美国利率市场化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
| 二、日本利率市场化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
| 三、德国利率市场化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
| 四、韩国利率市场化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
| 五、部分发达国家利率市场化的基本经验和启示 |
| 第三章 我国货币政策演进背景下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货币政策的演进 |
| 一、货币政策演进的历程 |
| 二、现行货币政策存在的问题 |
| 第二节 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分析 |
| 一、起步阶段 |
| 二、休整阶段 |
| 三、加速推进阶段 |
| 四、继续改革完善阶段 |
| 第四章 我国利率政策传导机制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利率传导机制理论 |
| 一、累积过程理论 |
| 二、资本费用说 |
| 三、IS-LM模型中的利率传导 |
| 第二节 我国利率双轨制背景下的利率传导机制 |
| 一、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发展 |
| 二、我国利率双轨制仍然存在 |
| 三、利率双轨制导致利率政策传导不畅 |
| 第三节 同业业务的发展对利率传导机制的影响 |
| 第五章 我国利率政策传导过程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指标的选取和预处理 |
| 第二节 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对货币市场利率的传导 |
| 一、相关性分析 |
| 二、格兰杰因果检验 |
| 第三节 货币市场利率向债券市场利率的传导 |
| 一、相关性分析 |
| 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三、时差相关分析 |
| 四、VAR模型分析 |
| 第四节 货币市场利率和债券市场利率向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传导 |
| 一、相关性分析 |
| 二、格兰杰因果检验 |
| 三、VAR模型分析 |
| 第五节 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对融资规模的影响 |
| 一、相关性分析 |
| 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三、时差相关分析 |
| 第六章 我国利率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TVP-VAR模型发展综述 |
| 第二节 变量选择和数据处理 |
| 第三节 估计结果、统计检验及模型结果分析 |
| 一、TVP-VAR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 |
| 二、模型结果分析 |
| 第七章 提高利率传导效率促进利率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建议 |
| 第一节 以畅通利率传导机制为指向改革利率“双轨制” |
| 一、提升中期借贷便利工具对市场利率的引导作用 |
| 二、探索中期借贷便利工具再换“锚”的可能性 |
| 三、适时放开存款利率隐性约束 |
| 四、在提升银行利率自主定价能力的同时发挥好利率自律机制的作用 |
| 第二节 培育市场基准利率 |
| 第三节 增强市场主体对利率变动的敏感度 |
| 第四节 打造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公平竞争环境 |
| 第五节 创造利率“并轨”的良好金融货币环境 |
| 第六节 改革和完善中央银行利率调控体系 |
| 第七节 转变对商业银行同业业务的监管理念 |
| 第八章 提高利率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关键点:基准利率体系选择与构建 |
| 第一节 理想基准利率体系的特征 |
| 一、可靠性 |
| 二、相关性 |
| 三、可控可测性 |
| 四、稳定性 |
| 五、传导性 |
| 第二节 我国潜在基准利率比较 |
| 一、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
| 二、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 |
| 三、债券回购利率 |
| 四、中央银行政策利率 |
| 五、国债收益率 |
| 第三节 西方国家基准利率改革及我国基准利率选择 |
| 第四节 推动新基准利率体系形成的主要路径 |
| 一、通过优化国债市场提高市场价格发现能力 |
| 二、通过完善债券回购市场鼓励商业银行把市场利率作为存贷款利率定价基准 |
| 三、通过丰富衍生品市场交易品种推动市场主体多元化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4）中期借贷便利工具的市场利率调节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传统型和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 |
| 1.2.2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1.2.3 货币政策的目标和效应 |
| 1.3 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
| 1.3.1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3.2 论文的思路和主要内容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的创新 |
| 1.4.2 研究的不足 |
| 第2章 我国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的形成发展及背景 |
| 2.1 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概况 |
| 2.1.1 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介绍 |
| 2.1.2 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的形成发展 |
| 2.2 我国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现状 |
| 2.2.1 传统货币政策工具效应下降 |
| 2.2.2 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型转向价格型 |
| 2.3 中国货币政策选择的原因——中美对比 |
| 2.3.1 金融危机后美国的货币政策 |
| 2.3.2 金融危机后中国的货币政策 |
| 第3章 中期借贷便利工具的概况 |
| 3.1 中期借贷便利工具的形成发展 |
| 3.2 中期借贷便利工具的作用 |
| 3.3 中期借贷便利工具的问题 |
| 3.4 中期借贷便利操作特殊案例-新型冠状肺炎防控期间 |
| 3.4.1 货币政策的含义 |
| 3.4.2 货币政策的作用 |
| 第4章 中期借贷便利工具调节市场利率的效应实证分析 |
| 4.1 变量的选取及定义说明 |
| 4.1.1 对选取中期借贷便利研究进行说明 |
| 4.1.2 对选取的参照利率因素说明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事件分析法:常量均值调整模型 |
| 4.2.2 样本选择和数据描述 |
| 4.3 模型的检验与实证结果 |
| 4.3.1 数据处理 |
| 4.3.2 中期借贷便利工具的流动性投放操作对市场利率的影响 |
| 4.3.3 实证结论 |
| 第5章 央行使用中期借贷便利工具的建议 |
| 5.1 改进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 |
| 5.2 加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 |
| 5.3 结合传统货币政策工具使用 |
| 5.4 货币政策注重灵活适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5）中国利率传导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技术路线和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结构安排与创新点 |
| 第二章 利率传导机制相关理论回顾 |
| 2.1 马克思的利率传导机制相关理论 |
| 2.2 新古典主义的利率传导机制相关理论 |
| 2.3 凯恩斯与后凯恩斯学派的利率传导机制相关理论 |
| 2.4 新凯恩斯学派的利率传导机制相关理论 |
| 2.5 奥地利学派的利率传导机制相关理论 |
| 2.6 货币主义关于利率传导机制的相关理论 |
| 2.7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的利率传导过程与作用机理 |
| 3.1 我国利率的传统演进历程 |
| 3.2 我国的利率传导过程与理论分析框架 |
| 3.3 我国央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利率传导 |
| 3.4 我国商业银行之间的利率传导 |
| 3.5 我国商业银行与企业、居民之间的利率传导 |
| 3.6 对我国利率传导机制有效性的数据检验 |
| 3.7 我国利率传导机制存在的问题 |
| 3.8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疏导我国利率传导机制的经验模式借鉴与难点 |
| 4.1 疏导利率传导机制的基本逻辑 |
| 4.2 疏导利率传导机制的主要模式与经验 |
| 4.3 疏导利率传导机制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
| 4.4 疏导利率传导机制的政策启示 |
| 4.5 疏导我国利率传导机制的难点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疏导我国利率传导机制的对策研究 |
| 5.1 建立成熟发达的货币市场 |
| 5.2 完善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操作框架 |
| 5.3 完善市场利率期限结构的传导机制 |
| 5.4 继续深化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 |
| 5.5 增强商业银行的利率定价能力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2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中文文献 |
| 外文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6）财政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思路、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与重点 |
| (二)重点研究框架 |
| (三)研究方法 |
| 三、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定义与成因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定义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成因 |
| 二、政府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和金融危机救助相关研究 |
| (一)政府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必要性 |
| (二)政府救助范畴 |
| (三)政府救助措施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相关研究 |
|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方式 |
| (三)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四)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方法 |
| 第三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分析(一):介入和退出标准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范畴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标准 |
| (一)预期收益分析 |
| (二)预期成本分析 |
| (三)预期成本收益曲线分析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退出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标准 |
| (一)退出原则 |
| (二)退出标准与时机 |
| (三)政策退出的次序与方式 |
| 四、小结 |
| 第四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分析(二):作用机制 |
| 一、蒙代尔—弗莱明IS-LM-BP模型 |
| 二、加入风险溢价因素的IS-LM-BP-RP模型 |
| 三、加入风险溢价和预期因素的IS-LM-BP-RP-AE模型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预期对IS曲线的影响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预期对LM曲线的影响 |
| (三)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预期对BP曲线的影响 |
| (四)IS-LM-BP-RP-AE模型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应 |
| 四、极端情形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选择 |
| (一)对现代货币理论(MMT)理念的借鉴 |
| (二)对现代货币理论(MMT)理念的批判 |
| (三)IS-LM-BP-RP-AE 模型与现代货币理论的结合 |
| 五、小结 |
| 第五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国际经验 |
| 一、美国应对“大萧条” |
| (一)背景概况 |
| (二)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 |
| (三)政策效果 |
| (四)政策退出 |
| 二、香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一)背景概况 |
| (二)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 |
| (三)政策效果 |
| (四)政策退出 |
| 三、美国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
| (一)背景概况 |
| (二)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 |
| (三)政策效果 |
| (四)政策退出 |
| 四、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做法与建议 |
| 一、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做法 |
| (一)上世纪90年代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资产风险 |
| (二)清理整顿金融“三乱” |
| (三)全国农信社风险处置 |
| (四)本世纪初国有银行风险处置与股份制改革 |
| (五)2015年应对股市异常波动 |
| (六)包商银行接管 |
| 二、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不足及原因 |
| (一)传统机制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突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需求 |
| (二)央行向国家财政上缴利润机制执行的灵活性加大 |
| (三)货币政策调控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内生联系有待进一步加强 |
| 三、完善机制的政策建议 |
| 第七章 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实证分析 |
| 一、变量数据与模型说明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VEC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协整检验与VEC模型 |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
| (五)小结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股市走势的影响(VAR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VAR模型的构建 |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
| (五)小结 |
| 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股市波动性的影响(ARCH类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ARCH效应检验 |
| (三)模型拟合 |
| (四)结果分析 |
| (五)小结 |
| 五、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股市波动性的影响(VAR模型) |
| (一)VAR模型的构建 |
| (二)格兰杰因果检验 |
| (三)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
| (四)小结 |
| 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投资者信心的影响(VAR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VAR模型的构建 |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 |
| (五)小结 |
| 第八章 新形势下中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及应对 |
| 一、新形势下中国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一)实体经济领域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二)金融市场领域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三)金融机构领域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二、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储备 |
| (一)应对实体经济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 (二)应对金融市场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 (三)应对金融机构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 三、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与启示 |
| 一、主要结论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范畴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介入与退出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标准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手段 |
| (四)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效果 |
| (五)当前中国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二、政策启示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攻读博士期间的学术成果 |
（7）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运用及有效性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三节 论文框架 |
| 第四节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货币政策框架与政策工具:基于文献的梳理 |
| 第一节 货币政策相关理论 |
| 一、货币政策框架及其内涵 |
| 二、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演变 |
| 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中间目标的关联 |
| 四、政策规则与操作框架匹配 |
| 五、货币政策框架及政策工具有效性的思考 |
| 第二节 现代货币理论(MMT)及其工具体系 |
| 一、MMT内涵及发展 |
| 二、MMT的政策框架及运行机制 |
| 三、MMT及其工具的局限性 |
| 第三节 货币政策工具的文献综述 |
| 一、常规货币政策工具 |
| 二、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 |
| 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
| 第三章 货币政策工具:类别、功能与局限 |
| 第一节 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功能与局限 |
| 一、存款准备金 |
| 二、再贴现工具 |
| 三、公开市场业务 |
| 第二节 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的功能与局限性 |
| 一、非常规货币政策概述 |
| 二、量化宽松 |
| 三、前瞻性指引 |
| 四、负利率 |
| 五、扭曲操作 |
| 六、货币互换 |
| 第三节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
| 一、内涵与运作机制 |
| 二、主要特点和不足 |
| 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与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关系 |
| 第四节 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 |
| 一、货币政策工具创设与有效性提升 |
| 二、多样化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及有效性的提升 |
| 三、货币政策工具和货币政策框架有效性的再认识 |
| 第四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多元化货币政策工具应用 |
| 第一节 危机爆发与常规政策应对 |
| 一、次贷问题演变为次贷危机 |
| 二、危机早期的常规货币工具运用 |
| 第二节 系统性危机与流动性支持工具创新 |
| 一、次贷危机升级为系统性危机 |
| 二、流动性支持工具的创新与运用 |
| 三、小结:流动性创新工具的有效性 |
| 第三节 危机应对、国有化与量化宽松 |
| 一、系统重要性机构救助:担保、注资与国有化 |
| 二、量化宽松政策:流动性提供与资产负债表修复 |
| 三、小结:量化宽松和扭转操作的有效性 |
| 第四节 新型政策工具有效性与货币政策正常化 |
| 一、非常规工具取得较大成功 |
| 二、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进程 |
| 第五节 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的重启 |
| 第五章 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与多元货币政策工具的应用:欧元区的分析 |
| 第一节 欧央行传统政策框架 |
| 一、欧元区传统货币政策框架 |
| 二、物价稳定目标制下的货币政策工具 |
| 第二节 系统性危机下的货币工具应用 |
| 一、系统性危机下的经济表现 |
| 二、危机下的货币政策工具运用 |
| 三、金融危机应对工具的有效性评价 |
| 第三节 主权债务危机与货币政策应对 |
| 一、希腊引爆主权债务危机 |
| 二、欧债危机、利率目标与结构性货币工具运用 |
| 三、债务危机应对工具的有效性评价 |
| 第四节 通货紧缩与多元货币政策工具运用 |
| 一、负利率政策 |
| 二、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 |
| 三、资产购买计划 |
| 四、欧元区前瞻性指引 |
| 五、通货紧缩应对工具的有效性评价 |
| 六、不确定的未来与量化宽松政策的重启 |
| 第六章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货币市场传导及实体经济传导的有效性分析 |
| 第一节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及其有效性分析 |
| 一、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及其有效性 |
| 二、中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及其政策意图 |
| 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有效性验证的两个环节 |
| 第二节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货币市场利率影响的实证设计 |
| 一、研究设计 |
| 二、数据描述 |
| 三、变量定义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SHIBOR的影响 |
| 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质押式回购利率的影响 |
| 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货币市场利率影响的综合分析 |
| 第四节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在实体经济中的传导—基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初步探索 |
| 一、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在实体经济传导中的理论设计 |
| 二、市场利率、融资溢价与政策传导:违背理论 |
| 三、分阶段后的传导机制:结果改善 |
| 四、基于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的考察:特殊的变化 |
| 第五节 简单结论 |
| 第七章 中国货币政策工具有效性提升:从数量型到价格型的转型 |
| 第一节 中国货币政策框架演进的基本历程 |
| 一、国家银行到中央银行的过渡阶段 |
| 二、中央银行制度建设阶段 |
| 三、中央银行制度调整完善期 |
| 第二节 以货币供应量为核心中间目标的政策有效性评价 |
| 一、信贷调控、广义货币与经济增长 |
| 二、广义货币与物价稳定 |
| 三、汇率改革、外汇占款与货币供应 |
| 第三节 以基准利率为核心中间目标的货币政策有效性提升的难题 |
| 一、职能定位:价格型政策难以全面替代数量型政策 |
| 二、中间目标:价格型核心工具的空缺 |
| 三、传导机制的考察:缺乏基础利率 |
| 四、职能权衡: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 |
| 第四节 货币政策框架改革:完善多目标与多工具政策体系 |
| 一、构建多目标与多工具政策体系 |
| 二、完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 |
| 三、重点推进数量型框架向价格型框架转型 |
| 四、着力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一、全文总结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8）金融视角下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基本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采用的研究方法 |
| 1.5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论文的创新 |
| 1.5.2 论文的不足 |
| 第2章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2.1 国外关于政府债务的研究 |
| 2.1.1 政府公债 |
| 2.1.2 地方债务 |
| 2.2 国内关于地方政府债务的研究 |
| 2.2.1 地方政府债务成因研究 |
| 2.2.2 地方政府竞争、经济增长与地方政府债务 |
| 2.2.3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
| 2.2.4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
| 2.3 对国内外地方政府债务研究的评述 |
| 2.3.1 国外研究述评 |
| 2.3.2 国内研究述评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地方政府债务现状与风险分析 |
| 3.1 地方政府债务界定概述 |
| 3.1.1 地方政府债务概念和内涵 |
| 3.1.2 地方政府债务分类 |
| 3.2 地方政府债务发展历程 |
| 3.3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和结构 |
| 3.3.1 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前债务规模和结构 |
| 3.3.2 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后的债务规模 |
| 3.4 地方政府债务层级及发债主体结构 |
| 3.5 地方政府债务举债主体和资金来源 |
| 3.5.1 地方政府债务举借主体分析 |
| 3.5.2 地方政府债务债权主体分析 |
| 3.6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分析 |
| 3.6.1 负债率和债务率分析 |
| 3.6.2 债务增速分析 |
| 3.7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 |
| 3.7.1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产生根源 |
| 3.7.2 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表现形式 |
| 3.7.3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现状 |
| 3.8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理论与实证分析 |
| 4.1 地方政府债务相关理论分析 |
| 4.1.1 公共产品理论——债务的客观基础 |
| 4.1.2 公共选择理论——债务的主观基础 |
| 4.1.3 委托代理理论——债务的现实基础 |
| 4.2 地方税收增长激励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
| 4.3 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
| 4.3.1 实证模型与变量选择 |
| 4.3.2 数据描述 |
| 4.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4.4.1 地方政府债务投融资对地方税收收入增长的影响 |
| 4.4.2 按地方政府债务分地区、分规模回归结果 |
| 4.5 工具变量和稳健性检验 |
| 4.5.1 工具变量 |
| 4.5.2 稳健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基于商业银行视角 |
| 5.1 金融风险根源 |
| 5.1.1 金融风险产生的宏观根源—货币非中性 |
| 5.1.2 金融风险产生的中观根源—金融市场的脆弱性 |
| 5.1.3 金融风险产生的微观根源—金融机构的脆弱性 |
| 5.1.4 风险扩散和传染的根源—信息不对称 |
| 5.2 地方政府债务金融风险分析 |
| 5.2.1 地方政府债务金融风险的逻辑 |
| 5.2.2 地方政府债务金融风险传导途径 |
| 5.2.3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与商业银行 |
| 5.2.4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金融风险 |
| 5.3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向金融风险传导的机理分析 |
| 5.4 地方政府债务杠杆率与银行风险关系探讨 |
| 5.5 地方政府债务与银行风险关系实证研究 |
| 5.5.1 变量选择与数据描述 |
| 5.5.2 实证结果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基于货币供给视角 |
| 6.1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概述 |
| 6.1.1 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背景和成效 |
| 6.1.2 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具体情况 |
| 6.2 我国货币供给逻辑分析 |
| 6.2.1 二级银行体系 |
| 6.2.2 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逻辑 |
| 6.2.3 商业银行货币供给的逻辑 |
| 6.2.4 我国货币供给的计量标准 |
| 6.3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对货币供给的关系分析 |
| 6.4 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对货币供给的影响 |
| 6.4.1 存量债务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
| 6.4.2 地方政府债券置换时发行债券环节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
| 6.4.3 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实施环节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
| 6.4.4 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对货币供给影响总结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基于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视角 |
| 7.1 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后债券发行收益率情况概述 |
| 7.2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
| 7.2.1 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分析 |
| 7.2.2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7.3 实证检验 |
| 7.3.1 变量说明 |
| 7.3.2 实证模型选择 |
| 7.4 实证结果 |
| 7.4.1 地方政府债券收益率传导货币利率效率的实证结果 |
| 7.4.2 地方债务置换对国债收益率传导货币市场利率效率的影响 |
| 7.4.3 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后信贷市场利率对货币市场利率传导效率影响 |
| 7.5 稳健性检验 |
| 7.5.1 国债收益率传导货币市场利率效率的影响 |
| 7.5.2 信贷市场利率对货币市场利率传导效率的影响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及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8.2.1 加快经济体制改革 |
| 8.2.2 加快财税体制改革 |
| 8.2.3 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
| 8.2.4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 |
| 8.2.5 加强财政金融部门协作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科研成果 |
（9）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维护经济稳定,为“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
| 1.2.2 发挥合力共同优化结构调整,促进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
| 1.2.3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共同实现宏观调控总目标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宏观调控的基本概念 |
| 1.3.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3 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
| 1.4.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 1.4.3 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相结合 |
| 1.5 研究框架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论文创新点 |
| 1.6.2 论文难点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相关研究 |
| 2.1.2 国内相关研究 |
| 2.2 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 |
| 2.2.2 经济周期理论 |
| 2.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2.4 凯恩斯主义流派 |
| 2.2.5 其他理论 |
| 2.3 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模型 |
| 2.3.1 IS-LM曲线——封闭经济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
| 2.3.2 米德冲突——单一政策无法兼顾内外均衡 |
| 2.3.3 丁伯根法则——不同经济目标需要不同的政策工具 |
| 2.3.4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下财政货币政策效果不同 |
| 2.4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启示与不足 |
| 2.4.1 我国宏观调控与西方国家干预等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
| 2.4.2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不足 |
| 2.5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 |
| 2.5.1 短期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侧重需求管理 |
| 2.5.2 长期注重优化结构提高经济质量,侧重供给管理 |
| 2.5.3 加强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和效率 |
| 3 世界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经验与启示 |
| 3.1 美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1.1 “罗斯福新政”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2 二战期间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3 二战后至7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4 20世纪8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5 20世纪9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6 21世纪国际金融危机前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2 日本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2.1 财政政策的演进 |
| 3.2.2 货币政策的演进 |
| 3.2.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3 德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情况 |
| 3.3.1 二战后到60年代中期中性的财政政策和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2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3 80年代初至2008年紧缩的财政政策与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4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概况 |
| 3.4.1 美国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2 日本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3 德国应对金融危机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5 国际经验的启示 |
| 3.5.1 两大政策共同维护经济基本稳定 |
| 3.5.2 两大政策配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3.5.3 充分利用国债功能助力两大政策实现各自目标 |
| 4 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 |
| 4.1 从双松到双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3年—1997年) |
| 4.1.1 从双松转向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1.2 两大政策共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
| 4.1.3 央行试行以国债为公开市场操作对象 |
| 4.2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8年—2004年) |
| 4.2.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2.2 共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经济总体稳定 |
| 4.2.3 利用特别国债注资国有商业银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4.2.4 国债期限结构受限央票成为公开市场业务主力 |
| 4.3 双稳健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5年—2008年) |
| 4.3.1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3.2 两大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
| 4.3.3 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进行投资 |
| 4.4 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8年—2011年) |
| 4.4.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 4.4.2 共同支持4万亿投资应对经济下滑 |
| 4.4.3 共同支持结构调整促进出口、投资和消费 |
| 4.4.4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逐步增加 |
| 4.5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11年—今) |
| 4.5.1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5.2 两大政策定向扶持相关领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4.5.3 两大政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 4.5.4 两大政策加大国债、国库现金工具协调配合力度 |
| 5 两大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与原因探析 |
| 5.1 实际GDP增速、赤字率及货币供给M2增速关系的实证研究 |
| 5.1.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5.1.2 基本检验 |
| 5.1.3 VAP模型建立及检验 |
| 5.1.4 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 |
| 5.1.5 实证分析结论 |
| 5.2 原因探析 |
| 5.2.1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 |
| 5.2.2 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 |
| 5.2.3 货币政策目标与执行传导力度需合理把握 |
| 6 两大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与原因解析 |
| 6.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6.1.1 样本数据选取及说明 |
| 6.1.2 计量方法 |
| 6.2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1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2 两大政策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3 两大政策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4 两大政策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5 实证分析结论 |
| 6.3 原因解析 |
| 6.3.1 单靠任一政策作用有限,难以发挥合力促进结构调整 |
| 6.3.2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的机制和端口支撑 |
| 6.3.3 各地差异较大,执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方式和效果不一 |
| 7 两大政策工具在协调配合中的实证分析及原因分析 |
| 7.1 国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分析 |
| 7.1.1 外汇占款大幅波动使货币供给较为被动 |
| 7.1.2 外汇占款过多影响金融机构资金效率和货币政策有效贯彻 |
| 7.1.3 利用特别国债创新外汇管理仍未解决货币供给难题 |
| 7.1.4 利用“央票”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冲“外汇”效率低于国债 |
| 7.2 国库现金对货币供给量的VECM模型实证分析 |
| 7.2.1 变量选择及单位根检验 |
| 7.2.2 国库现金影响流通中的现金(M0)的实证分析 |
| 7.2.3 国库现金影响狭义货币供给量(M1)的实证分析 |
| 7.2.4 国库现金影响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实证分析 |
| 7.2.5 实证分析结论 |
| 7.3 原因分析 |
| 7.3.1 央行持有国债规模和比例过低 |
| 7.3.2 国债规模的安全区间难以确定,国债管理有待提高 |
| 7.3.3 国债市场尚不完善 |
| 7.3.4 缴税周期性特征使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 |
| 7.3.5 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有待提高 |
| 7.3.6 中央国库现金进行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管理有待进一步提高 |
| 7.3.7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机制 |
| 8 完善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
| 8.1 宏观经济面临的国际国内新形势 |
| 8.1.1 国际经济新形势 |
| 8.1.2 国内经济新形势 |
| 8.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的总体战略基调 |
| 8.3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机制 |
| 8.4 短期维护经济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优势 |
| 8.4.1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8.4.2 发挥政府投融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 |
| 8.4.3 利用国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
| 8.5 长期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侧重供给管理 |
| 8.5.1 两大政策协调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
| 8.5.2 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 |
| 8.6 加大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力度,提高政策效率 |
| 8.6.1 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务管理 |
| 8.6.2 善于利用国债、国库现金增加货币供应量调控的主动权 |
| 8.7 进一步完善其他制度供给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房价波动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及潜在风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四、论文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一章 货币供给理论 |
| 第一节 传统货币供给理论 |
| 一、凯恩斯的货币供给理论 |
| 二、弗里德曼货币供给理论 |
| 三、对传统货币供给理论的反思 |
| 第二节 现代货币创造理论 |
| 一、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 |
| 二、商业银行的信用贷款创造 |
| 第二章 我国房地产市场及货币供应量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房地产行业市场发展现状 |
| 一、房地产市场蓬勃发展,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 |
| 二、房地产开发投资逐年增加 |
| 三、房地产企业综合实力不断提升,负债水平也逐年增长 |
| 第二节 我国货币供应量的现状分析 |
| 一、我国货币层次划分 |
| 二、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资产端分析 |
| 三、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负债端分析 |
| 第三章 房价对货币供应量影响机制及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商品房的货币创造渠道 |
| 一、国有土地出让阶段 |
| 二、房地产开发阶段 |
| 三、房地产抵押贷款阶段 |
| 第二节 房价对货币供应量的传导机制分析 |
| 一、地方政府传导渠道 |
| 二、房地产开发商传导渠道 |
| 三、居民购房传导渠道 |
| 第三节 实证分析 |
| 一、数据选取及背景介绍 |
| 二、数据选取及处理 |
| 三、模型背景介绍 |
| 四、模型建立 |
| 五、实证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房地产行业潜在风险分析 |
| 第一节 商业银行涉房贷款规模测算 |
| 一、与房地产行业直接相关的贷款 |
| 二、房地产作为抵押物的贷款 |
| 三、涉房贷款总额 |
| 第二节 房地产行业指标分析 |
| 一、房价收入比 |
| 二、租金回报率 |
| 三、空置率 |
| 第三节 房价波动过大带来的危害与风险 |
| 一、房价上涨过快降低实体经济竞争力和挤出消费 |
| 二、房价波动过大可能会影响央行货币政策的执行 |
| 三、房价上涨过快可能会对居民和企业资产负债表冲击较大 |
| 四、房价下跌过快将严重影响商业银行经济运转 |
|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一、研究结论 |
| 二、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对央行货币供应量调节机制的反思（论文参考文献）
- [1]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构建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D]. 闫博. 吉林大学, 2021(01)
- [2]新型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研究[D]. 靳璇. 兰州大学, 2021(12)
- [3]利率市场化背景下我国利率政策传导机制和宏观经济效应分析[D]. 武兴伟. 中共中央党校, 2020
- [4]中期借贷便利工具的市场利率调节效应研究[D]. 邹萌芝. 吉林大学, 2020(08)
- [5]中国利率传导机制研究[D]. 崔秀丽. 中央财经大学, 2020(02)
- [6]财政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D]. 龙俊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7]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运用及有效性分析[D]. 郝飞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8]金融视角下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D]. 沈国庆.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9]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D]. 龙小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
- [10]房价波动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及潜在风险研究[D]. 曾星亮.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