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二军医大学学报》2004年第25卷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付鹏[1]（2021）在《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史记》至《清史稿》以来的二十六部正史中,共有七部含艺文志或经籍志:《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这七部正史目录中均有医籍着录材料。在辑录和编码7部正史目录医籍着录材料,形成“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史料长编”的前提下,主要进行两大部分的研究内容。第一部分是正史医籍目录的具象文本研究。第一章至第七章分别以七部正史目录出现的历史顺序,分为七章。以七部正史目录医籍着录为中心,重点探讨其编撰、体例和内容。编撰方面主要介绍正史医籍目录的撰修史、一代内府藏书与编目史和正史目录的史料来源。体例方面主要介绍正史医籍目录文本的撰写原则和法度、与相关目录的部类比较和编撰体例特点。内容方面其一是细类分析下引述文本和种卷计数研究,其二是相关问题论述作为细类分析的拓展与延伸,其三是据细类分析统计和绘制7幅各部正史目录细类种、卷分布图,以图表直观形象地展示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内容的内部结构。编撰、体例和内容的三个方面是立足于正史医籍目录文本本身的全面阐述,共同构成本文对于七部正史医籍目录的具象文本研究。第二部分是正史医籍目录通史研究与正史目录利弊评价。一方面,对于正史目录医籍着录之实,绘制正史医籍目录类系流变图,将正史医籍目录史分为两个阶段和三个时期,并分析提炼它们的内部分期和时期特征。首先分为汉至元阶段,以纪一代藏书为特征;明至今阶段,纪一代着述为特征。在此范畴下,又划分汉至隋、唐至元和明至今三个时期。其中汉至隋时期又可分为《七略》至《汉志》时期（西汉至东汉[前33至前7间—56至106间]）和七分与四部共荣时期（三国至隋[235-597]）;特征是六略之一,医分为四。唐至元时期分《隋志》至二唐志时期（唐至五代[629-1060]）和宋国史志至《宋志》时期（宋元[1016-1345]）;特征是子部医方,从方至科。明至今时期分《明志》至《清志稿》时期（明至20世纪80年代末[1441-1989]）和王绍曾《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至《清史艺文志》时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1992至今]）;特征是一代医着,类属森然。另一方面,对于正史目录着录之事,分析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产生的不同价值和发挥的多种功用,以及正史目录的缺陷。通过上述两方面的阐述,以期更加客观地评价正史医籍目录。通过本文的史料汇编（“附录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史料长编”）和系统研究（正文）,一是能够补充和纠正已有专门正史目录医籍着录资料的缺憾（附录）。二是对正史目录中的医籍目录首次进行通史性地整理和研究,填补正史目录之医籍目录研究空缺（第一章至第七章）。三是提出不同于传统以朝代变迁分期的正史医籍目录史分期新观点,更能反映其本质特征（第八章）。四是运用数据图表,展示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特点与类系流变（第一章至第七章最后一节、第八章第四节）。五是分析正史医籍目录的利弊,提出“志书不同、价值迥异”的新认识（第九章）。本研究能较为清晰深刻地展现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的基本情况,揭示正史医籍目录史的一般规律,于医古文、中医文献、医学史等领域的研究有所借鉴,乃至为今后开展史志、私家、官修目录医籍着录和古代医学专科目录打下研究基础。
李全平[2]（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研究指明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王域铖[3]（2020）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及着录汉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法国国家图书馆是世界最大的藏书机构之一,在其浩瀚的藏品当中,包括了大量中国古代文献。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中国古代文献中最着名的当属敦煌文献,含汉文文献、藏文文献以及龟兹、西夏文文献等。除敦煌文献外,法国国家图书馆还收藏了丰富的汉文古籍（以下简称汉籍）。古恒（1865-1935）是法国外交家、东方学家。20世纪前期,古恒为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编定过《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该目录将Chinois 1-9080分为21个一级分类,其中18个分类有若干二级分类,着录各书的典藏号、题名、作者及生卒年、序跋作者及年份、版本、卷数、图书开本大小、精装合订本册数、之前的典藏号等。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及所着录汉籍的研究非常欠缺。本论文是学界首次对古恒目录及相关汉籍进行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有助于推动学界对该目录及相关汉籍的了解与进一步研究。绪论部分,分析论文的选题意义,回顾我国域外汉籍研究的整体情况,认为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汉籍,长期以来没有受到应有重视,相关整理和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并简单论述法国汉学及汉籍的基本状况。上编为法国国家图书馆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初探,总论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的基本情况,包括介绍、分析该目录的着录内容、分类特点,论述该目录所着录汉籍的价值、来源等。古恒根据这批汉籍的具体情况,在充分吸收和借鉴我国古代目录分类体系的基础上,使用西方分类方法进行分类。在分类设置方面,古恒更多地考虑分类的合理性,而对各类之间的平衡性并不在意。这批汉籍中,佛教类着作最多,其次是天主教相关着作,其中有不少比较罕见、珍贵的资料。这批汉籍的来源比较广泛,主要通过传教士、学者、商人及士兵流传到法国。中编为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着录汉籍善本书志,选取部分出版时间较早或者比较稀见的汉籍,逐一考论,详细着录各书的文献学信息,对相关版本信息尤加注意,加以考辩,并论述版本着录的依据,试图清晰地反映各书的文献学特点。在此部分论文中,广泛参考现有研究成果,结合自身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见,订正了一些前人的错误,如在关于韩霖《铎书》的考证中,纠正了陈垣对书中墨钉的论述,并对刻书年做出了自己的推断。论文还大量订正了《中国古籍总目》等目录着作的错误,如根据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见《五经类编》,订正了相关目录着作中此书有清康熙二十三年、康熙二十九年刻本的着录。此外,论文中的部分研究补充、完善了学界此前的相关结论。下编对法国国家图书馆藏《说文长笺》刘凝批注进行了研究,考证批注的时间及流传经历,将批注概括为总体评价、六书研究、体例说明、补充材料、补充释义、注释、订正等七个方面,凸显刘凝文字学尤其是六书研究的成就。
郑晓锋[4]（2020）在《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文中认为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在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历程中,语言变革无疑是最直观、最明显的因素。所谓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其基础表征就是文学语言的现代性。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建构了现代汉语规范化意义上的汉语语言系统——即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汉语语言体系的确立与强化。但由于传统的“重内容轻形式”的研究倾向,对文学语言作为符号性媒介的本体性研究很容易被忽略;再者,白话文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几乎成了定型状态,研究者更多地是从静态视角探究文学语言问题,而没有将其放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动态视域中加以考察,从而无法深入研究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层面的变化;此外,文学语言审美层面的动态演变也有待挖掘。本文以“媒介生态”为切入点,在关注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宏观维度的基础上,再从文字、报刊、图像、网络等微观视角出发,探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和发展的原动力,以期勾勒出一个连续性的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历史图景。所谓“媒介生态”,其最初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北美的Media Ecology研究,这与20世纪末中国本土兴起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北美Media Ecology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对人与传播媒介的关系研究,立足点是人,强调媒介对人类、人类文化或人类社会的影响,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而中国本土的媒介生态学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最终旨归是建立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的和谐关系及实现媒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其出发点是媒介。但同时我们应看到二者的联系,因为北美Media Ecology所关注的人与媒介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重要一隅,所以,对于北美的Media Ecology,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差异性,也要看到其长处,对其有益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要加以合理的批判和吸收,以充分地运用到我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上来。至于北美Media Ecology和中国媒介生态学之间的差异,北美Media Ecology认为“人是条鱼”,生活在媒介环境构筑的“水”中,它重点研究媒介对人的影响,“它试图找出媒体迫使我们去扮演什么角色,媒体如何构建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媒体让我们如此这样地感觉和行动”;而中国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是条鱼”,生活在社会生态系统的“水”中,这一系统由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等生态因子构成,且以媒介及媒介的存续环境（媒介之间、媒介与社会之间）为研究中心。这种以“媒介”为中心的媒介生态理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预先的理论视域。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提高,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然有学者将之推至“文学四要素”之外“第五要素”的高度,媒介及媒介文化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语言论转向对我国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使得文学语言的符号媒介性功能逐渐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不再将之视为一种应有的静态之存在,而是一种通过动态变革演化而来的;它也不再仅是一种纯粹的工具性存在,而且还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本体。文学语言作为一种媒介符号,它的历史变革势必会受到其所依存的媒介生态的影响。再者,从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向内转”和“向外突”是其发展的两种基本路径,前者强调文学研究对文学文本的重视,而后者则强调打破文学的固有边界,把文学研究拓展为文化研究。对文学语言本身的研究属于文学研究中的“内部研究”,而探讨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制的外在媒介生态因素属于“外部研究”,挖掘内在文学语言与外在媒介生态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将内部和外部研究联系起来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方法论上的创新。文学媒介和文学语言有着天然的联系。首先,文学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其次,除文学语言以外的其他文学媒介都是文学语言的承载媒介,比如书籍、报刊、电子书、文学网站、文学广播和文艺类影视等等。不同的媒介形式,就会有不同的文学语言形式。随着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地位的演变和提升,百年来文学语言也经历了不同的变革。整体上呈现为由文言到白话、由高雅到通俗、由静态到动态、由符号到图像、由单一到多元等趋势的异变。全文共分为导论、正文、余论三大部分,导论部分主要是对本文的理论视域、选题缘由及思路、研究现状、研究价值和意义予以介绍,在对已有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肯定了现有研究成绩,但也存在不足,比如对于现代汉语白话形态的理所当然认同致使对语言的研究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处境,已有成果多于静态的叙写而非动态层面的规律演变之探究,文学语言多为工具性存在而非对象性指称,文学语言研究的理论深度不够,等等。然而,文学活动中媒介作用的增强和文学语言的媒介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媒介生态,因为文学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它是微观媒介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生成、存在和演变不仅受到其他微观媒介（如书籍、期刊、报纸、广播、影视、互联网等）的影响,还受到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外在媒介生态的宏观建构,这就为我们从媒介生态维度研究近百年文学语言的变革提供了可行性契机。正文部分一共六章。分别从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作所经受的不同时期的明显的媒介生态为特征分章展开。第一章针对本文研究的理论视域和方法论原则——媒介生态,作一详细的梳理和介绍。所谓媒介生态,即媒介的存在场域,既包括媒介本身的存在状态,亦包括媒介所受制的外在因素。文学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媒介,是该场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媒介生态的整体性、多样性、互动性、平衡性、循环性,又对文学语言的存在和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媒介生态主要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而宏观意义上的媒介生态又是通过微观层面的媒介生态而对文学语言的变革产生直接的作用和影响。第二章是从晚清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到的显着的文化媒介生态入手,主要包括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两大显着的文化现象。从晚清黄遵宪提出“语文合一”①的观点开始,以封建士大夫为代表的维新派意识到民众思想启蒙对于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要性,而思想启蒙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打破传统文言的隔阂,推行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新的白话语和白话文体开启了文学创作新的表达方式,促成了以白话小说为主的文学文体的勃兴。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报刊理念的引入激发了国人的办报意识,中国现代报刊业开始起步,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提供了必要的媒介传播平台,打造了全新的社会舆论空间,因之而出现了王韬的“报章体”、梁启超的“新民体”、欧化语中的新名词等新的语言形式,促发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等文体革新运动。明显来看,以文字改革为中心的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在文化媒介生态发生变化之际而发生的文学语言改革行为,但语言媒介符号所处的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等也出现了新情况,在这种合力下,晚清文学语言开始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而20世纪初五四白话文运动前后带来了中国文学语言的历史性变革。这一时期的语言变革及其新文体实践,直接带来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现代化转型。与晚清白话文运动不同的是,五四前后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则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其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改造和新文学文体的生成更具革命性、彻底性,经过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五四白话文运动倡导者的努力,白话文终于取代了文言文在传统文学中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书写的合法性语言。第三章主要是从文学语言变革受到的典型的政治媒介生态出发。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①的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这一时期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政治媒介生态作用渐趋明显,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决裂之后,中国国内政权主要呈国民党、共产党两大党派对峙局面,中共为争夺社会话语权、树立政治威信和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以“左联”为代表的文学阵营开展普罗文学运动,推行文艺大众化,最重要一方面就是文学语言向人民大众靠拢的通俗化运动。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又提出了中国文学及文学语言的“民族形式”改造问题,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形式;后期主要表现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权实现了统一,经历长期动乱的中国社会百废待兴,文化资源的重置和控制是其重要方面,从第一次文代会规定文学写什么、怎么写、为谁服务,到十年文革政治对文化（文学）的强势干预,都从根本上左右了新中国文学语言的书写模式,文学由于表征的优势、作为文化资源的稀缺性等满足权力实现的条件,在相当长的历史语境中被建构成为一种文学权力。总的来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文学语言所存在的政治媒介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语境下,新中国之后的文学语言建设则是由党和国家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文化行为,是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学语言变革,集中表现为文艺在“二为”方向指向下的政治性、民族性、通俗性言说,并在建国前十七年文学中取得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成就,引发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转向。第四章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文学（语言）所受到的经济媒介生态作用渐强的角度来说的,多重利益追求和文学理想带来了文学语言的多元化呈现。新时期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政策上的调整,我国文化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集中表现为对“十年文革”造成的冤假错案的拨乱反正、重新探讨和确立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确立文艺创作新“二为”方针等方面,文化领域开始朝着良性的、健康的方向发展。随着国家社会发展经济重心的确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一个显着特点是经济导向性增强,文学格局开始由建国前三十年“一体化”向多元化发展,文学语言呈现出政治话语、精英话语、通俗话语等三大主方向演变,并在市场经济的导向下发生着多种可能性。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技术媒介生态在文学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学语言呈现出了图像化、类型化、跨语体、碎片化、互动性、颠覆性、消遣性、审美性缺失等特征。新世纪的文学格局较20世纪后半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我国消费社会的逐步形成和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网络文学的蔚为大观,传统官方主流文学和社会精英文学的势力范围正在急剧减缩,并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寻求突破和转型;而菁芜杂存的网络文学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在广播、影视、互联网等媒介技术的进一步助推下,大有独霸天下之势。新的文学形态势必会呈现出新的语言形式,而新世纪文学语言的种种特征,就是文学语言在媒介技术的支撑下的多样化呈现。第六章主要是对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作一简单介绍。此两种媒介生态参与了各个时期的文学语言建设,且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文学语言的百年转变,这也是它们的合力性使然。但因二者与前几个分期所受到的鲜明的媒介生态相比,显得稍微次要了一些,故单章给予简单的介绍,以此说明它们并非缺席,以此体现构成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媒介生态的完整性。结论部分主要回答了从媒介生态视角审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它到底发生了何种动态变革。从19世纪后半叶的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始,先后经历了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文艺大众化”讨论、“民族形式”建设、农村新通俗小说试验、工农兵创作方向、新时期文学语言的“话语解放”,再到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类型化等转向,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和变革的基本路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也是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变迁史。总的来说,文学语言作为媒介符号,影响其变化的因子有很多,整体上可分为包括以“媒介”为中心的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这些宏观因素通过影响媒介介质而对微观上的文学文体和文学语言发生作用,这是由文学所在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决定的,语境不同,各种因素作用力的强弱也会有所不同,它们所关注的着力点也会不同。在这些媒介生态的组成中,除了媒介技术对文学（语言）能带来直接的影响之外,其他五个都是间接影响因子。当然,如此区分只是理论上辨析的需要,在实际的文学实践中,对文学（语言）的影响往往是它们合力的结果。比如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在文化领域政策上的改革对社会传播媒介和载体媒介的影响,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政治媒介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商品经济竞争机制的逐步形成,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经济媒介生态;文化政策的宽松和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化的文化媒介生态;文学传播所依赖的媒介技术的革新则是文学语言发生的技术媒介生态;文学生产在市场价值规律的调节下开始关注和重视读者的文学需求,导致作家必须创作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受众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上升,即受众媒介生态对文学产生影响。此外,影响媒介传播的地区发展差异、自然交通状况等也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其他生态因子。因此,全篇以一种历时性叙述路径,以文学语言所受影响的典型的媒介生态而分阶段行文,即是处于此种考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文学语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受众的等媒介生态息息相关。
吴洋[5]（2020）在《西安城市雾霾演进与治理研究（1912-2019年） ——兼与英国伦敦雾霾的历史比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工业发展带来技术革新与社会文明进步的同时,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城市雾霾是工业经济发展的产物,英国伦敦雾霾与西安城市雾霾都具有工业化进程中雾霾城市的典型特征,通过比较分析两地雾霾的历史演进特征、空间区域分布、污染源、危害性、民众认知态度、治理措施及取得成效等,找寻工业作为城市雾霾的主要驱动因素,以期为我国城市雾霾的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历史镜鉴,为铸就与工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进行必要的学术探索。本文首先从自然地理的角度分别对伦敦和西安两地特殊的地形地貌及气候条件进行了分析,包括西安所在的风成黄土、风场作用、季风条件、盆地地形、降水量等因素以及伦敦特殊的气候条件和地形地貌等,并概述了中外其他爆发雾霾的典型城市所具有的特殊自然地理条件,阐述了自然环境对雾霾生成的重要作用。雾霾的爆发除了特殊的自然因素作用之外,人为因素是重要的环节。西安与伦敦均是在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雾霾问题,在以煤炭为能源基础的前提下,两地工业发展迅猛发展,城市雾霾相伴而生。伦敦雾霾从初现期、持续期到爆发期的历史演进及空间分布呈现出一定特征,针对雾霾问题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其成功经验表明政府监管力度、民众参与程度、科学技术投入是英国城市雾霾治理的三要素。煤炭资源的动力保障及清末民国时期政府出台政策、实地考察、工业西迁等开发西北的战略举措成为西安近代工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建国以来煤炭运输条件的提升为工业生产提供了便利,西安市工业经济从过渡期、奠基期逐渐发展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现代化工业体系,西安城市雾霾的历史发展脉络从古代以沙尘为主的“风霾”、“灰霾”现象到建国以来以煤烟型污染为主的城市雾霾,1949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西安市工业及家庭燃煤量的攀升,城市雾霾表现出空间区域分布及年代季节变化的特征,针对这一时期的城市雾霾问题,西安市所采取的治理措施包括政府层面的综合治理及企业层面如发电厂作为重污染企业的减排措施等。近三十年来西安城市雾霾呈现出复合型污染以及范围扩大、程度加剧的新特征,城市空气污染源的复杂多样性、空气质量的年度及季节变化、雾霾空间分布及主要污染行业等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针对西安市近三十年来城市雾霾的新特征,一系列治霾新措施相继出台,通过对我国雾霾治理路径及英国提升空气质量的方式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我国雾霾治理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雾霾是一种空气污染现象,存在严重的危害性。伦敦与西安雾霾爆发后对人类生命与健康、城市交通运行、动植物与农作物生长、建筑物外观、全球气候及经济发展等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危害性,中外其他典型城市在雾霾发生后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对于城市雾霾这一空气污染问题,民众对其也产生了一定的认知度。伦敦社会对雾霾的认知经历了从曲解到了解的转变过程,西安民众对雾霾则是从盲从转向清晰,可以看出两地民众对雾霾的认知度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纵观两地的城市雾霾问题,存在众多异同点。在经济结构与环境问题的辩证关系、污染源与雾霾高发季、人与环境的互动作用以及科学技术与城市雾霾的双重关系这四个方面两地存在一定相似性;民众的认知度与参与度、雾霾引发的社会问题、所处自然地理环境、雾霾发生的经过及后果、两地雾霾发生时间段均有所差异。从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建设的实际情况来看,今后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仍然是以高耗能的工业经济为主导,煤炭依然是现在及未来我国主要燃料来源,因此雾霾的治理任重而道远;从自然地理、燃料结构、群体意识、人地关系四个方面文末对西安雾霾的发展趋势做了预测,对未来西安市雾霾治理的自身优势做了分析,并提出雾霾所带来的积极效应,例如推动科技进步与产品研发、提升民众环保理念等。在环境保护成为人类共同使命的今天,在“建设美丽中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我们期待“繁荣”与“清洁”和谐共生,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会更加美丽。
张立恩[6]（2018）在《元代春秋学研究》文中认为从《春秋》学史的角度而言,元代《春秋》学在《春秋》学史上无疑占有一席之地,然而由于受到清代学者评价的影响,现代学术界对元代《春秋》学多不甚措意。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随着人们对经学的重新认识和理性评判,元代《春秋》学亦重新进入学术研究视野,并产生了一些研究着作,但无论就横向的地域分布、纵向的发展历程,还是文献的考据整理、《春秋》学家思想内涵的掘发和诠释方法的呈现,皆有未尽之处。基于这一问题意识,本文以元代《春秋》学研究为题,在力图全面考证元代《春秋》学着述的基础上,着力对上述问题进行揭示,以期能客观、逻辑地呈现元代《春秋》学之思想面貌,并由之对其学术史价值做出评述。文章除导论、结语外,共七章内容。首章论元代《春秋》学之理论渊源与发展历程,二章论元代《春秋》学之地域分布与学术师承,三至七章论草庐学派、程端学、黄泽、徽州学派及其他《春秋》学家的《春秋》学思想。在具体论述上主要围绕《春秋》学家之《春秋》观、诠释方法等内容展开,将其对《春秋》学问题的思考置入《春秋》学史的发展脉络之中进行考察。草庐学派《春秋》学代表为吴澄,其秉持朱子《春秋》学观念并综合啖助、赵匡、刘敞之说而试图统一经说。在《春秋》观上,吴澄持朱子据实直书说,但认为《春秋》所据之“实”为“非常之事”,包括:有违典礼者、有关训诫者、变异者。吴氏反对以《春秋》为文辞褒贬之书,以别嫌明微为孔子之意,以《春秋》为孔子之刑书。在解经方法上,其发挥传统的属辞比事之法,并以“属辞所以合,比事所以析”对“属辞比事”提出新解。吴澄门人在《春秋》学上承继吴氏而又有发明,虞盘之《春秋》学如朱子、吴澄一样,重视《左传》事实,而尤能纠左氏“夸于辞”之偏,李衡之《春秋》学不但推尊吴澄,而且亦如吴氏《春秋》学一样贯穿着统一经说的意识。元明善则发挥《春秋》经世之旨以评论时事。程端学亦本朱子观念而建构《春秋》诠释体系,其以《春秋》为“圣人之实录”,而所书皆“非常之事”。基于这一理解,在褒贬观上,程氏一方面反对文辞褒贬之说,但另一方面又主张《春秋》以事见贬。程氏认为以往褒贬凡例之说盛行的原因是“后世但知圣人议人罪恶而已”,其所主以事见贬之说就是要克服文辞褒贬之弊而导人为善。在此意义上,他指出《春秋》宗旨在于使后世读《春秋》者“克己复礼”,所谓“使人知其非礼,则礼有在矣”。程氏还区分《春秋》大义、正义与小义、余义,二者之间有严格的价值层级关系,前者可含蕴后者,后者无法含蕴前者。在解经方法上,针对单个事件,程氏主张发挥“即其因以见其情”之法,针对复杂的、长时段的事件,则主张诉诸于“属辞比事”之法。程氏还将“属辞比事”分为“大属辞比事”与“小属辞比事”。前者是说“合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而比观之,后者是说“合数十年之事而比观之”。黄泽的《春秋》学继承朱子的基本观念。在《春秋》观上,黄氏主张孔子亲览国史以作《春秋》,故“经所书者,皆是史,先有其文,非是夫子创书,”但他反对经文实录说,而认为经文有正例、变例、义例,以此对朱子据实直书说之内在困境进行调适。在诠释方法上,黄氏主张兼综汉宋,认为“《春秋》是事,须先考事实,而后可以求经旨。”考证“事情”则要发挥“向上工夫”,其含三个环节:比事而观、逻辑推证、静定涵养。徽州学派学宗程朱,而尤宗朱子,其《春秋》学以赵汸、郑玉、汪克宽、俞皋为代表。赵汸继承黄泽“先考史法而后经义可求”的解经理路。在《春秋》观上,其以《春秋》为孔子经世之书。圣人籍笔削以表达其经世之志,笔削八义为:存策书之大体、假笔削以行权（不书、变文、特笔）、因日月以明类、辞从主人。变文又分为变文以示义、辩名实之际、谨中外之辩。圣人经世之志主要体现为:谨夷夏之辨、正名、明世变。在诠释方法上,赵汸主张解经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知足以知圣人,二是遵从属辞比事之法。郑玉《春秋》学推崇程朱之说,其《春秋阙疑》即折衷程朱之说而为之。在《春秋》观上,其对《春秋》之名及《春秋》之始隐终麟的解释皆有所发明。他认为“《春秋》有鲁史之旧文,有圣人之特笔”,是以在解经方法上提出“固不可字求其义,如酷吏之刑书,亦不可谓全无其义,如史官之实录也。”在这一基本立场下,在以往经学家那里相为扞格的解经方法,在此却变得各得其所,相得益彰。他发挥孟子“事”、“文”、“义”之说阐发《春秋》宗旨,以尊王为《春秋》大义之核心,以存理灭欲为《春秋》旨归。汪克宽的《春秋胡传附录纂疏》主于疏通胡《传》,不过,这是由于胡《传》颇能推广程子之说且受到朱子之推举。在《春秋》观上,汪氏继承胡《传》“《春秋》,鲁史尔,仲尼就加笔削,乃史外传心之要典”的说法,并引朱说对之有所推进。他认为《春秋》所记皆非礼之事,有“因史旧文”“存而弗削”之处,亦有圣人笔削,乃圣心之理的呈现,故学《春秋》而格物穷理,则可以贯穿内圣外王之道而实现修齐治平。在诠释方法上,汪氏基于属辞比事而发挥直书见义、特笔见义、互文见义等方法。其所谓“属辞比事”首先是指意味着“连上下文并前后事迹”、“合上下文”来分析经义。其次,指对同类事件及对该事件相关联的其他事件的比较分析,这一分析大抵遵循着事→辞→义的逻辑顺序。第三,指不仅综合经文,亦包含对传文的比较分析。俞皋《春秋》学“一以程朱为断”而尤为推崇程子“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真伪”的解经观念,力图建立系统的义例之学。其义例之说可概括为义例与非例,义例16种,所谓“以事同、义同、辞同者定而为例十六条”。“非例”即“非可以例拘”者,分为三类:一是辞同义不同者,二是事同辞不同者,三是程子所谓微辞隐义、时措时宜者。俞氏对义例和非例的划分并非绝对意义上的,而是相对意义上的,按照不同的层次,例和非例可以相互转化。陈深《春秋》学之特点是综合以程子、胡《传》为代表的发挥文辞微言之解经路向与朱子为代表的据实直书经学风格,并总之以己意以解经。陈则通之《春秋》学善于通过对二百四十二年之经文及《左传》的比事而分析世变,并对《春秋》书法多有阐扬。王元杰《春秋》学之特点亦为综合程、朱、胡《传》及三传而又断之以己意以解经。其以《春秋》为“王者代天理物”、“代天以示赏罚”之书,是以其解经无论是对文辞褒贬的发挥,还是对据实直书的运用,目的皆在呈现圣人借《春秋》书法以经世之意。无论就汇集、整理、考辨前儒经说而言,还是就对后世《春秋》学之影响而言,元代《春秋》学皆具重要价值。仅就接续宋代《春秋》学的意义上来看,由于程朱于《春秋》无成书,因而接续程朱——尤其是朱子——以统一经义成为元代《春秋》学之首务。朱子基于其“圣人”观念而反对前儒文辞褒贬与史例褒贬之说,并通过吸收左氏家说及“据实直书”方法而建立了以史视《春秋》说。但其说无法担保圣人之意与经义之关联,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朱子又不得不退回到圣人“有意”作经,“笔削”鲁史而成之的立场上。这一理论困境反映出朱子实际上并未真正突破汉唐《春秋》学的“辞”→“义”诠释模式。随着宋元鼎革,元儒对这一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如吴澄、程端学主张《春秋》“非常而书”,藉由诠释进路的转换以证成朱子之说。黄泽则将“据实直书”整合为获取《春秋》书法的环节,赵汸通过“策书之例”与“笔削八义”的提出,进一步将“直书”置于《春秋》书法系统中,以此实现对朱子理论困境的解决。
黄泷一[7]（2016）在《大陆法系的物权类型封闭原则:历史、演变与启示》文中指出物权类型封闭原则是较为年轻的物权法原则,产生于19世纪的潘德克顿法学,并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逐渐影响欧陆各国以及东亚地区,形成了四种不同的规范表达模式。从物权类型封闭原则的本体来看,它仅仅是限制当事人的形成自由,并没有限制物权类型的法律渊源。物权法定原则,是物权类型封闭原则在东亚的特殊表现形态,随着习惯法和判例法在东亚各国被承认为物权类型的法律渊源,物权法定原则已经向物权类型封闭原则回归了。在外部体系方面,物权类型封闭原则是物权法自治性观念的逻辑衍生物;在内在价值目标方面,该原则的目的在于促进财产流通,统一所有权确保了物的可流通性,他物权类型封闭使信息标准化,降低了交易成本。当然,在公示制度和信赖保护不断完善的情况下,他物权类型封闭的重要性已经大幅下降了,但统一所有权对财物可流通性的维护作用仍然无法被替代。是否改采他物权类型开放原则,需要充分考虑其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我国的特殊国情。
赵秉志,阴建峰,袁彬,黄晓亮,刘科,张磊,李山河,杜邈,张伟珂[8]（2012）在《中国刑法的修改完善论纲》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现阶段的刑法改革与完善应本着"维护社会和谐,贯彻宽严相济,促进刑法科学、进步"之发展目标,正确看待、科学平衡和艺术地处理立法活动中所面对的一系列重大关系,坚持彻底的刑法法典化模式,完善刑法结构,走罪名法定化的道路,同时完善特殊群体从宽制度,进一步减少、限制直至最终废止死刑,不断完善刑罚裁量、刑罚执行和刑罚消灭制度,并进一步完善恐怖犯罪、危险驾驶犯罪、伪劣产品犯罪、知识产权犯罪、妨害司法犯罪、环境犯罪和贪污贿赂犯罪等具体犯罪的行为类型、入罪门槛和法定刑设置,积极推进我国刑事法治建设的新发展。
祝力新[9]（2012）在《《满洲评论》及其时代》文中研究指明《满洲评论》是在伪满洲国活跃的日本文人们所创办的时事评论周刊。1931年8月15日于大连创刊，正值九一八事变勃发前夕；于1945年7月7日正式停刊，翌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时期上而言，几乎横亘伪满洲国的成立至灭亡的14年历史。《满洲评论》共刊行29卷总676期，每半年刊行合集为1卷。1979年至1981年间，前28卷经东京龙溪书舍整理翻印出版，作为珍贵文献在日本伪满学术界受到重视。《满洲评论》长期以来受到中日两国学界的关注，且不仅局限于伪满洲国问题研究领域，由于其史料价值意义重大，近年来更是逐渐受到来自东亚近代史、殖民地文学、移民问题及思想史研究等诸多学科领域的关注。但对《满洲评论》本身进行深度挖掘与系统研究的工作，尚不够完善。时至今日，伴随着中日两国伪满洲国研究逐渐走向成熟，相关研究资料日益充实，学术研究氛围逐步自由开放，对《满洲评论》做出全面研究的外在环境以及内部理由已经形成。《满洲评论》14年的整理与分析工作变得十分必要。论文首先着眼《满洲评论》创刊经历，论述了刊物两大灵魂人物橘朴与小山贞知的生平和刊物之间的密切关联，从殖民文化移植的角度，求证了刊物诞生初期的思想源泉。其次，以《满洲评论》的自身构成为核心，通过对时事评论栏目的分期研究，考证了刊物编撰人员的变迁历程，梳理了杂志在各时期的关注重点与主张。同时对刊物特辑进行了总体的归类、整理和分析研究，并附有《满洲评论》大事纪年及与之关联的伪满大事纪，以用作全篇论文的比照。除了作为刊物主体部分的时事评论之外，构成《满洲评论》的多元化要素同样极其重要。如佐藤大四郎主导的中国东北农村问题研究、山口慎一负责的文学专栏以及小山贞知一手操纵下的相关满洲青年联盟与协和会的报道等，均是刊物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最后一章，是将视线从《满洲评论》这一主体延伸开来，从周边研究来侧面评定该刊的价值与意义。首先是将中日两国学者的既有成果进行了梳理和总结，特别是对其中的不确切和不翔实的地方进行了考察与深入研究。其次谈到的是，围绕《满洲评论》翻印而引发的、在日本学术界知名的“龙溪书舍事件”，该刊的翻印经过跌宕起伏，绝不逊色于其创刊历程，同样使人饶有兴味。满洲评论社将刊物上登载过的重要文章进行整理出版，形成了《满洲评论丛书》，对这些出版物的发掘与研究，是考察《满洲评论》思想史的重要方面。本论文中对《满洲评论》本身及其周边所作出的研究，仅是挖掘了该刊及其时代中社会生活的一角，尚不敢妄称成熟的研究成果。但其中对《满洲评论》的拆解与归类整理方式，较之传统意义有了一定程度的突破；同时关注刊物中殖民与军国主义、马克思主义倾向两种力量的抗衡，并科学合理地将其进行区分对待；对满洲青年联盟和协和会与刊物之间的关联、刊物中的文学要素和移民问题报道等方面的整理与研究，为国内相关领域提供了补充；特别是对《满洲评论》特辑与单行本的挖掘、佐藤大四郎与中国东北农村运动的考察以及“龙溪书舍事件”的叙述，都是目前国内相关研究领域尚未完整开掘的部分。从充实伪满文献资源、丰富伪满报刊研究等意义上，希望能够贡献一份力量。《满洲评论》的相关研究，仅只是一个开始。相信中日两国学界对《满洲评论》的研究，在不久的将来必定兴盛。
张祎琛[10]（2010）在《清代善书的刊刻与传播》文中研究说明中文摘要：从20世纪20年代起,善书引起了国内外很多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并从思想史、宗教史、社会史等不同的角度对善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出现了一系列深具影响的论着。然时至今日,关于清代善书的出版史尚无系统的论着。本文在梳理七百多种善书的基础上,尝试运用文献学和文化传播学的方法,对清代善书刊刻与流通做出初步的考察。首先,在前人研究成果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对清代善书进行系统的清理,根据编撰形式及内容将其分为十一类,并对不同类型善书的特点进行归纳和总结,提出清代刊刻的善书有多样化发展的特点。其次,对中国传统四大刻书系统以及清代善堂善会刻印善书的情况分别进行了考察,提出坊刻系统对于清代善书刊刻做出了最为重要的贡献。同时,从区域空间分布的角度出发,对北京、苏州、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书坊善书刊刻,分别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再次,从清代交通网络的拓展,以及邮驿系统发达的背景下,指出在善书编纂、刻印及销售善书的过程中,编着者和书商非常注重多种方式劝人多读、多刻、多施善书。各种类型的善书也不再局限于一地,而通过善书流通处、善堂善会、寺庙、科场等多种途径,在全国范围内得以广泛流通。笔者尝试对多种不同的“善书流通法”进行了整理和总结。最后,本文在对清代善书的阅读实况进行初步考察的基础上,指出除传统士人外,清代还构成了儿童和女性两个特殊的阅读群体。儿童早年阅读善书的经历往往影响到后日善书的创作,而女性更是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善书的创作与刊刻,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推动了清代善书的传播。善书中所宣扬的积善累德、因果报应思想,以及对善堂善会规章、制度的总结,推动了社会救济活动的开展以及传统慈善事业的建设。清代善书的传播,在社会教化和稳定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第二军医大学学报》2004年第25卷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第二军医大学学报》2004年第25卷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1）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前言 |
| 第一章 《汉书·艺文志·方技略》 |
| 第一节 编撰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细类分析 |
| 二、种卷计数与略序 |
| 三、相关问题论述 |
| 四、种卷分布 |
| 第二章 《隋书·经籍三子·医方》 |
| 第一节 编撰 |
| 一、四部分类的出现与定型 |
| 二、七分法的复古与成熟 |
| 三、七分与四部共荣 |
| 四、七分与四部融合 |
| 五、关于撰者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分集甲乙丙 |
| 二、细类分析 |
| 三、医方、道经、佛经的种卷计数与序文 |
| 四、相关问题论述 |
| 五、种卷分布 |
| 第三章 《旧唐书·经籍志·丙部子录》之经脉类与医术类 |
| 第一节 编撰 |
| 一、盛唐开元官修目录《群书四录》《古今书录》 |
| 二、中、晚唐时期的官修目录编修活动 |
| 三、《旧唐志》的编撰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细类分析 |
| 二、经脉类、医术类种卷计数 |
| 三、相关问题论述 |
| 四、种卷分布 |
| 第四章 《新唐书·艺文志·丙部子录》之明堂经脉类与医术类 |
| 第一节 编撰 |
| 一、《新唐志》的撰修背景 |
| 二、《新唐志》的史料来源 |
| 三、《新唐志》的补史艺文志目录性质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细类分析 |
| 二、明堂经脉类、医术类种卷计数 |
| 三、种卷分布 |
| 第五章 《宋史·艺文志·子类·医书类》 |
| 第一节 编撰 |
| 一、《宋史》的撰修背景 |
| 二、《宋志》的史料来源 |
| 三、《宋志》的补史艺文志目录性质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细类分析 |
| 二、《宋志·医书》种卷计数 |
| 三、相关问题论述 |
| 四、种卷分布 |
| 第六章 《明史·艺文志·子类·艺术类·医术》 |
| 第一节 编撰 |
| 一、《明史》的撰修经过 |
| 二、明代内府藏书与编目 |
| 三、《明志》的史料来源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细类分析 |
| 二、《明志·医书》种卷计数 |
| 三、种卷分布 |
| 第七章 《清史稿·艺文志·子部·医家类》 |
| 第一节 编撰 |
| 一、《清志稿》的撰修经过 |
| 二、清代内府藏书与编目 |
| 三、《清志稿》的史料来源 |
| 四、《清志稿》后的相关目录撰修活动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细类分析 |
| 二、《清志稿·医家》种卷计数 |
| 三、相关问题论述 |
| 四、种卷分布 |
| 第八章 正史目录医籍着录流变 |
| 第一节 汉至隋时期: 六略之一,医分为四 |
| 一、《七略》至《汉志》时期(西汉至东汉,[公元前33至前7间—公元75至106间]) |
| 二、七分与四部共荣时期(三国至隋,[235-597]) |
| 第二节 唐至元时期: 子部医方,从方至科 |
| 一、《隋志》至两唐书时期(唐至宋初[629-1060]) |
| 二、宋国史志至《宋志》时期(宋元)(1016-1345) |
| 第三节 明至今时期: 一代医着,类属森然 |
| 一、《明志》至《清志稿》时期(明至20世纪80年代末)(1441-1989) |
| 二、王绍曾《清志稿拾遗》至《清志》时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1992至今) |
| 第四节 正史医籍目录类系流变 |
| 第九章 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利弊 |
| 第一节 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特点 |
| 一、正史医籍目录的各本特征 |
| 二、正史医籍目录的一般特点 |
| 第二节 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得失 |
| 一、正史目录的共性利弊 |
| 二、正史医籍目录的价值与缺陷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史料长编 |
| 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2）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法国国家图书馆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及着录汉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上编: 法国国家图书馆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初探 |
| 一、《古恒目录》着录内容及分类 |
| 二、《古恒目录》着录汉籍概况及价值 |
| 三、《古恒目录》着录汉籍来源 |
| 中编: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着录汉籍善本书志(部分) |
| 凡例 |
| 经部 |
| 史部 |
| 子部 |
| 集部 |
| 下编: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说文长笺》刘凝批注研究 |
| 1 刘凝批注《说文长笺》及流传考 |
| 2 刘凝批注内容 |
| 3 刘凝批注特点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内容 |
| 第二节 研究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价值 |
| 第一章 媒介生态:透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一个维度 |
| 第一节 “媒介生态”关键词解读 |
| 第二节 从媒介生态视角研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可行性 |
| 第三节 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研究的媒介生态内涵 |
| 第二章 文化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的文白转变(1887年—20世纪20年代) |
| 第一节 晚清白话文运动与与中国文学书面语言改革 |
| 一、晚清思想启蒙运动与文学语言改革 |
| 二、晚清文言白话化进程 |
| 三、晚清白话报与白话文小说的兴起 |
| 第二节 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与文学语言变革 |
| 一、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报刊业的发展 |
| 二、五四白话文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建构 |
| 三、国语运动与民族语言统一实践 |
| 第三章 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通俗化进程(20世纪30年代——1976年) |
| 第一节 “新文言”与语言大众化之间的矛盾 |
| 一、现代白话规范建构初期的文学语言乱象 |
| 二、文学语言的阶级属性与大众接受困境 |
| 第二节 “文艺大众化”讨论与“大众语”理论建构 |
| 一、“大众语”——一种新的文学语言形态 |
| 二、“大众语”的建构路径 |
| 第三节 “民族形式”论争语境下的文学语言问题 |
| 一、时代政治变革与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语言嬗变 |
| 二、五四新文学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 三、民间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 四、“民族形式”与文学语言的民族书写 |
| 第四节 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创作 |
| 一、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的流行 |
| 二、新通俗问题小说与“赵树理现象” |
| 三、新通俗抒情小说与“荷花淀派” |
| 第五节 “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政治言说 |
| 一、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艺建设导向 |
| 二、“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工农兵方向 |
| 三、“文化大革命”——文学话语的极左化运动 |
| 第四章 经济媒介生态渐变下文学语言的多语混成(1978年——20世纪末) |
| 第一节 新时期政治媒介生态宽松下的“话语解放” |
| 一、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 |
| 二、关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讨论 |
| 三、第四次“文代会”与文艺发展的新导向 |
| 第二节 多元文学格局与文学语言的多样化 |
| 一、政治话语与主流文学语言的导向性 |
| 二、精英文学与文学语言雅化 |
| 三、大众文学与文学语言通俗化 |
| 第五章 技术媒介生态主导下新世纪文学语言变革与展望 |
| 第一节 新媒介革命与新世纪文学格局调整 |
| 第二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转向 |
| 一、文学语言图像化的可能性 |
| 二、文学语言:“文字的没落”到“图像化转向” |
| 第三节 类型小说与文学语言的类型化 |
| 一、新世纪文学语境与网络类型小说的兴起 |
| 二、网络类型小说与小说语言的类型化 |
| 第四节 “跨文体”写作与多种文学语言的并用 |
| 一、“跨文体”理论及写作现象 |
| 二、多种文学语言的混用 |
| 第五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其他特征 |
| 第六章 余论 |
| 第一节 受众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动态演变 |
| 第二节 其他媒介生态对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闼及答辩情况表 |
（5）西安城市雾霾演进与治理研究（1912-2019年） ——兼与英国伦敦雾霾的历史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雾霾城市的地理环境 |
| 第一节 伦敦的地理位置与气象特征 |
| 第二节 西安的地形地貌及气象条件 |
| 一、地理位置与地貌特征 |
| 二、气候特征及降水条件 |
| 第三节 地理因素对城市雾霾的影响 |
| 一、地理环境与伦敦雾霾的关系 |
| 二、地理环境助推西安雾霾发生 |
| 第四节 主要雾霾城市的地理特征 |
| 一、洛杉矶特殊地理因素促成雾霾的形成 |
| 二、北京地理环境加剧雾霾的严重程度 |
| 小结 |
| 第二章 伦敦城市雾霾的历史探究 |
| 第一节 英国煤炭资源的空间特征 |
| 一、英国煤炭资源形成的地质条件 |
| 二、英国煤炭资源的空间格局 |
| 第二节 伦敦雾霾的历史回顾 |
| 一、伦敦雾霾爆发的主要成因 |
| 二、伦敦雾霾的历史演进及空间特征 |
| 第三节 伦敦城市雾霾的政府治理及民众应对 |
| 一、早期环保人士的反烟斗争 |
| 二、政府对空气污染的治理模式 |
| 三、民间团体参与雾霾治理 |
| 四、科技进步提升空气监测水平 |
| 小结 |
| 第三章 西安工业化进程中的雾霾态势 |
| 第一节 清末民国时期西安工业起步的条件 |
| 一、煤炭资源是能源保障 |
| 二、政府对西安工业经济的开发 |
| 第二节 建国以来西安工业发展的历史进程 |
| 一、煤炭运输条件的提升为工业生产提供便利 |
| 二、西安市工业发展的历史轨迹 |
| 第三节 西安市雾霾的历史演进 |
| 一、民国前西安市空气质量概况 |
| 二、民国时期西安空气质量良好 |
| 三、1949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西安城市雾霾的特征 |
| 第四节 西安市城市雾霾治理的举措 |
| 一、限煤运动的开展 |
| 二、发电厂的废气减排措施 |
| 三、城市雾霾的综合治理 |
| 小结 |
| 第四章 近三十年来西安雾霾呈现的新特征 |
| 第一节 西安城市雾霾近三十年来变化趋势 |
| 一、近三十年来我国雾霾问题总体概述 |
| 二、20世纪90年代西安市雾霾的变化特征 |
| 三、近二十年来西安市雾霾的变化趋势 |
| 第二节 近三十年来西安雾霾的阶段性特征 |
| 一、雾霾呈现复合型特征 |
| 二、雾霾程度加剧,范围扩大 |
| 小结 |
| 第五章 近三十年来西安雾霾的治理及成效 |
| 第一节 西安市近三十年来雾霾治理的新举措 |
| 一、政府加大治理力度 |
| 二、加强污染源的治理 |
| 三、扩建城市绿地面积 |
| 四、企业配合,科技支撑 |
| 五、能源转型、产业升级 |
| 第二节 中英两国改善空气质量的路径对比 |
| 一、近三十年来我国雾霾治理的历程 |
| 二、英国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关注 |
| 三、我国雾霾治理的不足之处 |
| 第三节 伦敦与西安雾霾的治理成效 |
| 一、伦敦雾霾治理成效显着 |
| 二、西安雾霾的治理成效 |
| 小结 |
| 第六章 城市雾霾的危害性 |
| 第一节 雾霾危害性概述 |
| 第二节 国外主要城市雾霾事件及其危害程度 |
| 一、美国洛杉矶城市雾霾带来的危害 |
| 二、美国多诺拉镇及其他城市的遭遇 |
| 三、日本城市雾霾及其危害性 |
| 四、其他地区雾霾的爆发及负面影响 |
| 第三节 伦敦雾霾的危害性 |
| 一、对人类生命健康的威胁 |
| 二、对建筑物及动植物的损害 |
| 第四节 西安雾霾的负面影响 |
| 一、对人体带来健康风险 |
| 二、对城市交通造成负面影响 |
| 三、对农作物造成破坏 |
| 四、雾霾造成经济损失 |
| 小结 |
| 第七章 城市雾霾的认知度 |
| 第一节 从曲解到了解——伦敦社会对雾霾的认知 |
| 第二节 伦敦雾霾时代的文学书写与历史记忆 |
| 第三节 从盲从到清晰——西安民众对雾霾的认知过程 |
| 一、我国公众对城市雾霾的总体认知 |
| 二、西安市民众对雾霾的认知态度 |
| 三、了解民众认知有益于政府开展雾霾治理 |
| 第四节 西安与伦敦对雾霾认知度的差异 |
| 小结 |
| 第八章 城市雾霾的中外异同 |
| 第一节 两地城市雾霾的相似之处 |
| 一、经济社会结构与环境问题的辩证关系 |
| 二、人与环境关系的普遍性 |
| 三、空气污染源及雾霾高发季的一致性 |
| 四、城市雾霾与科学技术的双重关系论 |
| 第二节 伦敦与西安雾霾问题呈现的差异性 |
| 一、经历过程及后果的差异 |
| 二、民众参与度形成鲜明对比 |
| 三、地理环境的空间差异 |
| 四、雾霾发生时间段不同 |
| 五、伦敦雾霾引发社会问题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科研成果 |
（6）元代春秋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第一章 元代《春秋》学之理论渊源及其发展历程概述 |
| 第一节 元代《春秋》学之理论渊源 |
| 第二节 元代《春秋》学发展历程概述 |
| 第二章 元代《春秋》学之区域分布与学术师承 |
| 第一节 元代《春秋》学之区域分布与学术师承考述 |
| 第二节 元代《春秋》学之分布格局与师承特点 |
| 第三节 元代《春秋》学之师承谱系 |
| 第三章 草庐学派的《春秋》学 |
| 第一节 吴澄的《春秋》学 |
| 一、吴澄生平及其《春秋》学着述 |
| 二、吴澄对《春秋》性质的理解 |
| 三、吴澄对《春秋》宗旨的理解 |
| 四、吴澄《春秋》诠释的方法 |
| 小结 |
| 第二节 草庐学派传人之《春秋》学 |
| 第四章 程端学的《春秋》学 |
| 第一节 程端学生平及其《春秋》三书 |
| 第二节 程端学对《春秋》性质之认识 |
| 一、《春秋》之名 |
| 二、论《春秋》撰作与笔削之法 |
| 第三节 论褒贬与《春秋》宗旨 |
| 一、文辞褒贬与以事见贬 |
| 二、“《春秋》为克己复礼之书” |
| 三、《春秋》之义 |
| 第四节 程端学《春秋》诠释的方法 |
| 小结 |
| 第五章 黄泽的《春秋》学 |
| 第一节 黄泽生平与《春秋》学着述 |
| 第二节 论孔子观史作经与《春秋》之例 |
| 第三节 黄泽对三传之反省 |
| 第四节 黄泽《春秋》诠释的方法 |
| 小结 |
| 第六章 徽州学派的《春秋》学 |
| 第一节 赵汸的《春秋》学 |
| 一、赵汸生平及其《春秋》学着述 |
| 二、论“圣人制作之原” |
| 三、《春秋》笔削之权 |
| 四、《春秋》经世之志 |
| 五、赵汸《春秋》诠释的方法 |
| 小结 |
| 第二节 郑玉的《春秋》学 |
| 一、郑玉生平及其《春秋》学着述 |
| 二、郑玉对《春秋》性质的诠释 |
| 三、郑玉对《春秋》宗旨的认识 |
| 四、郑玉《春秋》诠释的方法 |
| 小结 |
| 第三节 汪克宽的《春秋》学 |
| 一、汪克宽生平及其《春秋》学着述 |
| 二、汪克宽的《春秋》观 |
| 小结 |
| 第四节 俞皋的《春秋》学 |
| 一、《春秋集传释义大成》之体例及其宗旨 |
| 二、论《春秋》义例 |
| 小结 |
| 第七章 其他《春秋》学家的《春秋》学 |
| 第一节 陈深 |
| 一、陈深的《春秋》观 |
| 二、陈深《春秋》学之特点及其诠释方法 |
| 小结 |
| 第二节 陈则通 |
| 一、比事论世变 |
| 二、陈则通对《春秋》书法的阐扬 |
| 小结 |
| 第三节 王元杰 |
| 一、王元杰《春秋》学宗趣考实 |
| 二、王者“代天理物”、“体元居正”：王元杰之《春秋》观 |
| 小结 |
| 结语元代《春秋》学之特点及其学术史地位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元代《春秋》类着述考 |
| 例言 |
| 元代《春秋》类着述207种考 |
| 辨非28种 |
| 后记 |
（8）中国刑法的修改完善论纲（论文提纲范文）
| 目次 |
| 一、前言 |
| 二、刑法修改完善的一般问题 |
| (一)刑法修改完善的模式问题 |
| 1.修法建议 |
| 2.修法理由 |
| (二)刑法结构的修改完善问题 |
| 1.应将“刑法的适用范围”独立成章 |
| (1)修法建议 |
| (2)修法理由 |
| 2.增设“罪数”专节 |
| (1)修法建议 |
| (2)修法理由 |
| 3.增设“特殊群体犯罪的刑事责任”专章 |
| (1)修法建议 |
| (2)修法理由 |
| 4.应将“正当行为”独立成章 |
| (1)修法建议 |
| (2)修法理由 |
| 5.增设“保安处分”专章 |
| (1)修法建议 |
| (2)修法理由 |
| 6.将“危害国防利益罪”和“军人违反职责罪”合并 |
| (1)修法建议 |
| (2)修法理由 |
| 7.将“贪污贿赂罪”和“渎职罪”合并 |
| (1)修法建议 |
| (2)修法理由 |
| 8.将环境犯罪独立成章 |
| (1)修法建议 |
| (2)修法理由 |
| 9.增设“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罪”专章 |
| (1)修法建议 |
| (2)修法理由 |
| 10.刑法典分则的章节设置 |
| (1)修法建议 |
| (2)修法理由 |
| 11.部分章节逻辑顺序的调整 |
| (1)修法建议 |
| (2)修法理由 |
| (三)罪名的法定化问题 |
| 1.修法建议 |
| 2.修法理由 |
| 第一,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 |
| 第二,这是充分发挥罪名功能的基本前提。 |
| 第三,这是进一步完善刑事司法的需要。 |
| 第四,这是适应世界刑法潮流的需要。 |
| 第五,将罪名法定化切实可行。 |
| 三、刑法典总则的修改完善 |
| (一)犯罪主体的修改完善 |
| 1.特殊群体范围的修改完善 |
| (1)修法建议 |
| (2)修法理由 |
| 2.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制度的修改完善 |
| (1)修法建议 |
| (2)修法理由 |
| 3.老年人犯罪从宽制度的修改完善 |
| (1)修法建议 |
| (2)修法理由 |
| (二)死刑制度的修改完善 |
| 1.修法建议 |
| 2.修法理由 |
| (三)刑罚制度的修改完善 |
| 1.量刑制度的修改完善:设立罚金易科制度 |
| (1)修法建议 |
| (2)修法理由 |
| 2.刑罚执行制度的修改完善 |
| (1)修法建议 |
| (2)修法理由 |
| 3.刑罚消灭制度的完善 |
| (1)修法建议 |
| (2)修法理由 |
| 四、刑法典分则的修改完善 |
| (一)恐怖活动犯罪的修改完善 |
| 1.修法建议 |
| 2.修法理由 |
| (二)交通安全犯罪的修改完善 |
| 1.修法建议 |
| 2.修法理由 |
| (三)伪劣商品犯罪的修改完善 |
| 1.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修改完善 |
| (1)修法建议 |
| (2)修法理由 |
| 2.食品安全犯罪的修改完善 |
| (1)修法建议 |
| (2)修法理由 |
| (四)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修改完善 |
| 1.侵犯商标权犯罪的修改完善 |
| (1)修法建议 |
| (2)修法理由 |
| 2.侵犯专利权犯罪的修改完善 |
| (1)修法建议 |
| (2)修法理由 |
| 3.侵犯着作权犯罪的修改完善 |
| (1)修法建议 |
| (2)修法理由 |
| 4.侵犯商业秘密罪罪状的完善 |
| (1)修法建议 |
| (2)修法理由 |
| (五)妨害司法犯罪的修改完善 |
| 1.刑法典第306条的完善 |
| (1)修法建议 |
| (2)修法理由 |
| 2.诉讼欺诈犯罪的修改完善 |
| (1)修法建议 |
| (2)修法理由 |
| (六)环境犯罪的修改完善 |
| 1.增设新的环境犯罪 |
| (1)修法建议 |
| (2)修法理由 |
| 2.现有环境犯罪的修改完善 |
| (1)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与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 |
| (2)侵害植物资源类犯罪 |
| A.修法建议 |
| B.修法理由 |
| (3)非法占用农用地罪 |
| A.修法建议 |
| B.修法理由 |
| (七)贪污贿赂犯罪的修改完善 |
| 1.修法建议 |
| 2.修法理由 |
| 第一,这是与我国已经加入的相关国际公约相协调的需要。 |
| 第二,这是贪污贿赂犯罪立法科学化的需要。 |
| 第三,这是贪污贿赂犯罪刑事处罚的合理、科学、均衡、文明、人道的需要。 |
| (八)增设国际犯罪 |
| 1.修法建议 |
| 2.修法理由 |
| 第一,这是履行相关国际义务的需要。 |
| 第二,这有利于促进中国刑法的国际化。 |
| 第三,这有利于我国对国际犯罪的惩治与防范。 |
| 第四,这可以排除国际刑事法院对我国公民或者在我国实施的国际犯罪实施管辖。 |
| 五、结语 |
（9）《满洲评论》及其时代（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序章 |
| 一、 《满洲评论》的认知价值 |
| 二、 先行研究概述 |
| 三、 关于伪满期刊的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时事评论周刊《满洲评论》 |
| 第一节 《满洲评论》的创刊 |
| 一、 办刊方针与文化倾向 |
| 二、 初期面貌与主编橘朴 |
| 三、 小山贞知其人 |
| 四、 与史实相关的其他介质 |
| 第二节 日本文化人的“满洲”模式 |
| 一、 橘朴在华的主要文化活动 |
| 二、 橘朴早期的“中国研究”实绩 |
| 三、 主编《满洲评论》与“方向转换” |
| 四、 晚年的橘朴与《满洲评论》 |
| 第三节 “公使”的殖民文化践行 |
| 一、 小山贞知的生平与时代因素 |
| 二、 小山贞知的刊物话语权 |
| 三、 小山贞知的政治主张与历史作用 |
| 第二章 《满洲评论》的时代价值 |
| 第一节 伪满期刊谱系中的《满洲评论》 |
| 一、 同时期的日文报刊鸟瞰 |
| 二、 文化投入的方式与效果 |
| 三、 《满洲评论》的个性与品位 |
| 第二节 《满洲评论》的相关语境 |
| 一、 《满洲评论》的撰稿群体 |
| 二、 《满洲评论》与鲁迅 |
| 三、 《满洲评论》的马克思主义倾向 |
| 四、 《满洲评论》的国家意识形态 |
| 第三节 《满洲评论》的历史分期 |
| 一、 中日两国伪满历史分期异同 |
| 二、 山本秀夫的期刊分期法 |
| 三、 笔者的一得之见 |
| 四、 历史分期法与《满洲评论》 |
| 第三章 《满洲评论》的主要内容解读 |
| 第一节 时评栏目的构成要素 |
| 一、 内容的分类整理 |
| 二、 不同时期的关注焦点 |
| 三、 伪满洲国的社会百科 |
| 第二节 时评栏的分期研究 |
| 一、 初期的探索性努力 |
| 二、 中期的规模与发展态势 |
| 三、 “重建运动”时期的建树 |
| 四、 后期的衰落与变数 |
| 第三节 《特辑》的声响与色彩 |
| 一、 杂志史定位 |
| 二、 思想史意义 |
| 三、 内容与形式 |
| 第四章 《满洲评论》的多元因素 |
| 第一节 山口慎一与文艺专栏 |
| 一、 文艺栏目面面观 |
| 二、 山口慎一的左翼色彩 |
| 三、 文艺栏目与左翼文化势力 |
| 四、 《满洲评论》与“满洲文坛” |
| 第二节 佐藤大四郎的《满洲评论》生涯 |
| 一、 “新重农主义”的吹鼓手 |
| 二、 合作社运动的倡导者 |
| 三、 一个左翼文化人的归宿 |
| 第三节 《满洲评论》与“协和会” |
| 一、 从“满青联”到“协和会”的四次改组 |
| 二、 “满青联”时期的文字遗存 |
| 三、 改组过程中的互动态势 |
| 四、 殖民教化功能的个案 |
| 第四节 《满洲评论》的国际视野 |
| 一、 殖民实践的原生态记载 |
| 二、 殖民主义的世界性目光 |
| 三、 两种关注与一个落脚点 |
| 第五章 《满洲评论》的历史价值与影响力 |
| 第一节 中日两国学界的大抵认定框架 |
| 一、 《满洲评论》的中国认定 |
| 二、 《满洲评论》的日本认定 |
| 三、 相关语境中的《满洲评论》 |
| 第二节 龙溪书舍事件始末 |
| 一、 战后日本出版界的一个异常 |
| 二、 杂志翻印的隐性价值 |
| 三、 事件始末及历史内涵 |
| 四、 与伪满洲国问题研究的关联 |
| 第三节 《满洲评论》单行本研究 |
| 一、 单行本的问世 |
| 二、 关于《满评宣传册》 |
| 三、 关于《满评丛书》 |
| 四、 其他独立刊行本 |
| 五、 单行本的分类考察 |
| 终章 |
| 一、 属于时代的杂志性格 |
| 二、 历史梳理的艰辛与可能 |
| 三、 《满洲评论》研究的未来空间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满洲评论》暨伪满洲国大事纪年、战后《满洲评论》的善后处理 |
| 附录(二) 橘朴生平及主要着作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奖励情况 |
（10）清代善书的刊刻与传播（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善书概说 |
| 二. 清代善书的研究史 |
| 三. 研究设计 |
| 第一章:清代善书的多样化发展 |
| 第一节. "三圣经"及其注本 |
| 一. 《太上感应篇》的注本 |
| 二. 《文昌帝君阴骘文》与《丹桂籍》 |
| 三. 《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的注本 |
| 四. 圣神结集 |
| 第二节. 功过格 |
| 一. 功过格的源流 |
| 二. 清代功过格的发展 |
| 三. 功过格之实践 |
| 第三节. 图说劝善书 |
| 一. 三圣经的绘图本 |
| 二. 蒙养读物的图注本 |
| 三. 绘图本赈灾类善书 |
| 四. 图绘因果报应故事 |
| 第四节. 宣讲类善书 |
| 一. 以宣讲圣谕为主要内容的乡约体制 |
| 二. 清代刻印的宣讲类善书 |
| 三. 圣谕宣讲类善书的特点 |
| 四. 圣谕宣讲类善书的流通 |
| 第五节. 鸾书类善书 |
| 一. 鸾书与鸾堂、鸾坛 |
| 二. 鸾书类善书的基本内容 |
| 三. 鸾书类善书的特点 |
| 第六节. 规谏类善书 |
| 一. 规谏类善书简介 |
| 二. 规谏类善书的特点 |
| 三. 《愿体集》的编刊 |
| 第七节. 其他类善书 |
| 一. 以因果报应故事为内容的故事类善书 |
| 二. 劝善歌 |
| 三. 有关善堂善会建置(规条)类善书 |
| 四. 书帖类善书 |
| 五. 综合类善书 |
| 第二章:清代善书的刊刻 |
| 第一节. 清代坊刻本善书的兴盛 |
| 一. 北京书坊与善书刊刻 |
| 二. 上海的书局与善书刊刻 |
| 三. 苏州书坊与善书刊刻 |
| 四. 广州书坊与善书刊刻 |
| 五. 杭州书坊与善书刊刻 |
| 六. 南京书坊与善书刊刻 |
| 七. 以周鼎臣《敬信录》为例看书坊在善书传播中作用 |
| 第二节. 官刻、私刻、院刻及善书刻印 |
| 一.官刻本善书 |
| 二. 私刻与善书刻印 |
| 三. 院刻与善书刻印 |
| 四. 善堂善会与善书刻印 |
| 第三章:清代善书的流通与影响 |
| 第一节. 善书编纂过程中对流通的重视 |
| 一. 劝读善书 |
| 二. 劝刻(施)善书 |
| 三. 刻施善书的灵验记 |
| 第二节. 清代善书编刊中的促销因素 |
| 一. 封面 |
| 二. 牌记 |
| 三. 序跋 |
| 四. 凡例 |
| 五. 书目 |
| 第三节. 清代善书的流通渠道 |
| 一. 清代善书的跨区域传播 |
| 二. 善书流通法 |
| 三. 善书的流通途径 |
| 第四节. 不同群体的善书阅读者 |
| 一. 士人的阅读体验 |
| 二. 童蒙与善书阅读 |
| 三. 清代女性、女教与善书 |
| 第五节. 清代的善书、善人与善事:善书对清代慈善事业的推进 |
| 一. 赈灾类善书的编撰与刊刻 |
| 二. 善堂、善会规条类善书的编撰与刊刻 |
| 三. 善书中所宣扬的劝善积德观念、报应思想 |
| 结语 |
| 附录一. 明清善书知见录 |
| 凡例 |
| A. 三圣经及其注本 |
| B. 功过格 |
| C. 图说劝善书 |
| D. 宣讲类善书 |
| E. 鸾书类善书 |
| F. 规谏类善书 |
| G. 因果报应故事类善书 |
| H. 劝善歌 |
| I. 有关善堂善会建置(规条)类善书 |
| J. 书帖类善书 |
| K. 综合类善书 |
| 附录二. 善书信息统计表 |
| 附录三. 清代善书刊刻信息统计表 |
| 引用文献 |
| 后记 |
四、《第二军医大学学报》2004年第25卷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研究[D]. 付鹏.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1(02)
- [2]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3]法国国家图书馆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及着录汉籍研究[D]. 王域铖. 山东大学, 2020(09)
- [4]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D]. 郑晓锋. 山东大学, 2020(09)
- [5]西安城市雾霾演进与治理研究（1912-2019年） ——兼与英国伦敦雾霾的历史比较[D]. 吴洋. 陕西师范大学, 2020
- [6]元代春秋学研究[D]. 张立恩.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7]大陆法系的物权类型封闭原则:历史、演变与启示[J]. 黄泷一. 私法, 2016(02)
- [8]中国刑法的修改完善论纲[J]. 赵秉志,阴建峰,袁彬,黄晓亮,刘科,张磊,李山河,杜邈,张伟珂. 刑法论丛, 2012(04)
- [9]《满洲评论》及其时代[D]. 祝力新. 东北师范大学, 2012(05)
- [10]清代善书的刊刻与传播[D]. 张祎琛. 复旦大学, 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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