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政干部学刊》隆重召开创刊10周年纪念会（论文文献综述）
孙珊[1]（2021）在《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早期传播研究（1899-192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开放包容、敢为人先的上海,作为工人阶级的发祥地和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诞生地具有重要的代表性意义。选取上海区域作为个案,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上深入探究了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理论基础、历史背景、实践进程以及传播的主体、载体、途径、内容等,归纳总结了上海地区早期传播的特征与启示,阐述了上海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进程中的地位影响及其在中国革命面貌改观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以上对于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启示。上海地区具备得天独厚的经济政治环境、思想文化生态、工人阶级基础等条件,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创造了中国其他地区未能提供的区域优势,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播种、开花、结果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芸集在上海的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引介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阶级斗争以及苏俄革命建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列宁主义等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在上海广泛而深入的传播立下汗马功劳。尤其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新型知识分子积极投身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从纷然杂陈的主义中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改造和救国救民的思想武器,开启了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上海工人运动和中国革命的探索之路,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地位演进产生了深刻影响。简言之,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早期传播实践,推动了诸多“开疆拓土”般事件率先在上海发生,如首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首部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起草、首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和新型工会组织的诞生、“外国语学社”“上海大学”等培养革命干部学校的涌起、担任中共一大等重要会议的召开地以及13年的中共中央驻地等,取得了卓越的传播效果和辉煌的历史成就。故而,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伟大历程的起点,是当仁不让的中国“红色之城”和中国共产党“初心之地”。基于传播学理论,结合历史文献学、区域史学、传播学等研究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在上海地区的早期传播进行整体性研究,分析归纳了传播进程中呈现的显着特征,具体表现为传播主体的开创性与多元性并进、传入渠道的多面性与差异性并发、传播内容的实用性与选择性并举、传播途径的多样性与互动性并存、传播过程的演进性与辐射性并向等,彰显了上海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引领开拓性品质。诚然,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和探索经验缺乏,马克思主义在上海地区的早期传播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历史局限。譬如在传播内容上,上海早期传播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还较为肤浅,理论准备有所欠缺;在传播载体途径上,多重传播方式的综合作用虽使得马克思主义得以广泛传播,但通过报刊、着作、演讲集会、平民夜校等途径学习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毕竟是少部分工农群众,有机会参加夜校的工人数量极少,且工人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在传播深度和广度上尚有欠缺;在传播话语上,虽早期传播者注重理论的通俗化、口语化传播,但还存在力度不够、尚未满足民众需求等状况。然而瑕不掩瑜,历史局限的存在固然不能遮挡或否定上海地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发挥的突出作用以及取得的辉煌成就。上海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全国前列的地区之一,为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回望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早期传播历程,更为明晰其作出的开创性历史贡献:极大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促进马克思主义成为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影响最巨大、成果最为丰硕的思想文化,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精神支柱和现代文化体系的初步建立奠定基础;培育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促进上海工农学运动的发展,推动了党团组织的建立,指导引领了中国其他地区的传播活动及其党团组织建立,彰显了历史、理论与实践三重逻辑的辩证统一。在总结影响、特征、效果和局限的基础上,从恪守主义信仰、彰显理论魅力;坚持多维建构、创新话语体系;满足社会需要、强化实践支撑;坚持主客互动、精英大众并行;培植文化土壤、创设传播语境;强化媒介功用、协同传播方式等方面提炼并阐述了早期传播所带来的现实启示。概言之,从初心之地上海探寻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进程和逻辑必然,为巩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提供历史依据与学理支撑,是继承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路径探索征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
郝丹梅[2]（2020）在《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张闻天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张闻天早年投身革命,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经过五四时期先进思想的洗礼,张闻天在“五卅”运动的革命风暴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他积极探索救国救民道路和为党为人民无私奉献的革命生涯。延安时期是张闻天革命生涯中的重要时期。张闻天领导和参与党的各项重大工作实践,为实现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转变,推动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为这些历史贡献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精神支撑,也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宝库。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思想来源、时代的实践需求和良好的个人条件。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工作基本理论、中国共产党早期思想政治工作重要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是加强党员队伍思想建设、清除“左”右倾路线错误,实现全民族抗战的理论武器,是张闻天长期坚持理论学习和担任领导工作丰富经验积累的必然结果。张闻天的思想认识在经历遵义会议前的重要转变的基础上,经过延安整风运动的进一步反思,最终转变到以毛泽东为代表和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正确轨道上来。张闻天的思想转变为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完善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张闻天在党内职务的变动促成了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重心转变。遵义会议至六届六中全会前,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决定了这一阶段其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主要围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展开;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和干部教育处处长,因而这一阶段其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主要以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为中心来进行。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主要依托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延安马列学院等干部院校,借助《斗争》《解放》《共产党人》等报纸刊物,采用报告发言,利用《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马列经典着作、中级读物和辅助读物等教材文本为实践载体,在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理论原则、党的绝对领导的党性原则、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实践原则下,运用说服教育、实践锻炼、自我批评等重要方法,形成了以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为核心内容,解决人民群众迫切要求为根本出发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心任务,坚持路线和策略教育为主线的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丰富内涵。延安时期张闻天不仅形成了一整套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系统理论,而且将其贯穿于党建工作、军队工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文化运动、青年运动等诸多重要实践领域,为推进党的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呈现出科学性、务实性、前瞻性的理论特色。这一理论不仅在丰富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充实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宝库、推进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三个方面做出了突出的历史贡献,而且对推进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今天,在经济全球化越发深入,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国际背景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内背景下,立足新的时代要求,借鉴延安时期张闻天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重点应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二是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信马克思主义理论,三是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守党的中心任务,四是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具备高尚的人格魅力,从而为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提供坚强有力的思想保证。
宋浠睿[3]（2020）在《孙中山民生主义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代的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长期的闭关锁国导致内忧外患,动荡不安。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为了改变中国屈辱的命运,推翻了中国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转型,并建立了中华民国。带着如何使中华儿女真正吃饱穿暖的现实思考,孙中山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案对策,并建立了民生主义思想体系。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将对民生问题的考察提升到为国家民族担当的高度,具有超越时代的理论价值。这一思想涉及土地、经济以及社会教育等多方面关乎国计民生的问题。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善民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要求,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所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问题的研究提供较为丰富的理论素材。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做出了多角度、多方位的解读,但是只有全面把握民生主义的内涵,深入理解民生主义所凸显的理论局限与内在矛盾,才能在新的历史方位中更为切实地领会这一思想的时代价值。本文不仅研究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具体内涵,同时深入研究其详细的发展脉络,以求全面、客观地评价民生主义,梳理这些内容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以及把握其时代价值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本文的章节安排如下:第一章绪论,介绍了选题的背景及意义、当前的研究现状,简要做了相关概念的阐释,提出了研究途径与方法和论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是交代了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时代背景及理论溯源,通过对中国传统民生思想和西方社会的民生理论及政策实践的回顾与考察系统梳理了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思想渊源。任何思想家的理论学说都是经过了大量的理论铺垫与现实实践形成的,思想理论溯源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铺垫与支持。第三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内涵,简要分析了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根本、核心、基础与实现的途径。第二部分梳理了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发展历程,分别是民生主义的孕育萌芽阶段、发展过渡阶段和飞跃完善阶段。第四章通过历史文献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历史流变进行了梳理与总结。围绕中国共产党对于民生主义的坚持与超越和中国国民党对于民生主义的发展与背离和进行了考察与分析。主要从政策和理论两个方面入手,通过纵向对比两党都是在继承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在民生方面的完善与超越和中国国民党在民生方面的缺失与不足。第五章是新时代视域下对孙中山民生主义加以评析。分别是民生主义的内在矛盾、民生主义的理论价值和民生主义的历史贡献与思想局限三个方面。旨在对孙中山民生主义进行相对系统、公正的评析。第六章整理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合理吸收,也就是当代价值。笔者在此将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当代价值整理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根本原则、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物质基础、坚持以发展农业为基本目标、坚持以发展教育为重要手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在新时代保障和改善民生问题仍然可以从孙中山民生主义中提取许多的启示与价值。
谢安民[4]（2020）在《精英能动、双轨治理与新乡贤交往空间生产 ——浙江省乡村礼堂建设案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世纪以来,农村文化礼堂的兴起是乡村社会公共生活的最为显眼的变化。它起初是浙江北部新农村建设中的自发行为,十八大前后被浙江、河南、湖北等省在属地农村推广,2019年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成为一项乡村治理国家政策。在此过程中,礼堂建设主体事实上一直是新乡贤。近年来,学术界普遍认可,文化礼堂乃是当下最重要的乡村公共空间或公共领域。但是,就其形成机制而言,已有研究往往与政府宣传策略一致强调普通村民的行为意义,而无视或者低估了乡村精英的参与作用。它们也未看到乡村精英内部互动关系对礼堂公共空间的直接影响,也即后者产生于既定的乡村治理格局之下。基于浙江省新乡贤参与礼堂建设案例,本文的研究问题是,本世纪以来的乡村精英角色、乡村治理格局的变迁如何影响了乡村公共空间的生产?乡村公共空间或公共领域构建,是乡村治理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多数学者使用广义公共空间概念,它的主体是抽象的人。有关研究因为过于空泛,不太具有现实分析力。少数学者使用了狭义公共空间概念,它的主体是各种乡村行动者。但是,这些研究对于乡村精英作为公共领域行动者的动机及意义分析都不太明确。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乡村公共空间总是直接形成于一定的乡村治理格局之中。在大多数研究中,本世纪乡村治理格局总体上仍被归为改革后的乡政村治模式。其结果是,忽略了乡村两级多种治理主体之间的交错关系。有少数学者试图避免这种简化倾向,转而认为近二十年时期形成了新双轨政治模式。然而,实际上仍未根本摆脱乡政村治论的影响。当然,这些文献包含的乡村精英角色分析,正是探讨乡村治理格局之于乡村公共空间的影响关系的核心内容。乡村精英研究一般存在三种视角:国家附属论、国家与社会中介论和地方精英能动论。对于新乡贤这一新兴乡村精英研究的主流视角相当于中介论。实际上,能动论更为符合近年来新乡贤的去国家化的命名及其实际的治理主导者形象。本研究运用“地方精英能动论”、“双轨治理”和“交往型公共领域”框架,分析本世纪以来新乡贤动员地方文化和社会、经济和政治资源建设农村文化礼堂,确认其在乡村治理格局中的公共权威,主导构建新型乡村公共空间的过程。在乡村礼堂建设过程中,新乡贤总体上相对于基层政府官员属于交往行动者,但是相对于普通村民较多扮演了策略行动者的角色。在新乡贤群体内部,村两委干部相当于策略行动者,乡村文化人、老党员、老干部和经济能人等相当于交往行动者,他们之间是一种策略合作的关系。这种合作对于乡村治理格局,进而对乡村公共空间的起承转落有决定性的影响。本研究的主要资料为浙江政府官方评选的省市两级、两届“最美文化礼堂人”共126人的事迹介绍材料,他们包括村干部、乡村文化人、退休或在职教师、退休干部、经济能人、志愿者等。本研究还使用了笔者在浙江文化礼堂发源地A县的4个村庄的田野调研资料,以及二手收集的浙东南H县的6个村庄资料。本研究认为,新乡贤乃是与传统士绅相似的非正式的能动性的乡村精英,他们构成了乡村治理的“复合双轨”中的公共权威。在政府规划乡村礼堂建设机遇下,新乡贤主要出于个人自身文化需求、村庄治理诉求和宗族吸引等,全面参与了乡村礼堂的规划、筹资和设计的各个过程,并将其构建为自身群体的文化交往的公共空间,为其文化权威的建树奠定了物质性和组织性基础。这种公共空间具有泛文化的特征,可称之为“新乡贤交往空间”。它是指处于基层政府与普通村民之间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在其中,新乡贤占据了事实上的主导地位,并从基层政府和普通村民两边获取象征性或实质性的文化认同。这种公共空间形式上表现为政府和村民的中介领域,但是在根本上仅代表新乡贤自身。目前,“新乡贤交往空间”发展还不充分,它既受基层政府外部支持,又受其控制,更主要的是,它为新乡贤群体内部权力关系所限制。然而,它有可能丰富未来乡村社会的非正式治理制度。本研究的理论价值主要是阐明了“新乡贤交往空间”兴起的社会本质,论证了其赖以形成的“双轨治理”的直接条件和“精英能动”的根本条件,为在乡村社会中调适经典公共领域理论提供了个案。本文的“新乡贤交往空间”明显不同于国内农村研究中的以普通村民为主体的“公共空间”,而与海外中国研究中的“文化网络”、“士绅社会”有所相似。不过,新乡贤交往空间并不拥有“士绅社会”的特权功能,而更多地是文化性公共空间,它是当代乡村“文化网络”的组成部分,存在一定的乡村社会有效治理潜力。“新乡贤交往空间”有别于西方社会实际存在的“宰制型公共领域”,也不是规范意义上的“自由型公共领域”,而是“教化型公共领域”。这些发现,使得本研究同时具有为实现乡村治理振兴提供借鉴的现实意义。
杨冰[5]（2019）在《新时代红色纪念活动研究》文中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品德塑造活动,需要通过有形的、外显的载体显示出来,使受教育者认识和体验所承受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为达成教育目标,教育载体的选择和运用,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现实化的中介,作为联结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桥梁,显得十分重要。红色纪念活动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载体,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是建构意识形态的一种重要手段,因其自身独特性,长期以来一直发挥着“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传统、坚定理想信念、强化政治认同”等重大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当今,持续深化对红色纪念活动的研究,总结成功的历史经验并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加以创造性运用、创新性发展,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社会主义又一代新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开拓进取,争取更伟大的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疑是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的。本文综合运用了文献研究法、阶级分析法、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和比较研究法。首先,从界定新时代红色纪念活动的基本范畴入手,阐释了新时代开展红色纪念活动的独特价值和必要性。其次,对新时代前的红色纪念活动进行历史回顾,通过红色纪念活动相关文献的梳理,将红色纪念活动概括为节日纪念、人物纪念、经典纪念和事件纪念等纪念内容,以及以文本纪念、会议纪念、影视纪念、庆典纪念和网络纪念为主的五种纪念方式。并总结出历史上红色纪念活动的开展发挥着坚定历史信念、扩大群众基础、服务中心工作和强化使命担当的作用。再次,在对以往红色纪念活动梳理和总结的基础上,运用对比研究方法,比较新时代前后红色纪念活动的异同,得出新时代红色纪念活动内容、形式和功能三个方面的创新性发展,延展红色纪念活动的下限,为红色纪念活动史增添新的内容。无论是节日纪念和事件纪念等纪念内容的增加,立法形式、自媒体形式和动漫形式等形式的创新,在新时代发挥着维护祖国统一、推动经济发展和坚定文化自信的功能。最后,总结出新时代开展红色纪念活动的创新性经验。新时代红色纪念活动需坚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助力,坚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代社会实践和新兴媒体的统一。总之,根据当下社会发展新特点,结合复杂多变的社会因素,利用多种纪念形式,坚持政治性和科学性相结合的原则、历史性和现实性相结合的原则、隐形教育与显性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结合的原则、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结合的原则、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原则、时效性和目的性相结合的原则,通过研究新时代红色纪念活动,揭示红色纪念活动新的特征、规律和发展趋势,总结红色纪念活动的创造性经验,能够为思想政治教育增添活力,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达到资政育人的效果。尤其是身处于“互联网+”时代,红色纪念活动紧跟时代潮流,占领网络和自媒体的教育阵地,扩大红色纪念活动的覆盖面,增加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显得十分重要。
范伟[6]（2019）在《抗战动员中的《新中华报》研究》文中认为作为第一份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办刊近4年半,历经了土地革命后期和全面抗战初期。《新中华报》前身是长征后复刊的《红色中华》陕北版,后囿于条件维艰而停刊并入《解放日报》,在中共党报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的地位和作用。《新中华报》充分发挥中共党报的宣传媒介和政治武器职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抗战动员工作。它不仅全面宣传了党的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且组织、鼓舞、激励、推动广大人民群众和一切抗日资源,投入到中国抗日战争中,在陕甘宁边区乃至全国都留下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论文从简要介绍《新中华报》基本情况破题,全面梳理《新中华报》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进行的抗战动员工作,客观分析《新中华报》在抗战动员中的主要作用和显着特点,科学总结其历史经验和时代局限。其具体内容框架如下:首先,简要介绍《新中华报》基本情况,以了解该报进行抗战动员的背景和条件。《新中华报》的创办,有着其复杂的时代场域、深厚的理论渊源和独特的现实基础。就其时代场域而言,该报有助于唤醒民众的抗战意识以粉碎日寇的文化侵略,有助于引领抗日的进步思想言论以冲破国民党文化专制。就其理论渊源而言,该报赓续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党报思想和经验。就其现实基础而言,该报得益于陕甘宁边区提供的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和边区革命知识分子的智力支持。《新中华报》的发展经历了初创和改革两个时期。《新中华报》的初创时期,是指该报从1937年1月29日创刊,一直到1938年12月25日准备改版而暂时休刊为止。初创时期的《新中华报》一般是4开4版的5日刊,每逢重大纪念还有增版。第1版主要发表党的政策主张和国内的重要时事,第2版则专以介绍和分析国际形势为主,第3版报道陕甘宁边区抗战动员和建设现状,第4版为边区民众团体主办的各种副刊和一些会议、人物和节日纪念的特辑、特刊、专刊。《新中华报》的主编是向仲华和徐冰,不少中央、边区和民众团体负责人都在该报上发表过文章或讲话。《新中华报》的改革时期,是指1939年2月7日起出版刷新第1号,至1941年5月15日停刊为止。《新中华报》刷新版改为3日刊,第1版专载党和政府的对于重大问题的立场观点和军队的抗日战绩,第2版报道国际新闻和评论,第3、4版宣传陕甘宁边区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现况。1941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停办《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改出《解放日报》。在管理机构上,《新中华报》曾归口中央党报委员会和中央出版发行部领导。1937年重建的党报委员会,主管材料研究和出版发行事务,兼理中央印刷厂。1939年新成立的出版发行部,下设出版、发行、印刷、总务等4个部门,接替负责《新中华报》的出版、印刷和发行工作。在印刷和发行上,中央印刷厂为主的延安四大印刷厂为《新中华报》提供了坚强的印制后援。《新中华报》依赖于新华书店为主,光华书店和西北抗敌书店为补充的发行网络,通过门市销售、邮局寄购和流动贩卖等方式,发行到根据地、沦陷区、大后方和南洋等地。其次,全面梳理《新中华报》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进行的抗战动员工作,以具体呈现出该报抗战动员的内容。就军事动员而言,抗日战争主要表现为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军事力量的角逐和博弈。日本的军事实力虽然远超于中国,但也存在着人力和物力的不足。有鉴于此,《新中华报》积极配合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陕甘宁边区进行广泛的军事动员,组织和训练民众武装以加强边区自卫力量,肃清土匪和汉奸以创造巩固的抗战后方,加紧防空防毒教育和建设以保全国防后备力量。就经济动员而言,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和文化等上层建筑,而经济动员亦是抗战动员中至关重要的一项内容。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清醒地认识到,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就无法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经济动员为抗战动员之第一要务。《新中华报》亦热烈响应这一中心任务,配合党和政府,开展救国公粮运动以充实抗战的粮食供给,发展合作社经济以在经济上组织民众。就政治动员而言,战争实质上是政治的继续,是另一种暴力形式的政治。因此,政治动员是抗战动员的题中应有之义。《新中华报》积极配合边区的政治动员工作,通过民主普选以保证实现彻底的民主政治,加强肃贪反腐以厉行廉洁政治,发展民族统战以共同救亡图存,从而唤醒和调动广大民众的政治觉悟,动员他们投身到抗战工作之中。就文化动员而言,抗日战争不仅是中日两国间军事力、经济力等硬实力的比拼,而且也是文化软实力的博弈。因此,文化动员是抗战动员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作为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积极配合党和政府,在陕甘宁边区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文化动员,开展学习运动以推高政治文化水准,发展抗战体育以武装手足,推行卫生运动以预防疾病,以期健全边区民众的精神和体魄,应对艰苦的持久抗战。就社会动员而言,为了最大限度调动和凝聚一切可资利用的抗战力量,《新中华报》在积极引导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和商人等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还紧密联系儿童、妇女、抗属和残废军人等特殊群体,发展儿童保育工作以培养抗日的后备军,开展妇女解放运动以提高妇女民族觉悟,抓紧优抚工作以巩固军民关系,从而进一步夯实了全民抗战的群众基石,保障持久抗战进行到底。再者,客观分析《新中华报》在抗战动员中的主要作用和显着特点。就主要作用而言,《新中华报》在进行抗战动员时,努力充当整合全国抗日力量的“万能胶”,阐发正确主张,纠正错误倾向,抨击反动行径,以期协调和整合全国一切抗日力量;努力充当凝聚民族抗战精神的“兴奋剂”,揭露日军残暴兽行,公布中国抗战业绩,以期激发全民抗战的勇气和展现抗战胜利的图景;努力充当塑造中共抗战形象的“扩音器”,介绍边区抗战动员成果,以期展示中共抗战的良好形象和提升中共的影响力:努力充当发展反法西斯同盟的“集结号”,谴责德意日罪恶,关注世界各国动向,以期促进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早日形成。就其显着特点而言,《新中华报》充分利用中央党报这一平台优势,积极进行了一系列的抗战动员工作,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并呈现出对象广泛性、领域多维性和方式灵活性的鲜明特点。《新中华报》在抗战动员中,呈现出对象广泛性,努力团结和整合一切热爱和平的反法西斯的团体和个人;呈现出领域多维性,直接涵盖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多方面;呈现出方式灵活性,注重正反对比,图文并茂。最后,科学总结《新中华报》在抗战动员中的历史经验和时代局限。就历史经验而言,《新中华报》的抗战动员工作,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代表党的意志,传播党的声音;一直遵循新闻真实性的原则,敢于直面问题,针贬时弊;深入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贴近群众的生活,反映群众的疾苦;一向服务于时代的现实需求,与时俱进,永立潮头。就时代局限而言,《新中华报》的抗战动员工作,思想上有一定偏差,残存着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出现了“反革命托派”和“一切经过民族统一战线”的言词;实践中显现出一些问题,如照搬了苏联的办报经验,采用了不适当的题材和语言,从而造成了与边区实际脱节,影响了抗战动员效果。
陈恩智[7]（2019）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研究》文中提出当今思想、文化、价值呈现多元化,外来意识形态领域不良社会思潮对民众正确认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产生一定误导。近年来,西方媒体误读误解中国政党制度的事件频发,因此新时代进一步科学阐述好、说明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有益于诠释民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认识上的疑惑,提升民众认同度,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贡献力量。本文在新时代背景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分析方法,从制度理论渊源的角度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理论认识。通过结合制度的历史性,对该制度存在基础的正义性、正当性和认同性进行阐述,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中国能长期存在的原因。在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主要表现与基本特征进行总结凝练时,坚持马克思主义矛盾论观点从内外因上深入探究新时代影响该制度优越性发挥的因素,并结合时代特征对进一步发挥该制度的优越性路径提出理性思考。研究内容,由导论部分、正文部分和结论部分构成。导论部分,对为什么研究该选题,从选题背景、选题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研究综述三方面进行阐明;对怎么研究该选题,从研究思路、方法、目标、特色以及创新之处进行阐述;此外,还对该选题的主要概念内涵进行释明,以夯实该选题的下一步论述。正文第一部分,讲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理论认识,指出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政党理论的借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和提供了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的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政党制度的新认识,推动了该制度的进一步发展。第二部分,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在制度历史性的基础上,从正义性、正当性和认同性三个层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存在基础进行论述。第三部分,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的主要表现,包括有利于民主政治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和谐社会建设、维护人民利益、和平统一大业等方面。第四部分,主要结合第三部分主要表现对该制度优越性的基本特征进行凝练总结,就其宽广的包容性、广泛的代表性、监督的民主性和治理的有效性四个特征展开论述。第五部分,主要结合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发挥面临的挑战,阐述当前影响该制度优越性发挥的因素,如世界政治多极化挑战、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等制约因素。第六部分,对新时代进一步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优越性路径作出理性思考。结论部分,对全文的主要观点进行概括性阐述。
张学娟[8]（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研究 ——以1949-1956年上海为例》文中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加强干部和干部制度建设,党的干部制度建设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有机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全面执政的背景下开启了现代干部制度建设,这在党的干部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过程中,以上海为代表的城市干部制度建设更具有重要性与独特性。因此,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从中探索出干部制度建设的实践模式和方法意义,以史为鉴,能更好地回应当下干部制度化建设的新命题。论文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的指导下,充分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党史党建等相关理论,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实践逻辑、政治功能以及经验与问题进行探讨,并得出相应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庞大的思想体系中蕴含着干部制度建设思想,集中体现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和社会主义廉价政府构建理论中。列宁在治国实践中首次形成了干部制度体系,包括干部的选拔任用、培训教育、管理与监督等。毛泽东更注重将马克思主义干部制度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制定了一系列干部标准、干部路线与干部管理方法。这些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的理论渊源,也凸显出干部制度化建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必须置于政党建设与国家建设的框架内考察,才能以正确的逻辑理顺其时代背景。新政权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由领导人民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上海的城市建设与发展也在城乡关系重塑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定位,党要想顺利实现组织适应性转型,成功领导国家建设,必须要有专业化、规范化、制度化的干部队伍作为支撑。另外,从制度的路径依赖看,这一时期的干部制度化建设既有着传统文官制度的遗留,又有着革命时期中共干部制度的探索,更有着苏联干部制度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的路径影响。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经历着由大规模干部的吸纳、整顿到系统化干部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以1953年分部分级管理制的实施为界,可将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分为两个历程。1949-1952年为干部队伍的扩充、整顿阶段,上海通过南下干部进驻、对旧人员的任用和提拔新干部,并对干部进行教育与整顿,扩充和规范了干部队伍。1953-1956年为干部制度的制定与完善阶段,在党管干部原则的强化和分部分级管理制的实施下,上海逐步建立起干部选拔任用制、干部教育培训制、干部人事管理制、干部监督制等较为规范的干部制度体系,有效保障了上海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实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是意识形态、政治组织、政治运动等多要素互动作用的结果。干部意识形态塑造奠定了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基础,同时,干部制度建设又强化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巩固。组织构成了干部制度化建设的行动空间,党组织在党管干部原则下对干部制度建设起着核心作用;政府组织以其专业特色和职能分散特点,发挥着其在制度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群团组织在干部制度建设中起到了辅助性作用。政治运动在特殊的历史年代成为干部制度化建设的重要推手,在政治运动中,干部制度得以规范化。这三个要素之间不是独立存在,而是相互交融,共同推进着干部制度化建设。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颇有成效,党成功构建上海新政权建设所需的干部网络体系。党在推进干部制度建设中,规范了党组织、稳定了政治秩序、积累了执政资源,实现了上海政权稳固和经济的恢复发展。其中更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对当前干部制度化建设启示深刻。论文从制度与制度化建设视角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建设,并选取1949-1956年上海作为案例。论文不仅从宏观上把握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程,还试图从微观上探讨干部制度化建设如何在组织、群体、事件、行为中推进。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能从总体上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城市干部建设中的努力,凸显城市干部制度建设的特色。干部制度建设既是历史之鉴,也是时代之需。新时代,党应充分重视干部制度与意识形态、组织建设的互动,继续推进干部制度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建设。
都海虹[9]（2018）在《《北洋官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北洋官报》在我国新闻传播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一个有待再认识、再评估的问题。由它起,结束了中国古代邸报的历史,开启了现代化官报的历程。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北洋官报》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它创造了诸多第一,例如:它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份产生重要影响的政府官报;是我国第一份邮发报纸;是我国最早采用铜板印刷技术的报纸。但目前史学界对该报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本论文着重研究了《北洋官报》的整体面貌,并运用定量分析法和定性分析法对《北洋官报》的宣传报道进行了内容分析。《北洋官报》创办于庚子之变后,大清国势衰微,半殖民地程度加深之际。清末统治者决定实行新政,继而实行“预备立宪”,开启了中国近代宪政的历史。得益于袁世凯利益集团的支持,《北洋官报》成为直隶新政的产物。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通上下,开风气,传播新政新学,促进国家富强,成为报纸的办报目的。从外在形式形态上看,《北洋官报》与古代邸报大大不同。报纸取法日本,采用先进技术设备,尝试新的编辑形式,探索各种渠道促进发行,实行邮递制度,采用现代化的管理模式,实乃开新式官报风气之先。该报成为后继创办的官报模仿的典范,甚至影响了民国时期创办的报纸。从内容上来看,《北洋官报》已蜕变成现代化报刊。官报的办报主旨和编辑思想清晰明确。报纸栏目不断调整和完善,内容丰富。创办初期,官报封面刊载《圣谕广训》。除此之外,官报一直刊载“宫门抄”、“上谕”及“辕门抄”。其形式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充分反映了《北洋官报》对于皇权秩序的维护和尊崇。《奏议录要》、《公牍录要》和《文告录要》是《北洋官报》的重要内容,每期要占3到5个版面,刊载直隶本省及中枢各机关及各省各部门的重要奏议、公文及文告。相较于前时代的邸报、京报与同时代的民办报刊,《北洋官报》刊载更多的政务信息。这充分反映了《北洋官报》的官报性质。另一方面,奏议、公牍、文告属于清政府的行政工作内容,大量政务信息的公开报道,也反映了清政府向现代政治文明的一定程度的转型,营造了新政有序开展的表象。《北洋官报》大量刊载新闻,实现了新闻纸的基本传播功能。其中,国内新闻覆盖地域广,涉及类别多,重点报道清末新政。它对“学务新政”的报道数量最多,涉及问题较为深入;对“经济新政”的报道重在引导社会兴工振商;对“警务新政”的报道充分反映出袁世凯的警政思想,有效协助了直隶警政的建设;1906年后,集中宣传报道“预备立宪”,尤其对立宪知识的普及贯穿始终。国外新闻在《北洋官报》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从创刊之日起,就设有专栏,专门刊载。睁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是官报刊载国外新闻的重要目的。其刊载的国外新闻包罗万象,五花八门;主要关注的是资本主义列强,对“名不见经传”的小国也有报道,由于外交关系,受关注度最高的是日本。关注的内容主要是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相对来说,《北洋官报》的评论并不突出。其评论随着清政府对新政的重视程度与新政和预备立宪的进展状况而时有时无。报纸上开过评论专栏,发表过慷慨激越的言辞,为新政和预备立宪摇旗呐喊,也试图寻找符合其利益诉求的思想或观点,加以宣传或推广,为清政府政治改革找到思想支撑和依傍,借以维护中央权威,强化中央意志。通过对《北洋官报》形态与内容的分析,本文认为:《北洋官报》已脱离古代邸报的样态,具备了现代媒介传播的部分功能。它促进了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进而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在清政府实行新政及“预备立宪”过程中,《北洋官报》起到了一定的舆论引导作用;能够促进清末官员思想的现代化;并促进了社会政治文化形态向现代化过渡。《北洋官报》作为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不仅宣告了古代形态官报的终结;推进了出版技术的发展;提高了报人的地位;而且初步形成了现代化和专业化的编辑理念与编辑技术体系。
张金国[10]（2018）在《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民族工作是民族国家社会结构中国家——民族二元互动关系的载体,体现国家民族问题治理的道路选择、制度设计和国家意识,是国家民族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面。在多民族国家制度重建的变动时期,民族工作事关民族社会内部关系的重构、政治秩序的稳定和国家权力的整合。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实践处于转型为基础的国家重建的关键时期,即建国初期与改革开放初期,这两个时期党和国家面临的任务有所不同,但需要突破的具体困境则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即均需完成政治秩序的重建。习仲勋作为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之一,他不仅仅是新中国缔造者之一,更是新中国在民族地区进行社会改造与国家政权建设的执行者、重大政策制定者、重大事件的参与者。他本人在民族宗教工作方面的独特观点、理论,他所倡导的民族宗教工作方法,他在民族工作方面的成功实践,尤其是在建国初期的西北民族地区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层层障碍,在国家初创之际积极推进西北民族地区的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造,理顺了民族与民族、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有效地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的社会治理。可以说,正因为习仲勋开创性的民族工作思想才使得西北区域社会没有成为初生国家的包袱与负担,避免了历史上西北民族宗教问题阻碍国家建设的悲剧重演,其意义不仅仅在建国初期西北民族地区的一隅一地,更给整个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的治理提供了具有全局性的指导意义。理论上的任何一种解读、研究乃至重新建构都是由现实的实践所激发的,研究习仲勋建国初期与改革开放初期民族工作的思想,尤其是建国初期民族工作思想,一方面在于追求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治理上走过的艰难历程,另一方面在于通过历史的镜鉴寻求对当下国家民族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借鉴意义,因为习仲勋所处的时代,其实离我们并不那么遥远,他基于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理论、观点、思想,实际上对我们今天极力解决的民族问题,依旧极具针对性、指导性。论文分为七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是按照既定的行文规则概述选题的缘由与选题理论与现实意义,整理和评述既有的文献资料与学术研究成果等。对于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研究,不能单纯地聚焦于他本人在特定时期、特定阶段的特定行为与思想,而必须放眼他的时代与时代所赋予他的时代文化与社会背景,这样才能了解他的思想何以产生、为什么会产生。纵观世界人物思想研究,就个人思想而言,不可能单纯地就理论而理论地认识、了解一个人,必须把个人放在社会与时代的关系之中,为此,论文的第一章主要是结合大的时代与社会背景,对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与思想渊源结合习仲勋的生平,做一个全面的纵向梳理,以期揭示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形成、发展的内在逻辑,深化对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认知。一种思想的萌芽、产生、发展都是一个辩证的社会化过程,如果简单地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剥离出来,那么离开历史发展过程的理论就是抽象的,就必然是僵死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论文第二部分着重分析了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发展历程即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的三阶段,展示其民族工作思想是在中国革命这一大的社会场域中不断发展、不断升华的过程。任何一种思想理论的形成都有其理论架构的视角或向度,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重要内容的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也不例外。习仲勋从社会人到政治人的转变,尤其是早期家庭的熏陶与后期革命实践的深刻影响构成了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基本向度。论文的第三部分对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基本向度进行了剖析,即以民为本的群众观是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根基、实事求是是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基本路径、团结发展是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终极目标,三个基本向度构成了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理论根基、根本底色、价值追求（出发点、实现什么、怎么实现）。恩格斯指出,研究这些思想动机“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1）可以说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研究的动机正是要体现作为一种理论在国家构建与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因此论文第四部分围绕习仲勋在民族区域自治、民族统战、民族社会改造、宗教工作等方面的若干重要观点、思想展开研究,也正是这些理论与观点建构了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体系内容。方法论之所以在一定语境中被上升为“原则”或“根据”,是因为它们能以某种方式规定研究的方向,从而排除显然会使所说明的问题陷入“困境”的方向。基于此,论文第五部分以习仲勋在民族宗教工作方法论上的若干重要提法展开研究。一种理论与思想的强大力量,不在于理论与思想的深邃莫测,而在于它对实践的指导,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虽然具有某种历史性和阶段性特点,但由于他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因为它赖以成长的社会土壤、社会发展阶段、民族发展阶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它必须面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而不是面对自己既有的结论。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同样需要与时俱进,同样要指导实践,它要根据新时期民族的新问题,总结新的经验,得出新的结论,因此,文章结语部分主要内容是结合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研究,深刻挖掘其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和启示作用。
二、《党政干部学刊》隆重召开创刊10周年纪念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党政干部学刊》隆重召开创刊10周年纪念会（论文提纲范文）
（1）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早期传播研究（1899-1927）（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意义与价值 |
| 二、国内外主要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现有成果述评及努力方向 |
| 三、关键概念的界定 |
| (一)马克思主义 |
| (二)早期传播 |
| 四、研究框架与内容 |
| (一)基本分析框架 |
| (二)具体篇章结构 |
| 五、研究思路、方法与可行性分析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可行性分析 |
| 六、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理论溯源和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学理阐释 |
| 一、“物质承担者”满足马克思主义国际化品质要求 |
| 二、“报刊优势”提供马克思主义政治传播的可靠平台 |
| 三、“主客兼具”创造了列宁灌输理论的实现条件 |
| 四、传统文化的契合特征及变革性内涵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政治经济环境 |
| 一、政治斗争传统与政党活动中心的生成 |
| 二、近代工业崛起与思想舆论重镇的塑造 |
| 三、租界“缝隙”与新思想传播空间的开拓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思想文化生态 |
| 一、新文化运动与思想解放潮流的掀起 |
| 二、“移民”城市与思想自由生态的形成 |
| 三、新型知识分子与传播群英的荟集 |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阶级基础 |
| 一、工人阶级力量壮大及独特优势 |
| 二、工人阶级悲惨境遇与变革社会诉求 |
| 三、工人阶级意识增长及其政治斗争 |
| 第五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民众心理 |
| 一、反帝反封建的双重诉求 |
| 二、“以俄为师”的心理趋向 |
| 三、“趋新求变”的改造心态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历史轨迹与实践进程 |
| 第一节 作为异质文化“新学说”的引入介绍(1899-1916) |
| 一、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登场” |
| 二、辛亥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上海的介绍 |
| 三、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引介的内容及特征 |
| 第二节 作为解决问题“新思潮”的广泛传播(1917—1921.06) |
| 一、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在上海传播道路的开启 |
| 二、五四运动与上海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心地位的形成 |
| 三、社团兴起、主义崛起与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流行 |
| 四、思想界“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在上海话语权势的建立 |
| 第三节 作为变革社会“新主义”的深入传播(1921.07—1927.07) |
| 一、中国共产党创立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
| 二、国共合作局面与马克思主义的扩展 |
| 三、国民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推进 |
| 四、哲学论争与马克思主义的扞卫 |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主体力量 |
| 第一节 资产阶级群体 |
| 一、资产阶级改良派 |
|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 |
| 三、资产阶级传播群体的共性因素 |
| 第二节 新生代思想群体 |
| 一、无政府主义者群体 |
| 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群体 |
| 第三节 国际人士 |
| 一、传教士群体 |
| 二、共产国际组织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载体途径 |
| 第一节 报刊杂志与马克思主义“群集性”传播 |
| 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及共产党人的宣传 |
|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及国民党人的宣传 |
| 三、商业性、研究系报刊与马克思主义介绍 |
| 四、报刊杂志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载体的表征 |
| 第二节 经典着作与马克思主义“系统化”传播 |
| 一、商业出版机构与马克思主义传播 |
| 二、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出版马克思主义着作 |
| 三、社会政治动员中的宣传册和传单 |
| 第三节 学校工会与马克思主义“组织化”传播 |
| 一、创办学校与马克思主义者培养 |
| 二、新式工会与马克思主义在工人中扎根 |
| 第四节 纪念活动与马克思主义“仪式化”传播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纪念活动 |
| 二、国际共运重要事件、节庆日纪念活动 |
| 三、近代中国重要人物、事件和节日纪念活动 |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
| 一、唯物史观概念的解读 |
| 二、唯物史观基本内容和作用的阐发 |
| 三、唯物史观视域下的中国实际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论 |
| 一、剩余价值概念及内容的普及 |
| 二、剩余价值学说视域下的中国问题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 |
| 一、对阶级斗争学说的理解 |
| 二、阐发阶级斗争历史作用 |
| 三、批驳非阶级斗争观点 |
| 四、宣扬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
| 第四节 苏俄革命建设、列宁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
| 一、俄国十月革命的关注 |
| 二、宣传苏俄建设及其成就 |
| 三、列宁主义的大力宣介 |
| 四、介绍革命理念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
| 第五节 中国革命路线方针及政策 |
| 一、国共合作的呼吁和倡议 |
| 二、工农学运动的宣传与执行 |
| 三、国民革命的倡导与鼓动 |
| 四、妇女解放的宣传与实践 |
|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总体评价及现实启示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特征 |
| 一、传播主体开创性与多元性并进 |
| 二、传入渠道多面性与差异性并发 |
| 三、传播内容实用性与选择性并举 |
| 四、传播途径多样性与互动性并存 |
| 五、传播过程演进性与辐射性并向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效果及局限 |
| 一、马克思主义影响力提升与话语体系初步建立 |
| 二、马克思主义者培育与工农学运动发展 |
| 三、党团组织的创立及其对全国其他地区的引领 |
| 四、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历史局限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现实启示 |
| 一、恪守主义信仰,彰显理论魅力 |
| 二、坚持多维建构,创新话语体系 |
| 三、满足社会需要,强化实践支撑 |
| 四、坚持主客互动,精英大众并行 |
| 五、培植文化土壤,创设传播语境 |
| 六、强化媒介功用,协同传播方式 |
| 结语:历史、理论与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2）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关于张闻天研究成果的介绍 |
| 1.2.2 关于张闻天思想的研究述评 |
| 1.2.3 关于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重难点和创新点 |
| 1.4.1 研究重难点 |
| 1.4.2 研究创新点 |
| 2 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形成条件 |
| 2.1 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形成的思想来源 |
| 2.1.1 思想渊源: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工作基本理论 |
| 2.1.2 直接来源:中国共产党早期思想政治工作重要理论 |
| 2.2 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形成的时代需求 |
| 2.2.1 实现全民族抗战时代任务的需求 |
| 2.2.2 加强党员队伍思想建设的需求 |
| 2.2.3 清除“左”右倾路线错误的需求 |
| 2.3 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形成的个人因素 |
| 2.3.1 扎实的理论功底 |
| 2.3.2 丰富的实践经验 |
| 3 延安时期张闻天的思想转变及其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发展 |
| 3.1 延安时期是张闻天个人思想转变的主要时期 |
| 3.1.1 遵义会议前后张闻天思想的重要转变 |
| 3.1.2 延安整风运动是实现张闻天思想重大转变的关节点 |
| 3.2 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发展的两个侧重点 |
| 3.2.1 六届六中全会前聚焦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的确立 |
| 3.2.2 六届六中全会后集中于理论宣传和干部培养 |
| 4 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重要载体 |
| 4.1 干部院校是集中有效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阵地 |
| 4.1.1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
| 4.1.2 陕北公学 |
| 4.1.3 延安马列学院 |
| 4.2 报纸刊物是进行广泛宣传、鼓动群众的锐利武器 |
| 4.2.1 《斗争》 |
| 4.2.2 《解放》 |
| 4.2.3 《共产党人》 |
| 4.3 报告发言是进行时政教育的主要形式 |
| 4.3.1 理论深刻、主题明确的会议报告 |
| 4.3.2 文本简短、观点鲜明的总结发言 |
| 4.4 教材文本是进行深入学习、系统教育的重要读本 |
| 4.4.1 编着《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 |
| 4.4.2 领导编译马列经典着作 |
| 4.4.3 指导中级读物与辅助读物的编辑出版 |
| 5 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基本内涵 |
| 5.1 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是核心内容 |
| 5.1.1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地位 |
| 5.1.2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的中心目标和基本原则 |
| 5.2 解决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是根本出发点 |
| 5.2.1 党的领导是解决人民群众迫切要求的核心力量 |
| 5.2.2 民主是解决人民群众迫切要求的组织保障 |
| 5.2.3 教育引导是解决人民群众迫切要求的重要方法 |
| 5.3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心任务 |
| 5.3.1 两条战线的斗争是主要武器 |
| 5.3.2 中国共产党与红军领导权的争取是核心要素 |
| 5.3.3 文化统一战线的建立是重要方式 |
| 5.4 坚持路线和策略教育是主线 |
| 5.4.1 党的策略路线的宣传教育 |
| 5.4.2 革命前途的宣传动员 |
| 5.4.3 同错误路线作坚决斗争 |
| 6 延安时期张闻天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原则与方法 |
| 6.1 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 |
| 6.1.1 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理论原则 |
| 6.1.2 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的党性原则 |
| 6.1.3 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实践原则 |
| 6.2 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方法 |
| 6.2.1 说服教育的方法 |
| 6.2.2 实践锻炼的方法 |
| 6.2.3 自我批评的方法 |
| 7 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实践运用 |
| 7.1 党建工作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
| 7.1.1 培养能够统一理论与实际的干部 |
| 7.1.2 加强党性修养,提高思想认识 |
| 7.1.3 党组织机构的建立 |
| 7.1.4 党内民主建设 |
| 7.2 军队工作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
| 7.2.1 取得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 |
| 7.2.2 思想政治工作的三大基本任务 |
| 7.2.3 强化政治教育,规范军队政治行为 |
| 7.3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
| 7.3.1 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的辩证关系 |
| 7.3.2 “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的转变 |
| 7.3.3 抵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左”倾关门主义 |
| 7.3.4 批评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错误 |
| 7.4 文化运动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
| 7.4.1 文化运动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重要地位 |
| 7.4.2 肯定文化人与知识分子在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作用 |
| 7.4.3 重视文化人,培养文化人 |
| 7.4.4 正确指导文化团体,保障文化人利益诉求的实现 |
| 7.5 青年运动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
| 7.5.1 青年团的改造与优化 |
| 7.5.2 青年救国组织的指导 |
| 7.5.3 青年理想观的培养 |
| 8 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启示 |
| 8.1 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主要特色 |
| 8.1.1 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科学性 |
| 8.1.2 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务实性 |
| 8.1.3 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前瞻性 |
| 8.2 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历史贡献 |
| 8.2.1 丰富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
| 8.2.2 充实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宝库 |
| 8.2.3 推进了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 |
| 8.3 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现实启示 |
| 8.3.1 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党的绝对领导 |
| 8.3.2 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信马克思主义理论 |
| 8.3.3 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守党的中心任务 |
| 8.3.4 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具备高尚的人格魅力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3）孙中山民生主义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点与不足 |
| 1.5 相关概念阐释 |
| 1.5.1 民生主义的概念 |
| 1.5.2 民生主义中的经济范畴 |
| 第二章 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时代背景与理论溯源 |
| 2.1 民生主义形成的时代背景 |
| 2.1.1 近代中国社会民族危机的持续加剧 |
| 2.1.2 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 |
| 2.2 民生主义的本体文化根源 |
| 2.2.1 古代中国社会中的民本思想 |
| 2.2.2 近代中国社会中的民生理念 |
| 2.3 民生主义中的西方参系 |
| 2.3.1 西方经济思潮与政策实践 |
| 2.3.2 西方社会文化与法律制度 |
| 2.4 马克思主义对民生主义的现实启示 |
| 2.4.1 孙中山对共产主义学说的思考 |
| 2.4.2 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政策实践 |
| 第三章 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思想内涵与发展历程 |
| 3.1 民生主义的思想内涵 |
| 3.1.1 “平均地权”是根本 |
| 3.1.2 “节制资本”是核心 |
| 3.1.3 “振兴实业”是途径 |
| 3.1.4 “发展教育”是基础 |
| 3.2 民生主义的孕育萌芽 |
| 3.2.1 民生主义的萌芽 |
| 3.2.2 “平均地权”的提出 |
| 3.2.3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设想 |
| 3.3 民生主义的发展过渡 |
| 3.3.1 民生主义的宣传 |
| 3.3.2 《实业计划》的完成 |
| 3.3.3 教育思想的完善 |
| 3.4 民生主义的飞跃完善 |
| 3.4.1 “节制资本”的明确 |
| 3.4.2 从“平均地权”到“耕者有其田” |
| 3.4.3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完善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超越与背离 |
| 4.1 中国共产党对民生主义的坚持与超越 |
| 4.1.1 民生主题的坚持 |
| 4.1.2 政策措施的借鉴 |
| 4.1.3 理论层面的超越 |
| 4.1.4 政策措施的超越 |
| 4.2 中国国民党对民生主义的发展与背离 |
| 4.2.1 民生主题的继承 |
| 4.2.2 政策措施的发展 |
| 4.2.3 民生哲学的发展 |
| 4.2.4 政策措施的背离 |
| 第五章 新时代视域下孙中山民生主义的评析 |
| 5.1 民生主义的内在矛盾 |
| 5.1.1 对社会主义的认同问题 |
| 5.1.2 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问题 |
| 5.1.3 对马克思及其社会理想的认识问题 |
| 5.2 民生主义的理论价值 |
| 5.2.1 促进资本主义发展 |
| 5.2.2 倡导社会主义思想 |
| 5.2.3 饱含人文主义精神 |
| 5.3 民生主义的历史贡献与思想局限 |
| 5.3.1 民生主义在三民主义中的地位 |
| 5.3.2 民生主义的历史贡献 |
| 5.3.3 民生主义的局限性 |
|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合理吸收 |
| 6.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根本原则 |
| 6.1.1 把民生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着力点 |
| 6.1.2 坚持唯物史观的人民主体性 |
| 6.1.3 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与担当 |
| 6.2 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物质基础 |
| 6.2.1 持续发展生产力 |
| 6.2.2 加强基础设施与实业建设 |
| 6.2.3 缩小收入差距 |
| 6.3 坚持以发展农业为基本目标 |
| 6.3.1 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 |
| 6.3.2 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 |
| 6.3.3 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
| 6.4 坚持以发展教育为重要手段 |
| 6.4.1 平衡教育资源 |
| 6.4.2 促进教育公平 |
| 6.4.3 发展素质教育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致谢 |
（4）精英能动、双轨治理与新乡贤交往空间生产 ——浙江省乡村礼堂建设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2 文献综述 |
| 1.3 分析框架 |
| 1.4 资料方法 |
| 1.5 本文观点 |
| 2.精英的转换 |
| 2.1 传统士绅 |
| 2.2 民国新乡绅 |
| 2.3 集体农村干部 |
| 2.4 改革后新乡贤 |
| 3.“双轨”的重建 |
| 3.1 平衡双轨 |
| 3.2 长单轨 |
| 3.3 强单轨 |
| 3.4 复合双轨 |
| 4.礼堂的复兴 |
| 4.1 传统礼堂 |
| 4.2 近代礼堂 |
| 4.3 农村礼堂 |
| 4.4 文化礼堂 |
| 5.新乡贤的参与 |
| 5.1 规划选址 |
| 5.2 规模设计 |
| 5.3 建设筹资 |
| 5.4 布局展陈 |
| 6.内在的动力 |
| 6.1 村民的文化需要 |
| 6.2 新乡贤的文化兴趣 |
| 6.3 村庄的治理诉求 |
| 6.4 宗族的吸引 |
| 6.5 女性新乡贤的作用 |
| 7.自我的限制 |
| 7.1 村庄领导的竞争 |
| 7.2 村两委成员的冲突 |
| 7.3 乡村文化人的工具化 |
| 7.4 乡村文化人的行政化 |
| 8.基层政府的策略 |
| 8.1 行政动员 |
| 8.2 业务指导 |
| 8.3 被动支持 |
| 8.4 特意排斥 |
| 9.乡村交往的重构 |
| 9.1 “礼治”交往 |
| 9.2 文化交往 |
| 9.3 再组织化 |
| 9.4 村域外交往 |
| 10.结论 |
| 10.1 新乡贤交往空间的历史形成 |
| 10.2 新乡贤交往空间与文化网络 |
| 10.3 新乡贤交往空间与士绅社会 |
| 10.4 新乡贤交往空间与公共领域 |
| 参考文献 |
（5）新时代红色纪念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点 |
| 第一章 新时代开展红色纪念活动的重要价值 |
| 一、新时代红色纪念活动的基本概念界定 |
| (一)新时代 |
| (二)红色纪念活动 |
| (三)新时代红色纪念活动 |
| 二、新时代红色纪念活动的独特价值 |
| (一)牢记初心使命,行稳致远 |
| (二)强化政治认同,凝聚力量 |
| (三)传承历史记忆,接力奋斗 |
| (四)弘扬革命精神,立德树人 |
| 第二章 红色纪念活动的历史回顾 |
| 一、红色纪念活动的历史过程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红色纪念活动 |
|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红色纪念活动 |
|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红色纪念活动 |
| 二、红色纪念活动的纪念内容 |
| (一)节日纪念 |
| (二)人物纪念 |
| (三)经典纪念 |
| (四)事件纪念 |
| 三、红色纪念活动的纪念方式 |
| (一)文本纪念 |
| (二)会议纪念 |
| (三)影视纪念 |
| (四)庆典纪念 |
| (五)网络纪念 |
| 四、红色纪念活动的历史价值 |
| (一)坚定理想信念 |
| (二)服务中心工作 |
| (三)扩大群众基础 |
| (四)强化使命担当 |
| 第三章 新时代红色纪念活动的创新性开展 |
| 一、新时代红色纪念活动的内容创新 |
| (一)节日纪念的增加 |
| (二)事件纪念的增加 |
| 二、新时代红色纪念活动的形式创新 |
| (一)立法形式 |
| (二)自媒体形式 |
| (三)动漫形式 |
| 三、新时代红色纪念活动的功能创新 |
| (一)维护祖国统一 |
| (二)推动经济发展 |
| (三)坚定文化自信 |
| 第四章 新时代红色纪念活动的主要经验 |
| 一、红色纪念活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助力 |
| (一)发扬革命光荣传统 |
| (二)加快中国梦的实现进程 |
| 二、红色纪念活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统一 |
| (一)国家层面的价值取向 |
| (二)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 |
| (三)个人层面的价值取向 |
| 三、红色纪念活动与当代社会实践的融合 |
| (一)开展实践活动 |
| (二)分层教育 |
| 四、红色纪念活动与新兴媒体的结合 |
| (一)纪念方式多样化 |
| (二)纪念方式时代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6）抗战动员中的《新中华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研究意义和研究综述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意义 |
| (三) 文献综述 |
| 二. 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和概念界定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创新之处 |
| (三) 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新中华报》概述 |
| 一. 《新中华报》的创办背景 |
| (一) 《新中华报》创办的时代场域 |
| (二) 《新中华报》创办的理论渊源 |
| (三) 《新中华报》创办的现实基础 |
| 二. 《新中华报》的发展变迁 |
| (一) 《新中华报》的初创时期 |
| (二) 《新中华报》的改革时期 |
| 三. 《新中华报》的管理与运行 |
| (一) 《新中华报》的管理机构 |
| (二) 《新中华报》的印刷发行 |
| 第二章 抗战军事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 一. “加强人民自卫力量”: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武装工作 |
| (一) 宣传边区民众武装的意义 |
| (二) 见证边区民众武装的建设 |
| (三) 介绍边区民众武装的活动 |
| 二. “巩固抗战后方”:陕甘宁边区的剿匪锄奸工作 |
| (一) 宜讲边区剿匪锄奸政策 |
| (二) 阐明边区剿匪锄奸意义 |
| (三) 介绍边区剿匪锄奸方法 |
| (四) 宣传边区剿匪锄奸成绩 |
| 三. “保全国防力量”:陕甘宁边区的防空防毒工作 |
| (一) 进行边区防空防毒的报道 |
| (二) 开展边区防空防毒的教育 |
| (三) 报道边区防空机构的工作 |
| 第三章 抗战经济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 一. “充实抗战的粮食供给”:陕甘宁边区的救国公粮运动 |
| (一) 宣传边区公粮征收的方针政策 |
| (二) 介绍边区公粮征收的实际状况 |
| (三) 总结边区公粮征收的经验教训 |
| 二. “在经济上组织群众”:陕甘宁边区的合作社运动 |
| (一) 宣讲边区合作社之政策 |
| (二) 追踪边区合作社之进步 |
| (三) 树立边区合作社之典型 |
| 第四章 抗战政治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 一. “保证实现彻底的民主”: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普选运动 |
| (一) 阐释边区民主普选方针政策 |
| (二) 介绍边区民主普选工作情况 |
| (三) 推广边区民主普选经验方法 |
| 二. “厉行廉洁政治”:陕甘宁边区的肃贪反腐工作 |
| (一) 宣传边区反腐法规和政策 |
| (二) 介绍边区腐化事例和案件 |
| (三) 总结边区肃贪反腐之经验 |
| 三. “共同抗日图存”:陕甘宁边区的民族宗教工作 |
| (一) 关注少数民族发展现状 |
| (二) 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
| (三) 维护少数民族团结统一 |
| 第五章 抗战文化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 一. “提高政治文化水准”:陕甘宁边区的学习运动 |
| (一) 阐明边区学习运动的方针政策 |
| (二) 聚焦边区学习运动的实际状况 |
| (三) 反思边区学习运动的经验教训 |
| 二. “武装我们的手足”:陕甘宁边区的抗战体育运动 |
| (一) 介绍边区体育组织的工作 |
| (二) 展现边区军事体育的特色 |
| (三) 反映边区群众体育的热潮 |
| 三. “讲究卫生,健全身体”:陕甘宁边区的卫生运动 |
| (一) 协助边区禁毒戒烟的工作 |
| (二) 介绍边区药物生产的扩大 |
| (三) 展现边区医护教育的进步 |
| (四) 配合边区防疫工作的推进 |
| 第六章 抗战社会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 一. “保育革命的后代”:陕甘宁边区的儿童保育工作 |
| (一) 关注边区儿童保育工作 |
| (二) 宣传边区儿童保育政策 |
| (三) 展现边区保育机构现状 |
| 二. “提高妇女民族觉悟”: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解放运动 |
| (一) 树立边区妇女解放榜样 |
| (二) 维护边区妇女合法权益 |
| (三) 展现边区妇女解放英姿 |
| 三. “巩固和加强边区抗战力量”:陕甘宁边区的优抚工作 |
| (一) 阐释边区优抚工作意义 |
| (二) 介绍边区优待工作现状 |
| (三) 展现边区抚恤安置成绩 |
| 第七章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评析 |
| 一.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的作用 |
| (一) 整合全国抗日力量的“万能胶” |
| (二) 凝聚民族抗战精神的“兴奋剂” |
| (三) 塑造中共抗战形象的“扩音器” |
| (四) 发展反法西斯同盟的“集结号” |
| 二.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的特点 |
| (一) 对象上的广泛性 |
| (二) 领域上的多维性 |
| (三) 方式上的灵活性 |
| 三.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的经验 |
| (一)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 (二) 遵循新闻真实性的原则 |
| (三) 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
| (四) 服务于时代的现实需求 |
| 四.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的局限 |
| (一) 思想上存在着一定偏差 |
| (二) 实践中显露出一些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新中华报》头条文章列表 |
| 附录二: 《新中华报》要人文章统计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 |
| 致谢 |
（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及创新之处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目标及研究特色 |
|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内涵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理论认识 |
| (一)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发展 |
| (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政党理论的借鉴 |
| (三)党的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政党制度的新认识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存在基础 |
| (一)正义性 |
| (二)正当性 |
| (三)认同性 |
| 三、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的主要表现 |
| (一)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
| (二)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 |
| (三)有利于保持国家政局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
| (四)有利于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
| (五)有利于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
| 四、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的基本特征 |
| (一)宽广的包容性 |
| (二)广泛的代表性 |
| (三)监督的民主性 |
| (四)治理的有效性 |
| 五、当前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发挥的因素 |
| (一)世界政治多极化的挑战 |
| (二)中国社会转型的影响 |
| (三)政党制度运行机制的制约 |
| (四)政党制度中参政党存在的问题 |
| 六、进一步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优越性路径 |
|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 |
| (二)不断提高执政党在政党制度中的领导水平 |
| (三)加强政党制度中的参政党建设 |
| (四)大力推进协商民主夯实新时期政治协商基础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等 |
（8）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研究 ——以1949-1956年上海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主要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对现有研究成果的评价与展望 |
| 三、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干部 |
| (二)制度与制度化 |
| 四、研究框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与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干部制度化建设的理论溯源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干部制度建设的理论论述 |
| 一、建立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 |
| 二、建设廉洁高效的行政队伍——社会主义廉价政府构建理论 |
| 第二节 列宁干部制度建设思想 |
| 一、强调干部的选拔与任用 |
| 二、重视干部的培训与教育 |
| 三、加强干部的管理与监督 |
| 第三节 毛泽东干部制度建设思想 |
| 一、制定干部标准与干部路线 |
| 二、干部工作要与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 |
| 三、干部要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执政空间转换下中国共产党组织适应性分析 |
| 一、反应性适应：中共执政方式亟待调整 |
| 二、结构性适应：政党组织结构亟待优化 |
| 三、功能性适应：中共执政能力亟待提升 |
| 第二节 历史与环境视角下干部制度建设的路径依赖 |
| 一、中国传统官僚体制下文官考试、培训与管理制度 |
| 二、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干部管理的制度探索 |
| 三、苏联干部制度建设的路径探索 |
| 第三节 城乡关系重塑下上海城市发展与管理的定位 |
| 一、从消费性城市到生产性城市：新政权建立初期资源短缺下的上海城市发展路径 |
| 二、从异质化到同质化：新政权建立初期上海城市意识形态建设的目标. |
| 三、从失序到有序：新政权建立初期上海城市再组织化的定位 |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1949-1952 年：上海干部队伍的扩充与整顿 |
| 一、上海城市管理模式与干部现状 |
| 二、上海干部吸纳工作的展开 |
| 三、上海干部队伍的初步整顿与干部制度的酝酿 |
| 第二节 1953-1956 年：上海干部制度的建设与完善 |
| 一、国家政治制度逐步确立与上海干部制度建设 |
| 二、上海党管干部原则和分部分级管理模式的建立 |
| 三、上海具体干部制度的制定与完善 |
| 四、上海干部制度建设的规范性特征与变量考察 |
|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实践逻辑 |
| 第一节 价值理念：干部意识形态的塑造 |
| 一、意识形态与制度：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一种理论关联 |
| 二、干部意识形态担当者形象的新定位 |
| 三、干部意识形态担当者形象的再塑造 |
| 第二节 组织载体：干部制度化建设的行动空间 |
| 一、组织嵌入与制度演进：干部制度化建设行动空间的一个分析框架 |
| 二、权力空间：权力集中与党组织在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核心地位 |
| 三、行政空间：职能分散与政府组织在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基础意义 |
| 四、社会空间：力量支撑与群团组织在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辅助作用 |
| 第三节 政治运动：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政治策略 |
| 一、破与立：政治运动对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双重影响 |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与干部制度建设相关的政治运动梳理 |
| 三、整党运动：政治运动中推进干部制度化建设的一个案例考察 |
| 第五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功能分析 |
| 第一节 强化组织：上海市社会整合与政权稳固 |
| 一、构建了上海市的干部网络系统 |
| 二、完成了上海市各级政权建设 |
| 三、实现了党组织适应性转变 |
| 第二节 稳定秩序：城市的高效管理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 |
| 一、城市专业化干部管理队伍形成 |
| 二、上海城市的高效管理 |
| 三、上海经济的恢复发展 |
| 第三节 积累资源：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奠定 |
| 一、意识形态执政资源的巩固 |
| 二、中共执政群众资源的丰富 |
| 三、中共执政组织资源的优化 |
| 四、制度执政资源的初步构建 |
| 第四节 增强能力：中国共产党执政水平的提升 |
| 一、强化党生存抗变能力 |
| 二、提升党社会整合能力 |
| 三、增强党领导城市发展的能力 |
| 第六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经验、教训与现代启示 |
| 第一节 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史经验 |
| 一、注重理论传承与干部制度创新同步 |
| 二、重视意识形态建设与干部队伍治理并举 |
| 三、加强党组织建设与干部制度建设互动 |
| 四、坚持宏观系统性与微观灵活性相结合 |
| 第二节 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史教训 |
| 一、组织机构中出现干部配备不合理的现象 |
| 二、干部管理中存在红与专区分上的盲目性 |
| 三、大众参与在干部制度运行中的弱点 |
| 第三节 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具体启示 |
| 一、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性与包容性建设 |
| 二、加强党员干部队伍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建设 |
| 三、加强干部制度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建设 |
| 四、加强统一战线的广泛性与社会性建设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阶段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一、作者简历 |
| 二、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9）《北洋官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基本框架与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点 |
| 五、概念辨析与界定 |
| 第1章 《北洋官报》创办的历史背景 |
| 1.1 《北洋官报》创办前后中国时局动荡 |
| 1.2 清末新政的实施与新闻事业的发展 |
| 1.2.1 清末新政的实施 |
| 1.2.2 清末新政中有利于报刊发展的因素 |
| 1.2.3 晚清新闻事业的发展 |
| 1.2.4 清末新式官报蜂起 |
| 1.3 袁世凯与直隶新政 |
| 1.3.1 直隶新政成绩瞩目 |
| 1.3.2 创办《北洋官报》是直隶新政重要举措之一 |
| 1.4 晚清的政治舆论失范与媒介控制 |
| 1.4.1 晚清社会的言禁受到极大冲击 |
| 1.4.2 晚清政府对舆论的管控乏力 |
| 1.5 本章小结 |
| 第2章 《北洋官报》的定位、形态与运营 |
| 2.1 《北洋官报》的发展分期与形态确立 |
| 2.1.1 发展前期形态确立 |
| 2.1.2 发展中期调整变革 |
| 2.1.3 发展后期收缩僵化 |
| 2.2 《北洋官报》的体制 |
| 2.2.1 组织与运行现代化 |
| 2.2.2 办报宗旨高远 |
| 2.2.3 版面设置与栏目安排传统与现代相结合 |
| 2.2.4 附刊注重开民智 |
| 2.3 《北洋官报》的发行方式与广告 |
| 2.3.1 发行方式以派销为主 |
| 2.3.2 阅报社的推行配合官报的发行 |
| 2.3.3 报纸的寄递受益于大清邮政系统 |
| 2.3.4 广告收入无法支撑官报发展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北洋官报》的内容分析——“通上下,开民智” |
| 3.1 《圣谕广训》与邸报的摘抄 |
| 3.1.1 篇首刊载《圣谕广训》表达对清朝皇权道统的尊崇 |
| 3.1.2 刊载上谕维护官场权力秩序 |
| 3.2 官方文牍的刊载 |
| 3.2.1 《北洋官报》比邸报、京报刊载更多的政务信息 |
| 3.2.2 刊载大量政务信息是清政府政务有限公开的表现 |
| 3.2.3 清政府借助新式官报刊载政务信息营造新政有序开展的表象 |
| 3.3 国内新闻的报道 |
| 3.3.1 重视新闻报道,重点报道新政 |
| 3.3.2 对“学务新政”的报道数量最多,涉及问题深入 |
| 3.3.3 对“经济新政”的报道引导社会兴工振商 |
| 3.3.4 对“警务新政”的报道协助直隶警政的建设 |
| 3.3.5 对“预备立宪”的报道声势浩大 |
| 3.4 外国新闻的选登 |
| 3.4.1 刊载外国新闻为了看世界、学西方 |
| 3.4.2 《北洋官报》的外国新闻报道分析 |
| 3.5 图画的刊载 |
| 3.5.1 新闻摄影彰显新的报刊理念 |
| 3.5.2 广告图片突出营销兼顾审美 |
| 3.5.3 装饰图片增强视觉冲击力 |
| 3.6 论说的编发 |
| 3.6.1 清政府试图借官报评论挽回流失的话语权 |
| 3.6.2 评论随清政府对新政的态度时有时无 |
| 3.6.3 《北洋官报》评论主题分析 |
| 3.6.4 以“浅说”的形式普及立宪常识 |
| 3.7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北洋官报》的历史作用及其地位 |
| 4.1 《北洋官报》与舆论引导 |
| 4.1.1 国际国内要求清政府实施新政的舆论呼声高涨 |
| 4.1.2 大量刊载新政内容,对舆论进行议程设置 |
| 4.1.3 以亲民化的表达方式进行舆论引导 |
| 4.2 《北洋官报》与清末官员思想的现代化 |
| 4.2.1 近代报刊对文明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
| 4.2.2 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是晚清社会现代化的基本路径 |
| 4.2.3 《北洋官报》“开官智”的作用较大 |
| 4.2.4 传播现代化内容和思想 |
| 4.2.5 正确评价《北洋官报》的“开智”作用 |
| 4.3 《北洋官报》促进了政治文化形态向现代化过渡 |
| 4.3.1 促进了清政府的政务公开 |
| 4.3.2 促进了地方社会“公共领域”的发展 |
| 4.4 《北洋官报》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
| 4.4.1 宣告了古代形态官报的终结 |
| 4.4.2 推进了出版技术的发展 |
| 4.4.3 提高了报人的地位 |
| 4.4.4 初步形成了现代化和专业化的编辑理念与编辑技术体系 |
| 4.5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10）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渊源和社会历史条件 |
| 第一节 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形成的渊源 |
|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
| 二、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实践 |
| 第二节 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 |
| 一、西北少了一个工业,多了一个民族问题 |
| 二、宗教是生活的盐 |
| 三、中国共产党西北民族工作的实践 |
| 第二章 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 第一节 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萌芽阶段(1922-1936年) |
| 一、进入立诚中学：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 |
| 二、参加学运,狱中入党：接受马克思主义 |
| 三、投笔从戎,创建根据地：实践马克思主义 |
| 第二节 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形成阶段(1936-1945年) |
| 一、学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
| 二、实践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
| 第三节 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成熟阶段(1945-1952年) |
| 一、习仲勋民族工作的西北重要实践 |
| 二、总结了西北民族工作的出发点 |
| 三、规范西北民族工作的原则、方法 |
| 四、提出了西北民族工作的干部政策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理论内涵 |
| 第一节 以民为本的群众观：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理论根基 |
| 一、“人民就是江山” |
| 二、“江山就是人民”的群众立场 |
| 三、“群众路线要在群众中实践” |
| 第二节 实事求是：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基本路径 |
| 一、“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 |
| 二、“真理必须到群众中去找” |
| 第三节 团结发展：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价值取向 |
| 一、“民族团结是西北的政治问题” |
| 二、“民族团结是西北工作的原则” |
| 三、“谁离开民族团结问题,谁就不是从西北工作出发” |
| 第四章 习仲勋民族工作上的若干重要提法 |
| 第一节 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若干重要提法 |
| 一、提出“民族的民主联合政府”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必要准备阶段 |
| 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必须采取“有准备、有步骤”的方针 |
| 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反对两种“偏向” |
| 四、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主要原则、条件、目的 |
| 第二节 关于民族统战工作的若干重要提法 |
| 一、“站在民族纠纷之外解决民族纠纷” |
| 二、“西北的统战工作就是在民族与宗教问题上与敌人竞争” |
| 三、民族统战要突出党性,“麻烦就是革命工作” |
| 第三节 关于民族社会改造的若干重要提法 |
| 一、“西北工作要照顾民族和地区特点” |
| 二、“群众要土地粮食,我们要农民群众” |
| 三、民族干部必须是土改的执行主体 |
| 四、“联合一部分封建反对另一部分封建” |
| 五、民族地区土改的“八不动”原则 |
| 六、民族地区土改中的“两个不能变”原则 |
| 七、“两个不完全”思想,建立最广泛的宗教统一战线 |
| 第四节 关于宗教工作的若干重要提法 |
| 一、“克服‘左'的思想防止‘右'的倾向” |
| 二、“该松绑的松绑,该捆死的捆死” |
| 三、“宗教工作必须服从于国家政治任务” |
| 四、“要以理服人,不要以力服人” |
| 五、“宗教工作三分书本知识,七分实践知识” |
| 六、“宗教信仰自由,但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政治问题” |
| 七、“群众路线是宗教工作的基础”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习仲勋民族工作方法论上的若干重要提法 |
| 第一节 慎重论：民族工作不要急 |
| 一、“慎重论”的提出 |
| 二、慎重论的理论内涵 |
| 三、“不怕慢,只要搞对” |
| 第二节 求同存异论：“大同”“小异”的民族统战方法 |
| 一、求同存异、和谐共生 |
| 二、“小异”“大同”就是统一战线 |
| 三、尊重差异,但不强调差异 |
| 第三节 规律论：少数民族地区工作须根据民族特点办事 |
| 一、民族工作需掌握民族特点 |
| 二、民族工作需尊重民族特点 |
| 三、依据民族特点做好民族工作 |
| 第四节 和平论：“民族问题不是武力充足不充足的问题” |
| 一、和平论的提出 |
| 二、和平也是斗争的方式 |
| 三、“和平论”对现实的指导性 |
| 第五节 “团结论”：团结上层,争取下层 |
| 一、团结论的提出 |
| 二、求团结不是“给上层撑了腰” |
| 三、坚持团结但不强调趋同 |
| 结语 |
| 一、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理论内涵、突出贡献 |
| 二、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当代价值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党政干部学刊》隆重召开创刊10周年纪念会（论文参考文献）
- [1]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早期传播研究（1899-1927）[D]. 孙珊. 华东师范大学, 2021
- [2]延安时期张闻天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D]. 郝丹梅. 西安理工大学, 2020(01)
- [3]孙中山民生主义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宋浠睿. 吉林大学, 2020(08)
- [4]精英能动、双轨治理与新乡贤交往空间生产 ——浙江省乡村礼堂建设案例研究[D]. 谢安民. 浙江大学, 2020(01)
- [5]新时代红色纪念活动研究[D]. 杨冰. 河南大学, 2019(01)
- [6]抗战动员中的《新中华报》研究[D]. 范伟.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6)
- [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研究[D]. 陈恩智. 江西师范大学, 2019(01)
- [8]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研究 ——以1949-1956年上海为例[D]. 张学娟.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9]《北洋官报》研究[D]. 都海虹. 河北大学, 2018(08)
- [10]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研究[D]. 张金国. 兰州大学, 201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