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发现传染病与社会因素的关系（论文文献综述）
张安然[1]（2021）在《中东呼吸综合征分布预测及其病原的系统发育地理学研究》文中提出研究背景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是由一种高致病性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呼吸道传染病,2012年9月在沙特阿拉伯首次被发现。该病病死率高、症状不易辨别且缺乏有效的药物治疗和预防策略,现已从主要流行的中东地区逐渐蔓延至四大洲27个国家,具有全球流行的潜在趋势,引起世界各国的极大关注,成为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研究难点和热点。2018年2月,世界卫生组织（WHO）决定将MERS纳入WHO研究与发展蓝图计划,以着力推进该领域研究进展。自MERS出现已有八年,目前在流行病学、病原学、诊断防治等方面开展的研究较多并取得一定成果,但在研究内容上多侧重单独研究其流行病学特征或病原学进化动态,研究设计上缺乏对社会经济、气象地理等多种要素时空分布的有效利用,未能综合考虑时空分布异质性等特征,此外欠缺对MERS时空扩散及洲际范围疫源地风险的预测评估。本研究基于最新数据,综合考虑生物、环境、社会学因素的影响,融合空间信息技术、机器学习模型和系统发育地理学分析技术,从个体、群体和分子层面全面开展对MERS的传播动态、风险评估及其病原系统发育地理学研究,研究结果有助于完善目前对MERS流行病学特征的认识,探索疾病早期扩散的促进因子,识别高风险区域和脆弱人群,为不同区域制定针对性的干预策略与措施提供科学指导,为探索MERS传播机制、实验室检测和疫苗研究提供方向,具有重要的公共卫生学意义。研究目的1.描述全球MERS的三间分布特征及地理分区,重点比较接触动物感染和接触病人感染的病例特征差异。2.探讨个体层面影响MERS死亡的危险因素及交互作用,并结合区域环境要素探索群体层面影响MERS扩散的危险因素。3.结合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采用多种机器学习模型量化MERS-CoV疫源地的分布及发病风险,探索主要贡献因子并绘制风险地图。4.利用系统发育地理学分析技术完成MERS-CoV的进化家系、时空迁移分析和进化压力位点分析,并将家系信息纳入个体群体层面,进一步探索家系进化对MERS流行特征的影响。研究方法1.数据收集收集全球2020年6月1日前所有MERS个案病例,主要来源于世界卫生组织官方报告,并通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网站、受影响国家的卫生部门网站和公开发表的论文完成病例信息检索及补充,形成MERS个案流调数据库。同期动物样本阳性检测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及文献检索。人口数据、骆驼密度数据、气象数据、土地利用数据、海拔数据、交通数据等均来源于相应领域官方网站或数据库。所有数据都遵循数据质控要求完成原始数据的清洗、整理和提取加工,形成区域多要素数据库。检索GenBank数据库中2020年6月1日前发布的MERS-CoV的全基因组序列（>30,000bp）及对应蛋白序列,经过采样地区和采样时间的核实确认,形成MERS-CoV分子序列数据库。2.统计分析（1）描述全球MERS病例的时空分布和流行特征分区,明确不同感染方式（接触动物感染和接触病人感染）病例的人口学特征和疾病特征差异。（2）基于logistic回归模型探索与MERS病例结局相关的危险因素,多因素回归分析时考虑重要变量（年龄组、性别和动物接触史）之间的二元交互作用,结果呈现时分别给出其他变量不同等级时对应的效应值。（3）基于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结合人口学信息、生物环境和社会经济因素,对MERS病例在中东地区的时空扩散特征进行评估并探索危险因素。为了直观展示人类病例的时空扩散情况,借助ArcGIS中趋势表面分析模块,以等值线形式绘制中东地区MERS传播的空间趋势图。（4）结合人口学信息、生物环境和社会经济因素,采用多种机器学习模型对研究范围内MERS-CoV的生态适宜度进行估算。首先按照传统策略,使用增强回归树模型、随机森林模型和支持向量机模型三个基础模型,通过后续模型结果评估比较选择最优模型。其次采用集成学习的策略,使用堆叠方法将上述三种模型做集成学习,以获得比单一模型更优越的泛化性能。基于集成学习模型结果识别出高风险区域,绘制MERS-CoV自然疫源地分布预测图;基于最优基础模型提取重要贡献因子,并运用logistic回归获得重要特征变量的确切效应值。（5）使用Nextstrain框架进行系统发育分析,研究MERS-CoV的遗传多样性和进化历程,通过系统发育地理学分析明确重要MERS-CoV家系的时空分布特征及迁徙模式。使用PAML软件包用最大似然法对蛋白质基因编码序列进行正选择位点分析。应用统计学匹配抽样方法将分子水平的家系信息与群体和个体发病状况相关联,探讨MERS-CoV的致病性是否随遗传进化或家系转变而变化。3.使用软件数据分析使用 ArcGIS 10.5、R 3.6.2、Python 2.7、Nextstrain、MAFFT v7.407、IQ-Tree v1.6.10、PAL2NAL v14、PAML v4.9、CorelDRAWX8等软件和编程环境。研究结果1.建立了包含2450例MERS病例的个案病例数据库（包括150个病例集群）。其中,802例患者死亡,病死率为32.73%,69.35%的病例为男性,发病年龄中位数为53岁（四分位数间距为38-65岁）,医护人员占病例总数的13.67%。在1453名接触史信息明确的患者中,356名（24.04%）报告有动物接触史。空间分布上MERS病例主要分布于热带地区和北半球,发病数最高的地区为中东地区,以沙特阿拉伯最高,其次为韩国。结合传播模式分类,发现存在接触本地动物感染病例的国家均分布于阿拉伯半岛,虽然欧洲和东南亚地区也报告了具有动物接触史的病例,但均属于输入病例。时间分布上,2014-2015年包含了 3次发病高峰,主要源于沙特阿拉伯和韩国的暴发疫情,季节性分布上发现春季（4-6月）存在发病高峰。接触动物感染和接触病人感染两种传播方式产生的病例在人口学特征和疾病特征上存在显着差异,与没有动物接触史的病例相比,接触动物感染的病例病死率更高,男性患者数量更多,年龄更大,患有基础疾病比例更高,从疾病发作到诊断的时间更长,上述特征的差异都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而医务人员及无症状患者的感染方式基本是接触病人感染。此外两种传播模式的季节性也不同,接触动物感染病例主要出现在在1-3月,而接触病人感染病例发病高峰紧随其后。2.死亡危险因素分析显示,年龄≥65岁、男性、中东居民、患有基础疾病以及发病前具有明确动物接触史的病例死亡风险较高。同时年龄、性别和动物接触史间均存在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双变量负向交互作用,在没有动物接触史和女性病例中,年龄的危险效应更为明显;研究发现死亡风险对动物接触史的依赖性随年龄和性别而变化,动物接触史是<65岁女性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3.时空扩散趋势分析显示,MERS在2014年4月至2015年底之间自阿拉伯半岛中部迅速传播到周围地区,其中由发源地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阿曼方向扩散速度最快。公路和铁路交通网络在MERS早期陆路区域内的快速扩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交通因素外,海拔、荒地覆盖面积占比和医院数量也是MERS扩散的危险因素。4.研究中应用的四种机器学习模型在预测MERS-CoV自然疫源地分布上效果均良好,模型应用测试集测试时AUC最低为84.14%,以集成模型效果最优（AUC=91.66%）。以集成模型对整个研究范围做MERS-CoV疫源地风险预测,绘制的风险地图显示自然疫源地主要分布在热带,高风险和中度风险地区跨越中东、西亚、北非和东非小部分,远远大于目前报道的MERS病例或检测到阳性动物样本分布的地理范围;南欧、非洲中部和南部的风险较小,这与在这些地区仅观测到的少数输入性病例或阳性动物样本相符。敏感性分析中,基于仅用阳性数据建模预测的最大熵MaxEnt模型,发现其预测风险分布情况与上述模型基本一致,证明各模型结果合理可信。影响因子贡献度上,我们发现荒地覆盖面积占比是影响MERS-CoV疫源地分布的主要贡献因子,贡献度为30.06%,其次是林地覆盖面积占比（10.74%）,人口密度、年平均温度、耕地覆盖面积占比和骆驼密度均为中等贡献变量,贡献度范围为6.20-7.28%。因子反应曲线显示MERS-CoV疫源地分布与较高水平的荒地覆盖面积占比、人口密度、年平均温度和骆驼密度有关,也与较低的森林和农田覆盖面积占比有关。基于上述贡献因子做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较高水平的荒地覆盖面积占比效应值最高（OR=23.74）,其次为较高水平的年平均温度（OR=4.05）和骆驼密度（OR=1.80）。多因素分析中未纳入森林和耕地覆盖面积占比,由于二者与荒地覆盖面积占比的相关性很高（R>0.6）。此外,多因素研究中未发现荒地覆盖占比、人口密度、年平均温度和骆驼密度之间存在显着的双变量交互作用。5.系统发育分析表明,人类、骆驼（含羊驼）中检测到的病毒序列形成了主要进化枝,而蝙蝠和刺猬来源的病毒序列形成了与之距离较远的进化枝,表明骆驼是MERS动物宿主。在人与骆驼序列构成的主进化枝中,人类和骆驼的序列在整棵树中混合交叉在一起,这提示从骆驼到人类存在多次引入事件。主进化枝包含编号为C1-C5的五个亚进化枝,其根节点可以追溯到2007年1月,根节点来源骆驼的可能性为49.3%,来源人类的可能性为50.7%。系统发育地理学分析上,主进化枝的时空传播特征主要表现为中东地区内部强烈的局部迁移和偶尔出现的远距离迁移;推断起源地最可能出现的三个位置是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得、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和约旦,其后验概率分别为31%,17%和12%。利雅得是当地和国际输出感染的主要来源,它是亚进化枝C3、C4和C5（覆盖了所收集序列的97.5%）的共同祖先节点位置的后验概率具有99%。根据序列空间迁移图谱,2011-2012年该病毒从利雅得向沙特阿拉伯其他城市、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阿布扎比和欧洲部分城市迁移,阿布扎比很快加入利雅得,成为第二个病毒输出枢纽;2013-2015年病毒传播最为迅速,自中东输出到北美、非洲和东亚,与实际中2014年中东向美国以及2015中东向韩国的输出事件相符合。位点分析上,研究确定了刺突糖蛋白中可能与正向选择相关的八个氨基酸位置,其中三个是现有认知的新发现位点。将平滑后的地区发病率等指标与人类序列关联后,发现系统进化树中各家系对应病例病死率不同,C5的病死率高于其他进化枝。但将家系信息匹配至个体层面进行死因分析时,家系特征对死亡的作用无统计学意义。研究结论1.MERS具有明确动物接触史的病例比例持续上升,且与人传人病例相比,动物传人病例的病死率更高,加强动物中该疾病的监测、防控和治疗应是今后MERS研究的重点,同时加强动物传人病例监测等。2.MERS病死率较高,其死亡的高风险人群为老年人、男性、中东居民和患有基础疾病的病例,死亡风险对动物接触史的依赖性随年龄和性别而变化,提示应对高危人群加强监测与宣教以预防感染,一旦确诊应及早采取救治措施。3.交通网络在MERS早期陆路区域内的快速扩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与MERS高风险区域交通便利或交流频繁的地区,应在重要交通枢纽中持续加强对MERS的监测与防控。4.基于机器学习模型进行的疫源地风险预测提示高中风险区包含中东、西亚、北非和部分东非,远远大于现有病例报告的地理范围,未来应加强对应区域的病例监测与干预措施。5.序列分析发现骆驼是动物宿主,进化中存在骆驼到人类的多次引入事件,检测试剂应该增强对目前占主导的C5家系的识别,刺突糖蛋白中识别到三个现有认知新发现的正向选择位点,可为进一步定位疫苗的潜在靶点和开发MERS-CoV的抗病毒药物提供研究方向。创新性1.开展了跨洲际多要素细尺度MERS-CoV疫源地风险评估研究。在对应研究中,我们不仅构建模型预测了动物宿主骆驼的空间分布,而且将接触本地动物感染患者、感染的宿主动物的分布同时纳入模型作为结局变量,以获得更可靠的MERS-CoV适宜生境分布图。我们创新性地采用堆叠方法将多种基础机器学习模型进行集成学习,得到了最优效果的预测模型,大大提高了自然疫源地预测的精度和准确性。目前上述研究在现有公开文献中尚无报道。2.开展了MERS-CoV空间扩散动态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采用空间趋势面分析、系统发育地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从报告病例和病原核酸序列两个方面相互验证,共同揭示了 MERS-CoV的空间扩散特征,并定量估算了交通、医院分布等因素对空间扩散的影响,研究结果对于明确重点监测方向、指导MERS防控具有重要科学意义。3.从多水平多要素全面探索MERS的时空分布及流行特征。研究结合病原数据及相关的生物、环境、社会学要素,形成个体、群体和分子水平三个现有MERS最新的数据库,关注重要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完善了目前对MERS流行病学特征的认识,明确了高危人群与高风险地区,为不同区域制定针对性的预防控制措施提供参考。
张斌斌[2]（2020）在《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的开发与实践》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校本课程越来越得到国家和地方的重视。《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2017版）》中明确指出要开发出具有地方和学校特色的校本课程。同时,近年来,传染病疫情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传染病的爆发流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类的生命健康安全,也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秩序。对学生进行传染病知识的教育势在必行,不仅能让学生形成正确的生命健康观念,也有助于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形成。本研究基于高中新课标的基本理念、课程目标以及选修模块的开设建议,以“传染病与防控”为主题,结合广州市东涌中学的学校特色和学生需求,尝试开发出具有地区或学校特色的高中校本教材,以便于对学生进行传染病与防控知识的教育和生物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首先,对广州市东涌中学进行内外部环境分析,并采用问卷调查法对东涌中学的高一、高二学生以及高校大一、大二学生进行学习需求分析和传染病知识知晓率调查。其次,根据选修模块的开设建议与学校、学生的实际需求,进行课程目标的设计和教材内容的组织编排,最终将校本教材的章节定为3章15节6活动。接着以学生自主报名的方式组建实验班,运用多种教学模式和方法对实验班进行校本教材的教学。最后,运用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对校本教材的开发与实践环节进行评价,根据评价结果检测学生在知识、能力等方面的发展,并判断校本教材开发与实践的实际效果,进行总结与反思。结果表明:实验班学生通过“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的学习,对传染病的相关知识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达到了以新课标为基准的课程目标要求,生物学科核心素养也得到了提高,其学业测试的平均分提高了13.45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合作探讨能力、科学探究能力得到了提升;形成了“防控并重”的观念;提高了学生对生物学课程的兴趣,加强了学生应用生物学原理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能力;学生的自我健康保护意识有了大幅度地提升。在课程回访中,学生表明在学习完本教材后,他们在新冠肺炎流行期间做好了个人的防疫工作,并向父母或身边的人宣传了新冠的危害性,教会他们应对新冠的方法,很好地保障了自身及周围人的生命安全,也为自己的行动而感到满足。此外,在开发与实践过程中,教师的专业能力得到了发展,对教育教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提高了课程编制与组织的能力。
张敏[3]（2020）在《艾滋病患者社会适应能力干预方案的构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1.通过问卷调查法,了解艾滋病患者社会适应能力、自我接纳与自我隐瞒的现况,探讨社会适应能力与自我接纳、自我隐瞒之间的关系。2.通过半结构访谈法,从艾滋病患者自我接纳、自我隐瞒的角度进一步挖掘影响其社会适应能力较深层次的真实想法,以补充量性研究无法获得生活体验的相关信息。3.基于相互作用机制分析,初步完成艾滋病患者社会适应能力干预方案的构建。方法本研究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艾滋病患者社会适应能力的量性研究运用便利抽样方法选取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艾滋病临床研究中心门诊病人202例进行《艾滋病患者社会适应能力量表》、《自我接纳问卷》和《自我隐瞒量表》调查,运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第二部分:艾滋病患者社会适应体验研究采用目的抽样法选12名在参与第一部分现况调查中的艾滋病患者进行质性研究,挖掘影响艾滋病患者自我接纳、自我隐瞒对社会适应的内心深层次的想法,以半结构式访谈法收集资料,Colaizzi七步分析法分析资料。第三部分:艾滋病患者社会适应能力干预方案的构建通过前期艾滋病患者社会适应能力、自我接纳、自我隐瞒的现状调查及对影响社会适应能力的因素之间的作用关系分析,以及结合半结构化访谈内容进行提炼、归纳和总结,初步设计形成干预方案;随后采用专家会议法探讨干预方案内容必要性及合理性,整理专家意见,修订和完善方案内容,形成艾滋病患者社会适应的干预方案。结果第一部分:（1）艾滋病患者社会适应能力得分在不同一般人口社会学资料上存在差异,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性别（P<0.001）、年龄（P<0.001）、文化程度（P=0.011）、职业（P=0.005）、经济收入（P=0.008）、确诊时间（P=0.038）对艾滋病患者社会适应能力的程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2）202例艾滋病患者自我社会适应总分为（42.21±5.89）分,在三个维度中,社会交往维度得分最高,即为（19.88±3.04）分,认知意愿与角色适应两个维度得分相当,分别为（11.30±2.58）和（11.03±2.08）分;自我接纳总分和自我隐瞒的总分为（40.30±5.71）和（40.01±8.06）分,自我接纳因子的得分为（20.44±3.68）分,自我评价因子的得分为（19.86±4.30）分。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社会适应能力得分与自我接纳总分、自我隐瞒总分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364、-0.325,自我接纳总分与社会适应能力呈正相关（P<0.001）、自我隐瞒总分与社会适应能力呈负相关的影响因素（P<0.001）。（3）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P=0.004）、年龄（P=0.021）、职业（公务员）（P=0.006）、自我接纳总分（P=0.001）和自我隐瞒总分（P=0.003）是影响艾滋病患者社会适应能力的主要因素。第二部分:针对自我接纳、自我隐瞒对艾滋病患者社会适应能力影响作用的质性分析,提炼出四个主题和九个亚主题:自我接纳程度的改变（艾滋病相关知识缺乏、自尊的改变）、自我调节存在个体差异（自我主观意愿缺乏、自发求知与鼓励）、自我隐瞒程度的改变（隐瞒病情、采取回避或逃避的应对方式）、社会交往能力的改变（社会认知的改变、社交活动的改变、家庭关系的改变）。第三部分:初步设计艾滋病患者社会适应能力的干预方案,后经专家论证,最终设计六个干预主题,具体包括强化疾病相关知识学习、提升自我价值、调整心理问题、克服社交顾虑、强化社会支持、改变不良行为习惯。结论本课题立足于艾滋病患者的现实生活,量性研究分析影响社会适应能力的主要因素,质性研究挖掘患者深层次体验相关因素,以此构建艾滋病患者社会适应能力的干预方案,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和可靠性,为临床开展心理干预和辅导提供理论依据,但此方案在后续使用中仍需修订和完善,以应对艾滋病患者不断变化的问题和矛盾。
汪娟[4]（2020）在《浙沪两地社会环境对传染病防治体系支撑程度的评价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背景:据WHO发布的全球前十位死亡原因分析,在2016年全球5690万例死亡中,半数以上（54%）由10个原因导致,2016年下呼吸道感染在全世界造成300万人死亡,仍是最致命的传染病。虽然近几年传染病发病率有大幅下降,部分旧的传染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但是随着环境的变化各种新发传染病层出不穷,传染病仍然在严重威胁我们的健康。社会环境是影响传染病防治体系的综合因素,从社会环境角度分析传染病防治体系存在的问题,有助于为构建科学实用的传染病防治体系提供新的思路。目的:通过对浙沪两地传染病防治体系社会环境的支撑情况进行量化评价,了解浙沪两地社会环境各组成部分对传染病防治体系的影响程度,并探讨其与健康结果之间的关系,明确浙沪两地传染病防治体系内的优势与不足,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提出社会环境角度的优化建议。方法:本研究以卫生系统宏观模型及政策制定科学程序为指导性方法,以基于“适宜公共卫生体系评价标准”的规范差距分析法及敏感性分析法为具体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政策、文献资料以及常规统计资料的收集,运用Excel建立初始数据库,结合SPSS软件进行资料的整理与分析。结果:（1）浙沪两地政策环境对传染病防治体系的决定程度浙沪两地政策环境对传染病防治体系的决定程度分别为55.7%和40.7%,分别达到适宜标准的65.5%和47.9%,浙江省政策环境决定程度与传染病发病率的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二者间无明显相关关系,上海市政策环境决定程度与传染病发病率的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二者间也无明显相关关系。（2）浙沪两地法律体系对传染病防治体系的保障程度浙沪两地法律体系的保障程度分别为76.8%和72.8%,分别达到适宜标准的90.4%和85.7%,二者与传染病发病率的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二者均呈现显着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609（P<0.01）和-0.876（P<0.01）,单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浙江省法律体系保障程度对健康结果的改善无明显作用,上海市则对健康结果有作用,解释程度为37.1%,弹性系数为-0.627。（3）浙沪经济发展对传染病防治体系的支撑程度浙江经济发展对传染病防治体系的支撑程度为48.4%,达到适宜标准的56.9%,上海经济发展对传染病防治体系的支撑程度为50.3%,达到适宜标准的59.2%,二者与对应地区传染病发病率的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二者之间均无明显相关关系。（4）浙沪文化环境对传染病防治体系的支撑程度浙沪文化环境对传染病防治体系的支撑程度分别为31.2%和40.8%,达到适宜标准的36.7%和48%,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二者与传染病发病率间均呈现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587（P<0.05）和-0.738（P<0.01）,回归结果显示浙沪两地文化环境均对健康结果的改善发挥了积极作用,解释程度分别为28.7%和56.3%,弹性系数分别为-0.434和-0.767。综合上述四个指标得到总体社会环境对传染病防治体系的作用,数据显示浙沪社会环境对传染病防治体系的支撑程度分别为54.2%和51.1%,分别达到适宜标准的63.8%和60.1%,二者与对应地区传染病发病率的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二者均呈现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582（P<0.05）和-0.766（P<0.01）,单因素回归分析显示两地社会环境均未对健康结果的改善起到作用。结论:（1）浙沪两地社会环境对传染病防治体系的支撑程度在稳步提升;（2）浙沪两地社会环境对传染病防治体系支撑程度与适宜标准仍有差距,浙沪两地社会环境对传染病防治体系的支撑作用仍需从各个方面不断提升。
赵雷[5]（2017）在《重建社会科学的哲学基础 ——当代自然主义的解决方案研究》文中提出本论文由导言、五个专题论述和结束语七个部分组成。导言部分针对本文选题的背景以及写作意义做了相关说明,具体考察了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简略介绍了各专题的核心内容,特别是在写作思路的阐明中提供了各章节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指出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试图通过“自然主义转向”的思维模式,来重新考察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基本哲学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求解试图为社会科学构建一种以当代自然主义为核心观念的哲学基础。第一章从科学与哲学两个层面,分析了社会科学研究中自然主义转向的外部影响与内在动因,并着重从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模式的转变上,阐述了自然主义的基本内涵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的自然主义进路及特征,从而进一步在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内容与方式、社会知识“科学性”的辩护,以及社会科学哲学研究论域等方面,探讨了自然主义转向的意义。第二章从本体论维度,立足于巴斯卡批判自然主义的哲学观念,阐释了自然主义在社会科学中的使用范围,以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本体论层面的区别与联系,从而来揭示社会科学可能性的条件。在此基础上,本章从科学实践的层面上,通过邦格的系统本体论思想以及当代认知科学的新发展,为社会本体论的自然化,提供了一种基于自然主义哲学观念的论证方案。第三章进一步从方法论维度,以“自然化”为视角,阐述了自然化社会科学的形成、特征及意义。为此,本章以进化生物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等自然科学,作为社会科学“自然化”的基础,具体分析了自然化社会科学得以形成的内在动力,并通过对连续性关系的澄清与综合认知维度的考察,描述了自然化社会科学理论的两个显着特征,从而揭示了社会科学采用“自然化”的研究视角,在社会科学统一性的构建、“科学性”的辩护等方面所带来的新的思维模式与观念。第四章立足于认识论维度,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连续性做了详细探讨,具体介绍了在当代自然主义观念的影响下,哲学与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连续性建构所表现出的自然主义发展趋势。在基础之上,本章进一步论证了,以“自然化”的方式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所构建的连续性,不仅为人类行为理论提供了一种科学的心理学解释,而且为社会科学中文化现象的解释,构建了一种基于自然主义的研究路径。第五章以实践维度为基点,从“模型”、“实验”两个方面,考察了社会科学哲学与科学实践方面的两个具有代表性的论题:表征的传染病模型与社会科学中的实验方法,并以此详细阐述了人类学与经济学等具体社会科学与自然主义的互动。一方面,表征的传染病模型综合了当代自然主义的基本观念,为社会科学研究构建了一种自然主义的研究纲领,另一方面,实验方法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建基在共同的方法论基础上,从而为消除两者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的根本对立,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案。结束语部分概述了本文的研究内容与不足之处,特别是从哲学的“规范性”与科学的“描述性”相融合的视角,着重阐述了特纳所提出的“折衷理论”,以及布迪厄和吉登斯所倡导的“实践论”,从而为解决自然主义本身所面临的“规范性”问题提供了求解的方案,同时也为构建自然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纲领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基础。
万心[6]（2017）在《疾病防控与地域社会变迁 ——以建国后余江县血防为中心》文中提出民国时期余江县血吸虫病严重流行,给人民群众的生命、生育、生长、生活,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血防之前的余江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疫区社会,社会各阶层关系基本处于不良互动状态。这种对瘟疫“不设防”社会生态,为瘟疫流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建国以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余江人民用“开新填旧”等办法,经过消灭血吸虫病和巩固血防成果等几个阶段的努力,不仅在全国率先取得了根除血吸虫病的胜利,而且很好的巩固了血防成果。作为地方社会重大历史事件,血防对余江地域社会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使得当代余江地域社会带有深刻的“血防”烙印。从政治上看,余江地域政治出现了明显的血防化趋势。表现为血防领导机构常规化,保血防“第一面红旗”成为党和地方政府最大的政治任务。领导人对余江血防的高度关注为余江争得了多种政治资源,使余江政治声誉远播国内外。同时,血防改变了余江许多人的政治命运。从经济上看,血防对余江地域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血防为生产提供了健康劳动力,提高了农业生产率,改善了疫区人民的生活。如:诸多血防工程的建设,直接推动了余江农业经济的发展;送瘟神纪念馆的建立,每年都会吸引大量中外游客来此参观学习,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在思想文化方面,血防引发了余江地域文化急剧变化。随着血防的胜利,原来余江那种病态的地方文化,逐渐向健康文化演变。围绕血防,大量的文化产品不断出现,余江地域文化被打上了浓厚的“血防”色彩。在血防胜利的鼓舞下,余江血防精神得以形成。一个积极向上、争创一流、充满自信的余江形象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血防也给余江的社会关系带来了巨大变化。在血防运动中,党和县人民政府充分发挥了主导作用;医务工作者不顾个人安危,奔赴血防第一线“救死扶伤”;人民群众则积极参与血防,主动配合医务人员开展血防运动。通过血防余江形成了社会各阶层良性互动、密切配合的良好社会关系。而且,血防使余江生态环境得到优化。血防彻底改造了余江钉螺的滋生环境,消除了传染源,优化了余江水环境,使余江卫生环境大为改观。但从余江血防模式在鄱阳湖地区推广的情况看,它只适应山丘型疫区,在湖沼型疫区效果有限,且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因此,湖区血防不能照搬余江模式,必须另辟溪径。总之,血防成为建国以来国家治理余江地域社会的手段,通过血防国家成功地介入余江地域社会,并成功地塑造了余江地域社会的“血防”色彩。
孙彦彦[7]（2014）在《全球传染病控制中筹资机制优化：全球公共品视角的研究》文中指出2003年非典（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SARS）的阴霾尚未完全消退,肇始于墨西哥的甲型H1N1流感又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流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报告,每年全球死亡人数约5500万,其中约1/4死于传染病。2010年全世界新增疟疾病例超过2357万,死亡33万人；新增结核病例约880万,死亡145万人；新增艾滋病毒感染者270万,进而使艾滋病毒携带总人数超过3400万。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人和物的流动规模不断扩大、频率不断加快,使昔日的传染病转化为全球性传染病,致使传染病造成的福利损失越来越大,而控制与消除传染病变得越来越困难。据估计,1995年爆发的疯牛病使英国经济损失57.5亿美元；2003年爆发的SARS使得世界贸易、旅游和服务业损失超过300亿美元,中国和加拿大因此导致的经济损失占到本国GDP的1%；到2010年由于HIV/AIDS和疟疾所造成的劳动力损失导致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中部地区（Sub-Saharan Africa）的GDP下降20%或更多；即使在传染病人数相对较少的美国,每年用于治疗的费用仍超过1200亿美元。传染病因其巨大的危害性,世界各国从未停止与之的斗争。尽管个人健康不是公共品,但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外部性特征具有公共品的性质。预防一个人得传染病显然有利于与之相关的其他人,并且通过降低被传染的风险,而对其他人产生正外部效应。国与国之间也大体如此。然而,传染病控制在其效果上具有非竞争性,其供给既需要排他性的投入,如接种疫苗、干净的水等,也需要非排他性的投入,如预防知识、最佳治疗方法等。无论哪种投入都存在供给不足的情况。而全球传染病控制供给不足的最直接原因就是资金不足,那么建立有效的筹资机制是保证资金充足、稳定的关键。近年来,尽管筹资机制不断创新,从最初的双边捐赠到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为全球传染病控制筹集了大量资金,但仍存在资金缺口,甚至出现加大的趋势。以全球疫苗免疫联盟（The Global Alliance for Vaccines and Immunisation, GAVI）为例,在1999-2008年的10年间,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共收到公共和私营部门捐赠者提供的38亿美元现金和承诺,并已向符合资助标准的国家拨付27亿美元。但从2009年起至2015年,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估计共需筹集资金81亿美元,其中存在的资金缺口约30亿美元。显而易见,充足的资金来源是全球传染病控制的第一步。只有有充足的资金做支撑,防治传染病的措施才能得以施展,治疗传染病的药物才能得以生产并且用于治疗,全球防治传染病的进程才‘能够不断推进。那么,要保证资金充足、稳定、持续,必须建立有效的传染病控制筹资机制。全球传染病控制的筹资机制由哪几部分构成?随着经济发展、国际贸易的加强、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传染病控制的筹资主体是如何演进的?存在哪些筹资方式和资金来源渠道?影响筹资机制的因素有哪些?全球小儿麻痹症和艾滋病控制的筹资机制是怎样的?筹资机制的绩效如何?如何优化全球传染病控制的筹资机制?基于上述问题,本文以全球公共品供给为视角,通过建立全球传染病控制筹资机制的分析框架,梳理全球传染病控制中筹资主体、筹资方式及资金来源的演变历史,分别剖析小儿麻痹症和艾滋病控制中的筹资机制,以期为全球传染病控制筹资机制的优化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文共分为7章,除第1章引言外,第2-3章是文章的分析基础,第4-7章分别是传染病控制中筹资机制的历史考察及其影响因素、典型案例及政策建议,具体包括：第1章为引言。主要包括问题提出、主要概念界定、研究框架与内容、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等。第2章为文献综述。梳理了全球公共品的定义与分类、全球公共品的供给机制与技术、全球传染病控制的筹资机制、筹资机制的绩效评价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并加以评述。第3章为全球传染病控制中筹资机制及优化的理论分析。本章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全球传染病控制的阶段特征及其公共品属性,本部分将全球传染病控制分成预防阶段和治疗阶段,并分析了各阶段的特征及其公共品属性；二是全球传染控制中筹资机制的要素分析,将传染病控制筹资机制分成筹资主体、筹资方式、资金来源及激励约束机制四大要素；三是全球传染病控制筹资机制的影响因素,本文将影响因素分为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四是全球传染病控制中筹资机制的绩效评价,设计了筹资机制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并介绍了测算效率的方法。第4章为全球传染病控制筹资机制的历史考察。本章首先将传染病控制中的筹资机制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即自愿供给与政府主导阶段（20世纪50年代以前）；国际组织主导阶段（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多元化筹资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梳理总结每个阶段筹资机制及其构成要素的基本特征；其次,分析多元化筹资阶段影响筹资机制的主要因素,计量结果表明一国的自有资金和外来资金间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效应。随着一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传染病防治的主导力量逐渐由国际转移到国内,发展本国经济,建立完善的传染病监测、预警、预防与控制体系是全球传染病控制的根本。第5章为全球传染病控制中的筹资机制I：小儿麻痹症例证。本章首先将小儿麻痹症的筹资机制分成疫苗使用之前阶段和疫苗使用之后阶段,分析了每个阶段的特征及筹资机制的四大要素。结果表明：疫苗使用之前,政府成为主要的筹资主体,财政拨款和慈善捐赠成为资金的主要来源。但在疫苗的开发、小儿麻痹症在工业化国家的消灭和全球共同行动阶段,筹资机制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国际组织和慈善机构担当起领导者的角色。其次,本章对小儿麻痹症的筹资机制进行了绩效评价。结果表明：从定性角度看,GPEI需在降低筹资风险和保持资金来源的稳定性方面有所加强；从定量角度,GPEI筹资机制的运行效果较好,但应降低筹资总成本,特别是人员支出和行政管理费以提高其经济性和效率性。第6章为全球传染病控制中的筹资机制II：艾滋病例证。本章首先分析了全球艾滋病控制的阶段特征及其公共品属性；其次,分析了艾滋病控制预防阶段的筹资机制和治疗阶段的筹资机制。结果表明：与小儿麻痹症不同,全球艾滋病的控制存在两个特点：一是目前还没有研制出预防艾滋病的疫苗,因此,艾滋病的治疗费用挤占了大部分资金；二是艾滋病具有一定的区域性,这使得艾滋病筹资机制的重点在于如何激励工业化国家及相关企业进行疫苗研发,特别是针对专门用于非洲国家疫苗的研发。最后,本章对艾滋病的筹资机制进行了绩效评价。结果表明：从定性角度看,UNAIDS应在保持筹资行为的长期性、持续性,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多样性,筹资方式的优越性方面有所强化；从定量角度看,UNAIDS筹资机制运行的效果较好,但应降低筹资总成本,特别是人员支出以提高其经济性和效率性。第7章为全球传染病控制中筹资机制的优化方向。本文优化方向的选择为降低筹资总成本、增加筹资总收入以提高筹资机制运行的绩效,其中,为了筹集更多资金应构建多层次的筹资主体、探索新的筹资方式、寻找稳定的资金来源和创新激励约束机制。而调整资金分配结构,向发展中国家分配更多的资源以增强筹资机制的公共性则是作为筹资主体的国际组织应承担的责任。本文在以下几方面尝试创新：第一,从全球公共品研究的视角,分析了全球传染病控制的筹资机制及其构成要素。结果表明：全球传染病控制由预防阶段转向治疗阶段,其公共品属性逐渐变弱,由此决定了筹资主体由单一性转为多元化,进而决定了筹资方式和资金来源也向多样化发展。以小儿麻痹症和艾滋病控制为典型案例,剖析不同技术水平下,全球传染病控制筹资机制设计的差异。本文认为两个案例筹资机制的侧重点分别在于疫苗的推广（小儿麻痹症）和疫苗的研发（艾滋病）。第二,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全球传染病控制筹资机制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一国传染病发病率对该国家获得官方发展援助（ODA）额有显着的正效应,而对该国的人均传染病支出影响不显着；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实际GDP对该国获得的官方发展援助影响尽管不显着,但是与ODA呈负相关；而人均实际GDP对一国人均传染病支出却产生显着的正效应。可见,一国的自有资金和外来资金间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效应。随着一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传染病防治的主导力量也逐渐由国际转移到国内,发展本国经济,建立完善的传染病监测、预警、预防与控制体系是全球传染病控制的根本。第三,从筹资主体、筹资方式、资金来源和激励约束机制四方面构建了全球传染病控制筹资机制绩效评价的定性指标体系；从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三方面构建了筹资机制绩效评价的定量指标体系。同时,运用非参数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测算了GPEI和UNAIDS筹资机制的效率。结果表明：从定性角度看,GPEI需在降低筹资风险和保持资金来源的稳定性方面有所加强；UNAIDS应在保持筹资行为的长期性、持续性,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多样性,筹资方式的优越性方面有所强化。从定量角度看,GPEI和UNAIDS筹资机制运行的效果性都较好,但应降低筹资总成本,特别是人员支出和行政管理费以提高筹资机制运行的经济性和效率性。第四,提出全球传染病控制筹资机制优化的目标不仅在于提高筹资机制运行的绩效,更应增强筹资机制的公共性。一是有计划地公开与健康相关的知识,特别是保证发展中,国家可以享受到医学技术进步带来的收益,增强筹资机制的公共性。二是在资金分配上,国际组织应将有限的资源尽量向发展中国家倾斜,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能够发放疫苗、管理治疗以及监督疾病和死亡的国内卫生基础设施,提高发展中国家进行传染病控制的能力。
刘影[8]（2012）在《福建：公共卫生与麻风病防治（1912-2010）》文中研究指明疾病的历史即人类的历史,麻风是—古老的慢性传染病,它与人类的文明史是共存的,麻风病防治已成为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本文是以福建为着眼点,从史学层面运用公共卫生等相关理论研究麻风病的防治问题。本文在占有大量原始文献、档案数据、实地访谈等真实资料的基础上,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注重观点和材料的结合,通过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历史分析和现状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病理学、哲学等跨学科、多角度出发,进行挖掘、分析和整理,并截取1912年—2010年这一时段,对福建省在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公共卫生和麻风病防治进行研究。文章通过回溯性对比研究,并着重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麻风病在福建省的防治历程以及防治成果,进而从不同层面梳理出在此历程中党和政府以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和精神,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励精图治,与时俱进,加强对公共卫生问题的重视和对麻风病弱势群体的关注,明确反映出彻底消灭麻风病是实现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具体体现,是解除人民群众疾苦的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这也是党和政府全面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体现。
庄振荣[9]（2011）在《自然疫源性传染病预防控制相关研究》文中提出前言自然疫源性疾病,是原发于野生动物的传染病,由于人类接触病源或带菌者,而使之开始流行于人间的疾病。近几十年来,人类社会与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全球一体化进程,带来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同时,产业结构、规模、技术水平及法规等综
甄雪燕[10]（2011）在《近百年中国传染病流行的主要社会因素研究》文中认为研究目的：传染病能够对人类社会造成严重伤害,同时又受到国家政治体制、经济状况、文化习俗、人口密度、自然环境等一系列社会因素的影响,社会因素决定了传染病的流行程度。本研究拟通过回顾近百年中国传染病流行的社会因素情况,深入分析社会因素在传染病流行中的影响途径和影响力度,为未来传染病防控工作提供借鉴。研究方法：本研究将运用文献研究法汇集近百年中国传染病流行基本资料,运用实证研究法、理论研究法等,分析社会因素对中国近百年传染病流行的决定性作用。研究结果：本课题研究结果主要包括：1.传染病的流行程度与流行趋势,是诸多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民国时期,传染病是人类死亡原因的第一杀手,当时全国总人口以4.5亿计,城镇人口约占20%,为0.9亿；农村人口约占80%,为3.6亿,乡村死于法定疫病者,每年就高达197.64万,城市19.251万。我国当时全国总死亡率为30%。左右,其中15%是因传染病而致死的,疫死人数每年达到600万之多。新中国成立以后,确立以“预防为主”的卫生方针,基本消灭了鼠疫、霍乱、天花等烈性传染病,传染病的发病率由建国前十年的平均值4034.26（1/10万）,到八十年代降低为平均245.4（1/10万）,传染病在居民死亡原因的排名中也下降到第13位。社会因素影响、制约,甚至决定着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2.传染病严重破坏人类的正常社会生活秩序,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产生。据民国学者推算,民国时期,每因传染病死亡1人,即有22人感染,按照当时30%。的死亡率推算,全国4亿人口中患病者达到2640万人,患者医药费每日以最低数目1角计算,共计花费医药费为5280万元。相对比,以2003年防治SARS的相关资料为例,据资料显示,平均每个病人的治疗费用大概是10万元,按此计算,我国5000多个确诊病例就需要5个亿以上。根据有关部门统计,各级地方政府用于防治SARS的总费用数已超100亿元。从根本上说,传染病流行对社会造成的冲击甚至超过了局部战争带来的损失。研究结论：近代以来,中国逐步建立并完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建设,卫生防疫工作已经取得革命性胜利,包括：1.基本消灭烈性传染病；2.各种法定传染病得到较为稳定的控制；3.传染病死亡率大幅度下降；4.传染病防控体系逐步建立并完善；5.传染病在居民死亡原因排名中由第1位下降到目前的第13位。但是,由于经济全球化发展、人口流动加剧、病毒出现抗药性、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社会因素,促使传染病正以更新、更强的态势对人类发起进攻,传染病防控出现新问题：1.传染病能够影响全球经济稳定与增长：2.传染病能够引起国家安全与稳定；3.传染病会影响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整体形象；4.传染病流行能够影响国际人口的流动。政策建议：政府对传染病的管理将成为传染病防控的关键。政府应始终将传染病防控问题置于当代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与法律的大背景下,重视社会因素对传染病流行的决定性作用,明确政府在传染病防控体系中的主导作用,逐步建立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公平有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特别是卫生防疫服务体系。
二、新发现传染病与社会因素的关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发现传染病与社会因素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1）中东呼吸综合征分布预测及其病原的系统发育地理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符号说明 |
| 前言 |
| 第一部分：中东呼吸综合征的流行病学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引言 |
| 二、材料与方法 |
| 2.1 研究范围和空间研究单位 |
| 2.2 数据来源及整合 |
| 2.3 研究设计和统计分析 |
| 2.4 质量控制 |
| 三、结果 |
| 3.1 全球范围三间分布描述 |
| 3.2 个体层面—死亡危险因素分析 |
| 3.3 地区(群体)层面—时空扩散分析 |
| 四、讨论 |
| 第二部分: 中东呼吸综合征自然疫源地风险预测——基于机器学习模型 |
| 一、引言 |
| 二、材料与方法 |
| 2.1 研究范围与空间研究单位 |
| 2.2 资料来源 |
| 2.3 研究设计和统计分析 |
| 2.4 质量控制 |
| 三、结果 |
| 3.1 阳性区域分布 |
| 3.2 骆驼密度变量插补 |
| 3.3 纳入模型变量筛选 |
| 3.4 机器学习模型建模预测结果及评估 |
| 3.5 变量贡献度及提取分析 |
| 3.6 敏感性分析 |
| 四、讨论 |
| 第三部分: 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的系统发育地理学研究 |
| 一、引言 |
| 二、材料与方法 |
| 2.1 空间研究范围 |
| 2.2 资料收集与整理 |
| 2.3 研究设计 |
| 2.4 质量控制 |
| 三、结果 |
| 3.1 分子序列库特征概述 |
| 3.2 系统发育分析 |
| 3.3 系统发育地理学分析 |
| 3.4 进化位点分析 |
| 3.5 家系与人群疾病相关分析 |
| 四、讨论 |
| 结论 |
| 创新点与局限性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附发表论文两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的开发与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新课改下的背景 |
| 1.1.2 当前社会的需求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国内外研究概况 |
| 1.4.1 国外研究概况 |
| 1.4.2 国内研究概况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校本课程与校本课程开发 |
| 2.1.2 校本教材与“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 |
| 2.2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2.1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
| 2.2.2 课程编制的目标模式 |
| 2.2.3 校本课程开发的情景模式 |
| 2.3 研究方法 |
| 2.3.1 文献法 |
| 2.3.2 问卷调查法 |
| 2.3.3 访谈法 |
| 2.3.4 实验法 |
| 2.3.5 行动研究法 |
| 2.4 技术路线 |
| 第三章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的开发与设计分析 |
| 3.1 环境分析 |
| 3.1.1 学校外部环境分析 |
| 3.1.2 学校内部环境分析 |
| 3.2 学生学习需求分析 |
| 3.2.1 问卷的设计 |
| 3.2.2 问卷的发放 |
| 3.2.3 结果分析 |
| 3.3 课程目标的设计 |
| 3.3.1 课程目标的来源 |
| 3.3.2 “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课程目标的设计 |
| 3.4 教材内容的设计 |
| 3.4.1 教材内容的来源 |
| 3.4.2 教材内容的选择原则 |
| 3.4.3 教材内容的组织原则 |
| 3.4.4 基于高中新课标《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内容的选择与编排 |
| 第四章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的教学实施 |
| 4.1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的教学实施方案 |
| 4.1.1 实施对象 |
| 4.1.2 实施时间 |
| 4.1.3 实施过程 |
| 4.2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的教学实施原则 |
| 4.2.1 学生发展性原则 |
| 4.2.2 理论联系实践原则 |
| 4.2.3 教材生活化原则 |
| 4.3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教学方法的选择 |
| 4.3.1 讲授法 |
| 4.3.2 专题讲座法 |
| 4.3.3 直观演示法 |
| 4.3.4 情境教学法 |
| 4.3.5 案例教学法 |
| 4.3.6 讨论法 |
| 4.3.7 参观法 |
| 4.3.8 活动教学法 |
| 4.4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的教学实施案例 |
| 4.4.1 案例一:《传染病的流行》 |
| 4.4.2 案例二:《狂犬病》 |
| 4.4.3 案例三:《结核病(讲座)》 |
| 4.4.4 案例四:《校园高发性传染病的宣传活动》 |
| 第五章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评价及教学评价 |
| 5.1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评价及教学评价目的 |
| 5.2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评价及教学评价维度 |
| 5.2.1 评审教师对校本教材的评价 |
| 5.2.2 课堂教学评价 |
| 5.2.3 学生学业评价 |
| 5.3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评价及教学评价结果 |
| 5.3.1 评审教师对校本教材的评价结果 |
| 5.3.2 课堂教学评价结果 |
| 5.3.3 学生学业评价结果 |
| 第六章 讨论 |
| 6.1 校本教材对学生的发展要有积极影响 |
| 6.1.1 对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等方面有积极作用 |
| 6.1.2 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生物学习兴趣 |
| 6.1.3 有利于提高学生运用生物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
| 6.2 教材内容的组织应综合考虑 |
| 6.3 评价方式的选择要多样化 |
| 6.4 对教师的发展有促进作用 |
| 第七章 结论与反思 |
| 7.1 结论 |
| 7.1.1 学生的发展 |
| 7.1.2 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
| 7.2 建议 |
| 7.3 反思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A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课程学生调查问卷(高中生版) |
| 附录 B 传染病与防控知识了解情况调查问卷(大学生版) |
| 附录 C “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内容(部分) |
| 附录 D “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本身评价表 |
| 附录 E 评审教师的教材评语 |
| 附录 F “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课堂教学评价表 |
| 附录 G 实验班前测试卷 |
| 附录 H 实验班后测试卷 |
| 附录 I “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学生表现评价表 |
| 附录 J 学生访谈记录 |
| 附录 K 学生回访记录 |
| 附录 L 课堂教学剪影 |
| 后记 |
| 致谢 |
（3）艾滋病患者社会适应能力干预方案的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 引言 |
| 1 研究背景 |
| 1.1 立题依据 |
| 1.2 相关概念及操作性定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4 小结 |
| 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2.1 研究目的 |
| 2.2 研究意义 |
| 3 理论依据 |
| 4 技术路线 |
| 第一部分艾滋病患者社会适应能力的量性研究 |
|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1.1 研究对象 |
| 1.2 样本量计算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工具 |
| 1.5 资料收集 |
| 1.6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
| 1.7 伦理原则 |
| 1.8 质量控制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4 小结 |
| 第二部分 艾滋病患者社会适应体验研究 |
| 1 目的 |
| 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2 研究方法 |
| 3 结果 |
| 4 讨论 |
| 5 小结 |
| 第三部分 艾滋病患者社会适应能力干预方案的构建 |
| 1 干预方案的构建过程 |
| 1.1 确立理论依据 |
| 1.2 确立干预目标 |
| 1.3 设计方案的主题 |
| 1.4 选择活动地点和时间 |
| 1.5 确定活动方式和实施者 |
| 1.6 拟定干预方案的初稿 |
| 2 专家论证艾滋病患者社会适应能力干预方案 |
| 2.1 选择咨询专家 |
| 2.2 专家小组会议法的实施过程 |
| 3 专家会议结果 |
| 3.1 专家一般资料 |
| 3.2 专家会议意见与结果 |
| 4 形成艾滋病患者社会适应能力干预方案修改稿 |
| 5 艾滋病患者评价干预方案的可行性 |
| 6 讨论 |
|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艾滋病患者心理健康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4）浙沪两地社会环境对传染病防治体系支撑程度的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传染病仍是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社会问题 |
| 1.1.2 完善的传染病防治体系需要社会环境的支撑 |
| 1.1.3 传染病防治体系能力建设仍需要提升 |
| 1.1.4 研究浙沪两地传染病防治体系的价值 |
| 1.2 相关概念的梳理 |
| 1.2.1 政府应关注的领域类型问题 |
| 1.2.2 传染病防治体系的部门界定 |
| 1.3 国内外研究现况 |
| 1.3.1 国外研究现况 |
| 1.3.2 国内研究现况 |
| 1.3.3 国内外研究不足 |
| 1.4 研究目的 |
| 1.5 研究内容 |
| 2 资料与方法 |
| 2.1 研究方法 |
| 2.1.1 卫生系统宏观模型 |
| 2.1.2 政策制定科学程序 |
| 2.1.3 基于“适宜公共卫生体系评价标准”的规范差距分析法 |
| 2.1.4 敏感性分析法 |
| 2.2 资料收集与分析方法 |
| 2.2.1 资料收集方法 |
| 2.2.2 资料评阅方法 |
| 2.2.3 量化思路 |
| 2.2.4 数据统计方法 |
| 2.3 技术路线 |
| 2.4 质量控制 |
| 3 结果 |
| 3.1 社会环境对浙沪两地传染病防治体系支撑程度的量化评价 |
| 3.1.1 政策环境对浙沪两地传染病防治体系的决定程度 |
| 3.1.2 法律体系对浙沪两地传染病防治体系的保障程度 |
| 3.1.3 经济发展对浙沪两地传染病防治体系的支撑程度 |
| 3.1.4 文化环境对浙沪两地传染病防治体系的引领程度 |
| 3.2 浙沪两地传染病总体社会环境与健康结果关系的量化评价 |
| 3.2.1 总体社会环境支撑程度的内涵与作用 |
| 3.2.2 总体社会环境支撑程度对健康结果的影响 |
| 4 讨论 |
| 4.1 浙沪两地社会环境对传染病防治体系支撑程度的评价 |
| 4.1.1 政策环境决定程度评价 |
| 4.1.2 法律体系保障程度评价 |
| 4.1.3 经济发展支撑程度评价 |
| 4.1.4 文化环境引领程度评价 |
| 4.2 社会环境角度下传染病防治体系建设的政策建议 |
| 4.2.1 确保健康战略配套政策的落实 |
| 4.2.2 提高法律法规的刚性约束程度 |
| 4.2.3 加大经济投入,建立奖惩机制 |
| 4.2.4 加强科研建设,提高健康素养 |
| 4.3 本研究不足与下一步研究方向 |
| 5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个人简历 |
| 致谢 |
| 综述 社会环境对我国传染病防治体系的支撑程度研究 |
| 参考文献 |
（5）重建社会科学的哲学基础 ——当代自然主义的解决方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主要内容与写作思路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当代社会科学中的自然主义转向 |
| 1.1 自然主义转向的外部影响与内在动因 |
| 1.1.1 科学层面：自然科学的成功 |
| 1.1.2 哲学层面：逻辑经验主义的衰落与自然主义的复兴 |
| 1.2 自然主义的涵义 |
| 1.2.1 自然主义的历史溯源 |
| 1.2.2 自然主义的内涵界定 |
| 1.2.3 自然主义的研究域面 |
| 1.3 社会科学的自然主义进路及特征 |
| 1.3.1 经验自然主义 |
| 1.3.2 批判自然主义 |
| 1.3.3 自然化认识论 |
| 1.3.4 自然主义的社会认识论 |
| 1.4 自然主义转向的意义 |
| 1.4.1 哲学问题求解模式的变革 |
| 1.4.2 社会知识科学性的辩护 |
| 1.4.3 社会科学哲学研究论域的扩大 |
| 1.5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本体论维度：社会科学的自然主义论证 |
| 2.1 批判自然主义的理论来源 |
| 2.2 本体论的重申：先验实在论 |
| 2.2.1 知识的两种维度 |
| 2.2.2 实在的先验论证 |
| 2.2.3 先验实在的分层特征及其三个领域 |
| 2.3 社会科学何以可能：批判自然主义的回答 |
| 2.3.1 社会行动转换模型 |
| 2.3.2 社会结构的突现性 |
| 2.3.3 社会本体论的先验论证 |
| 2.4 社会科学本体论的自然化 |
| 2.4.1 自然化社会科学本体论的必要性 |
| 2.4.2 社会本体论的自然主义论证：先验论证的重建 |
| 2.4.3 自然主义视域下的社会系统与人类行为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方法论维度：社会科学研究的“自然化” |
| 3.1 自然化社会科学的理论来源 |
| 3.2 自然化社会科学的形成 |
| 3.2.1“自然化”的基本涵义 |
| 3.2.2 进化的社会科学 |
| 3.2.3 认知的社会科学 |
| 3.2.4 神经科学与社会科学 |
| 3.3 自然化社会科学的理论特征 |
| 3.3.1 连续性关系的澄清 |
| 3.3.2 综合的认知维度 |
| 3.3.3 进化解释与进化类比 |
| 3.4 社会科学“自然化”的哲学意义 |
| 3.4.1 社会科学研究模式的变革 |
| 3.4.2 社会科学统一性的构建 |
| 3.4.3 社会科学“科学性”的辩护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认识论维度：科学的连续性 |
| 4.1 连续性论题的两种基本理论模式 |
| 4.1.1 连续性论题的理论来源 |
| 4.1.2 哲学与科学的连续性 |
| 4.1.3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连续性 |
| 4.2 连续性建构的自然主义走向 |
| 4.2.1 哲学与科学的互动发展 |
| 4.2.2 当代自然主义与传统哲学的研究模式 |
| 4.2.3 连续性建构的动力学基础：“自然主义转向” |
| 4.2.4 社会科学中哲学问题求解的新模式 |
| 4.3 连续性论题的“自然化”特征 |
| 4.3.1 社会行为的自然选择解释 |
| 4.3.2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认知革命” |
| 4.3.3 社会科学实践的理性重建 |
| 4.4 构建连续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
| 4.4.1 人类行为的科学心理学解释 |
| 4.4.2 文化进化解释的自然主义进路 |
| 4.4.3 社会科学与认知科学的融合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实践维度：自然主义的适用性 |
| 5.1 人类学研究的自然主义路径：表征的传染病模型 |
| 5.1.1 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本体论困境与出路 |
| 5.1.2 表征的传染病模型的两种理论进路：模因论与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理论 |
| 5.1.3 文化表征的传染病模型的建构及其意义 |
| 5.1.4 社会科学中引入表征的传染病模型的意义 |
| 5.2 经济学研究中实验方法的运用与发展 |
| 5.2.1 社会科学中实验方法的兴起 |
| 5.2.2 实验方法的适用性考察 |
| 5.2.3 实验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哲学意义 |
| 5.3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走向一种自然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疾病防控与地域社会变迁 ——以建国后余江县血防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述评和本文创新之处 |
| 三、研究视角:血吸虫病防治与社会变迁 |
| 四、研究内容和本文框架 |
| 五、资料来源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的血吸虫病与余江疫区社会 |
| 第一节 余江县血吸虫病流行因素及流行史 |
| 一、余江县的地理环境 |
| 二、血吸虫病流行的自然环境因素 |
| 三、血吸虫病流行社会因素 |
| 四、流行史 |
| 第二节 血吸虫病流行的危害 |
| 一、危害生命,毁灭村庄 |
| 二、影响生育,破坏经济生产 |
| 三、使生活贫困,造成社区恐慌 |
| 第三节 余江疫区的社会状况 |
| 一、政府“缺位” |
| 二、医疗界无奈 |
| 三、富裕阶层缺乏义举 |
| 四、迷信势力趁火打劫 |
| 五、普通民众的挣扎与绝望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建国后余江血防的社会条件、历程与成就 |
| 第一节 余江血防模式生成的社会条件 |
| 一、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需要 |
| 二、发展农村经济的要求 |
| 三、中共领导方式的惯性及时代的产物 |
| 第二节 余江血防历程 |
| 一、调查摸底 |
| 二、制定规划 |
| 三、全面防治 |
| 四、巩固成果 |
| 第三节 余江血防的成就 |
| 一、发明“开新填旧”的灭螺方法 |
| 二、成为第一个消灭血吸虫病的县 |
| 三、长期巩固了血防成果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血防与余江地域政治演化 |
| 第一节 血防成为最大的政治任务 |
| 一、崇高的政治使命 |
| 二、各级领导的持续关注 |
| 三、政府官员深入推进血防工作 |
| 四、历届党委、政府最大的政治任务 |
| 第二节 迅速调动各级组织资源 |
| 一、建立自上而下的防疫系统 |
| 二、建立高效的血防领导工作机制 |
| 三、密集出台政令,使血防工作制度化、法制化 |
| 四、血防领导机构常规化 |
| 第三节 血防为余江争得了多种政治资源 |
| 一、余江“血防圣地”声誉远播海内外 |
| 二、血防改变了余江许多人的政治命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血防与余江地方经济发展 |
| 第一节 艰苦奋斗的血防模式 |
| 一、“勤俭办事”的血防措施 |
| 二、余江血防的产出大于投入 |
| 三、条件困难亦能战胜“瘟神” |
| 第二节 血防与生产相促进 |
| 一、灭螺与水利建设相结合 |
| 二、治病救人与农业生产相结合 |
| 三、灭螺与农业结构调整相结合 |
| 四、粪管、“三光”与农业积肥相结合 |
| 第三节 血防促进余江经济发展 |
| 一、提供大量劳动力 |
| 二、提高农业生产率,改善经济结构 |
| 三、推动旅游业繁荣 |
| 四、促进水利事业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血防与余江文化特色形成 |
| 第一节 从“病态文化”到“健康文化” |
| 一、解放前余江疫区的“病态文化”表征 |
| 二、血防胜利后余江“健康文化”出现 |
| 第二节 血防对余江地域文化的塑造 |
| 一、中共对余江血防文化的建构 |
| 二、血防引起余江地域文化转变的原因 |
| 第三节 余江血防文化的繁荣 |
| 一、新闻报道宣传和学术论文 |
| 二、血防文学和史学 |
| 三、建立纪念馆——血防文化的物质载体 |
| 四、经常性的血防纪念活动 |
| 第四节 余江地域文化之魂:血防精神 |
| 一、余江血防精神的内涵 |
| 二、余江血防精神对地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血防与余江地域社会关系改善 |
| 第一节 党和政府:为了群众、依靠群众 |
| 一、耐心做群众的思想工作 |
| 二、积极做好群众动员工作 |
| 三、把血防知识和技术交给群众 |
| 四、建立群众性的血防队伍 |
| 第二节 血防人员:救死扶伤、认真履责 |
| 一、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 |
| 二、解病人之所难 |
| 三、吃苦耐劳 |
| 四、把病人当亲人 |
| 第三节 人民群众:积极参与、自觉血防 |
| 一、积极参加治疗,感恩政府 |
| 二、积极参加灭螺运动 |
| 三、积极开展“两管”工作 |
| 四、自觉开展环境改造 |
| 第四节 良好社会关系的形成 |
| 一、干部、技术人员与群众三结合 |
| 二、多部门联合血防 |
| 三、官民同心,群防群控局面的出现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血防与余江生态环境变化 |
| 第一节 虫-人-环境构成的“生态环境系统” |
| 一、血吸虫及其生命周期 |
| 二、血吸虫的“终宿主”:人或哺乳动物 |
| 三、血吸虫的“中间宿主”:钉螺 |
| 四、血吸虫病的传播媒介——疫水 |
| 第二节 余江血防“环改”特点及其对环境优化 |
| 一、余江“环改血防”的主要措施 |
| 二、血防与余江生态环境的优化 |
| 第三节 余江血防模式的推广及其带来的环境问题 |
| 一、余江血防模式在鄱阳湖地区的推广 |
| 二、余江血防模式带来的环境问题 |
| 三、未来湖沼型疫区血防策略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1 |
| 附录2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7）全球传染病控制中筹资机制优化：全球公共品视角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CONTENTS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问题提出 |
| 1.2 主要概念界定 |
| 1.2.1 全球公共品及供给 |
| 1.2.2 全球传染病及控制 |
| 1.2.3 筹资机制 |
| 1.2.4 绩效 |
| 1.3 研究框架与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规范分析法与实证分析法 |
| 1.4.2 历史分析法与比较分析法 |
| 1.4.3 典型案例分析法 |
| 1.5 文章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全球公共品供给 |
| 2.1.1 全球公共品的定义与分类 |
| 2.1.2 全球公共品的供给机制 |
| 2.1.3 全球公共品的供给技术 |
| 2.1.4 简要评价 |
| 2.2 全球传染病控制及筹资机制 |
| 2.2.1 全球传染病控制的筹资机制 |
| 2.2.2 筹资机制的绩效评价 |
| 2.2.3 简要评价 |
| 第3章 全球传染病控制中筹资机制及优化的理论分析 |
| 3.1 全球传染病控制的阶段特征及其公共品属性 |
| 3.1.1 预防阶段的特征及其公共品属性 |
| 3.1.2 治疗阶段的特征及其公共品属性 |
| 3.2 全球传染病控制中筹资机制的要素分析 |
| 3.2.1 全球传染病控制的筹资主体 |
| 3.2.2 全球传染病控制的筹资方式 |
| 3.2.3 全球传染病控制的资金来源 |
| 3.2.4 全球传染病控制的激励约束机制 |
| 3.3 全球传染病控制中筹资机制的影响因素 |
| 3.3.1 经济因素 |
| 3.3.2 社会因素 |
| 3.4 全球传染病控制中筹资机制优化的目标 |
| 3.4.1 提高筹资机制的绩效 |
| 3.4.2 增强筹资机制的公共性 |
| 第4章 全球传染病控制筹资机制的历史考察 |
| 4.1 20世纪50年代以前：自愿供给与政府主导阶段 |
| 4.2 20世纪50-80年代：国际组织主导阶段 |
| 4.3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多元化筹资阶段 |
| 4.3.1 筹资机制的特征 |
| 4.3.2 筹资机制的影响因素 |
| 第5章 全球传染病控制中的筹资机制Ⅰ：小儿麻痹症例证 |
| 5.1 疫苗使用之前的筹资机制 |
| 5.2 疫苗使用之后的筹资机制 |
| 5.2.1 疫苗使用之后的阶段特征 |
| 5.2.2 筹资机制分析 |
| 5.3 全球小儿麻痹症控制筹资机制的绩效评价 |
| 5.3.1 定性评价 |
| 5.3.2 定量评价 |
| 第6章 全球传染病控制的筹资机制Ⅱ:艾滋病例证 |
| 6.1 全球艾滋病控制的阶段特征及其公共品属性 |
| 6.2 全球艾滋病控制预防阶段的筹资机制 |
| 6.2.1 筹资主体 |
| 6.2.2 筹资方式 |
| 6.2.3 资金来源 |
| 6.3 全球艾滋病控制治疗阶段的筹资机制 |
| 6.3.1 筹资主体 |
| 6.3.2 筹资方式 |
| 6.3.3 资金来源 |
| 6.3.4 激励约束机制 |
| 6.4 全球艾滋病控制筹资机制的绩效评价 |
| 6.4.1 定性评价 |
| 6.4.2 定量评价 |
| 第7章 全球传染病控制中筹资机制的优化方向 |
| 7.1 降低筹资总成本 |
| 7.2 构建多层次的筹资主体 |
| 7.3 探索新的筹资方式 |
| 7.4 寻找稳定的资金来源 |
| 7.4.1 稳定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资金 |
| 7.4.2 寻找新的资金来源 |
| 7.5 创新激励约束机制 |
| 7.5.1 专利权的豁免制度 |
| 7.5.2 “拉”动力和“推”动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附表 |
（8）福建：公共卫生与麻风病防治（1912-2010）（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目录 |
| 绪论 |
| 第一章 公共卫生与麻风病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 |
| 一、初步公共卫生的形成 |
| 二、公共卫生定义阐释 |
| 第二节 麻风病 |
| 一、麻风的名称 |
| 二、麻风的历史 |
| 三、麻风的病因与发病机制 |
| 四、麻风的传染 |
| 五、麻风的防治概况 |
| (一) 治疗方面 |
| (二) 隔离方面 |
| 第二章 1912-1949年福建公共卫生与麻风病救济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概况 |
| 第二节 麻风病救济纵览 |
| 一、麻风病人的悲惨境遇 |
| 二、麻风救济的总体概况 |
| 三、各地情况及其相应救济措施 |
| (一) 福州市 |
| (二) 厦门市 |
| (三) 莆田市 |
| (四) 三明市 |
| (五) 泉州市 |
| (六) 漳州市 |
| (七) 南平市 |
| (八) 宁德市 |
| (九) 龙岩市 |
| 第三节 从诸麻风病例案看旧制度下的公共卫生 |
| 一、系列麻风病案 |
| 二、小结 |
| 第三章 1949-2010年福建公共卫生与麻风病防治历程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概况 |
| 第二节 麻风病防治 |
| 一、适时制订有关麻风病防治的公共卫生政策 |
| (一) 处理建国前遗留的外资津贴医院和学校 |
| (二) 政策措施上的支持 |
| 二、建立省级和各地麻风病防治机构 |
| 三、加强麻风病防治队伍建设 |
| 四、开展调查尽早发现麻风病人 |
| 五、大力宣传推进健康教育 |
| 六、妥善治疗减轻病人痛苦 |
| 七、加强管理促成健康生活氛围 |
| 八、接轨国际加速麻风病防治进程 |
| 第三节 麻风病防治总结 |
| 一、建国初五年防治工作的奠基 |
| (一) 建国初麻风病分布情况 |
| (二) 防治情况 |
| (三) 奠基阶段防治成效总结 |
| (四) 经验教训和存在的问题 |
| 二、1955—2010年的防治成效总结 |
| (一) 患病动态 |
| (二) 患者情况 |
| (三) 现有皮防机构、麻风患者及治愈者状况 |
| 第四章 公共卫生与麻风病防治中的以人为本 |
| 第一节 “人本”理念在公共卫生与麻风病防治事业中的体现 |
| 一、“人本”与“民本” |
| 二、建国后麻风病防治事业中的“以人为本” |
| 第二节 文化层面解读公共卫生领域的麻风病防治问题 |
| 一、社会文化影射下的麻风病防治 |
| 二、个体所蕴含人文精神的渲染 |
| 结语 |
| 福建省麻风病防治大事记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9）自然疫源性传染病预防控制相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前言 |
| 1 流行现状 |
| 1.1 与人兽共患病的关系 |
| 1.2 流行现状 |
| 2 流行特征 |
| 2.1 地域性特征 |
| 2.2 季节性特征 |
| 2.3 人群分布特征 |
| 3 影响自然疫源性疾病的因素 |
| 3.1 作为传染源的动物的作用 |
| 3.2 地形、地貌、植被的作用 |
| 3.3 病媒昆虫在传染病传播中的作用 |
| 3.4 人群易感性 |
| 3.5 生物进化因素 |
| 3.6 人为因素 |
| 3.7 社会化因素 |
| 3.8 不断改进的诊断方法也改变了人畜共患传染病流行的报告 |
| 3.9 生物恐怖行为也可能增加, 并且大多数情况都会选择人畜共患传染病的病原体 |
| 4 新发现传染病与自然疫源的关系 |
| 5 自然疫源性疾病感染人的机理 |
| 6 自然疫源性疾病对人类的危害 |
| 6.1 人类一般对这些疾病缺乏特异性免疫力 |
| 6.2 可能带给机体严重的病理损伤 |
| 6.3 警惕性不高时容易束手无策 |
| 6.4 给人类社会带来不稳定的因素 |
| 7 自然疫源性疾病的防治 |
| 7.1 自然疫源性疾病的治疗前关键在了解引起疾病的病原体 |
| 7.2 因自然疫源性疾病的发生与流行与环境有密切关系, 因此应从环境保护入手预防自然疫源性疾病 |
| 7.3 加快相应疫苗的研发生产 |
| 8 防治策略 |
| 9 小结 |
（10）近百年中国传染病流行的主要社会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部分 前言 |
| 1 研究背景与依据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传染病防控是当前医学领域的重要话题 |
| 1.1.2 社会因素是传染病防控中的决定性因素 |
| 1.2 立论依据 |
| 1.2.1 理论依据 |
| 1.2.2 现实依据 |
| 2 研究现状与资料来源 |
| 2.1 研究现状 |
| 2.2 资料来源 |
| 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3.1 研究思路 |
| 3.2 研究方法 |
| 4 创新点与难点 |
| 4.1 创新点 |
| 4.2 难点 |
| 5 基本概念界定 |
| 5.1 时间概念 |
| 5.2 传染病 |
| 5.3 社会因素 |
| 第二部分 近百年传染病流行的社会决定因素分析 |
| 1 社会因素在民国时期传染病流行中的影响(1912-1949) |
| 1.1 传染病流行基本情况 |
| 1.1.1 法定传染病种类 |
| 1.1.2 传染病流行特点 |
| 1.1.2.1 烈性传染病为主 |
| 1.1.2.2 暴发频度比较高 |
| 1.1.2.3 存在区域间差异 |
| 1.1.2.4 存在人群间差异 |
| 1.1.2.5 病死率居高不下 |
| 1.2 主要社会因素对传染病影响概述 |
| 1.2.1 国家对公共卫生的监管 |
| 1.2.1.1 设立防疫机构 |
| 1.2.1.2 制订政策法规 |
| 1.2.1.3 开展卫生运动 |
| 1.2.1.4 政府监管缺失 |
| 1.2.2 经济转型中的防疫困扰 |
| 1.2.3 中西防疫观念下的冲突 |
| 1.2.4 流民潮中的传染病暗流 |
| 1.2.5 连年战火下的瘟疫肆虐 |
| 1.2.6 城市急速扩展中的混乱 |
| 1.2.7 社会团体中的防疫热情 |
| 小结 |
| 2. 社会因素在改革开放前传染病流行中的影响(1949-1978) |
| 2.1 传染病流行基本情况 |
| 2.1.1 法定传染病种类 |
| 2.1.2 传染病流行特点 |
| 2.1.2.1 有效控制烈性传染病 |
| 2.1.2.2 寄生虫病的重点突击 |
| 2.1.2.3 乙类传染病趋于稳定 |
| 2.1.2.4 慢性传染病效果明显 |
| 2.1.2.5 发病率与死亡率降低 |
| 2.2 主要社会因素对传染病影响概述 |
| 2.2.1 政治运动下的卫生防疫 |
| 2.2.1.1 卫生防疫与政治动员 |
| 2.2.1.2 疫病流行与政治风波 |
| 2.2.1.3 基层防疫与政治号召 |
| 2.2.2 计划经济下的防疫保障 |
| 2.2.3 观念重塑中的防疫普及 |
| 2.2.4 大串连中的传染病流行 |
| 2.2.5 灾害抗争下的防疫出路 |
| 小结 |
| 3. 社会因素在改革开放后传染病流行中的影响(1978-2010) |
| 3.1 传染病流行基本情况 |
| 3.1.1 法定传染病种类 |
| 3.1.2 传染病流行特点 |
| 3.1.2.1 新发传染病来势汹汹 |
| 3.1.2.2 传统传染病难以对付 |
| 3.1.2.3 发病率整体趋于平稳 |
| 3.1.2.4 传染病病种变化不大 |
| 3.1.2.5 高发病区域相对集中 |
| 3.2 主要社会因素对传染病影响概述 |
| 3.2.1 防疫政策制定的偏颇 |
| 3.2.1.1 政府对公共卫生的投入重视不足 |
| 3.2.1.2 政府对传染病法制建设力度不够 |
| 3.2.1.3 政府对公共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 |
| 3.2.2 防疫经费减少的忧患 |
| 3.2.3 行为方式改变的威胁 |
| 3.2.4 流动人口的防疫隐患 |
| 3.2.4.1 流动人口特点 |
| 3.2.4.2 流动人口管理 |
| 3.2.5 大灾后无大疫的实现 |
| 小结 |
| 第三部分 社会因素与传染病流行相互关系探讨 |
| 1 传染病与政治 |
| 1.1 政府在传染病防控中的作用 |
| 1.1.1 领导职能 |
| 1.1.2 组织职能 |
| 1.1.3 监管职能 |
| 1.2 传染病流行对政治的影响 |
| 1.2.1 加重管理负担 |
| 1.2.2 影响政府形象 |
| 1.3 启示 |
| 1.3.1 确立政府在卫生防疫事业中的主导地位 |
| 1.3.2 健全卫生防疫体系的工作机制 |
| 1.3.3 发挥群众运动在卫生防疫工作中的基础作用 |
| 2 传染病与经济 |
| 2.1 经济发展对传染病的影响 |
| 2.1.1 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
| 2.1.2 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
| 2.2 传染病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 |
| 2.2.1 传染病对个体收入的影响 |
| 2.2.2 传染病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
| 2.3 启示 |
| 3 传染病与文化 |
| 3.1 传染病流行的文化因素 |
| 3.1.1 饮食习俗 |
| 3.1.2 生产习俗 |
| 3.1.3 生活习俗 |
| 3.1.4 卫生习俗 |
| 3.2 传染病流行对文化的影响 |
| 3.2.1 负面影响 |
| 3.2.2 正面影响 |
| 3.3 启示 |
| 4 传染病与人口 |
| 4.1 人口流动导致传染病发生 |
| 4.2 传染病影响人口数量变化 |
| 4.3 启示 |
| 5 传染病与灾害 |
| 5.1 自然灾害影响传染病的方式 |
| 5.1.1 水源污染 |
| 5.1.2 食品污染 |
| 5.1.3 居住条件改变 |
| 5.1.4 人口流动 |
| 5.1.5 卫生机构瘫痪 |
| 5.1.6 生态环境破坏 |
| 5.2 预防灾后传染病发生的措施 |
| 5.2.1 保护生态环境 |
| 5.2.2 基本卫生储备 |
| 5.3 启示 |
| 第四部分 结语 |
| 1 主要研究结论 |
| 2 不足与继续研究设想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新发现传染病与社会因素的关系（论文参考文献）
- [1]中东呼吸综合征分布预测及其病原的系统发育地理学研究[D]. 张安然. 山东大学, 2021(11)
- [2]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的开发与实践[D]. 张斌斌. 广州大学, 2020(02)
- [3]艾滋病患者社会适应能力干预方案的构建研究[D]. 张敏. 郑州大学, 2020(02)
- [4]浙沪两地社会环境对传染病防治体系支撑程度的评价研究[D]. 汪娟. 安徽医科大学, 2020
- [5]重建社会科学的哲学基础 ——当代自然主义的解决方案研究[D]. 赵雷. 山西大学, 2017(02)
- [6]疾病防控与地域社会变迁 ——以建国后余江县血防为中心[D]. 万心. 上海师范大学, 2017(05)
- [7]全球传染病控制中筹资机制优化：全球公共品视角的研究[D]. 孙彦彦. 山东大学, 2014(10)
- [8]福建：公共卫生与麻风病防治（1912-2010）[D]. 刘影. 福建师范大学, 2012(01)
- [9]自然疫源性传染病预防控制相关研究[J]. 庄振荣. 口岸卫生控制, 2011(04)
- [10]近百年中国传染病流行的主要社会因素研究[D]. 甄雪燕. 华中科技大学, 20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