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的结构特征与就业地区分布——对宁夏固原县的调查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杨均华[1](2020)在《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关系到人类的福利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森林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恢复和保护良好生态环境的关键,而退耕还林工程则是中国实现良好生态环境的重要工具和抓手。生态环境具有公共产品属性,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并且,生态环境既是人类赖以生存基础,又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前提条件,影响到人类福利和社会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面临日益严峻的生态退化、资源枯竭、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肥力下降和灾害频发的形势,中国政府在1999年开始试点实施退耕还林工程。退耕还林是一项中国甚至世界范围内资金投入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政策性最强和农户参与程度最高的公共生态工程。作为一项公共政策,退耕还林的实施方案和原则分别采取“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和“谁退耕、谁造林、谁经营、谁受益”。退耕还林投资是政府利用公共财政资金开展生态建设,具有转移支付功能,但其实施方案和原则又是以私人承包制为基础,农户是退耕还林的供给主体,而不是公共组织,是借助寻求私人利益的退耕户参与,有助于促进生态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激励。从福利经济学视角出发,农户福利改善既是生态治理的前提条件,也是生态治理的重要目标。随着退耕还林的可持续实施,政府赋予退耕还林的改善农户民生的福利目标更加突出,从生态优先,兼顾农户生产结构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目标,再到促进农民脱贫致富和增加农民收入目标,进一步发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集中连片地区的扶贫开发、增强农业绿色生产发展能力和精准脱贫目标。可见,改善农户福利成为退耕还林工程的重要目标。那么,在退耕还林工程可持续实施的背景下,退耕还林如何影响农户福利及其效果究竟如何?这是评估退耕还林工程绩效的关键所在,也是解决“三农”问题重要途径,更是优化和完善退耕还林政策的实际证据。因此,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已20年有余,评估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果对完善退耕还林政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基于福利经济学视角,在公共物品理论、外部性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理论等多维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在全面地和系统地梳理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构建退耕还林工程影响农户福利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在全面回顾退耕还林发展进程及其主要成效的基础上,利用长期大样本农户追踪调研数据,首先,分析退耕区农户福利动态变化现状;其次,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评估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生活满意度的主观福利影响,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差分模型(PSM-DID)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客观福利影响,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差分模型(PSM-DID)以及回归分解法探究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扶贫客观福利的影响,采用Logit模型和聚类固定效应模型分析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非农就业客观福利的影响;最后,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优化退耕还林政策建议,为进一步改善农户福利状况和提高农户福利水平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本研究的结论如下:(1)通过对退耕区农户福利现状分析,在主观福利方面,退耕区农户生活满意度明显提升。退耕户的生活满意的户数高于非退耕户的户数,分别为596户和402户;退耕还林与农户平均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系数为0.0547,表现为正相关关系,散点图的趋势线的截距为1.5967,其斜度略微向右上方倾斜。在客观福利方面,首先,样本总体、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户收入水平及增速不断显着提高,收入来源和结构呈现多样化,农户获得的退耕补贴超过农业补贴,其比较优势在逐步下降,退耕补贴呈现倒“U”型状,农户获得的年均退耕补贴为360.73元,农业补贴(包括粮食补贴、农资补贴、农机补贴和良种补贴)为98.92元,退耕补贴是农业补贴的近4倍。其次,退耕区农户贫困程度变化受到国家贫困线标准变动的影响大,随着贫困人数的减少,农户贫困内部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农户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在1999~2006年间都呈现下降趋势,且贫困广度下降幅度大;在2007~2014年间农户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都呈现了在波动中上升趋势。最后,与非退耕户相比,退耕户的劳动力利用结构发生了显着调整。1999~2014年,退耕户外出打工投劳的均值为168天、林牧渔业投劳为均值为116天、种植业投劳均值为100天、非农经营投劳均值为36天,退耕户以土地为基础投劳为均值216天,非农就业投劳均值为204天。(2)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生活满意度主观福利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就样本总体看,退耕还林工程能够改善和提高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可能性。具体而言,农户若参与退耕还林,能使其生活的“不满意”和“一般”的概率分别降低3.9%和4.79%,并使农户的生活感到“满意”的概率提高52.86%。就贫困户和非贫困不同群体看,退耕还林工程不仅能够促进贫困户的生活满意度,也可以促进非农困户的生活满意,贫困户和非贫困户都从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中受益,增进了两类群体的主观福利水平,并且退耕还林提升贫困户生活满意度的可能性大于非贫困户。就不同区域看,退耕还林影响不同区域农户生活满意度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其大小依次为西部地区、长江流域、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黄河流域。(3)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差分模型(PSM-DID)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了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客观福利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就样本总体看,在控制诸多决定因素的条件下,退耕还林工程促进农户短期收入增长和长期收入增长,其幅度分别为175元和148元,在不考虑退耕补贴的情况下,农户增收水平有所下降,但仍能实现长期收入增长;将退耕还林参与变量分解为退耕年份变量后,由于政府为强化退耕还林成果,不断出台相关政策,研究发现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增长影响存在阶段性波动,农户增收存在着年份差异。在考察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来源和结构中,退耕还林促进了农户增收来源多样化,其工资增收为38元,本地增加20元,外地增加41元外地工资贡献大;退耕后,农户经营行为变化显着,其生产经营结构调整明显,农业经营增幅为15元,其中,种植业为31元、林牧渔业12元;二三产业(非农经营)收入增幅为21元。就不同区域看,退耕还林对不同区域农户都实现了增收,但存在显着地区域性差异。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农户增收幅度依次为106元、113元、120元、64元和76元。农户生产结构、就业结构和耕地生产力对退耕还林的农户增收福利发挥了显着的中介作用。(4)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差分模型((PSM-DID)和回归分解法探究了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扶贫客观福利的影响,并建立退耕还林扶贫瞄准分析指标。结果显示,退耕还林工程农户扶贫瞄准效果不高,1999~2014年的退耕瞄准率为44%,且随着工程可持续推进,退耕瞄准率整体逐步上升,最高达到2008年的59%;相应的退耕漏出率整体上为56%,且随着工程推进,漏出率在下降;退耕有效覆盖率为8%。退耕还林工程对样本总体农户扶贫效果显着,并且退耕还林工程农户扶贫效果是存在显着的年份差异和区域差异。在国家绝对贫困标准下,就退耕参与看,1999~2014年间,退耕还林扶贫效果的贡献率为1.18%。就退耕年份看,退耕第二至八年具有脱贫作用,同样地,其脱贫贡献小,脱贫效果不大;另一方面,退耕第一年、第九至十六年脱贫贡献呈反向状态。就退耕区域看,退耕参与在国家绝对贫困标准下的脱贫贡献大小依次为西部地区(11.32%)、黄河流域(9.16%)、东部地区(6.41%)、长江流域(4.17%)和中部地区(1.23%)。(5)运用面板数据logit模型和聚类固定效应模型分析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非农就业客观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参与退耕还林工程,土地对农村劳动力约束得到放松,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和转移倾向较快,农户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就业参与的可能性显着提高。退耕还林促进了非农就业参与、外出务工参与和非农经营劳动参与,较未退耕户分别显着地提高了20.1%、15.7%和4.4%的可能性。退耕还林释放的部分农业劳动时间,退耕还林工程促进了农户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劳动供给,其中,外出务工劳动供给贡献大。退耕第2年至第7年对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劳动供给的促进作用逐步增强,但在之后的退耕年份,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劳动供给逐步降低,并逐步变得不显着。退耕还林工程促进了不同区域农户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经营就业劳动时间,但存在显着区域差异。
周升强[2](2020)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影响研究 ——以北方农牧交错区为例》文中指出北方农牧交错区作为农业区与牧业区之间的农牧过渡带及生态脆弱区,长期以来始终面临保护草原生态与改善农牧民生计的双重压力。为应对日益严峻的草原生态退化问题,改善农牧民生计状况,我国自2011年起在北方农牧交错区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以下简称“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以来,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环境有了明显好转,其效用与影响得到了肯定,但在政府要生态与农牧民要生计之间仍然存在严重的激励不相容问题。禁牧与草畜平衡措施实施背景下农牧民牧业成本普遍上升,生计脆弱性高,可持续性低,致使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无法有效调动农牧民保护草原生态的积极性,制约了政策目标的实现。结合当前北方农牧交错区保护草原生态与改善农牧民生计二者矛盾仍然突出的现实背景,亟需探究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背景下农牧民的生计状况以及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的影响,以通过进一步完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现草原生态保护与农牧民生计改善的有机结合。本文在梳理国内外有关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影响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外部性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农民分化理论、可持续生计理论及生态经济人等理论构建了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运用北方农牧交错区核心区实地调研数据,归纳总结了当前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背景下农牧民生计的现状与问题,分别就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分化、生计资本、牧业生计、生计对草地资源的依赖度、收入以及收入稳定性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并从完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与改善农牧民生计的视角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以期为实现草原生态保护和农牧民生计改善双重目标的有机结合提供一定的理论与实证支持。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当前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虽在宏观层面已取得良好效果,但农牧民生计仍存在诸如生计缓冲能力弱、牧业生计活动与补奖目标相悖、生计对草地资源依赖度高、收入来源单一且稳定性低等问题。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对于促进草原生态的恢复,增加农牧民收入,转变牧业生产方式,调整牧业生产结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宏观层面已取得了良好的生态、经济与社会效应。农牧民微观层面的调研数据表明,农牧民普遍认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引致牧业生产成本明显增加,对于家庭收入增加的作用有限,农牧民对政策的总体满意度并不高。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背景下农牧民内部呈现出明显的分化趋势,且农牧民生计资本存量低,生计缓冲能力弱,牧业生计活动与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目标相悖,生计对草地资源依赖度高,收入来源单一,收入稳定性处于低水平,如何实现草原生态保护与农牧民生计改善双重目标的有机结合仍是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重点问题。(2)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促进了农牧民职业维度的水平分化,但对收入维度的垂直分化影响并不显着。以非农牧就业比例衡量的农牧民职业维度的水平分化测算结果表明,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后越来越多的农牧民家庭选择将家庭劳动力由农牧业就业转移至非农牧就业,农牧民职业维度的水平分化日益显现,且实证回归结果表明补奖金额对农牧民职业维度的水平分化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根据农牧民牧业收入、农业收入与非农牧收入(不包括草原生态补奖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以及生计活动的差异可将农牧民分为牧业为主型、农业为主型、均衡型、高兼型与深兼型五种类型的农牧民。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农牧民收入维度的垂直分化与所获补奖金额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即兼业化程度越高,所获补奖金额越少,收入与生计对牧业依赖度越高,所获补奖金额越高。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补奖金额对农牧民收入维度的垂直分化虽不具有显着影响,但就影响方向而言具有负向影响,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强化了农牧民收入维度垂直分化的“内卷化”。(3)当前北方农牧交错区农牧民生计资本存量低,生计缓冲能力弱,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可通过影响自然资本与物质资本进而增强农牧民生计资本。当前北方农牧交错区农牧民生计资本总值较低,生计缓冲能力极弱,且生计资本存在属性间的分异。实证结果表明补奖金额对农牧民生计资本总值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补奖金额越多,农牧民的生计资本总值越高,以现金补偿为主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增强农牧民生计资本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通过提高补奖标准,增加农牧民的补奖收入对于增加农牧民的生计资本总量,提高其谋生能力具有现实的可行性。通过补奖金额对农牧民生计资本影响的分解回归得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资本总值的正向影响主要是通过补奖金额对自然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正向促进作用实现的。(4)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与农牧民减畜及减畜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与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以及继续从事牧业生产的意愿之间存在显着的“倒U型”关系。实证回归结果表明补奖金额与农牧民是否减畜及减畜率之间均存在“U型”关系,且由于当前补奖标准偏低,农牧民补奖收入不高,对于大部分农牧民而言,补奖收入与农牧民是否减畜以及减畜率之间的关系多处于“U型”曲线的左侧,即补奖收入越多农牧民越倾向于不减畜,且减畜农牧民的减畜率越低。非农牧就业对农牧民是否减畜以及减畜农牧民的减畜率均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且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影响农牧民是否减畜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但在政策影响农牧民减畜率中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补奖金额与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以及继续从事牧业生产的意愿之间存在显着的“倒U型”关系,且由于当前补奖标准偏低,农牧民补奖收入不高,补奖收入与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以及继续从事牧业生产意愿之间的关系多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侧。农牧民生计分化对牲畜养殖规模的扩大具有抑制作用,且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与牲畜养殖规模二者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即在“倒U型”曲线的左侧,生计分化能够弱化补奖金额对牲畜养殖规模扩大的促进作用;在“倒U型”曲线的右侧,生计分化能够促使补奖金额对牲畜养殖规模的负向影响趋于放缓,有助于避免因补奖金额的增加引致牲畜养殖数量的锐减。(5)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与以家庭生计活动和收入度量的农牧民生计对草地资源的依赖度之间均存在显着的“倒U型”关系,且生计资本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对草地资源依赖度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实证回归结果表明补奖金额与以家庭生计活动和收入度量的农牧民生计对草地资源的依赖度之间均存在显着的“倒U型”关系,在补奖收入未达到拐点所需的补奖收入之前,补奖收入越多农牧民生计活动与收入对草地资源依赖度越高。通过对拐点的计算结果得出,由于当前补奖标准偏低,农牧民所获补奖收入普遍低于拐点所需的补奖收入值,导致农牧民生计对草地资源的依赖度将随着补奖收入的增加而呈现上升趋势。纳入生计资本的实证回归结果表明自然资本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家庭生计活动对草地资源依赖度的影响中具有完全中介效应,自然资本与物质资本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家庭收入对草地资源依赖度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6)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能够重点增加贫困农牧民的收入,增强其收入稳定性。补奖金额对促进贫困农牧民增收,尤其是对促进贫困农牧民中的中等收入水平群体增收效果显着,反映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具有显着的益贫效应,能够缓解贫困农牧民的贫困程度。补奖金额能够显着促进贫困农牧民牧业收入的增加,但对农业与非农牧业收入影响并不显着,即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益贫效应主要通过增加贫困农牧民的牧业收入来实现,表明在实施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同时,通过舍饲圈养或以草定畜的方式,合理的利用和发挥北方农牧交错区的资源禀赋优势,引导牧业产业的发展,寻求生态补偿与产业扶贫相结合能够更好地发挥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助力脱贫攻坚的作用。补奖金额能够显着促进贫困农牧民收入稳定性的提高,表明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能够通过提高贫困农牧民的收入稳定性,在抑制贫困农牧民返贫,巩固脱贫攻坚效果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根据以上结论,提出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过程中应加强对异质性农牧民微观利益的关注;以提高补奖标准为核心,进一步完善草原生态补奖机制;着力提升农牧民非农牧就业能力以引导劳动力要素的非农牧转移;着力提升农牧民的生计资本,降低农牧民生计对草地资源的依赖度;同时,应结合当前的“精准扶贫”战略,继续推进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扶贫的实施等政策建议。
戴潇[3](2019)在《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路径依赖理论的视角》文中指出本研究通过讨论不同维度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综合导出我国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非线性作用机制。一般认为,劳动力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而由于信息自由传递的边界性、产业结构网络的复杂性以及技术创新的非线性,使得传统理论对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解释力偏弱。另一方面,在我国不同区域非均衡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空间壁垒和信息壁垒,在这些多重效应和历史发展特征的综合作用下,使这些区域的劳动力演化、产业结构升级必然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特征。这些困境使我们并不能在产业结构动态变化中,完全还原劳动力演化是如何平稳嵌入不同区域的产业结构体系之中,甚至不能还原这部分信息与产业结构作用的前因后果。因此,如何驱动劳动力的自增强反馈机制并进一步逐步演化出具有规模扩散效应、人力资本红利效应的收益递增路径,是保证我国顺利实施“供给侧”经济改革、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这需要我们结合现实情况与理论基础,深入探讨我国劳动力演化问题。唯有明晰了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作用机制,才能寻求到避免不良路径依赖的有效措施。本研究需要解决几个关键的问题:一是明确研究对象运行轨迹的非线性特征;二是明确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的多尺度度量问题,并讨论它们之间的作用机制;三是综合导出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动态非线性机制,并导出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之间的最优演化路径。基于此,本研究主要工作分为如下几个部分:第一,通过文献研究,明确了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深入阐述了应用“演化”这一隐喻于劳动力研究的合理性及其度量维度,并结合复杂性科学明确了产业结构升级与劳动力演化的非线性特征。随后,通过分析现有关于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归纳出部分与路径依赖理论相类似的观点,依据路径依赖理论深入讨论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作用机制的科学性。第二,讨论劳动力演化、产业结构的非线性特征。基于复杂性科学视角,本研究认为研究对象以及它们之间的耦合关系均属于非线性的分析范畴,而非线性的重要特征是系统的无序性,但这仅是在文献理论基础上的验证。因此,必须在用理论推演定性的同时,需辅以实证定量验证。唯有如此才能使得后文中所设计一切模型能够保持其所在的讨论框架的统一性。通过相空间重构,我们发现主要研究对象的主要代表性指标的柯尔莫哥洛夫熵非零且不同,表明要素之中存在的功能、关系均发生在不同的度量尺度上,即系统复杂且具有典型的多尺度特征。第三,讨论劳动力演化的不同维度(数量演化与技能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我国劳动力数量演化对产业结构升级是挤出效应;产业结构升级对所有地区的劳动力数量演化均是协同效应。我国整体劳动力技能演化仅在东部地区表现与产业结构升级为双向协同效应,在中部是双向的挤出效应,在西部为劳动力技能演化对产业结构升级是挤出效应,反之是协同效应。正是由于劳动力演化的不同维度实证结果反映出,我国区域发展过程中的非匀质性,使得劳动力数量与技能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第四,讨论不同类型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在不同情景约束下的作用。首先构建了具有时空效应的不同类型劳动力演化路径依赖数理模型,具体探讨了同质型、异质型劳动力演化路径依赖的现实特征。结果显示,目前同质型劳动力演化路径依赖较为平稳,而另两者波动较大,充分体现出我国劳动力演化路径依赖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随后构建了门槛模型,讨论不同类型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无论是我国整体还是我国的不同区域,劳动力演化路径依赖的门槛效应明显。从全国的整体角度而言,同质型、异质型劳动力在其路径依赖程度不高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分地区而言,东部的劳动力演化路径依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正向作用,而对产业机构合理化则是负向作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同质型劳动力演化路径依赖对产业结构升级是正向作用,同时二者的异质型劳动力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也是互为对立面,即中部为促进机制,西部为抑制机制。第五,揭示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并导出不同地区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发展的最优路径。东部地区劳动力应以内部环境为路径依赖方向,着重推动异质型劳动力技能演化,加强劳动力对于当下产业结构环境的认同度;中部地区则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以外部影响为主的路径依赖情境下,推动同质型劳动力数量演化,二是改变路径依赖方向,同时推动同质型与异质型劳动力的数量演化;西部地区则必须改变现在的路径依赖方向,以产业结构合理化为目标,提升同质型劳动力的数量演化。本文的创新主要有如下几点:一是,揭示了劳动力演化的不同维度、不同类型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实现了多维度的考察,丰富了现有的研究;二是,以路径依赖理论解释地区非均衡发展过程中,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的区域性差异;三是,从生物学角度讨论研究对象之间是协同还是挤出效应;四是,充分考虑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在时间和空间维度的运行轨迹,将时空效应贯穿于整个研究之中,特别是构建了具有时空效应的路径依赖模型。
张炜[4](2019)在《退耕还林对农户劳动供给及收入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99年中央政府实施了建国以来投资最大、覆盖面积最广、造林最多的退耕还林工程。为了补偿退耕给农户造成的福利损失,政府建立了相应的生态补偿制度。工程实施近20年来,完成退耕还林任务5亿亩,生态总价值超过1万亿元。但是在退耕还林工程的攻坚时期,仍存在亟需解决的两大问题:一是工程实施多年后大部分退耕面积已经进入生态补偿延长期,亟需建立退耕还林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二是由于未能实现退耕农户收入结构转换的目标,且一部分农户已经处在补贴延长期,那么如何解决这部分(以及其他)退耕农户的生计问题,保障其收入增长可持续性,已经迫在眉睫。后者是前者的基础,而要解决退耕农户的生计问题,需要评估退耕还林对保障农户收入增长的劳动供给的影响,以及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文利用全国调研数据,旨在评估退耕还林对农户劳动供给及收入的影响,以及劳动供给在退耕还林影响农户收入中的作用。退耕还林不仅减少农户的耕地面积,还会改变农户劳动要素的投入,进而影响农户收入。基于这一逻辑,本文聚焦于农户劳动参与和劳动时间,采用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理论分析与计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研究了退耕还林对农户劳动供给及收入的影响,对于深入认识退耕还林影响农户收入及其作用机理、调整退耕区农业产业政策和构建退耕还林生态补偿长效机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利用全国调研数据,从农户劳动参与、劳动时间和家庭收入三方面,研究了退耕还林对农户劳动供给及收入的影响。主要内容围绕四个问题展开:一是退耕还林对农户劳动参与存在何种影响,这种影响在农业劳动参与与非农劳动参与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并且非农劳动参与是否存在劳动力区位选择差异;二是退耕还林对农户劳动时间分配有何影响,这种影响是否与劳动力区位选择有关;三是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是否存在存在地区差异;四是退耕还林通过劳动参与和劳动时间影响农户收入的作用机制。主要结论是:在短期退耕还林会提高农户的农业劳动参与和非农劳动参与,其中,对非农劳动参与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为提高外地非农劳动参与,但在长期会降低农户的农业劳动参与;退耕还林会增加农户的农业劳动时间,而减少非农劳动时间,未能完全实现劳动力非农转移的目标,对非农劳动时间的影响表现为增加外地非农就业时间,减少本地非农就业时间,对退耕区非农产业吸收剩余劳动力作用有限;退耕还林会降低农户收入,且表现出明显的空间特征;农业劳动参与促进了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的不利影响,而非农劳动参与和劳动时间均缓解了这种不利影响。一方面,退耕还林尚未建立一个退耕农户收入增长的内生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退耕还林生态补偿制度和构建退耕还林的长效机制;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退耕还林的后续政策,完善劳动力转移制度,降低退耕农户非农就业的转换成本,提高农户非农就业机会和劳动时间。第一,退耕行为会提高农户的农业劳动参与和非农劳动参与。退耕行为对农户总体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并不显着,但会显着提高退耕农户的农业劳动参与率和非农劳动参与率。退耕面积和退耕年限对农户的总体劳动参与率没有影响,但均会显着提高农户的非农劳动参与率。总体来说,短期内退耕还林对农户农业劳动参与和非农劳动参与均起到了促进作用;长期来看退耕还林会降低农户的农业劳动参与率,说明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转移存在一定促进作用。从非农就业的劳动力区位选择来看,退耕参与行为、退耕面积和退耕年限均会显着降低农户的本地非农劳动参与率,但会提高外地非农劳动参与率。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劳动参与率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为提高外地非农劳动参与。第二,退耕还林会减少农户劳动供给时间。退耕行为、退耕面积和退耕年限对农户总体劳动时间和非农劳动时间均会产生负向影响,但对农业劳动时间会产生正向影响。从退耕还林对农户劳动参与和劳动时间的综合影响来看,退耕还林增加了农户的农业劳动广度(劳动参与)和农业劳动深度(劳动时间),因此,退耕还林增加了农户农业劳动供给强度。退耕还林提高了农户非农劳动广度(劳动参与),降低了农户非农劳动深度(劳动时间)。综合两方面影响,退耕还林导致农户更加依赖于农业就业,未能完全实现剩余劳动力非农转移的经济目标。第三,从非农就业的劳动力区位选择来看,退耕行为、退耕面积和退耕年限均会显着减少本地非农劳动供给时间,增加外地非农劳动供给时间,表明外地非农劳动供给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了本地非农劳动供给。结合退耕还林对非农劳动参与的区位选择来看,退耕还林会减少农户的本地非农劳动供给,提高外地非农劳动供给。从南北方地区差异来看,北方退耕农户更倾向于增加总体劳动供给时间和非农劳动供给时间,而南方退耕农户会更倾向于提高农业劳动供给时间;北方退耕农户更倾向于本地非农劳动供给,而南方退耕农户更倾向于外地非农劳动供给,说明南北方地区退耕农户的非农就业在劳动力区位选择上存在显着差异。第四,退耕还林会显着降低参与农户的收入。无论从退耕参与行为还是退耕参与度来看,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均产生了负向影响。无论是黄河流域还是长江流域,退耕还林均会减少农户收入。从东中西部地区差异来看,退耕行为对农户收入的影响表现出空间异质性。从全国样本来看,退耕还林对东部地区农户收入的影响为正,对中部地区农户收入的影响为负,而对西部地区农户收入影响并不显着。从黄河流域来看,退耕还林对西部地区农户收入的影响为正,而对中部地区农户收入的影响为负,对东部地区影响不显着。从长江流域来看,东中西部地区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并不显着。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和资源禀赋差异,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空间特征。从家庭结构异质性的角度来看,非老年家庭(家庭人口中仅有年轻人和中年人、无老年人的家庭)会显着影响退耕行为对农户收入的作用。第五,劳动参与在退耕还林影响农户收入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从退耕行为来看,农业劳动参与率部分中介了退耕行为对农户收入的影响;非农劳动参与则抑制了退耕行为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从退耕参与度来看,农业劳动参与部分中介了退耕参与度对农户收入的影响;而非农劳动参与部分抑制或遮掩了退耕参与度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因此,从劳动参与来看,农业劳动参与是退耕还林导致农户收入降低的主要原因之一,非农劳动参与则缓解了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的不利影响。第六,劳动时间在退耕还林影响农户收入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作用。从退耕行为来看,劳动时间在退耕行为影响农户收入过程中起到部分抑制或遮掩作用,间接效应占直接效应的比例为20.03%。劳动时间在退耕参与度影响农户收入过程中也存在抑制效应,间接效应占直接效应的比例为17.99%。劳动时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的不利影响。
门建芳[5](2018)在《呼图壁县土地流转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随着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土地流转解放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农村劳动力高效就业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但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难一直是各级政府急需突破的难题。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民族农村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较大,与其他地区存在很大的文化差异,导致该地区存在人口自然增长率高、综合素质低等问题,严重影响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就业,其中土地能否流转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具有关键性的影响。研究土地流转背景下阻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因素对于加快新疆农业现代化发展,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本文选取在新疆具有代表性的试点——两权抵押和土地确权同时存在的呼图壁县为研究区域,重点研究呼图壁县土地流转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影响。首先,基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实地调研所获取的面板数据和问卷数据上,确定研究的方向与重点、明晰研究切入点,对与转移和就业相关的理论和概念进行梳理、界定,并宏观分析土地流转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影响机理。其次,从呼图壁县概况、呼图壁县土地流转状况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现状几个方面进行梳理分析。然后,通过问卷分析和模型处理两个层面分析土地流转是否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并对二者的影响机理做进一步验证以及找出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因素。最后,在借鉴美国、日本和英国三个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国内典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模式的基础上,针对呼图壁县土地流转背景下劳动力转移就业所存在的具体问题,从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家庭参与和个人提升四个方面分别提出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健全土地流转市场、完善保障劳动力权益的配套政策、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强对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宣传、积极建设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和信息体系、发展民办劳务中介组织、协同当地政府完善公共交通设施;强化农户家庭接受教育的意识、打破少数民族农户封闭思想、加大农村社会保障宣传力度;增强农村劳动力学习自主性、提高农村劳动力自主创业能力、改善农村劳动力资本建设、提升农村劳动力法制意识的解决对策。
王海春[6](2017)在《可持续生计资本对牧民收入影响研究 ——以内蒙古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至今近40年的发展历程中,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却远远滞后于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严重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目前城乡居民的收入现状及特征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与难点在农村牧区。草原牧区作为我国生态地位较重要、经济发展较滞后、贫困人口比例较高、贫困程度较深的地区,已经成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突出短板。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牧民持续稳定增收显得愈加艰难,根本原因在于牧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核心要素--生计资本的匮乏。因此研究可持续生计资本对牧民收入的影响,探寻促进牧民持续稳定增收的有效途径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价值。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以内蒙古草原牧区的牧民为研究对象,以促进牧民持续稳定增收为出发点,以可持续生计资本为视角,重点关注可持续生计资本分析框架内的生计资本等核心微观要素以及政策与制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宏观要素对牧民增收的影响机制,并为探寻促进牧民持续稳定增收的有效路径与措施提供依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本文利用历年内蒙古统计年鉴公布的有关牧民收入的宏观数据,系统梳理并总结内蒙古牧民的收入水平、收入结构以及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及特征。就收入水平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牧民的人均纯收入水平总体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增长幅度波动极大且近几年增速明显趋缓,牧民增收已进入瓶颈阶段;就收入结构而言,牧民的收入来源总体上呈现以家庭经营收入为主,其余收入为辅的收入格局。其中,家庭经营收入占比逐年下降,但畜牧业收入依旧是牧民家庭经营收入的核心来源。工资收入占比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有所波动。转移性收入的增速最快,已成为牧民第二大收入来源。财产性收入占比最小,增收潜力有待挖掘;就收入差距而言,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区域收入差距仍然明显,内部收入差距依然巨大,牧民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严重。(2)本文从可持续生计资本的视角定性分析了生计资本分析框架内的诸要素对牧民增收的影响,这有助于我们厘清错综复杂的农牧民增收影响因素。受传统文化及习俗的影响,牧民的生产经营行为多以生计导向或习俗导向为主而非完全以市场导向为主。而牧民能否增收往往取决于牧民的生产经营行为,因此可持续生计资本分析框架为研究牧民增收提供了综合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发现牧户生计资本的匮乏成为牧民增收缓慢且收入来源结构单一的主要根源,牧户间生计资本水平的差异成为牧民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根源。除此之外,框架内的脆弱性背景、政策与制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外部宏观因素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牧民的增收。(3)本文利用跟踪调查获取的627户牧户微观数据对牧民的收入水平以及收入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牧户收入决定函数构建了三个模型,分别以牧户的人均收入水平、牧户人均畜牧业收入、牧户人均非畜牧业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可持续生计框架内的诸要素作为自变量,同时选用了代理变量法、前定变量法以及面板数据法来尽量削弱内生性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影响牧户收入水平的因素是多元而复杂的,既包括自然资本禀赋、物质资本投入、人力资本积累、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占有、牧民就业行为、家庭特征等微观因素,又包括政策制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宏观因素。就收入结构的影响因素来看,不同因素对牧户收入的影响路径存在差异,有些因素(如自然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政府政策)通过各种收入来源对牧户收入水平产生影响,但也有部分因素(如物质资本、牧民就业行为)对牧户收入水平的影响是结构性的。具体如下:自然资本对牧户收入水平及收入结构均产生显着正向影响。其中人均草场面积对牧户畜牧业收入的影响程度大于非畜牧业收入。但就影响程度而言,自然资本对牧户增收的作用较有限;物资资本仅对牧户的畜牧业收入产生影响,其中牲畜资产的影响程度最小,而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影响较大;人力资本中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职业教育以及牧民汉语能力均对收入水平产生显着影响。其中汉语能力对牧民的畜牧业收入具有显着负效应,而职业教育对牧民的非畜牧业收入具有显着正效应。人力资本对牧民收入影响程度较大,表明人力资本是牧民增收的主要内在动力;金融资本中的金融资产对牧户收入水平及结构均产生了显着正效应,但影响程度相对较小。社会资本中的家庭成员是否有国家干部、邻里信任度、距旗政府所在地距离均对牧民的收入水平具有显着效应。其中,距旗政府所在地距离对牧民畜牧业收入具有显着负效应。而国家干部和距旗政府所在地距离对牧户的非畜牧业收入产生显着影响,且社会资本的影响也较大,表明加强社会资本的建设能在很大程度能促进牧民增收。除此之外,牧民的就业行为仅对牧民的非畜牧业收入产生显着正效应。表明积极引导牧民外出就业,有利于牧户收入来源的多元化,进而提高牧户收入水平。另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政策对牧户的收入水平及收入结构均产生显着正效应,且影响程度较大,由此可见,继续实施和深化系列惠牧政策,同时要注重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这些对牧户增收都具有极大的促进的作用。本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三点:第一,以可持续生计资本分析框架为牧民收入研究的切入点。目前研究农牧民收入的成果颇多,但已有研究要么仅考虑国家政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宏观因素的影响,要么仅考虑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微观因素的影响,使研究结果的解释力不足。本文综合分析该框架内的五种生计资本、牧民就业行为、家庭特征以及政策制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构成要素对牧民收入水平及结构的影响,使得研究结论更全面。第二,从牧户收入来源与结构的视角,探析框架内诸因素对牧户增收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框架内不同要素对牧户增收的影响路径存在差异,有些因素通过各种收入来源对牧户增收产生全面影响,但也有部分因素仅通过不同分收入来源对牧户增收产生影响。第三,大范围动态分析了牧民收入水平及收入结构的影响因素。本文采用的是内蒙古自治区内范围较大的2010-2015年间的三年牧户追踪调研数据。该数据是目前内蒙古有关牧民增收研究中较为完整的牧户动态微观数据,它涵盖了内蒙古从东到西不同盟市的牧户家庭数据627份,使得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以便能更好服务于牧区实际政策需求。
郑艳,孟慧新,谢欣露,石尚柏,范建荣[7](2016)在《气候移民动力机制:基于混合研究范式的宁夏案例》文中认为我国西部地区是典型的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敏感地区,也是气候贫困和气候移民高发地区。本文以宁夏作为典型案例,采用定性与定量方法、探索性分析与验证性分析相结合的混合研究设计,对气候变化引发贫困和移民的复杂动力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气候变化脆弱性是影响气候移民的内在驱动力,长期气候和环境变化导致的气候容量匮乏是引发宁夏中南部地区气候贫困和气候移民的最关键驱动因素,其它影响因素包括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交通基础设施、教育发展水平等。本文构建了气候移民动力机制的DPSIR理论分析框架,提出了衡量气候容量、气候贫困的具体指标,可以此甄别出中国西部地区的"气候贫困型"生态移民,并为制定与实施地区移民和发展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米瑞华[8](2015)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境内段)人口空间结构研究》文中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经济战略部署为国家生产力布局适度调整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提供了预期。在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进程中,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要素将更加集聚。国内外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交通运输、经济、文化、旅游、地缘、生态、考古等方面,关于丝绸之路人口空间结构的系统研究较少。人是经济建设的主体,同时又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丝绸之路经济带生产要素布局要以人口空间结构特征为基本依据之一,以使产业布局具有良好的人力资本环境和经济效率,同时权衡使经济建设和发展的成果为更多人所享受的社会治理目标。当下,我国人口结构失衡情况日益突出,甚至超越人口数量矛盾成为我国未来人口生态建设的主要问题。而人口空间结构研究使人口结构矛盾和人口一经济压力凸显于地图空间中,为经济、社会治理工具的合理开发提供依据。而该领域研究的缺失必然会对政策制定形成误导,导致地方政府只以局部人口数量和结构的总量和均量值作为政策依据,而难以察觉区域人口构成在整个经济带中的地位、特色及其影射的经济潜力和社会治理重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面临水资源、土壤沙漠化等环境约束,需要吸取古代人类大规模开垦活动的经验和教训,使城镇化、工业化过程能够适应当地的基础生态环境而得以可持续发展,因此需要慎重考察产业布局和人口空间结构的历史、现状及趋势。古丝绸之路人口空间结构变动过程研究中,以文献研究、人口数据空间化、归纳分析等方法,对两汉、隋唐、辽宋、元、明、清代等六个历史时期的人口空间分布格局进行模拟,分析了影响古丝绸之路沿线人口分布变动的重要因素,并对每一历史时期的人口空间结构特征进行简单的概况。在此基础上,提炼繁荣时期丝绸之路的人口空间结构特征。研究发现古丝绸之路在西北边疆拉锯式收缩扩张的政治周期中,其人口分布几经聚散,人口构成不断更替,生产力和文化在盛唐时期最为发达,丝绸之路沿线商旅延绵,起点城市长安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际化大都市,但随着唐末爆发的连绵战争,以及西域政权割据、气候变化、政治经济中心南移、海运兴起等各种影响因素,长安城迅速衰落,丝路沿线人口生态环境也不断恶化。丝绸之路繁荣昌盛时期往往具有起点城市人口密集、丝路沿线人口空间分布连续、途径地区生产力和文化先进等人口空间结构特点,而丝绸之路萧条时期则正相反。当下丝绸之路经济带正处于国内外政治环境和经济秩序稳定的关键发展期,“以古鉴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应重视西安作为经济增长极的作用、人口适度集聚于适宜发展区、充分向西开放、重视向西道路交通建设,并依靠科技手段保护环境和恢复生态。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空间结构现状研究,以人口密度格网化方法和人口构成趋势面分析方法,绘制人口密度格网分布图和人口构成空间分布图,通过地图叠加比较了各省、地区的人口空间分异情况;采用因子分析法约减人口空间结构变量以减少信息冗余和共线性,在此基础上通过聚类分析得到研究区域的人口区划,以充分解释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空间结构现状的关键特征。研究发现2010年丝绸之路人口密集区集中分布在陕西关中、甘肃陇中、陇东南及河西走廊、青海西宁和海东地区、宁夏银川平原、以及新疆天山南北坡、伊宁平原、塔里木盆地外缘的绿洲地带等。人口格网密度分布反映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各个区域人口承载力的有限性和差异性,且这种差异化格局的存在具有长期性、客观性和稳定性。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自然构成、年龄构成、教育构成、人均收入、产业构成、城镇化水平等26个人口专题地图,反映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人口属性分布各具特征,空间分异较大,各省区、各地区人口发展所处阶段具有差异性,陕甘等地人口老龄化逐渐加剧,青、宁、新三省区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尚处在人口快速惯性增长阶段,尤其是南疆三地州、青海玉树、果洛等州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较高,人口受教育年限较低、人均收入较低,是人口压力相对较大的地区;西安、乌鲁木齐等五大省会城市高素质人力资本聚集,外来人口比重大,第三产业人口比重大,是人口城镇化的主要承接区;陕北能源化工基地、甘青新交界处等矿区人口以第二产业人口为主,人均收入最高,劳动适龄人口比重大,性别比最高,人口迁移流动较大;基于因子分析方法约减变量以消除重复和冗余信息,得到“年龄结构因子”、“家庭规模因子”、“医疗卫生因子”、“民族因子”、“教育因子”、“收入与城市化因子”六个主成分,对其进行聚类分析,将360个区县聚为“人口快速增长的农业贫困区”、“水土流失型农业人口迁出区”、“人口较快增长的农业发展区”、“率先进入老龄化的综合发展区”、“外来人口聚集的高收入资源区”、“人口城镇化的重点承载区”六大人口区划,便于准确直观的把握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空间结构的关键特征,并为预测和优化建议等人口规划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空间结构变动的动力机制研究方面,主要采用边际理论分析人口空间结构变动的家庭决策过程,并分析人口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及其对城乡经济发展的效应,考虑新型城镇化、道路交通建设、互联网贸易和新物流、国际化大都市建设、相关制度改革、资源环境约束等因素对人口空间结构的影响,并以数学模型表达人口空间结构变动的动力机制。研究发现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经济要素空间格局对人口空间结构的回归系数较为显着。经济规律通过作用于人口的自然变动(出生率、死亡率及二者速度差决定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和人口机械变动(当前主要是人口城镇化)而对人口空间结构变动发挥作用;人口城镇化促使城镇人口增长、就业增加、技术进步及市场扩大,并促使农村地区劳动力减少、人均收入提高及农业技术进步。人口空间结构变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主要有:新型城镇化和互联网贸易促进人口城镇化的同时,平抑人口密度阶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减小人口空间位移成本,促进人口点、轴状聚集;国际化大都市建设将促使人口向西安等区域特大城市加速聚集;制度改革将减轻人口迁移流动的“配重”,促进人口向城镇聚集;资源环境对人口空间结构变动形成约束条件;基于以上分析设计一个人口空间结构变动的简单模型,以简明的表达其变动机制。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空间结构预测部分,主要采用人口灰色动态预测方法预测人口,并基于格网化和趋势面方法进行预测值的空间化,基于预测结果给出未来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分布的经济效率评价和优化建议。研究发现2010~2020年间,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快速增长,增长较快的区域主要为大中型城市、资源工业型经济热点地区、以及新疆、青海的少数民族聚居区;2020-2030年间,陕西、甘肃大部分区县进入人口拐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部分区县仍处于人口惯性增长阶段;大中城市人口聚集,城市人口密度不断增加,城市空间扩展;2030~2040年间,人口迁移的主流仍然是农业地区向城镇聚集,但迁移总量较前一个预测期略低,陕甘地区人口老龄化非常严重,人口规模持续减少,宁青新三省区将成为人口主要迁出区;大城市“郊区化”现象普遍出现;2040~2050年间,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城镇化过程基本实现,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各级城市或城镇中,人口聚集度非常高,农村人口继续向城市转移的规模非常小,城乡二元的界限模糊,由于人口老龄化、人口密度过大、以及农村生活环境的改善,“人口郊区化”和“逆城市化”在各大中城市普遍出现。2050年人口格网密度分布图的空间基本形态与2010年相似,但大中城市人口密度有大幅增加,沿丝绸之路经济带形成明显的珠串状人口空间分布格局;以国际化大都市西安为起点,人口分布沿丝绸之路主干道(主要是陇海—兰新—北疆—南疆铁路)具有明显的点轴状特征,人口增长较快的城市主要有西安、成阳、宝鸡、榆林、延安、兰州、武威、金昌、嘉峪关、张掖、酒泉、西宁、格尔木、银川、吴忠、石嘴山、乌鲁木齐、克拉玛依、石河子、昌吉、奎屯、伊宁、库尔勒、喀什等区域中心城市,茫崖、若羌、哈密等过去人口密度较低的城市由于南疆铁路环线的建成通车而导致人口较快增长,而陕南地区、甘南、陇南、玉树、果洛、西海固、南疆三地州等地区将成为主要的人口迁移疏散区;由于少子化、老龄化及人口城镇化等原因,陕甘宁等地的中小城镇、经济小县人口持续减少,且分布更加聚集,西北广大农村地区人口密度降低。研究认为人口空间结构应当与自然、经济等人口立地条件相适应,当人口空间结构与立地条件不相适应时,应通过生产力布局调整、加大迁移便利性等途径优化人口空间结构,建议以自由贸易区、内陆港等政策倾向为途径,充分培育西安、乌鲁木齐等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增长极,加快丝绸之路沿线重要的城市群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布局优化,重视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提供,加速人口快速增长的南疆地区的铁路建设,人口迁移和科学生育并举缓解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结构失衡问题,以利于人口密度和人口构成伴随着生产力布局的变动而匹配优化,依靠人口空间结构变动的市场规律,以较小的社会成本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效率提高、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人口空间结构优化目标。
肖梨芳[9](2015)在《农民外出打工对耕地经营效果的影响研究 ——以江西省泰和县为例》文中认为耕地,是人类的劳动对象以及得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和资源,而农户则是耕地利用中的行为主体和决策者,同时也是耕地利用变化的直接作用者以及相关政策的具体响应者。三十多年的国家改革开放政策,推动我国大量农村劳动力持续大规模向沿海城市及较发达地区转移,这也引起了政府的关注和重视以及社会各界对国家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问题的担忧。因此,研究农民外出打工与当地耕地经营状况的变化之间的关系,找到两者之间的内在规律可以有效地避免农村劳动力外出对农业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从而对实现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江西省泰和县为例,利用相关统计数据和基于大量相关文献,经过三次的实地调查,问卷调查,深度访谈,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并借助相关模型和统计分析方法,以农户为单位,从微观的角度对农民外出打工对耕地经营效果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区分不同类型农户,并着重分析劳动力外出对不同类型农户耕地经营效果以及对不同地形区耕地经营效果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得出以下结论:(1)上世纪90年代以来,泰和县农户劳动力外出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阶段(1990-2000年)、快速变化期(2001-2005年)、多样化时期(2006至今)。农民外出打工呈现以下三方面的变化特点:就业类型由单一向多样化转变;农户类型也由纯农户向兼业农户过渡再向非农户转变,兼业化越来越明显;农户外出劳动力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2)农民外出打工对耕地经营效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耕地流转、耕地利用结构、耕地利用集约度、耕地产出、耕地肥力和耕地生态的影响上。不同类型农户按参与耕地流转户数比较:非农户>二兼户>一兼户>纯农户;按户均转入耕地面积比较:一兼户>纯农户>二兼户,非农户不转入土地;按户均转出耕地面积比较:非农户>二兼户>一兼户>纯农户。泰和县农村土地流转主要以出租、转包、转让、委托为基本形式,其中耕地的流转以出租、转包和委托为主,转让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征地行为。(3)三类不同地形区耕地利用结构有差异。首先,农作物种植面积的变化有差异;其次,户均农作物种植面积的变化情况不同;泰和农作物种植结构趋向以水稻、油菜、季节性蔬菜为主,种植结构单一化。山区耕地边际化严重。(4)根据调查发现不同类型农户耕地集约利用差异较大。纯农户耕地利用主要为中度集约,一兼户和二兼户耕地利用主要为中度集约和高度集约。耕地集约利用变化也体现在时间和空间上。时间上,农作物劳动集约度均呈逐年下降趋势;空间上,劳动集约度下降发生在劳动力密集的粮食生产区,受各种因素影响,不同地区劳动集约度水平及其变化幅度在不同时期存在着显着差异。受自然、社会和经济的共同影响,不同区域集约度及其构成变化特征明显不同。(5)农民外出打工对耕地产出、耕地肥力和耕地生态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林洪杰[10](2014)在《教育对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就业的影响 ——基于南疆三地州的实证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以西部现代化进程和新疆社会经济十二五发展规划为背景,通过教育对经济发展促进作用的相关理论回顾与借鉴,分析了新疆少数民族农民教育现状、新疆少数民族农民收入以及就业状况,并以新疆南疆三地州为代表,通过对706户农户入户调研问卷数据的定性与定量分析,从农民自身角度出发揭示当前新疆少数民族农民教育与农民收入和农民就业的相关关系,实证研究新疆少数民族农民教育对其收入和就业的影响程度。在此基础上,以农民收入增长为目标,以农民教育本身为立足点,提出了完善新疆少数民族农民教育,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建议与对策。本文主要的结论有:1.新疆少数民族农民教育对农民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明显。新疆少数民族农民教育从就业动机和就业能力两方面影响其就业决策。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其非农行业转移率越高,异地转移力越强,家庭收入水平也越高;反之,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民更多的“留守”于农业,且家庭经营项目较为单一,家庭收入相对偏低。2.家庭和亲朋好友的影响、技能水平和汉语交流水平对少数民族就业有显着的促进作用。3.宗教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对少数民族外出就业有制约作用。4.教育对新疆少数民族农民非农就业收入的增加有显着的促进作用。
二、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的结构特征与就业地区分布——对宁夏固原县的调查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的结构特征与就业地区分布——对宁夏固原县的调查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述评 |
1.3.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2 国内外研究述评 |
1.4 研究思路、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4.3 数据来源 |
1.5 研究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概念界定 |
2.1.1 退耕还林工程 |
2.1.2 农户、退耕户、非退耕户 |
2.1.3 福利、福利分类、福利度量方法、福利效应、农户福利 |
2.1.4 生活满意度、收入增长、扶贫 |
2.1.5 非农就业 |
2.2 理论基础 |
2.2.1 公共物品理论 |
2.2.2 外部性理论 |
2.2.3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
2.2.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2.5 福利经济学理论 |
2.3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福利效应的影响机理 |
2.3.1 研究视角的再诠释 |
2.3.2 退耕还林工程影响农户福利效应的研究维度 |
2.3.3 作用机理分析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退耕还林工程发展历程与农户福利现状分析 |
3.1 退耕还林工程发展历程 |
3.1.1 启蒙与初创阶段 |
3.1.2 恢复与探索阶段 |
3.1.3 试点与示范阶段 |
3.1.4 启动与调整阶段 |
3.1.5 巩固与发展阶段 |
3.1.6 担当新任务与新使命阶段 |
3.2 退耕区农户福利发展的现状分析 |
3.2.1 退耕区农户主观福利的现状分析 |
3.2.2 退耕区农户客观福利的现状分析 |
3.3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生活满意度主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4.2 模型构建 |
4.2.1 Ordered Probit模型 |
4.2.2 Binary Probit模型 |
4.3 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4.3.1 变量选择 |
4.3.2 描述性统计 |
4.4 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
4.4.1 .多重共线性检验 |
4.4.2 退耕还林对样本总体农户生活满意度福利的影响 |
4.4.3 退耕还林对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生活满意度福利的影响 |
4.4.4 退耕还林对不同区域农户生活满意度福利的影响 |
4.5 稳健性检验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客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5.1 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机理 |
5.2 计量模型构建与方法说明 |
5.2.1 计量模型构建 |
5.2.2 方法说明 |
5.3 变量定义、样本匹配与描述统计 |
5.3.1 变量定义 |
5.3.2 样本匹配(PSM)及其匹配质量检验 |
5.3.3 描述性统计 |
5.4 计量经验结果与分析 |
5.4.1 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5.4.2 退耕还林对农户分项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5.4.3 退耕年份对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5.4.4 退耕还林对不同区域农户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5.4.5 中介效应检验 |
5.5 稳健性检验 |
5.6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扶贫客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6.1 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福利的影响机理分析及研究假设 |
6.2 计量模型构建 |
6.2.1 双差分模型(DID)的适应性分析 |
6.2.2 双差分(DID)模型的构建 |
6.2.3 回归分解计量模型构建 |
6.3 变量设置、样本匹配、贫困判定标准与描述性统计 |
6.3.1 变量设置 |
6.3.2 样本匹配(PSM)及其匹配质量检验 |
6.3.3 贫困判定标准 |
6.3.4 退耕还林扶贫福利瞄准效率情况 |
6.3.5 描述性统计 |
6.4 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
6.4.1 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效果福利的影响 |
6.4.2 退耕年份对农户扶贫效果福利的影响 |
6.4.3 不同区域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福利的影响 |
6.4.4 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福利贡献的影响 |
6.5 稳健性检验 |
6.6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客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7.1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福利的影响机理分析 |
7.2 变量设置与描述性统计 |
7.2.1 变量设置 |
7.2.2 统计性描述 |
7.3 计量模型的构建和方法说明 |
7.3.1 计量模型的构建 |
7.3.2 方法说明 |
7.4 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
7.4.1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参与福利的影响 |
7.4.2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劳动供给福利的影响 |
7.4.3 退耕年份对农户非农就业劳动供给福利的影响 |
7.4.4 不同区域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劳动供给福利的影响 |
7.5 稳健性检验 |
7.6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2.1 创新农户增收福利的退耕补偿机制,提高退耕补贴标准 |
8.2.2 建立和完善农户增收福利的还林生态补偿机制 |
8.2.3 促进农户增收福利的退耕后续产业向新型农林经营模式转变 |
8.2.4 搭建和完善农户非农就业福利平台 |
8.2.5 提高退耕还林扶贫瞄准扶持机制 |
8.2.6 提升农户生活满意度福利水平的认知导向 |
8.3 本研究的不足和进一步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介绍 |
(2)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影响研究 ——以北方农牧交错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及评述 |
1.3.1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研究 |
1.3.2 农牧民分化 |
1.3.3 农牧民生计研究 |
1.3.4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影响研究 |
1.3.5 国内外研究评述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内容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5.1 研究方法 |
1.5.2 技术路线 |
1.6 研究区域概况及数据来源 |
1.6.1 研究区域概况 |
1.6.2 数据来源 |
1.7 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
2.1 基本概念 |
2.1.1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 |
2.1.2 农牧民 |
2.1.3 农牧民分化 |
2.1.4 农牧民生计 |
2.2 理论基础 |
2.2.1 外部性理论 |
2.2.2 公共产品理论 |
2.2.3 农民分化理论 |
2.2.4 可持续生计理论 |
2.2.5 生态经济人理论 |
2.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影响的理论框架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补奖与农牧民生计现状及问题 |
3.1 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践与效果 |
3.1.1 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演变 |
3.1.2 基于宏观视角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践效果 |
3.1.3 基于农牧民微观视角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践效果 |
3.2 北方农牧交错区农牧民生计现状 |
3.2.1 农牧民分化现状 |
3.2.2 农牧民生计资本现状 |
3.2.3 农牧民牧业生计现状 |
3.2.4 农牧民生计对草地资源的依赖度 |
3.2.5 农牧民收入及收入稳定性现状 |
3.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背景下农牧民生计现存问题 |
3.3.1 农牧民分化显着 |
3.3.2 生计缓冲能力弱 |
3.3.3 牧业生计活动与补奖目标相悖 |
3.3.4 生计对草地资源依赖度高 |
3.3.5 收入稳定性水平较低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分化的影响 |
4.1 理论分析 |
4.2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立 |
4.2.1 数据、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4.2.2 模型设立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4.3.1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职业维度水平分化的影响 |
4.3.2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收入维度垂直分化的影响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资本的影响 |
5.1 理论分析 |
5.2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立 |
5.2.1 数据、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5.2.2 模型设立 |
5.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资本的影响 |
5.3.1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资本总值的影响 |
5.3.2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资本影响的分解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牧业生计的影响 |
6.1 理论分析 |
6.1.1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减畜影响的理论分析 |
6.1.2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影响的理论分析 |
6.1.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继续从事牧业生产意愿影响的理论分析 |
6.2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减畜行为的影响 |
6.2.1 数据、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6.2.2 模型设立 |
6.2.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减畜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 |
6.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的影响 |
6.3.1 数据、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6.3.2 模型设立 |
6.3.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6.4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继续从事牧业生产意愿的影响 |
6.4.1 数据、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6.4.2 模型设立 |
6.4.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继续从事牧业生产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 |
6.5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草地资源依赖度的影响 |
7.1 理论分析 |
7.2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立 |
7.2.1 数据、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7.2.2 模型设立 |
7.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草地资源依赖度的影响 |
7.3.1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活动草地资源依赖度的影响 |
7.3.2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家庭劳动力就业草地资源依赖度的影响 |
7.3.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收入草地资源依赖度的影响 |
7.4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收入及其稳定性的影响 |
8.1 理论分析 |
8.2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立 |
8.2.1 数据、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8.2.2 模型设立 |
8.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收入的影响 |
8.4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收入稳定性的影响 |
8.5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
9.1 研究结论 |
9.2 对策建议 |
9.3 研究不足及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
(3)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路径依赖理论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作者简历 |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选题目的 |
1.1.3 选题意义 |
1.2 主要研究方法 |
1.3 主要内容与技术路线 |
1.4 创新点 |
第二章 文献综述及理论框架 |
2.1 产业结构升级 |
2.1.1 产业结构 |
2.1.2 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产业结构高级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 |
2.1.3 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因素 |
2.1.4 研究简评 |
2.2 劳动力演化 |
2.2.1 劳动力演化的概念 |
2.2.2 劳动力演化的特点 |
2.2.3 研究简评 |
2.3 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分析 |
2.3.1 基于结构演进的规律论 |
2.3.2 基于新经济地理理论框架 |
2.3.3 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差异性和适配性 |
2.3.4 研究简评 |
2.4 理论框架 |
2.4.1 复杂性科学 |
2.4.2 路径依赖理论:复杂性系统、作用机制、门槛约束 |
2.4.3 进一步讨论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劳动力演化、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特征 |
3.1 系统非线性特征分析的方法选择 |
3.2 相空间重构及变量选取 |
3.2.1 嵌入维数与延迟时间 |
3.2.2 柯尔莫哥洛夫熵(K熵) |
3.2.3 变量选取 |
3.3 实证结果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劳动力演化的不同维度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作用 |
4.1 模型构建 |
4.1.1 理论基础 |
4.1.2 双主体时空协同演化模型 |
4.1.3 参数估计方法 |
4.2 关键指标测度与选取 |
4.2.1 关键指标的测度 |
4.2.2 数据收集与描述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4.3.1 劳动力数量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 |
4.3.2 劳动力技能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不同类型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作用的情景分析 |
5.1 方法的选择 |
5.1.1 面板门槛模型 |
5.1.2 不同类型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面板门槛模型 |
5.2 关键变量测度与描述 |
5.2.1 解释变量 |
5.2.2 被解释变量 |
5.2.3 控制变量 |
5.3 我国不同类型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门槛回归 |
5.3.1 产业结构合理化面板门槛回归结果 |
5.3.2 产业结构高级化面板门槛回归结果 |
5.4 不同类型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门槛回归的区域性差异 |
5.4.1 各区域门槛效应检验 |
5.4.2 各区域面板门槛回归结果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作用机制与路径优化策略 |
6.1 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作用机制 |
6.2 不同区域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作用机制案例分析 |
6.2.1 东部地区 |
6.2.2 中部地区 |
6.2.3 西部地区 |
6.3 路径优化策略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4)退耕还林对农户劳动供给及收入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退耕还林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尚未完全建立 |
1.1.2 退耕还林影响农户收入水平和来源,使农户收入增长复杂化 |
1.1.3 退耕还林促使农户调整劳动供给及其结构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 |
1.3.1 退耕还林相关文献 |
1.3.2 退耕还林与农户劳动供给相关文献 |
1.3.3 退耕还林与农户收入相关文献 |
1.3.4 国内外研究评价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内容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5.1 研究方法 |
1.5.2 技术路线 |
1.6 可能的创新点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 |
2.1 概念界定 |
2.1.1 退耕还林 |
2.1.2 生态补偿 |
2.1.3 退耕农户及其异质性 |
2.1.4 劳动供给 |
2.1.5 劳动力区位选择 |
2.2 理论基础 |
2.2.1 公共物品理论 |
2.2.2 外部性理论 |
2.2.3 生态理性与退耕还林生态补偿 |
2.2.4 退耕还林农户行为相关理论 |
2.2.5 劳动供给相关理论 |
2.3 退耕还林对农户劳动供给及收入的作用机理分析 |
第三章 退耕区农户劳动供给与收入特征分析 |
3.1 退耕区农户基本特征及退耕状况 |
3.1.1 退耕区农户概况 |
3.1.2 农户退耕状况 |
3.2 退耕区农户劳动供给特征分析 |
3.2.1 农户家庭劳动力特征 |
3.2.2 劳动参与特征 |
3.2.3 劳动供给时间特征 |
3.3 退耕区农户收入差异分析 |
3.3.1 非退耕农户与退耕农户家庭收入比较 |
3.3.2 农户家庭收入的地区异质性特征:东中西部地区 |
3.3.3 农户收入的家庭结构异质性特征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退耕还林对农户劳动参与的影响 |
4.1 退耕还林对农户劳动参与影响的理论分析 |
4.2 数据来源与计量模型 |
4.2.1 数据来源 |
4.2.2 变量设置 |
4.2.3 计量模型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4.3.1 退耕行为对农户劳动参与的影响 |
4.3.2 退耕面积对农户劳动参与的影响 |
4.3.3 退耕年限对农户劳动参与的影响 |
4.4 小结 |
第五章 退耕还林对农户劳动时间的影响 |
5.1 退耕还林对农户劳动时间影响的理论分析 |
5.1.1 退耕还林对农户劳动时间影响的总体分析 |
5.1.2 退耕还林对农户劳动时间影响的结构效应 |
5.2 模型设定与数据 |
5.2.1 模型设定 |
5.2.2 数据来源与变量定义 |
5.3 退耕行为对农户劳动时间的影响 |
5.3.1 退耕行为对农户总体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 |
5.3.2 退耕行为对农户农业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 |
5.3.3 退耕行为对农户非农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 |
5.3.4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劳动力区位选择的影响 |
5.3.5 退耕行为对农户劳动供给影响的内生性与稳健性分析 |
5.4 退耕参与度对农户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 |
5.4.1 退耕面积对农户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 |
5.4.2 退耕年限对农户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 |
5.5 退耕还林对农户劳动供给时间影响的空间异质性 |
5.6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
6.1 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影响的理论分析 |
6.2 模型设定、数据来源与变量设置 |
6.2.1 模型设定 |
6.2.2 数据来源 |
6.2.3 变量设置 |
6.3 农户退耕参与的影响因素与样本匹配 |
6.3.1 退耕还林参与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
6.3.2 倾向值估计与共同支撑域条件 |
6.3.3 样本匹配的平衡性检验 |
6.4 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
6.4.1 退耕行为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
6.4.2 退耕参与度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
6.5 退耕还林收入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
6.5.1 家庭结构异质性对退耕行为收入效应的影响 |
6.5.2 地区差异对退耕行为收入效应的影响 |
6.5.3 退耕参与度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地区差异 |
6.6 小结 |
第七章 劳动供给对退耕还林影响农户收入的中介作用 |
7.1 劳动供给在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影响中的中介作用的理论分析 |
7.1.1 中介作用及其原理 |
7.1.2 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 |
7.1.3 劳动供给在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影响中的中介作用 |
7.2 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
7.3 劳动参与在退耕还林影响农户收入中的中介效应检验 |
7.3.1 劳动参与在退耕行为影响农户收入中的中介作用 |
7.3.2 劳动参与在退耕参与度影响农户收入中的中介作用 |
7.4 劳动时间在退耕还林影响农户收入中的中介效应检验 |
7.4.1 农户收入的多元回归分析 |
7.4.2 劳动时间的多元回归分析 |
7.4.3 中介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
7.5 小结 |
第八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介 |
(5)呼图壁县土地流转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言 |
1.1 研究背景及目的 |
1.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 |
1.4 研究方法、思路及技术路线 |
1.5 数据来源 |
第2章 基础理论研究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2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理论依据 |
2.3 土地流转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影响机理 |
第3章 呼图壁县农村土地流转与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现状 |
3.1 呼图壁县概况 |
3.2 呼图壁县农村土地流转状况 |
3.3 呼图壁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现状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呼图壁县土地流转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影响分析 |
4.1 基于调研的土地流转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影响分析 |
4.2 基于模型的土地流转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影响分析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土地流转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国内外经验借鉴及启示 |
5.1 土地流转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国外经验 |
5.2 我国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主要模式 |
第6章 促进呼图壁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对策建议 |
6.1 政府主导 |
6.2 社会协同 |
6.3 家庭参与 |
6.4 个人提升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7.1 结论 |
7.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呼图壁县土地流转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调查问卷 |
致谢 |
作者简历 |
(6)可持续生计资本对牧民收入影响研究 ——以内蒙古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标和意义 |
1.2.1 研究目标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
1.3.1 研究思路 |
1.3.2 主要内容 |
1.4 研究的关键问题、方法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的关键问题 |
1.4.2 研究方法 |
1.4.3 技术路线 |
1.5 研究的创新之处 |
2 文献综述 |
2.1 农牧民增收研究 |
2.1.1 农牧民收入增长理论 |
2.1.2 农民增收影响因素 |
2.1.3 农民增收政策 |
2.1.4 牧民增收状况、影响因素及政策 |
2.1.5 农牧民增收研究述评 |
2.2 可持续生计与农牧民增收 |
2.2.1 可持续生计理论 |
2.2.2 可持续生计实证研究 |
2.2.3 可持续生计对农牧民收入的影响分析 |
2.3 文献述评 |
3 相关概念、理论基础及分析框架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3.1.1 牧民 |
3.1.2 牧民收入 |
3.1.3 可持续生计 |
3.2 理论基础 |
3.2.1 收入理论 |
3.2.2 外部性理论 |
3.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3.3 理论分析框架 |
3.3.1 可持续生计内涵 |
3.3.2 可持续生计资本分析框架的主要内容 |
3.4 本章小结 |
4 内蒙古牧民收入演变历程及特征分析 |
4.1 牧民收入水平的变化分析 |
4.1.1 迅猛增长阶段 |
4.1.2 波动增长阶段 |
4.1.3 高速增长阶段 |
4.1.4 明显下降阶段 |
4.1.5 恢复增长阶段 |
4.2 牧民收入结构的变化分析 |
4.2.1 一级收入结构分析 |
4.2.2 二级收入结构分析 |
4.2.3 三级收入结构分析 |
4.3 牧民收入的差距变化分析 |
4.3.1 区域差距分析 |
4.3.2 城乡差距分析 |
4.3.3 内部差距分析 |
4.4 牧民收入增长特征总结 |
4.4.1 牧民收入增长极不稳定且增速趋缓 |
4.4.2 牧民收入渠道单一,抗风险能力较弱 |
4.4.3 牧民收入增长呈现极不平衡特征 |
4.5 本章小结 |
5 牧民收入影响因素的定性分析 |
5.1 牧民增收的分析思路 |
5.1.1 基于可持续生计资本的视角 |
5.1.2 牧民收入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构建 |
5.2 牧民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
5.2.1 脆弱性背景的冲击 |
5.2.2 可持续生计资本的影响 |
5.2.3 政策性因素的影响 |
5.3 本章小结 |
6 牧民收入水平及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6.1 研究区域概况 |
6.2 数据来源及问卷设计 |
6.2.1 数据来源及样本选取 |
6.2.2 问卷设计 |
6.3 样本牧户家庭特征及收入水平描述 |
6.3.1 样本牧户家庭特征 |
6.3.2 样本牧户人均收入水平及增长 |
6.3.3 样本牧户人均收入来源及结构 |
6.3.4 样本牧户的收入差距状况 |
6.4 牧户收入水平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6.4.1 模型的设定与说明 |
6.4.2 变量的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6.4.3 模型结果分析 |
6.5 牧户收入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6.5.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6.5.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6.5.3 模型结果分析 |
6.6 本章小结 |
7 促进内蒙古牧民增收的有效途径和措施 |
7.1 明确牧民增收目标,完善牧民增收思路 |
7.1.1 明确牧民增收目标与内涵 |
7.1.2 完善牧民增收思路 |
7.2 完善牧区草原确权制度,挖掘自然资本增收潜力 |
7.2.1 完善牧区草原确权承包制度 |
7.2.2 优化草原生态补偿政策 |
7.3 加强牧区物质资本建设,拓宽牧民经营收入增收空间 |
7.3.1 转变草原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 |
7.3.2 加强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 |
7.4 重视牧区人力资本积累,推动牧民工资收入快速增长 |
7.4.1 提高牧民的基础教育水平 |
7.4.2 加强牧民的职业教育培训 |
7.5 完善牧区金融市场服务,激发牧民财产收入增长潜力 |
7.5.1 建设牧区金融服务体系 |
7.5.2 积极发展牧区小额信贷 |
7.5.3 创新牧区金融信贷产品 |
7.6 提升牧区社会资本水平,缩减牧户收入不平等差距 |
7.6.1 鼓励培育牧区合作组织 |
7.6.2 强化牧区基层组织作用 |
7.7 完善牧区政策支持体系,确保牧民转移性收入持续增长 |
7.7.1 改革完善畜草原牧业补贴政策 |
7.7.2 完善草原牧区社会保障机制 |
7.8 本章小结 |
8 研究结论与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2 研究不足之处 |
8.3 研究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8)丝绸之路经济带(境内段)人口空间结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问题提出 |
1.2 概念界定 |
1.2.1 人口空间结构定义 |
1.2.2 研究时空范围界定 |
1.2.3 研究区域概况 |
1.3 研究工具、方法和数据来源 |
1.3.1 研究工具和方法 |
1.3.2 数据来源 |
1.4 技术路线 |
1.5 创新之处 |
第2章 理论综述 |
2.1 相关理论 |
2.1.1 人口空间结构形成及变动机制研究的相关理论 |
2.1.2 区域经济增长理论 |
2.2 研究综述 |
2.2.1 丝绸之路人口研究综述 |
2.2.2 人口空间结构研究综述 |
2.3 成果述评 |
第3章 古丝绸之路人口空间结构演变 |
3.1 古丝绸之路人口概况 |
3.2 历史时期西北丝绸之路人口空间分布演变过程 |
3.2.1 两汉时期——丝路开辟期的人口空间结构特征 |
3.2.2 隋唐时期——丝路兴盛期的人口空间结构特征 |
3.2.3 辽宋时期——丝路衰退期的人口空间结构特征 |
3.2.4 元时期——丝路复兴期的人口空间结构特征 |
3.2.5 明时期——丝路衰退Ⅱ期的人口空间结构特征 |
3.2.6 清时期——丝路萧条期的人口空间结构特征 |
3.3 古丝绸之路人口分布演变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启示 |
3.3.1 古丝绸之路人口分布演变的影响因素 |
3.3.2 古丝绸之路人口分布演变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启示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空间结构现状研究 |
4.1 基于土地利用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密度格网分布 |
4.1.1 格网化方法 |
4.1.2 丝绸之路经济带2010年人口密度格网分布图 |
4.2 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指标空间分布特征 |
4.2.1 趋势面分析方法 |
4.2.2 人口指标空间分布特征 |
4.3 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空间结构的省际、区际分异 |
4.3.1 陕西省人口空间分异 |
4.3.2 甘肃省人口空间分异 |
4.3.3 青海省人口空间分异 |
4.3.4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口空间分异 |
4.3.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口空间分异 |
4.4 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空间分异指标分析 |
4.4.1 指标分析方法 |
4.4.2 变量选取 |
4.4.3 结果分析 |
4.5 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空间结构的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 |
4.5.1 因子分析方法 |
4.5.2 变量选取与试验过程 |
4.5.3 因子解释 |
4.5.4 聚类分析方法 |
4.5.5 基于聚类结果的人口区划 |
4.6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空间结构变动的动力机制 |
5.1 人口空间结构与经济要素布局的空间相关性 |
5.1.1 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经济要素布局现状 |
5.1.2 人口空间结构与经济要素布局的相关关系 |
5.2 人口空间结构变动的经济学原理 |
5.2.1 人口自然变动的区际差异及其经济学原理 |
5.2.2 人口城镇化的家庭决策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 |
5.3 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空间结构变动的重要影响因素 |
5.4 人口空间结构变动的动力模型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空间结构预测 |
6.1 基于GM(1,1)修正系数模型的人口分布预测 |
6.1.1 灰色理论建模原理及过程 |
6.1.2 系数设定方法 |
6.2 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空间结构预测结果 |
6.2.1 丝绸之路经济带2010至2050年人口规模变动趋势面 |
6.2.2 丝绸之路经济带2050年人口密度格网分布图 |
6.2.3 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群人口密度变动情况 |
6.4 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空间结构未来趋势的经济效率评价 |
6.5 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口空间结构优化建议 |
6.6 本章小结 |
第7章 结论 |
7.1 主要结论 |
7.2 研究的局限性和改进方法 |
7.3 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9)农民外出打工对耕地经营效果的影响研究 ——以江西省泰和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2 研究进展 |
1.3 研究内容 |
2. 研究区概况 |
2.1 研究区地理位置 |
2.2 研究区自然环境 |
2.3 研究区社会经济 |
3. 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
3.1 收集社会统计数据 |
3.2 基于农户调查数据 |
3.3 调查方法 |
3.4 数据处理方法 |
3.5 相关理论基础 |
4. 农户劳动力外出变化分析 |
4.1 农户家庭特征分析 |
4.2 农户劳动力外出就业类型调查 |
4.3 90年代以来农户劳动力外出就业变化 |
5. 农民外出打工对耕地经营效果的影响调查与分析 |
5.1 对耕地流转的影响 |
5.2 对耕地利用结构的影响 |
5.3 对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 |
5.4 对耕地产出的影响 |
5.5 对耕地肥力的影响 |
5.6 对耕地生态的影响 |
6. 农户家庭特征对耕地经营效果影响的综合评价 |
6.1 评价方法 |
6.2 评价结果 |
7. 结论和展望 |
7.1 结论和启示 |
7.2 展望 |
7.3 创新与不足之处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历 |
(10)教育对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就业的影响 ——基于南疆三地州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问题提出 |
1.2 研究目标 |
1.3 技术路线与研究内容 |
1.3.1 技术路线 |
1.3.2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数据来源 |
1.5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第2章 概念界定和理论研究基础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2.1.1 农民 |
2.1.2 教育和农民教育 |
2.1.3 就业和农民就业 |
2.1.4 农民收入 |
2.2 理论研究基础 |
2.2.1 人力资本理论 |
2.2.2 筛选与信号传递理论 |
2.3 文献综述 |
2.3.1 农民教育相关研究 |
2.3.2 教育对农民收入影响的相关研究 |
2.3.3 教育就农民就业影响的相关研究 |
2.3.4 农民教育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2.4 研究评述 |
第3章 南疆三地州少数民族农民教育与就业的发展概况 |
3.1 南疆三地州概况 |
3.1.1 南疆三地州地理概况 |
3.1.2 南疆三地州地区人口现状 |
3.1.3 南疆三地州少数民族劳动力现状 |
3.2 南疆三地州教育概况 |
3.2.1 南疆三地州各类学校分布情况 |
3.2.2 南疆三地州生师比情况 |
3.2.3 南疆三地州在校学生总人数及增速 |
3.2.4 南疆三地州双语教育的发展状况 |
3.2.5 南疆三地州职业教育的发展状况 |
3.2.6 南疆三地州少数民族农民教育结构现状 |
3.3 新疆南疆三地州少数民族农民收入状况 |
3.3.1 南疆三地州少数民族农民人均纯收入情况 |
3.3.2 南疆三地州少数民族农民收入构成情况 |
3.3.3 南疆三地州农民按受教育程度分组的收入状况 |
3.4 南疆三地州少数民族农民就业概况 |
3.4.1 南疆三地州少数民族农民就业行业分布 |
3.4.2 南疆三地州少数民族农民非农就业渠道分布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教育对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就业的影响 |
4.1 教育对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就业影响的一般分析 |
4.1.1 教育对少数民族农民就业行业分布的影响 |
4.1.2 教育对少数民族农民就业职业分布的影响 |
4.1.3 教育对少数民族农民外出就业区域分布的影响 |
4.1.4 教育对少数民族农民外出就业时间分布的影响 |
4.1.5 教育对少数民族农民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 |
4.2 教育对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 |
4.2.1 方法选择和变量说明 |
4.2.2 模型选择 |
4.2.3 结果分析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新疆少数民族农民教育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 |
5.1 指标介绍与方法选择 |
5.1.1 指标介绍 |
5.1.2 方法选择 |
5.2 列联表卡方检验原理 |
5.3 结果分析 |
5.3.1 家庭经济水平是新疆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 |
5.3.2 职业技术水平发展制约了新疆少数民族教育 |
5.3.3 教育意识形态下的政治面貌对新疆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影响 |
5.3.4 父母和亲朋好友的受教育程度对新疆少数民族教育的影响 |
5.3.5 宗教意识、汉语交流水平同教育发展水平的交叉分析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6.1 研究结论 |
6.1.1 新疆少数民族农民教育发展和就业状况取得较大成就,但依然存在不少问题 |
6.1.2 教育对新疆少数民族农民非农就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
6.1.3 影响新疆少数民族农民教育发展的制约因素 |
6.2 对策建议 |
6.2.1 促进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就业的对策建议 |
6.2.2 促进新疆少数民族农民教育发展的对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作者简介及在学成果 |
四、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的结构特征与就业地区分布——对宁夏固原县的调查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应研究[D]. 杨均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2)
- [2]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影响研究 ——以北方农牧交错区为例[D]. 周升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2)
- [3]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路径依赖理论的视角[D]. 戴潇. 中国地质大学, 2019(05)
- [4]退耕还林对农户劳动供给及收入的影响研究[D]. 张炜.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9
- [5]呼图壁县土地流转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影响研究[D]. 门建芳. 新疆农业大学, 2018(06)
- [6]可持续生计资本对牧民收入影响研究 ——以内蒙古为例[D]. 王海春.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17(11)
- [7]气候移民动力机制:基于混合研究范式的宁夏案例[J]. 郑艳,孟慧新,谢欣露,石尚柏,范建荣. 中国软科学, 2016(03)
- [8]丝绸之路经济带(境内段)人口空间结构研究[D]. 米瑞华. 陕西师范大学, 2015(03)
- [9]农民外出打工对耕地经营效果的影响研究 ——以江西省泰和县为例[D]. 肖梨芳. 福建师范大学, 2015(02)
- [10]教育对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就业的影响 ——基于南疆三地州的实证研究[D]. 林洪杰. 新疆农业大学, 201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