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绛县5．5万农民跳出“农”门（论文文献综述）
陈敏[1]（2020）在《农村饮水安全供给的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村饮水安全是世界性难题,联合国及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等和各个国家都高度重视。我国也不例外:近40年来先后投资1.5万亿元、新建1100多万处农村饮水工程、覆盖近10亿农村居民。从工程覆盖面看,我国应已全面解决了农村居民饮水问题。但调查和统计显示,情况并不乐观,农村饮水数量上供不应求和供过于求、价格上供高于求、质量上供低于求等矛盾问题处处存在（陈敏,2020）。一方面是有水供给但无人使用,农村地区尤其是南方农村存在大量饮水工程被抛荒,供能闲置50%以上,水利部暗访统计也证实有50%左右的农村饮水工程表现为不可持续;长江水利科学院对重庆试点区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进行评价,只有38.5%达到可持续标准。另一方面是有部分农村居民没有水用或者有人乱用水、浪费水的情况并存,大量农村居民依旧过着喝望天水的生活,包括部分工程覆盖范围的居民,也有居民挥霍着政府提供的福利水、免费水。可见,有工程覆盖≠有产品供给,有供给≠有效供给,百姓有需要≠市场有需求。农村饮水为什么会大量出现“有供有需但非有效”的情况?这是国内外众多专家持久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什么是有效的农村饮水制度安排?为什么要进行农村饮水有效供给制度创新?如何进行农村饮水有效供给的制度创新?研究目标有三:一是把握农村饮水供给的变动规律、本质属性、现实需求和阶段性特征;二是明确实现农村饮水有效供给的制度安排及其内在机理;三是揭示制约农村饮水有效供给的具体制度因素及其形成机理,并提出相应的制度创新思路和具体建议。研究思路是: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从农村饮水的产品属性入手,以实现农村饮水有效供给为目标,以明确农村饮水有效供给制度安排的总体思路和现实条件为切入点,试图通过构建农村饮水市场供给有效性分析模型,对农村饮水市场供给有效性进行检验,对实现农村饮水有效供给的制度创新重要性和制度创新内容进行探究。在此基础上,从农村饮水制度设计冲突、农村饮水供给主体制度落地矛盾、农村饮水融资投入制度困境等维度,分析相关制度的缺陷及其内在机理,并提出相应制度创新的方向和建议,以期为更好地调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积极性、发挥市场和政府两个作用、克服“泛市场化”“泛公益化”两种错误认识,进而构建实现农村饮水有效供给制度体系提供理论依据。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得出主要结论有:（1）农村饮水安全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应具有优先保障地位（第3章）。通过追溯农村饮水安全的发展历程,并与其他类似公共产品比较分析,可得到农村饮水安全具有基础性和致命性、垄断性和群体性、阶段性和反复性、区域性和差异性、资源性和流动性等本质属性和公益性和经营性杂糅、规模效益和规模不经济并存、基本需求和非基本需求混合、建设不标准和运行不规范叠加、社会供给和自我供给交叉、供过于求与供不应求交织等阶段性特征,其需求具有钢性强、受众宽、空间大等特点,在农村所有公共产品供给中具有优先地位。（2）农村饮水安全有效供给制度安排的关键是厘清政府和市场的权责范围并充分发挥两者的作用（第4章）。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农村饮水安全有效供给,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百姓饮水中市场需求部分和基本需求的市场有效部分由市场主体按照市场法则进行供给;又要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兜底保基本民生中作用,对基本需求中的市场失灵部分,应该由政府兜底保障,政府既不能越位,更不能错位、缺位。（3）市场失灵是当前农村饮水安全市场的主体表现（第5章）。通过构建农村饮水有效供给市场分析模型,推导当前1100多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可能存在的360种市场供需情形中,只有72种市场有效,这意味着理论上农村饮水市场80%会失灵,为政府参与农村饮水供给提供了理论依据。（4）改进和创新农村饮水安全有效供给制度体系是政府当前破解农村饮水有效供给难题的有效途径（第6、7、8章）。当前我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大建设时期已经结束,饮水供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已发生深刻变化,通过考察搜集到的中央、地方和基层的38个农村饮水制度,发现之前以工程为中心、以投资为中心、以管理为中心的农村饮水制度难以适应新矛盾、新任务,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改进和创新,通过创新建立以分区定性、分段定责、分量计价的农村饮水安全制度体系,包括总供给-总销售制度（CS-CS制度）、阶段水价制度、城乡联动联调水价制度、“双通道”决策制度、专用水票“需求侧”直补制度、内部交叉补贴制度等,释放制度红利、巩固建设成果,既可提高投资效益,又可增强百姓福祉。本文可能的创新点:（1）提出农村公共产品和农村饮水安全分区供给理论。按照覆盖范围和缺失危害程度标准,提出了农村公共产品分区（ABCD）设计理论,并发现农村饮水处于A区的优先地位。并按照供需关系和市场原则,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市场进行分区,划分了市场和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职责界限,发现农村饮水刚需部分（ac C）在农村公共产品保障中的特殊地位。农村公共产品和农村饮水安全分区供给理论有助于回答“农村饮水安全是不是公共产品”“农村饮水为何需要优先供给”“如何厘清市场和政府在供给农村饮水职责的界限”等基本问题。（2）构建融合“价格控制”和“供求干预”为一体的农村饮水安全市场分析模型。基于农村饮水安全分区供给理论,本文构建了农村饮水有效供给市场分析模型,把农村饮水需求分解为基本需求（公益品）和非基本需求（市场产品）,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场在农村饮水有效供给中的职责边界。这一研究结论可为在减轻政府负担中压实政府责任、在增加企业责任中促进企业发展,把原来解决农村饮水问题的“独木桥”路径变成“双通道”提供依据。（3）基于“卡尔-希克斯标准”构建农村饮水有效供给制度体系。本文从定性制度、责任制度、融资制度等9个方面,考察了3个层面、38个农村饮水制度的效率,剖析了制度失灵的内在机理,并按照“卡尔-希克斯标准”进行制度改进,创新了农村饮水有效供给制度体系,回答了“农民可用多少水、交多少费”“政府该尽什么责、补多少钱”等长期困扰农村饮水安全有效供给的基本问题。
田孟[2]（2018）在《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文中提出目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主要表现为大量的公共财政投入和密集的制度建设,然而这些举措却并未实现预期目标,出现了明显的政策偏差,并且最终造成了一种政府、患者（社会）和医院（医生）都不满意的意外结果。这种政策的意外结果构成了笔者的问题意识来源。全面考察农村新医改各项政策的具体实践过程,进而分析和解释其中的政策偏差现象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构成了本文的主要目标。本文主要基于富县这个中西部普通农业县的田野调查,采用将纵向的历史变迁梳理和横向的制度实践分析两个维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探讨了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试图提出相应的破解之策。由于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深度“嵌入”于国家自上而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农村自下而上的经济社会变迁的背景之中,因此,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过程便不仅可以看作是一个考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学或卫生经济学问题,而且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或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学问题。由于当前农村新医改所面临的问题已远远超出“政府-市场”框架的解释能力和认识范围,通过引入“国家-社会”框架,将能有助于深化认识,并对接下来的农村新医改具体实践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指导和建议。社会学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主要关注的是在以国家力量为主要依托的、包括了现代市场和现代政府等在内的现代性因素进入尚具有传统性特征的乡村社会的过程中,那些包括了既有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等要素在内的传统社会因素的反应、作用及其应对方式。其中,特别强调传统社会性因素和机制在这一现代化过程中的所具有的作用和价值等。具体就农村新医改这一研究主题而言,政府主导的卫生体制必须要在政府、市场和农民（社会）之间达成某种均衡,尤其是要注意调动农民及村社自身的主体性和积极性。笔者认为,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和基于村社的农民合作共同构成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主要机制。在“国家-社会”框架下,本文主要从纵向的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历程和横向的农村新医改的制度实践两个维度具体展开:首先是考察了新医改前的两个阶段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建设的历程和模式,其次是分别考察了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阶段最主要的三项制度的实践过程及其面临的困境。首先是对于第一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前的考察。国民政府在建设现代卫生事业的过程中,不仅未能较好地体现政府主导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也没有以农民为本位,积极发动农民,促成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和主体性,这是国民政府时期现代卫生事业不彰的根本原因;而集体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主要是采取了将行政主导的体制和农民及村社本位的机制相结合的办法,最终快速、有效地推动了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深入到农村社会之中,并取得了巨大成绩。其次是对于第二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后至新世纪以前的旧医改的考察。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从整体上看,卫生事业活力确实有所增强,卫生机构和卫生人员有所增加,卫生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也都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由于市场失灵的出现和普遍存在,不同区域之间,以及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组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从而严重影响了农村卫生事业的协调发展,“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日益突出并成为民众的不可承受之重。最后是对于第三阶段即新世纪以来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的考察。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中的三项主要制度都没有能够很好地实现预期目标,也即出现了政策偏差的现象。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在贯彻落实政府主导的原则的同时,没有能够考虑到农村的客观实际并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不过,笔者并非笼统地进行阐述和演绎,而是对新医改中的三项制度分别进行探讨:第一,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卫生人才问题上,笔者认为,现行城乡同一的执业医师制度脱离了农村的客观实际,是导致农村卫生人才事业陷入短缺困境的关键原因。第二,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医疗费用负担问题上,笔者发现,新农合筹资量的剧增并没有减轻农民的疾病负担,而是让农民的疾病负担持续性地保持在了一个并不能够保障其避免陷入贫困之中的支出水平之上。新农合制度以大病统筹作为基本的制度定位和将新农合视为社会医疗保险的倾向,不仅违背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而且也不符合疾病治疗的基本规律。第三,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问题上,笔者发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各项服务主要采取了项目制的方式进行供给,从而非常明显地强化了政府内部“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导致农民参与决策的空间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对于当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所遭遇到的困境,必须超越“政府-市场”视角,引入强调社会机制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在后者看来,现代社会的建立过程本质上是现代性因素在整个社会弥散和建立的过程。然而,在此过程中,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新的社会秩序。这是因为,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缺乏自律性,故而它们都有可能发生对于社会领域的过度扩展和僭越,也即进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领域,从而造成社会秩序的进一步混乱。因此,在一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人们面对的可能不只是市场失灵的问题,也不单是政府失灵的问题,而往往是市场和政府同时出现失灵的问题。对此,“国家-社会”范式强调要超越市场与政府,站在社会的角度来反思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从而为社会秩序的最终达成提供创造性的思路。由此观之,农村新医改的各种制度之所以会在实践过程中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和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没有能够体现农民的本位原则,农民的参与性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农村社会的差异性在决策中没有得到基本的重视和充分的体现,农民的需求偏好得不到有效地地表达和回应。笔者提出,在通过适度下放决策权力的方式以完善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的同时,还应着力强调农民及村社在医疗卫生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农村医疗卫生政策要以农民为本位,通过将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与自上而下的国家各项医疗卫生政策及资源相对接的平台和能力。总之,一方面要继续坚持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要特别强调以农民为本位的基本方略,即以农村的客观状况和实际需要作为卫生制度改革的基准,并特别注意在村社共同体的基础之上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和主动性,把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模式”作为接下来农村新医改实践的主要方向,这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总体目标中的“中国特色”之所在。
王磊[3]（2017）在《山西省翼城县特色农业产业体系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农业自古以来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就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党的各大会议一再强调发展“三农”的重要性,翼城以科学发展观和“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统领,以转型跨越发展为抓手,充分把握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新趋势的机遇,开拓创新、率先发展。以建立现代农业和特色农业大县为目标,实施“科技推动、特色发展、效益提升、生态协调”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时期实施产业转型发展。翼城县在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化有着先天的区位优势地处山西南部,位于三省六市府都的中心地带,是连接东西、南下北上的重要枢纽,也是太原、西安、中原经济圈外延辐射的核心区域。特色产业优势明显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赋予农作物先天有发展优势,生态环境优势明显农业主要产区都属于纯农业的乡镇,煤炭及其工业园区相对集中,农业生产环境较好,对发展绿色无公害农业非常有利。工业带动优势、旅游环境优势给翼城县发展特色农业带来契机,但也存在是许多不足,如产业规模化程度低、农产品加工落后、农业科技水平有待提升、产业发展融资难等问题。同时对优化发展翼城特色农业布局、功能、基础建设、园区发展等提出对策建议。本文通过对翼城县农业发展的SWOT的综合分析得出:翼城县农业发展要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深挖其“特”将区域特有名优产品,转化成特色商品。同时顺应国际双向开放时代特征,补足农业企业的短板补齐软硬农业基础设施短板,提高特色品牌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研究研究背景国内外研究状况、以及本文的创新和特色,第二部分介绍了特色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相关概念,第三部分对翼城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条件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对翼城特色农业产业发展运用SWOT模型进行分析,第五部分提出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对策建议,第六部分是结论与不足。
武甲斐[4]（2017）在《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新时期下世界主要经济体对农业的功能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农业对于国家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一个产业部门,有着决定性的战略作用和关键性的战术功能。当前,是我国农业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度的关键阶段,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发展,特别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化对传统产业的整合,以及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的增强和国内外农产品市场融合进程的加速,我国农业发展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已不可调和,必须利用技术进步、制度创新行变革、选择一条可以有效消除资源条件制约的发展途径,这就需要将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问题的研究具体化。山西省地处黄河流域,有着悠久深厚的农耕文化底蕴,作为“农业学大寨”的发源地,曾在特定历史时期引领了农业的创新与发展,使山西省成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加强农田水利建设的旗帜和典范。当前条件下,诊断山西省农业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明确山西省农业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对于山西省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本文对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问题的研究包括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场域分析、对策建议四个主要组成部分,根据生产方式理论和农业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确立了以农业区位条件为基础、农业生产方式、农业经营方式和农业管理方式为主要脉络,农业生产效率、农业经营效益、农业协调发展能力为主要衡量依据,即期场域研究为微观验证的基本研究思路,分析论证了山西省农业发展方式的要素禀赋、发展特征、存在问题、制约因素以及发展动力,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方向、目标与路径选择。具体结论如下:（一）本文运用超效率DEA与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山西省农业的生产效率,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和网络平台调查法对山西省农业经营效益进行了特征性分析,运用区域农业协调发展评价模型评价了山西省农业的协调发展能力,综合山西省农业生产效率特征、山西省农业经营效益特征和山西省农业协调发展能力特征得出,山西省农业发展方式的主要问题是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发展极不协调,农村居民家庭自主经营、创造效益的能力在减弱,对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和农业扶持政策的依赖在增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规模偏小,盈利能力普遍较低,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较弱,农业生产的资源、环境系统长期超负荷运转,农业纯技术效率水平低,农业要素规模效率支撑了山西省农业的粗放式发展,2009年山西省农村居民家庭增收的主要渠道由经营性收入开始向工资性收入转变,2014年山西省农业资源-环境系统承载力达到极限,2015年成为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起点。（二）通过场域的案例剖析,总结归纳了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主要制约因素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农业生产中的资源利用问题;二是农业经营中的人力资本问题;三是农业管理中的财政支农问题;依据山西省农业发展方式特征的实证分析,总结归纳了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动力因素,其中山西省经济深陷“资源型陷阱”,传统资源型掠夺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已到尽头,全省上下认识到了产业结构优化的迫切性,坚定了经济转型、可持续发展的信念,成为了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最为重要的外部动力;由于山西省农业发展方式的发展现状背离了农业生产主体、农业经营主体、农业管理主体的根本目标,因而产生了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内生动力,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山西省农业生产方式追求效率提升的动力;二是山西省农业经营方式追求效益提升的动力;三是山西省农业管理方式追求产业协调发展的动力。（三）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目标是到2020年形成具有山西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方式,具体包含以下三大特征:第一是生产集约型农业,农业生产效率高,11个地市农业生产的超效率DEA值大于1,农业生产的纯技术效率指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二是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农业经营效益好,农村居民家庭自主经营、创造效益的能力较强,经营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基本持平,农业经营主体的具备较强市场竞争力,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三是环境友好型农业,农业产业实现协调发展,农业资源系统和环境系统与农业人口系统、农业经济系统和农业社会系统形成良好互动,大专以上学历的农村家庭劳动力占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四）根据山西省的区位条件以及农业生产方式、农业经营方式、农业管理方式发展的轨迹,山西省农业应该将“莱茵+生态+智慧”模式作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路径选择,即从农业发展形态上以发展中小农场为主,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选择生态智慧发展路径,借助旅游、休闲、养老、养生、景观这些农业资源业态,突破农业产业经营效益的局限性,发挥农业多功能性拓宽农业的增收渠道,利用互联网对传统产业链条的整合,将本地化农业进行特色化、共享化、一体化发展。具体包括以下八个方面:一是发展“功能农业”,构建概念增长极;二是推进玉米去库存,优化农业生产结构;三是利用“互联网+”发展订单农业和社群农业,四是增强果蔬品牌实力,推动杂粮、畜牧品牌建设;五是发挥家庭农场功能,推广人才带动型模式;六是打通“两点一廊道”,打造农业优势集聚区;七是成立农业信用公司,激活社会资金;八是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再造一元农业管理生态。
张雪松[5]（2017）在《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少数民族市民化研究 ——以昆明彝族和回族聚居社区为核心的考察》文中指出近几十年来中国市民化主要有两种模式,即过渡市民化模式和直接市民化模式。过渡模式指农民进入城市生活一段时间后获得市民身份,如上大学后进入公务员、事业单位系统工作、农民工市民化等;直接市民化指农民直接获得市民身份,失地农民市民化是最主要的形式。当前学界对过渡市民化的关注较多,对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关注相对薄弱。本文通过对失地农民市民化不同模式的具体分析,呈现在不同民族、文化、宗教背景下市民化的不同动力、不同路径和不同结果,认为市民化并非简单的统一过程,而具有多元化的特征。本研究以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为指导进行调查分析研究;以昆明主城郊区的少数民族聚居社区的少数民族群众为研究重点,选取了区位相似,成因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的三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为研究对象。一个是在快速城市化进程因民族和宗教原因,外来回族和当地回族共同形成的回族聚居社区;一个是因国家重点项目建设整体移居至城市郊区的彝族村庄,他们背井离乡,在完全陌生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中开始新的生活;一个是城市世居的彝族聚居社区,他们在城市化过程中几乎完全失地,生活在熟悉的地域上和陌生的环境中。生活环境的变化为他们带来了的身份转换、生计转型、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转变,这一切对于这些少数民族群众来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并且存在着相当的机遇与困境。通过对3个社区市民化的全面比较,描述当地居民在近十多年来市民化过程中的现实遭遇,分析民族身份、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经济发展等因素在市民化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勾勒出几个社区各自独特的市民化表现。以上分析发现,市民化既不意味着生活方式必然走向现代化,也不意味着社会关系割裂和传统文化消亡,而是一个具有多元模式的过程,这种多元模式可能导致多种不同效果,随具体情境和条件转变而表现出差异。本论文分三个部分共八章。第一部分阐述了研究的缘起,并对国内外相关的研究现状和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表明了研究的理论支撑、研究方法和研究概念。第二部分通过对三个田野点的村民卷入城市化进程后在应对失地、生计方式转型、社会结构重构、文化延续与重建和身份的转换与调试过程中对比,描述分析了昆明的城市失地少数民族群众在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交往等方面的变化和发展以及在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从应对失地的不同策略来考查对比不同民族在面对失去土地这一最基本生产资料所表现出的适应性,讨论当前在政府主导下城市化过程中的征地补偿与城市少数民族这一特殊群体的市民化的不合拍不合理之处。他们的生计方式从“有土时代”到“无土时代”的转型对比分析,讨论城市少数民族生计转型面临的各种障碍。从熟人社会邻里观念瓦解、民族内聚力和市民观念增强以及婚姻家庭生活方式的嬗变来讨论社会记忆在城市化中的意义。分析对比了村落生活方式的延续和重建、城市生活方式的适应与变迁、宗教文化的适应与变迁以及民族教育的传承等方面的问题,讨论社会记忆的延续与民族文化的张力。从城郊农村基层组织的“翻牌”式的城市化模式,分析对比城市少数民族聚居区归属感、市民身份认同度,讨论城市少数民族身份的断裂与重塑中遇到的问题。第三部分是全文的结语,在前两部分的叙述的基础上,总结出了自然发展型、传统重构型和文化冲突型3种市民化模式,进而认为市民化的动因是多元的,市民化的进程是多元的,市民化的效果是多元的,市民化的模式也是多元的。政府在推进市民化的过程中,应该把市民化看作是实现经济、社会、文化全面进步的手段,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同时,应该意识到市民化与传统保护之间并不冲突,采取积极措施,选择推进市民化的正确方式,实现文化传统保护与市民化进程的双目标。
连芙蓉[6]（2013）在《劳动力城乡转移背景下的东乡族家庭关系研究 ——基于大岭到兰州的实地调查》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户籍制度的松动,我国出现了规模庞大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他们往返于城乡之间,对城乡社会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而这种冲击发生最深的领域就是他们自身生活其中的家庭。本文以大岭村为调查基点,在此基础上,根据不同的流动形式,把大岭村的流动家庭划分为两种:一种是家中男性劳动力因各种原因（如进城打工、做生意,工作调动等）季节性外出,妇女、儿童、老人留守,家庭生活重心还在农村,但家庭成员之间长期分离、聚少离多,本文称这种家庭为“半漂式流动家庭”;一种是全部家庭成员因各种原因（如进城打工、做生意,工作调动等）一起进城,家庭生活重心完全转移到城市,但户籍却仍留在农村,家庭各成员之间不用长期分离,本文称这种家庭为“全漂式流动家庭”。本研究重点考察普通家庭变为“半漂式流动家庭”或“全漂式流动家庭”后,家庭关系所发生的变化,即由家庭人员的流动对家庭关系所造成的影响和产生的问题。本文把家庭关系区分为家庭内部关系和家庭外部关系,前者主要包括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后者主要指的是亲属关系和邻里关系。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从家庭策略的观察和研究视角,系统深入的分析东乡族传统家庭在农村劳动力城乡转移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变化和存在的问题,同时也通过对“半漂式流动家庭”和“全漂式流动家庭”的细致描述,揭示出不同的生活场景下家庭不尽相同的变化特点。夫妻关系主要从经济关系、权力关系和感情关系方面进行考察。在“半漂式流动家庭”中,妇女在男性外出后,除家务劳动外,开始参与家庭外的生产劳动,经济地位有所提高。而丈夫由于暂时脱离了家庭的日常生活,无法参与全部的家庭决策,部分权力相应的让渡给妻子,妇女在“日常生活开支”和“从事什么生产”两方面的决策力有明显提高。大多数夫妻的感情在丈夫外出前后都比较稳定,外出的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在“全漂式流动家庭”中,大多数妇女由于只负责在家做饭、洗衣服等,很少出去打工,也没有农业方面的收入,在经济上完全依赖丈夫。妻子的家庭权力有所提升,但多集中于“家庭小事”和“私生活”领域,在“家庭大事”领域还是丈夫说了算。夫妻感情在面对外部困难时更加稳固和谐。亲子关系包括对下一代的抚育与对上一代的赡养两个层面的内容。从对子女的抚育方面来说,在“半漂式流动家庭”,由于父亲的缺位,导致父子之间沟通不畅,子女的正常社会化受影响。在“全漂式流动家庭”,本身家庭教育资源缺乏,一些家庭的孩子,还因为各种各样的限制,甚至没有办法在城市正常接受学校教育。在赡养老人方面,“半漂式流动家庭”子女的外出确实使得家中留守老人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可以经常给老人买一些衣物、鸡蛋等日常生活用品等,他们外出后给父母的钱也高过外出前。但是,很多时候,当父母生病时,他们并不在身边,不能陪着父母去看病,也没有办法做到日日在老人身边照顾老人的日常生活,更无法满足老人精神方面的需求。“全漂式流动家庭”中,父辈和子辈基本上都在一起共居同食,因此,多是生活上照料和照顾老人,没有明确的金钱赡养,但是老人因没有城市户口,享受不到城市居民有关医疗方面的各项福利,存在看病贵和看病难的问题。亲属关系既有建立在父系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家族关系,又有建立在母系血缘关系和姻缘关系基础上的姻亲关系等;邻里关系主要是由于地理上的临近而形成的关系。“半漂式流动家庭”和“全漂式流动家庭”对家庭外部关系的选择既有其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是不管是生活重心在农村的“半漂式流动家庭”还是生活重心在城市的“全漂式流动家庭”,其对亲属关系都同样倚重,不同的是在农村的“半漂式流动家庭”除了对亲属关系的倚重外,邻里之间的关系在其日常生活中也显现出重要性,而在城市中的“全漂式流动家庭”则更多的是依靠业缘关系、乡缘关系、社缘关系（大岭村同属一社的人走的更近）等。而且,这种家庭外部关系选择的主体还是家庭中的男性,女性的人际关系似乎在丈夫外出后依然隐藏在男性的身后,并没有凸显出来。以往的家庭策略研究,在注重考察社会变迁,主要是制度变迁如何影响和制约家庭的基础上,同时更加关注家庭如何发挥能动性来应对这种变迁以及家庭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然而这种对国家与家庭相互作用的考察,却忽视了国家和家庭之间社区的力量。个人、家庭、社区是国家的三个基本细胞,缺一不可,社区的情理虽然有时候并不一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相符,但却因为符合当地人的传统观念,所以会对生活在那里的家庭和人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应该在国家和家庭之外,关注社区层面。并且应该在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重新建立社会支持和社区援助,解决“半漂式流动家庭”和“全漂式流动家庭”的难题,保障少数民族人口的利益。
薛永刚[7]（2013）在《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及作用效果研究 ——以山西省为例》文中研究表明一国农村经济发展情况决定了该国农村金融发展程度，而一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速度又受到该国农村金融发展状况的极大影响。研究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对于探究更有效的农村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路径和对策，充分发挥农村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这一思路，在分析农村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基础上，以山西省为例，具体分析了山西省农村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效果，探究了山西省农村发展过程中资金供需状况及存在的缺陷，并提出促进山西省农村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从农村金融发挥的作用着手，分别探析金融深化理论与内生增长理论下的农村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并理清农村金融支持整体农村经济发展、农业建设、农民收入增长“三农”方面的作用路径，以及农村金融支持城镇化发展的路径。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农村金融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农村金融使资金使用更加有效以及农村金融推动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等方面。对山西省自1978年以来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进行了分析，得出结论：山西省农村金融相关比率的情况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农村金融已经获得了很大发展；从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水平来看，山西省农村金融的资金配置效率不高；从财政支农状况来看，1996年以来财政支农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一直徘徊在6%-8%，财政支农的力量有限；山西省农业生产总值占农村经济总量的比重下降，而农村工业等其他非农行业增长较快，在农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山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整体来看，山西省农村经济发展仍面临资金缺乏的困境。继而分别从山西省农村金融支持整体农村经济、农业经济建设、农民收入增长以及城镇化建设方面，进行了山西省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的作用效果分析，得出结论：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对整体农村经济发展、农业经济建设的长期影响程度相对较强；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状况相较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指标在长期和短期内对农民纯收入的影响更大；山西省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对于城镇化水平的提升起到较显着的正向影响，农村金融发展效率的提升能够有效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及农村经济建设，提升农民收入。通过对山西省农村金融供给及农村金融需求状况进行统计调查分析，得出结论：山西现有的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存在从农村地区吸收的资金量远高于投入农村地区的资金量、涉农贷款发放核准率低和农业贷款发放量低等问题；通过对山西省沁县、武乡县、高平县、泽州县、代县、兴县、太古县等7个县21个样本行政村的441个农户实地调查和对山西省12家农村中小企业和22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重点访谈资料，最终分析显示，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中小企业等农村金融需求主体主要是通过民间借贷获取信贷资金，高利贷现象仍然存在，山西省农村金融市场发育尚不成熟。进而进一步测算了山西省农村经济整体发展的资金供需缺口，目前农村资金供需缺口不断拉大，其原因主要在于农村资金出现外流现象，以及农村金融机构门槛高，农户在缺乏有效担保品等情况下，难以获得贷款。依据山西省农村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及实证检验、调研分析情况，提出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体系，健全和完善金融市场功能，发展和规范农村小额信贷，建立、健全农村金融机构存款保险制度、农业保险体系，加强农村金融机构市场约束，强化农村金融监管等相关对策建议。该论文有图58幅，表83个，参考文献162篇。
操家齐[8]（2012）在《从农民到公民：国家现代化背景下的农民工公民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是探讨在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大背景下,农民工的公民权的实现问题。本文主要以历史制度主义和冲突与回应理论为分析工具,以实证调研、文献分析为技术手段,通过研究国家与农民之间半个多世纪来的互动关系,跟踪中国逐步走向一个现代国家的进程。在这一伟大进程中,国家与农民互相依靠,他们既有紧密合作的一面,也有冲突和博弈的一面,合作促进了现代国家建设,冲突和博弈也同样通过调整生产关系促进了现代国家的发展。在这一进程中,不仅国家逐步走向了现代化,同样,占中国人口主体的广大农民也从传统的农民,开始向一个现代公民的身份转换。因此,可以说,农民工争取自己的权益的过程,也是一个农民争取平等公民权的过程,同样也是一个现代国民成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农民改变了国家,国家同样也改造了农民,“国民同构”,推进了现代国家建设。本文以农民工的公民权为具体研究视角,先从国家出于快速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的目的,为稳定农业生产,支持工业和城市建设,通过统购统销、人民公社、户籍制度限制农民的自由迁徙,使农民无法自己把握经济自由、人身自由谈起,而农民通过争取“包产到户”为手段,顽强争取经济权利,经过近20年的努力终于实现“包产到户”,取得对土地的支配权,从而在经济上实现独立,人身上重新获得自由。从而也为“农民工”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在农民成为农民工的过程中也充满了曲折,为争取合法打工的权利,实现自由迁徙、自由择业,农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代价。通过努力,农民工的身份终于得到认可,成为新兴产业工人的主体。也为国家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社会各界开始关注农民工的权益保障问题。然而,农民工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依然不能得到平等的保障,在本文中通过大量的数据和资料,具体分析、描述了农民工各项权利的现状,并分析了原因。近年来农民工争取权利、维护权益的事件越来越多,而且与过去相比出现一些新的动向,本文通过富士康事件、增城事件、本田罢工等典型案例的分析,来把握其中显示出的新趋向。这些事件说明解决农民工公民权问题已经非常迫切,也说明如果引导得法,将有助于中国公民社会的成熟与发展,同时也将极大地推动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进程。本文的主要结论是：现代国家的成长与农民的成长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与农民共同成长与进步,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可以说,农民工争取公民权的过程促进了现代中国的成长与发育。农民工争取公民权的过程是一个冲突与回应的过程。农民在争取公民权的过程中,一直是在扮演着传统不合理制度框架的冲撞者的角色,国家也不断为此调整着既有的制度框架,使之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双方不断磨合、调适,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农民工公民权取得的过程是一个宪政赋权、行政赋权、市场赋权、社会赋权、外力赋权、自力赋权合力共同作用的过程。总体来看当今农民工公民权的进步主要还是来自市场赋权,但长远来看更需要国家主动赋权而不能过分寄希望于市场。农民工权益保障的进步将促进中国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农民工在现在和过去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随着农民工关注的焦点从经济权利向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转移,必将推动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虽然带来了社会的分化,使人们由于身份的不同、财富的多寡而出现社会地位的参差,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使平等、人权、公民、法治等现代性意识深入人心。农民工一方面多数接受了现代教育,在城市生活的熏陶下,其权利意识又得以普遍增强,同时维护自己利益的意愿和能力也得到提高。农民工公民权的回归过程与现代国家的成型过程是同步的,农民工享有同等国民待遇之日,也将是中国完成现代国家建设之时。可以说,在今日中国,没有农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农民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可以说农民的权益保障的不完善是国家现代化的最大的不完善,当农民工公民权得以平等实现之时,也就标志着中国已经实现现代国家建设的目标。
董立彬[9]（2010）在《科技进步视角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 ——以河北省为例》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作为城市与农村的结合部,工业与农业的交汇点,县域经济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载体。县域经济涵盖“三农”,联结城乡,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阵地。金融危机对外向度较大的中心城市经济冲击与影响相对明显,造成大量的农民工返回县域,县域成为应对金融危机的缓冲区域,在危机中成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生力军。因此,以县域经济为载体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重要途径,是统筹城乡发展、扩大农村市场需求的主要任务,是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2006年中央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列入政府的重要工作,并指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科技进步的支撑和引领。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新背景下,科技进步能够有效地推动城乡一体化,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并将成为实现农业跨越式发展的根本因素。因此,从科技进步的视角来研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已成为学者们共同关注的焦点。本文阐释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内涵,全面分析了对县市科技进步发展态势和河北省新农村建设的发展现状;从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的理论出发,揭示科技进步对新农村建设的促进作用,阐述新农村建设对科技的重大需求,运用熵值法对科技进步和新农村建设指标进行相关分析,并基于VAR模型对河北省科技进步与新农村建设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在科学性、综合性、可测性、可行性原则的基础上,围绕新农村建设的内容,结合河北省农村实际,从众多指标体系原始方案中,筛选综合,最后形成由共4个二级层次,18个具体指标构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对河北省2006年-2008年新农村建设水平进行评价;采用面板数据建立新农村建设水平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模型,探讨影响河北省新农村建设水平的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重点分析了科技进步对新农村建设的影响作用;最后,提出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对策建议。
李鑫[10]（2010）在《太岳革命根据地土改整党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抗日战争结束后,随着中国国内局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颁布了“五四指示”,从此拉开了根据地内大规模土地改革的序幕。在土地改革中,中共太岳革命根据地的党内部分基层干部开始利用权力之便为自己谋得私利,由此衍生了一些不良作风,像多得斗争果实、贪污腐化、脱离群众等现象。当然,太岳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并不是唯一的,其他根据地内同样存在着诸如此类的问题。中共中央领导人在走访一些根据地基层后意识到自己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致使基层农村土地改革很不彻底,因此便着手发动整党,以整顿干部、纯洁队伍。1947年7月至10月,中共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成了土改整党发动的标志,但这亦埋下了“左”倾土改、整党的种子。在全国土地会议之后,中共太岳革命根据地的党委代表参加了晋冀鲁豫根据地召开的“冶陶会议”,并率先在县区级干部中进行整党,但一些“左”倾错误随之发生。“左”倾整党没有达到应有效果,却使不少干部遭到冲击。以毛泽东、任弼时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实地调研陕北、晋绥根据地的土改、整党情况后,便于1947年年底开始全面纠正老区、半老区农村土改和基层整党中的“左”倾错误,并系统的规划今后基层土改整党工作的安排。1948年4月,太岳革命根据地党委开始纠正半年前土改整党中的错误倾向,认真、系统地布置了基层农村整党工作,并采取了基层试点,分批推进做法。在1948年9月到1949年6月间,太岳革命根据地的党委根据自身情况,在基层农村共分三次完成了土改整党工作任务。土改整党运动令广大党员干部普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纯洁了革命队伍,让党员素质有了很大提高。通过农村土改和基层整党,中国共产党巩固了自己的大后方,获得了宝贵的财富,为日后新中国的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绛县5．5万农民跳出“农”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绛县5．5万农民跳出“农”门（论文提纲范文）
（1）农村饮水安全供给的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方法和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结构框架 |
| 1.4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1.4.1 数据来源 |
| 1.4.2 数据处理 |
| 1.5 研究重难点及创新 |
| 1.5.1 研究重难点 |
| 1.5.2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2章 研究动态、理论基础和相关概念 |
| 2.1 研究动态 |
| 2.1.1 文献综述 |
| 2.1.2 研究述评 |
| 2.2 基础理论 |
| 2.2.1 制度经济学理论 |
| 2.2.2 公共产品理论 |
| 2.2.3 马斯诺需要层次理论 |
| 2.3 相关概念 |
| 2.3.1 农村饮水和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
| 2.3.2 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 |
| 2.3.3 阶梯水价与阶段水价 |
| 第3章 我国农村饮水安全发展历程及其特征 |
| 3.1 发展历程 |
| 3.1.1 安全标准演变历程 |
| 3.1.2 规划法规完善历程 |
| 3.1.3 水源管理制度变迁 |
| 3.2 比较分析 |
| 3.2.1 与城市饮水比较 |
| 3.2.2 与农村公路用电通讯网络等基础设施供给比较 |
| 3.2.3 与农村教育文化医疗等社会事业类产品供给比较 |
| 3.3 需求分析 |
| 3.3.1 基础性需求:刚性强 |
| 3.3.2 广泛性需求:受众宽 |
| 3.3.3 发展性需求:空间大 |
| 3.4 基本特征 |
| 3.4.1 基础性和致命性 |
| 3.4.2 垄断性和群体性 |
| 3.4.3 阶段性和反复性 |
| 3.4.4 区域性和差异性 |
| 3.4.5 资源性和流动性 |
| 3.4.6 分散性和季节性 |
| 3.5 阶段特征 |
| 3.5.1 公益性和经营性杂糅 |
| 3.5.2 规模效益和规模不经济并存 |
| 3.5.3 基本需求和非基本需求混合 |
| 3.5.4 建设不标准和运行不规范叠加 |
| 3.5.5 社会供给和自我供给交叉 |
| 3.5.6 供过于求和供不应求交织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农村饮水安全制度创新的总体思路 |
| 4.1 制度创新的主流目标 |
| 4.1.1 以居民为中心的制度体系 |
| 4.1.2 形成闭环的制度体系 |
| 4.1.3 遵循本质属性、阶段特征和发展规律的制度体系 |
| 4.2 制度创新的基本方法 |
| 4.2.1 注重“卡尔多改进”追求效益最大化 |
| 4.2.2 注重上下结合内外互动体现实用性 |
| 4.2.3 注重前后比较左右借鉴凸显均衡性 |
| 4.3 制度创新的外部环境 |
| 4.3.1 统一的思想认识 |
| 4.3.2 扎实的经济基础 |
| 4.3.3 成功的经验借鉴 |
| 4.3.4 庞大的工程系统 |
| 4.3.5 归位的政府职能 |
| 4.4 制度创新的内部条件 |
| 4.4.1 较为完整的制度体系 |
| 4.4.2 逐步异化的制度目标 |
| 4.4.3 非均衡的制度效应 |
| 4.5 制度创新的考核指标 |
| 4.6 制度创新的基本设想 |
| 4.6.1 市场有效的判断标准 |
| 4.6.2 制度有效的制约因素 |
| 4.6.3 制度创新的关键问题 |
| 4.6.4 制度创新的现实局限 |
| 4.7 制度创新的基本逻辑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农村饮水安全制度创新的市场特征 |
| 5.1 农村饮水安全市场分析模型设计 |
| 5.1.1 模型选择:三种常见市场分析模型比较 |
| 5.1.2 模型设计:农村饮水安全市场分析模型 |
| 5.1.3 模型说明:重要节点和区域 |
| 5.2 质量要素对市场有效性影响:供给-需求分析 |
| 5.2.1 基本类型 |
| 5.2.2 有效性分析 |
| 5.3 价格要素对市场有效性影响:成本-收益分析 |
| 5.3.1 基本类型 |
| 5.3.2 有效性分析 |
| 5.4 农村饮水安全市场有效性综合分析 |
| 5.4.1 模型分析及结果 |
| 5.4.2 主要特点 |
| 5.5 调查数据分析 |
| 5.5.1 抽样调查分析 |
| 5.5.2 典型调查分析 |
| 5.5.3 居民反馈数据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农村饮水安全制度的设计冲突及创新 |
| 6.1 制度设计冲突的主要表现 |
| 6.1.1 产品定性模糊化:混淆不准的定性制度 |
| 6.1.2 供给质量理想化:高标低配的水质制度 |
| 6.1.3 供水类型单一化:人畜同饮的供给制度 |
| 6.2 制度设计失灵的内在机理 |
| 6.2.1 定性制度失灵分析 |
| 6.2.2 质量制度失灵分析 |
| 6.2.3 分类制度失灵分析 |
| 6.3 制度设计创新的基本思路 |
| 6.3.1 分区定性制度创新 |
| 6.3.2 “双通道”决策制度创新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农村饮水安全责任主体制度落地矛盾及创新 |
| 7.1 制度落地矛盾的主要表现 |
| 7.1.1 责任落实基层化:“层层下移”的责任制度 |
| 7.1.2 融资主体空心化:“补助”“配套”的融资制度 |
| 7.1.3 运行管理公地化:抓大放小的运管制度 |
| 7.2 制度落地矛盾的内在机理 |
| 7.2.1 责任主体制度失灵分析 |
| 7.2.2 融资主体制度失灵分析 |
| 7.2.3 运管主体制度失灵分析 |
| 7.3 责任制度创新的基本思路 |
| 7.3.1 分段定责制度创新(CS-CS制度) |
| 7.3.2 创新绩效评价制度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农村饮水安全融资投入制度的两难困境及创新 |
| 8.1 融资投入两难的主要表现 |
| 8.1.1 资金分配均等化:数人头的投入制度 |
| 8.1.2 产品定价市场化:“以水养水”的定价制度 |
| 8.1.3 运管补贴低效化:逆向刺激的补贴制度 |
| 8.2 融资投入两难的内在机理 |
| 8.2.1 投入制度失灵分析 |
| 8.2.2 定价制度失灵分析 |
| 8.2.3 补贴制度失灵分析 |
| 8.3 融资投入制度创新思路 |
| 8.3.1 “阶段水价”制度创新 |
| 8.3.2 “需求侧补贴”制度创新 |
| 8.4 算例 |
| 8.4.1 现行制度导致工程荒废 |
| 8.4.2 实行制度保基本运行 |
| 8.4.3 创新制度多方受益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1.1 分区治理是破解农村公共产品治理失效的有效方式 |
| 9.1.2 市场失灵是农村饮水安全市场供给的基本特征 |
| 9.1.3 统筹推进是创新农村饮水安全制度的必由之路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和主持(研)课题 |
（2）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综述：政策的社会学研究 |
| 1.3 理论资源与分析框架 |
| 1.4 研究方法和田野工作 |
| 1.5 章节安排及主要内容 |
| 2 改革开放前的富县现代卫生事业：从1949年到1984年 |
| 2.1 现代卫生事业在民国时期从无到有 |
| 2.2 现代卫生的全面建立：三级卫生网 |
| 2.3 现代卫生事业全面建立的基本思路 |
| 2.4 现代卫生事业全面建立的重要创新 |
| 2.5 本章小结：集体时代的成就与经验 |
| 3 市场化思路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1985年到2000年 |
| 3.1 分田到户以后“落单”的村医 |
| 3.2 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医改 |
| 3.3 医改后卫生事业中的政府行动 |
| 3.4 市场主导下的资源动员及困境 |
| 3.5 本章小结：成就、问题和经验 |
| 4 农村新医改的卫生人才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医师资格制度 |
| 4.1 医学毕业生过剩与农村医生短缺的悖论 |
| 4.2 卫生人才“过剩-短缺”困境的既有研究 |
| 4.3 医师制度的变迁与农村卫生人才的困境 |
| 4.4 本章小结 |
| 5 农村新医改的医疗费用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合作医疗制度 |
| 5.1 新农合制度的现状及其问题 |
| 5.2 新农合制度困境的既有研究 |
| 5.3 新农合制度困境的制度原因 |
| 5.4 本章小结 |
| 6 农村新医改的农民参与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基本公卫制度 |
| 6.1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的概况及其困境 |
| 6.2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既有研究 |
| 6.3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理论分析 |
| 6.4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实践分析 |
| 6.5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破解之道 |
| 6.6 本章小结 |
| 7 总结：农村新医改研究的范式转换及其困境的破解之道 |
| 7.1 从“政府-市场”到“国家-社会”：卫生政策研究范式转换 |
| 7.2 农村“新医改”困境的破解之道：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 |
| 7.3 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一些具体的农村新医改政策建议.. |
| 7.4 本研究的可能创新、不足、以及接下来的研究方向和打算..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3）山西省翼城县特色农业产业体系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关于特色农业产业体系研究 |
| 1.3.2 国内关于特色农业产业体系研究 |
| 1.4 技术路线及研究方法 |
| 1.5 创新和特色 |
| 2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特色农业概念 |
| 2.2 比较优势理论 |
| 2.3 农业产业化理论 |
| 2.4 技术创新理论 |
| 2.5 地域分工理论 |
| 2.6 规模经济理论 |
| 3 山西省翼城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条件分析 |
| 3.1 基础条件分析 |
| 3.1.1 区位交通条件分析 |
| 3.1.2 自然地理条件分析 |
| 3.1.3 资源条件分析 |
| 3.1.4 旅游环境条件分析 |
| 3.2 翼城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分析 |
| 3.2.1 农业产业的经济发展分析 |
| 3.2.2 农业发展情况分析 |
| 3.3 农业发展潜力分析 |
| 4 翼城特色农业产业发展SWOT分析 |
| 4.1 翼城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优势(Strength)分析 |
| 4.1.1 区位交通优势 |
| 4.1.2 特色产业优势 |
| 4.1.3 工业带动优势 |
| 4.1.4 生态环境优势 |
| 4.2 翼城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劣势分析(Weakness) |
| 4.2.1 规模化程度低 |
| 4.2.2 农产品加工产业落后 |
| 4.2.3 农业科技水平有待提升 |
| 4.2.4 农业产业发展融资难 |
| 4.3 翼城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机遇分析(Opportunity) |
| 4.3.1 政策环境优势与转型发展机遇 |
| 4.3.2 以基地生产格局初步形成提升增效加快 |
| 4.3.3 生态双重功能开始凸显生态经济成为主导 |
| 4.4 翼城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威胁分析(Threats) |
| 4.4.1 农业产业化基础设施程度不高 |
| 4.4.2 农民组织化程度较低产业规模小 |
| 5 翼城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对策建议 |
| 5.1 优化翼城现代农业发展布局 |
| 5.1.1 完善翼城特色农业功能 |
| 5.1.2 科学化布局翼城特色农业 |
| 5.2 强化翼城特色农业产业体系发展 |
| 5.2.1 优化翼城特色农业产业结构布局 |
| 5.2.2 促进翼城特色农业园区建设 |
| 5.2.3 提高翼城优质果品产业发展 |
| 5.3 加速优质粮食蔬菜产业发展 |
| 5.3.1 提高优质蔬菜产业发展 |
| 5.3.2 优化粮食产业发展 |
| 5.4 扩展翼城休闲观光农业 |
| 5.4.1 加快生态休闲观光旅游业发展 |
| 5.4.2 休闲观光农业区建设 |
| 5.5 加快农业基础设施 |
| 5.5.1 完善农田水利建设 |
| 5.5.2 推进生态产业建设 |
| 5.6 培育新型农民加强组织建设 |
| 5.6.1 加快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 |
| 5.6.2 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民主管理 |
| 6 结论与不足 |
| 6.1 结论 |
| 6.2 不足 |
| 参考文献 |
| Abstract |
| 致谢 |
（4）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论文特色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主要不足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
| 2.1 核心概念及研究范围界定 |
| 2.1.1 农业、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 |
| 2.1.2 农业增长方式、农业发展方式 |
| 2.1.3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
| 2.2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理论基础 |
| 2.2.1 农业发展方式的立论依据 |
| 2.2.2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立论依据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国外文献综述 |
| 2.3.2 国内研究综述 |
| 第三章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理论框架 |
| 3.1 区域农业发展方式的基础 |
| 3.2 区域农业发展方式的基本框架 |
| 3.3 场域视角农业发展方式的研究 |
| 3.4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制约因素与动力因素 |
| 3.4.1 制约因素 |
| 3.4.2 动力因素 |
| 3.5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方向 |
| 3.5.1 由粗放型农业转向集约型农业转变 |
| 3.5.2 由小规模兼业农业转向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转变 |
| 3.5.3 由环境掠夺型农业向环境友好型农业转变 |
| 3.6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路径 |
| 3.7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农业发展方式的现状 |
| 4.1 山西省农业发展方式的区位条件 |
| 4.1.1 山西省的自然区位条件 |
| 4.1.2 山西省的经济社会区位条件 |
| 4.2 山西省农业生产方式现状 |
| 4.2.1 农产品供给总量与结构 |
| 4.2.2 粮食生产总量与生产结构 |
| 4.2.3 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 |
| 4.3 山西省农业经营方式现状 |
| 4.3.1 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情况 |
| 4.3.2 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情况 |
| 4.3.3 农业特色化经营发展情况 |
| 4.4 山西省农业管理方式现状 |
| 4.4.1 农业产业总体规划 |
| 4.4.2 农业扶持政策 |
| 4.4.3 农业产业管理水平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农业发展方式特征的实证分析 |
| 5.1 山西省农业生产效率评价 |
| 5.1.1 超效率DEA—Malmquist指数法 |
| 5.1.2 指标选取及计算结果 |
| 5.1.3 山西省农业生产效率的特征分析 |
| 5.2 山西省农业经营效益评价 |
| 5.2.1 灰色关联度分析法与网络平台调查法 |
| 5.2.2 指标选取及计算结果 |
| 5.2.3 山西省农业经营效益的特征分析 |
| 5.3 山西省农业协调发展能力评价 |
| 5.3.1 构建区域农业协调发展评价模型的思路和基本原则 |
| 5.3.2 区域农业协调发展评价模型的指标体系 |
| 5.3.3 指标选取及计算结果 |
| 5.3.4 山西省农业协调发展能力的特征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场域视角下的山西省农业发展方式案例剖析 |
| 6.1 县域场域视角的农业管理方式分析 |
| 6.1.1 县域场域的发展调查 |
| 6.1.2 县域场域的分段抽样及典型特征 |
| 6.1.3 县域场域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6.2 合作社场域视角的农业经营方式微观验证 |
| 6.2.1 合作社场域的发展调查 |
| 6.2.2 合作社场域的典型模式 |
| 6.2.3 合作社场域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6.3 家庭场域视角的农业生产方式微观验证 |
| 6.3.1 家庭场域的发展调查 |
| 6.3.2 家庭场域的典型模式 |
| 6.3.3 家庭场域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制约因素及动力因素 |
| 7.1 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中的主要制约因素 |
| 7.1.1 农业生产中的资源利用问题 |
| 7.1.2 农业经营中的人力资本问题 |
| 7.1.3 农业管理中的财政支农问题 |
| 7.2 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中的动力因素 |
| 7.2.1 外部动力因素 |
| 7.2.2 内生动力因素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路径选择 |
| 8.1 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方向 |
| 8.1.1 向生产集约型农业转变 |
| 8.1.2 向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转变 |
| 8.1.3 向环境友好型农业转变 |
| 8.2 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目标与基本原则 |
| 8.2.1 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目标 |
| 8.2.2 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基本原则 |
| 8.3 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路径选择 |
| 8.3.1 发展“功能农业”，构建概念增长极 |
| 8.3.2 推进玉米去库存，优化农业生产结构 |
| 8.3.3 利用“互联网+”发展订单农业和社群农业 |
| 8.3.4 增强果蔬品牌实力，推动杂粮、畜牧品牌建设 |
| 8.3.5 发挥家庭农场功能，推广人才带动型模式 |
| 8.3.6 打通“两点一廊道”，打造农业优势集聚区 |
| 8.3.7 成立山西省农业信用公司，激活社会资金 |
| 8.3.8 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再造一元农业管理生态 |
| 8.4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与展望 |
| 9.1 结论 |
| 9.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导师评阅表 |
（5）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少数民族市民化研究 ——以昆明彝族和回族聚居社区为核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述评 |
| (一) 失地农民市民化相关研究 |
| (二) 城市少数民族聚居社区的研究 |
| (三) 昆明少数民族研究回顾 |
| 第三节 概念与方法 |
| (一) 研究概念 |
| (二) 研究理论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 研究对象 |
| 第一章 昆明市城市少数民族聚居社区的市民化进程 |
| 第一节 昆明的人口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
| 第二节 昆明的城市化模式和路径 |
| (一) 昆明城市化发展的历程 |
| (二) 昆明全域城市化路径 |
| (三) 昆明城市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
| (四) 昆明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少数民族呈现出的新特点 |
| (五) 城市少数民族聚居社区在城市化进程中遭遇的困境 |
| 第三节 走进田野 |
| (一) 选择彝族、回族为研究族群的缘由 |
| (二) 选择M村为个案研究对象的缘由 |
| (三) 选择Y村为个案研究对象的缘由 |
| (四) 选择Z村为个案研究对象的缘由 |
| 第二章 “宿命”:城市发展与失地命运 |
| 第一节 憧憬与忧思:城市建设的机遇与挑战 |
| (一) 失地 |
| (二) 年轻人的憧憬 |
| (三) 年长者的忧虑 |
| 第二节 服从大局:国家的视角与村民的抉择 |
| (一) 为掌鸠河引水工程而移民 |
| (二) 为建设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再次失地 |
| (三) 移民征地遗留的问题 |
| 第三节 何去何从:畸形的城中村改造 |
| (一) 虚晃一枪的拆迁改造 |
| (二) 谁为不责任的改造买单 |
| 第四节 讨论:征地补偿与市民化 |
| 第三章 阵痛:生计方式的转型 |
| 第一节 离土不离乡:在新区建设中重构生计方式 |
| (一) 非农生计的不断演变 |
| (二) 就近务工创业成为新的职业选择 |
| (三) 传统土地生计的变形:“外出租地种菜种花” |
| 第二节 离乡又离土:由传统的农业生计方式向现代城市生计方式转变 |
| (一) 中老年人:传统农业生计方式的延续及变革 |
| (二) 年轻人:生计方式的彻底转型 |
| 第三节 寻找新未来:向“无土生计”的彻底转变 |
| (一) 传统生计方式消失 |
| (二) 当“包租公”是最省心的选择 |
| (三) 年轻人的向往的职业:开“出租车” |
| 小结: 城市少数民族的生计转型 |
| 第四章 重组:社会结构的重构 |
| 第一节 瓦解中重构: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 |
| (一) 社会网络与社会互动 |
| (二) 社会交往与亲属关系 |
| (三) 个体化社会趋向 |
| 第二节 从自发到自觉:民族意识和市民观念 |
| (一) 普遍增强的民族意识 |
| (二) 市民观念普遍增强 |
| 第三节 婚姻家庭生活方式的嬗变 |
| (一) 婚姻恋爱自主性提高 |
| (二) 家庭结构日益小型化 |
| (三) 女性话语权增强 |
| (四) 生活娱乐消费上涨 |
| 小结: 城市化中的社会记忆 |
| 第五章 变迁: 文化的延续与重建 |
| 第一节 村落生活方式的延续和重建 |
| (一) 公共空间意识模糊 |
| (二) 村落式聊天问候 |
| (三) 社区里的菜地 |
| (四) 保持节约的生活习惯 |
| 第二节 城市生活的适应与变迁 |
| (一) 居住方式市民化 |
| (二) 生活习惯市民化 |
| (三) 休闲方式市民化 |
| (四) 消费方式市民化 |
| 第三节 宗教文化的适应与变迁 |
| (一) 清真寺是穆斯林共同的“家” |
| (二) 基督教堂和村民一起移民 |
| (三) 村庙的文化娱乐交际功能增强 |
| 第四节 民族教育良好传承 |
| (一) 潜移默化的穆斯林文化教育 |
| (二) 彝语教育良好延续 |
| (三) 彝族文化得最大程度的保护传承 |
| 小结: 社会记忆的延续与民族文化的张力 |
| 第六章 迷惘: 身份认同的转换与调试 |
| 第一节 “翻牌”:农村的城市化模式 |
| (一) 一次“翻牌”: 民族乡“撤乡建镇改办” |
| (二) 二次翻牌: “村改居” |
| 第二节 “翻牌”对城市少数民族市民化的消极影响 |
| 第三节 纠结:市民身份的复杂认同度 |
| 小结: 身份的断裂与重塑 |
| 第七章 结论和讨论 |
| 第一节 尴尬的境遇 |
| (一) 生活环境改善 |
| (二) 经济收入明显增加 |
| (三) 文化生活相对贫乏 |
| (四) 贫富差距拉大 |
| (五) 融入城市困难大 |
| 第二节 边缘化:共同面对的困境 |
| (一) 生计手段边缘化 |
| (二) 社会生活更加边缘化 |
| (三) 公共服务日益边缘化 |
| 第三节 互构与整合:城市少数民族的命运走向 |
| (一) 嵌入式的“小聚居大混居”成为一种选择 |
| (二) 整体的延续和个体的消亡 |
| (三) “抱团取暖”的社区归属感 |
| 第四节 当前城市民族关系新特点 |
| (一) 城市多民族进程加快多元民族文化并存 |
| (二) 城市的民族内聚力增强散居化趋势突出 |
| (三) 城市民族问题处理难度不断加大 |
| 第五节 影响城市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 |
| (一) 社会经济利益的因素 |
| (二) 宗教信仰和文化认同的因素 |
| (三) 人口流动和突发事件的因素 |
| 第六节 城市民族工作重要性凸显 |
| (一) 城市民族工作重要性凸现 |
| (二) 当前城市民族管理中存在的弊端 |
| (三) 城市民族工作面临诸多困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劳动力城乡转移背景下的东乡族家庭关系研究 ——基于大岭到兰州的实地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文献述评 |
| 1.2.1 人口流动与家庭关系的研究 |
| 1.2.2 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与家庭关系研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的设定 |
| 1.3.1 研究对象和核心概念的界定 |
| 1.3.2 理论视角的选择 |
| 1.3.3 研究方法的运用 |
| 1.3.4 实地调查地点的确定 |
| 第2章 村落历史 |
| 2.1 建置沿革与自然环境 |
| 2.1.1 建置沿革 |
| 2.1.2 自然环境 |
| 2.2 民族形成与经商传统 |
| 2.2.1 民族形成 |
| 2.2.2 经商传统 |
| 2.3 制度变迁与农民流动 |
| 2.3.1 从建国到改革开放之前的系列制度规定 |
| 2.3.2 改革开放以后的系列政策转变 |
| 第3章 村落现实 |
| 3.1 大岭村的人口增长 |
| 3.2 大岭村的经济生活 |
| 3.2.1 农业 |
| 3.2.2 贫困状况 |
| 3.3 大岭村的教育 |
| 3.4 大岭村的人口流动 |
| 第4章 社区、家庭和人 |
| 4.1 村落社区:多元力量的共同产物 |
| 4.1.1 社区情理 |
| 4.1.2 社区公共生活 |
| 4.2 社区的家庭之间:弱化与强化同在 |
| 4.3 父权制镜像下的人:性别角色固化 |
| 第5章 流动家庭内部关系的调适之夫妻关系 |
| 5.1 夫妻的经济关系——各司其职 |
| 5.1.1 流动前的“男耕女织” |
| 5.1.2 流动后的“男工女耕”和“男工女织” |
| 5.2 夫妻权力关系——从“霸权”到协商 |
| 5.2.1 传统夫妻权力关系 |
| 5.2.2 由“霸权”到协商 |
| 5.3 夫妻的感情关系——平淡中的稳定 |
| 5.3.1“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
| 5.3.2 大稳定小危机 |
| 第6章 流动家庭内部关系调适之亲子关系 |
| 6.1 抚育子女:困境与希望 |
| 6.1.1 “半漂式流动家庭”:父亲缺位 |
| 6.1.2 “全漂式流动家庭”:伤痛与希望 |
| 6.2 赡养老人:理想与现实 |
| 6.2.1 传统:均衡互惠的反馈模式 |
| 6.2.2 现实:不均衡的代际倾斜 |
| 第7章 流动家庭外部关系的实践 |
| 7.1 亲属关系:重家伍轻亲故 |
| 7.1.1 当代中国农村亲属关系 |
| 7.1.2 大岭村亲属关系的实践 |
| 7.2 邻里关系:淡化?强化? |
| 7.2.1 传统东乡社会的互助协力 |
| 7.2.2 大岭村人口流动背景下的邻里关系 |
| 第8章 理论总结与对策思考 |
| 8.1 国家制度政策的变迁 |
| 8.2 社区的力量 |
| 8.3 家庭对社会的反作用 |
| 8.4 重塑健康社区支持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7）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及作用效果研究 ——以山西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Extended Abstract |
| 目录 |
| 图清单 |
| 表清单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述评 |
| 1.4 本文研究内容安排、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2 概念界定及农村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2 金融发展相关理论 |
| 2.3 农村金融发展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3 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分析 |
| 3.1 农村金融对于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分析 |
| 3.2 基于金融深化理论的农村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 |
| 3.3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农村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 |
| 3.4 农村金融支持“三农”问题解决的具体路径分析 |
| 3.5 金融发展支持农村城镇化的作用机理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4 山西省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分析 |
| 4.1 山西省农村金融发展状况分析 |
| 4.2 山西省财政支农状况分析 |
| 4.3 山西省农村经济增长状况分析 |
| 4.4 缺乏资金条件下山西省农村经济发展困境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 山西省农村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实证检验 |
| 5.1 山西省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支持的实证分析 |
| 5.2 山西省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建设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3 山西省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作用实证分析 |
| 5.4 山西省农村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的影响作用实证分析 |
| 5.5 山西省农村金融发展的其它效应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山西省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金融供给与金融需求的调查统计分析 |
| 6.1 山西省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金融供给分析 |
| 6.2 山西省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金融需求调查统计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7 山西省农村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供给与需求缺口及金融支持的缺陷分析 |
| 7.1 山西省农村资金供给与需求缺口分析 |
| 7.2 山西省农村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的缺陷分析 |
| 7.3 山西省农村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缺陷的原因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8 完善山西农村金融支持的政策建议 |
| 8.1 农村金融支持的国际借鉴 |
| 8.2 完善山西省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弥补资金供需缺口的相应政策建议 |
| 9 结论与展望 |
| 9.1 主要结论 |
| 9.2 创新点与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8）从农民到公民：国家现代化背景下的农民工公民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国家的规制与农民的回应 |
| 一、缘起：正视“熟悉的陌生人” |
| 二、意义：农民与国家的现代化 |
| 三、文献综述 |
| (一) 公民权 |
| (二) 农民公民权 |
| (三) 农民工公民权 |
| (四) 问题的根源 |
| (五) 解决之道 |
| 四、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
| (一) 理论方法 |
| (二) 实证方法 |
| 第二章 不屈的抗争：包产到户的实现与自由身份的获得 |
| 一、弱者的武器：农民“反行为” |
| 二、把颠倒的颠倒过来：包产到户的顽强回归 |
| 三、人民公社的废除和农民自由身份的初步恢复 |
| 第三章 遏制与突破：农民工流动大潮的形成 |
| 一、改革开放前农民工政策的演进 |
| 二、改革开放后民工潮的兴起 |
| (一) 清退“盲流” |
| (二) 离土不离乡 |
| (三) 离土又离乡 |
| (四) 阻遏中的前行 |
| (五) 拐点：孙志刚事件与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 |
| 第四章 中国奇迹的创造者与“非完整公民”身份 |
| 一、农民工的贡献 |
| 二、“非完整公民”身份 |
| (一) 政治权利 |
| (二) 经济权利 |
| (三) 社会权利 |
| 第五章 抗争的新趋势——基于典型案例的分析 |
| 一、无望弃世与消极抗争：富士康跳楼事件剖析 |
| (一) 恐怖的“十连跳”与“富士康”代工王国 |
| (二) 泰勒制流水线下的三重“异化”悲剧 |
| (三) 各方回应与富士康后危机时代的“围城困境”解析 |
| 二、失范性抗争：“砍手党”案例剖析 |
| (一) 黑道乡村：砍手党的家族背景 |
| (二) 堕落渊薮：砍手党在城市的聚居区 |
| (三) 从受辱者到抢劫犯：几位主犯的人生曲线 |
| (四) 原因透析 |
| 三、暴力型集体抗争的典型范本：潮州事件及增城事件 |
| (一) 不应发生的“雄起” |
| (二) 非典型维权 |
| (三) 当地政府对事件的回应与反思 |
| 四、新生代农民工理性集体抗争：本田罢工样本 |
| (一) 劳资理性互动 |
| (二) 意义：现行制度框架内的维权样本 |
| (三) 标志：新兴产业工人阶级的崛起 |
| 第六章 合力赋权：农民工公民权实现路径 |
| 一、宪政赋权：道义的高度与事实的限度 |
| 二、外力赋权：全球化的力量 |
| 三、行政赋权：责任与利益的博弈 |
| 四、市场赋权：权利的现实来源 |
| 五、社会赋权：成长的力量 |
| 六、自力赋权：以公民的名义 |
| 第七章 基本结论 |
| 附录一：农民工访谈笔记选登 |
| 附录二：农民工诗人杨成军诗两首 |
| 附录三：一位农民工的返乡过年日记 |
| 附录四：农民工问卷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科技进步视角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 ——以河北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目的及方法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主要内容 |
| §1-5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新农村建设的内涵及相关理论 |
| §2-1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内涵 |
| 2-1-1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 |
| 2-1-2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意义 |
| 2-1-3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涵 |
| 2-1-4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原则 |
| 2-1-5 县域经济发展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系 |
| §2-2 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的理论发展 |
| 2-2-1 科技进步理论 |
| 2-2-2 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的理论发展 |
| 第三章 科技进步与新农村建设的现状分析 |
| §3-1 县（市）科技进步的态势发展 |
| 3-1-1 全国县（市）科技进步发展态势 |
| 3-1-2 东、中、西部县科技进步态势比较分析 |
| 3-1-3 河北省县域科技事业的现状分析 |
| §3-2 河北省新农村建设的现状分析 |
| 3-2-1 经济规模 |
| 3-2-2 经济结构 |
| 3-2-3 社会发展 |
| 3-2-4 与全国的比较 |
| 第四章 科技进步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分析 |
| §4-1 科技进步对新农村建设的作用 |
| 4-1-1 科技进步对农业发展的作用 |
| 4-1-2 科技进步对农村生产力的作用 |
| 4-1-3 科技进步对农民增收的作用 |
| §4-2 新农村建设对科技的重大需求 |
| 4-2-1 发展现代农业对科技进步的需求 |
| 4-2-2 建立生态文明的新农村对科技进步的需求 |
| 4-2-3 培养新型农民对科技进步的需求 |
| §4-3 科技进步与新农村建设的相关关系分析 |
| 4-3-1 评价指标的选取 |
| 4-3-2 评价方法 |
| 4-3-3 实证分析 |
| 4-3-4 相关分析 |
| §4-4 河北省科技进步与新农村建设的互动关系分析 |
| 4-4-1 模型的建立 |
| 4-4-2 脉冲响应分析 |
| 4-4-3 方差分解分析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河北省新农村建设水平的评价分析 |
| §5-1 构建河北省新农村建设水平评价体系 |
| 5-1-1 构建评价体系的原则 |
| 5-1-2 河北省新农村建设评价体系的建立 |
| §5-2 河北省新农村建设水平的评价方法 |
| 5-2-1 因子分析法 |
| 5-2-2 聚类分析 |
| §5-3 河北省新农村建设水平的综合评价 |
| 5-3-1 2008 年分析结果 |
| 5-3-2 2007 年分析结果 |
| 5-3-3 2006 年分析结果 |
| 5-3-4 Friedman秩检验 |
| §5-4 河北省新农村建设水平的聚类分析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科技进步对河北省新农村建设的影响分析 |
| §6-1 面板数据模型 |
| §6-2 变量与数据 |
| §6-3 实证分析 |
| 6-3-1 总量分析 |
| 6-3-2 地区差异分析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强化科技进步对新农村建设的对策建议 |
| §7-1 强化农业技术开发 |
| §7-2 构建县域科技创新体系 |
| §7-3 实施高新技术产业带动战略 |
| §7-4 实施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战略 |
| §7-5 积极推进科技合作与交流 |
| §7-6 加强农村教育和提高农民科技素质 |
| 第八章 结论 |
| 附录A |
| 附录B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相关科研成果 |
（10）太岳革命根据地土改整党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中共土改整党的缘由 |
| 1.1 太岳区基层火热的翻身运动 |
| 1.2 干部作风问题的凸显 |
| 1.3 中共中央从警觉到整党的最初决定 |
| 第二章 太岳区土改整党的最初情况 |
| 2.1 冶陶会议 |
| 2.2 干部初查 |
| 第三章 中共土改整党政策的转变 |
| 3.1 中共中央对极左问题的警觉 |
| 3.2 整党规划 |
| 3.3 纠"左" |
| 第四章 太岳区基层农村整党 |
| 4.1 基层整党目标的规划 |
| 4.2 农村整党的一般情况 |
| 4.3 基层支部的重建 |
| 第五章 太岳区土改整党的结束 |
| 5.1 整党之绩效 |
| 5.2 整党后之支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四、绛县5．5万农民跳出“农”门（论文参考文献）
- [1]农村饮水安全供给的制度研究[D]. 陈敏. 西南大学, 2020(05)
- [2]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D]. 田孟.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5)
- [3]山西省翼城县特色农业产业体系发展研究[D]. 王磊. 山西农业大学, 2017(01)
- [4]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问题研究[D]. 武甲斐. 石河子大学, 2017(05)
- [5]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少数民族市民化研究 ——以昆明彝族和回族聚居社区为核心的考察[D]. 张雪松. 云南大学, 2017(12)
- [6]劳动力城乡转移背景下的东乡族家庭关系研究 ——基于大岭到兰州的实地调查[D]. 连芙蓉. 中央民族大学, 2013(01)
- [7]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及作用效果研究 ——以山西省为例[D]. 薛永刚. 中国矿业大学, 2013(07)
- [8]从农民到公民：国家现代化背景下的农民工公民权研究[D]. 操家齐. 华中师范大学, 2012(12)
- [9]科技进步视角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 ——以河北省为例[D]. 董立彬. 河北工业大学, 2010(05)
- [10]太岳革命根据地土改整党问题研究[D]. 李鑫. 山西大学, 2010(03)
标签：农民论文; 农村金融论文;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论文; 制度创新理论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