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战略格局转变对党的建设的挑战

一、世界战略格局的转换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挑战（论文文献综述）

刘天竹^[1]（2021）在《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研究 ——以对冲战略为视角》文中研究指明

石万里^[2]（2021）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研究》文中指出

胡波^[3]（2020）在《全球海上多极格局与中国海军的崛起》文中提出由于军事技术变迁、全球性海洋问题及和平竞赛模式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世界海上战略格局正在走向多极,中国是其中的重要一极。全球海上多极格局,构成了中国海军崛起及海权发展的大背景和大环境,而中国海军崛起的程度、范式和路径,也会影响这一多极格局的内涵和特征。国际上往往习惯夸大中国海军的能力和意图,通常套用传统大国海上兴衰的范式来解读中国海军的装备发展和海上行动。这些解读或研究,至少忽视了正在形成的全球海上多极格局和中国海军面临的特殊地缘及技术环境。综合考虑必要性及可行性,中国宜在近海追求一定的力量优势,在毗邻远洋维系强大的力量存在,在全球海域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在全球海洋安全秩序的建构与塑造中发挥重要作用。

吴向荣^[4]（2020）在《对冲视角下的欧盟南海政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章从对冲视角审视欧盟的南海政策,认为欧盟介入南海争端的目的是对冲相关风险,维护自身安全利益,在国际经贸格局重组中占据有利地位以及护持和强化国际海洋规则引领者的地位。欧盟综合运用多样化对冲措施,在向中国显示一定外交影响的同时继续坚持对华合作基本战略,兼顾了与东盟的合作关系以及与美国的盟友关系,从而维护其利益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际影响力和海洋话语权,但也给南海局势、中欧关系带来了复杂影响。中国应趋利避害加强与欧盟、东盟各国的合作,因势利导塑造南海地区稳定的战略格局。

胡波^[5]（2019）在《中国海上兴起与国际海洋安全秩序——有限多极格局下的新型大国协调》文中研究说明当前,国际海洋安全秩序研究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一方面,海洋地缘政治竞争、海洋争议和全球性海洋安全等问题愈演愈烈,世界亟待建立有效的海洋安全制度;另一方面,有关海洋安全的共识、制度和规则极度缺失,整个世界缺乏一个包容各主要海上力量的秩序架构。随着中俄等后发海洋强国的兴起,美国主导的海洋安全秩序的包容性越来越受到质疑。对于中国而言,自身的海洋强国建设已经到了需要认真思考和澄清自身国际海洋秩序主张的阶段。以往的研究往往对经济秩序和安全秩序不加区分,宽泛讨论海洋秩序的总体设计,且缺乏相应的实证分析。鉴此,作者从国际秩序的概念、内涵和构建方式出发分析海洋秩序,意在澄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海洋秩序演进的二元结构及其与中国的关系,评估中国海上兴起的程度及其对国际海洋安全秩序的具体影响。基于对中国实力、未来海上战略格局发展态势以及国际海洋安全形势和趋势的考察,中国应该积极构建以"有限多极下的新型大国协调"为基础的海洋安全秩序。该倡议的核心内涵是大国间的相互克制和相互妥协以及基于能力优势的领导作用。协调的对象并非势力范围或力量对比,而是行为规则和规范。其中,"积极的和平""平衡的自由"和"全面的包容"应是大国协调的主要内容。

姚全^[6]（2019）在《奥巴马政府的中东离岸平衡战略研究》文中认为奥巴马政府上任之际,正值小布什政府在中东挑起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均未结束之时,且美国还遭遇了自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在“两场战争和一场危机”的大背景下,奥巴马政府在维持美国中东地区霸权目标不变的前提下,对小布什政府的中东战略进行了大幅度收缩,甚至是方向性的调整,试图通过更少的战略投入来维持既有的战略目标,从而形成了奥巴马政府的中东离岸平衡战略。离岸平衡战略主张作为离岸平衡手的美国应减少对离岸地区的资源投入,更多地依靠当地盟友来承担起遏制崛起大国的责任。只有在盟友无法完成有效遏制威胁任务时,美国才会亲自介入和干预,以保持离岸地区的均势平衡。其核心目标可以概括为“少即是多”,即离岸平衡手在离岸地区投入较少的资源,反而获得更好的收益,因而更有利于维持其在离岸地区的权力与利益。为研究奥巴马政府的中东离岸平衡战略,本文完善了原有的离岸平衡战略理论,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包括主观动机、客观条件、主要手段以及主要优势与局限等四大要素的离岸平衡战略分析框架,以此为线索来更为理性和深入地演绎、分析和评估奥巴马政府的中东战略。通过系统深入的分析,奥巴马政府的中东离岸平衡战略主要表现出三个方面的特点。首先,奥巴马政府在中东追求至少五个方面的离岸平衡目标。其一是维持中东地区均势,防止在中东地区出现地区大国的崛起;其二是减少对中东地区的资源投入,将节省的资源投入国内建设和亚太地区;其三是将中东地区的安全责任转移给盟友,减少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安全承诺;其四是避免卷入中东地区冲突,强调通过外交手段而不是军事手段介入中东冲突;其五是缓和与伊斯兰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降低中东国家的反美情绪。其次,奥巴马政府具备实施中东离岸平衡战略的客观条件。在地缘环境上,美国与中东地区相隔着巨大的水体,而美国又是西半球地区的唯一霸权国,并具备在遥远的中东地区实施离岸平衡战略的实力。在敌友关系方面,美国在中东地区既面临着像俄罗斯、伊朗、叙利亚这些潜在的威胁者,也保持着像沙特、以色列这些可以依赖的中东地区盟友。在国际格局上,失衡的多极格局也使得美国更容易采取离岸平衡战略。最后,奥巴马政府为推行中东离岸平衡战略主要采取了三个方面的措施。第一是减少投入,先后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对利比亚危机实行“背后领导”,对叙利亚危机坚持不动用武力,对恐怖组织采取灵活打击手段,避免派出地面作战部队;第二是推卸责任,其主要表现有三点:1.与潜在威胁者俄罗斯、伊朗、叙利亚缓和紧张的外交关系,甚至与盟友以色列保持一定距离,以避免对抗加剧而使美国陷入或被迫卷入冲突或战争;2.适度增加沙特和以色列的力量,加强盟友与潜在威胁者对抗的实力;3.通过沙特和以色列对抗伊朗,防止伊朗借叙利亚内战增强实力,形成“什叶派新月之弧”;第三是建立均势,通过外交渠道对伊朗研发核武器和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使用化学武器发出警告,甚至划出“红线”试图达到战略威慑目的;同时联合沙特和以色列构建遏制俄罗斯、伊朗和叙利亚的同盟,形成美俄博弈、沙伊对抗、以叙选边站队的“外部均衡”;另外还不断增强自身的威慑能力以及保证美国在军事干预中东威胁和冲突时迅速取胜,通过维持庞大的国防预算保持绝对军事优势和维持有利于军事干预的强大军事投送能力,建立“内部均衡”。总的来说,奥巴马政府的中东离岸平衡战略虽然存在局限,但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在其成效方面,第一是签署了伊朗核协议,实现了防止核扩散的目标;第二是未卷入新的中东地区冲突;第三是在反恐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不仅击毙了头号恐怖分子本·拉登,还沉重打击了“伊斯兰国”;第四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战略重心从中东向亚太转移。但这一战略存在的局限也较为明显,那就是一方面美国的战略对手权力上升,俄罗斯得以重返中东,伊朗进一步崛起,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也得以保存;而另一方面美国与中东盟友沙特和以色列的关系出现倒退,甚至跌入历史谷底。特别是,奥巴马政府试图改善美国与伊斯兰世界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另外还要看到,奥巴马政府的中东离岸平衡战略的总体原则在现今的特朗普政府执政时期仍然得以延续,离岸平衡依然是理解当前美国中东战略的逻辑和窗口。对于中国来说,通过奥巴马政府的中东离岸平衡战略可以更加深刻地了解美国的中东政策发展趋势,有助于中国政府制定更有利于自身的中东政策。

王琼^[7]（2016）在《中国共产党在大国博弈中的执政方略定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执政方略是政党治理国家的总体政治决策和战略布局,是执政党为了实现一定的执政目标,而采取的执政思维和执政布局的总和。执政方略决定着执政党执掌国家政权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行动导向,是执政能力和执政智慧的全景式展现。然而,执政方略在形成之后并不是一成不变、不可移易的,它会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内部状况的改观进行完善。执政方略定位就是基于治国理政内外部条件变化而作出的战略抉择,包括目标的确定、思维的转变和布局的调整等。本文以中国共产党在大国博弈中的执政方略定位研究为题（特指全面执政时期,局部执政时期不在本选题的研究范畴内）,考察大国博弈作为一项严峻的外部环境考验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定位产生的深刻影响,探寻大国博弈中提高执政方略定位准确性的重要思路。政治系统分析方法是本文主要运用的分析框架。试图通过逻辑的辨析、历史的实证、要素的分析来厘清执政方略定位与大国博弈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最后从认识规律走向运用规律,以历史纵深和全球视野来思索执政中国的重要命题。在执政方略行为系统分析模型中,世情、国情和党情是对执政方略定位产生影响的外部压力源和扰动力,基于环境改变确立的执政方略定位又会“反转”改变系统的外部环境。在作用与反作用的循环交互与动态平衡中,执政方略定位不断调整,才能够从容应对外部环境考验。在所有的世情因素中,大国博弈格局变化当属最重要的考量,各国以国家层面的价值观念和自身利益的维护获取为导向进行策略选择,形成博弈中的冲突较量。大国博弈合纵连横,牵引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多根神经,是纷繁复杂的领土纠纷、军备竞赛、贸易冲突等国际争端背后最重要的主导力量。并且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互动明显,国际微小的动向往往会映射到国内,引起执政方略定位的重大变化。历史的实证分析,在两极格局演化期、新旧格局转换期和全球秩序重构期,中国共产党曾经以准确的执政方略定位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在社会主义低潮中经受住了和平演变的考验,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取得了一系列执政成就。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略定位也曾经有过失败的教训,由于对内外部环境压力判断失误或反应过激而形成的“左”倾理论与实践,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回顾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探索历程,正是那些符合时代特征、国情国力和民心诉求的执政方略定位推动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向前。在从立国、富国走向强国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学习、不断反思、不断调整、不断完善”,以自身的转变和提高来回应外部环境的考验。基于要素的分析总结,政治摩擦、利益冲突、军事较量、文化渗透和制度竞争是影响执政方略定位的大国博弈要素。大国博弈要素影响执政方略定位的方式是多样的,如单一要素构成的挑战、要素集合体形成的冲击、博弈胜出者的示范效应、博弈失利方的经验教训等。面对严峻的外部环境考验,中国共产党必须通过提高自身的适应性来予以回应,趋利避害、独立自主和争取支持是中国共产党在大国博弈中的主要行为选择。如何在大国博弈中提高执政方略定位的准确性,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基于历史和要素的分析梳理总结,要从以下四方面做起:一是要全面总结执政历史经验,包括执政目标的确定要紧紧抓住治国理政的主要矛盾、执政思维的转变要体现政党现代化的趋势、执政布局的调整要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依据;二是理性分析大国博弈格局,既要分析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也要分析大国关系和中国的周边环境;三是客观评估自身综合实力,包括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的博弈能力;四是着力构建大国战略观念,自信从容的大国心态、韬光养晦的智慧谋略、和平崛起的路径选择和全球治理的责任担当,是中国在大国博弈中实现执政方略准确定位所应有的态度和责任。世界上几乎没有人能够逃避国际关系对其生活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更不可能孤立于全球化浪潮而关起门执政。关注全球热点,回应世界关切,是在全球化条件下执政的基本要求。在复杂的大国博弈中适应、改变、创新、胜出,是确立执政方略定位的重要遵循。从革命到执政,从计划到市场,从封闭到开放,中国共产党是国家建设与发展的核心决策者和执行者,党的建设是国家建设的重要推动力,执政方略定位体现着政党意志与国家治理体系的紧密联系。大国博弈中的执政方略定位,是从规律层面对国家发展进路的全盘构思,是“治理什么样的国家,怎样治理国家”的整体计划。虽然不能够选择执政环境,但是中国共产党却可以通过道路的抉择、模式的转换、方略的定位,建立起真正有助于实现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架构,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韩飞^[8]（2012）在《21世纪初期中美伊大三角地缘战略研究 ——全球视角中的飞地型地缘战略关系》文中认为国际政治、经济与地缘格局随时在变化发展。全球性和区域性三角关系构成的地缘战略互动成为国际关系和地区问题的支点。三角关系中的中国-美国-伊朗关系,对于当今中东、亚太地区乃至世界政局的变化,起着稳定或崩解的作用。中国是历经60多年艰苦奋斗发展起来的世界发展中大国,不懈地坚持着“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并追求和平崛起的坚定目标；伊朗经伊斯兰革命和两伊战争的磨练后,走伊斯兰道路重建家园,壮大经济,输出革命,特别是借助美国发动或主导的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重新崛起成为中东的经济、政治、军事强国；美国虽然实力处于衰退的状态,但是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短期内无可替代。正是这三个在地理空间上相隔遥远、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制度迥然不同的国家,由于国家利益的纠葛、全球化以及信息社会的到来,一直产生和维系着极其微妙而又十分复杂的重要联系,形成了“飞地型”的地缘战略“大三角”格局,将世界上的东方儒家文明、中东的伊斯兰文明以及美国代表的西方文明连接起来,共同构筑起中东版块、亚太板块、世界版图的地缘政治格局框架。本文采用地缘政治学、地理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来研究21世纪初期中美伊大三角地缘战略格局,分析中国、美国、伊朗的地理区位和地缘特征,分析三国分别组合成的双边（中美、中伊、美伊）关系和双边战略,分析中伊关系中的美国因素、中美关系中的伊朗因素、美伊关系中的中国因素。在此基础上探讨全球视角中的“飞地型地缘战略三角互动关系”的理论（模式）与实践。本文认为：国家利益是中美伊大三角地缘战略格局形成的基础和动力,能源、核问题是影响或重构中美伊大三角格局的现实力量；无论是连续型的还是飞地型的战略三角,地缘因素在地缘战略三角互动中的作用将长期存在；文明需要求同存异：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传统的“和为贵”、“中庸”哲学、伊朗的政教合一体制以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美国的人权与民主掩盖下的强权-霸权,既是大三角各自的特色,又是确立和强化各自地位的工具。本文共由五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绪论,主要说明论文的选题依据与意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研究内容与思路、研究重点与难点等；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综述。第二部分,分析美伊关系及其中国因素的影响。重点分析美伊关系的现实表现、特征、问题与实质以及两国各自在双边关系中的战略选择；深入分析中国对于美伊两国的地理区位意义及中国因素对美伊关系的影响。第三部分,分析中伊关系及其美国因素的影响。重点分析中伊关系的现实表现、特征、问题与实质以及两国各自在双边关系中的战略选择；深入分析美国对于中伊两国的地理区位意义及美国因素对中伊关系的影响。第四部分,分析中美关系及其伊朗因素的影响。重点分析中美关系的现实表现、特征、问题与实质以及两国各自在双边关系中的战略选择；深入分析伊朗对于中美两国的地理区位意义及伊朗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第五部分,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全球视角中的“飞地型地缘战略三角互动关系”的理论（模式）与实践。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首次尝试以“飞地型”三角地缘战略理论,对中国、美国、伊朗三国关系进行实证性研究。本文的不足之处可能体现在：一、地缘战略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对资料的筛选和运用要求很高,本文对资料的把握能力尚显不足。二、限于本人的学识,首次以“飞地型”三角地缘战略理论,对三角关系进行实证性研究,是一种勇气和尝试。三、本文的研究方法沿用传统的定性研究法,主观性较强。四、中美伊“大三角”格局错综复杂,加之世界格局与国际关系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发展,本文对中美伊地缘战略三角关系机制的探讨仍处于初级阶段。

李家成^[9]（2011）在《冷战后美国东亚战略：底线、挑战与应策，1989-2009》文中研究说明冷战结束以来,鉴于东亚地缘战略环境的延续与变迁,美国确立起其在东亚的三重战略利益。美国认为,它在东亚的底线利益面临着两大战略挑战。美国必须运用其手中的三大战略支柱对上述挑战进行战略应对。由此可见,冷战后美国东亚战略即是以“底线-挑战-应策”为线索来展开的。冷战后东亚地缘战略环境呈现出延续性与变迁性相交织的特点。这为冷战后美国东亚战略的制定与运作提供了舞台。由于东亚的地理位置及其战略意义、东亚-太平洋的崛起,东亚之于美国的战略重要性开始了由“重欧轻亚”向“欧亚并重”的过渡,由此显现出冷战后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延续性与态势的变异性。在延续性方面,东亚依旧分离并处于冷和状态、历史并未在此终结;在变异性方面,美国成为“天下莫与之强”的全球超级大国、中美苏“战略大三角”不复存在、诸多潜在的地区冲突热点开始凸显。面对如此时局,美国确立起其在东亚的三重战略利益:生死攸关的利益、重大利益以及次要利益。冷战后美国在东亚生死攸关的利益主要有三种:确保美国、东亚盟国以及东亚海上通道的安全,防范东亚潜在战略对手的崛起以及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在东亚的扩散与使用,这三种生死攸关的利益即是冷战后美国东亚战略不可触碰的底线;重要利益也有三种:维护“美国治下”的东亚和平、扩展美国在东亚的经贸利益以及推广“美国式”的自由民主;次要利益亦是三种:打击跨国犯罪、切断毒品交易以及制止非法移民。根据上述战略利益,美国认为,在由东亚新兴力量和不稳定力量引发的一系列潜在威胁和严峻挑战中,最严重的是来自两个方面的战略挑战:一是中国崛起,二系朝鲜问题。这两方面挑战许多年来一直为冷战的铁幕所遮掩着。冷战一告结束,它们就相继浮出水面,日益挑战着美国在东亚生死攸关的利益。不难看出,中国崛起涉及到防范东亚潜在战略对手的崛起的利益,而朝鲜问题则关涉到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在东亚的扩散与使用的利益。因此,美国认为,美国必须针对上述两大战略挑战进行积极地战略应对。如果对这两大挑战不予重视甚或无视它们,将会使自己处于危险之中。美国对这两大挑战进行战略应对成为其东亚战略的重中之重。针对中国崛起这一挑战,美国确立起“中国挑战论”的对华战略认知,在对华战略应对上,美国游走于战略遏制与战略接触之间,但对华实施预防性防御、和平演变与岛链封锁,仍贯穿了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的始终。针对朝鲜问题这一挑战,美国确立起“朝鲜威胁论”的对朝战略认知,在对朝战略应对上,美国游走于战略威慑与战略对话之间,但两手政策、促使朝鲜重新变天,分而治之、维持半岛的分裂状态,优势主导、避免它国主导半岛事务,仍贯穿了冷战后美国对朝战略的始终。在对上述两大战略挑战进行战略应对的过程中,美国手中握有三大战略支柱可资运用。超强国力构成美国独步天下的力量基础:硬实力稳步增长、软实力逐渐凸显、东亚存在的加强。双边同盟成为美国无可估价的冷战遗产:日益巩固的美日同盟、不断强化的美韩同盟、逐步拓展的美澳同盟。美国通过多边制度来构建地区安全的多维之网:推动双边同盟的多边化、构建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参与“第二轨道论坛”。美国希望借此加大参与亚太事务的力度,最大限度地利用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现有安全结构,竭力影响该地区局势的演变,试图塑造出美国主导的地区新秩序。由上可见,以均势求霸权成为冷战后美国东亚战略的实质。美国将自身战略定位为“离岸平衡手”,试图通过制衡地区霸权挑战国、控制地区内结盟大国来实现护持东亚霸权的战略目标。美国这一东亚新均势战略是霸权国的“分而治之”和盟国的“跟着强者走”的结合使然。那么,究竟何为冷战后美国东亚战略的地缘政治根源呢?答案便是打造坚不可摧的“美国堡垒”、从“担心被包围”到“进行反包围”、“海权对抗陆权”传统的当代演绎。展望冷战后美国东亚战略的未来走向,我们可以察知,美国对东北亚的重视依然、对东南亚的介入加深、对华战略趋向隐蔽化:软性遏制、柔性接触、隐性融合。对此,中国的战略选择应是:“致人而不致于人”、“不战而屈人之兵”、“因利而制权”。

杨鲁慧^[10]（2011）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国际政治格局的变革及趋向》文中指出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不仅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大损失,对国际政治战略格局和大国关系重组也带来深刻久远的冲击及影响。后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大国关系格局始终处于重组与调整及不断整合之中。分析危机时期国际政治格局变革调整的现状及其动因,探讨国际政治体系转型的未来趋向,对于构建我国的国际战略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世界战略格局的转换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挑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世界战略格局的转换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挑战（论文提纲范文）

（3）全球海上多极格局与中国海军的崛起（论文提纲范文）

（4）对冲视角下的欧盟南海政策（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海上兴起与国际海洋安全秩序——有限多极格局下的新型大国协调（论文提纲范文）

（6）奥巴马政府的中东离岸平衡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共产党在大国博弈中的执政方略定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21世纪初期中美伊大三角地缘战略研究 ——全球视角中的飞地型地缘战略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9）冷战后美国东亚战略：底线、挑战与应策，1989-2009（论文提纲范文）

（10）后金融危机时期国际政治格局的变革及趋向（论文提纲范文）

四、世界战略格局的转换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挑战（论文参考文献）

• [1]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研究 ——以对冲战略为视角[D]. 刘天竹. 吉林大学, 2021
• [2]习近平强军思想研究[D]. 石万里. 吉首大学, 2021
• [3]全球海上多极格局与中国海军的崛起[J]. 胡波.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20(06)
• [4]对冲视角下的欧盟南海政策[J]. 吴向荣. 南洋问题研究, 2020(03)
• [5]中国海上兴起与国际海洋安全秩序——有限多极格局下的新型大国协调[J]. 胡波.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9(11)
• [6]奥巴马政府的中东离岸平衡战略研究[D]. 姚全.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7]中国共产党在大国博弈中的执政方略定位研究[D]. 王琼.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8]21世纪初期中美伊大三角地缘战略研究 ——全球视角中的飞地型地缘战略关系[D]. 韩飞. 西南大学, 2012(09)
• [9]冷战后美国东亚战略：底线、挑战与应策，1989-2009[D]. 李家成. 吉林大学, 2011(08)
• [10]后金融危机时期国际政治格局的变革及趋向[J]. 杨鲁慧.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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