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孔子教育思想与合作教育思想比较研究

一、孔子教育思想与新世纪合作教育思潮比较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闫佳伟^[1]（2021）在《中学立德树人落实机制研究 ——以F中学为个案》文中指出2014年3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立德树人的重要价值意义在该意见中得到了明确规定,并将其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的核心,也是实现学生自身全面发展的重要要求。21世纪以来,课程改革不断推动着教育体系的深化,使我国的教育既满足时代性又具有规律性。作为教育根本任务,立德树人有力推动着育人方式的不断变革,使我国在提高育人水平的同时也能提升国民素质,对人力资源强国的建设、教育发展的前瞻性与人才培养时代性具有重大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教育各环节,贯穿教育各领域。中学阶段处于学生成长的关键期,在学校中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价值与长远意义。因此中学的教育需要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旗帜,在政治方向和价值观念上严格遵循党的教育大政方针,秉持学校的立校文化与育人目标,为社会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学生。本研究充分认识到当前中学阶段立德树人落实机制的重要性,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进行了研究与探索。首先,本研究从正本清源的角度,对立德树人进行历史溯源与理论研究,基于传统文化及近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中立德树人的发展研究,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教育方针与育人导向的分析,深入探讨了新时代背景下立德树人的历史使命、时代责任、具体内涵与价值意义。其次,基于现实审视的角度,对本研究中的个案F中学立德树人实践进行研究,并将实践工作与《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进行对标分析,从课程、文化、活动、实践、管理、协同六个维度,将该校德育工作进行归类梳理。从立德树人的顶层设计、实践落地、管理效能三个角度对个案进行研究,总结该校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方面的有益经验与成功做法。通过问卷调查与访谈研究,聚焦于立德树人落实机制中的目标、内容和协同机制三方面,反思出当前该校主要面临的德育目标体系建构不清、大中小幼德育体系衔接不畅、德育课程体系建构不全、德育综合实践创新力度不大、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程度不高等亟需进一步提升的问题。在反思的基础上,从《指南》指要求的六个维度出发重构该校立德树人落实机制的实施路径。最后,本研究继续聚焦于立德树人落实机制诸多要素中核心的三方面内容,即指向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目标机制、服务于育人目标的内容机制以及落实“三全育人”的协同机制,给出F中学立德树人落实机制的完善建议。

陆露^[2]（2021）在《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王逢贤（1928-2013）,辽宁省大连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杰出的教育理论家、德育专家、知名学者。任何教育思想的生成都具有历史性和社会现实性,有其深刻的生成基质和复杂影响因素,探究王逢贤教育学思想,不仅要探究他的教育思想有哪些,同时也要对思想产生的机理加以深入阐析,以达到最终揭示思想者思想形成的辩证之路。将微观史学的研究范式应用到对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研究中,探究其所处的历史时代以及自身经历的特殊阶段,探查王逢贤在不断接受思想洗礼的过程中,其思想嬗变的历程。从其追寻真理、探究真知的实然之路起航,着落于其一生思想的核心观点,从何以为优质教育之思再到如何使之落地为优质之教,也是教育本质与规律所应呈现的具体形式。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认为,话语不仅仅是语言,一种话语就是一种调控权力之流的规则系统。话语一旦形成,它就为分析提供了一个领域,而这种分析是我们进行自我认识的一个中心部分。话语在一种持续界面中相互交叉和关联。在对相关资料进行筛选、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按照其思想演进的历史顺序进行系统分析,概括总结其教育观点的精髓所在,实际是一种挖掘知识的深层、对现行知识做进一步解构的思想史方法。思想体系的构成与思想本身一样具有双重性,将本研究做微观史学审视,将隐匿于王逢贤个人成长经历、学习经历、工作经历中,与其思想变化发生链接的具体事件与经验描述出来,寻踪觅迹,呈现出他的教育思想的聚成事实,为我国教育学思想史谱系建构添枝增叶,丰富、充盈、拓展宏大历史叙事的整体理论框架和综合研究。王逢贤的忧思是科学地揭示教育活动规律的一种积极、乐观、理性的教育理论思维活动,在此种思维活动的导向下,创生出与之契合的规范教育则是一种必然。在科学的教育学思想指导下的规范教育的表达和生成,应该可以回答最令人满意的教、最好的教育这一重要议题。王逢贤规定了最好的教育就是优质教育简称“优教”。由于教育对象的复杂性,教育学可能涉及历史、政治、地理、人文、经济、心理等诸多学科要素,由此造成教育学沦为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学科,“教育学的边界”亦变得很模糊。很少有一门科学如教育学这般有着模糊的面影,这是科学乃至其作为学科独立存续所面对的最主要威胁之一,在于含混模糊的学科边界对其论哉的清晰性乃至知识有效性的消极影响,教育学模糊的学科边界直接对其理论解释力和实践批判力产生严峻的质疑和巨大的挑战。教育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性质上面临的质疑和巨大挑战,并不能成为阻碍教育学研究和发展的因素,也不能成为教育学者们停滞不前的借口,可能也正是因为赫尔巴特未尽之事,为广大教育学研究者们留下无数思考和研摩的空间,王逢贤就是众多学者们之一,对教育学本质规律探寻和追求成为他教育学研究的动力与燃点。本研究利用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整体展示王逢贤教育学思想是如何在历史的阶段发展脉络下得以最终呈现。个人思想形成必然会受到个人经历的影响,这是思想源流,也是思想得以形成的条件背景,更是个人与社会权力分配博弈的结果,其思想的形成必然体现了思想者的话语权,也是其思想在话语权实践中所处地位的表现。教育思想形成于教育思想者头脑中的认知世界,认识来源于现实生活以及外部世界的摄入,并着落于教育思想者所专注的个人事业上,通过对个人从事的事业的认知加工,以个人思想形式内在的生成,以某种方式加以组织并表达出来,其主旨是对教育实践产生影响。教育思想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前瞻性、继承性等特征。教育思想有助于人们认清教育工作中的成绩和弊端,使教育工作更有起色。任何教育思想的形成都是复杂的,都是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建构的,都有其来源的客观性和形成的主观性。王逢贤的教育思想诞生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生成于曲折多舛的个人经历与源流多重的文化思想交互过程中,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鲜明的特征,但却始终坚守着同一的教育信念。教育是使人成为“人”的唯一途径,对教育现象的认识、对教育经验的审视、可以揭示教育本质与教育规律的存在,使教育促进社会发展成为可能是王逢贤终其一生所执着的思与教的思想嬗变之过程。关于教育的探讨中,已经涉及到教育的起源、教育的定义、教育与政治经济、教育与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教育与人的发展等方方面面的关系。从其追寻真理、探究真知的实然之路起航,着落于其一生思想的核心观点,从如何为优教之思再到何以使之落地为教的不懈探索。王逢贤对于教育原理的重审,主要是辨清教育的本质是什么,王逢贤的观点是要在教育逻辑上把握同一性,在社会情境中界定教育范畴,于社会生产二重性揭示本质。在教育目的的定位上,王逢贤认为必须是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教育目的不二之选,对于如何坚持人的全面发展,王逢贤认为必须要摒弃异化从而达到人的全面复归,认知自我使人之为人成为可能,最后在社会深度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教育是社会的教育,因此,王逢贤认为教育的实践取向必须指向如何实现为社会服务,否则教育必然会脱离教育的本体追求,而出现异化的趋向,在这一维度上,王逢贤认为,应该以教育的超前性面向社会未来,以教育的前提性推动社会实践,以教育的现代性驱动社会发展,以教育的本体性抵制社会异化。教育的任务是对人的教育,人的教育就是要使人成为人,因此,道德教育成为教育实践的必然选项,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取向要求学校的道德教育必须有整体的系统性,应该从多维度考察整体界说德育,对人的培养是德育的本质,在联系中把握德育实践,教育者要先受教育。中国教育的发展从西方接受了很多的思想,但是本土化研究取向是中国教育研究的必然选择,必须要做到教育研究扎根于本土的现实环境,教育研究本土化的实现保障,教育研究本土化的方法论要求,教育研究本土化是一个认识过程。中国教育理论体系必然是以国家发展需要、政治需求为导向的政治话语权力主导下,同时受国外教育领域话语实践、学术态势和社会发展等的学科话语权力参与构建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并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现政治话语权力和学者话语权力共同主导的教育学理论体系构建表征与特质,其鲜明特征是自上而下的发展路径,即政治话语实践在先,学者话语实践在后的,凸显中国特色的理论生成并指导实践的基本逻辑。王逢贤毕生挚爱研究的事业所体现的必然之意就是希望中国的教育能成为有特色的、质量高的,能满足受教育者个性充分发展、潜能充分发展的优质教育。基于这一着眼点,王逢贤的教育学思想都围绕如何实现教育发展、教育先行、教育现代化,推动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时代意义在于指明中国教育现在的实践取向和未来的目标指向,这包括教育研究必须坚持理论根基,内容包括运用马克思人的学说,扩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说。教育研究必须坚守本土意识,内容包括让社会为教育做后勤,坚守教育的本真角色,学校是教育实践的关键,如何培养人的创新性。教育研究必须直面规律的复杂性,内容包括在宏观层面把握教育规律,在微观层面挖掘教育规律,在实践层面尊重教育规律。教育研究必须以人为问题基点,内容包括教育以满足人的需要为起点,教育以情境陶冶为教学手段,教育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点。先进性是任何教育思想都必须具备的内在品质,否则教育思想就不可能具有思想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功能。王逢贤有着中国传统教师最典型的体现----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无时无刻不体现出一位教师的风骨、风范、品格与情怀。如果不能体悟、通感他的教育学思想,便无法知晓新中国教育理论从无到有,在荆棘中跋涉的探索历程,也就不能从根本上理解当下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未来去向与实践向度。这些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形成的过程都是后辈学子需要认真挖掘的宝藏,思想可以武装我们的头脑,让受洗礼者变得睿智,而感悟思想形成的过程可以使我们在研学之路上懂得如何精进学识,达到提升思想高度的目的。任何一位教育学者都会有一探教育规律的内在动因,这是一位有着思想意识和职业追求的教育思想者潜在的驱动力。再审王逢贤教育学思想,可以更加清晰的理清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理论特征与思想风格,王逢贤不仅是一位有独特思想的教育家,也是始终走在中国教育实践最前沿的拓荒者与探索者。王逢贤教育学思想是老一辈教育家光辉形象的延伸和价值的延续,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发展的镜鉴,是为教育现代化探索合理化,科学化路径的最好手段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动力。

察应坤^[3]（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高若瑜^[4]（2020）在《基于活动理论的对外汉语教学设计研究》文中提出对外汉语教学是中国教师面向外国学生开展的汉语教学。学习者异质性的文化背景和多样化的语言需求决定了对外汉语教学要在语言实践中促进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发展。但是,由于缺乏合适的理论指导,对外汉语的教学设计未能充分尊重学习者的主体性和文化异质性,导致对外汉语课堂活动流于形式、教学实践偏离教学预设。活动理论重视学习者主体性的理论秉赋,对文化情境的关注以及对活动系统的结构分析,非常契合对外汉语教学对象、教学内容和文化情境的特性,为重构对外汉语教学设计、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质量和水平提供了新的方法论视角和思想资源。基于活动理论的对外汉语教学设计将教学重心由“教”转变为“学”,实现了向“汉语学习活动设计”的转型。从设计理念上看,学习活动就是活动主体借助于中介工具作用于活动客体的过程。学习活动的发生和发展,就是作为活动主体的学习者对作为“潜在客体”的问题情境和学习任务不断形成新的理解和认识的过程。随着活动客体的转化和改变,随着从一个学习活动进入到下一个学习活动,学习者将在互动中实现拓展性学习,从而有效地推动他们知识和能力的发展。为了促进拓展性学习的发生和深化,对外汉语教学设计要重点关注汉语概念的形成和发展,并在学习活动中实现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创造性转化。在设计框架上,应该将活动系统作为教学设计的基本单位,按照活动系统的基本模型对教学设计进行重构。具体而言,要实现从布置交际任务向建构活动客体、从个体语言学习向共同体语言学习、从采取教学措施向提供中介工具的转变。此外,教学设计者要对文化情境的特殊性和异质性进行深入分析,将文化情境作为教学设计的改进依据。活动客体是主体作用的对象,同时也是活动系统的标识。但是,只有学习者意识到客体的存在并在行动上对客体产生作用时,学习活动的客体才能够真正形成。活动客体的设计要遵循可持续性、与动机相整合以及横向拓展等三个原则。具体到汉语学习活动中,首先,汉语学习活动的客体应当体现为语言能力发展的可持续性。汉语学习活动具有动态性,汉语学习活动的客体要经历从模糊到具体、从一个活动向另一个活动的转化过程。其次,汉语学习活动的客体应当与外国人的学习动机相整合。为了做到这一点,汉语学习有必要实现从课程标准到语言需求、从教材话题到交际话题、从课堂空间到现实语境的转变。再次,汉语学习活动的客体应当在语言交际中进行横向拓展。通过在价值理念、思维方式、情感态度、审美品质等方面的拓展,使汉语学习者能够更好地认识和掌握汉语。需要注意的是,横向拓展并非漫无边界的随意扩散,而是要符合汉语学习的原则。学习是共同体的学习,汉语学习活动的主体是有着多元文化背景的汉语学习共同体。对外汉语教学设计应当构建“菌根式”的学习共同体,着力开发和利用对外汉语领域学生和教师多元化的特点。为了促进“菌根式”汉语学习共同体的形成,应当在跨文化交际中建构“共享客体”,采用多重合作模式促使汉语学习者跨越文化障碍。同时,还应当采取“拓展性互动设计”的方法,吸纳学生参与到教学设计工作之中。为了使汉语学习共同体在拓展和转型中保持生命力,有必要推动其在跨越边界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包括根据文化情境调整合作模式、借助话语分析重构合作框架、利用社会交往吸纳外部成员等。中介工具是由教学设计者提供的具有模糊性的物品,经活动主体加工和改造后进行使用。中介工具的设计和使用应当采取“形成性干预”的原则,在不断拓展中介工具来源的基础上,根据具体的情境进行调整。在汉语学习中,中介工具的主要来源包括承载汉语知识的语言文本、源于言语交际的个体经验和历史演进中的各类模型。在使用中介工具时,应当用“镜像材料”认识语言问题,用多维模型分析语言问题,用系列工具解决语言问题。在完成汉语学习活动基本框架的设计之后,教学设计要进一步关注和设计汉语学习活动的推进过程。根据拓展性学习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学习行动,教学设计要促进拓展性学习循环的发展和实现。为了促进拓展性学习的发生,要将矛盾视为学习的动力而非障碍。通过对活动系统内外不同层级的矛盾进行分析,利用这些矛盾关系推动汉语学习活动的转化。同时,有必要加强活动系统与活动系统之间的有机联系,推动汉语学习活动网络的建立,促进汉语能力的综合发展。总之,以改进对外汉语教学为目的、将活动系统作为对外汉语教学设计的基本单位,围绕活动系统的各个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设计汉语学习活动,可以在方法论层面重构对外汉语的教学设计体系,更好地根据学习者和学习进程的特点来牵动教学改革,提高教学成效。

李萍^[5]（2020）在《二战后德国政治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招待会上作出重要指示,提醒我们不能忘却血的教训,不能忘记历史,不能背叛历史,历史虽然渐远,但是历史的启迪和教训永远刻在我们心中,强调只有正确认识历史,才能创造美好未来。历史警醒现实,声声入耳,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70年前那个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伟大时刻,这边胜利的欢呼声响彻云霄,那边即将迎来历史性的流转。德国经历了二战的惨败、占领国的统治、民主浪潮的侵袭,彻底改造成资本主义国家,走上全面振兴、蓬勃发展、富足强盛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政治教育作为意识形态的抓手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从民主国家的建立到国家的稳固、从公民拥护纳粹到消灭纳粹、从政治冷漠到积极作为,政治教育渗透到德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给每个德国人提供精神养分,成为不可或缺的生活日常。学者兰格维尔德在《国际教育百科全书》中阐述西方政治教育时所写:“从一定意义上讲,具有最悠久政治教育传统的国家是美国,其次是联邦德国,再其次是法国、英国和其他国家。”[1]二战后德国政治教育的成功不仅得益于悠久的传统,更归于理论的厚重与完备、实践的落实与扎根、国家的支持与推动、社会的配合与保障、公民的眼力与脚力等等,每个环节都值得学界深入探究。在我国步入新时代后,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源源不断,人们时时刻刻需要面对思想困惑和诱惑,意识形态教育必须因时而化、因势而行、放眼世界、博采众长。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审视和研究二战后德国政治教育的优秀内核,有助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先进性、创新性、完备性,拓展整体宽度和深度。本文主体内容含括以下六个部分:第一部分:简明阐述二战后德国政治教育的研究缘起与意义,国内外对此问题的研究现状,明确要采用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以期对此问题有宏观把握。第二部分:主要针对二战后德国政治教育进行洞察古今、追本溯源、定性分析,从演变、背景、概念的角度简要介绍政治教育在德国产生、发展、断裂、重构的过程,二战后开展政治教育所面临的政治局势、经济态势、文化形势,以及对二战后重建的政治教育进行理论意义上的准确定性。第三部分:集中探索二战后德国政治教育的理论特色,从深厚的政治养成理论、政治社会化理论、政治认知-参与理论等理论基础出发,理清重要理论的嬗变,在理论的更替中明晰其发展特征,展现其理论体系内在的独特魅力和影响力。第四部分:深入挖掘二战后德国政治教育的实践特点,从目标、内容、途径等视角来剖析其具体举措与层层落实,有侧重的进行详细论述,并总结其实施过程中的趋势。第五部分: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站位审视二战后德国的政治教育,基于德国政治教育自二战以来行进道路上遇到的阻碍和取得的成就,总结历史教训,引为鉴戒,着力批判思考,去芜存菁,从国家、社会、学校、公民的多主体角度进行反思,汲取经验,以助推思想政治教育的不断完善。第六部分,在新时代历史方位下,总结回顾了二战后德国的政治教育,并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展望。

杨四海^[6]（2019）在《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研究公民精神的理论意义,在于探寻不同于西方古典公民精神、现代公民精神的当代内涵,阐述其在个体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时代意蕴;其实践意义在于从文化、政治及时代和发展的维度建构中国公民精神,为具有前现代、现代某些特征和受到晚期现代性影响的中国,提供本土化的社会治理资源,有利于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共同体。论文回溯了国外公民精神实践和研究的成果,对国内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民社会及公民精神进行考察,深入研究个体化语境下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培育问题。论文以行动主义为视角,主要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建构主义为方法论,在中外文献叙事中进行比较研究和逻辑论证。“个体化”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伴随着社会现代化发展,在中西方国家出现的普遍现象。在西方背景中,乌尔里希·贝克等人提出了关于晚期现代性社会的个体化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化在释放个体自由的同时,对现实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结构也产生了严重威胁。在中国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虽然个体化现象有着与西方晚期现代性的不同,但也呈现出从“单位社会”转变为“个体社会”的显着形态,个体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正在日益显现,其主要表现为:个体的精神信仰物质化、私人生活中心化,社会结构表现出原子化的态势。现代社会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以公共性为主要属性的公民精神,是应对个体化之觞的现代国家的普遍选择,也是实现个人幸福和建设共同体的现实途径,将其用于应对中国个体化现象的消极后果应该也是合理的。研究公民精神,必须要首先考察国外公民精神理论。西方公民精神的理论源流及其嬗变,既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初识“公民”及塑造公民的理论参考,也是今天认识和研究中国公民精神的重要背景知识。国外关于公民精神的论述有两个基本的流派,即传统公民共和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以此为基础又演化出新自由主义、新共和主义、社群主义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等多样性的公民精神。中国公民精神的研究,需要从中国个体身份演化的分析开始。清朝末期,中国知识界提出了塑造“新民”的设想;民国初期一批具有国外留学经历又深感国内民众教育严重不足的知识分子,尝试性地进行了国民教育改造的实践;待1949年后,“人民”成为新中国主导性政治身份;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和个体各自的单独运作以及国家与个体的相互影响下,中国公民身份的形塑取得了一定成效,公民精神也随之初步出现,但是公民尚处于追求个体权利和个人利益阶段,甚至出现了所谓的无公德公民。种种现实表明,中国目前要有效抵御个体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就要首先从内容上建构中国公民精神。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除了需要应对个体化消极后果的直接挑战,还需要深入思考几个与公民和公民精神本身有关的现实问题。一是公共生活中的公民处在由领域分化到领域融合的时代,如何认识其能否继续存在的问题;又如何处理全球化和个体化背景下的市民与公民、公民理性与公民激情、世界公民与国家公民的关系。二是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是否具有可欲性。由已有的研究可知,基于文化传统、社会历史和先进社会制度的建构是可欲的,这为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提供了启示。三是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需要观照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意识形态性质、社会发展阶段、后工业社会影响等因素。在综合前面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涵应该主要包括四种精神,即价值理性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公共参与精神和平等合作精神。当代中国公民精神从内容建构到现实培育,既需要进一步探究培育的现实条件,也需要研究培育主体、培育环境和培育路径所包含的内容。首先是考察目前培育的社会现实性如何。为此,需要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对公民政治参与和公民法治观念产生的影响,审视中国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发展状况对公民意识与公民参与的促进作用,考察中国“三种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思想观念及公民道德建设的影响。其次是从主体、环境和路径等不同视角思考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培育。此处主要分别从国家、学校和个人出发,讨论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问题,同时还探讨家庭生活环境、社区公共环境和网络虚拟环境对公民精神孕育的作用,深入研究公民精神培育的三个重要路径,即宏观层面的国家推动、中观层面的学校理念转变及其公共生活开展、微观层面的生活政治润养。

程从兵^[7]（2019）在《中欧外语课程标准设计理念与框架结构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今经济全球化正朝着纵深方向迅猛发展,与此相伴随的教育国际化亦已大势所趋,而作为服务于更好沟通与交流的外语教育更是如此。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将外语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提高外语教育质量,相继设计和编制了外语课程标准。新世纪以来,我国教育部相继颁布了《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2003）与《全日制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这两个纲领性文件是我国基础教育英语课程改革历程的缩影。随着课程标准的实施,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外语教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一些矛盾问题开始凸显,如课程理解和课程实施的不协调、语言知识和语言素质的不合拍、英语教育工具性和人文性的不和谐以及英语学习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等较为突出,有待改善。为了进一步改善我国外语课程标准的制定和实施,本文特别选取欧盟2001年正式颁布的《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学习、教学、评估》作为参照,对两者的设计理念与框架结构进行全面和整体分析比较。论文着力解决的问题如下:中欧外语课程标准设计理念和框架结构的共同性与差异性在哪里?通过对双方教育政策的历史演进和课程标准框架结构（课程性质、课程理念、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教学建议及课程评价）等方面比较分析,发现两者共性之处主要体现在:双方文件出台的主要背景都是应对国际化和全球化的趋势,顺应本土化高品质外语教育的诉求;学习者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是外语课程标准出台的落脚点和着眼点;课程性质兼顾任务驱动的工具性和意义追寻的人文性;体系化建构的课程目标都突出语言综合运用能力培养,注重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课程内容的选择与组织是知识观、活动观、能力观、态度观的整合;围绕学生发展来构建综合性、发展性和多元性评价体系。两者之间的差异性也很明显,主要表现在:外语课程标准主体有差异,中方是政府主导,欧方是多元主体参与;学习者身份界定有差异,中方界定为学生,欧方界定为社会人;课程标准追求的动机功能有差异,中方注重升学应试,欧方注重融入他国;课程内容丰富度有差异,中方注重四项技能,注重考试所需要的能力,欧方注重语言交际活动及其所需要的各种能力;课程评价多元化程度有差异,欧方的共同语言能力量表特别倡导评价多元化和自我评价。有缺陷的课程标准才有完善的希望。通过研究,本文为完善我国外语课程标准研制提供一些建议:对外语教育政策进行国家立法,保证课标设计权威性和科学性;为促进语言多元化应当树立正确的语言资源观和生态观,做到多元共生;从保障公民基本教育权利高度来看待区域外语教育质量;聚智共谋,课标设计体现“不同”与“共同”,框架透明、详尽和缜密;课标设计理念体现外语学科特色,关注人文性,不弱化工具性;丰富课程内容,树立因人而生和为人而生的课标设计理念;研制有利于学习者健康发展的整体性评价体系,做到评价育人;提升教师专业化水平,理解和实施课标设计理念,成为终身学习典范。

李铁绳^[8]（2019）在《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演进及其逻辑研究》文中指出基础教育的质量提升与保障依赖于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教师教育是教师队伍建设的活水源头。专业化是教师职业的基础,是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目标与根本旨归。教师专业化必然要求教师教育专业化。教师教育专业化是国际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趋势,也是我国新时代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论题。然而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制度不健全,导致教师教育转型脱离实际,进而导致基础教育需求侧与教师教育供给侧出现结构性矛盾——基础教育需求侧是教师队伍结构性短缺,教师教育供给侧则是教师培养供过于求,从而影响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及教育现代化进程。国内关于教师教育专业化的研究主要偏重微观分析,系统化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因此,研究者确定了教师教育专业化这一时代论题。根据掌握的文献资料和已有研究,将研究的核心问题确定为“教师教育专业化如何演进”,并聚焦于四个主要问题:教师教育机构转型与认证、教师教育专业设置与认证、教师教育课程标准与课程设置、教师专业标准。为了全面深入地研究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探析我国教师教育改革发展走向,本研究遵循唯物辩证法基本原理,采用历史文献法、比较分析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方法,对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演变及其逻辑按照一条主线与三条辅线展开研究,一条主线是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进程,系统分析了我国师范教育初创、师范教育曲折发展、师范教育重建、教师教育转型阶段教师教育专业化的演进特征,重点厘清了每个发展阶段横断面教师教育机构转型与认证、教师教育专业设置与认证、教师教育课程标准与课程设置、教师专业标准等方面的演进历程,梳理了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的脉络与特色。三条辅线分别为:一是我国对西方教师教育制度体制的移植、借鉴与融合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学习日本——仿照美国——以俄为师——遍采各国,将西方教师教育理念、体制与我国教师教育实际相结合,逐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教师教育体系;二是社会需求对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基础教育师资数量与质量需求、教师专业标准与教师资格制度、教师专业发展等需求对教师教育专业化的诉求;三是师范生学费政策的演变,主要经历了免费——缴费——部分回归公费的变迁。同时对美国、英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的教师教育专业化进行了纵览与横述,以国际经验为镜鉴,启示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改革。研究最后聚焦于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分析了历史逻辑的变化,呈现了理论逻辑的特质,展现了实践逻辑的复杂。在实践逻辑方面,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梳理了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变迁历程,对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制度体制从制度断裂与制度渐变两个维度进行了制度变迁分析,从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两个维度进行了路径演变分析,全方位、立体式展示了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演进图景。理论逻辑方面,分析了教师教育的基本规律、教师专业发展规律、师范性与学术性的二重性,为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改革提供理论支撑。实践逻辑方面,基于教师教育治理的视角,从国家宏观层面、地方中观层面、学校微观层面提出了教师教育专业化的实践策略,分析了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的改革走向。

张天宇^[9]（2018）在《“软权力”视阈下英国语言国际推广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全球化时代,国际竞争的焦点上升为“软权力”的较量。优势语言是国家“软权力”强大的重要表征,而语言的国际推广,通过加速异质文化间的交流、政治价值观念的宣传以及外交政策的应用,服务于国家政治、文化、外交等领域,是提升国家“软权力”的重要途径。因此,语言的国际推广已经成为“软权力”背景下世界各国竞相奉行的国家战略。英语的国际推广不仅为英国带来了丰厚的、直接的经济价值,同时还具有提升英国文化吸引力和价值观念认同力、促进英国社会制度辐射力等隐性价值,是提高英国国家“软权力”的重要手段。英语的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不可逆的过程,但是英国将英语的国际推广与实现国家“软权力”提升有机结合、共生互促,却是比较成功的案例,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目前学术界关于语言推广政策、战略及意义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然而,这些研究大多局限于宏观层面的政策描述和梳理,鲜有文献将相关理论与推广实践深度融合,对语言推广策略进行深入研究。为此,本文以“软权力”为研究视角,以英国语言推广的唯一准官方机构——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为研究对象,深入挖掘当今英国语言国际推广的策略、实施及其效果。研究问题如下:（一）英国语言国际推广活动有哪些?这些推广活动建构了什么样的语言形象?（二）在不同地区这些语言推广策略体现了什么样的“软权力”?（三）“软权力”视阈下语言推广策略的效果如何?本文研究以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语言推广活动（英语语言教育与考试、艺术和文化交流、教育与社会活动）为横向维度,以卡奇鲁关于世界英语分布的“三个同心圆”理论（即英语作为母语的“内圈”,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或半官方语言的“外圈”,英语作为外语学习和使用的“扩展圈”）为纵向维度,并尝试建构了一个以语言形象为中心,包含语言态度、语言价值、语言需求等影响因素的语言推广策略运行模型,从语言推广的“活动—策略—效果”三者的内在关系入手,探究英国语言推广策略与实践。相对于殖民主义时期的显性语言推广,“软权力”背景下的语言推广具有隐蔽性、模糊性和分散性,很难找到明确的、具体的官方政策文本和指导文件。因此,本文选取英国文化教育协会2000-2014年间的15份《年度报告》为研究语料,自下而上研究英国语言国际推广策略。本文研究方法主要采用量化与质化相结合的内容分析法,辅以共现词分析法和个案分析法实现了量化数据的归类提取和文本回归分析。具体分析方法采用“手工标注”“半自动语料处理”“自动语义测算”三合一型实证方案,避免了采用单纯手工标注方法带来的过低效率与偏主观性。主要研究发现有以下三点:研究发现之一:基于语言交际价值,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设置了英语语言教学及考试活动,《年度报告》文本在此类语言推广活动的描述中建构了英语“标准英语”、“改善人们生活水平的语言”、“国际交流的工具”等交际形象,这些形象基于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的“工具性”属性,以中立的色彩传递给人们:掌握英语可以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可以实现国际交流等用途,同时强调了英式英语的权威性;基于语言文化价值,协会设置了艺术、文化交流活动,《年度报告》文本在此类语言推广活动的描述中建构了英语“历史悠久”、“文化经典”、“现代文明的标志”等文化形象,这些形象直接指向英国文化的深厚积淀、既传承经典又与时俱进,涵盖了所有英语学习的文化动机;基于语言政治价值,协会设置了教育与社会活动,《年度报告》文本在此类语言推广活动的描述中建构了英语“包容”、“友好”、“诚信”等政治形象,这些形象向人们展示了英国社会的亲和力。研究发现之二:语言形象是语言推广背后的隐含话语,并通过语言推广活动来传达。二者共同搭配组成的语言推广策略,促进了语言推广的文化价值、政治价值等隐性价值的产生。主要表现为:基于“内圈”国家对英语“竞争”、“忠诚”、“合作”的语言态度,“标准英语”、“历史悠久”、“包容”等语言形象,促进语言推广增进对共同文化渊源的认同、强化“英式英语”标准性的隐性价值;基于“外圈”国家对英语“排斥”与“需求”并存的语言态度,“改善人们生活水平的语言”、“文化经典”、“友好”等语言形象,促进语言推广增进对英国经典和权威的认同、消除历史偏见的隐性价值;基于“扩展圈”国家对英语“实用主义”的语言态度,“国际交流的工具”、“现代文明的标志”、“诚信”等语言形象,促进语言推广宣传国家形象、增进国际交流的隐性价值。研究发现之三:英国语言国际推广策略具有“软权力”性。语言形象通过与民间话语、官方话语的互文形成共识,与人们的语言需求产生直接关联,在语言推广活动中发挥其“渗透力”和“吸引力”功能,促进后续的英语传播由“推力”转变为“拉力”。同时,英国语言国际推广策略促进了语言国际推广与“软权力”之间的良性循环。除了显性的经济价值外,语言国际推广通过语言将国家思维方式、价值观等有针对性地渗透给不同推广对象,实现其隐性价值,从而促进国家“软权力”的提升。而“软权力”决定了语言领有者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以及推广对象的语言需求和语言态度,是语言价值和语言形象的重要依据。这一本质决定了语言国际推广在“软权力”时代的国家战略地位。由此可见,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语言推广策略在于顺应推广对象的语言态度、语言需求以提高英语语言形象,达到语言推广的增值效应,从而促进语言推广与国家“软权力”之间的良性循环。本文的选题和研究视角弥补了目前学术界从语言学角度深入探索语言推广策略的研究空白;从理论层面建构了语言推广运行模型,并厘清了语言推广、语言价值、语言形象、“软权力”等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进一步阐明了全球化背景下语言推广对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意义;本文的研究发现也为我国汉语语言国际传播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与借鉴。

王秀强^[10]（2018）在《中国百年大学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战略研究》文中提出现代大学体育文化传承自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和西方体育文化。中国近现代大学体育受到西方大学体育发展模式和体育理念的深刻影响,“依附性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大学体育的显着特点;但同时也受到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大学体育文化又具有“内生性”特征。大学体育文化内在制约着大学体育的发展。中国近现代大学体育起源于“强国强种”、“富国强兵”的实用主义目的,在西方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指引下,大学体育主动斩断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致力于为社会服务的功利性目标。长期发展的结果是,大学体育的发展规模逐渐扩大,大学生的身体素质却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追根溯源,主要是关系到大学体育战略目标的大学体育理念的缺乏和大学体育文化自觉的缺失。因此,唤醒大学体育的文化自觉,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大学体育文化,成为大学体育发展的基础工程。本研究选取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23所国内具有百年以上历史大学的体育发展史为研究对象。首先运用扎根理论和文献资料等研究方法进行大学体育文化的要素分析,确立代表性体育人物及思想、体育规章制度、体育活动和竞赛、体育教学、体育文化的物质载体等五要素作为研究的横轴;其次对中国大学体育的百年发展历程进行了历史分期研究,将中国大学体育的发展历程分为清末、民国、新中国初期、“文革”、复苏、新发展时期等六个历史阶段,确立研究的纵轴。运用文献资料、专家访谈、历史研究等方法,以大学体育文化五要素为具体研究对象,探究各文化要素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背景、特征与发展规律;梳理出比较清晰的中国百年大学体育文化发展概貌;并从百年大学体育发展进程中总结出历史经验和规律。在百年大学体育文化传承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百年大学体育发展现状,运用系统论和战略管理理论,首先进行了大学体育文化系统构建;之后进行了中国大学体育文化发展战略的规划研究,包括系统要素、内容体系和战略对策三个方面。研究结果表明:1.教育家和体育家的体育思想传承是大学体育文化发展的主线。大师的体育思想一直伴随着强国强种的民族思想,而且一直伴随中西方体育文化间的碰撞与融合、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碰撞与融合。纵观中国近现代体育思想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近现代体育思想的传承与发展始终围绕着“健身强国,以实现民族复兴,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这一主题。2.中国大学体育制度深受社会政治背景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大学体育制度设计;回顾中国百年大学体育制度发展历程,呈现出清朝末期的借鉴摸索、民国时期的深入发展、建国初期的苏联模式、“文革”时期的破坏停滞、新时期的学习欧美等阶段性特征;中国大学体育制度往往采用自上而下的制度建设路径,即政府层面主导,大学负责具体实施。3.我国近现代体育课程,内涵上经历了“体操—体育—体育与健康”的发展历程;形式上表现了“课外—课内—课内外相结合”的发展趋势;价值功能上体现了“生物学—心理学—人文社会学”的认识提升;发展上呈现了“拿来主义—本土化探索—国际化”的三阶段发展模式;并且表现出钟摆式演变特征。4.大学体育精神文化是大学体育文化的核心;体育场馆设施等物质文化是大学体育文化的基础;体育制度文化是大学体育文化的保障;体育行为文化是大学体育文化的动力之源。大学体育精神、制度、行为、物质层面所包含的体育文化要素与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背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大学体育文化系统。5.中国百年大学体育发展历经清末的发端、民国的发展、新中国的新生、“文革”时期的挫折、改革开放的重生、新时期的发展与繁荣六个发展时期。百年大学体育思想也经历了由机体活动能力发展观到身体、心理发展观,到身体、心理、思想品德发展观,最后转变到身体、心理、思想品德和文化素质观,充分体现了人类对体育文化发展的认知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到如今,体育人文价值观念逐渐成为中国体育发展的核心理念。6.引入战略管理理论;在构建大学体育文化系统的基础上,从战略的系统要素、内容体系和战略对策三个方面进行中国大学体育文化发展战略的规划研究。提出中国大学体育文化发展的战略对策:从大学体育文化各层面切入,明晰目标定位,健全决策机制,最大化发挥体育学科育人优势,跨学科合作、培养少而精的体育专业人才、凝练科研方向。7.总结百年大学体育思想发展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可供从国家到大学各层面的体育文化发展以借鉴。人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主体,代表性体育人物的思想是大学体育文化系统构建中最为关键的要素,大学也因此成为整个中国体育教育的思想高地。在新的历史时期,围绕“民族复兴”的主题,大学体育人应有引领中国体育思想的主动性意识,传承发展,注重战略,以助力于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

二、孔子教育思想与新世纪合作教育思潮比较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孔子教育思想与新世纪合作教育思潮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中学立德树人落实机制研究 ——以F中学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2）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4）基于活动理论的对外汉语教学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二战后德国政治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欧外语课程标准设计理念与框架结构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演进及其逻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软权力”视阈下英国语言国际推广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百年大学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孔子教育思想与新世纪合作教育思潮比较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学立德树人落实机制研究 ——以F中学为个案[D]. 闫佳伟.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研究[D]. 陆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4]基于活动理论的对外汉语教学设计研究[D]. 高若瑜.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8)
• [5]二战后德国政治教育研究[D]. 李萍. 吉林大学, 2020(08)
• [6]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D]. 杨四海. 南京理工大学, 2019(01)
• [7]中欧外语课程标准设计理念与框架结构的比较研究[D]. 程从兵.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8]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演进及其逻辑研究[D]. 李铁绳.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9]“软权力”视阈下英国语言国际推广策略研究[D]. 张天宇. 东北师范大学, 2018(02)
• [10]中国百年大学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战略研究[D]. 王秀强. 上海交通大学, 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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