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件从个人交流中消失

一、书信淡出个人交往方式（论文文献综述）

胡昌智^[1]（2021）在《论兰克的史学思想》文中研究指明在19世纪以来历史学专业化过程中,兰克开启的历史考证学风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然而,兰克不是史料学家。史料学对他而言,是为了替历史建构提供坚实、可信的基础。兰克是建构历史的叙事大师。他不断而且一贯地在巨幅的历史着作中,借着叙事赋予历史意义。兰克终身没有历史理论的着述,没有系统地说明过历史知识的性质,以及论述历史研究的主体、客体问题。但是,在追求真实与历史意义的同时,他经常会在着作及书信中透露史家应该如何面对自我以及表达历史究竟是什么。兰克强调史家要有观点,要了解自我的局限性并提升自我,他也不隐讳自己的历史看法。兰克把历史叙述成许多趋势,每个趋势里都有它充满价值的个体性,所有趋势的交错汇集构成时代,甚至是世界史。由于基督教的信仰,让兰克把欧洲族群的冲突乐观地视为一起成长与融合的过程,同时也让他把这一过程等同为世界史。他对非基督教世界的偏见,源自他的宗教精神,造成他历史理论本身的矛盾。这一矛盾体现在他无法以他核心的思想——个体性原则——对待异文化。在历史思考上他使用双重价值标准。

龙沛^[2]（2021）在《罗马波斯战争研究（66BC-628AD）》文中提出公元前66年至公元628年间,以地中海盆地为核心的罗马—拜占庭帝国与以伊朗高原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为核心的帕提亚—萨珊帝国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周期性相互攻伐,即所谓的“罗马波斯战争”。罗马波斯战争从广义上延伸,可以指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7世纪期间罗马人（晚期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和早期拜占庭帝国）与波斯人（帕提亚帝国和萨珊帝国）为争夺西亚地区进行的长达七个世纪的政治、军事、宗教和文化较量。双方交往的方式以战争为主,但战争背后牵涉东西方两大文明之间在各个领域和层次的全方位对抗。从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到高加索和阿拉伯沙漠诸王国、部落乃至非洲诸王国,两大帝国内外众多国家和族群在不同程度上参与罗马波斯战争,罗马波斯战争的行为体数量和交往复杂性远远超出罗马和波斯两大帝国本身。罗马波斯战争贯穿双方国家地缘安全战略、宗教意识形态、经济贸易利益、文化同化与抗拒的全方位博弈。罗马波斯战争成为古代持续时间最长、波及地域最广、涉及国家和族群最多的战争,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从宏观历史背景和古代地中海—西亚文明圈的交往发展趋势来看,罗马波斯战争是古典时代后期罗马人和波斯人在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双向对冲扩张的结果。罗马波斯双方均渴望完全继承亚历山大大帝留下的希腊化世界遗产,尤其是塞琉古王朝在西亚的政治遗产,因而双方冲突不可避免。塞琉古王朝作为希腊化世界疆域最辽阔的国家,其鼎盛时期将整个西亚地区和中亚一部分囊括其中,塞琉古帝国的疆域构成了亚历山大大帝希腊化遗产中最大的一部分,也继承了原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大部分亚洲疆土。因此,罗马人和帕提亚人都把征服塞琉古王朝的西亚属地作为复兴亚历山大帝国和波斯帝国的必要手段。塞琉古王朝在两河流域和叙利亚地区大力经营,客观上为后来罗马人和帕提亚人在西亚地区的统治奠定了政治和经济基础。帕提亚帝国在塞琉古王朝东都塞琉西亚对岸营建新都泰西封,并与萨珊帝国接续统治六百余年。罗马—拜占庭帝国则将塞琉古王朝故都——叙利亚的安条克作为其在东方的统治中心。因此,罗马波斯战争首先是双方争夺并维护塞琉古王朝西亚遗产的战争,塞琉古王朝也正是在罗马和帕提亚的东西夹击下走向衰亡。罗马和帕提亚在西亚和东地中海的扩张于公元前2世纪初开始,历时百余年,至公元前1世纪中叶双方在西亚正式接触。通过对东地中海和西亚地区的双向扩张,罗马共和国和帕提亚帝国最终将亚历山大大帝留下的希腊化世界基本瓜分完毕。最终罗马共和国控制小亚细亚、黎凡特和埃及,而帕提亚帝国控制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地区,近东地区形成罗马—帕提亚两极格局。此时双方若要继续原先的扩张方向,就必然与对方爆发冲突,这便是持续六百余年罗马波斯战争的开始。罗马波斯战争总体根源为双方对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霸权的争夺,但双方各自在不同时期的战略态势、文化秉性、意识形态和国家实力决定了双方在战争中战略目标、战术手段及交往方式的不同,但总体上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罗马波斯战争既具有长时段、高烈度和长周期的特点,又具有间歇性、突发性和妥协性特征。双方长达7个世纪的较量对两大帝国内外各民族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欧亚草原和沙漠游牧部落通过深度参与罗马波斯战争加快了其文明化进程,并最终改写西亚和地中海地区文明秩序。但两国交界处的高加索和西亚诸小国由于处于两大帝国夹缝中均未逃脱被肢解和灭亡的命运。罗马波斯战争对两大帝国本身既是双方国运的生死较量,又是统治者个人野心和帝国理想的主观驱动。在罗马波斯战争期间,两国由于综合国力大体势均力敌且理想战略纵深重合,罗马与波斯任何一方建立绝对安全疆界的努力均从根本上损害对方的安全,导致双方在西亚长期形成二元对抗僵局和两极安全困境。罗马波斯战争作为古代世界扩日持久、勾连东西的文明大战,对现代西方和东方文明对彼此的历史认知产生了许多潜在的深刻影响。在文明理想和统治者意志层面上,罗马人恢复亚历山大大帝事业的理想和波斯人恢复居鲁士大帝事业的宏愿在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形成战略对冲,双方均不具备凌驾于对方的绝对政治和军事优势,仅在不同时期先后占据相对优势。双方综合国力对比在7个世纪内经历了此消彼长的复杂变化,但总体在西亚和东地中海保持战略均势,双方对对方领土的征服成果均不能持久。罗马波斯战争后期,随着两大帝国交界处的缓冲国和附庸国相继被瓜分和吞并（亚美尼亚、加萨尼和莱赫米王国等）,两国战争烈度在7世纪初达到最高峰,且均一度将对方逼至绝境。与此同时,阿拉伯沙漠各部落由于长期参与罗马波斯战争,其政治组织、军事技术和文明程度迅速提高,终于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催化下诞生了中东地区最后一个一神教——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人统一国家——麦地那乌玛政权。罗马人和波斯人在7世纪初的生死大战之后国家实力消耗殆尽,而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因长期处于战争前线经济凋敝、民怨沸腾,两国在阿拉伯沙漠边缘构建的附庸国体系也于此时彻底瓦解,遂使得阿拉伯人大征服的门户洞开。罗马波斯战争是希腊罗马文明和波斯文明在古代的终极对决,见证了古代世界帝国的发展极限。罗马波斯战争和欧洲民族大迁徙、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兴起等重大历史事件相互影响,最终导致了古典时代的结束和中世纪的到来。

廖定一^[3]（2021）在《北宋士大夫礼物馈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张洛冲^[4]（2021）在《湖南卫视《朋友请听好》情感叙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流动的现代社会中,速度带来的多变性在短时间内改变了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作为人类精神本质需要的情感在其中的生存现状也变得岌岌可危。面对着外部环境所造成的人际间情感淡漠及情感需求与日俱增的现实境遇,作为指引社会舆论的风向标,电视媒体关注情感危机现象,推出了包括《朋友请听好》在内的一系列情感类节目,旨在为人们搭建一个情感能量互动与情感心理满足的交流平台。本文以湖南卫视真人秀节目《朋友请听好》为研究文本,主要运用叙事学等方面理论,以文献分析法、文本分析法、深度访谈法等研究方法分析电视节目建构情感叙事的方式及内涵。论文认为《朋友请听好》在叙事策略的安排上与情感紧密贴合,多维度的情感主题使受众产生情感共鸣,在他者的关照中引发自我观照;通过外显叙事者与内隐叙事者一明一暗的叙事行动成就了情感的传递;多重的叙事视角代表了多元的叙事方式,共同合力丰富着叙事内容,并引导着观众情感走向;时间和空间的艺术选择与重组,打造出复杂的叙述层次,给人们带来丰富的情感体验。《朋友请听好》的情感叙事凸显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即多元性与开放性。开放性主要体现为主体与客体共同完成叙述文本、多层叙述达到意义的延伸、时空开放激发情感唤起三方面。艺术叙事与生活叙事的意义中和、博采众长的文本形态结合、串联历史与现实挖掘人物情感共同构成多元性特征。《朋友请听好》情感叙事的意义表现为从私人性到公共性、从共情到共鸣、从生物性到社会性,即节目情感叙事完成了私人话语到公共话语的递进,通过叙事符号的挖掘在集体记忆的运作中进一步巩固认同的力量,并利用媒介融合的多维场景完成个人情感表达向社会情感交往的进一步开放。

胡杨^[5]（2021）在《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是育人主体根据社会发展需要,结合新时代大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以红色文化资源为育人载体,依托相应的媒介,通过有效的育人途径使大学生在产生情感共鸣的过程中认知红色文化资源并积极内化红色精神和红色优良传统,继而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外化成高尚行为的有目的、有计划的育人实践活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意义重大。从国家层面来讲,它有助于拓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维护党的执政地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同时也有利于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弘扬,唤醒人民群众心中的“红色记忆”;从大学生层面来讲,它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助力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促进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近年来,红色文化资源基础理论研究不断深化,高校间也积极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开展育人实践并及时总结经验进行推广,取得了红色文化资源的认知率不断提高,部分校园的红色文化氛围渐显浓郁,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话语空间也更为宽广等可喜的成绩。但我们也应该敏锐地洞察到国外不良思潮、市场经济价值观念、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思想、新媒体中的不良言论等环体层面的宏观因素对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的冲击,以及育人主体过分强调理论灌输,缺乏体验、感悟式的实践教育,脱离大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开展育人实践等方法技术和育人主客体的个人原因等微观因素对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的消解。宏观和微观因素合力造成了红色文化资源在育人过程中具实存在的利用主体、主题、方式、动力和评价层面的问题。它们都是高校进一步运用红色文化资源开展育人实践的障碍。新时代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要想取得成效,避免陷入形式主义的怪圈,这就迫切需要建立起一套科学可行的育人评价体系,学理性地探讨高校运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基本评价原则、评价指标、具体评价方法、评价标准的现实设立依据、开展评价工作的现实困境等范畴。只有适时精准地开展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评价工作,才能够及时观察和搜集育人过程中凸现出来的问题,为问题的解决提供靶向,助力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有效开展。行之有效的路径是红色文化资源育人价值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要有效实现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价值,必须结合时代特征和大学生身心发展的诉求加强红色文化资源在理论教学、实践教学中的有效运用,积极运用红色文化资源营造和谐向上的校园文化环境,建构起良性的红色文化资源育人话语,拓宽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传播媒介,倡导大学生运用红色文化资源开展自我教育,打造起“六位一体”的新型育人格局,助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的提高。与此同时,建构和完善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保障体系,有助于避免红色文化资源育人陷入低效、无效的境地,助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实现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建构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保障体系,必须促进基于有效实现育人价值的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设立起运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专业指导机构,加强运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人才队伍建设,健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制度保障,推动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多项协助,优化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宏观和微观环境。

范丹凝^[6]（2021）在《吴汝纶古文理论与创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吴汝纶是晚清着名学者、古文家和教育家。然而迄今为止学界对于这位“桐城派最后宗师”尚未有过系统的讨论,也未曾出现以吴汝纶作为研究对象专着。古文是吴汝纶不朽的功业,也是他一生学行的基础,所以研究吴汝纶的思想和创作,须从其文学活动入手,深入研摩文本,了解其继往开新古文理论和创作,才能全面把握吴汝纶生平学行大旨及其他方面的思想。本文以吴汝纶的古文理论和古文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再次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吴汝纶以古文说经、以古文设教方面的内容。介于目前尚无对于吴汝纶生平经历的系统的梳理,故而本文第一章用了较长的篇幅考论吴汝纶的一生行迹,尤其是他早年幕府经历和为官经历。通过考察他的人生经历,分析他的性格特点、价值祈向和学术追求,为进一步阐述其学术思想和古文理论、创作观念奠定基础。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着重吴汝纶的古文理论和创作。其中第二章为全文重点,探明吴汝纶古文思想的两个核心主张:道因文存和以文求道。这两个观念也是吴汝纶一切古文思想的起点,也是勾通他对于桐城古文之学理念和经世致用价值观的核心思想。结合目前文本资料来看,吴汝纶关于古文创作的理论大多来自桐城派经典文论,故而本文第三章主要论述吴汝纶古文创作中承袭自桐城派的一面。包括他对于姚鼐“古文之学”的理解、对桐城派创作方法和与之相应的古文风格的继承。吴汝纶着籍桐城,又从学曾国藩,既是桐城的后学晚生,又是“湘乡派”的中坚力量,他的古文理论自桐城派中来,在创作中又融合了湘乡派之气派。故而其创作理论和行文之习尚未背离桐城法度,但文章主题与审美取向却又与之异趣。故而文章第四章重点结合吴汝纶代表性的古文作品,分析他在古文创作主题、形式、审美趋向方面的具体观念,力图较全面地展示吴汝纶在古文内容选择和风格取向上偏于湘乡派的一面。第五章涉及了吴汝纶“以文求道”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经学研究。这是一个很少被注意到的问题。事实上,桐城派大部分作家都有经学研究的经验,但并无独树一帜的经学研究方法。吴汝纶继承了姚鼐以来经学研究的成果,并将其落实在《尚书故》《易说》的写作方面。而究其“因文求意”的说经方法,亦与其“以文求道”的古文理论有关。第六章专门讨论吴汝纶“以文设教”的理论。吴汝纶关于以古文养育人才以及在清末新政中“以文设教”的一系列观点。这部分观念也是他“以文求道”古文观念的延续。在莲池书院时,他教导弟子学习古文是以“通达世变”为目的的;而经历了日本考察之后,他对于古文设教抱以传承国民精神的希望。事实上,吴汝纶当时提出的关于新式课堂中学设置的观点,成为后世中小学语文教育的主题纲领。同时,从桐城古文存亡的角度,吴汝纶在新式教育中“以文设教”观念最终动摇了古文这一经典文体存在的基础,间接加速了桐城古文走向衰亡。无论从古文理论或是创作上看,吴汝纶的古文思想与其持守的经世致用精神密不可分。在他积极探求以文弼世的道路上,除了赋予古文实用性的功能以外,也强化了以古文讲求经世之务的作用。吴汝纶希望加强文法的作用以发挥古文在描述新时期新事物时的重要作用,同时彰显古文之体作为“中学精髓”在文学艺术层面的优越性。在他的努力之下,古文艺术性和实用性皆得以发挥作用,既具备古典文言散文的形式,又在清末相当一段时间充当了新学思想的载体。后世新文学的倡导者尽管强烈批判桐城派,却也承认正是由于吴汝纶等人对于古文的改造使得桐城古文在晚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了新思想和新文学的领路人。

汪颖奇^[7]（2021）在《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在上世纪交替之际,时论常常将中国比作一叶放于中流的扁舟,处于两头不到岸的处境里,这种“两头不到岸”用于形容近代中国的一个特殊的群体——过渡时代的功名士人——也极为贴切。他们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又成长于西学东渐的时空背景下,或多或少都受到新学的影响。他们亲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既不同于以往只接受过传统教育的旧士人,又区别于孕育于新式教育之中的新知识分子,扮演着士人群体新陈代谢中承上启下的角色。他们的经历与变迁,可以视为近代中国社会新旧转型的缩影。徐兆玮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人生阶段与中国近代几个重要历史阶段互相重合,出生于1867年的他青年时期经历戊戌维新,壮年时期恰逢清末新政、辛亥鼎革,晚年时期又体会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在社会的急剧变迁里,徐兆玮一生都在不断调适、转型,是时代变迁下一个鲜活的“生命体”。戊戌前后是徐兆玮的思想转型期,原本家族并不显赫的他通过科举考试取得进士功名,在地方上拓展自己的生活空间和交游网络。他由何市镇走向常熟县域,参与城区事务,并提升家族影响力。在戊戌维新的思潮中,三十而立的他开始接触新书,其阅读结构和思想发生变化。他心怀经世期许,同时秉持着传统士人教化乡里的责任感,在地方办理慈善事业、发展教育农商,开展经世实践。清末新政是徐兆玮面临的第一个关键转型期。清末新政一方面为士人提供了“立功”实践的良机;另一方面,废科举、改革教育制度,又令他们失去了维系自身文化权力的制度基础。心怀“立功”理想的徐兆玮,在常熟地方事务中虽已小有成就,但不愿株守地方,因此去京城拓展交游网络、寻求仕进之捷径。然而受限于清末官制改革的政治环境,自身竞争力不足等因,他未能成功谋取理想实缺。面对旧学不足以救亡图存,传统功名难谋个人发展的状况,徐兆玮奋然赴日游学。遗憾的是,即便游学回来,其入仕目标依然未能实现,在地方自治开展的如火如荼的浪潮中,他选择暂时返回家乡常熟,参与地方新政事务。辛亥鼎革是徐兆玮迎来的第二次转型期。对清政府的失望、通过地方自治实践积累的资本,成为他易代之际成功转型的主客观因素。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被推举为常熟县民政副长,在稳定地方秩序中起到重要作用。民国建立后,他成功当选为国会议员。从翰林院编修到成为民国“代议士”的他怀着对民国的美好期待,数次北上参加国会,但在混乱的民初议会实践里,其对政党政治乃至对民国的观感都渐趋失望。此后,他的关注重心进一步转向地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伴随着时人开始意识到器物、制度不足以救国,而唯有文化才能救国的觉醒,新一代知识分子带着民主与科学、全盘西化、提倡白话文等主张走上历史舞台。传统儒家伦理道德与文化受到无情打击,徐兆玮这一代功名士人则已经逐渐步入花甲之年,从年龄到思想都已成为知识分子眼中的“老新党”。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与不合潮流的心态,推动徐兆玮的重心进一步由国到乡、由政转文。通过搜集乡邦文献、藏书编书、修撰地方志等文化活动,徐兆玮等人由“立功”到“立言”,以维持传统文化于不衰,维系自身文化权力于不坠。并在与志同道合友人的诗文唱和之中,展现着他们的身份认同与怀旧心态。此外,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在近代士人身上亦有所体现,作为微观的个体,徐兆玮的“生命史”展现出开放的思想心态,理性、务实的处事作风,刚柔并济的行为面相,体现出江南文化开放包容、“刚柔并济”的文化特征。作为近代士人群体的一员,徐兆玮又反映出上承传统,下接现代的过渡一代功名士人的某些共同特征。他们面对着时代变局,应时而起、心忧天下,践行传统士人“三不朽”的人生理想,为了应付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他们追求新知、自我调适,但内心深处仍保持着对传统儒家文化、伦理秩序的认同与坚守。士人因应时势,时代亦随人事而变迁,随着近代以来求新求变走向激进化,士人内在安身立命的儒家传统文化逐渐被抛弃,士人之“道”被动摇所致的失范、脱序与危机,造成了他们心灵的“两头不到岸”之感。徐兆玮的“心灵史”体现了近代士人在政治、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国家与个人交织,“趋新”与“怀旧”杂糅、憧憬与迷茫共存的矛盾、困惑与焦虑心态。

许飞^[8]（2021）在《晚清官僚制的个体透视：张曾敭政治生涯研究》文中认为自明代以来,张曾敭家族便有族人入仕为官,因而在直隶南皮拥有较为尊崇的社会地位。仕宦世家的家庭背景使张曾敭得以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在攻读科举路上较为顺畅,并进入作为清廷官员储备库的翰林院为官。张曾敭官至地方巡抚,是其家族的巨大荣耀,但因清末废除科举,传统社会的流通“管道”关闭,其家族亦因此逐渐走向衰落。张曾敭虽藉科举正途入仕,依旧升阶艰难,后利用赈捐迅速升阶,得获二品顶戴。在其二十多年的仕宦生涯中,辗转多省,调动频繁,且因身体状况不佳多次萌生退意,但在张之洞、鹿传霖等人的劝勉下,一直在宦海中浮沉。他严格遵守并维护规章制度,且不惜因此与同僚生隙,多有刚直之风。其做事谨慎、细心的品行可助其少犯错误,却亦不免为规章羁绊。张曾敭的出身、仕宦经历让他成为一个纯粹的儒官,并在西学渗透之时行卫道保教之举,未能对其思想进行反思与调适。张曾敭在巡抚任上用解决传统问题的程式化方式应对铁路风潮、革命党等新问题,最后因仓促杀害秋瑾,受到舆论攻讦,终致其政治生涯的结束。辛亥革命后张曾敭以清室遗民自居,并在“南皮张氏二烈女”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其坚守的文化作了最后一次抗争。可以说,张曾敭是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典型官员,他经过多年积累终成封疆大吏,却也是其中的平庸之辈。在晚清大变局中,张曾敭固守纲常,未能积极变通。他在巡抚任上的作为,是官僚制推动下按部就班履行职责的产物,并无太多主观努力。一定程度上,张曾敭是官僚制造就的平庸疆臣。

段红玉^[9]（2021）在《西塞罗与罗马共和末期的政治（公元前49年—前43年） ——以西塞罗书信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西塞罗所处的时代是罗马共和制度走向衰落的时代。这一衰落尤以公元前49年凯撒-庞培内战爆发后为剧。自彼时起至公元前43年,罗马政坛经历了凯撒专制、带有独裁性质的安东尼执政以及穆提那战争等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作为上层统治阶级的重要成员,西塞罗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这些事件当中,并在他的书信中进行了相应的表达。这些传世书信,为研究西塞罗与罗马共和末期的政治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也为研究罗马统治者之间的政治交往提供了重要信息来源。西塞罗的三部书信集,其抄本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流传过程。作为古代文本,西塞罗的书信遵循一定的书写格式,且经封存直至传递成功才能最终生成。在内容和类型的划分上,西塞罗的书信具有一定的规范。在语言风格上,西塞罗书信沿袭了口语的特色。罗马统治者之间的通信,并不是单纯的交际行为,通信联络归根结底是一种政治联系。在众多通信者中,西塞罗的挚友阿提库斯最为特殊。西塞罗与他的书信占据全部传世书信多达一半。这些书信真实地记录了西塞罗在历经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反应、情感以及评价。本研究以时间为序,采用史实梳理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即以西塞罗的书信为中心,解读从公元前49年-前43年之间西塞罗如何参与罗马政治。研究涵盖四个维度:一是西塞罗的政治思考与行动;二是西塞罗与罗马上层统治者的交往;三是书信作为一种政治手段的研究;最后是西塞罗书信中的政治情感表达。研究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以西塞罗与凯撒-庞培内战为重点。研究认为,凯撒-庞培内战时期的西塞罗,不仅对于内战的性质具有清醒的认识,对于凯撒的独裁企图存在足够的警觉,而且对于庞培走向失败的原因有过深刻的分析。然而,裹挟在政治漩涡中的西塞罗即无力避免内战,也无法保持中立,只能依据形势变化做出艰难的抉择。即便如此,西塞罗不与凯撒为伍的政治信念始终明确。第二章事关西塞罗与凯撒独裁。凯撒独裁时期的西塞罗淡出了罗马政治的领导核心。西塞罗以学术研究替代政治参与。处于政治隐退状态的西塞罗并没有完全脱离政治生活。他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有限但是目的明确的政治活动。在目睹凯撒独裁政治愈演愈烈之后,西塞罗以发表演说辞的方式,与凯撒独裁公开决裂。第三章关注的是西塞罗与安东尼执政。“凯撒遇刺”将年度执政官安东尼推向罗马政治的最前沿。在安东尼执政期间,西塞罗首先着手应对“凯撒遇刺”,极力维护“自由派”刺杀者的利益,并寄希望于其恢复共和制度,然而这一希望很快落空。随着安东尼专制倾向的加剧,西塞罗对于安东尼的统治从私下的反对发展到公开的对抗。政坛新兴势力屋大维的出现,为西塞罗带来了政治希望,西塞罗支持屋大维反对安东尼。第四章是对西塞罗与穆提那战争的评述。穆提那战争的爆发为西塞罗翦除安东尼、恢复共和制度提供了契机。西塞罗成为元老院反对安东尼的政治领袖。不仅如此,西塞罗与穆提那周围的行省军事将领保持密切的通信往来,竭力鼓动他们军事打击安东尼。其中,西塞罗与山外高卢行省总督普兰库斯的通信,为探究罗马贵族面对危机时刻的政治协商提供了重要个案。

蒋建国^[10]（2020）在《微信朋友圈的情感消费与认同困境》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微信社交的广泛流行,微信朋友圈作为新型群体文化的重要载体,已成为用户寻求身份认同、扩大交往范围、促进文化共享的重要对象。但同时微信社交由于朋友圈的边界模糊、信息杂乱等问题,对群体团结、情感交流与文化认同等方面有诸多负面影响。我们要正确认知微信朋友圈的价值与作用,养成良好的微信消费与使用习惯,防止微信"伪社交"的泛滥。

二、书信淡出个人交往方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书信淡出个人交往方式（论文提纲范文）

（1）论兰克的史学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2）罗马波斯战争研究（66BC-628AD）（论文提纲范文）

（4）湖南卫视《朋友请听好》情感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吴汝纶古文理论与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8）晚清官僚制的个体透视：张曾敭政治生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西塞罗与罗马共和末期的政治（公元前49年—前43年） ——以西塞罗书信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10）微信朋友圈的情感消费与认同困境（论文提纲范文）

四、书信淡出个人交往方式（论文参考文献）

• [1]论兰克的史学思想[J]. 胡昌智. 学术研究, 2021(08)
• [2]罗马波斯战争研究（66BC-628AD）[D]. 龙沛. 西北大学, 2021(10)
• [3]北宋士大夫礼物馈赠研究[D]. 廖定一. 西南大学, 2021
• [4]湖南卫视《朋友请听好》情感叙事研究[D]. 张洛冲.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5]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研究[D]. 胡杨.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6]吴汝纶古文理论与创作研究[D]. 范丹凝. 山东大学, 2021(11)
• [7]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D]. 汪颖奇.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8]晚清官僚制的个体透视：张曾敭政治生涯研究[D]. 许飞. 兰州大学, 2021(12)
• [9]西塞罗与罗马共和末期的政治（公元前49年—前43年） ——以西塞罗书信为中心[D]. 段红玉.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10]微信朋友圈的情感消费与认同困境[J]. 蒋建国. 贵州社会科学, 2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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