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市举办德国分析和实验室设备展览会（论文文献综述）
张磊[1]（2021）在《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文中指出对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而言,无论接收东北或统治东北,莫不以沈阳为大本营,沈阳成为当时国民党统治东北的军事政治重心。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东北所进行的接收重建工作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以沈阳为中心的东北教育接收重建不仅具有特殊性,而且其成败影响人心向背和政权兴亡。本文研究时段集中在1945-1948年,研究地域集中在沈阳市,旨在运用档案、报刊等文献史料,重点考察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同时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国民党在东北统治的严重危机,进而揭示国民党以教育为其内战服务的本质以及国民党在国共东北争夺中失败的历史必然性。除绪论和结语外,本文共分为六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阐述抗战胜利后沈阳市教育接收的背景。抗战胜利后中共鉴于沈阳市重要的战略地位,先于国民党进驻沈阳。中共撤出沈阳后,国民政府派出董文琦等人于1945年12月底到达沈阳,直到1946年3月13日,驻沈苏军全部撤离,国民党军进驻沈阳,才开始正式接收。受日本十四年殖民统治,沈阳市教育呈现畸形发展状态,后又经苏军抢掠,各学校建筑设备饱受摧残。第二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接收的政策与实施。为指导东北教育接收,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东北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通过《接收东北教育事业决议案》,国民党辽宁省政府也相继颁布各类学校复员暂行办法。辽宁省教育接收工作由东北敌伪事业物资统一接收委员会辽宁省分会教育组负责,该教育组由教育部东北区特派员办公处及辽宁省政府共同派员组成,专科以上学校由处派员接收,中等以下学校由省市派员接收。沈阳市教育接收工作逐次推进大体完成,但在接收中无论是中小学还是高等院校,都面临着经费短缺、师资不足、校舍残破、校具不全、教材匮乏等问题,尤其在高等教育方面,在东北临大学生分发过程中,由于东大开学日期未定,致使千余有为青年棉衣无着、煤斤无源、课业荒废,给教育重建带来极大困难。第三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初等教育的重建。接收后国民党沈阳市划定教育辅导区设置国民学校,进行教材编审和课程的重新设置,但仍存在较多的问题。在国民党沈阳市政府财政支出中,教育文化支出以22.75%居于第二位,不仅并未达到市县不得少于35%的规定,且不及保安警察支出47.86%的一半,这与蒋介石喊出的“抗战时期,军事第一;建国时期,教育第一”的响亮口号严重不符。国民学校通过周会、课程内容、壁报等形式对学生进行“戡乱”教育,教育为内战服务的目的昭然若揭。献校运动口号喊的轰轰烈烈,最终结果却是徒有虚名,每区试办两保国民学校的计划也未能实现。受战乱影响失学儿童日益增多,政府措施失当收容效果甚微。由于叙级未定1946年国民党沈阳市政府仅向教员发放维持费等生活补助,同时向学生征收尊师米。但维持费极其微薄,且存在拖欠发放、公教人员不平等问题。教员叙级甄审工作办理完竣后所发薪俸虽有增加,但仍不及物价升腾之速,教员生活难以为继,引发请愿罢教斗争。第四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中等教育的重建。战后东北青年失学过多亟待收容,国民政府教育部筹办了大学先修班,国民党辽宁省设立临时中学,沈阳市接办东北青年中学并筹办暑期补习学校,并制定公立中等学校公助生暂行办法以及奖助金办法等。但中等教育重建中最大的问题是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致使奖助金有名无实,教育救济收效甚微,教学设施匮乏,教师薪俸低微。甚至个别校长贪污公款以及一些教员教学无力、师德败坏等事件也屡有发生。为扭转军事战场颓势及补充兵源,国民党对沈阳市高中以上学生实施军事训练,初中以下学生实施童子军训练。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举办冬令营,动员学校组建青年工作队,为实施“戡乱”服务,其结果是教育环境更加恶化。第五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重建。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院校的复员重建方式有回迁国立东北大学、接收国立沈阳医学院,以及创办私立东北中正大学、私立辽东学院、私立辽宁医学院和辽宁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国民政府教育部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支出捉襟见肘,教学设备奇缺,教职员待遇微薄。在教师管理上存在任人唯亲,师资不齐,教授缺少。教育部所欠学生公费不能全部下拨,学生生活难以为继。教育部实行奖学金制度,但因为奖学金名额数量较少,引起学生的抗议和不满。加之战后东北物价飞涨,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具有强烈爱国情怀和政治敏感性的学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第六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社会教育的重建。为推行社会教育,在沈阳设置的社教机构有民众教育馆、图书馆、民众学校、学校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以及国民教育研究会等,这些社教机构相互配合,对民众实施识字教育、注音符号教育、电化教育、国民体育等。受经费限制沈阳市社会教育的推动十分困难,电化教育的器材设备不仅严重缺乏,对社会教育的人才培训也仍显不够。结语部分,对沈阳市教育接收与重建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总结。在教育接收中缺乏计划,并以军方和政治势力插手为主要特征。在教育重建中由于国民党在东北率先挑起内战,导致战后物价飞涨,经济殆于破产,教育经费被军事挤占,失学儿童和青年益众,种种弊端致使教师学生对国民党政权的离心力加速运转,并将政治信任投向了共产党一方,加速了国民党在东北统治的灭亡。
秦锦清[2]（2020）在《中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研究》文中指出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作为渔农教育的一部分,也是我国海洋教育的开端与重要组成,对丰富海洋教育发展史,完善海洋教育理论,促进海洋水产业的发展,乃至建设海洋强国,都有着重大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但学界长期以来对海洋水产教育这一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相关研究也较为贫乏。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与历史分析法,对我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的历史资料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梳理,从我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的发展背景、教育实践以及评价启示等方面作了系统分析与研究。清末民初,我国渔权屡屡受到侵犯,急需加强维护;传统渔业面临困境,急需大力变革;海洋水产教育落后,急需培养专门人才。随着清末“癸卯学制”颁布,大力提倡实业教育,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我国海洋水产教育应运而兴。其先后经历了诞生（1903-1912）、发展（1912-1922）、完善（1922-1937）和调整（1937-1949）四个主要阶段。为我国沿海地区培养了一批海洋水产专业人才,促进了海洋水产科学观念与技术的传播,并提高了渔民的文化素养与水产技术。学历海洋水产教育,是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的主体。本文从宏观层面,梳理其多层次多样化的学制系统;从中观层面梳理其各司其职的学校管理系统;从微观层面梳理其详尽完备的专业课程系统。非学历海洋水产教育,是我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的有机组成,是对学历海洋水产教育的重要补充。本文对各种非学历教育组织代表性机构及其教育目的、形式、课程等方面进行了梳理与比较。总体而言,我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点:一是主要效仿外国先进海洋水产教育;二是学校选址布局区域相对均衡;三是学历海洋水产教育体系完备;四是非学历海洋水产教育形式灵活多样;五是注重海洋水产调查研究与成果出版。当然,受多方因素制约,我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也存在着政府投入不足,学历海洋水产教育本土化程度不高以及非学历海洋水产教育成效不等的问题。众所周知,“三渔”问题不仅是当代的社会热点问题,其实也是近现代以来的一个历史问题。近现代许多水产教育家,从不同层面提出了解决渔业、渔民、渔村问题的见解和思路,对于我们今天从教育和科技的视角解决“三渔”问题仍有重要的实践借鉴意义。知往鉴今,历史启迪未来。我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的曲折发展历程及其正反两方面经验与教训,也留给了我们当代巨大的启示:一是海洋水产教育要主动服务海洋水产业的发展;二是政府要重视并持续加大资金投入;三是学历海洋水产教育要注重实践;四是要高度重视非学历海洋水产教育;五是必须保持高度开放性与国际化。因此,认真地研究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仍可为我们解决今日的“三渔”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
刘梦婷[3]（2020）在《近代上海医药报刊与西医知识传播（1927～1937）》文中研究指明明清以来,传教士的东来打开了我国医学传教的窗口,社会上层开始接触到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医学知识。清中期广州地区成为传教士医学传播的策源地,医学开始向下发展,推进了西医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进程。近代上海开埠以后,繁荣发达的上海社会、日渐兴起的文人群体、不断完善的报刊行业,推动了近代上海新闻传播业发展。在传教士的示范作用下,教会医院、西医人才数量增多,国人学习西医、开业行医、创办医校的规模也日渐壮大。报刊传播西医、宣扬西医知识成为主流,在中西医冲突背景下,蓬勃发展。1927年至1937年是近代上海医药报刊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的医药报刊数量丰富、种类多样、思想交织碰撞。其中以政府主导的《卫生月刊》、药商创办的《新医药刊》以及大众传播媒介引导的《申报·医药周刊》在这一时期别具一格,开创西医知识传播的新平台,传播现代医学知识,有助于沟通编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医药知识的传播过程中,从传播主体的转变看,早期由国外医学传教的传教士引入,并主导传播。伴随着国内医学院校、医药社团的组织创办,国人开始学习、传播西医日益成为近代上海西医传播的主流。从传播的内容来看,专业深奥的西医知识逐渐被民众日常的卫生知识、健康知识所取代,西医知识的大众化日益成为社会主流趋势,民众开始参与医药知识的讨论,并影响医药刊物的编辑方针和志向。从传播的受众看,报刊传播西医知识的过程中,其受众主要包括近代上海乃至全国的中西医师、身患疾病的患者、报刊订户以及依靠报刊进行商品营销的广告商等,通过读者来函或医药问答的方式,传递作为读者的疑问与诉求。从传播的效果看,报刊传播西医知识的受众有限,停留于医患关系以及商业利益表面,能够阅读刊物的也仅是一些具备阅读水平和医学经验的知识分子,广大的普通老百姓仍游离于知识传播的范围内。但我们亦不可忽略报刊传播西医知识的价值。报刊传播西医知识传递了科学准确的西医专门知识,干净清洁的公共卫生观念,形成了医师在开业行医过程中的规范,转变了民众的就医观念和就医行为,对近代上海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推动了现代医学在中国的传播。
陈婷[4]（2020）在《南京近代社会教育建筑（设施）的建设思想和实践案例研究（1895-1937）》文中研究说明目前我国近代社会教育建筑方面的研究主要为两个视角,一是民众教育馆、图书馆学、博物馆学视角的分别研究,较为关注社会教育活动的具体实施方法和效果;二是建筑学视角的研究,较为关注重点个案的建筑过程和设计风格。本文试图整合两方面的研究,总结南京近代社会教育建筑发展之脉络,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呈现的社会教育建筑观念和建设思想的变化。论文第一章为发展脉络,提纲挈领地勾勒出南京近代社会教育建筑的发展概况。论文的主体部分为第二、三、四章,根据第一章中近代南京社会教育建筑的实践特征,分别以民众教育馆、图书馆和博物馆三类建筑（设施）为叙述的中心。与此同时,为避免受到现代建筑类型的过分限制,在写作中试图从讲演、图书的流通、观览方面作一完整的考察:以近代社会教育的发展作为背景,以建筑学视角下的南京近代社会教育建筑为骨架,以社会教育建筑的创办者、设计者、使用者以及建筑中发生的事件为内容。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首先从近代社会教育家之视角理解其对馆舍的认知和使用,其次结合实践案例本身的特殊性进行建筑简史的概括、历史图纸照片的整理和建筑表现的简要分析。综上,本论文以建筑学的视角梳理南京近代社会教育建筑从草创、发展到转型的发展脉络,进一步试图阐释其独特的文化意义和价值,从而拓展近代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论文正文共计约8万余字,图片135幅,表格8张。
刘君[5]（2020）在《上海生生牧场发展变迁研究（1929-1949）》文中认为1929年,在南京国民政府鼓励创办企业,颁布《公司法》、《工厂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传入中国半个多世纪的乳业的本土化渐趋完成的时代背景之下,沈九成因个人际遇创办生生牧场。在5年左右的时间里,生生牧场便发展为近代上海最大的华商牛乳场。自1929年至1949年的20年时间里,在生生牧场的发展变迁中,其经理凡四变。据此,生生牧场20年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一是1929年至1933年,由沈九成的长子沈鹏程担任经理,为生生牧场的创办和初步发展期;二是1933年至1940年,沈九成出走三友实业社后,自任经理,为生生牧场的快速发展期;三是1940年至1946年,由沈九成的三子沈万灵担任经理,为生生牧场的调整期;四是1946年至1949年,生生牧场被中国国民党的中央信托局接收,为生生牧场的衰退期。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生生牧场的发展战略和销售战略均有所不同。1929年至1933年,生生牧场初始创办,奶牛的采购、员工的招聘、土地的租赁,以及生产设备的买入,奠定了生生牧场营业及发展的基础。此一时期,生生牧场通过文化濡化、竞争者定位、与三友实业社合作等销售方法,将企业的新鲜牛奶消费群体牢牢固定在社会上层人士之中。1933年,沈九成接掌生生牧场之后,通过产品结构的调整、销售模式的扩大、以及制定灵活的销售策略,使生生牧场的规模快速增长,其消费者群体由社会上层人士逐渐向社会中层人士下移。但是,随着日寇的入侵、上海的沦陷,生生牧场的销售规模因日伪政府的配给制度而萎缩。1940年8月24日,沈九成被绑架之后,将生生牧场交由三子沈万灵经营。沈万灵在艰难困苦的沦陷时期,调整生生牧场的销售战略,以生生牧场的“A”字消毒牛乳只为社会上层人士提供。这一销售战略的调整,维持了生生牧场在日伪时期的艰难生存。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企业员工联合国民党的战后接收人员,诬告沈九成、沈万灵为汉奸。生生牧场因此被中央信托局接收。在中央信托局管理上海生生牧场时期,其生产经营活动受到多方干扰,不断萎缩,使得生生牧场走向衰落。基于对生生牧场1929至1949年间四个时期生产销售活动的研究,从微观的视角展现了近代的企业发展与社会环境变迁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一方面,牛奶的消费人群从社会上层人士扩展至社会中上层人士,又因为社会环境的变迁上移至社会上层人士。物的社会生命史,不仅是一个经济关系,还受到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制约。另一方面,企业的生产销售活动,需要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的保障。经营自由作为经济增长的前提,是企业生产销售活动能否正常展开的必要条件。生生牧场的发展历程,是近代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时期经济增长和经济衰落的见证。
吕天石[6]（2019）在《民国时期天津生活类洋货贸易变迁研究（1912-1937）》文中认为天津自1860年开埠以来,逐渐成长为华北地区最重要的进出口港口。至民国时期,天津已经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洋货进口港。天津港的贸易数据成为反映华北地区经济的重要晴雨表。本文在经济全球化的视角下,梳理了1912年至1937年间的天津港进口贸易的各项有关数据,以洋货为抓手深入研究了其在津的进口转运情形、销售流程、售价、商家、消费群体等多种因素,探讨了天津港口贸易与民众生活的互动关系。民国时期天津港进口的洋货涵盖了纺织品、食品、五金、工业制品、建筑材料、生活用品、交通工具、燃油类等几大类。本文的研究主体部分按衣、食、住、行这民众日常生活的四方面来分别选取了一些代表性的进口商品,且多为近代工业制成品作为研究抓手。同时运用大量档案、报刊广告与图表等资料加以阐释民国时期天津港洋货贸易与民众生活变迁之间的关系。在“衣”部分,笔者研究了天津港进口的纺织品、成衣、鞋帽与日化用品,探究了这些商品与民众身体变迁的关系。“食”部分则通过研究天津港的进口食品与药品贸易,从而探究这些商品与民众餐饮习俗变迁的关系。“住”的部分通过研究一些与民众居住空间有关的近代特色洋货产品在天津港的进口情形及华北地区的销运情况,探讨了天津港进口贸易与民众生活空间之间的关系。“行”的部分研究民众出行与沟通。这一部分主要研究交通工具、通讯传媒设备与民国时期华北民众的交通方式与沟通方式的变迁。观察进口商品货物类型的变化,则呈现出以纺织品、食品为重点向以工业制成品、交通工具为重点的转变趋势。而进口来源国别的变化趋势更是非常明显,即由英、德、法等老牌欧洲国家向日、美、苏等亚太地区国家,尤其是日本转变。纵观1912年至1937年二十余年间天津港进口贸易,棉布、成衣、日化产品等生活用品改变了民众的衣着与穿戴;面粉、糖类等食品原料或制成制品的进口改变了民众的餐饮习惯与消费意识;五金、机器、电料等则改善了民众的居住空间与生存条件;车辆与通讯工具的进口更是显而易见的提高了民众的沟通效率。然而港口贸易的繁盛之下还有许多幻象。首先就是关税主权的丧失使得海外贸易收入并不能用来改善民生,而正常的中外贸易本身就已经是外国压迫的产物,这就意味着再辉煌的贸易数额都只能是虚假的繁荣。其次在华北地区的城市与乡村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洋货所带来的影响都存在着显着的差别。大部分普通民众不可能享受到所有进口产品的红利,只能停留在个别进口货品的使用这一层次。第三个幻象来自于洋货与国货的竞争关系。洋货的进口对于民族工业而言有两方面作用:从正面驱动力而言,各类进口产品先进的技术启发了国货的改良,进口机器与外国技师的到来更是直接提升了民族工业的生产力;而从反面来看,摧毁民族产业的罪魁正是大量倾销的外国货品。最后,日本因素不容忽视,日本势力在华北地区先倾销后走私的经济侵蚀政策严重破坏了天津港口正常的洋货贸易。至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天津港进口的商品已经全面呈现了由欧美货品向日本货品的趋势。民国时期,天津港进口洋货与华北民众的生活变迁有很大关联性。虽然还存在很多幻象,但这些商品毕竟能够开一时风气之先,为华北地区的民众打开了近代化生活的大门。
曹烨[7]（2019）在《临时性景观在城市公共空间中的作用与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景观”为研究对象,以景观的“临时性”为课题,展开系统的学术研究。城市景观,是城市中超越所有“公共建筑”的最具开放潜力的空间。在不断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许多荒废和待转型的旧有空间,需要借助“临时的方式”,实现灵活并有针对性的更新和变化。临时性景观,就是指具备这种性质的特殊且有效的城市景观形态。临时性景观以灵活多样的方式,有效助力于城市的发展,回应人居环境发展过程中衍生的诸多问题,并顺势而为成为新时代空间营建、生活秩序、信息时尚及文化形态的崭新多维载体。本文研究的内容主要由以下层次构成:一、通过现场调研、场景体验、文献解读及资料梳理,确定课题的研究内容与边界。通过与“永久性景观”的多指标比对,确定两者在概念、形态、建构、功能、价值等各方面的差异与特征,并确立“临时性景观”这一选题的基础、轮廓及边界。二、临时性景观的硏究主要针对以下问题:1、城市中的碎片化空地（闲置地块、农业地、工业地、铁道附属地）;2、与地权相关的法规、机制及可能性;3、环境保护与城市生态的应急问题;4、规划中存在的僵化和滞后;5、艺术和人文建设中急需融入的多种需求;6、原有景观概念的局限性;7、当下急需的城市空间活化;8、本课题研究应持的包容及开放性。三、临时性景观的硏究,应反思原有“景观设计理念”:景观,不是仅限于美好的感知和文学性的描述与演绎,不应仅限于建筑学意义的工程营造和艺术学意义的作品创作,而应审视永久性景观系统的局限,呼应城市空间不断显露的新的景观需求,从而有效处理暂时、应急、局限、效果等要素间的权重及路径,多目标、快应变、高精准、多元化地服务于城市肌体的方法与机制。四、临时性景观的硏究,应反思原有的“公共艺术理念”:公共艺术,不能仅限于艺术创作和作者个人经验,也不应仅追求作品的赏心悦目或是建造类似于雕塑的构筑物。公共艺术应与新型构建技术、数字及网络技术相结合,不局限于文化范畴并与社会需求有机地融合。公共艺术不应仅服务于文化形态,还应服务于法规、节事、商业、救灾等形态。五、临时性景观的硏究,应借助于实际案例的解析,以梳理临时性景观在城市公共空间中的多种表现形态:通过对具“临时属性”的新材料和新技术的梳理,分析临时性景观的实施策略与方法;借助于对大型城市节事活动的巡礼,完整认识临时性景观的积极性、系统性和有效性。通过认识临时性景观在综合介入城市公共空间中呈现的可能性、丰富性、多元价值,和对信息时代和多元环境的认知,揭示了临时性景观产生的必然性。同时,本文着重研究临时性景观理念在文化交流、信息传播、营商环境、灾后重建以及生态保护等领域的特殊作用与价值。六、临时性景观的硏究,应反思原有的“景观设计教育”理念:原有的景观教育专业仅按内容、表现形式区分,是基于艺术立场及以教师的个人经验为主。而当代的设计教育应密切结合城市化进程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来认识专业、调整专业、重构专业,从而集约教育资源。七、临时性景观,以其灵活多样的形式、丰富鲜明的界面、快速搭建的便利、以及材料和结构的可循环等特性,弥补了原有城市景观（永久性景观）概念的局限、问题和缺陷,极大地发展了新时代景观系统在理念、范围、功能、价值、建构及营运等方面的崭新内涵。
范伟[8]（2019）在《抗战动员中的《新中华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第一份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办刊近4年半,历经了土地革命后期和全面抗战初期。《新中华报》前身是长征后复刊的《红色中华》陕北版,后囿于条件维艰而停刊并入《解放日报》,在中共党报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的地位和作用。《新中华报》充分发挥中共党报的宣传媒介和政治武器职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抗战动员工作。它不仅全面宣传了党的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且组织、鼓舞、激励、推动广大人民群众和一切抗日资源,投入到中国抗日战争中,在陕甘宁边区乃至全国都留下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论文从简要介绍《新中华报》基本情况破题,全面梳理《新中华报》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进行的抗战动员工作,客观分析《新中华报》在抗战动员中的主要作用和显着特点,科学总结其历史经验和时代局限。其具体内容框架如下:首先,简要介绍《新中华报》基本情况,以了解该报进行抗战动员的背景和条件。《新中华报》的创办,有着其复杂的时代场域、深厚的理论渊源和独特的现实基础。就其时代场域而言,该报有助于唤醒民众的抗战意识以粉碎日寇的文化侵略,有助于引领抗日的进步思想言论以冲破国民党文化专制。就其理论渊源而言,该报赓续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党报思想和经验。就其现实基础而言,该报得益于陕甘宁边区提供的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和边区革命知识分子的智力支持。《新中华报》的发展经历了初创和改革两个时期。《新中华报》的初创时期,是指该报从1937年1月29日创刊,一直到1938年12月25日准备改版而暂时休刊为止。初创时期的《新中华报》一般是4开4版的5日刊,每逢重大纪念还有增版。第1版主要发表党的政策主张和国内的重要时事,第2版则专以介绍和分析国际形势为主,第3版报道陕甘宁边区抗战动员和建设现状,第4版为边区民众团体主办的各种副刊和一些会议、人物和节日纪念的特辑、特刊、专刊。《新中华报》的主编是向仲华和徐冰,不少中央、边区和民众团体负责人都在该报上发表过文章或讲话。《新中华报》的改革时期,是指1939年2月7日起出版刷新第1号,至1941年5月15日停刊为止。《新中华报》刷新版改为3日刊,第1版专载党和政府的对于重大问题的立场观点和军队的抗日战绩,第2版报道国际新闻和评论,第3、4版宣传陕甘宁边区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现况。1941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停办《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改出《解放日报》。在管理机构上,《新中华报》曾归口中央党报委员会和中央出版发行部领导。1937年重建的党报委员会,主管材料研究和出版发行事务,兼理中央印刷厂。1939年新成立的出版发行部,下设出版、发行、印刷、总务等4个部门,接替负责《新中华报》的出版、印刷和发行工作。在印刷和发行上,中央印刷厂为主的延安四大印刷厂为《新中华报》提供了坚强的印制后援。《新中华报》依赖于新华书店为主,光华书店和西北抗敌书店为补充的发行网络,通过门市销售、邮局寄购和流动贩卖等方式,发行到根据地、沦陷区、大后方和南洋等地。其次,全面梳理《新中华报》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进行的抗战动员工作,以具体呈现出该报抗战动员的内容。就军事动员而言,抗日战争主要表现为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军事力量的角逐和博弈。日本的军事实力虽然远超于中国,但也存在着人力和物力的不足。有鉴于此,《新中华报》积极配合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陕甘宁边区进行广泛的军事动员,组织和训练民众武装以加强边区自卫力量,肃清土匪和汉奸以创造巩固的抗战后方,加紧防空防毒教育和建设以保全国防后备力量。就经济动员而言,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和文化等上层建筑,而经济动员亦是抗战动员中至关重要的一项内容。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清醒地认识到,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就无法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经济动员为抗战动员之第一要务。《新中华报》亦热烈响应这一中心任务,配合党和政府,开展救国公粮运动以充实抗战的粮食供给,发展合作社经济以在经济上组织民众。就政治动员而言,战争实质上是政治的继续,是另一种暴力形式的政治。因此,政治动员是抗战动员的题中应有之义。《新中华报》积极配合边区的政治动员工作,通过民主普选以保证实现彻底的民主政治,加强肃贪反腐以厉行廉洁政治,发展民族统战以共同救亡图存,从而唤醒和调动广大民众的政治觉悟,动员他们投身到抗战工作之中。就文化动员而言,抗日战争不仅是中日两国间军事力、经济力等硬实力的比拼,而且也是文化软实力的博弈。因此,文化动员是抗战动员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作为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积极配合党和政府,在陕甘宁边区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文化动员,开展学习运动以推高政治文化水准,发展抗战体育以武装手足,推行卫生运动以预防疾病,以期健全边区民众的精神和体魄,应对艰苦的持久抗战。就社会动员而言,为了最大限度调动和凝聚一切可资利用的抗战力量,《新中华报》在积极引导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和商人等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还紧密联系儿童、妇女、抗属和残废军人等特殊群体,发展儿童保育工作以培养抗日的后备军,开展妇女解放运动以提高妇女民族觉悟,抓紧优抚工作以巩固军民关系,从而进一步夯实了全民抗战的群众基石,保障持久抗战进行到底。再者,客观分析《新中华报》在抗战动员中的主要作用和显着特点。就主要作用而言,《新中华报》在进行抗战动员时,努力充当整合全国抗日力量的“万能胶”,阐发正确主张,纠正错误倾向,抨击反动行径,以期协调和整合全国一切抗日力量;努力充当凝聚民族抗战精神的“兴奋剂”,揭露日军残暴兽行,公布中国抗战业绩,以期激发全民抗战的勇气和展现抗战胜利的图景;努力充当塑造中共抗战形象的“扩音器”,介绍边区抗战动员成果,以期展示中共抗战的良好形象和提升中共的影响力:努力充当发展反法西斯同盟的“集结号”,谴责德意日罪恶,关注世界各国动向,以期促进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早日形成。就其显着特点而言,《新中华报》充分利用中央党报这一平台优势,积极进行了一系列的抗战动员工作,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并呈现出对象广泛性、领域多维性和方式灵活性的鲜明特点。《新中华报》在抗战动员中,呈现出对象广泛性,努力团结和整合一切热爱和平的反法西斯的团体和个人;呈现出领域多维性,直接涵盖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多方面;呈现出方式灵活性,注重正反对比,图文并茂。最后,科学总结《新中华报》在抗战动员中的历史经验和时代局限。就历史经验而言,《新中华报》的抗战动员工作,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代表党的意志,传播党的声音;一直遵循新闻真实性的原则,敢于直面问题,针贬时弊;深入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贴近群众的生活,反映群众的疾苦;一向服务于时代的现实需求,与时俱进,永立潮头。就时代局限而言,《新中华报》的抗战动员工作,思想上有一定偏差,残存着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出现了“反革命托派”和“一切经过民族统一战线”的言词;实践中显现出一些问题,如照搬了苏联的办报经验,采用了不适当的题材和语言,从而造成了与边区实际脱节,影响了抗战动员效果。
赵冬霞[9]（2019）在《幼者本位—民国时期的上海儿童玩具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民国时期的上海儿童玩具为研究对象,从设计学角度,运用功能学、材料学、色彩学、接受美学、游戏学、心理学、生理学、教育学、儿童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与方法,对其进行综合研究。文章重点厘清了民国时期上海儿童玩具的关键性问题,包括:（1）玩具生成的背景和基础;（2）玩具的生态和设计力量;（3）对今天玩具设计的启示。除绪论与结论外,本文以“儿童、理念、生态、设计、追寻”为逻辑指引,构建了研究内容的五个章节。第一章为“民国时期的上海儿童”,重点分析玩具的消费群体——上海儿童及其时代境遇;第二章为“民国时期的‘幼者本位’理念及影响”,重点厘清民国时期玩具观念的转变;第三章为“民国时期上海儿童玩具的生态”,重点研究民国时期玩具设计的生态和多元力量;第四章为“民国时期上海儿童玩具的设计实践”,重点研究民国时期上海儿童玩具的设计实践;第五章为“民国时期上海儿童玩具设计的省思”,重点分析了民国时期上海儿童玩具在特定时空中生成、发展、繁荣、衰落的时代特征与设计启示。本文得出如下结论:1.从完美“成品”到完美“部品”。民国时期为儿童设计的玩具多是“起点含混、结果先决”的完美“成品”;今天的玩具更多是“起点清晰、结果多元”的完美“部品”。2.从“玩物丧志”到“寓教于乐”。民国时期的玩具观是建立在教育者立场上的,虽反对“玩物丧志”的玩具观,但仍强调对儿童玩乐的控制、引导和塑造,是有着明显而确定的影响目的的,不凸显“玩”本身的独立价值;今天的玩具观是基于受教育者的立场,重视探索和准备的过程而非结果的强求。3.从技术完善到人文补强。民国时期的上海儿童玩具质朴而清新,令人可轻易感受到自然气息和情感温度;今天的儿童玩具,正被高科技、智能化及数字化所包围,反衬出在质朴和温度方面的不足。吸收民国时期上海儿童玩具设计的人文气息养分,有助于今天的设计力量、设计资源、设计要素的整合。4.从成长“标准”到成长“伴侣”。在过去,尽管儿童是玩具的消费者,但是玩具的服务目标实际是家长,家长通过选配玩具预见孩子的未来,玩具是父母教养孩子类型“标准”的体现;今天的父母不再期望也很难掌控孩子的未来,尤其无力“依靠玩具”精确掌控。他们更倾向于尊重孩子自己的情绪情感与个性发展,以养成适应未来社会的综合能力。其间,玩具的选择、伴随、更新及组合,无疑能不同程度地显现“成长伴侣”的作用,而这样的作用是父母不能代替的。5.从户外游戏到室内探秘。“户外”曾是上海儿童玩乐的基础场景,符合儿童向往自然、探索自然、融入自然的天性,有助于促进儿童的人际互动;今天的上海儿童虽有专属的游戏空间,但失去了同伴间相互嘻戏的机会,客观上变得越来越“宅”。反思、吸收民国时期上海儿童户外玩乐的经验对今天的玩具设计研发应有启示。
李春亭[10]（2018）在《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抗日战争加快了云南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步伐。抗战期间,云南医疗卫生机构不断扩充,并逐渐覆盖到边远和民族地区,现代医学教育的发展,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加之医学院校和卫生人才内迁,医疗卫生人才队伍结构得到一定程度的优化,卫生法规的颁布和实施,不同等级的卫生院有了固定的经费投入,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得到一定保障。防疫是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的首要任务,制度建设和环境卫生则是其主要内容。通过构建省县两级卫生组织体系,提高传染病防治水平,宣传卫生知识,开展空袭救护医疗,为抗战提供医疗卫生方面的支持。国际组织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社会各界捐款捐药、民众积极参与,在战争时期形成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合力。妇幼卫生和学校卫生,取得了难能可贵的进步。卫生政策和法规在实施中,充满了问题和矛盾,经济发展水平低、经费短缺、卫生人才紧缺、政策协调性差、贪污腐化使很多想法无法落到实处,公共卫生建设成效与预期目标相差甚远。当时,国家权力意图借助卫生,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效果并不理想。新式的报纸和期刊,在互动中传播了卫生观念。即使西医借助知识和权力,占据了卫生行政与医疗技术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却无法改变中医在医疗市场中的主体地位。社会上层和知识精英的医疗选择日趋多元,底层民众的健康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14年抗日战争期间,云南公共卫生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绝不是让人满意的。当前边疆民族地区的卫生健康事业,要坚持健康优先原则,改善医疗卫生设施,培养卫生人才,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优化健康教育,重视调查研究。要在健康扶贫中深化“健康中国”建设,不断提高健康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
二、本市举办德国分析和实验室设备展览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本市举办德国分析和实验室设备展览会（论文提纲范文）
（1）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综述 |
| 四、运用史料 |
| 五、研究方法 |
| 六、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抗战胜利后沈阳市教育接收的背景 |
| 第一节 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的殖民教育 |
| 一、殖民教育的行政机构 |
| 二、殖民教育的基本方针 |
| 三、殖民教育的基本内容 |
| 第二节 接收前沈阳市的教育状况 |
| 一、学校教育破坏严重 |
| 二、社会教育残破不堪 |
| 第三节 国民政府接收沈阳 |
| 一、中共政权在沈阳的建立与撤出 |
| 二、国民政府人员抵达沈阳 |
| 三、国民党军对沈阳的军事接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接收的政策与实施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东北教育的接收政策 |
| 一、教育部东北青年救济处的《整理意见》 |
| 二、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的《东北教育议案》 |
| 三、国民党辽宁省政府制定《复员准则与办法》 |
| 第二节 沈阳市初等教育的接收 |
| 一、国民学校接收概况 |
| 二、对教职员以训练代甄审 |
| 第三节 沈阳市中等教育的接收 |
| 一、国立东北中山中学的回迁 |
| 二、省立中学接收概况 |
| 三、市立中学接收概况 |
| 第四节 沈阳市高等教育的复员 |
| 一、东北临大补习班的设立与困境 |
| 二、国立东北大学的回迁与窘境 |
| 三、专科以上学校师生的甄审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初等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沈阳市国民学校的重建 |
| 一、国民党沈阳市教育局的设置 |
| 二、市教育经费的来源与支出 |
| 三、划定辅导区设置国民学校 |
| 四、献校祝寿运动徒有虚名 |
| 五、整顿私立小学与私塾 |
| 六、行政组织与校务处理 |
| 第二节 教学重建 |
| 一、贯彻落实“戡乱”方针 |
| 二、教科书缺乏且价格昂贵 |
| 三、教学设备严重匮乏 |
| 第三节 师资训练与薪俸 |
| 一、重视师资训练 |
| 二、教师薪俸微薄 |
| 三、请愿罢教迭起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中等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沈阳市中等学校的重建 |
| 一、国民党辽宁省教育厅的设置 |
| 二、划分学区与学校设置 |
| 三、筹办东北大学先修班 |
| 四、设立临时中学收容流亡青年 |
| 五、创设市立师范学校 |
| 六、举办暑假补习学校 |
| 七、行政组织与校务处理 |
| 第二节 学生管理与训练 |
| 一、学生费用高昂 |
| 二、奖助金有名无实 |
| 三、救济学生收效甚微 |
| 四、实施童子军训练及军事训练 |
| 五、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补充兵源 |
| 六、组织青年工作队为“戡乱”服务 |
| 第三节 教学重建与师资薪俸 |
| 一、改订教学科目 |
| 二、教学设施匮乏 |
| 三、教师薪俸微薄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沈阳市高等院校的概况 |
| 一、国立东北大学 |
| 二、国立沈阳医学院 |
| 三、私立东北中正大学 |
| 四、私立辽东学院 |
| 五、私立辽宁医学院 |
| 六、辽宁省立师范专科学校 |
| 第二节 沈阳市高等院校的师生管理 |
| 一、招生与就业 |
| 二、公费及奖学金短缺 |
| 三、教师管理办法 |
| 四、教师薪俸低微 |
| 五、教学设施不足 |
| 第三节 沈阳市学生运动的浪潮 |
| 一、“六二”罢课斗争 |
| 二、反对冬令营的斗争 |
| 三、迁校与反迁校斗争 |
| 四、抗议“七五”惨案运动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社会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社会教育机构 |
| 一、民众教育馆 |
| 二、图书馆 |
| 三、民众学校 |
| 四、其他机构 |
| 第二节 社会教育内容 |
| 一、识字教育 |
| 二、电化教育 |
| 三、其他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2）中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文献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2.3 实践意义 |
| 1.3 基本概念和范围界定 |
| 1.3.1 基本概念 |
| 1.3.2 范围界定 |
| 1.4 文献综述 |
| 1.4.1 研究文献的统计学特征 |
| 1.4.2 研究文献的内容分析 |
| 1.4.3 现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
| 1.5 论文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1.6 研究方法 |
| 1.6.1 文献研究法 |
| 1.6.2 历史分析法 |
| 1.7 本文的研究思路 |
| 第二章 中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的发展背景及概况 |
| 2.1 中国近现代海洋渔业的自然环境及资源 |
| 2.1.1 全国海洋渔业的环境与资源概述 |
| 2.1.2 沿海各省的海洋渔业资源具体表现 |
| 2.2 中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兴起的动因 |
| 2.2.1 渔权屡屡受到侵犯,急需加强维护 |
| 2.2.2 传统渔业面临困境,急需大力变革 |
| 2.2.3 海洋水产教育落后,急需专门人才 |
| 2.3 中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的发展概况 |
| 2.3.1 中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的诞生阶段(1903-1912) |
| 2.3.2 中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的发展阶段(1912-1922) |
| 2.3.3 中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的完善阶段(1922-1937) |
| 2.3.4 中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的调整阶段(1937-1949) |
| 2.4 中国近现代沿海各省海洋水产教育的发展 |
| 2.4.1 近现代辽宁省海洋水产教育 |
| 2.4.2 近现代河北省(含天津市)海洋水产教育 |
| 2.4.3 近现代山东省海洋水产教育 |
| 2.4.4 近现代江苏省(含上海市)海洋水产教育 |
| 2.4.5 近现代浙江省海洋水产教育 |
| 2.4.6 近现代福建省海洋水产教育 |
| 2.4.7 近现代广东省海洋水产教育 |
| 第三章 中国近现代学历海洋水产教育的实践 |
| 3.1 教育制度的近代化演变与海洋水产教育 |
| 3.1.1 “癸卯学制”与海洋水产教育 |
| 3.1.2 “壬子·癸丑学制”与海洋水产教育 |
| 3.1.3 “壬戌学制”与海洋水产教育 |
| 3.1.4 《职业学校规程》与海洋水产教育 |
| 3.2 海洋水产学校建筑与实习设备 |
| 3.2.1 学校建筑面积与规模 |
| 3.2.2 教学实习设备及场所 |
| 3.3 海洋水产学校的行政管理 |
| 3.3.1 管理组织结构 |
| 3.3.2 学校主要部门及其功能 |
| 3.4 海洋水产学校的学生状况 |
| 3.4.1 入学资格 |
| 3.4.2 招生方式 |
| 3.4.3 学生规模 |
| 3.4.4 学生管理 |
| 3.5 海洋水产学校的专业设置 |
| 3.5.1 “癸卯学制”时期海洋水产专业设置情况 |
| 3.5.2 “壬子·癸丑学制”时期海洋水产专业设置情况 |
| 3.5.3 “壬戌学制”时期海洋水产专业设置情况 |
| 3.6 海洋水产学校的课程设置 |
| 3.6.1 “癸卯学制”期间海洋水产教育课程设置情况 |
| 3.6.2 “壬子·癸丑学制”期间海洋水产教育课程设置情况 |
| 3.6.3 “壬戌学制”期间海洋水产教育课程设置情况 |
| 3.7 海洋水产学校的实习活动 |
| 3.7.1 海洋水产教育实习课程的发展概况 |
| 3.7.2 海洋水产教育实习活动典型案例 |
| 第四章 中国近现代非学历海洋水产教育的实践 |
| 4.1 海洋水产业专业人才职业培训班 |
| 4.1.1 海洋水产业专业人才职业培训班典型案例 |
| 4.1.2 海洋水产业专业人才职业培训班的特点 |
| 4.2 渔业技术传习所 |
| 4.2.1 渔业技术传习所典型案例 |
| 4.2.2 渔业技术传习所的特点 |
| 4.3 渔民小学(学堂) |
| 4.3.1 渔民小学典型案例 |
| 4.3.2 渔民小学的特点 |
| 4.4 海洋水产教育宣传展览会 |
| 4.4.1 海洋水产教育宣传展览会典型案例 |
| 4.4.2 海洋水产教育宣传展览会的特点 |
| 4.5 四种非学历海洋水产教育组织形式的比较 |
| 第五章 中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的评价与启示 |
| 5.1 中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的特点 |
| 5.1.1 效仿外国先进海洋水产教育 |
| 5.1.2 学校选址布局区域相对均衡 |
| 5.1.3 学历海洋水产教育体系完备 |
| 5.1.4 非学历海洋水产教育形式灵活多样 |
| 5.1.5 注重海洋水产调查研究与成果出版 |
| 5.2 中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的成就与历史意义 |
| 5.2.1 初步建立了海洋水产教育体系 |
| 5.2.2 培养了一批海洋水产专业人才 |
| 5.2.3 促进了海洋水产科学观念与技术传播 |
| 5.2.4 提高了渔民的文化素养与水产技术 |
| 5.3 中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的不足 |
| 5.3.1 政府对海洋水产教育投入不足 |
| 5.3.2 学历海洋水产教育本土化不够 |
| 5.3.3 非学历海洋水产教育成效不等 |
| 5.4 中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的启示 |
| 5.4.1 海洋水产教育要主动服务产业 |
| 5.4.2 政府要重视并持续加大资金投入 |
| 5.4.3 学历海洋水产教育要注重实践 |
| 5.4.4 高度重视非学历海洋水产教育 |
| 5.4.5 必须保持高度开放性和国际化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3）近代上海医药报刊与西医知识传播（192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结构安排与本文要解决的问题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近代上海西医知识传播缘起 |
| 第一节 近代上海的西医传播 |
| 一、西医传播的社会环境 |
| 二、传播者身份的转变:从传教士到上海西医 |
| 第二节 医药报刊的探索与发展 |
| 一、科学报刊与早期西医传播 |
| 二、西医刊物的概述与分类 |
| 小结 |
| 第二章 报刊传播中的西医知识 |
| 第一节 政府与卫生:《卫生月刊》中的西医传播 |
| 一、由《卫生季刊》到《卫生月刊》 |
| 二、以“卫生”为导向的知识传播 |
| 三、西医知识的多元讲述方式 |
| 第二节 商业与营销:《新医药刊》中的西药传播 |
| 一、新亚制药厂和《新医药刊》 |
| 二、相时而动:星牌药品的宣传与营销 |
| 第三节 媒介与健康:《申报·医药周刊》所见西医知识 |
| 一、《申报·医药周刊》概况 |
| 二、西医知识的介绍、宣传 |
| 三、医学论争:关于煤油治肺痨的个案研究 |
| 小结 |
| 第三章 西医知识传播对近代上海社会的影响 |
| 第一节 报刊传播西医知识的反响 |
| 一、传播方式的多样化 |
| 二、编读之间的互动化 |
| 第二节 西洋医学技术的传播和接纳——以X光技术为例 |
| 第三节 近代上海的医学观念变迁 |
| 一、西医知识传播与卫生观念的普及 |
| 二、传统医药观念与中医科学化 |
| 三、医师道德的社会规范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4）南京近代社会教育建筑（设施）的建设思想和实践案例研究（1895-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依据和价值 |
| 第二节 研究对象和范围界定 |
| 一、时空限定 |
| 二、近代社会教育建筑(设施) |
| 三、近代社会教育建筑建设思想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与不足 |
| 一、南京近代建筑历史基础史料 |
| 二、近代社会教育建筑相关文献 |
| 三、南京近代社会教育建筑实践 |
| 四、当代建筑史学者对近代社会教育建筑个案的研究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南京(江苏)近代社会教育建筑实践脉络梳理(1895-1937) |
| 第一节 草创时期 |
| 一、社会教育事业的萌芽与草创 |
| (一)简易识字学塾和宣讲所(1895-1911) |
| (三)通俗教育研究会(1912-1918) |
| 二、社会教育建筑(设施)早期形态的多样化 |
| (一)通俗教育时期社会教育设施整体概况 |
| (二)博物馆、展览会的雏形 |
| 第二节 发展时期 |
| 一、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 |
| (一)全国教育之计划(1919年) |
| (二)实施社会教育的中心机构:民众教育馆 |
| (三)社会教育的人才训练和实验机关的成立:江苏省立教育学院 |
| 二、社会教育建筑(设施)的综合形态:理想之民众教育馆 |
| 第三节 转型时期 |
| 一、社会教育事业的转型 |
| (一)建设“现代化之博物院” |
| (二)建筑的式样(外观风格) |
| 二、社会教育建筑(设施)的现代化和民族化探索:中国建筑展览会和“中国建筑新作风” |
| 第二章 近代社会教育实施的综合机关——民众教育馆 |
|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的总体概况 |
| 一、民众教育馆的创立与发展 |
| 二、民众教育馆的组织 |
| 三、民众教育馆的馆舍 |
| (一)利用民间原有的公屋 |
| (二)在没有合适的公屋且有明确的必要时,新建馆舍。 |
| 第二节 南京近代民众教育馆的实践 |
| 一、江苏省立南京民众教育馆 |
| (一)筹备过程 |
| (二)馆舍与事业发展沿革 |
| (三)发展时期的馆舍建筑:以艺术部和科学部为例 |
| 二、南京市立第一通俗教育馆 |
| 三、民众教育馆附设之其他设施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以图书为中心的社会教育设施——民众图书馆、公共图书馆 |
| 第一节 近代图书馆学中的图书馆建筑 |
| 一、创立与发展 |
| 二、建筑与设备 |
| (一)位置的选择 |
| (二)科学的设计标准 |
| (三)阅览环境的维持 |
| 三、图书的管理 |
| 四、图书的推广与流通 |
| 五、图书馆与社会教育 |
| 第二节 南京近代以图书为中心的社会教育设施实践 |
| 一、江南图书馆(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1910-) |
| (一)馆舍沿革 |
| (二)藏书与阅览规则 |
| (三)1935年(民国二十四)书籍字画展览会 |
| 二、江苏省立南京民众教育馆附设民众图书馆 |
| (一)民众图书馆的意义 |
| (二)民众图书馆的建筑和设施(江苏省立民教馆附设之民众图书馆为例) |
| 三、国立中央图书馆 |
| (一)南京成贤街阅览室(1937) |
| (二)新建之重庆分馆(1940-1946) |
| (三)白沙民众阅览室(1940)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以观览为主要方式的社会教育设施——博物馆和展览会 |
| 第一节 近代博物馆学中的博物馆建筑 |
| 一、博物馆的功用和分类 |
| 二、博物馆建筑 |
| (一)外部环境选择 |
| (二)内部功能配置 |
| 三、收集与陈列 |
| (一)收集 |
| (二)陈列 |
| 四、采光问题 |
| 五、博物馆的社会教育职能 |
| 第二节 南京近代以观览为主要方式的社会教育设施实践 |
| 一、历史博物馆:国立中央博物院 |
| (一)馆舍建筑 |
| (二)联合展览会 |
| 二、科学博物馆 |
| (一)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之国立紫金山天文台 |
| (二)国立中央研究院地质调查所之地质矿产陈列馆 |
| 三、艺术博物馆 |
| (一)国立美术陈列馆建筑图案征选与修改 |
| (二)全国第二次美术展览会 |
| (三)美术馆之建设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国建筑特征的总结、溯源和近代社会教育建筑中“宫殿式新建筑”实践 |
| 二、对中国建筑特征的批判和近代社会教育建筑中“摩登式(现代主义国际式)”建筑实践 |
| 三、近代社会教育建筑“中国建筑新作风”探索过程之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民众教育及民众教育馆相关文献 |
| 图书馆学和图书馆实践相关文献 |
| 博物馆学和博物馆实践相关文献 |
| 近代建筑研究相关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后记 |
（5）上海生生牧场发展变迁研究（1929-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目的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依据 |
| 1.2.1 理论依据 |
| 1.2.2 现实依据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近代奶业史的研究 |
| 1.3.2 近代农业企业史的研究 |
| 1.4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生生牧场的创办与生产经营的展开(1929-1933年) |
| 2.1 沈九成创办生生牧场的背景 |
| 2.1.1 沈九成创办生生牧场的个人际遇 |
| 2.1.2 沈九成创办生生牧场的政策背景 |
| 2.1.3 沈九成创办生生牧场的行业时机 |
| 2.2 生生牧场的创办 |
| 2.2.1 奶牛的采购及其生产管理 |
| 2.2.2 土地的租赁 |
| 2.2.3 员工的招聘 |
| 2.2.4 生产设备的买入 |
| 2.3 沈鹏程时期生生牧场生产经营的展开 |
| 2.3.1 文化濡化:形塑消费者饮食习惯的企业经营方法 |
| 2.3.2 横向拓展:以奶妈为竞争者定位的企业经营策略 |
| 2.3.3 纵向连合:与三友实业社合作的企业经营模式 |
| 第三章 生生牧场的迅速发展与销售规模的扩大(1933-1940年) |
| 3.1 沈九成接掌生生牧场的经过 |
| 3.1.1 三友实业社劳资纠纷案与沈九成出走三友实业社 |
| 3.1.2 沈九成接掌生生牧场 |
| 3.2 从单一鲜奶到全面化战略:生生牧场产品结构的调整 |
| 3.2.1 牛奶 |
| 3.2.2 冰淇淋 |
| 3.2.3 奶油 |
| 3.2.4 其他乳制品 |
| 3.3 生生牧场的销售模式 |
| 3.3.1 订户模式 |
| 3.3.2 专卖店模式 |
| 3.3.3 杂货店模式 |
| 3.3.4 交易会模式 |
| 3.4 生生牧场的销售策略 |
| 3.4.1 药品、食品、饮品:产品的物质功能定位 |
| 3.4.2 “国货”:产品的政治功能定位 |
| 3.4.3 营养与健康:产品的社会功能定位 |
| 3.4.4 早餐与现代性:产品的生活方式功能定位 |
| 3.5 生生牧场迅速发展的原因 |
| 3.5.1 沈九成与穆藕初交往考证 |
| 3.5.2 沈九成的经营经验与企业家才能的展现 |
| 第四章 生生牧场销售战略的调整与等级结构的嵌入(1940-1946年) |
| 4.1 沈九成被绑案与沈万灵接手生生牧场 |
| 4.2 生生牧场生产等级的提升 |
| 4.2.1 上海市乳业等级制度的建立 |
| 4.2.2 生生牧场的质量控制与等级提升 |
| 4.3 生生牧场消费等级的嵌入 |
| 4.3.1 近代上海的社会分层与牛奶的品牌选择 |
| 4.3.2 生生牧场消费人群的社会结构 |
| 4.3.3 日伪时期生生牧场销售对象的上移 |
| 第五章 生生牧场的衰退与政治权力的介入(1946-1949年) |
| 5.1 中国国民党接收生生牧场的经过 |
| 5.2 中央信托局与生生牧场的衰退 |
| 5.2.1 中央信托局接收生生牧场与国民党的派系斗争 |
| 5.2.2 中央信托局管理上海生生牧场时期的衰退 |
| 第六章 结论 |
| 附录 :沈九成父子年谱初编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6）民国时期天津生活类洋货贸易变迁研究（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理路 |
| 四、概念界定 |
| 五、主要参考文献与资料介绍 |
| 第一章 北方洋货集散地:民国时期的天津港进口贸易总体情况 |
| 1.1 国际航运视域下的民国时期天津港口与进口船舶情况 |
| 1.2 民国时期天津港进口洋货的情况与变化趋势 |
| 1.2.1 进口洋货的总体情况 |
| 1.2.2 进口洋货的历年变化趋势 |
| 1.3 民国时期天津港进口货品结构与民众生活之间的关系 |
| 小结 |
| 第二章 穿戴与装扮 |
| 2.1 棉纱与棉布——天津港进口大宗纺织品情况 |
| 2.1.1 棉纱的情况 |
| 2.1.2 棉布的情况 |
| 2.1.3 纺织品的贸易——“西货”与“东货”的此消彼长 |
| 2.2 洋装在身——天津港进口洋装、洋帽及装饰物情况 |
| 2.2.1 洋装成衣与国产“机制洋装” |
| 2.2.2 进口洋帽及装饰物 |
| 2.3 从“多余物”到“必需品”——天津港进口日化用品情况 |
| 2.3.1 进口香皂与天津制皂工业 |
| 2.3.2 进口牙膏、香水和其他化妆品 |
| 小结 |
| 第三章 饮食与医药 |
| 3.1 天津港进口大宗食品及相关商品情况 |
| 3.1.1 面粉与糖——天津港进口大宗食品的规模化 |
| 3.1.2 农作物种子、肥料——农业相关产品的进口 |
| 3.1.3 从传统香料到味精——调味品的转变 |
| 3.2 天津港新式食品、饮料的进口与餐饮风气变迁 |
| 3.2.1 进口洋酒的销售与管控 |
| 3.2.2 西式汽水饮料与甜品的引进 |
| 3.2.3 罐头食品的进口与国产化 |
| 3.2.4 天津与世界非主要国家食品贸易情形 |
| 3.3 天津港药品、保健品、医疗器械的进口与转运 |
| 小结 |
| 第四章 建筑工程与居住环境 |
| 4.1 天津近代住建材料的引进与使用 |
| 4.1.1 从木材到钢筋水泥——天津进口住建材料的新变化 |
| 4.1.2 从洋漆垄断到国货崛起——天津油漆工业的奇迹 |
| 4.2 天津港进口工程机器及设备的情况 |
| 4.2.1 精密建工仪器的引进 |
| 4.2.2 大型建工机器的引进 |
| 4.3 天津港进口贸易下的城市住宅内部空间变迁 |
| 4.3.1 新式室内用品的进口情形 |
| 4.3.2 冰箱——现代家用电器的出现 |
| 小结 |
| 第五章 交通工具与通讯传媒设备 |
| 5.1 天津港口贸易与近代交通工具的引进 |
| 5.1.1 汽车入津与民众对汽车的认识 |
| 5.1.2 自行车的传入及在华北地区的推广 |
| 5.2 天津港口贸易与近代通讯设备的引进 |
| 5.2.1 无线电设备与技术在天津及华北的扩散 |
| 5.2.2 电话设备与技术在天津及华北的扩散 |
| 5.3 天津港口贸易与近代新型传媒设备及传媒技术的引进 |
| 5.3.1 照相机的引进与国产化 |
| 5.3.2 电影、电视技术的传播 |
| 小结 |
| 第六章 繁盛与幻象:对天津港口贸易与华北民众生活变迁的思考 |
| 6.1 洋货贸易影响下的民国时期天津民众生活 |
| 6.2 数据繁盛的背后 |
| 6.2.1 关税与主权 |
| 6.2.2 城市与乡村 |
| 6.2.3 洋货与国货 |
| 6.3 日本因素与走私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7）临时性景观在城市公共空间中的作用与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研究背景 |
| 0.1.1 城市中的“碎片化”空地 |
| 0.1.2 针对城市发展中空闲土地的相关政策法规 |
| 0.1.3 城市发展中存在的困境和需求 |
| 0.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0.3 国内外研究概况 |
| 0.3.1 相关概念解释 |
| 0.3.2 国内研究现状 |
| 0.3.3 境外研究现状 |
| 0.4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0.4.1 内容与论文基本逻辑框架 |
| 0.4.2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解读临时性景观的概念 |
| 1.1 临时性景观的定义与“临时”的界定 |
| 1.1.1 临时性景观的定义条件 |
| 1.1.2 临时性景观的相关概念 |
| 1.1.3 受益于当代的临时性景观 |
| 1.2 临时性景观产生的时代背景 |
| 1.3 临时性景观的基本特征 |
| 1.3.1 相对短暂的时效性 |
| 1.3.2 适宜的使用性 |
| 1.3.3 特殊的设计手法 |
| 1.3.4 经济生态型 |
| 1.3.5 与大众的互动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临时性景观产生的必然性及其构建形态 |
| 2.1 临时性景观的必然性 |
| 2.1.1 临时是信息时代的产物 |
| 2.1.2 临时是多元环境的产物 |
| 2.2 城市化进程中的临时性景观 |
| 2.2.1 城市临时性景观空间的成因 |
| 2.2.2 多样性的临时性景观 |
| 2.3 城市公共空间中的其他临时性的景观构建形态 |
| 2.3.1 临时性建筑 |
| 2.3.2 临时性设施 |
| 2.3.3 临时性装置艺术 |
| 2.4 多元需求下的临时性公共活动 |
| 2.4.1 艺术活动 |
| 2.4.2 休闲娱乐活动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城市中临时性景观的分类与应用 |
| 3.1 适应当代的主动性临时景观 |
| 3.1.1 临时性的创新理念 |
| 3.1.2 临时性的新材料和新技术 |
| 3.1.3 临时性为城市建设发展带来的新时效 |
| 3.2 以大型节事活动为主的系统性临时景观 |
| 3.2.1 城市大型节事活动 |
| 3.2.2 世界性的综合运动会——以2008 北京奥运会为例 |
| 3.2.3 国际性博览活动——以2010 上海世博会为例 |
| 3.3 具有组织有效性的临时景观 |
| 3.3.1 商业推广活动中的临时路演 |
| 3.3.2 商业空间中的临时装置艺术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临时性景观与多元社会的联系 |
| 4.1 临时性景观的创新价值 |
| 4.1.1 不断发展的创新理念 |
| 4.1.2 多变的灵活形态 |
| 4.1.3 临时性景观介入生活 |
| 4.2 临时性景观的积极性价值 |
| 4.2.1 迅速帮助灾后重建 |
| 4.2.2 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
| 4.3 促进多元化文化的传播价值 |
| 4.3.1 促进文化的交流 |
| 4.3.2 传统文化在临时城市主义中的再生 |
| 4.4 临时性景观的生态价值 |
| 4.5 临时性景观的商业经济价值 |
| 4.6 临时性景观对于城市空间的再生价值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临时性景观对城市发展的作用及其教育意义 |
| 5.1 临时性景观在当代城市公共空间中存在的问题 |
| 5.1.1 华而不实的临时造成大量的浪费 |
| 5.1.2 只追求形式主义,缺少长远考虑 |
| 5.1.3 盲目跟风,没有辨识度 |
| 5.1.4 临时是鲜活的产生,无奈的结束 |
| 5.2 临时性景观推动城市的发展的积极作用 |
| 5.3 临时性景观对设计教育的意义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2018 世界城市化发展趋势(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The 2018 Revision) |
| 附录二 2018 世界城市全球大都市检测报告(Metro Global Metro Monitor 2018) (译稿)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8）抗战动员中的《新中华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研究意义和研究综述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意义 |
| (三) 文献综述 |
| 二. 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和概念界定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创新之处 |
| (三) 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新中华报》概述 |
| 一. 《新中华报》的创办背景 |
| (一) 《新中华报》创办的时代场域 |
| (二) 《新中华报》创办的理论渊源 |
| (三) 《新中华报》创办的现实基础 |
| 二. 《新中华报》的发展变迁 |
| (一) 《新中华报》的初创时期 |
| (二) 《新中华报》的改革时期 |
| 三. 《新中华报》的管理与运行 |
| (一) 《新中华报》的管理机构 |
| (二) 《新中华报》的印刷发行 |
| 第二章 抗战军事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 一. “加强人民自卫力量”: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武装工作 |
| (一) 宣传边区民众武装的意义 |
| (二) 见证边区民众武装的建设 |
| (三) 介绍边区民众武装的活动 |
| 二. “巩固抗战后方”:陕甘宁边区的剿匪锄奸工作 |
| (一) 宜讲边区剿匪锄奸政策 |
| (二) 阐明边区剿匪锄奸意义 |
| (三) 介绍边区剿匪锄奸方法 |
| (四) 宣传边区剿匪锄奸成绩 |
| 三. “保全国防力量”:陕甘宁边区的防空防毒工作 |
| (一) 进行边区防空防毒的报道 |
| (二) 开展边区防空防毒的教育 |
| (三) 报道边区防空机构的工作 |
| 第三章 抗战经济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 一. “充实抗战的粮食供给”:陕甘宁边区的救国公粮运动 |
| (一) 宣传边区公粮征收的方针政策 |
| (二) 介绍边区公粮征收的实际状况 |
| (三) 总结边区公粮征收的经验教训 |
| 二. “在经济上组织群众”:陕甘宁边区的合作社运动 |
| (一) 宣讲边区合作社之政策 |
| (二) 追踪边区合作社之进步 |
| (三) 树立边区合作社之典型 |
| 第四章 抗战政治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 一. “保证实现彻底的民主”: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普选运动 |
| (一) 阐释边区民主普选方针政策 |
| (二) 介绍边区民主普选工作情况 |
| (三) 推广边区民主普选经验方法 |
| 二. “厉行廉洁政治”:陕甘宁边区的肃贪反腐工作 |
| (一) 宣传边区反腐法规和政策 |
| (二) 介绍边区腐化事例和案件 |
| (三) 总结边区肃贪反腐之经验 |
| 三. “共同抗日图存”:陕甘宁边区的民族宗教工作 |
| (一) 关注少数民族发展现状 |
| (二) 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
| (三) 维护少数民族团结统一 |
| 第五章 抗战文化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 一. “提高政治文化水准”:陕甘宁边区的学习运动 |
| (一) 阐明边区学习运动的方针政策 |
| (二) 聚焦边区学习运动的实际状况 |
| (三) 反思边区学习运动的经验教训 |
| 二. “武装我们的手足”:陕甘宁边区的抗战体育运动 |
| (一) 介绍边区体育组织的工作 |
| (二) 展现边区军事体育的特色 |
| (三) 反映边区群众体育的热潮 |
| 三. “讲究卫生,健全身体”:陕甘宁边区的卫生运动 |
| (一) 协助边区禁毒戒烟的工作 |
| (二) 介绍边区药物生产的扩大 |
| (三) 展现边区医护教育的进步 |
| (四) 配合边区防疫工作的推进 |
| 第六章 抗战社会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 一. “保育革命的后代”:陕甘宁边区的儿童保育工作 |
| (一) 关注边区儿童保育工作 |
| (二) 宣传边区儿童保育政策 |
| (三) 展现边区保育机构现状 |
| 二. “提高妇女民族觉悟”: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解放运动 |
| (一) 树立边区妇女解放榜样 |
| (二) 维护边区妇女合法权益 |
| (三) 展现边区妇女解放英姿 |
| 三. “巩固和加强边区抗战力量”:陕甘宁边区的优抚工作 |
| (一) 阐释边区优抚工作意义 |
| (二) 介绍边区优待工作现状 |
| (三) 展现边区抚恤安置成绩 |
| 第七章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评析 |
| 一.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的作用 |
| (一) 整合全国抗日力量的“万能胶” |
| (二) 凝聚民族抗战精神的“兴奋剂” |
| (三) 塑造中共抗战形象的“扩音器” |
| (四) 发展反法西斯同盟的“集结号” |
| 二.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的特点 |
| (一) 对象上的广泛性 |
| (二) 领域上的多维性 |
| (三) 方式上的灵活性 |
| 三.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的经验 |
| (一)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 (二) 遵循新闻真实性的原则 |
| (三) 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
| (四) 服务于时代的现实需求 |
| 四.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的局限 |
| (一) 思想上存在着一定偏差 |
| (二) 实践中显露出一些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新中华报》头条文章列表 |
| 附录二: 《新中华报》要人文章统计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 |
| 致谢 |
（9）幼者本位—民国时期的上海儿童玩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 五、研究方法 |
| 六、论文的研究思路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的上海儿童 |
| 1.1 上海儿童的人口构成与社会分层 |
| 1.1.1 上海儿童的人口构成 |
| 1.1.2 上海儿童的社会分层 |
| 1.2 涉及儿童成长的多维关系 |
| 1.2.1 社会与儿童身份 |
| 1.2.2 政府与儿童权利 |
| 1.2.3 学者与儿童关怀 |
| 1.3 “儿童/玩具/游戏”的关系 |
| 1.3.1 游戏与儿童天性 |
| 1.3.2 器具与游戏场景 |
| 1.3.3 玩具与儿童恩物 |
| 小结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的“幼者本位”理念及影响 |
| 2.1 “幼者本位”理念的内涵与时代意义 |
| 2.1.1 “幼者本位”的思想内涵 |
| 2.1.2 “幼者本位”的时代意义 |
| 2.2 “幼者本位”对民国上海儿童的影响 |
| 2.2.1 儿童与养成保育 |
| 2.2.2 儿童与娱教空间 |
| 2.2.3 儿童与玩具读物 |
| 2.2.4 儿童与国货用品 |
| 2.3 “幼者本位”影响下的玩具观 |
| 2.3.1 从“消遣器具”到“育儿媒介” |
| 2.3.2 从“泥车瓦狗”到“益智教具” |
| 2.3.3 从“小技偏道”到“工业产品” |
| 小结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上海儿童玩具的生态 |
| 3.1 玩具审查机制对上海玩具业的影响 |
| 3.1.1 关于玩具审查的机制 |
| 3.1.2 关于玩具审查的内容 |
| 3.1.3 关于玩具审查的影响 |
| 3.2 儿童玩具构成的背景 |
| 3.2.1 幼教理念的达成 |
| 3.2.2 商业逻辑的推动 |
| 3.2.3 时政影响的折射 |
| 3.2.4 亲子互动的需求 |
| 3.3 儿童玩具系统的构建 |
| 3.3.1 儿童成长的分期理论 |
| 3.3.2 儿童分期与玩具序列 |
| 3.3.3 儿童分期与玩具等级 |
| 3.4 儿童玩具的“伴随”属性 |
| 3.4.1 伴随儿童的身体发育 |
| 3.4.2 伴随儿童的心理养成 |
| 小结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上海儿童玩具的设计实践 |
| 4.1 儿童玩具的材料种类与工艺 |
| 4.1.1 关于玩具材料种类 |
| 4.1.2 关于加工工艺 |
| 4.1.3 关于评价体系 |
| 4.2 玩具的仿制与自创 |
| 4.2.1 玩具的造型与设计 |
| 4.2.2 上海玩具与国外玩具比较 |
| 4.3 玩具工艺与结构的仿制与改造 |
| 4.3.1 动力型设计——国外“自动”玩具 |
| 4.3.2 制约型设计——赛璐珞玩具 |
| 4.3.3 集约型设计——马口铁玩具 |
| 4.4 从“西化”到“游戏”的玩具色彩渐进 |
| 4.4.1 “设色术”与玩具色彩设计 |
| 4.4.2 色料对玩具色彩设计的影响 |
| 4.4.3 上海本土的玩具色彩实践 |
| 小结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上海儿童玩具设计的省思 |
| 5.1 西方工业背景下的本土设计力量 |
| 5.1.1 玩具设计标准的提出与实践 |
| 5.1.2 玩具设计师与同业公会的建立 |
| 5.2 民族主义背景下的本土设计生态 |
| 5.2.1 国货倡议下民族主义走向 |
| 5.2.2 复制、模仿、改制、自创等设计成长阶段 |
| 5.3 外侨标准参照下的本土设计走向 |
| 5.3.1 游戏空间与玩具互动 |
| 5.3.2 角色偶像与卡通玩具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专着、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学术与现实价值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 国外医疗史研究概况 |
| (二) 国内医疗史研究概况 |
| (三)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研究概况 |
| 三、概念与论域界定 |
| (一) 公共卫生 |
| (二) 研究的时空断限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资料概况 |
| (二) 研究思路 |
| (三) 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因势而动: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因应 |
| 第一节 近代公共卫生建设的时代背景 |
| 一、自知者“明”:中国人眼里的“不卫生”状况 |
| 二、旁观者“清”:西方人记述的“不卫生”形象 |
| 三、医疗与救国的想象 |
| 第二节 20世纪初至抗战前云南卫生概观 |
| 一、“积弱”的边疆云南 |
| 二、“瘴气”的区域影响 |
| 三、疫病的传统应对 |
| 第三节 近代云南公共卫生事业的开端 |
| 一、清末民初云南医疗卫生的革新 |
| 二、民初至抗战前云南公共卫生的发展 |
| 三、民初至抗战前云南公共卫生的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规模粗具: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构建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组织体系的形成 |
| 一、卫生行政体系的变革 |
| 二、公共卫生人才的培训 |
| 三、现代医学教育体系的构建 |
| 第二节 地方公共卫生的运作 |
| 一、经费保障 |
| 二、业务开展 |
| 第三节 卫生法规的制定与实施 |
| 一、卫生法规的制定 |
| 二、卫生法规的实施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救死扶伤:疫病防控与空袭救护 |
| 第一节 疫病防控 |
| 一、疫病的流行:抗战时期云南传染病的流布 |
| 二、官方的措施:构建防疫体系 |
| 三、民间的应对:以1942年呈贡县霍乱防治为例 |
| 第二节 空袭救护与毒气防御 |
| 一、空袭救护 |
| 二、毒气防御 |
| 第三节 战时卫生资源的整合 |
| 一、由外而内:国家卫生的在场 |
| 二、人道主义:国际力量的援助 |
| 三、无问西东:社会资源的整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日新月异:公共卫生服务的深入 |
| 第一节 清洁:公共空间的卫生治理 |
| 一、城市公共空间的更新 |
| 二、基层环境卫生的改善 |
| 第二节 保健:妇婴卫生 |
| 一、新法接生 |
| 二、儿童保健 |
| 第三节 教养:学校卫生 |
| 一、卫生教育 |
| 二、环境卫生 |
| 三、预防传染 |
| 四、健康检查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阐释转化:卫生知识、医疗行为与卫生治理 |
| 第一节 卫生知识的大众化 |
| 一、卫生的动员 |
| 二、卫生知识的灌输 |
| 三、卫生知识的互动 |
| 四、卫生的消费——以报刊医药卫生广告为中心 |
| 第二节 日常疾病及其医疗 |
| 一、昆明及其周边地区的疾病与医疗 |
| 二、边区的疾病与医疗 |
| 三、中西医之争下的医疗选择 |
| 第三节 边疆卫生治理模式的探索:以边疆开发方案为中心 |
| 一、扑灭“瘴疠” |
| 二、改良环境卫生 |
| 三、发展医疗卫生设施 |
| 四、发展社会生产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回顾展望: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成效与启发 |
| 第一节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面临的困难 |
| 一、经济发展滞后 |
| 二、局势动荡 |
| 三、工作经费匮乏 |
| 四、贪污腐化严重 |
| 五、卫生观念滞后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成绩 |
| 一、为抗战提供医疗卫生支持 |
| 二、加快了云南公共卫生建设 |
| 三、奠定战后云南医疗卫生发展的基础 |
| 四、促进云南边疆开发建设 |
| 第三节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局限 |
| 一、政策协调性差 |
| 二、制度难以落实 |
| 三、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不充分 |
| 四、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不平衡 |
| 第四节 边疆民族地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启示 |
| 一、坚持健康优先原则 |
| 二、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
| 三、注重政策衔接 |
| 四、培养卫生人才 |
| 五、优化健康教育 |
| 六、深化研究与评估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1 |
| 附录2 |
| 附录3 |
| 附录4 |
| 附录5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本市举办德国分析和实验室设备展览会（论文参考文献）
- [1]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D]. 张磊.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中国近现代海洋水产教育研究[D]. 秦锦清. 浙江海洋大学, 2020(01)
- [3]近代上海医药报刊与西医知识传播（1927～1937）[D]. 刘梦婷.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4]南京近代社会教育建筑（设施）的建设思想和实践案例研究（1895-1937）[D]. 陈婷. 东南大学, 2020(01)
- [5]上海生生牧场发展变迁研究（1929-1949）[D]. 刘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2)
- [6]民国时期天津生活类洋货贸易变迁研究（1912-1937）[D]. 吕天石. 河北大学, 2019(05)
- [7]临时性景观在城市公共空间中的作用与价值研究[D]. 曹烨. 上海大学, 2019(02)
- [8]抗战动员中的《新中华报》研究[D]. 范伟.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6)
- [9]幼者本位—民国时期的上海儿童玩具研究[D]. 赵冬霞. 上海大学, 2019(02)
- [10]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D]. 李春亭. 云南大学, 201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