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政·民族·宗教·防震减灾（论文文献综述）
李悄然[1]（2021）在《西安市基督教女青年会研究》文中认为
邓彩霞[2]（2021）在《基于情景分析的青海农牧社区减灾能力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然灾害风险一直以来威胁着人类生存与安全,也一直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和政府治理的重要内容。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灾害治理经验的积累,人类的减灾能力得到较大的提升,然而,随着全球气候变化以及人类社会生活对自然环境干预范围和深度的增加,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日益变得紧张,灾害风险日益加剧。青海省位于青藏高原,是一个集西部地区、民族地区、高原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所有特点于一体的省份,各种传统和非传统、自然和社会的安全风险时刻威胁着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青海特定的环境条件决定了当地灾害频发,同时也是全国自然灾害较为严重的省份之一,具有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等特点。社区作为社会构成的基本单元,是防灾减灾的前沿阵地和基础。青海农牧社区基础设施落后,生态系统脆弱,受到自然灾害损害的可能性和严重性程度较高,被认为是防灾减灾工作的最薄弱地区。青海气象灾害多发,雪灾是青海省畜牧业的主要灾害,全省牧业区每年冬春期间不同程度遭受雪灾,“十年一大灾,五年一中灾,年年有小灾”已成为规律。在全球气候变暖以及极端天气现象的影响下,“黑天鹅”型雪灾不但对农牧民安全生产生活造成威胁,对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形成挑战,而且还考验着地方政府的自然灾害的综合治理能力,思考如何提升农牧社区减灾能力刻不容缓。随着情景分析法在危机管理领域的应用,情景分析和构建被认为是提升应急能力的有效工具,对于农牧社区雪灾的减灾而言,在情景构建基础上所形成的实践分析结果对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具有一定的战略指导意义。本研究聚焦于提升青海农牧社区减灾能力这一核心问题,以情景分析理论、危机管理理论、极值理论、复杂系统理论为研究的理论基础,运用实地调查法、情景分析法、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等具体的研究方法,以“情景—任务—能力”分析框架为理论分析工具,首先从致灾因子的分析着手,对青海省农牧社区典型灾害进行识别;其次通过情景要素分析、关键要素选择、情景描述等方面着手对识别的典型灾害进行“最坏可信”情景构建,然后基于典型灾害的情景构建梳理出相应减灾任务,总结归纳出农牧社区不同减灾主体完成减灾任务所应该具备的能力条件,并结合现实对农牧社区减灾能力进行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估,最终分别从规则准备、资源准备、组织准备、知识准备、行动规划等方面提出农牧社区减灾能力提升的策略。本研究认为随着应急管理体系从“以体系建构”向“以能力建设”为重点的转变,着眼于全方位的能力建设,提升灾害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社会化水平是农牧社区减灾的必由之路。作为一种支撑应急全过程,以及应急管理中基础性行动的应急准备是能力建设的抓手。意识是行动的先导,要做好这一基础性行动其关键在于一个具备战略能力、拥有良好灾害价值观的领导体系,运用情景构建做好全面应急准备。完善的规则体系是应急准备、乃至采取应急行动所应遵循的的法定依据和行为准则;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加强危机应急法规建设是做好农牧社区减灾工作的前提;良好的组织架构是提升农牧社区减灾能力的关键,加强各级政府部门在农牧区减灾中的核心地位和主导责任,坚持村社本位,实现以农牧民群众为主体,多元主体有效整合,形成灾害治理的协同格局。完备的知识准备是激发农牧社区减灾能力提升的内在动力,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获取和累积灾害知识,形成正确的灾害价值观,占据减灾的主动地位;有针对性的借助信息技术,培养专门人才推动减灾专业化,助推农牧社区减灾能力提升。资源准备是农牧社区的减灾保障,构建合理的社区公共应急资源体系关键在于资源结构的优化。优先准备风险级别较高的减灾资源,优化资源存储数量和公共应急资源存储点,做好潜在资源共享平台,从而实现有限资源效用最大化。农牧社区减灾,规划先行,一套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减灾指标体系是青海农牧区减灾管理的“指挥棒”,一项科学周密的专项减灾规划,是农牧区减灾任务实施的“路线图”和“控制表”。总之,在青海农牧社区灾害治理中,灾害情景构建与分析为灾害治理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和发展方向。通过构建典型灾害具象化的“最坏可信情景”,让应急决策者、社区及其成员通过了解当前灾害态势,明确自身管理薄弱点,掌握可控干预节点,做好工作安排和充分的应急准备,预防灾害风险或者遏制灾后事态走向最坏局面。基于情景分析的农牧社区减灾能力的研究对于改进和完善现行农牧社区灾害应急管理体系,对于实现区域社会平安建设具有重大的实践和指导意义。
崔鹏[3]（2019）在《我国城市社区复合生态系统适灾弹性的度量研究 ——以暴雨内涝灾害为例》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城市社区不断遭受地震、暴雨内涝、火灾、风灾、传染病等各类不确定性灾害扰动,导致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城市功能失效、社会秩序失衡等严重后果。我国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但城市社区防灾减灾工作仍然存在一定的优化和提升空间。“弹性”理念在解决前述我国社区防灾减灾存在不足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构建弹性社区可以从基本层面提升社会应对危机的能力,有效弥补传统的国家自上而下式灾害管理体系的局限性。国内外学者针对社区弹性做了大量前期研究,但一方面,城市社区适灾弹性的概念和内涵仍处于“百家争鸣”状态,研究框架和机理没有完全厘清和统一,影响因素和评价指标没有得到合理区分且缺乏针对性;另一方面,在测度和评价社区弹性时,对灾前预测和灾后度量的差异性认知不足,缺少两者之间互动关系的讨论。因此,本研究将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引入我国城市社区适灾弹性度量研究,按照“概念和内涵剖析-影响因素识别-评价指标选取-评价方法制定-影响机理分析-弹性仿真预测-实证研究-适灾策略制定”的思路,对我国城市社区灾后适灾弹性评价、灾前弹性预测等问题进行研究,具体研究内容按照以下步骤开展（城市社区复合生态系统简称:UCCE）:（1）界定我国UCCE适灾弹性概念、内涵和框架。首先,从“社区”概念入手,介绍我国城市社区发展里程和组织架构变迁。然后,基于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将我国城市社区分为社会、经济和自然三个子系统,并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为下文评价指标和影响因素的划分方式奠定基础。进而,通过文献综述和网络爬虫技术,确定我国城市社区典型灾害、特点及链式传递方式。其次,对我国城市社区适灾阶段和主要利益相关者进行划分,并总结国内外现有防灾减灾实践策略。最后,基于改进的可持续生计框架,提出我国城市社区适灾弹性框架。并依次对“适灾弹性”、“4R特性”、“弹性社区适灾机理”进行分析,最终形成全文的主要研究思路和逻辑框架。（2）识别我国UCCE适灾弹性影响因素。首先,通过人种志研究方法深入利益相关者群体中,利用深度访谈、自由交谈、圆桌交流等方式,围绕城市社区适灾弹性相关话题,获取调研资料。然后,基于扎根理论对搜集到的资料依次进行开放编码、主轴编码、选择编码以及理论饱和度检验,完成城市社区适灾弹性影响因素的初次选取。进而,通过专家问卷+主成分分析法（PCA）对影响因素进行约简。最终,通过信度和效度检验,将四个维度下的19个指标确定我国城市社区适灾弹性关键影响因素。（3）确定我国UCCE适灾弹性评价指标,建立适灾弹性灾后度量和分析方法。首先,确定指标的选取原则和依据,通过系统文献综述法（SLR）从国内外主流数据库中检索并初步提炼出92篇社区适灾弹性评价相关文章。然后,通过词频统计软件整理和专家问卷打分的形式,对上述维度和指标进行初次筛选。其次,基于网络层次分析法（ANP）,建立指标间比较矩阵、确定关系强度、检验矩阵一致性,并得到各个指标的组内权重和组间权重,通过既定规则筛选出三个维度下的20个评价指标。最后,基于PROMETHEEⅡ决策法建立我国城市社区适灾弹性的灾后度量方法和度量准则,并通过重要性-绩效分析（IPA）法对所得结果进行分析。（4）验证我国UCCE适灾弹性影响因素与评价指标之间的影响机理。首先,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建立我国城市社区适灾弹性影响机理的假设模型。其次,通过李克特五级打分量表,对调查问卷中各适灾弹性相关题目进行打分和汇总。进而,对获取的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信度分析、效度分析、相关性分析,确保问卷打分和题项设置的合理性。最后,对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度进行检验,验证各影响因素与评价指标之间的假设关系,为后续的模拟仿真奠定理论基础。（5）建立我国UCCE适灾弹性灾前度量与提升模型。首先,基于Matlab软件中的BP神经网络模块建立我国城市社区复合生态系统适灾弹性预测模型。其次,以暴雨内涝灾害为例,将样本数据在BP神经网络中进行训练和测试,通过隐藏层中的运算建立影响因素和评价指标之间的潜在关系。同时,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SNA）,通过社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强度矩阵,在UCINET软件中定量计算社区适灾弹性的鲁棒性、冗余性、及时性和谋略性等4R特征。通过对比分析,为后续的实证研究和适灾弹性提升策略制定奠定基础。（6）开展灾害前后实证研究,为目标社区制定适灾弹性提升策略。本文的实证研究可以分为灾后评价和灾前预测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以南京市四个典型城市社区为例,通过2017年6月暴雨内涝灾害对社区造成的影响,利用PROMETHEEⅡ方法定量计算社区灾后的适灾弹性大小。继而,通过IPA对结果进行分析,找到社区的优势与不足。第二部分仍以上述四个社区为例,首先基于社区现有适灾弹性资本影响因素,预测2019年8月“利奇马”台风可能引起的暴雨内涝灾害下,四个社区的潜在适灾弹性大小。同时,根据社区社会网络关系和强度,计算社区整体和各个利益相关者的4R特性大小。最后,将这两部分结果匹配至对应的利益相关者和影响因素上,通过激励约束机制设计理论为目标社区及利益相关者提供适灾弹性提升策略,并为我国其他城市社区提供经验借鉴。
张晓君[4]（2019）在《渐进赋权—分层嵌入：汶川地震灾后社会治理变迁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面对灾难,治理方式的变革可能延缓甚至是阻碍发展的进程,也有可能加速甚至发展出新的发展模式。汶川地震之后,中国特色的灾后恢复重建制度表现出了很高的效率,受灾地区灾后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为世界灾后重建与治理提供了经验。本文研究基于对汶川地震受灾地区长期的观察,在比较了灾害周期理论、社会治理理论等理论之后,进一步回答现实问题:社会结构在因为地震剧烈震动过后,迅速完成了整合和重构,制度和治理结构如何能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笔者从政府与社会的研究视角,在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范式下,构建了分析框架,指出了汶川地震灾后社会治理变迁呈现出“渐进赋权—分层嵌入”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分析汶川地震灾后社会治理变迁的框架。在实证方面,笔者从历史制度主义的历时和共时层面,利用嵌套式案例研究方法在分析汶川地震灾后社会治理变迁这一案例的同时,将汶川震后社会治理变迁分为恢复重建阶段和后重建阶段,分析了多个研究单元以及不同层级政府与社会力量在每个阶段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剖析了汶川地震灾后社会治理变迁的动力机制。研究发现:汶川地震灾后社会治理进程中,中央政府、援建地政府、受灾地区地方政府与社会力量的互动发展是在一定的制度空间和历史变迁的环境中进行的。不同层级的政府与社会力量互动主导了社会治理变迁的进程,不同层级政府与社会力量的互动遵循不同的逻辑,并且在一定的时间内保持平衡。面对地震之后不同时期的社会问题,制度目标不同,因此,制度要素的组合也不同。“渐进赋权—分层嵌入”是灾后政府与社会力量互动的特征,具体来说:中央政府的从顶层设计决定了社会力量在受灾地区发展的基本格局,援建地和受灾地区政府在“政治锦标赛”和政绩压力下,为了创新、高效地完成恢复重建任务,“有选择地”与社会力量合作,赋予社会力量资源、制度支持及合法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不同时间段地震受灾地区社会治理任务的转变,不同层级政府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也不断变化。与此同时,社会力量通过不同的策略进入不同层级政府社会治理结构中,对上层政府进行政策倡导、提供政策建议,以游说政府官员的方式将意见上达,以诉苦等方式寻求政府的合法性、资源和制度支持;对基层政府加强联络,通过服务融入。在灾后社会治理的变迁中,政府与社会力量分享合法性和财政资源,通过嵌入达到了加强对社会力量控制的目的,而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它们自主权,起到赋权的效果。但是,这并不是以削弱党和政府原有的强大自主性与资源动员能力为前提,而是在坚持以政府为主导的原则和策略下以“强政府—强社会”为最优目标模式。虽然各个国家之间的制度背景存在差异,但是灾害导致的伤害和损失却是一样的,政府和社会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相似的。与国家主导型、社区为中心型和多主体合作参与型的灾后社会治理变迁的主要模式不同,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与治理为世界巨灾之后恢复重建提供了新的思路。举国动员、对口支援重建、政府主导与社会力量合作是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完成的重要制度设计,是保证自然灾害不会进一步引发社会灾害的关键。但是,巨灾和由巨灾引致的制度变迁将产生深远的社会后效和社会变迁,还需要对长期的制度进行调整,对社会力量进行有效引导,赋权、吸纳与嵌入是其中的关键。
孙磊[5]（2018）在《民众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的区域和文化差异 ——以2010玉树地震青海灾区和2008汶川地震陕西灾区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全面提升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是我国防灾减灾工作的根本目标。民众是灾害事件最直接和最广大的承灾体,增强广大民众的减灾能力是“全面提升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最基本和最基础的方面。民众的减灾能力深受其所处自然、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与条件的影响;我国地域辽阔,地震灾害频度高、分布广,不同地区间的自然与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环境往往存在显着差异;分析和理解这些差异影响民众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的机制和规律,是梳理与提炼区域针对性与文化适宜性防灾减灾对策的必由之路,对有效提升全社会防震减灾综合能力有重要的理论与实际意义。本论文以2010年玉树7.0级地震青海灾区和2008年汶川8.0级地震陕西灾区为例,基于问卷调查、访谈和文献档案资料研究,采用定量分析为主、质性研究为辅的综合方法手段;分析了两地民众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的水平/能力、实况、影响因素和影响机制,重点分析了民众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中的区域差异和文化差异,提炼了区域针对性与文化适宜性相统一的提升民众地震灾害认知水平与响应能力对策建议。主要工作和结论如下:（一）两地民众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的水平/能力、实况和差异针对研究目标和基于调查问卷结构,定义了民众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的定量分析变量,含地震灾害认知变量和地震灾害响应变量两大类。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对两地民众在这些变量上的作答得分情况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揭示了在本研究所使用问卷及访谈提纲所涵盖的地震灾害认知与响应范畴内,两地民众所具有的水平/能力、实况和差异。主要结论包括:1、两地民众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的整体水平/能力和差异样本民众在各地震灾害认知与响应变量上的得分率（[0,1]区间）反映了其各方面水平/能力的高低/强弱。统计结果显示:青海灾区样本民众在地震灾害认知变量和地震灾害响应变量上的平均得分率分别为0.45和0.43,明显低于陕西灾区样本民众的0.68和0.65。表明:两地民众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的整体水平/能力均不理想;且青海灾区民众明显更差。2、两地民众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的单方面水平/能力和差异（1）地震灾害认知上的水平和差异本研究用人们的地震灾害知识了解情况、防震减灾技能掌握程度、政府防震减灾工作及政策/对策熟悉程度和相关的态度/意愿共4个不同侧面（分变量）,来反映民众对地震灾害的认知情况。两地样本民众在这4个地震灾害认知分变量上的得分率显示:两地民众对这4方面的认识既有差异亦有相似性。具体是:·地震灾害知识了解方面。主要相似点有:（1）“震级、99%以上的地震人们都感受不到、主震震级只有一个但烈度多个、以及主余震（大小）关系”都是两地民众掌握相对较好的方面;（2）“震级-烈度关系和震级-灾害大小关系”都是两地民众认识最薄弱的地方,答对率均不足15%,且两地间几无差别;（3）对“我国地震多发”和“我国西部较东部地区地震更多”两点常识的了解均不如预期,知晓率仅26%（青）和37%（陕）。主要差异是:陕西民众对知识的了解普遍比青海民众好,且优势主要体现在对“前述两地民众都有所了解的知识点”的更普遍了解上。·防震减灾技能掌握方面。主要相似点是:（1）两地民众对基本紧急救护知识的掌握均很差,掌握率总体分别在15%（青）和20%（陕）以下,明显甚至大大低于对各种紧急逃生避震注意事项的知晓率（青海30%-50%,陕西60%-90%）;（2）各种紧急避震逃生注意事项中,两地民众对“避震逃生时尽可能关闭火源/电源和不使用明火”的知晓率均最低。主要差异是:陕西民众的防震减灾技能掌握明显好于青海民众,且优势主要体现在对紧急避震逃生注意事项的了解上,除与“电/火”有关的注意事项外,知晓率均接近甚至超过80%。·政府防震减灾工作及政策/对策了解方面。主要相似点是:（1）两地民众均对政府主导的地震应急演习和学校灾害教育了解较多,而对政府主导开展的地震科学研究工作和建筑物安评工作了解不足。（2）主要差异是:陕西民众对政府防震减灾工作及相关政策/对策的了解普遍好于青海民众,主要优势体现在对“地震预测”和“地震预报”相关工作和政策的了解上。·防震减灾态度方面。主要相似点是:两地民众都具有积极的防震减灾态度,均有超过60%的受访者表示想了解地震灾害知识、想学习防震减灾技能、认为自救互救行动重要以及想掌握分辨地震谣言本领。两地主要差异体现在,陕西民众防震减灾态度更为积极,尤其是体现在对自救互救行动重要性的认识上。（2）地震灾害响应上的能力/实况和差异本研究讨论的民众“震时/震后”响应含3个侧面:一是民众个体层面的响应（紧急避震逃生、情绪反应与恢复和地震谣言辨识）;二为家庭自救与短期恢复;三为灾后灾区广大民众的泛灾害态行为与态度。两地民众在这些方面的相似性和差异分别如下:·个体层面的震灾响应。主要相似点是:（1）两地民众对预防次生火灾注意事项的实践情况均不乐观,实践率均为各考察项最低。（2）两地民众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害怕、慌乱”,“悲伤”,“无助、悲观”以及“敏感、脆弱”等负面情绪。主要差异是:（1）陕西灾区民众紧急避震逃生情况好于青海灾区民众,其中在选择临时避险场地/场所方面（如避震地点要远离高楼、大烟囱、悬崖峭壁、河边、高压线、广告牌等）优势更为明显。（2）陕西灾区民众震后情绪的短期恢复情况好于青海灾区——震后一个月后,75.6%的陕西受灾民众恢复了对生活的信心,青海灾区相应比例仅为59.6%。（3）陕西灾区民众拥有更好的地震谣言辨识能力。·家庭自救与短期恢复。两地均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受灾家庭及时进行了家庭自救。主要差异体现在,（1）陕西灾区受相关灾害家庭在营救/照顾“埋压、被困及受伤亲人”等“救人”方面表现更好,而青海灾区家庭在搭建帐篷、修复房屋等“救物”方面表现更好。（2）陕西受灾家庭的短期恢复情况好于青海灾区。陕西灾区绝大部分受灾家庭（94.2%）在震后1个月内就恢复了正常（或比较正常）的家庭生活,相应比例在青海灾区仅为51.6%。·民众灾后的泛灾害态行为与态度。民众灾后的泛灾害态行为与态度,我们定义为因灾害扰动而在民众中激发产生的一系列与“平时”不同的行为与态度。本研究主要关注社会友好行为（Pro-social behavior）、社会不友好行为（Anti-social behavior）、“信息交流与传播”3个侧面。两地民众灾后的泛灾害态行为与态度相似点主要有:震后两地日常社会友好行为均有所增多,但同时也都出现了盗窃、哄抢救灾物资、哄抬物价和破坏社会团结等社会不友好行为;在“信息交流与传播”方面,两地均存在较严重的散播地震谣言现象。但不同具体行为的发生程度,两地存在差异:（1）相较于青海灾区民众（56.4%）,更多的陕西灾区民众（89.8%）认为其周围日常性社会友好行为比震前增多。（2）除哄抬物价的民众发现率陕西比青海高10%外,陕西灾区其他社会不友好行为的发现率均普遍比青海灾区低,其中以哄抢救灾物资最为明显（30.4%的受访民众认为存在）,比青海（60.5%）低近30%。（二）两地民众认知地震灾害与其响应地震灾害的关系和差异主要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两地民众的地震灾害认知水平如何影响其响应地震灾害能力/实况,进行了建模分析,研究显示:1、整体上:结构方程分析结果显示:民众认知综合变量与响应综合变量间的路径系数β（相当于相关系数或标准化回归系数）青海灾区为0.59,陕西灾区为0.47,均达到统计显着（p<0.05）;表明两地民众的地震灾害认知水平与其响应能力均显着正相关。而且,两地路径系数的差异也统计显着（p<0.05）;表明:认知对响应的正向作用在青海灾区更大。2、不同“认知侧面”对“响应地震灾害”的作用大小不同:在青海和陕西两地,作用最大的均是人们的防震减灾技能掌握程度（青海灾区:β=0.48;陕西灾区:β=0.40）,防震减灾态度（青海灾区:β=0.12;陕西灾区:β=0.07）和地震灾害知识了解程度（青海灾区:β=0.15;陕西灾区:β=0.12）的作用次之且大体相当,是否了解政府防震减灾工作、政策/对策对普通百姓的灾害响应影响相对最小,路径系数β未达到显着水平。3、不同“响应侧面”均受“认知灾害水平”影响,但在影响程度上两地存在差异:两地受影响最大的均是人们的避震逃生能力（青海灾区:β=0.53;陕西灾区:β=0.44）,互助互救能力其次（青海灾区:β=0.30;陕西灾区:β=0.22）,民众情绪控制与恢复所受影响相对较小（青海灾区:β=0.18;陕西灾区:β=0.20）。两地间差异主要体现在认知水平对避震逃生能力的影响上,虽然地震灾害认知水平对避震逃生的影响在两地都是排第一位的,但青海灾区民众的避震逃生能力受“认知灾害水平”的影响明显更大。（三）地震灾害认知和响应的影响因素、影响机制以及两地间差异影响民众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根据数据和资料获取情况,本研究主要关注以下几类:民众人口统计学特点、当地信息基础设施情况、当地政府宣传教育与示范工作,以及宗教因素影响。通过方差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多元回归和相对权重等方法,统计分析了这些因素与认知及响应各变量/分变量（即:认知综合水平及其防震减灾态度、知识、技能以及政策4个侧面/分变量,响应综合能力及其避震逃生、互助互救及其信息情绪3个侧面/分变量）之间的关系。具体计算分析时,人口统计学因素以性别、受教育程度变量和职业变量代表,信息基础设施等硬环境（Hard environment）因素以知识信息渠道多样性变量代表,政府防震减灾宣传教育和示范工作等软环境（Soft environment）因素以政府日常防震减灾宣传教育变量代表;除性别和职业变量外,上述其它变量所代表的因素我们将其统称为区域性因素。根据数据资料获取情况,宗教因素/文化性因素则主要以地震超自然认识变量为代表。同时又通过实地访谈和文献档案资料分析,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核实或佐证。主要结论和认识如下:1、人口统计学因素。（1）受教育程度、职业和性别等人口统计学因素中,职业对民众认知水平与响应能力的影响最为关键,无论是青海灾区还是陕西灾区,民众从事职业声望越高,其认知综合水平与响应能力也就越高/越好;而且这种最关键或最主要的影响,在对民众地震灾害知识水平、防震减灾技能掌握程度和紧急避震逃生3个侧面上表现得最突出。（2）两地间差异主要体现在:（1）在陕西灾区,民众的认知综合水平和响应综合能力存在性别差异（男性好于女性）;而这两种性别差异在青海地区不显着。（2）在青海灾区,防震减灾态度和互助互救情况存在职业差异,震后情绪控制与恢复情况存在受教育程度差异;但这些差异在陕西灾区均不显着。2、信息基础设施。（1）在青海和陕西两地,知识信息渠道多样性与民众地震灾害认知水平和响应能力均存在显着正相关关系。民众拥有的知识信息获取渠道越多,其地震灾害认知水平越高,地震灾害响应能力越好;两地知识信息获取渠道多样性变量与认知综合变量和响应综合变量的相关系数在0.14-0.30之间（p<0.05）。进一步分析信息获取渠道多样性对7个不同认知与响应侧面的影响发现:信息渠道多样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认知中的知识、技能和响应中的避震逃生和互助互救这4个侧面”的影响上（2）两地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1）陕西灾区民众比青海灾区民众拥有更为多元化的知识和信息获取渠道,除“学生时代的课本课堂”这一传统渠道外,陕西民众通过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等现代化渠道获取知识或信息的频度都远高于青海民众。（2）两地主要的知识信息获取渠道不同。陕西灾区,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和政府宣传是当地民众获取防震减灾知识、获取震后地震相关信息的主要渠道。青海灾区,在获取防震减灾知识方面,“学生时代的课本课堂”是最主要渠道;在震后相关信息获取方面,青海灾区受访者通过各渠道获取信息的频度差异不大,且都较低。（3）两地民众对不同信息渠道的信任程度存在差异。相较于青海灾区民众,陕西灾区民众更加信任官方媒体和政府,更加不信任源于“陌生人”等弱关系社会网络的信息。3、政府宣传教育和示范。（1）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经政府宣传途径获取知识技能“很少”、“一般”和“很多”3类群体在认知综合变量和响应综合变量上的得分率上存在显着差异;获取“很多”者得分率最高,获取“一般”多者得分率其次,获取“很少”者得分率最低。表明:政府宣传教育和示范工作对两地民众的地震灾害认知水平和响应能力提升均起着显着的促进作用。（2）两地差异体现在:相较于陕西灾区,青海灾区政府对于防震减灾宣教和示范工作强调不够、相关工作开展明显不足,对民众认知水平和响应能力的影响不足。4、宗教因素。宗教因素对青海灾区民众地震灾害认知与响应存在积极和消极双重影响,分别对应两种影响机制。（1）受藏传佛教影响,民众存在地震超自然认识倾向,且其信仰越虔诚,越倾向于把地震归结为神或者上天惩罚;而这种超自然认识,又与人们的地震灾害认知水平和响应能力存在显着的负相关关系。（2）共同的藏传佛教信仰强化了民众对于“群体内”（In-group）（相同信仰者、特别是对宗教人士）的认同和信任,积累了重要的灾害应对资源。这种群体内的认同和信任,无论是在平时获取防震减灾知识,还是震时震后克服生产生活困难,亦或是情绪恢复等方面均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5、不同因素影响民众地震灾害认知与响应水平/能力上的相互作用机制。人们的人口统计学特点、当地信息基础设施情况、当地政府宣传教育与示范工作,和宗教因素这四类因素中,人口统计学因素与其它三类因素之间可能存在或单向或双向的影响;三类非人口统计学因素之间,也可能彼此相互促进或制约;因而不同因素在影响民众的地震灾害认知和响应中,彼此之间可能存在调节（或交互）效应、中介效应。而认知作为影响人们如何响应更为直接的因素（即“认识决定行动”）,在上述四类因素影响人们的地震灾害响应中,可能存在中介效应。本研究采用层次回归法和逐步检验法分别对上述假设中的调节（交互）效应和中介效应进行了检验。具体结果如下:·人口统计学因素与其它三类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1）受教育水平与民众地震超自然认识在影响民众地的震灾害认知水平中存在交互效应。即:民众受教育水平越高,民众地震超自然认识对民众地震灾害认知水平的负向影响越小;反之,人们越倾向于把地震归结为神或者上天惩罚,民众受教育水平对地震灾害认知水平的正向影响越小。（2）信息基础设施因素和政府宣传教育/示范工作在“人口统计学因素对民众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该机制在青海陕西两地的表现既有差异亦有相同点——相同点是:在青海和陕西两地,职业因素都会通过影响民众拥有的防震减灾知识信息获取渠道多样性来影响其地震灾害认知水平与响应能力;不同点是:在陕西灾区,受教育程度会通过影响民众拥有的防震减灾知识信息获取渠道多样性及接触/参与政府防震减灾宣传教育/示范工作机会,来影响人们的地震灾害认知水平,但是在青海灾区,受教育程度的这种影响路径/机制表现不显着。·三类非人口统计学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1）信息基础设施因素在“民众超自然认识对人们地震灾害认知水平的影响”中,存在调节效应。即:民众拥有的获取地震灾害知识和信息渠道越多,地震超自然认识对地震灾害认知水平的负向影响越小。（2）政府宣传教育/示范工作和地震超自然认识对民众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影响路径/机制,彼此相互独立。（3）在陕西灾区,信息基础设施因素和政府宣传教育/示范工作两者,在对“民众认知地震灾害的影响”中存在交互效应（影响作用彼此强化）,而这种交互效应在青海灾区不显着。·“人口统计学因素、信息渠道多样性、政府宣传教育/示范和宗教因素这4类因素”与“地震灾害认知因素”在影响民众地震灾害响应中的相互作用:民众的地震灾害认知水平在“这4类因素影响人们的地震灾害响应”中存在中介效应。即:人口统计学因素、民众超自然地震认识、信息基础设施、以及政府宣传教育与示范工作这4大方面因素,都可以通过影响民众的地震灾害认知水平进而影响人们的地震灾害响应能力。（四）两地民众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的区域差异和文化差异以人口统计学因素、知识信息渠道多样性、政府宣传教育/示范工作、地震超自然认识（即认为地震是神或者上天对人的惩罚）为自变量,分别以各认知与响应变量为因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并结合相对权重法分析各自变量对因变量贡献率的权重;借此进一步分析青海和陕西两地灾区各类因素影响民众地震灾害认知与响应的机制,特别是其中的区域差异和文化差异。分析结果表明:1、青海灾区。（1）认知方面,整体上人口统计学因素的作用更大,且主要体现在对知识和技能的影响上,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的累计权重可分别达78.4%和52.0%;态度方面文化因素影响最大（权重为33.7%）,职业和政府宣传的作用亦很明显;对政策的了解方面政府宣传作用居主导地位（52.6%）。（2）响应方面,整体而言信息渠道多样性作用突出,且主要体现在对避震逃生和互助互救的影响上,其中在互助互救上优势特别明显（46.2%）;职业影响普遍,避震逃生、互助互救和信息情绪3方面的贡献在14%-27.5%之间;文化性因素（47.0%）和政府宣传（34.5%）对情绪反应与恢复的影响突出。2、陕西灾区。（1）认知方面,整体上人口统计学因素、信息渠道多样性和政府宣传教育与示范工作均有重要贡献;知识和政策2个方面,人口统计学因素的影响最大,受教育程度和职业两者累计权重达80.4%和67.0%;态度和技能侧面,政府宣传教育工作和知识信息渠道多样性分别居于主导地位,权重为69.1%和45.5%。（2）响应方面,知识信息渠道多样性和政府宣传教育/示范工作的影响居主导地位,且集中体现在避震逃生和互助互救2个方面上,两者累计权重高达90%以上。信息情绪中的职业因素影响突出,贡献可达69.7%。3、青海陕西两地差异。（1）青海陕西两地民众认识与响应地震灾害上的差异是两地间区域差异因素和文化差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区域性因素中,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因素的优势地位明显,对认知各侧面两地差异的影响权重为27%-42%,对响应各侧面两地差异影响作用更大,其权重接近甚至超过50%。文化性因素对认知与响应不同侧面两地差异均有显着影响,其权重均在30%以上,其中,对防震减灾态度与震时震后“情绪反应与恢复”这2个侧面的影响作用尤为突出,权重分别为58.6%和44.3%。（2）无论是区域性因素还是文化性因素,他们对人们响应地震灾害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影响人民的地震灾害认知水平来实现的:在同时考虑区域性因素、文化性因素和综合认知变量3方面的响应回归模型中,青海陕西两地认知变量影响响应变量的贡献率权重分别为66.1%和79.9%;换句话说:无论是青海还是陕西,在所考察的影响人们响应地震灾害能力的5大类因素中（人口统计学、信息基础设施、政府宣传教育与示范、宗教因素、人们自身的地震灾害认知）,有超过65%的影响直接来自于人们自身的地震灾害认知水平因素。（五）提升两地民众认识地震灾害水平和响应地震灾害能力的对策建议基于上述结论和认识,本文提出以下几方面防震减灾工作建议:1、开展区域和文化针对性的地震灾害教育。（1）宣教内容应切实满足当地民众的需求,不能太过于专业化,培养防震减灾态度和传播知识技能并重。（2）加大紧急救护技能的培训力度。（3）青海灾区的地震灾害教育内容应与当地宗教文化氛围相适应。2、进一步拓展防震减灾知识和信息普及和传播渠道。（1）重视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新闻媒体作用。（2）充分发挥互联网新兴媒体作用。（3）青海灾区,应充分挖掘当地社会网络的作用。3、重视宗教资源在震后生产生活恢复及灾害心理干预中的作用。4、通过提高基础教育水平来提高民众学习防震减灾知识技能的能力和能动性,进而提高其防震减灾能力。5、加强针对不同职业群体的防震减灾宣传教育工作,可开展针对农牧养殖业群体的专项工作,提升这类群体的地震灾害认知水平和响应能力。
张文佳[6]（2013）在《藏区民众地震灾害认知与响应的特点 ——以玉树地震灾区为例》文中指出近年来，地震灾害所造成的影响在不断增大，如何有效减轻灾害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得到了学术界更加广泛的关注。而以普通民众为主体的地震灾害认知与响应研究较少，尤其在不同文化背景群体的认知与响应方面。2010年4月14日玉树7.1级地震发生在藏族聚居区，宗教氛围浓郁。本文以该次地震为例，基于本人所在学科组通过问卷调查采集积累的大量第一手数据，就当地民众的地震灾害认知与响应情况及文化因素的影响进行了分析。通过数理统计等方法从地震灾害知识、减灾技能与政策掌握、自救互救、震后情绪与信心恢复等多个方面，讨论了玉树民众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的总体情况，并探讨了文化等社会背景因素的相关影响。结合分析结果和当地特殊的文化背景，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防震减灾宣教建议。主要结论与相关认识如下：（1）玉树民众的地震灾害认知与响应水平整体偏低，地震灾害知识、减灾技能与政策掌握、自救互救、震后情绪与信心恢复等方面的得分率均在0.45以下。其中，减灾技能与政策掌握方面的得分率最低，为0.26。表明，提高该地区社会民众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水平的工作，既任重道远，又大有作为。（2）玉树民众的地震灾害认知与响应存在着多种群体差异，主要特点是：①从青少年到老年，认知和响应地震灾害几个方面上的水平与能力均逐渐增强后又逐渐减弱，能力最好水平最高的为20-30岁年龄段人群，58岁以上老年人的地震灾害认知与响应情况最差。②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从小学到大学本科及其以上学历），民众在地震灾害认知与响应各方面上的能力或水平也大都不断增强，但对自救互救能力的影响并不显着；③从事不同职业的群体认知和响应地震灾害几个方面上的水平与能力差异性显着。机关干部的能力最好，农牧民和宗教人士能力最低。④突发事件经历次数不同的群体，在减灾技能与政策掌握方面存在显着差异。⑤男女两性群体只在自救互救方面存在可信的群体差异。（3）在Ⅶ度及以上烈度区，民众的地震灾害认知与响应能力与其所处烈度区的等级变化一致。（4）城镇居民的地震灾害认知与响应能力明显高于乡村居民，且前者对于防震减灾知识与技能在实际震例及其应对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更加认可。与其他地区相比，玉树民众的地震灾害认知与响应水平较低。（5）民众的地震灾害认知水平和其地震灾害响应能力存在正相关关系。与地震灾害知识相比，防震减灾技能和国家相关政策的掌握情况对响应行为的影响更加明显，且民众对后者的评价更加积极。对于具体的防震减灾技能，民众的执行度远低于知晓程度。（6）震前，民众获取地震灾害知识和防震减灾技能的主要途径是学校教育和自身经历，广播电视等主流媒体并不占优势。而在震后，民众获取防震减灾知识与技能主要途径则是广播电视、政府宣传和家庭内部交流。玉树民众对于广播电视等权威媒体、政府和学校的宣传等传播方式较信任，并希望相应的防震减灾宣传工作进一步加强。（7）玉树地区特有的文化背景对于当地民众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的影响：①民众的地震灾害认知水平和响应能力与宗教信仰程度存在一定关系；宗教信仰程度对受教育程度较高和较低群体的地震灾害认知和响应能力存在较为显着的影响。②玉树民众对于宗教人士和亲人朋友的信任度较高，愿意向其寻求帮助并倾诉心理感受。③大部分民众的消极情绪和家庭的正常生活在半年内恢复正常。亲人朋友的开导鼓励、宗教人士的帮助和安抚、民众自身的宗教信仰在震后情绪恢复和家庭生活恢复方面的作用较为明显。
叶宏[7]（2012）在《地方性知识与民族地区的防灾减灾 ——人类学语境中的凉山彝族灾害文化和当代实践》文中认为近年来，我国西部地区的自然灾害形势严峻，呈现出灾害多发、频发、分布广、影响大的特点，给少数民族群众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如何更有效地预测灾害、管理灾害，减轻灾害的损失，是当前灾害研究有待解决的问题。自然灾害问题已经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关注。对于自然灾害的研究也跳出了学科的界限，灾害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现象，人类活动越来越被指认为是全球气候变暖、自然环境恶化乃至灾害频发的始作俑者。由于各国灾害类型的差异，在减灾研究与实践方面也体现出特色各异。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国际减灾十年”战略成为现代防灾减灾研究的起点。目前，国际上的防灾减灾研究侧重于“灾害管理”的应用研究。汶川大地震后，中国的防灾减灾研究引起跨学科的关注，进入百家争鸣的阶段。但是，在灾害管理的本土化策略和应用上，尚缺乏具备可操作性的措施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建构。民族学和人类学在灾害研究中刚刚起步，针对民族地区开展的专项防灾减灾研究较少。在已有的研究中，民族地区及广大农村社区往往被当成在灾害面前没有任何防御能力的受体。而在民族地区灾害文化的认识、减灾地方性知识的挖掘、灾害引起的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变迁、本土化的防灾减灾体系建构等诸多方面，都缺乏深入的、有针对性的、涵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性研究。凉山彝族分布在地貌复杂、气候多样的西南山地。在川、滇大小凉山，自然灾害频发、灾害呈现时间和区域的分布，灾害的影响大。因此，对于凉山彝族灾害文化与当代防灾减灾实践的研究具有西部民族地区的代表性。在对大自然的不断适应中，凉山彝族形成了独特的灾害文化，体现在民间信仰、宗教仪式、人生礼仪、生产生活等诸多方面。民间信仰中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等反映了凉山彝族对于灾害发生的认知，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以及彝人天人和谐的自然伦理观；以尔比为代表的口传文化，富含具有区域性特点的减灾地方性知识，体现了彝人对气候变化的感知与利用以及对于灾害的预测和准备；创世史诗与英雄神话等，反映了灾害对于彝人生产生活的影响和文化的建构；日常生活中的减灾举措，承载着彝人适应生境的诸多体验，并通过家支制度以及民间习惯法等得以维系和保障。这些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事项，或经由彝人世世代代口口相传，或存在于历史久远的彝文古籍与毕摩文献中。因此，凉山彝族的灾害文化就是凉山彝族人民与灾害相关的地方性知识系统。受人口增长、资源过度开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近年来，凉山彝区的生态环境受到很大破坏。而凉山彝族的传统灾害文化也在大传统的冲击中遭遇失范，面临传承危机。从案例分析中可见，当前凉山彝区的灾害管理是由政府主导、各职能部门分工负责。在实际的防灾减灾工作中，表现为“重预防”、“合理躲避”、“抗风险”的工作策略，并已取得了一些成功避灾的经验；但总体看来，区域发展很不均衡，防灾减灾模式单一，对于基层组织和社区能力建设重视不够，缺乏对于彝族灾害文化的了解以及灾害管理的本土化调试，对抗突发型、复杂型或大型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有限。而在汶川大地震后，由民间组织在云南小凉山彝族山区开展的社区防灾减灾实践证明，“参与式”的“社区灾害管理”能够有效地发挥社区的主观能动性，进而有助于提升民族地区农村社区的防灾减灾能力。但是由于NGO项目自身的局限，以及缺乏对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减灾地方性知识的尊重，因此在项目实际推广的过程中陷入了无法进行本土化调试的困境。而经历了文化与秩序双重失范的凉山彝族，正在有限的资源利用中，实践着主体抉择。凉山彝区的灾害形势以及在防灾减灾实践中面临的问题可以说是整个西部民族地区的缩影。民族地区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蕴含着本土少数民族适应不同生境及气候变化的地方性知识，在防灾减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党和政府历来重视社区层面的防灾减灾工作，但是在目前政府主导的灾害管理体制中，还存在着管理制度不健全、组织机构不完善、资金投入不足，社区防灾减灾能力差等问题。将民族地区的减灾地方性知识灵活地运用、更好地与社区相结合，与现代化防灾减灾科学技术相结合，将会对促进民族地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整体和谐发展，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发挥积极的作用。对于凉山彝族灾害文化和当代防灾减灾实践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民族地区社区层面的防灾减灾，有助于基层和谐社会的建设，也有助于形成具有当代特色的、融合历史和民族智慧的中国减灾文化。本文综合了人类学、哲学、社会学、伦理学、乃至自然科学、灾害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通过对凉山彝区历史文化和当代防灾减灾实践的田野考察，从防灾减灾的视角重新审视了凉山彝族的传统文化，并进一步从人类学范畴重新界定了灾害文化，构建了减灾地方性知识概念。在此基础上，提出民族地区防灾减灾的本土化策略。民族地区的防灾减灾应该把本土化的灾害管理模式融入区域发展的总体框架中，要促进灾害管理制度的健全和体系的完善，扶植基层防灾减灾机构建设；要加大资金投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民众防灾减灾意识培养；要以少数民族社区为基础，将灾害管理与社区的综合发展互为前提，突出当地人参与的主体性，更有效地提升社区居民应对灾害的能力；在防灾减灾制度和知识体系的建构中，应当包含着民族传统文化中对于自然的尊重、生活经验中的减灾地方性知识与现代科学技术的融合；要群策群力，整合政府、非政府以及社会多方资源，并实现区域合作，形成文化区域防灾减灾战略统筹、合作与共赢。
邓砚[8]（2011）在《县市政府地震应急行为模式和区域地震应急能力评估方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县市政府是我国开展地震应急工作的基础执行层面,其地震应急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我国整个地震应急工作的成败。在我国,当前县市政府的地震应急工作主要是依据平时制定的地震应急预案作为指导,但这些预案普遍存在着各层级、各地区预案雷同,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问题。汶川地震后各有关部门收集了大量的应急救援资料,亟待地震科研工作者去系统整理分析,特别是对将应急处置行为中的“共性”进行提炼、归纳和总结,使之成为规约化的行为模式,最终可以规范化、制度化,进一步优化县市政府的应急行为。但面对涉及面如此之广、信息量如此之大的资料群,必须要有一个理论框架将他们有机的整合在一起,但以往的研究中缺乏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另一方面,基层地震应急能力的建设需要国家、省等更高层级政府的指导和扶持,汶川地震的县市只是我国2000多个县市的缩影,要想提高我国县市整体的应急能力,首先必须对他们现有的地震应急能力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估,以便对能力薄弱的地区进行重点、优先建设。但以往的研究多是侧重较为具体地区的能力建设评价,不适用于宏观面管理层的需求。鉴于上述背景,本文以优化县市地震应急行为、提高我国地震应急能力为目标,一方面提出并利用“地震应急行为模式”这一概念框架将县市政府的地震应急行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通过典型案例的详细剖析和问卷调查的统计分析,分别获得其应急行为模式的全貌和一些整体上的规律;进而分析了当前模式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并给出了基于一种情景假设下的应急处置方案的编制思路。另一方面提出区域绝对地震应急能力和区域相对地震应急能力的概念,构建了区域绝对地震应急能力的构成框架;并以四川省为例利用多指标综合和主成分分析方法,建立了区域绝对地震应急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和两个层面能力的评估模型,并将两个层面的能力综合分析确定了应急能力的优先建设等级,最后完成了基于GIS的制图。通过上述研究,论文主要获得了以下认识和结论:（一）县市政府地震应急行为模式研究的认识?1、县市政府地震应急行为模式可以定义为针对县市政府（包括有关部门）震后应急期内为了最大限度的减少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所采取的不同于正常工作程序的紧急行为的一种规约化的或习惯性的知识结构。它是由五个构成要素构成:①情景——如震害情况、自然环境、人工环境、工具、角色;②主体——政府及其有关部门;③对策;④按时间先后排列的行为序列;⑤若干关键的时间点或控制点。通过这一概念框架可以比较全面、系统的梳理好应急行为中的主要内容。2、县市政府地震应急行为可分为指挥决策和协调、信息收集和上报、人员抢救、医疗防疫、生命线工程的抢修、疏散和临时安置、维护社会稳定和恢复社会秩序、救灾物资保障、次生灾害应急处置、宣传引导等10个对策面,他们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推动的关系,任何一项工作没有做好都会影响整个地震应急行动的效率和效果,而每一项工作又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内容。3、各对策面动态行为的组合或整合在应急期表现出了明显的分段特征,并出现了一些关键时间点或控制点。（1）重灾县市政府的应急行为模式可大致划分为应急初动阶段（震后最初3小时左右）、人员抢救和紧急安置安抚阶段（地震当天）、受灾群众的临时安置和工程排险阶段（2-3天）和生产自救提速阶段（4-10天）等四个阶段。山区启动生产自救的时间较之位于低山平坝的县市要长一些,且在应急期内没有提速阶段。并存在着几个关键时间点:●震后3小时左右是汇总初步获取的灾情,对辖区受灾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明确分工,开始全面部署应急救灾阶段的工作,从应急初动进入应急管理。?●24小时完成受伤人员和被困人员的搜救,根据生命救援规律的统计时间;●48小时展开全面防疫,是根据尸体腐烂规律的统计时间;●72-90小时左右结束大规模集中搜救,是根据生命救援规律的统计时间;●今后未有大余震的公告时间是启动生产自救的必要条件;●重点生命线设施基本抢通的时间是提速生产自救的必要条件;●房屋排查基本完毕的时间、建材物资到达是启动过渡安置的必要条件。（2）极重灾县市政府的应急行为模式可划分为应急初动阶段（震后几小时左右）、大规模集中的人员抢救为主阶段（几小时-72或90多小时）、应急安置为主阶段（第三天-大批外援物资到达）和以防疫、工程抢通和排险为主的阶段（止于启动过渡安置期）等四个阶段,并存在着几个关键时间点:●72-90小时左右结束大规模集中搜救,是根据生命救援规律的统计时间;●48小时开始防疫,是根据尸体腐烂规律的统计时间;但如果在震后医疗人员严重不足,大量的重伤员又无法转运的情况下,防疫工作只得推迟;●大批外援部队和外援物资到达时间,受震后县市通讯、交通、宣传、外界关注度、外援力量规模等条件影响存在很大差异。4、结合汶川地震中重灾区的应急处置过程,设定了一个县市遭受严重破坏性地震灾害的情景,从不同阶段的主要任务分析出发,明确了各时段具体实施处置的部门、处置内容、需处置地点、阶段性目标等要素,提出了基于该种情景假设下的应急处置方案的编制思路。在实际工作中,若能在大量的前期调查和预评估工作（震害预测）基础上,依据上述编制思路编制应急处置方案,那么在实际地震发生时,这样的应急处置方案一定会比单纯的应急预案操作性强很多。（二）区域地震应急能力评估方法研究的认识?1、区域地震应急能力可分为绝对和相对地震应急能力两个层面。前者是区域人类社会经济系统本身就具备一种减少地震灾害损失、减轻地震灾害不良影响的功能,这种功能是由对区域地震应急活动影响较大的自然、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构成的;它是了解区域当前地震应急能力建设的各个影响因素的执行绩效的重要依据;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相对于区域地震灾害大小而言的地震应急能力,在地震灾害风险预测比较准确的情况下,它可以为抓住区域应急能力的薄弱部位,提供更有意义的能力程度的评价结果。2、运用层次分析法可构建以区域绝对地震应急能力大小为目标层,以环境支撑能力、应急资源保障能力、社会控制能力和社会基础认知能力等为准则层,每一个准则层又可进一步划分为15个二级评价指标作为指标层,即构成了评价区域绝对地震应急能力的框架体系。3、以四川省县（市）为例,其区域绝对地震应急能力可构建成围绕1个目标层,设定3个准则层、9个指标层和19个变量层的评价指标体系;可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和多指标综合法建立四川省区域绝对地震应急能力综合评价模型和区域相对地震应急能力评估模型。结果表明:两个层面的应急能力都存在着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绝对能力较强的地区与这些区域的县（市）在应急资源储备、地理条件和教育文化氛围等方面的所具备的优势是相对应的。但如果可能遭受较大的地震灾害损失,这些地区将成为相对能力建设的薄弱地区。通过本论文的研究,认为该评估方法是可行的。4、将绝对和相对两个层面的能力分别作为“紧急与否”和“重要与否”的评价依据,四川省县市的应急能力建设可分为需重点建设且急迫性较强的县市（第Ⅰ类）、需重点建设但急迫性较弱的县市（第Ⅱ类）、次重点建设但具一定急迫性的县市（第Ⅲ类）和次重点建设且急迫性较弱的县市（第Ⅳ类）等四种类型,从第Ⅰ—Ⅳ类应在建设力度上由大到小、时间上由急到缓,逐步展开。5、基于四川省区域应急能力的评价分析,认为影响四川省县市应急能力的因素主要是民众的自救互救能力高低、通讯保障能力的高低、应急救援队伍的建设、应急救援物资储备的建设、交通保障能力的高低和地震应急预案体系健全与否等,它们应当是四川省县市应急能力建设的重点工作。
韩颖[9]（2011）在《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工作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了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改革发展的历史脉络,揭示了其发展演变的深刻历史背景及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中国救灾捐赠改革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启示。按照救灾捐赠改革发展的阶段性,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救灾捐赠的发展演变分为三个时期:救灾捐赠的恢复和调整时期（1979-1988年）、救灾捐赠的改革探索时期（1989-1999年）和救灾捐赠的快速蓬勃发展时期（2000年以来）。本文由导论、正文（四章）和结束语（第五章）组成。导论部分主要介绍本课题的选题意义、相关核心概念、研究现状、主要研究方法、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以及论文的基本框架结构。第一章,1949-1978年中国救灾捐赠工作回顾。通过已掌握的材料,对1949-1978年中国发生的自然灾害情况,以及党和政府开展的救灾捐赠活动进行归纳梳理,总结1949-1978年间中国救灾捐赠的特点。第二章,1979-1988年中国救灾捐赠的恢复和调整。笔者认为,这一阶段救灾捐赠还处于初步恢复和摸索阶段,“左”的思想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还依然存在。一方面,党和政府对救灾工作进行恢复、调整,开始尝试恢复国内救灾捐赠工作,但救灾捐赠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虽然中国开始接受国际救灾援助,在救灾外援的接收、入境、运输、检验检疫、发放等方面初步形成了一些固定做法和规定,但对救灾外援的态度还比较保守、谨慎、出现犹豫反复,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将灾情、救灾和接受救灾外援与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混在一起考虑,还不够开放、理性和务实。第三章,1989-1999年中国救灾捐赠的探索和改革。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体制的转轨,救灾捐赠开始真正步入改革探索阶段。以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的成立、减灾被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以及救灾工作实行分级管理体制改革为契机,民政部开始初步探索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和救灾对口支援模式,并逐步规范、完善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和制度规定,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的颁布,标志着国家以法律形式对扶贫济困捐赠行为的肯定、保护、规范和鼓励,为救灾捐赠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奠定了救灾捐赠工作法制化的基础。第四章,2000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的快速蓬勃发展。主要介绍了2000年后中国救灾捐赠在经常性社会捐助制度、救灾对口支援、救灾捐赠激励、救灾捐赠应急响应机制、国际救灾援助以及立法工作等方面的建设和发展。笔者认为,经历了2003年防治“非典”、2008年初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5?12”汶川特大地震、2010年“4·14”玉树地震和“8·7”舟曲泥石流灾害等救灾捐赠实践,经常性社会捐助、救灾对口支援、救灾捐赠激励、救灾捐赠应急响应机制、国际救灾援助及立法工作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救灾捐赠在组织、发动、接收、运输、分配、统计、信息公开、监督等环节的具体操作流程逐步规范、完善,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规范的运行模式,逐步确立了“政府推动、民间运作、社会参与、各方协作”的救灾捐赠工作机制。结束语（第五章）,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述评。分析了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取得的重大进展及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总结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改革发展的经验启示。在对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考察过程中,本文着重对该课题研究的几个薄弱环节进行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系统考察了中国在对待国际救灾援助、经常性社会捐助、救灾对口支援、救灾捐赠激励和救灾捐赠立法等问题上的政策变化及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并总结其经验教训。
杨洋[10]（2021）在《华阴市城镇社区负担及减负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二、民政·民族·宗教·防震减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民政·民族·宗教·防震减灾（论文提纲范文）
（2）基于情景分析的青海农牧社区减灾能力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问题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社区减灾能力研究 |
| 1.2.2 情景分析法相关研究 |
| 1.2.3 情景分析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应用研究 |
| 1.2.4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内容、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3.3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与研究设计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灾害情景分析 |
| 2.1.2 农牧社区 |
| 2.1.3 社区减灾能力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情景分析理论 |
| 2.2.2 危机管理理论 |
| 2.2.3 极值理论 |
| 2.2.4 复杂系统理论 |
| 2.3 研究设计 |
| 2.3.1 基于“情境—任务—能力”的农牧社区减灾能力分析框架 |
| 2.3.2 研究方法 |
| 第三章 基于致灾因子分析的青海农牧社区典型灾害识别 |
| 3.1 农牧社区孕灾环境分析 |
| 3.1.1 农牧社区自然环境 |
| 3.1.2 农牧区社会经济状况 |
| 3.2 农牧社区致灾因子分析 |
| 3.2.1 气象致灾因子 |
| 3.2.2 地质致灾因子 |
| 3.2.3 生物致灾因子 |
| 3.3 农牧社区灾害脆弱性分析 |
| 3.3.1 农牧社区灾害脆弱性表现 |
| 3.3.2 农牧社区灾害脆弱性 |
| 3.3.3 农牧社区灾情分析 |
| 3.3.4 农牧社区典型灾害识别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基于情景分析的青海农牧社区典型灾害情景构建 |
| 4.1 农牧社区的雪灾情况 |
| 4.1.1 雪灾的成因及影响 |
| 4.1.2 近年来青海雪灾事件 |
| 4.1.3 雪灾区域选择 |
| 4.2 农牧社区特大雪灾情景构建 |
| 4.2.1 农牧社区雪灾情景构建的参数分析 |
| 4.2.2 基于极值理论的关键情景参数选择 |
| 4.2.3 .农牧社区雪灾情景描述 |
| 4.2.4 雪灾演化过程分析 |
| 4.3 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灾害情景的青海农牧社区减灾任务与能力分析 |
| 5.1 农牧社区多元减灾主体 |
| 5.1.1 政府组织 |
| 5.1.2 社区组织 |
| 5.1.3 居民个体 |
| 5.1.4 社会力量 |
| 5.2 基于雪灾情景的农牧社区雪灾减灾任务分析 |
| 5.2.1 基于公共危机管理过程的社区常规减灾任务 |
| 5.2.2 农牧社区雪灾常规减灾任务识别 |
| 5.2.3 雪灾情景下的农牧社区雪灾减灾任务 |
| 5.2.4 基层政府雪灾减灾任务归属 |
| 5.3 基于任务的农牧社区雪灾减灾能力分析 |
| 5.3.1 农牧社区雪灾常规减灾能力分析 |
| 5.3.2 农牧社区雪灾减灾能力评估方案设计 |
| 5.3.3 农牧社区雪灾减灾能力评估模型 |
| 5.3.4 农牧社区雪灾能力矩阵分析 |
| 5.3.5 农牧社区雪灾减灾能力实践分析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面向能力构建的青海农牧社区减灾对策 |
| 6.1 规则准备:提升制度运行能力 |
| 6.2 组织准备:提升应对协调联动能力 |
| 6.3 资源准备:提升持续保障能力 |
| 6.4 知识准备:激发农牧社区减灾动力 |
| 6.5 行动规划:增强行动执行能力 |
| 6.6 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和学术贡献 |
| 7.1.1 研究结论 |
| 7.1.2 学术贡献 |
| 7.2 研究不足和研究展望 |
| 7.2.1 研究不足 |
| 7.2.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录1 第一轮德尔菲法专家咨询表 |
| 附录2 第二轮德尔菲法专家咨询表 |
| 附录3 第三轮德尔菲法专家咨询表 |
| 附录4 青海省农牧社区雪灾减灾能力评估 |
| 附录5 |
| 附录6 青海农牧区雪灾减灾能力现状调查问卷 |
| 附录7 青海农牧社区雪灾减灾能力公众评判 |
（3）我国城市社区复合生态系统适灾弹性的度量研究 ——以暴雨内涝灾害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析 |
| 1.3 研究目的和内容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图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图 |
| 1.5 本章小结 |
| 2 我国UCCE适灾弹性的相关理论界定 |
| 2.1 我国城市社区复合生态系统运行模式 |
| 2.1.1 社区概念及其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
| 2.1.2 我国城市社区组织架构与特点 |
| 2.1.3 我国城市社区复合生态系统构成 |
| 2.1.4 我国城市社区子系统间运行规律 |
| 2.2 我国城市社区典型灾害识别与分析 |
| 2.2.1 灾害的概念与发展 |
| 2.2.2 我国自然灾害时空分布 |
| 2.2.3 我国城市社区典型灾害及其特点 |
| 2.3 我国城市社区灾害治理特点及国外经验引介 |
| 2.3.1 我国城市社区适灾阶段划分 |
| 2.3.2 我国城市社区适灾利益相关者 |
| 2.3.3 国外城市社区防减灾经验引介 |
| 2.4 我国UCCE适灾弹性概念、内涵与框架 |
| 2.4.1 我国UCCE适灾弹性的概念 |
| 2.4.2 我国UCCE适灾弹性的内涵 |
| 2.4.3 我国UCCE适灾弹性的框架 |
| 2.5 本章小结 |
| 3 我国UCCE适灾弹性的影响因素识别 |
| 3.1 我国UCCE适灾弹性影响因素收集 |
| 3.1.1 人种志研究简介 |
| 3.1.2 研究对象选取 |
| 3.1.3 访谈设计 |
| 3.2 我国UCCE适灾弹性影响因素选取 |
| 3.2.1 扎根理论概述 |
| 3.2.2 影响因素开放编码 |
| 3.2.3 影响因素主轴编码 |
| 3.2.4 影响因素选择编码 |
| 3.2.5 理论饱和度检验 |
| 3.3 我国UCCE适灾弹性影响因素约简 |
| 3.3.1 预调研问卷设计与发放 |
| 3.3.2 影响因素约简流程 |
| 3.3.3 影响因素信度与效度分析 |
| 3.3.4 我国UCCE适灾弹性影响因素确定 |
| 3.4 本章小结 |
| 4 我国UCCE适灾弹性的灾后度量模型 |
| 4.1 我国UCCE适灾弹性评价指标选取 |
| 4.1.1 评价指标选取原则 |
| 4.1.2 基于SLR的指标选取方法 |
| 4.1.3 评价指标初选结果 |
| 4.1.4 基于专家打分法的指标约简 |
| 4.2 我国UCCE适灾弹性评价指标赋权 |
| 4.2.1 评价指标赋权方法选择 |
| 4.2.2 评价指标间关系确定 |
| 4.2.3 评价指标权重计算 |
| 4.2.4 评价指标权重修正 |
| 4.3 我国UCCE适灾弹性度量与分析方法制定 |
| 4.3.1 适灾弹性度量方法选取 |
| 4.3.2 适灾弹性的度量流程 |
| 4.3.3 适灾弹性评价准则制定 |
| 4.4 本章小结 |
| 5 我国UCCE适灾弹性的作用机理研究 |
| 5.1 适灾弹性作用机理模型构建 |
| 5.1.1 结构方程模型概述 |
| 5.1.2 适灾弹性作用机理假设 |
| 5.2 适灾弹性样本数据的获取 |
| 5.2.1 调研流程概述 |
| 5.2.2 初始问卷设计与优化 |
| 5.2.3 最终问卷发放与数据收集 |
| 5.3 适灾弹性样本数据分析 |
| 5.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3.2 信度分析 |
| 5.3.3 效度分析 |
| 5.3.4 相关性分析 |
| 5.4 适灾弹性作用机理模型检验 |
| 5.4.1 模型拟合度分析 |
| 5.4.2 SEM路径分析 |
| 5.4.3 作用机理结果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我国UCCE适灾弹性的灾前度量与提升策略 |
| 6.1 适灾弹性灾前度量的原理和流程 |
| 6.1.1 基于BP神经网络的预测原理 |
| 6.1.2 BP神经网络模型的使用流程 |
| 6.2 适灾弹性灾前度量模型的构建 |
| 6.2.1 适灾弹性灾前度量模型构建流程 |
| 6.2.2 适灾弹性灾前度量模型训练 |
| 6.2.3 适灾弹性灾前度量模型结果测试与应用 |
| 6.3 适灾弹性灾前提升策略制定 |
| 6.3.1 适灾弹性提升策略流程设计 |
| 6.3.2 基于SNA法的适灾弹性4R特性计算 |
| 6.3.3 基于IRM的利益相关者适灾行为提升 |
| 6.4 本章小结 |
| 7 我国UCCE适灾弹性度量与提升实证研究—以暴雨内涝灾害为例 |
| 7.1 案例概况 |
| 7.1.1 社区选取 |
| 7.1.2 灾害事件 |
| 7.1.3 数据收集与统计 |
| 7.2 社区灾后适灾弹性度量与评价 |
| 7.2.1 适灾弹性计算结果 |
| 7.2.2 基于IPA的适灾弹性分析 |
| 7.3 社区灾前适灾弹性度量与评价 |
| 7.3.1 适灾弹性预测结果 |
| 7.3.2 社区社会网络整体描述 |
| 7.3.3 4R弹性特征计算结果 |
| 7.3.4 基于激励约束机制的适灾策略 |
| 7.4 本章小结 |
| 8 总结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3 研究不足和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我国城市社区复合生态系统适灾弹性评价指标筛选 |
| 附录2 我国城市社区复合生态系统适灾弹性打分表 |
| 附录3 我国城市社区复合生态系统适灾弹性评价与影响因素调查 |
| 附录4 我国城市社区复合生态系统适灾弹性评价指标比较打分表 |
| 作者简介及学术成果 |
（4）渐进赋权—分层嵌入：汶川地震灾后社会治理变迁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议题的选择 |
| (一)无法回避的自然灾害 |
| (二)灾害应对与社会治理的中国经验 |
| 二、研究概述:现实问题和意义 |
| (一)研究界定 |
| (二)研究的创新与贡献 |
| 三、研究方法和数据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数据来源 |
| 四、框架结构与内容简介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一、关键概念辨析 |
| (一)灾后恢复重建 |
| (二)制度变迁与社会变迁 |
| (三)社会治理与社会治理变迁 |
| 二、关于灾害推动社会变迁的争论 |
| (一)巨灾推动社会变迁 |
| (二)灾害不会导致社会变迁 |
| 三、关于灾后社会治理变迁的三种解释 |
| (一)国家主导型 |
| (二)社区为中心型 |
| (三)多主体合作参与型 |
| 四、简要的评述 |
| 第三章 汶川地震灾后社会治理变迁的分析框架 |
| 一、研究视角:政府与社会 |
| (一)国家与社会视角的局限 |
| (二)政府与社会分析视角的优势及与本研究的契合 |
| 二、理论范式:历史制度主义 |
| (一)制度变迁与长期制度分析 |
| (二)理论范式与本研究的契合 |
| 三、分析框架的建构:渐进赋权、分层嵌入与制度变迁 |
| (一)渐进赋权 |
| (二)分层嵌入 |
| (三)关键节点与情境 |
| (四)分析框架:“渐进赋权—分层嵌入”与制度变迁 |
| 四、案例选择与研究设计 |
| (一)案例选择 |
| (二)研究设计 |
| 第四章 汶川地震灾后恢复时期重建的社会治理 |
| 一、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历史制度主义阐释 |
| (一)灾后恢复重建的制度安排 |
| (二)灾后恢复重建制度安排的路径依赖 |
| 二、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组织运作与资源投入 |
| (一)组织运作 |
| (二)资源投入 |
| 三、社会治理重建思路及其指引下的重建探索 |
| (一)公众议程与政府议程的契合: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 |
| (二)社会力量进入与社会治理的重建思路探索 |
| 第五章 汶川地震后重建时期的社会治理的转型与发展 |
| 一、地震与恢复重建导致的社会后效与社会变迁 |
| (一)宏观层面的社会后效 |
| (二)中观层面的社会变迁 |
| (三)微观层面的社会适应 |
| 二、政社关系的变迁:中央政府、援建省份政府、灾区政府与社会自治 |
| (一)中央政府开启“政府—社会”合作治理格局 |
| (二)受灾地区政府的“选择性合作” |
| (三)援建省份政府退出与新区域合作关系 |
| (四)社会自治与社会组织发展 |
| 三、后重建时期政府与社会力量的互动:赋权、吸纳与嵌入 |
| (一)重新平衡国家和社会的关系 |
| (二)从“选择性合作”到构建制度化联结机制 |
| (三)从“依附性自治”走向“有嵌入的自治” |
| 第六章 汶川震后社会治理变迁:基于“渐进赋权—分层嵌入”的分析 |
| 一、“渐进赋权—分层嵌入”的理论启示:对比三种解释 |
| (一)巨灾下的政府决策与对社会力量的赋权 |
| (二)赋权与嵌入:不同层级政府与社会力量的互动 |
| 二、灾后社会治理变迁及动力机制分析 |
| (一)汶川地震灾后社会治理变迁 |
| (二)社会治理理念的产生与扩散 |
| (三)汶川震后社会治理变迁的动力机制 |
| 三、反思汶川地震灾后社会治理变迁 |
| (一)赋权范围与社会力量参与的探讨 |
| (二)双向嵌入的边界的探讨 |
| (三)超越“工具逻辑” |
| 第七章 结论 |
| 一、主要结论 |
| 二、灾后社会治理的中国经验和启示 |
| 三、可能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研究方向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5）民众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的区域和文化差异 ——以2010玉树地震青海灾区和2008汶川地震陕西灾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 |
| 1.2 相关问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认知和响应概念 |
| 1.2.2 认知和响应研究进展 |
| 1.3 研究区概况 |
| 1.3.1 青海灾区概况 |
| 1.3.2 陕西灾区概况 |
| 1.4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研究设计、数据获取和处理 |
| 2.1 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 |
| 2.2 研究方案和技术路线 |
| 2.2.1 研究问题范畴的界定 |
| 2.2.2 技术路线 |
| 2.2.3 研究创新点 |
| 2.3 数据获取 |
| 2.3.1 问卷调查数据 |
| 2.3.2 访谈和文献档案资料采集/收集 |
| 2.3.3 数据分析方法 |
| 2.4 问卷数据处理 |
| 2.4.1 数据基本情况 |
| 2.4.2 数据内容 |
| 2.4.3 变量构造 |
| 第三章 两地民众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水平/能力、实况和差异 |
| 3.1 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整体水平/能力和差异 |
| 3.2 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单方面水平/能力和差异 |
| 3.2.1 防震减灾态度 |
| 3.2.2 地震灾害知识 |
| 3.2.3 防震减灾技能 |
| 3.2.4 防震减灾工作与政策 |
| 3.3 两地民众地震灾害响应单方面上的差异 |
| 3.3.1 民众个体层面的震灾响应能力 |
| 3.3.2 家庭自救与短期恢复 |
| 3.3.3 民众灾后的泛灾害态行为与态度 |
| 3.4 受灾程度对民众灾害响应的影响和两地差异 |
| 3.5 本章小结与讨论 |
| 第四章 两地民众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的关系和差异 |
| 4.1 两地民众地震灾害认知—响应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 4.1.1 认知综合变量与响应综合变量间的PA-OV模型分析 |
| 4.1.2 认知综合变量与响应各分变量间的PA-OV模型分析 |
| 4.1.3 认知分变量与响应综合变量的PA-OV模型分析 |
| 4.1.4 认知分变量和响应分变量的PA-OV模型分析 |
| 4.2 本章小结与讨论 |
| 第五章 人口统计学因素对民众认知和响应地震灾害的影响 |
| 5.1 人口统计学因素影响的单因素分析 |
| 5.1.1 性别因素对民众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的影响 |
| 5.1.2 年龄因素对民众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的影响 |
| 5.1.3 教育水平对民众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的影响 |
| 5.1.4 职业类型对民众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的影响 |
| 5.2 人口统计学因素影响的多因素综合分析 |
| 5.3 人口统计学因素影响两地民众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的差异 |
| 5.4 本章小结与讨论 |
| 第六章 社会支持对民众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的影响：(I)信息基础设施 |
| 6.1 信息基础设施对民众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影响概述 |
| 6.2 两地民众地震灾害知识和防震减灾技能获取途径差异 |
| 6.3 两地民众震后获取地震相关消息渠道及渠道信任差异 |
| 6.3.1 两地民众震后获取地震相关信息渠道差异 |
| 6.3.2 两地民众对于不同信息渠道的信任差异 |
| 6.4 知识信息获取渠道多样性对民众认知和响应地震灾害的影响 |
| 6.5 本章小结与讨论 |
| 第七章 社会支持对民众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的影响：(II)政府的宣传教育和示范 |
| 7.1 两地政府的防震减灾宣传教育和示范工作 |
| 7.1.1 质性资料分析 |
| 7.1.2 问卷调查数据分析 |
| 7.2 政府的宣传教育和示范工作对民众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影响 |
| 7.3 本章小结与讨论 |
| 第八章 社会支持对民众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的影响：(III)宗教因素 |
| 8.1 宗教因素影响民众应对灾害的两个路径 |
| 8.2 自身宗教信仰对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的影响 |
| 8.2.1 对认知的影响 |
| 8.2.2 对响应的影响 |
| 8.3 宗教网络和宗教资源对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的影响 |
| 8.3.1 对认知的影响 |
| 8.3.2 对响应的影响 |
| 8.4 本章小结与讨论 |
| 第九章 民众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影响因素间的相互作用 |
| 9.1 不同影响因素间可能的相互作用关系梳理 |
| 9.2 不同影响因素相互作用机制的假设和验证 |
| 9.2.1 不同影响因素相互作用机制的假设 |
| 9.2.2 不同影响因素作用机制的假设验证 |
| 9.3 不同因素的影响作用大小分析 |
| 9.3.1 两地数据的单独分析 |
| 9.3.2 两地数据合并后的综合分析 |
| 9.4 本章小结与讨论 |
| 第十章 结论与讨论 |
| 10.1 两地民众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的水平/能力、实况和差异 |
| 10.2 两地民众认知地震灾害与其响应地震灾害的关系和差异 |
| 10.3 不同因素对两地民众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的影响及两地差异 |
| 10.4 两地民众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的区域和文化差异 |
| 10.5 提升两地民众认识地震灾害水平和响应地震灾害能力的对策建议 |
| 10.6 研究局限性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图附录 |
| 附录二: 表目录 |
| 在读期间论文发表与参研项目情况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
（6）藏区民众地震灾害认知与响应的特点 ——以玉树地震灾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认知/感知与响应/适应的研究现状 |
| 1.2.2 认知/感知与响应/适应的文化差异研究 |
| 1.3 研究范畴界定与研究框架 |
| 2 研究区概况及玉树地震概况 |
| 2.1 研究区概况 |
| 2.1.1 玉树地区的地质与地震构造 |
| 2.1.2 玉树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 |
| 2.1.3 玉树地区的社会文化 |
| 2.2 “4.14 玉树地震”概况 |
| 3 调查实施与数据处理 |
| 3.1 问卷结构与题目类型 |
| 3.1.1 问卷结构 |
| 3.1.2 题目类型 |
| 3.2 调查点选择 |
| 3.3 样本容量确定 |
| 3.4 调查具体实施 |
| 3.5 数据处理与样本构成 |
| 3.6 变量构造与数据分析 |
| 3.6.1 变量定义 |
| 3.6.2 变量赋值 |
| 3.6.3 理想得分与得分率的定义 |
| 3.6.4 权重与权重距的定义 |
| 3.6.5 数理分析方法 |
| 3.7 信度与效度分析 |
| 3.7.1 信度分析 |
| 3.7.2 效度分析 |
| 4 玉树民众地震灾害认知与响应的特点 |
| 4.1 玉树民众地震灾害认知与响应概况 |
| 4.1.1 各变量的整体水平 |
| 4.1.2 各变量的整体结构分析 |
| 4.2 玉树民众地震灾害认知与响应的群体差异 |
| 4.2.1 年龄差异 |
| 4.2.2 受教育程度差异 |
| 4.2.3 职业差异 |
| 4.2.4 突发事件经历差异 |
| 4.2.5 性别差异 |
| 4.2.6 小结 |
| 4.3 玉树民众地震灾害认知与响应的区域差异 |
| 4.3.1 烈度区差异 |
| 4.3.2 城乡差异 |
| 4.3.3 与其他区域差异 |
| 4.3.4 小结 |
| 4.4 玉树民众地震灾害认知程度与响应行为间的关系 |
| 4.4.1 认知变量与响应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
| 4.4.2 认知变量与地震经历 |
| 4.4.3 减灾技能的认知度与响应度分析 |
| 4.5 玉树民众地震灾害认知途径与学习意愿 |
| 4.5.1 地震灾害认知途径 |
| 4.5.2 防震减灾知识与技能学习意愿 |
| 5 玉树民众地震灾害认知与响应的文化影响 |
| 5.1 宗教信仰的影响 |
| 5.1.1 宗教信仰程度的群体差异 |
| 5.1.2 对受教育程度不同群体的差异性影响 |
| 5.2 玉树民众震后意愿 |
| 5.2.1 震后求助意愿 |
| 5.2.2 震后心理倾诉意愿 |
| 5.3 玉树民众震后情绪恢复和生活恢复 |
| 5.3.1 震后情绪恢复 |
| 5.3.2 震后生活恢复 |
| 6 讨论与结论 |
| 6.1 讨论 |
| 6.1.1 玉树民众地震灾害认知与响应特点的背景分析 |
| 6.1.2 玉树民众防震减灾能力提高的针对性建议 |
| 6.2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7）地方性知识与民族地区的防灾减灾 ——人类学语境中的凉山彝族灾害文化和当代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绪论 |
| 一、我国西部民族地区自然灾害形势 |
| 二、国内外防灾减灾相关研究综述 |
| 三、本文的内容及结构 |
| 第一章 凉山彝区的生境和灾害形势 |
| 1.1 凉山彝区的生境 |
| 1.2 主要灾害类型及特点 |
| 1.3 凉山彝区防灾减灾研究的意义 |
| 第二章 减防灾视野中的诺苏传统文化 |
| 2.1 信仰中的祈福、禳灾与避祸 |
| 2.2 语言文字中的灾害表述 |
| 2.3 日常生活中的禳灾与减灾举措 |
| 第三章 诺苏灾害文化的内涵 |
| 3.1 诺苏的伦理观 |
| 3.2 对灾害发生的认知 |
| 3.3 作为地方性知识的防灾减灾举措 |
| 3.4 诺苏灾害文化论 |
| 第四章 凉山彝区当代防灾减灾实践 |
| 4.1 凉山彝区防灾减灾工作现状——以凉山州为例 |
| 4.2 一个诺苏村寨的“参与式社区灾害管理” |
| 第五章 失范与诺苏灾害文化的变迁 |
| 5.1 生境的进一步恶化 |
| 5.2 文化与秩序的双重“失范” |
| 5.3 当代防灾减灾实践的反思 |
| 5.4 “主体”的抉择 |
| 第六章 民族地区防灾减灾对策建议 |
| 6.1 民族地区防灾减灾要义 |
| 6.2 民族地区本土化防灾减灾对策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县市政府地震应急行为模式和区域地震应急能力评估方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进展综述 |
| 一、应急行为模式研究的相关进展 |
| 二、应急能力评估研究的相关进展 |
| 三、相关研究进展目前存在的科学问题 |
| 第三节 主要研究内容和意义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三、拟解决的科学问题 |
| 四、论文取得的主要成果、创新与意义 |
| 第四节 相关科研项目及主要工作量 |
| 一、与论文有关的科研项目 |
| 二、与论文有关的主要工作量 |
| 第二章 汶川地震县市政府地震应急行为模式研究 |
| 第一节 县市政府地震应急行为模式的定义 |
| 一、行为模式的定义和特征 |
| 二、县市政府地震应急行为模式的定义 |
| 第二节 县（市）政府地震应急行为模式的典型案例 |
| 一、典型重灾县市——苍溪县 |
| 二、典型重灾县市——宝兴县 |
| 三、典型极重灾县市——青川县 |
| 第三节 县（市）政府主要地震应急行为模式分析 |
| 一、决策指挥和协调行为模式分析 |
| 二、信息收集和上报行为模式分析 |
| 三、人员抢救行动模式分析 |
| 四、医疗防疫行为模式分析 |
| 五、疏散和临时安置行为模式分析 |
| 六、应急物资保障行为模式分析 |
| 七、生命线工程抢险行为模式分析 |
| 八、维护社会稳定和恢复社会秩序行为模式分析 |
| 九、地震次生灾害紧急处置行为模式分析 |
| 十、宣传引导行为模式分析 |
| 第四节 县市政府地震应急行为模式的整合 |
| 第五节 县（市）政府地震应急的行为模式优化 |
| 一、主要行为模式的不足之处 |
| 二、基于一种情景假设下的应急处置方案的编制思路 |
| 第三章 地震应急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研究 |
| 第一节 “区域地震应急能力”的内涵和指标体系 |
| 一、“区域地震应急能力”的内涵 |
| 二、区域绝对地震应急能力主要影响因素的构成框架 |
| 第二节 县（市）地震应急能力的评估方法 |
| 一、区域绝对地震应急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二、代表性的区域绝对地震应急能力数据指标化分析模型的构建及绘制 |
| 三、区域绝对地震应急能力的综合评估模型的建立 |
| 四、区域相对地震应急能力的评估模型的建立 |
| 第三节 四川省地震应急能力建设的重点区的确定 |
| 一、基于两个层面地震应急能力评价的优先建设等级的确定 |
| 二、四川省县市地震应急能力建设的工作重点 |
| 第四章 结论与讨论 |
| 一、论文主要研究成果 |
| 二、论文取得的具体认识和结论 |
| 三、讨论与探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9）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二、研究现状述评及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重点、难点、创新点和基本框架 |
| 第一章 1949-1978年中国救灾捐赠回顾 |
| 第一节 1949-1978年的自然灾害状况 |
| 一、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
| 二、党对自然灾害认识的变化 |
| 三、初步提出救灾工作方针 |
| 第二节 1949-1978年的救灾捐赠活动 |
| 一、“一碗米”、“一两米”等一系列节约捐输救灾运动 |
| 二、社会募集救济款物 |
| 三、群众互助互济 |
| 第三节 1949-1978年救灾捐赠评析 |
| 一、以生产自救自助为主，有限开展救灾捐赠 |
| 二、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给灾民以有力支持 |
| 三、强调国内互助，排斥救灾外援 |
| 四、募捐活动具有一定的零散性、偶然性、被动性 |
| 五、救灾捐赠具体政策较笼统，缺乏规范性 |
| 小结 |
| 第二章 1979-1988年中国救灾捐赠的恢复和调整 |
| 第一节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救灾工作的调整 |
| 一、重新明确民政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 |
| 二、调整救灾工作方针 |
| 三、科学认识自然灾害 |
| 四、开展救灾理论研究 |
| 第二节 国内救灾捐赠的初步恢复 |
| 一、救灾与扶贫相结合的新思路 |
| 二、救灾与扶贫募捐工作的初步实践 |
| 第三节 对待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调整和反复 |
| 一、首次被动接受救灾外援 |
| 二、缩紧外援口径，接受国际救灾援助出现反复 |
| 三、通过联合国救灾署向国际社会提出救灾援助要求 |
| 四、规范接受国际救灾援助口径 |
| 小结 |
| 第三章 1989-1999年中国救灾捐赠的探索和改革 |
| 第一节 1989-1999年救灾捐赠改革探索的背景 |
| 一、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成立 |
| 二、减灾被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 |
| 三、救灾工作实行分级管理体制改革 |
| 第二节 经常性社会捐助的初步探索 |
| 一、经常性社会捐助的源起 |
| 二、初步探索和实践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 |
| 第三节 救灾对口支援模式的探索和建立 |
| 一、对口支援政策溯源 |
| 二、救灾捐赠对口支援的探索和实践 |
| 第四节 国际救灾援助政策的逐步确立和完善 |
| 一、明确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立场 |
| 二、逐步完善国际救灾援助相关规定 |
| 第五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的颁布实施 |
|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制定的背景 |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中关于救灾捐赠的规定 |
|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颁布实施的重大意义 |
| 小结 |
| 第四章 2000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的快速蓬勃发展 |
| 第一节 救灾捐赠面临机遇和挑战 |
| 一、“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 |
| 二、国家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实现小康 |
| 三、救灾工作方针的新变化 |
| 四、特大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
| 第二节 2000年以来救灾捐赠典型案例 |
| 一、2003年防治非典型肺炎捐赠活动 |
| 二、2008年初应对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捐赠活动 |
| 三、“5·12”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捐赠活动 |
| 四、2010 年玉树“4·14”地震和“8·7”舟曲泥石流灾害捐赠活动 |
| 第三节 经常性社会捐助制度的形成和创新 |
| 一、加快建立经常性社会捐助制度 |
| 二、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的创新模式——“慈善超市” |
| 三、经常性社会捐助制度的正式形成 |
| 第四节 救灾捐赠对口支援的调整和发展 |
| 一、适时调整救灾捐赠对口支援方案 |
| 二、“5·12”汶川地震救灾捐赠对口支援的重大发展 |
| 第五节 救灾捐赠应急响应机制的探索和实践 |
| 一、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
| 二、救灾捐赠工作规程的制定和应急机制的完善 |
| 第六节 救灾捐赠激励机制的探索和建立 |
| 一、表彰奖励 |
| 二、税收激励 |
| 第七节 参与国际救灾援助的新变化 |
| 一、主动、规范、多元接受国际救灾援助 |
| 二、积极开展印度洋海啸等对外救灾援助 |
| 三、多渠道、多层次参与国际救灾减灾交流合作 |
| 第八节 救灾捐赠立法进程加快 |
| 一、出台《救灾捐赠管理暂行办法》 |
| 二、修订、颁布《救灾捐赠管理办法》 |
| 三、制定一系列指导救灾捐赠的政策规章 |
| 小结 |
| 第五章 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基本评价 |
| 第一节 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工作的成就 |
| 一、救灾捐赠规范化、制度化显着加强 |
| 二、救灾捐赠法制化取得初步成效 |
| 三、救灾捐赠社会化逐步形成 |
| 四、救灾捐赠对外开放不断深入 |
| 五、救灾捐赠内容、渠道不断拓宽 |
| 六、救灾捐赠规模、水平快速增长 |
| 七、救灾捐赠社会效果凸显 |
| 第二节 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工作存在的问题 |
| 一、立法层次低，法律体系不完备 |
| 二、政府行政干预功能过强，非政府组织参与不够 |
| 三、对救灾捐赠的优惠政策和鼓励力度不足 |
| 四、募捐主体与受赠主体存在混淆 |
| 五、救灾捐赠信息公开缺乏规范性 |
| 六、救灾捐赠监督管理机制不健全、不到位 |
| 第三节 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发展演进的经验启示 |
| 一、完善救灾捐赠法律体系，以法制化推动救灾捐赠的科学发展 |
| 二、扩大非政府组织的参与，继续推进救灾捐赠社会化 |
| 三、完善救灾捐赠激励措施，提升公众捐赠热情 |
| 四、明确募捐主体资格，理顺政府角色，促进中国公民社会建设 |
| 五、规范救灾捐赠信息公开披露机制 |
| 六、建立一体化监管网络，推进捐赠文明 |
| 七、加强社会主义慈善捐赠文化建设，促进社会和谐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民政·民族·宗教·防震减灾（论文参考文献）
- [1]西安市基督教女青年会研究[D]. 李悄然. 西北大学, 2021
- [2]基于情景分析的青海农牧社区减灾能力建设研究[D]. 邓彩霞. 兰州大学, 2021(09)
- [3]我国城市社区复合生态系统适灾弹性的度量研究 ——以暴雨内涝灾害为例[D]. 崔鹏. 东南大学, 2019(01)
- [4]渐进赋权—分层嵌入：汶川地震灾后社会治理变迁机制研究[D]. 张晓君. 华南理工大学, 2019
- [5]民众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的区域和文化差异 ——以2010玉树地震青海灾区和2008汶川地震陕西灾区为例[D]. 孙磊.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2018(01)
- [6]藏区民众地震灾害认知与响应的特点 ——以玉树地震灾区为例[D]. 张文佳.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2013(05)
- [7]地方性知识与民族地区的防灾减灾 ——人类学语境中的凉山彝族灾害文化和当代实践[D]. 叶宏. 西南民族大学, 2012(12)
- [8]县市政府地震应急行为模式和区域地震应急能力评估方法研究[D]. 邓砚.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2011(05)
- [9]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研究[D]. 韩颖. 中共中央党校, 2011(09)
- [10]华阴市城镇社区负担及减负对策研究[D]. 杨洋. 西北大学,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