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创新方式 强化“四德”教育（论文文献综述）
陈钦玲[1]（2021）在《新时代大学生公民道德建设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公民道德建设事关党和国家的千秋伟业,在新的历史节点上,党中央把公民道德建设摆在了重要的地位并做出了一系列相关论述,明确了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中的战略定位,出台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重大部署与重大举措,这是我国锚定高质量教育体系目标的关键事项。大学生,作为公民的一个特殊群体,作为青少年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新时代的受教育者,又是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最强有力建设者和接班人,其思想道德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进程,而大学生良好的公民道德水平对其思想道德素质的提升起着关键性作用。因此,进行大学生公民道德建设研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育时代新人的必然要求。本研究通过文献研究法、归纳演绎法、比较法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以大学生公民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为切入点,阐述了新时代大学生公民道德建设的理论依据,比较了20世纪初与新时代大学生公民道德建设新的发展,总结了新时代大学生公民道德建设的积极形势与问题所在,简要分析了公民大学生公民道德建设问题的原因,最后重点探索了大学生公民道德建设的路径建设,一是基本方法,二是发展途径,方法主要从三大方面进行分析,即立足整体、强化教育以及综合保障,首先以统筹兼顾的方法简要谈公民道德建设的科学性要求,其次从促进大学生公民道德“知情意行”的发展入手,提升大学生的公民道德水平,最后从外部条件的保障谈基本方法。途径从四大方面探索,一是思想建设,二是阵地建设,三是制度建设,四是培育责任意识。通过对大学生公民道德建设的方法与途径研究,为做好大学生公民道德实践工作、提高大学生公民道德水平、提升大学生公民道德质量提供了一把钥匙。
高亮[2]（2020）在《两晋南北朝隋唐义疏研究》文中指出义疏是中国古典诠释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诠释体裁之一。一切中国古典诠释体裁所使用的诠释方法,所具备的诠释功能,所经历的诠释演变过程,均体现於义疏之中。可以説,义疏是中国古典诠释体裁之集大成者。研究、理解义疏文本,发掘藴藏於文本之中的观念、文化,剖析古代思想历时变化,即能理解以古典给释文本为核心的整个中国古典诠释史,进而从诠释向度重新反思学术史、思想史,观照人类思维向度及其趋势。本文旨在综理既有研究基础上,探讨义疏研究中的重难点问题,并经由义疏研究,尝试创建义疏学适用方法论,为後续研究提供范式支撑。基於新见从详,无则从略的原则,概述如下。绪论部分,厘清与义疏相关的学术概念,分析义疏含义,确定义疏研究范畴。在义疏研究领域,首次明确区分义疏、义疏研究、义疏学、义疏之学、义疏学研究、义疏之学研究六种概念,纠正了以往学界混称义疏、义疏学的问题,为义疏学在学术意义上,成为一个中国古典诠释学下的研究分支,确定了研究范畴。本章首次全面梳理义疏研究史,为学科分支意义上的义疏学,奠定了学史基础。第一章,首先,明确义疏的概念与范畴,解决了义疏研究长期存在的义疏含义及判断标准问题,从而与其他“疏”体有效区分,完成了义疏研究的概念准备。其次,归纳义疏具有的七种基本文本体式,分析其诠释意义与学史价值。第二章,基於既有研究,进一步探讨义疏起源问题。义疏最早出现年代,可能不晚於四世纪中後期,确定不晚於五世纪前期。佛疏出现最早,在五世纪前期以前;其次为道疏,在五世纪前期;最後为儒疏,在五世纪中後期。促成义疏起源的因素有三类。第一,物质载体,即基於纸写本便利性的因素。第二,思想渊源。主要源於魏晋时期流行的玄学与清谈辩论。第三,体裁渊源。对义疏起源有显着影响的诠释体裁有二。其一为集解体。其二为问答体。与义疏起源有关的问答体有二。一为魏晋时期以“问答”为主要内容的议论体裁。二为印度传统的“释论”（奢萨咀罗、优婆提舍）中的问答体裁。另外,两晋时期出现的“合本子注”,在题名与行文方式上,对有些义疏,如《丧服小记子本疏义》,有一定影响。因而也可视为义疏起源的一个相关因素。第三章讨论义疏的诠释层级,并在全面总结注、疏诠释关系既有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检视“疏不破注”问题。首先,分析义疏诠释层级。义疏诠释层级十分多样。过去作为学界常识的兼解经、注即为义疏,是片面的刻板印象。义疏兼解经、注,只适合儒疏、律疏,不包括佛疏、道疏。其次,重新反思疏不破注问题。“疏不破注”原为“疏不可破注”之义,是一种诠释原则,而非“疏不会破注”,即一种诠释现象。前者正式确立於初唐《五经正义》,後者为清代以来学者的误解。作为一种诠释原则,“疏不破注”的形成,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南北朝隋代。此时尚无明确、统一“不破注”的原则。时人虽有守注之意愿,乃至设立遵注之体例,但在实际诠释中,仍以实事求是之理念,时或破注。初唐《五经正义》以前,义疏在处理注、疏关系的问题上,实则无“破”与“不破”的明确概念,更无具体原则。破注与否,皆取决於编撰者个人学术意志。不过,总体上看,义疏仍以不破注为多,破注并非主流。第二阶段:唐代至宋初。以《五经正义》为代表的初唐儒疏,明确提出“疏不可破注”的原则。在实际诠释中,虽因沿承旧疏或参与修疏者学术习惯等,仍不免有破注现象,但从总体上看,此种现象已大为减少,不破注乃至明显守注、护注的现象更常见。从初唐儒疏破注情况看,破注分为破注文与破注义两种形式。破注文相当於校勘注文,非但不是破注,反为注之功臣。破注义即反驳注释之义理另立新义,此为真正的破注。不破注有两种情况,即守注与参注。若只怀疑注义而非反驳,另立新説,在初唐疏家看来,均非破注。疏不破注的理据渊源,在於义疏对注解经传时所述义理、情理是否认可。若是其义,则疏不破注;若非其理,则疏破注。对“理”的追求,体现了义疏的诠释活力与独立的诠释品格。将义疏完全视为经典文本的附庸,不利於正确认识义疏学术意义。将求“理”,替代为从“注”,即完全不破注,至唐玄宗御注、御疏才实现。然而这种从“注”而非求“理”的诠释标准,受到一些中唐学者的反拨。碍於御注、御疏的权威压力,他们只能在义疏之外,另辟蹊径,最终发展为北宋新《春秋》学与理学,即义理思辨性经学,代替了南北朝以来,以义疏为重要学术载体的考证诠释性经学。可见,义疏之衰,即源於割断自身求“理”之传统。第四章,探究注、疏合会问题。在文本组织类型上,义疏可分为单疏本与合会本合会本系由单疏本与经:注本结合融会而成然而单疏本与合会本之关系,未必是前者单向融入後者,二者之关系,比学界以往认为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更复杂,只能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义疏从单行到合会,不只是文本外在形式的较大变动,还改变了读者的閲读方式与习惯,影响其閲读体验,进而改变读者对义疏诠释地位与功能的认知。义疏文本组织类型的改变,如“蝴蝶效应”,通过层层传导,最终造成义疏学术层次的变动。而层次的变动,产生反作用力,促使组织类型的改变更加固化。在此意义上,注、疏单行与合会,不仅仅是文本形式结构的排列组合问题,更是一种探索学术史的新维度。儒典注、疏合会时代,不始於宋,宋代只是注、疏合刻之始。早在宋代以前,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合会本存在。从义疏文本发展角度看,南宋以前义疏,虽以单疏本为主,但合会本亦不容忽视,从而纠正了以往根据刻本经验谈注、疏合会,忽视八行本、十行本之前注、疏合会本的问题。儒典注、疏合会有五种模式。第一,分散模式甲类,指义疏分别列於经、注之下,分别疏解经、注的合会模式。第二,分散模式乙类,指义疏分别列於一节经文或传文之後,其间无注,亦不释注文合会模式。第三,聚集模式指义疏列於一个较完整经、注文本单位（句、节、章等）之後,集中诠释此单位之经、注的合会模式第四集散模式指在某一合会本中,兼有分散甲类与聚集两种模式者。第五,分栏模式指经、注与义疏分栏列出的合会模式。合会的历史动因有二。第一,便於閲读、参考、记诵。第二,便於查询经、注、疏具体内容。合会的学术史影响有三。第一,加剧文本结构的碎片化,造成义疏实际学术地位下降。第二,加重异文问题。第三,促进注的经典化。第四,凸显义疏繁琐之弊,间接引起经典研究范式转变,在学理上宣告了汉唐之间,以经典诠释为主要成果的经学研究范式的终结。在有合会本的情况下,隋唐宋初新修儒疏,仍采用单疏本,其原因有四。第一,佛疏影响。第二,讲读习惯。第三,写钞本流传之局限。第四,古人观念上的经、注与义疏的诠释地位、诠释风格差异。合会本与单疏本长期并存之原因有二。第一,官学精英对提升士子经学素养的要求。第二,文本复制方式限制与应试需求之间的互动。第五章,探究义疏科段问题。首先,分析科段含义,与章句相区分。其次分析科段特徵。科段必须同时满足三大特徵,缺一即非科段,亦即三大特徵为判定科段之充要条件。其次,考察科段演变历程。中土佛典科段可能始於四世纪中後期的释道安,最迟不晚於五世纪前期。印度佛典科段当以世亲等为最早,约在四至五世纪之际。中土佛典科段被纳入佛疏,就现存可考文本来看,当以南朝宋道生《法华经疏》为最早。科段被义疏吸收之後,经历了先由简入繁,而後分化演变的过程,分为四大阶段。第一,渐兴阶段,即五世纪前期至六世纪初。第二,兴盛阶段,即六世纪初至七世纪中期。第三,分立阶段,即七世纪中期至十二世纪初。第四,衰变阶段,即十二世纪以後。最後,选取南北朝隋唐佛、道、儒三疏,整理科文,分析各自逻辑结构与诠释特点。在此意义上,科段成为中古以来,儒、佛、道“兴替治忽”的新綫索。科段的学术史价值,即在此矣。
赵玫[3]（2020）在《“心法”即“心学” ——朱子“心学”研究》文中提出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划分,已成为学界共识。以“心学”称朱子学,似犯下指鹿为马的错误。然而,从文献依据与义理依据两方面看,朱子心学的提法是公允且必要的。从文献依据上看,自朱子之后以至于明弘治（1488—1505）,不以“心学”与“理学”之称法作派系划分,朱学也被称为“心学”。嘉靖年（1522—1566）,出现“心学”独指阳明学之论。万历年（1573—1620）,邓元锡作《皇明书》,视阳明学为儒家正宗,称心学。清黄梨洲父子编订《宋元学案》,更彰明“心学”、“理学”二分,以“心学”独指陆王学之见。由此可见,“心学”与“理学”的划分,最初是带有门户之见的,沿用这一划分,会陷入门户争论之窠臼。学者历来以“性即理”与“心即理”判分朱学为“理学”,陆王为“心学”,从义理上反思这一判分显得非常重要。反思的前提是对“心即理”与“性即理”的定位,这两个命题不仅是本体论问题,亦为工夫论问题。就此,朱陆之学有同异。将太极与理视作理论基础与目标指向,是二人学问之同。从实然心的定位与功能来看,陆王直接以心为性体,属形而上者,则相应的工夫路径简易径直,朱子严判性、心为形而上、下,同时又看到心的超越性与有限性两个面向,则心能自明、自觉、自立,并落实为细密严缜的心地工夫,此为二人之异。总之,朱子强调终极本体为性而非心,此即“性即理”,故为“性本论”。但他同时强调在本然与境界中,有限之心具超越性,实现心理无间与心体流行,此即“心即理”,故朱子之“性即理”涵摄了“心即理”。因此,不能以“性即理”与“心即理”严判朱、陆为“理学”与“心学”。朱子学为传道之学,亦为传心之学,此即“道学”,亦为“心学”。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学”与“心学”,乃至于“理学”、“性学”不是对立存在,而是共同包含在任何派别的宋明理学家的思想当中。传心之学即传心法之学,它包括言心之学、修心之法,因此,心法即心学。朱子心学有内在结构,这反映在朱子对《中庸》首章的训释中。这一结构包括了宇宙本体论（从“本原”到“实体”）、基于心性论的工夫论（“存养省察之要”）、境界论（“圣神功化之极”）三大部分。朱子对《古文尚书·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字的诠释,是心学的总论。在天而言,“天命”作为“本原”;在人而言,“人性”作为“实体”。天人一贯,是作为形而上之理的“天命”与“人性”的一贯,这一过程必须在理气共同作用下完成,含理之气则为心,或称为“天地之心”,这是从宇宙本体论的角度阐释心学。一方面,朱子论“天地之心”有别于汉唐儒视“天地之心”为经验化、人格化的存在,又不同于王弼由“动息地中”见得静与默,从而复归本体的解释。朱子光大了自唐宋以来儒家宇宙本体论自觉的星火,回归了儒家经典的原意,同时重建了儒家形上学的诠释系统。朱子对程颐、邵雍、程颢“天地之心”说的诠释,呈现了“天地之心”是理气圆融无间、生生流行这一特点。天地之心统天地之性、天地之情,这与人生论中“心统性情”架构相吻合。另一方面,理气关系与天地之心可以互释。理的四种训义与“天地无心”与“天地有心”对应:理之能然、必然说明理决定气之主宰与运作,而见得天地生物造物的能力,可知天地有心;理之当然、自然说明天地之心的生生不已,万物生化自然有序,可知天地无心。可见,从天地之心入手,可以诠释朱子的理气观,并突出理气圆融的生生之意。再一方面,朱子言仁,有指体、指用、统摄体用三种情况。统体之仁包体用,贯天人。在天而言,统体之仁即天地之心,其包天地之“性”与“情”,它不但指元、亨、利、贞四天德,也包含春、夏、秋、冬四季。在人而言,统体之仁即人心,其体为仁、义、礼、智四人德,发用为恻隐、辞让、羞恶、是非四端。因此,仁是贯通天人的关窍,天地之心亦然。由此获得两点结论:一则,天地之心与仁一样,是一元之气的流行生化不已,其具备内在自足的善性而表现出生物不已、温然爱人利物的特点。二则,“心学”与“仁学”、“气学”在朱子思想中具有了同等地位,朱子的“仁学”即“心学”。朱子中和新旧说的转变即旧的心学转向新的心学,这是朱子“心学”的人生论说明,它包括心性本体论、工夫论与境界论三部分,三部分相互交融。从中和旧说形成过程上来看,大致分为四个小阶段。朱子师从李延平期间,他对延平默坐澄心之旨不能契合,此时中和旧说初具雏形;隆兴二年甲申,朱子赴豫章哭祭张浚并见张拭,他极认可张栻涵养察识于已发的工夫,更加固了旧说的认识;乾道二年丙戌,朱子与张栻书信讨论中和问题,标志中和旧说成形;乾道三年丁亥春,朱子思想中出现了“识仁”与“持敬”工夫的认识转向,这标志着中和新说思想已经开始酝酿。朱子在中和旧说中,持性体心用的心性观及涵养察识于已发的工夫论,这说明了心的重要性:心作为可知、可感者,是性的直接呈露;作用于已发之心的工夫可以直接通达本体。但此种旧的心学存在问题:一方面,将心体视作纯粹的形而上者,称中即性,此为命名不当;另一方面,直接导致缺却了对未发心体的涵养,从而陷入工夫论困境。这两点是朱子中和旧说转向新说的重要原因。中和新说即朱子成熟的心学理论。随着朱子中和新说的形成,在心性关系上,朱子保留了“心具性”之旨,强调因心之寄寓方有性之得名,由性为根本方才有心之运作。这说明:从概念分析角度来看,性、心形而上、下性质有别;从实存的角度来看,性和心不是分离而在的两物,彼此互作规定与说明。在“心具性”的总旨下,朱子又接续孟子、张载的思想资源,形成了“心统性情”的成熟之见。心是主宰者,又虚灵不寐,性、情并非是心中存在的事物,而是对心之体、用的分别表达。这不仅进一步避免视心性、性情分别为二物,又因心贯穿未发已发,更突显了心的地位。相应的工夫论中,涵养、察识分别作用于心之体、用,此非对象性的作用。察识是已发处心的自我明鉴,以去除物欲之蔽。涵养是未有思虑萌动时的主宰严肃专一,诚敬一旦生起,本体自立。因此,已发之察识并非以心识心,未发之涵养并非寻求一个心体。基于此,朱子批评了湖湘学的工夫论传统,并反思延平教授的求中于未发之旨、对“静坐”说又作了补充。涵养与察识作用各别,但又体用一源,则涵养与察识可以互救。因工夫修养中的具体效验,个体差异与议论角度不同,涵养察识之先后不执死。敬作为工夫总脑,统合二者,从而形成由体而达用、由用而达体的体用一源的心学工夫。朱子对“十六字”心决的阐释是“心法”总论。道心人心说是言心之学,“惟精”与“惟一”是修心之法,这是朱子心学的总体概括。“十六字”未必假说的提出,是阐发朱子“心学”与“心法”的文献前提。从朱子道心人心说的形成过程来看,甲午的“心说之辩”到丁未朱子与蔡季通、郑可学的论辩,直至已酉的《中庸章句序》的写定,都有一贯之旨:朱子将道心人心视作已发;并认为道心纯然善,人心危殆;道心人心并非二心。由此可见,心呈现出两个面向:它既具虚灵明觉的特性,是心体的自然流行发见,是纯善无伪之超越实体,如道心;它又具有形而下之气的属性,当被气质物欲所拘蔽,而成为可善可恶的经验物,如人心。两个面向,前者说明人之心具有内在自发的道德自觉,后者指出其形下特征会干扰道德本心的呈现。进而可以说,朱子言心,既重视其内在超越性,又承认其经验的局限性,心能实现从经验性向超越性的飞跃,便是其自觉能动性的表现。“惟精”与“惟一”作为修心之法,是工夫总脑。这是复明心之全体的“明明德”工夫,它强调心的自发、自觉、自醒与自立,又是克制人欲,复全天理的有效途径。“惟精”即由用而见体的工夫,包括格物致知;“惟一”即由体而达用的工夫,包括诚意正心。格物致知是同一工夫的两种面相,是在心之用上复明本心的工夫。格物包括格“心”与格“事物”。朱子心物并举,阳明重心而轻物。究其根源,阳明视心为形上之性理,朱子视心为超越的形而下者。阳明对人心有十足的自信,朱子则对心之知、见、行时刻保持警惕。因此,“格心”是朱子格物说中的一端,但却是阳明格物说的全部,因此朱子格物说囊括了阳明格物说。总之,朱子心学即“传心之学”、“修心之法”,属广义心学。朱子拥有以“理本论”为基础的“心学”,此“心学”与“理学”、“性学”、“仁学”不冲突违背,且相互照应、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朱子学。
王卿[4]（2020）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村级组织治理能力建设研究 ——以J县为例》文中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阶段,农村人口流动更加频繁、社会结构更加多元、组织形式更加多样、利益关系更加复杂,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为解决新矛盾新问题,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这是党和国家对未来一个时期农村工作的重要部署,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村级组织作为直面群众的最基层组织,既是各级政府联系农村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又是落实上级政策、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组织,对我国实现乡村振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评估当前现状、总结分析问题、精准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对位于山东省西南部的J县进行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党和国家有关农村政策以及村级组织建设实践,就村级组织的治理能力建设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原因进行分析,对如何进一步增强村级组织治理能力方面的策略进行研究。本文在结构上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文章的绪论,主要讨论分析了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路线、研究方法,以及文章的特色和创新之处;第二部分界定了村级组织治理能力建设相关的概念,对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第三部分运用德尔菲法对村级组织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构建,运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指标体系权重;第四部分对J县村级组织治理能力现状进行了评价,通过调查问卷,得出治理能力六项内容的分数,并梳理出目前J县村级组织治理能力建设所取得的成绩,根据成绩总结梳理其中的经验做法。第五部分全面阐述了J县村级组织治理能力建设现存的六方面问题,以及其产生问题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深层次原因。第六部分从四个方面对村级组织治理能力建设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对策和措施,包括优化社会环境、增强物质基础、改良政治生态和夯实组织基础等;第七部分是结语,提出了本文的研究结论和文章研究的不足,明确下一步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和今后的研究方向。
杨土森[5]（2020）在《习近平青年修德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道德之于个人,之于社会,都具有基础的意义。做人做事第一位就是要崇德修身。良好的德行是青年为人处世的根本,也是青年成长成才的重要内容。青年正处于道德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整个社会未来的价值取向,他们的道德水准对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重视青年就是重视未来,中国的未来离不开青年。所以说,修德不仅是青年个人成长成才和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前提条件,也是落实当下青年教育的首要任务。新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以提升青年思想道德水准为出发点,深刻分析了青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其自身道德水平的提高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性。他号召广大青年要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不断锤炼自身品格,加强道德修养、注重道德实践。立足当代青年成长的特点,分析青年道德养成的客观规律及其青年道德养成面临的现实困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青年修德观,彰显出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科学性、战略性、实践性的理论特质。习近平青年修德观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青年修德思想和中国优秀传统道德思想,成为当代青年修身立德的重要法宝,对我国青年德育工作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其中包含着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的殷切希望和重要寄托,旨在让青年能够成为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本文共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习近平青年修德观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的重、难点,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第二部分论述了习近平青年修德观的重要来源,包括理论基础、时代背景、现实依据、主客观条件等方面,分析总结了习近平青年修德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第三部分论述了习近平青年修德观的主要内容,通过分析和总结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修德的重要论述,把青年修德的主要内容上升为大德以及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四德”领域。第四部分,从时代性、民族性、科学性、战略性和实践性五个角度着眼,分析归纳了习近平青年修德观的理论特质。第五部分深度概括了习近平青年修德观本身所蕴含的修德路径,分别从理想信念做指引,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相统一,道德内化与外化相并存,核心价值观来规约,社会各界联动发力五方面论述了青年修德的具体路径。第六部分探究了习近平青年修德观的价值旨归,从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二重角度进行分析,总结了习近平青年修德观对当下德育工作的重要意义,指出其可以进一步丰富我国德育理论和提升我国青年德育工作的实效性,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养出更多德才兼备的时代新人。
布海璐[6]（2020）在《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我国农民思想道德教育研究 ——基于山东省四地市的调查》文中认为农民思想道德素质,是指农民在特定的群体、特殊的社会环境中通过自身的生产、生活实践活动所形成的一种比较稳定的认识、处理问题的能力,体现着人们的思想水平的高低和道德品质的高尚与否,是农民综合素质的核心和基础。农民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主体,农民思想道德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效果。“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其中,乡风文明与其他四个方面相互融合、密不可分。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和加强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而乡风文明则主要是由农民思想道德素质所决定并表现出来的。所以,农民思想道德素质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意义重大,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思想灵魂和精神基础,对于乡村振兴战略其它四个方面都具有基础性甚至是决定性作用。因而,加强农民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广大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培养良好的农村思想道德生态和乡风文明风貌,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基本内容和重点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大农民的思想觉悟和道德素质有了巨大飞跃和提高,这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伟大胜利的重要原因。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新时代农民思想道德素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相比较还有不少差距。而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实践中,如果没有广大农民思想道德素质的极大提高作为前提基础,那么,乡村振兴战略就不可能顺利实施,更不可能取得巨大成效。因此,本文以山东省四地市的调查研究为基础,探索和研究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如何提高我国农民思想道德教育的质量和水平,具有较大的时代价值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于欣[7]（2019）在《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认为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促成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确立,而且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魅力和重要价值。挖掘、阐发和传承先秦儒家德育思想,既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大学术命题。系统梳理和探究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全面而深入地呈显其理论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及其实现路径,这对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由宗法分封的奴隶制社会转向封建君主专制社会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是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形成的深刻经济背景,生产方式大变革所必然引发的社会结构急剧变动、社会各阶级阶层间的矛盾斗争激化加剧是其政治背景,思想文化领域内新旧理念碰撞交织、百家异说的文化繁荣是其文化背景。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及其学派的形成发展和重要地位为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主观方面的必要条件。西周“以教祗德”的“尚德”理念、官师合一的礼乐教化模式,奠定了集道德教育与政治教育于一体的古代德育思想体系的基调和轮廓,为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直接而重要的理论来源。先秦儒家的人性论构成了先秦儒家德育活动的主要理论基础。为了重振西周时期礼乐文明和教化传统的生机活力,先秦儒家不断内求“礼乐之原”,由礼而仁,由仁而性,由此开启了对“欲”、“群”、“心”等人性问题的探究与阐发。人之“欲”是德育之所以必要的重要依据之一,“欲”及其满足具有天然合理性,礼义道德及其教化则是满足人欲之必需。人之“群”是德育之所以必要的另一重要依据,人之生不能无群,礼乐教化是“群居和一”所必需。人之“心”是德育之所以可能的内在根基,主宰性的意志之心、情感性的德性之心、理性的认知之心分别为人之受教修德提供了主体性依据、内在情感根基和内在理性根基。先秦儒家的人性论体现了立足于人本身为德育活动提供有力支撑的理论自觉。关于德育活动的目的,先秦儒家秉持治国安民与“为己”“成人”互为目的手段、社会性目的和个体性目的互渗统一的基本精神,一方面主张以教求治求安,力求通过德教达成治国安民、维护差序和谐理想秩序的社会性目的;另一方面主张教以“成人”,力求通过德教修身来美身化性、成就君子圣人的德性理想人格,达成提升人性、发展完善人本身的个体性目的。从德育内容上看,先秦儒家所主张的德育是道德教育、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的高度融合与统一。仁、义、礼、孝、悌、忠、信、知、勇等道德规范是其道德观教育的主要内容。明分正名的社会等级观念和为政以德的治国之道是其政治观教育的主要内容。仁义为上、安仁乐义的人生价值观是其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先秦儒家德育的基本方法可以概括为作为受教者自教方法的自我修身之道和作为教育者施教方法的社会教化之道。自我修身之道侧重于受教者对自身之“志”、“学”、“思”、“行”等能动性的主动发挥,包括“志于仁”、“学以致道”、“思以致圣”、“躬行践履”。社会教化之道侧重于教育者对受教者之主体意识自觉的激发和引导,包括注重运用“愤启悱发”、“举一反三”、“以问为教”等方法的对话式思想宣讲,强调教育者以身体道、自反修己的身教示范,把良好环境的选择培育作为促进人性完善之重要着手处的环境熏陶,引导受教者在“礼”的践履和切己的日常生活中激发其情、悟得其理的生活体验,强调教化以情感为起点和根基的因情设教。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和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一方面,先秦儒家高扬了主体性德育理念,凸显了情感德育特色,形成了生活化德育模式,构筑了中华民族道德文化传统的基石,为中华道德文明和古往今来的德育活动贡献了具有“永久魅力”的优秀“基因”;另一方面,因其得以形成的特定历史背景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具有人性论理论基础的抽象性、对主体性根源的误读、对庶民地位作用的贬低、对等级观念和秩序的严守等思想局限性。辩证分析和客观评价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历史贡献与局限,是深入探讨其当代价值及实现的首要前提。综而观之,作为中国古代德育思想之典型代表,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在很多地方都深蕴着“儿童的天真”,彰显着具有“永久魅力”的鲜明特色和优秀“基因”,具有超越时空的当代价值。具体到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先秦儒家的主体性德育理念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论研究相契合,为深化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论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即教育者主体性的首要着力点是激发受教者的主体意识自觉,教育者必须密切结合受教者积极的“前理解”给予切己的启发和引导。先秦儒家以“仁”为核心的德育内容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主义道德观教育具有相契合性,为涵养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提供了宝贵资源,主要体现为“仁”、“礼”对于社会公德教育的涵养作用,“信”和“为政以德”对于职业道德和政治品德教育的涵养作用,以“孝”为核心的家庭伦理对于家庭美德教育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孝德观、推进家庭和睦与社会和谐的涵养作用。先秦儒家的德育方法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具有高度的相契合性,能够在原则方法、具体实施方法等方面提供诸多有益借鉴,可以以其和谐守礼的师生关系为借鉴,确立“序差互动”的基本原则;以“对话式”思想宣讲为借鉴,推进“对话式”思想政治教育;以因情设教和生活体验为借鉴,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情感教育和生活化。要想实现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必须立足于现时代的新发展、新实践,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基本方针的指引下,抓住三个基本环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传承弘扬先秦儒家德育的优秀传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合理因素进行科学的加工改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科学分析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优秀“基因”;以实践为导向,实践是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和价值实现的动力与源泉,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实现必须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宏观实践导向,以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为微观实践导向;坚持综合创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既要批判地继承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精华,又要广泛学习、借鉴西方有益的德育文化,将中西优秀的德育思想资源融通于当代中国的道德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创新。
赵慧[8]（2019）在《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农村党员积分管理制度研究 ——以山东省日照市J镇为例》文中指出在现阶段广大农村地区,农村党员管理还存在诸多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党员队伍自身素质有待提高、农村党组织设置方式滞后、整合能力不强以及软弱涣散等诸多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农村党员管理工作呈现出一系列新特点,显着增强的民主意识、多样化的治理对象、复杂的管理形态和多元化的利益主体,为加强农村党员管理带来诸多问题和挑战。为充分调动农村党员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巩固党在农村地区的执政地位,日照市J镇积极创新完善党员管理教育方式,探索建立了《农村党员积分考核管理制度》,即对农村党员实行积分管理,将《中国共产党党章》和党组织对党员的要求通过分数进行量化,以积分的高低反映党员的党性状况和履职情况。农村党员积分管理制度的实施,创新了农村党组织的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将农村党员管理由定性分析变为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有利于农村党员管理工作更加规范化、精细化,使农村党组织党员党内活动的参与率明显提高,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的更加自觉,村党支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显着增强,助推了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农村党组织每个支部和每名党员。论文主要从三个大方面进行分析:首先,论文对党员积分管理制度相关问题进行了概说,主要从相关概念、农村基层党建的工作特点和面临困境、党员积分管理制度实施的背景及实施该制度的意义进行阐述;其次,论文通过实证研究,详细分析了日照市J镇农村党员积分管理工作的实施现状、取得的成效,并深入探析J镇农村党员积分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最后围绕加强流动党员积分管理、进一步规范操作程序、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并重三个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农村党员积分管理制度的逐步推广,是对现代中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有益探索,深入贯彻落实了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丰富了农村党员管理的方式方法,基层党的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实现不断创新,使党的自身建设进一步加强,党的自我更新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有利于党员不断保持自身活力,全面提升农村基层党建工作水平。
白春霞[9]（2019）在《北朝女性与佛教》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北朝是社会大动荡、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在统治者兼收并蓄的政策下,出现了儒释道多元文化共存的局面。佛教在北朝社会盛行传播,北魏孝文帝时期佛教义学兴起,儒家思想和佛教相互会通融合。由于北朝对佛教的利用政策和佛教对政权的依附,北朝翻译的佛教经典多出于为现实服务的目的,所以在女主政治的背景下,对女性成佛持肯定态度的大乘经典广泛流行,这对女性信仰佛教具有鼓励意义。本文试图从北朝女性群体内部阶层差异的角度,分析皇后妃嫔、士族女性和平民女性等不同女性群体与佛教的关系,并对其中的典型现象给予符合历史时代背景的诠释,以此探究佛教对北朝女性生活和北朝社会的影响。北朝后妃出家现象颇为引人注目,据统计有17位皇后出家为尼,如果再算上其他妃嫔,数量更多。这些出家的后妃有“守贞”之意,也有由“受罚”、“失势”所致,还有“委曲求全”和“明哲保身”之计掺杂其中,几乎没有一个是为了探究佛理而出家的。比丘尼戒的粗食、节食、禁食美食,素朴无华的形象要求,严格防范情欲的男女之限,减少睡眠等断欲苦修的规范塑造出了自我克制、贞节高尚的新的女性形象,因而出家成为守贞皇后的选择。出家为尼是一个从世俗社会到神圣的宗教世界的过程,修持戒律需要忍受巨大的精神和身体上的痛苦,因此使后妃出家又成为一种惩罚手段。这种比丘尼身份全新功能的出现与北朝的政权与佛教的关系、女性在宗教信仰中的边缘化及社会对女性角色规范的加强等有关。虽然北朝后妃与人私通、宫廷淫秽之事时有发生,但总体上儒家的妇德女贞观念已渗透到鲜卑统治者的理念中,在帝崩、帝废、国亡之时,安置后妃出家守节逐渐成为惯例和制度,佛教成为父权制社会控制女性的新工具。士族女性因为特殊的阶层身份,一般以相对理性的态度接受佛教。虽然北朝社会对理想女性形象的期待仍是具备儒家四德、六行之美,但佛教已经开始成为彰显女性美好品行的新元素。作为一种深奥复杂的哲学理论,阅读佛经成为女性才华横溢的象征;由于独特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使妙解因果的女性拥有了感悟人生真谛的智慧等;表现慈悲善良的布施之举和柔顺精勤的忍辱精进亦符合儒家妇德标准。另外,北朝士族孀居女性奉佛成为明志守节的一种标志,使本身就是道德高尚之举的行为又增加了宗教的神圣色彩。北朝统治者倡导实行三年丧制,儒家对女性伦理道德规范的日益强化,和类似断欲苦修的居丧生活培养起的孀妇的宗教性,及因持戒而展现出的崇高性等因素共同推动她们走向佛教。进入北朝士族女性生活的佛教,并未实质性地改变其生活轨迹,作为一种辅助因素,佛教进一步强化了儒家伦理下的士族女性理想品行。社会动荡的北朝时期,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因此宣扬因果业报,福报轮回思想的佛教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在北朝民众的观念中,佛是一位大神,与之相关的佛经、佛像等都具有神圣性,都是民众的崇拜对象。平民女性是佛教信仰的重要力量,她们积极参加写经、诵经、持戒、斋戒、造像等易于实践的佛教活动。其中女性的造像活动最为突出,她们或者个人单独造像,或者与丈夫一起以家庭为单位造像,或者与志同道合者结成佛社组织造像。虽然北朝平民女性借助于自己纺织工作带来的经济主动性,活跃于各种形式的佛教活动中,但主要不是为了自己,儒家伦理下的家庭生活仍是她们的重心所在,多种形式的崇佛活动主要是为家庭、亲人祈福的方式和手段。不过,在客观上,大乘佛教解脱上的男女平等思想,使得妇女在关注家庭的同时也关注自己的来世福祉,佛教使平民女性自我意识萌发,精神生活得到拓展,社会活动内容和范围得以扩大。北朝时期,各个阶层的女性佛教活动大体相似,但处于父权制社会的她们,在佛教信仰中都有被边缘化的倾向,她们不能脱离社会文化和家庭家族的需要,去追求个人的精神解脱。北朝女性的佛教活动体现出了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并交织着女性的情感因素,深刻地展现了在儒家伦理文化下,女性以家庭和生活为中心的社会角色期待。但佛教又以不同的方式介入北朝后妃、士族女性和平民女性的生活,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北朝后妃出家和士族女性为提升妇德而奉佛的现象延续后世,尤其随着儒家女性伦理的不断强化,持戒守志成为孀妇美德的重要体现,这种现象持续千年而稳定不变。北朝时期,作为同样是限制束缚的两种规范,儒家礼制和佛教戒律的结合深刻地影响着各个阶层的女性生活,女性参与佛教活动也影响着佛教女性文化的发展动向。
赵星兴[10]（2019）在《传统女德在当今女大学生思想道德培育中的价值 ——以传统女训为例》文中认为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以女训为载体的传统女德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经历了无数朝代的变迁,其内容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也随着时代变迁被赋予新的内涵。传统女德中的部分内容,诸如和、勤、善等都与当前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相通之处,经过创新转化,一样能为当代女大学生思想道德的培育提供借鉴。本文主要通过探究传统女德产生的社会背景、不同时期传统女德的历史发展轨迹,总结出以从、贞作为基本原则,以四德、孝敬、勤俭为主要规范的传统女德的内容。通过调查发现,由于西方女权主义的冲击,我国女性价值观出现多元化,社会、学校对传统女德的忽视,也使得当代大学生对传统女德的认知并不充分。然而,当今社会,传统文化对大学生道德培育的影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作为传统文化之一的传统女德也应该采用批判的眼光,摒弃其具有历史局限性的内容,继承其合理成分,发挥其对当今女大学生自身、家庭和社会的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部分为绪论。首先,根据我国当前思想道德建设情况与国学热潮下我国提出的文化自信的需要,介绍了本文的写作背景、意义。其次,在研读原着及近几年来我国学界对传统女训中的女德思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传统女德在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最后,简单概括本文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为传统女德的演化。首先从对传统女德产生的根源（包含社会结构、生产方式、文化背景三方面的因素）进行分析。其次,从先秦到明清时期的女训的发展,对传统女德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第三部分为传统女德的主要内容。本部分主要是对传统女德的主要内容进行概括整理,主要包含从、贞的基本原则和四德、孝敬、勤俭的主要规范。第四部分为优秀传统女德在当代女大学生中思想道德培育中的必要性。首先通过问卷调查辅助的形式了解当前大学生对女德认识。其次,分析传统女德在当前大学生中认知不足的原因主要源于社会、学校及自身三方面的影响。最后,在批判看待传统女德的基础上,指出传统女德中的优秀部分,和它在当前女大学生思想道德培育中,在树立正确价值观、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必要性。第五部分为传统女德的现代价值。批判分析传统女德存在的局限性,以多元化眼光看待传统女德,指出借鉴优秀传统女德对自身修身、家庭和睦及社会和谐的现代价值。
二、创新方式 强化“四德”教育（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创新方式 强化“四德”教育（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大学生公民道德建设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1.国内研究综述 |
| 2.国外研究综述 |
| (三)基本概念释析 |
| 1.道德 |
| 2.公民道德 |
| 3.大学生公民道德建设 |
| (四)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研究方法 |
| 2.研究思路 |
| (五)创新点 |
| 一、新时代大学生公民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 |
| (一)基本规范:“四德”建设 |
| (二)核心要求:为人民服务 |
| (三)实践原则:集体主义 |
| (四)价值指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二、新时代大学生公民道德建设的理论依据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道德的相关论述 |
| (二)列宁灌输论 |
| (三)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公民道德的重要论述 |
| 三、新时代大学生公民道德建设的现实境遇 |
| (一)新时代大学生公民道德建设的新要求 |
| 1.指导思想:突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为指导 |
| 2.主要内容:拓展第四个着力点——个人品德建设 |
| 3.实践举措:强化各类阵地的道德教育实践 |
| 4.精准主体:强调以青少年为关键主体之一 |
| 5.新增场域:创造性提出网络空间道德建设 |
| (二)新时代大学生公民道德建设的积极态势 |
| 1.公民道德建设平台拓宽 |
| 2.公民道德建设途径丰富 |
| 3.公民道德建设内容深入 |
| (三)新时代大学生公民道德建设的问题表现 |
| 1.公民道德价值信念有待强化 |
| 2.公民道德管理制度有待提升 |
| 3.公民道德实践行为有待增强 |
| 4.网络公民道德存在失范现象 |
| 5.公民道德责任意识需要提升 |
| (四)新时代大学生公民道德建设问题的原因分析 |
| 1.自身道德因子的影响 |
| 2.社会道德环境的影响 |
| 四、新时代大学生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方法 |
| (一)立足整体:坚持公民道德建设的科学性 |
| 1.统筹兼顾大学生德智体美劳建设 |
| 2.坚持在“对立”中把握“统一” |
| (二)强化教育:把立德树人贯穿道德教育全过程 |
| 1.以自我教育法树立科学的公民道德规范认知 |
| 2.以理论教育法形成正确的公民道德价值取向 |
| 3.以实践教育法养成良好的公民道德行为习惯 |
| (三)综合保障:发掘外部道德资源的有力支撑 |
| 1.以典型示范法发激活榜样的良好影响力 |
| 2.以环境熏陶法优化公民道德建设风气 |
| 3.以心理疏导法培育健康理性心态 |
| 五、新时代推进大学生公民道德建设的实践途径 |
| (一)承扬大学生公民道德建设的思想理论 |
| 1.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历史底蕴 |
| 2.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
| 3.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引领 |
| (二)依靠大学生公民道德建设的多元阵地 |
| 1.重视家庭美德影响的基础性地位 |
| 2.夯实高校大学生公民道德教育阵地 |
| 3.守牢大学生公民道德建设的网络空间 |
| (三)优化大学生公民道德建设的制度环境 |
| 1.正确运用制约大学生公民道德的法律规章 |
| 2.具体发挥高校管理制度对大学生的约束作用 |
| 3.制定完善大学生公民道德实践行为的评价制度 |
| 4.依靠道德社会监督的三重机制 |
| (四)培育大学生公民道德建设的责任意识 |
| 1.大学生道德行为的社会责任意识 |
| 2.大学生道德行为的家庭责任意识 |
| 3.大学生道德行为的职业责任意识 |
| 结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两晋南北朝隋唐义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解题 |
| 一 义疏研究与义疏学研究概念辨析 |
| 二 儒、释、道、律义疏之名义 |
| 第二节 研究回顾 |
| 一 清中期以前:自在阶段 |
| 二 清中期至清末:自觉阶段 |
| 三 民国时期:差异阶段 |
| 四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至今:分化与繁荣阶段 |
| 第三节 选题意义、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研究思路 |
| 三 创新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 写本学方法 |
| 二 诠释学方法 |
| 第一章 义疏含义、文本组织类型及体例 |
| 第一节 义疏含义探析 |
| 一 基於文字学的“义”与“疏”含义解析 |
| 二 义疏的历史语义分析 |
| 三 其他以“疏”为名的非义疏体裁 |
| 四 义疏含义小结 |
| 第二节 义疏的文本组织类型 |
| 一 单疏本 |
| 二 合会本 |
| 三 两种类型之关系 |
| 第三节 义疏文本体式 |
| 一 出文 |
| 二 科段 |
| 三 诠释结构 |
| 四 问答 |
| 五 诠释表徵 |
| 六 总序 |
| 七 小序 |
| 小结 |
| 第二章 义疏起源研究 |
| 第一节 义疏起源研究新思路 |
| 一 义疏起源研究前提条件 |
| 二 基於早期义疏文本分析的义疏起源考索 |
| 第二节 义疏起源相关因素 |
| 一 纸写本的普及 |
| 二 玄学与清误辩论 |
| 三 既有诠释体裁之启发 |
| 小结 |
| 第三章 义疏诠释层级与“疏不破注”新论 |
| 第一节 义疏的诠释层级 |
| 一 律疏 |
| 二 儒疏 |
| 三 佛疏 |
| 四 道疏 |
| 第二节“疏不破注”新论 |
| 一 学术史梳理 |
| 二 “疏不破注”的历史面相 |
| 三 “疏不破注”的理据渊源 |
| 小结 |
| 第四章 儒典注、疏合会研究 |
| 第一节 合会术语与合会时代 |
| 一 合会术语辨析 |
| 二 合会时代 |
| 第二节 儒典注、疏的合会方式 |
| 一 分散模式甲类 |
| 二 分散模式乙类 |
| 三 聚集模式 |
| 四 集散模式 |
| 五 分栏模式 |
| 第三节 合会的历史动因与合会的学术史影响 |
| 一 合会的历史动因 |
| 二 注、疏合会的学术史影响 |
| 三 合会本与单疏本的博弈 |
| 小结 |
| 第五章 义疏科段研究 |
| 第一节 科段之概念、特徵 |
| 一 科段之概念 |
| 二 科段之特徴 |
| 第二节 义疏科段之源流 |
| 一 义疏科段之绿起 |
| 二 义疏科段之兴盛 |
| 三 义疏科段之衰变 |
| 第三节 佛、道、儒三疏科段研究 |
| 一 佛疏科段 |
| 二 道、儒二疏科段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一 三种义疏科文 |
| 一 隋智顗《仁王护国般若经疏》科文 |
| 二 初唐成玄英《老子道德经义疏》科文 |
| 三 南朝梁皇侃《礼记·乐记》疏、《论语义疏》科文 |
| 附录二 义疏研究相关理论初探 |
| 一 场域论视域中的文本及其诠释 |
| 二 文本与社会互动关系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後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心法”即“心学” ——朱子“心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预期 |
| 一、被纳入广义心学中的朱子心学 |
| 二、心为形上本体而称朱子心学 |
| 三、对朱子心学体系的阐释 |
| 四、研究预期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论文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创新点 |
| 第一章 朱子“心学”名义考释 |
| 第一节 朱子“心学”提法的文献依据 |
| 一、“心学”即先圣贤“传心之学” |
| 二、“心学”自有“心学之正者” |
| 三、“心学”与“性学”(或“理学”)并行不悖 |
| 四、“心学”独指王学 |
| 五、称朱子“心学”未为不可 |
| 第二节 朱子“心学”提法的义理依据 |
| 一、朱陆之异:形下之心与形上之心 |
| 二、朱陆之同:心具超越性与能动性 |
| 三、朱子之“性即理”涵摄“心即理” |
| 四、以“心学”与“理学”分判陆、朱存在的问题 |
| 第二章 朱子“心学”的宇宙本体论建构:“天地之心” |
| 第一节 道之“本原”到“实体”:不离天地之心 |
| 第二节 “天地之心”的解释传统 |
| 一、汉儒天地之心(“天心”)之人格化 |
| 二、“动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见”:王弼之静见天地之心 |
| 三、“动见天地之心”:唐宋诸儒对王弼的批评 |
| 第三节 朱子对宋五子“天地之心”说的取舍 |
| 一、阐发小程子“动之端乃天地之心”说 |
| 二、表彰邵康节之说:天地之心是本体的流行发用 |
| 三、引申大程子之说:以“心统性情”诠释天道运行 |
| 第四节 理气关系与“天地之心” |
| 一、理的四种训义 |
| 二、由“天地之心”理解理的四种训义 |
| 第五节 仁与“天地之心” |
| 一、“盖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天地之心即仁 |
| 二、朱子之“仁学”即“心学” |
| 第三章 朱子“心学”的人生论诠释(上部):中和旧说 |
| 第一节 中和旧说形成过程考 |
| 第二节 中和旧说发展的内在思路 |
| 一、师从李延平:中和旧说初具雏形 |
| 二、见张南轩于豫章:深契南轩“日用处操存”之旨 |
| 三、去信张南轩:中和旧说成熟与新说胚模初具 |
| 第三节 中和旧说向新说转向的契机:以“敬”为工夫 |
| 第四节 结论 |
| 第四章 朱子“心学”的人生论诠释(下部):中和新说 |
| 第一节 心性论:“心统性情” |
| 一、“心性之实未有差”:保留“心具性”之旨 |
| 二、“心统性情”:未发已发的重新命名 |
| 第二节 工夫论:未发涵养与已发省察 |
| 一、涵养于未发:工夫所到即本体 |
| 二、涵养与省察之先后 |
| 三、敬“主乎存养”“行于省察” |
| 四、敬是众工夫进路的一贯之旨 |
| 第五章 朱子心学总述:“心法”与“心学” |
| 第一节 “十六字”真伪辨正 |
| 第二节 言心之学:道心人心之辨 |
| 一、关于朱子道心人心说发展阶段划分的争论 |
| 二、朱子道心人心说的形成过程 |
| 三、对朱子道心人心说的误读与异见 |
| 四、工夫修养的保障:心具超越性又具能动性 |
| 第三节 修心之法:“惟精”与“惟一”的工夫 |
| 一、作为工夫总旨的“惟精”与“惟一 |
| 二、作用于心之用的“格致”工夫:知与物“正相照在” |
| 三、复明心之全体:“格致”与“诚正” |
| 第六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古籍 |
| 二、近现代学者专着 |
| 三、论文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村级组织治理能力建设研究 ——以J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1、理论意义 |
| 2、现实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1、国外研究现状 |
| 2、国内研究现状 |
| 3、研究趋势 |
| (四)研究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研究路线 |
| 2、研究方法 |
| (五)特色和创新之处 |
| 一、村级组织治理能力建设的理论阐释 |
| (一)村级组织治理能力建设相关核心概念界定 |
| 1、村级组织的内涵 |
| 2、治理能力的内涵 |
| 3、村级组织治理能力建设的内涵 |
| (二)村级组织治理能力建设的理论基础 |
| 1、乡村治理理论 |
| 2、善治理论 |
| 二、村级组织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一)村级组织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
| 1、一致性原则 |
| 2、客观性原则 |
| 3、整体性原则 |
| 4、可测性原则 |
| (二)村级组织治理能力评价指标选取的思路及方法 |
| 1、指标选取的思路 |
| 2、指标体系构建方法 |
| (三)村级组织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选取的过程 |
| 1、村级组织治理能力初期评价指标的整合 |
| 2、德尔菲法对初期评价指标的筛选 |
| 3、运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评价指标体系权重 |
| 三、J县村级组织治理能力的现状评价 |
| (一)J县综合分析 |
| 1、J县基本情况 |
| 2、调查问卷的设计 |
| 3、信度分析、效度检验及因子分析 |
| 4、研究样本的筛选 |
| (二)J县村级组织治理能力的发展状况 |
| 1、J县村级组织治理能力各层级指标现状 |
| 2、J县村级组织治理能力的整体评估 |
| (三)J县村级组织治理能力的评价 |
| 1、基层治理体系不断完善 |
| 2、基层党建水平不断提高 |
| 3、基层干部队伍素质不断提升 |
| 4、基层基础得到不断夯实 |
| 四、J县村级组织治理能力建设现存问题及原因 |
| (一)J县村级组织治理能力建设现存问题 |
| 1、组织动员能力:调动村民参与村内事务积极性不高 |
| 2、依法治村能力:村干部法治意识薄弱 |
| 3、带动致富能力: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
| 4、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在部分服务项目上工作不到位 |
| 5、矛盾预防化解能力:在处理邻里关系上介入不深 |
| 6、精神文明建设能力:忽视保护传统文化和帮扶弱势群体 |
| (二)J县村级组织治理能力建设现存问题的原因 |
| 1、乡村社会的多元化影响了社会环境 |
| 2、乡村经济的去集体化降低了物质保障 |
| 3、乡村治理的去政治化破坏了政治生态 |
| 4、农村党建的虚化削弱了组织基础 |
| 五、村级组织治理能力建设的路径选择 |
| (一)优化村级组织治理能力建设的社会环境 |
| 1、推进乡村社会整合 |
| 2、强化思想政治教育 |
| 3、发挥村“两委”以外的其他组织作用 |
| (二)增强村级组织治理能力建设的物质保障 |
| 1、加大各级财政支持力度 |
| 2、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
| 3、增加基层组织财务透明度 |
| (三)改良村级组织治理能力建设的政治生态 |
| 1、提高普通村民政治参与度 |
| 2、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 |
| (四)夯实村级组织治理能力建设的组织基础 |
| 1、建设过硬干部队伍 |
| 2、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
| 3、强化村“两委”权威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习近平青年修德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 问题缘起 |
| 2. 问题研究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 1. 国内研究现状及评述 |
| 2. 国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 研究思路 |
| 2. 研究方法 |
| （四）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 创新之处 |
| 2. 不足之处 |
| （五） 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
| 1. 研究重点 |
| 2. 研究难点 |
| 一、 习近平青年修德观的重要来源 |
| （一） 习近平青年修德观形成的理论渊源 |
| 1.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青年道德 |
| 2. 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者论青年道德 |
| 3. 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修德探讨 |
| （二） 习近平青年修德观提出的现实依据 |
| 1.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固然要求 |
| 2.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
| 3. 中国共产党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本质需要 |
| 4. 当代部分青年道德失范要求青年重塑修德观 |
| （三） 习近平青年修德观产生的主客观因素 |
| 1. 习近平高度的道德自觉 |
| 2. 习近平丰富的实践经历 |
| 3. 习近平良好的家风洗礼 |
| 4. 习近平身边优秀党员干部的号召和榜样示范 |
| 二、 习近平青年修德观的修德内容 |
| （一） 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之修德形式分殊性论析 |
| （二） 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之修德关系探讨 |
| 1. 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与“四德”的关系 |
| 2. 大德与“四德”的关系 |
| 3. 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内在联系 |
| （三） 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之修德内容阐释 |
| 1. 个人品德 |
| 2. 家庭美德 |
| 3. 职业道德 |
| 4. 社会公德 |
| 5. 社会主义道德 |
| 三、 习近平青年修德观的理论特质 |
| （一） 时代性是习近平青年修德观的鲜明特性 |
| （二） 民族性是习近平青年修德观的根本体现 |
| （三） 科学性是习近平青年修德观的理论品质 |
| （四） 战略性是习近平青年修德观的深层卓见 |
| （五） 实践性是习近平青年修德观的内在要求 |
| 四、 习近平青年修德观的修德路径 |
| （一） 方向指引：秉持永久的道德理想信念 |
| （二） 知行并进：道德认知与道德践行统一 |
| （三） 内外兼修：道德内化与外化并存 |
| （四） 价值规约：践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五） 多管齐下：社会各部门联动发力 |
| 五、 习近平青年修德观的价值旨归 |
| （一） 习近平青年修德观的理论价值 |
| 1. 开创了马克思主义青年德育理论的新成果 |
| 2. 丰富和具化了习近平青年思想理论 |
| 3. 促进了中国传统德育理论的发展 |
| （二） 习近平青年修德观的实践价值 |
| 1. 习近平青年修德观是青年全面发展和成长成才的保证 |
| 2. 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铸魂育人 |
| 3.践行习近平青年修德观有利于我国实现“立德树人”的宏伟目标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我国农民思想道德教育研究 ——基于山东省四地市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2 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民思想道德教育概述 |
| 2.1 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民思想道德教育相关概念 |
| 2.1.1 乡村振兴战略 |
| 2.1.2 农民思想道德教育 |
| 2.2 我国农民思想道德教育的理论依据 |
| 2.2.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民道德建设思想 |
| 2.2.2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农民道德建设思想 |
| 2.2.3 西方代表性的道德教育理论 |
| 2.3 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民思想道德教育的辩证关系 |
| 2.3.1 乡村振兴战略引领农民思想道德教育发展 |
| 2.3.2 农民思想道德教育支撑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
| 3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我国农民思想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 |
| 3.1 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 |
| 3.1.1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
| 3.1.2 中国革命道德教育 |
| 3.1.3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教育 |
| 3.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
| 3.2.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
| 3.2.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
| 3.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 |
| 3.3.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
| 3.3.2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 |
| 3.4 “四德”教育 |
| 3.4.1 社会公德教育 |
| 3.4.2 职业道德教育 |
| 3.4.3 家庭美德教育 |
| 3.4.4 个人品德教育 |
| 4 当前我国农民思想道德教育的现状分析 |
| 4.1 调查问卷的基本情况 |
| 4.1.1 调查方案和内容 |
| 4.1.2 当前农民思想道德教育的基本情况 |
| 4.2 当前我国农民思想道德教育取得的成绩 |
| 4.2.1 社会环境不断优化 |
| 4.2.2 乡风文明卓见成效 |
| 4.2.3 农民对思想道德教育的认可度有所提高 |
| 4.2.4 农民思想道德素质持续提升 |
| 4.3 当前我国农民思想道德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
| 4.3.1 思想道德教育管理主体缺乏积极性 |
| 4.3.2 思想道德教育内容狭隘 |
| 4.3.3 思想道德教育形式老旧 |
| 4.3.4 思想道德教育方法单一 |
| 5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我国农民思想道德教育的对策 |
| 5.1 激活“主体”活力,形成教育合力 |
| 5.1.1 各级政府:思想道德教育的领导主体 |
| 5.1.2 农村社会组织:思想道德教育的辅助主体 |
| 5.1.3 农民:思想道德教育的实践主体 |
| 5.2 丰富农民思想道德教育的方法 |
| 5.2.1 教育宣传法 |
| 5.2.2 组织活动法 |
| 5.2.3 典型示范法 |
| 5.2.4 自我修养法 |
| 5.3 完善农民思想道德教育的保障机制 |
| 5.3.1 加强村规民约的制定和执行 |
| 5.3.2 完善农民思想道德教育的评价体系 |
| 5.3.3 健全农民思想道德教育的奖惩机制 |
| 5.4 优化农民思想道德教育的环境 |
| 5.4.1 加大经济投入力度 |
| 5.4.2 加强党的政治领导 |
| 5.4.3 完善农村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建设 |
| 5.4.4 健全人才队伍建设 |
| 5.4.5 净化社会舆论环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7）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之处与难点 |
| 第一章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形成条件 |
| 一、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
| (一)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形成的经济背景 |
| (二)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形成的政治背景 |
| (三)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形成的文化背景 |
| 二、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形成的主观条件 |
| (一) 儒家及其根本思想特征 |
| (二) 先秦儒家及其发展 |
| (三) 先秦儒学的特色及重要历史地位 |
| 三、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 |
| (一) 西周“以教祗德”的“尚德”理念 |
| (二) 西周官师合一的礼乐教化模式 |
| (三) 先秦儒家对西周德教传统的继承发展 |
| 第二章 先秦儒家德育的主要理论基础 |
| 一、人性论是先秦儒家德育的主要理论基础 |
| (一) 探求“礼乐之原”:开启人性问题的逻辑必然 |
| (二) “礼”—“仁”—“性”:开启人性问题的逻辑理路 |
| 二、人之“欲”:德育之所以必要的重要依据之一 |
| (一) “欲生于性”:“欲”及其满足具有天然合理性 |
| (二) 以礼“制欲”“养欲”:礼义道德及其教化是满足人欲之必需 |
| 三、人之“群”:德育之所以必要的另一重要依据 |
| (一) “人之生不能无群”:人是“能群”的社会存在物 |
| (二) “仁爱”和群、“明分使群”:礼乐教化是“群居和一”之必需 |
| 四、人之“心”:德育之所以可能的内在根基 |
| (一) 物质性的好利之心:通过“心官”表现出来的“物欲” |
| (二) 主宰性的意志之心:受教成德的主体性依据 |
| (三) 情感性的德性之心:受教成德的内在情感根基 |
| (四) 理性的认知之心:受教成德的内在理性根基 |
| 第三章 先秦儒家德育的目的和内容 |
| 一、先秦儒家德育的双重目的 |
| (一) 以教求治求安的社会性目的 |
| (二) 教以“成人”的个体性目的 |
| 二、先秦儒家德育的主要内容 |
| (一) 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观 |
| (二) 明分正名、为政以德的政治观 |
| (三) 仁义为上、安仁乐义的人生价值观 |
| 第四章 先秦儒家德育的基本方法 |
| 一、自我修身之道:受教者的自教方法 |
| (一) “志于仁”:受教者的自觉选择与坚守 |
| (二) “学以致道”:受教者的主动学习 |
| (三) “思以致圣”:受教者的积极思考与内省 |
| (四) 躬行践履:受教者的力行与实践 |
| 二、社会教化之道:教育者的施教方法 |
| (一) 思想宣讲:启发性的对话式教学 |
| (二) 身教示范:以身体道的不言之教 |
| (三) 环境熏陶:良好环境的潜移默化 |
| (四) 生活体验:与人伦日用相融合 |
| (五) 因情设教:以情感为教化起点 |
| 第五章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历史贡献与局限 |
| 一、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历史贡献 |
| (一) 高扬了主体性德育理念 |
| (二) 凸显了情感德育特色 |
| (三) 形成了生活化德育模式 |
| (四) 构筑了中华民族道德文化传统的基石 |
| 二、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历史局限 |
| (一) 人性论理论基础的抽象性 |
| (二) 对主体性根源的误读 |
| (三) 对庶民地位和作用的贬低 |
| (四) 对等级观念和秩序的执守 |
| 第六章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及其实现 |
| 一、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
| (一) 德育理念的当代价值 |
| (二) 德育内容的当代价值 |
| (三) 德育方法的当代价值 |
| 二、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当代价值的实现路径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
| (二) 以实践为导向 |
| (三) 坚持综合创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农村党员积分管理制度研究 ——以山东省日照市J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二)学术综述(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四)本选题的创新之处 |
| 一、党员积分管理制度相关问题概述 |
| (一)相关概念阐述 |
| 1.农村基层 |
| 2.农村党员 |
| 3.党员积分管理制度 |
| (二)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的特点 |
| 1.村民民主意识显着化 |
| 2.治理对象多样化 |
| 3.管理形态复杂化 |
| 4.利益主体多元化 |
| (三)农村基层党建面临的困境 |
| 1.党员队伍自身素质有待提高 |
| 2.党的基层组织设置方式滞后 |
| 3.党的基层组织整合能力较弱 |
| 4.党的基层组织软弱涣散 |
| (四)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建立党员积分管理制度的意义 |
| 1.规范精细党员管理工作 |
| 2.有效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
| 3.增强基层党支部战斗力凝聚力 |
| 二、农村党员积分管理工作的实施:以J镇为例 |
| (一)农村党员积分管理工作现状分析 |
| 1.以星级评比促创先争优 |
| 2.实施发展党员量化考察制度 |
| 3.将“四德建设”融入文明户评选 |
| 4.党群“双积分”相得益彰 |
| (二)农村党员积分管理工作的主要成效 |
| 1.激发了党员创先争优活力 |
| 2.提高了党员发展工作公信力 |
| 3.强化了党员党性意识 |
| 4.增强了党员组织观念 |
| 5.提升了基层党组织战斗力 |
| (三)农村党员积分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
| 1.流动党员分散且成分复杂 |
| 2.操作程序不够规范 |
| 3.奖励注重精神鼓舞,物质奖励匮乏 |
| (四)农村党员积分管理工作问题的成因分析 |
| 1.流动党员党内政治生活不规范 |
| 2.党内活动监督缺位 |
| 3.激励机制有待完善 |
| 三、改进农村党员积分管理工作的对策 |
| (一)加强流动党员积分管理 |
| 1.完善流动党员制度建设 |
| 2.加强流动党员理想信念教育 |
| 3.提升基层党组织服务功能 |
| (二)进一步规范操作程序 |
| 1.严格程序标准,实施有效考评 |
| 2.完善民主监督机制 |
| 3.强化考核结果运用机制 |
| (三)完善党内关怀帮扶机制 |
| 1.提升办公基础设施配套水平 |
| 2.注重日常待遇 |
| 3.关心弱势群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北朝女性与佛教（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 研究目的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佛教经典中的女性观研究 |
| (二) 北朝女性佛教信仰研究 |
| 三、研究方法、概念界定及所用材料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概念界定 |
| (三) 所用材料 |
| 第一章 佛教的传播与北朝女性 |
| 第一节 北朝女性信仰佛教的社会背景 |
| 一、战乱灾害与佛教的盛行传播 |
| 二、北朝佛教与政权 |
| 三、北朝佛教戒律与儒家礼制的融合 |
| 第二节 北朝佛教女性观与儒家妇德观 |
| 一、北朝女性的面貌 |
| 二、北朝佛教女性观 |
| 三、佛教女性观与儒家妇德观的交融 |
| 小结 |
| 第二章 礼制与戒律约束下的北朝后妃出家 |
| 第一节 北朝后妃出家现象及原因 |
| 一、北朝后妃出家现象 |
| 二、北朝后妃出家原因 |
| 三、北朝后妃出家的家庭及社会背景 |
| 第二节 断欲苦修的比丘尼戒与后妃出家 |
| 一、佛教戒律的制定及其在北朝的流行 |
| 二、比丘尼戒的内容 |
| 三、比丘尼戒与儒家礼制的融合 |
| 四、北朝比丘尼的社会形象 |
| 五、断欲苦修的比丘尼戒与后妃出家 |
| 六、后妃为何出家为尼而不做女冠 |
| 小结 |
| 第三章 北朝士族女性与佛教 |
| 第一节 北朝士族女性信仰佛教的原因 |
| 一、士族家学门风传统的影响 |
| 二、士族女性的个人追求 |
| 三、寡居女性的精神寄托 |
| 第二节 佛教视角下的士族女性理想形象 |
| 一、佛教影响之前的女性理想形象 |
| 二、加入佛教元素的女性理想形象 |
| 三、佛教元素在塑造女性理想形象中的意义 |
| 第三节 丧礼的宗教性导向与北朝寡居女性奉佛 |
| 一、三年丧制与北朝民众的居丧尽礼 |
| 二、北朝时期的居丧礼仪与佛教 |
| 三、士族女性的寡居生活与佛教 |
| 小结 |
| 第四章 北朝平民女性与佛教 |
| 第一节 佛教影响下的女性日常生活 |
| 一、佛教影响下的民众日常生活 |
| 二、戒律影响下的女性生活 |
| 三、女身污秽观与女性奉佛 |
| 第二节 平民女性的造像活动 |
| 一、造像方式 |
| 二、造像目的 |
| 第三节 平民女性实现造像的经济基础及意义 |
| 一、北朝平民女性造像的经济基础 |
| 二、北朝平民女性信仰佛教的时代意义 |
| 小结 |
| 第五章 北朝女性佛教信仰的特点及影响 |
| 第一节 北朝女性佛教信仰的特点 |
| 一、信仰群体的差异性与信仰世俗性的结合 |
| 二、崇佛活动中伦理道德与情感的交织 |
| 三、崇佛活动与修持成就的性别化差异 |
| 第二节 北朝内尼制的后世影响 |
| 一、内道场的出现及职能 |
| 二、内道场内尼制对后世的影响 |
| 第三节 寡居女性的宗教选择 |
| 一、逐渐加强的贞节观念 |
| 二、寡居女性的佛教选择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传统女德在当今女大学生思想道德培育中的价值 ——以传统女训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2 传统女德的演化 |
| 2.1 传统女德产生的历史背景 |
| 2.1.1 封建宗法等级的社会结构 |
| 2.1.2 男耕女织的经济结构 |
| 2.1.3 男尊女卑的文化背景 |
| 2.2 传统女德的历史发展轨迹 |
| 3 女训中传统女德的主要内容 |
| 3.1 从、贞的基本原则 |
| 3.1.1 从 |
| 3.1.2 贞 |
| 3.2 四德、孝勤的主要规范 |
| 3.2.1 四德 |
| 3.2.2 孝敬 |
| 3.2.3 勤俭 |
| 4 传统女德在当今女大学生思想培育中的必要性 |
| 4.1 大学生对传统女德的认知现状 |
| 4.1.1 当前大学生对传统女德的认识不足 |
| 4.1.2 当前大学生对传统女德的认同不足 |
| 4.2 大学生对传统女德认知不足产生的原因 |
| 4.2.1 社会方面 |
| 4.2.2 学校方面 |
| 4.2.3 自身方面 |
| 4.3 传统女德在女学生思想道德培育中的必要性 |
| 4.3.1 树立正确价值观的需要 |
| 4.3.2 提高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的需要 |
| 4.3.3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 |
| 5 传统女德在当今女大学生思想道德培育中的价值 |
| 5.1 以谦、洁提高个人修身 |
| 5.1.1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
| 5.1.2 培养良好道德品行 |
| 5.1.3 树立正确价值观念 |
| 5.2 以孝、贤促进家庭和睦 |
| 5.2.1 夫妻关系 |
| 5.2.2 婆媳关系 |
| 5.2.3 母子关系 |
| 5.3 以俭、和推动社会和谐 |
| 5.3.1 勤俭持家方面 |
| 5.3.2 人际关系方面 |
| 5.4 传统女德的历史局限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件A |
| 致谢 |
四、创新方式 强化“四德”教育（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大学生公民道德建设路径研究[D]. 陈钦玲.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
- [2]两晋南北朝隋唐义疏研究[D]. 高亮. 山东大学, 2020(10)
- [3]“心法”即“心学” ——朱子“心学”研究[D]. 赵玫. 山东大学, 2020(10)
- [4]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村级组织治理能力建设研究 ——以J县为例[D]. 王卿. 长安大学, 2020(06)
- [5]习近平青年修德观研究[D]. 杨土森.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6]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我国农民思想道德教育研究 ——基于山东省四地市的调查[D]. 布海璐. 山东农业大学, 2020(10)
- [7]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于欣. 山东大学, 2019(02)
- [8]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农村党员积分管理制度研究 ——以山东省日照市J镇为例[D]. 赵慧. 曲阜师范大学, 2019(02)
- [9]北朝女性与佛教[D]. 白春霞.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10]传统女德在当今女大学生思想道德培育中的价值 ——以传统女训为例[D]. 赵星兴. 贵州财经大学, 20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