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廉政风险金防腐败（论文文献综述）
陈丽[1]（2021）在《Y县税务局廉政风险防控工作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文中认为
山丹[2]（2021）在《“互联网+”背景下高校廉政风险预警机制的建设》文中研究指明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高校廉政建设受到越来越高的关注。建立高校廉政风险预警机制,是高校从前瞻性、即时性角度提升廉政建设水平的重要途径。随着"互联网+"在社会各领域的渗透,基于"互联网+"的高校廉政风险预警机制构建为提高高校廉政风险预警提供了巨大优势。本文通过明确高校廉政风险预警机制建立的现实意义,分析了"互联网+"背景下建设高校廉政风险预警机制的优势,并对其建设路径进行了探讨。
芝春[3]（2021）在《政府经济责任审计与廉政风险防控的耦合及优化》文中研究表明经济责任审计是依据党政方针政策,法令法规制度以及预算经济合同等规定,由独立审计机构及人员承担的,对经济责任关系主体所涉及经济责任履职情况进行监督审查、评价证明的审计。在进行国家治理工作中,政府审计扮演着利益守卫者、反腐倡廉监督员、经济发展主舵手等角色。在预防腐败系统中,廉政风险防控则是监督关键岗位、公职人员在实际工作中权力行使、职责履行等有可能出现腐败的地方,及时进行防控。政府经济责任审计与廉政风险防控在理论上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中,这两者得不到充分融合,很难发挥其共同作用。文章重点分析了府经济责任审计与廉政风险防控的内涵,并结合实际对经济责任审计、廉政风险防控耦合及优化提出一些建议。
郭江娜[4]（2021）在《国有企业深入开展党风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工作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为促进企业做好党风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工作,文章对国有企业深入开展党风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工作进行了研究。基于企业深入开展党风廉政风险防范工作的意义,分析了企业开展党风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工作的主要做法,并提出了企业进一步深入开展党风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工作的一系列策略,以期为企业做好党风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工作,更好地保障企业健康发展提供帮助。
梅士伟[5]（2020）在《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高等教育通过人力资本增值而为现代社会提供强大的发展内驱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历经建国以来7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革新,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教系统。然而,由于高等学校（本论文研究对象限定为我国公办高等学校）外部管理制度不完善、市场参与机制不规范、社会公众参与不充分,内部治理结构失衡、主体道德行为失范、权力监督体系不完善,致使高校腐败易发频发,关键领域问题凸显,大案要案警钟不断,窝案串案时有发生,制约大学的教育教学、学术创造、服务社会、文化赓续使命,消解其学术本质和公益属性,弱化其道德标高和社会公信力,迟滞“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建设步伐。高校腐败问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折射出现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已无法满足党和国家及社会公众的需要。因而,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是高校全面从严治党的行动连带,是“办好人民满意高等教育”的价值依归,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结构转向。我国现行高校腐败治理主要基于政府作为高校举办者的地位,通过执政党和政府及作为其政治属性延伸的高校党委行使腐败治理权力,对高校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的行使者实施控制、监督、惩治,保证高校权力结构的合理化与权力运行的规范化,达到以权力监督权力的治理目标。而从高等教育发展来看,高校办学资金来源日益多样化,多元利益相关者愈来愈迫切地要求与政府主体共同参与高校腐败治理。在治理理论的引导下,处理多元利益主体对高校的利益诉求,进一步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成为高校反腐倡廉的“新边疆”。因而,本文基于治理理论与机制设计理论,以高校腐败治理机制为研究对象,围绕“高校腐败的表现样态与成因机理”“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理论框架与历史变迁”“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容结构与绩效评价”“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生问题与优化建议”的思路展开研究。首先,对治理理论、机制设计理论进行理论阐释,揭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是“动力系统、控权逻辑、规则供给、行动框架”的统一,进而厘清各要素的实质内涵。通过治理系统的外部情境和内部环境解构治理动力,通过权力监督、制约与惩治的合理性、有效性分析控权逻辑,通过规则体系与规则生成阐释规则供给,通过合法性逻辑下的结构化行动、工具性逻辑下的专项式整治与情境性逻辑下的参与式合作梳理行动框架,从学理层面理清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涵。随后,对高校腐败治理的演进历程进行考察。按照时间序列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高校反腐败工作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并梳理出每个阶段治理机制的主要特征。（1）1949-1978年,以思想改造为核心,以运动式批判为主导;（2）1978-1989年,以纠正行风为特征,以整风式拒腐为主导;（3）1989-2002年,以遏制寻租为基础,以专项式打击为主导;（4）2002-2012年,以体系建设为中心,以系统化惩防为主导;（5）2012至今,以顶层设计为重点,以制度化治本为主导。在此基础上,总结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演进逻辑:动力系统---从权威驱动向改革驱动转变,控权逻辑---从权力监督向“监督-制约”均衡转变,规则供给---从强制供给向协商供给转变,行动框架---从运动式向专项式和制度化转变。再次,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中的扎根理论,高度关注高校教职员工对高校腐败治理的心理感知,通过半结构化访谈与三级编码方法梳理出目前高校腐败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两种具体机制: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并分别探讨两类机制的具体构成,包括科层治理机制所涵盖的控制、监督、惩治、制度建设、问责,以及网络治理机制所涵盖的信任、合作、制约、技术创新、文化惯例等要素的确切内涵,从而系统构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结构模型。复次,鉴于高校腐败治理的实践性,运用量化研究方法,进一步分析高校腐败治理中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其对治理绩效的影响。遵循“网络治理机制---科层治理机制---腐败治理绩效”的主体关系,经由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得出我国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应然样态,即高校腐败治理的完整运行体系应当是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的整合体。最后,结合高校腐败治理机制过程的演进分析,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高校腐败治理机制面临的运行困境,一是机制目标的导向性在内外碰撞中被消解,二是机制主体的协调性在制度形塑中被弱化,三是机制运行的合法性在现实安排中被割裂。据此,从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整合与互动的角度,提出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建议。一是重塑行动者的主体性,二是提升治理动力的集成性,三是强化治理过程的协同性,四是重点强化问责、技术创新、制度建设。研究中国高校腐败治理机制问题,在目前来看只是一个开始。本文运用治理理论和机制设计理论的框架,来探讨和设计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运行体系,具有一定的探索性。一是立足治理理论视角来探讨中国高校腐败控制问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二是基于扎根理论方法,从高校腐败研究的制度、体制层面深入到高校腐败治理的具体机制,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三是统合质性与量化研究方法,剖析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结构模型与绩效水平,提出优化建议,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价值。
曹梦越[6]（2020）在《新时代基层政府扶贫领域反腐研究》文中提出腐败是政治之“殇”,反腐乃新生之“力”。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基层扶贫事业实现从粗放转向精准的跨越式发展。基层政府虽处于国家权力机构最末梢,却是带领基层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中坚力量。可是,当前基层政府中部分公职人员在扶贫领域的腐败问题仍然凸显,严重危害基层党群关系,削弱政府公信力。新时代以来,我国的反腐力度不断增强,党中央重点关注惩治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在基层扶贫领域的反腐实践中进行了一系列探索。本文的研究主要以马克思主义反腐理论与制度反腐理论作为研究指导。首先,筛选出新时代基层政府部分公职人员在扶贫领域腐败的典型案例作为研究基础,结合其腐败现状中所呈现的腐败特征进行后续的反腐分析。其次,采取三阶段控制原理作为分析逻辑,从事前预防、过程监督、事后惩处的三个环节对基层政府扶贫领域的反腐举措进行了全方位探讨。公开曝光扶贫领域腐败案件、推进扶贫领域民主法治建设形成的预防屏障;对基层政府不断开展的扶贫领域督查暗访与专项调研形成的监督屏障;对基层政府腐败人员从严从重的惩处形成的惩治屏障,是扶贫领域反腐之合力,对保障我国基层扶贫攻坚成效与促进基层整体的反腐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反腐是一场拉锯战,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从预防、监督、惩治而言,基层政府扶贫领域的反腐依旧存在着一些问题,其扶贫领域管人、管钱、管权、管事的反腐制度设计尚存缺漏,制度执行力亟待加强,过程监督的横纵不协调,事后惩处责任追究制度的不健全与立法层次的不统一均为当前反腐之阻力,基层政府扶贫领域的反腐形势依旧无比严峻。最后,根据新时代基层政府扶贫领域反腐的问题以及制约因素,本文对优化基层政府扶贫领域的反腐进行了思考,提出坚持“制度为基、执行为主”的反腐基础,形成“预防为先、注重反馈、惩戒为重”的基层政府扶贫反腐思路,以期在基层政府扶贫领域形成上下联动,内外互通的反腐动态系统,促进反腐预防效果的提升,用更加精密的反腐网络确保我国基层政府扶贫工作的有序推进。
左琳[7]（2020）在《政府工程建设领域廉政风险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杭州某区A工程为例》文中指出“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集体,全面从严治党,以壮士扼腕的姿态始终站在反腐败斗争的第一线,“老虎”“苍蝇”纷纷落马。但就工程领域而言,尤其是政府投资项目,因其掌握大量政府资金的流向,仍然是腐败行为的易发高发频发之地,串案、窝案等集体腐败特征更是表明工程领域的腐败行为尚未得到良好控制。因此,必须高度政府投资工程项目的廉政建设,深入分析廉政建设中存在的风险高发点和腐败治理的困难,以此采取有力措施治理腐败现象,降低腐败发生机率,创造一个良好的工程建设廉政环境。本文首先分析了政府工程建设领域预防腐败的严峻形势和相关案例,由于政府工程建设领域的资金流转数额巨大,其中不乏有很多环节的廉政建设不够完善,给腐败分子有机可乘。一般政府工程建设领域廉政风险具体可分为思想道德风险、岗位职责风险、制度机制风险、业务流程风险、外部环境风险五种类型。接着以杭州某区A工程为例,阐述该工程建设期间的廉政实践,通过对相关建设人员开展问卷调查,查找风险漏洞,吸取经验教训。并根据调查结果根据不同类型的廉政风险进一步查找了廉政风险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领导干部个体道德缺失、缺乏独立的腐败治理法律体系、市场竞争环境加剧、管理体制高度集权化、纪检监察浮于表面及问责失效和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都给政府工程建设腐败埋下隐患。最后,在政府工程建设项目廉政风险问题原因分析的基础上,对应提出廉政风险治理对策。从技术战略、组织战略、环境三个战略层面总领大局,设计廉政制度建设框架,“预”“防”结合,分析腐败现象的发展趋势和规律,预判风险点;时刻警惕风险点,及时发现,将事态扼杀在萌芽状态,将损失降到最小。最后在腐败治理举措中提出了四个具体措施:第一是加强对项目立项、招投标和工程质量的有效监管,谨防制度机制风险和业务流程风险;第二是深化教育引导并提高思想认识,采用新颖、科学的廉政建设手段,提高公职人员的思想建设和队伍建设,降低思想道德风险;第三是从绩效考核、纪检监察、电子政务等方面加强廉政建设的权力监督,从制度机制的角度提出降低风险的措施;第四是由短期治理化为长效监管,加强廉政建设的长效机制,全方面控制风险。
郑燕[8]（2019）在《预防腐败视角下我国公职人员的权力监督研究 ——主体、信息及方式》文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败斗争取得“新的重大成果”,腐败治理的重心向预防腐败转移。预防腐败可以进行思想教育,让公职人员“不想腐”;也可以抓紧制度铁笼,让公职人员“不能腐”;还可以做好监督工作,让公职人员“不敢腐”。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对公职人员权力的监督。2018年3月我国《监察法》颁布和实施。这些均表明监督对预防公职人员腐败具有重要意义。预防腐败视角下各监督要素如监督主体、监督信息、监督方式等对公职人员权力监督效果均产生影响。本研究主要围绕监督主体、监督信息和监督方式等要素对我国公职人员权力监督和预防腐败的有效性展开深入研究。具体研究内容如下:（1）预防腐败视角下公职人员权力监督机理分析。首先,阐述了预防腐败视角下监督主体、监督信息、监督方式等监督要素对公职人员权力监督的作用机理,基于系统动力学理论构建了各监督子系统的基模。然后,阐述了各监督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基于此构建了公职人员权力监督效果的整体模型。最后,根据公职人员权力监督效果的整体模型找到了抑制公职人员权力监督的3条负反馈环,为后文3个监督要素（监督主体、监督信息、监督方式）的详细分析做了研究铺垫。（2）预防腐败视角下公职人员权力监督主体与监督效果演化分析。一是基于文献分析法详细阐述了当前我国公职人员权力监督主体的类型;二是阐述了监督主体与公职人员权力监督效果及预防腐败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三是采用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了两类不同监督主体及公职人员三者之间的行为演化博弈模型,研究发现当前以纪委、监察委等为主的专门监督主体能更有效地对公职人员权力进行监督。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以纪委、监察委等为主的专门监督主体发现和查处腐败的成功率达到某一动态临界值时,提高公职人员的受贿成本（严惩）能够让他们变得不敢腐;当公职人员的受贿数额很大时,纪委监察委查处腐败的成功率必须很高,才能有效抑制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3）预防腐败视角下公职人员权力监督信息与监督效果分析。一是基于文献分析法阐述了监督信息的内涵及其特征;二是详细论述了在监督主体具有监督意愿和监督能力的条件下,信息公开与公职人员权力监督效果和预防腐败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三是采用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了信息公开主体（政府公职人员）和信息接收主体（民众）双方之间的行为演化博弈模型。研究发现,在现行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信息的公开程度越高,监督主体越能够对公职人员的权力监督发挥积极作用;通过提高信息公开主体公开信息的奖励、不公开信息的惩罚,降低民众申请公开信息的成本,提高民众申请公开信息的收益等措施,随着时间的推移公职人员的行为将逐渐向不敢滥用公权的方向演化。（4）预防腐败视角下公职人员权力监督方式与监督效果实证分析。一是采用文献分析法阐述了当前我国公职人员权力监督方式的类型及其特征;二是详细分析了监督方式与公职人员权力监督的相互作用关系;三是采用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10—2017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动态面板模型。实证研究发现,监督主体通过采用网络电视等监督方式获取相关信息能够进一步加强对公职人员权力的监督,能够有效预防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5）预防腐败视角下提升公职人员权力监督效果的思考。基于前面各章节的研究结论,分别从监督主体及其能动性、监督信息及其透明度、监督方式及其恰当性、其他监督措施及其有效性等方面提出了进一步提升我国公职人员权力监督效果和预防腐败的对策建议。本研究的创新工作主要包括:一是基于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发现当以纪委监察委为主的专门监督主体发现和查处腐败的成功率达到某一动态临界值时,提高公职人员的受贿成本（严惩）能够让他们变得不敢腐败;当公职人员的受贿数额很大时,纪委监察委查处腐败的成功率必须很高,才能让公职人员变得不敢腐败。二是基于双方演化博弈模型,发现通过提高信息公开主体公开信息的奖励、不公开信息的惩罚,降低他们不完全公开信息的额外收益,降低民众申请公开信息的成本,提高民众申请公开信息的收益等措施能够进一步做好信息的公开工作,从而加强对公职人员权力监督和预防腐败的效果;三是基于动态面板模型,发现当前以网络电视等为主的监督方式能够更加有效地做好对公职人员权力监督的工作,实现预防腐败的目的。
何瑜瑜[9]（2019）在《公务员交流中的组织需求与个人需求冲突研究 ——以深圳市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我国《公务员法》规定,国家实行公务员交流制度。公务员交流是公务员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组织角度来看,通过交流有利于实现政府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进而提升政府的工作质量和绩效,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减少公务员长期在同一岗位工作产生的廉政风险;从个人角度看,有利于培养公务员的技能、开阔视野、积累经验,进而促进公务员的职业发展。然而,在现实交流过程中组织需求与个人需求往往存在冲突。那么,公务员交流中组织需求与个人需求冲突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其冲突会带来什么影响?在组织需求与个人需求冲突的状态下,公务员交流的未来管理走向又该何去何从?选取深圳市作为研究案例,通过对深圳市行政机关单位和公务员个人两个层面的访谈及问卷调查得知,深圳市公务员交流存在官僚制运行过程中的内在张力,即在深圳市公务员交流过程中,一方面组织要求实现“官僚化”,强调高度理性、等级制、专业化、非人格化,另一方面个人要求“去官僚化”,强调非理性、扁平化、丰富化、人格化。这导致深圳市公务员交流中的组织需求与个人需求产生冲突:交流影响因素不一致、交流意愿不统一、交流运行要求不匹配。访谈资料和问卷结果进一步分析揭示了深圳市公务员交流中组织需求与个人需求冲突产生的深层原因是:等级制与扁平化的矛盾;非人格化与人格化的冲突;专业化与丰富化的悖论;组织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博弈。从而给政府带来以下负面影响:影响政府人力资本增值、对专业化构成威胁、不利于创造和谐的行政生态环境。因此,促进深圳市公务员交流中的“组织需求与个人需求冲突”回归平衡的管理走向应当从转变交流理念、健全交流制度要素、分类推进不同交流形式、引入双向选择机制等方面入手。
吕永祥[10]（2019）在《国家监察委员会的预防腐败职能研究》文中认为在当前全面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国家监察委员会面临着在腐败存量日益减少的情况下通过有效预防腐败来遏制腐败增量这一重要任务,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研究是一个兼具理论前沿性和实践重要性的研究议题。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执政为民、秉公用权为目标的政党,她在使用公共权力维护社会秩序和增进社会公共福祉的同时,还必须同公权力腐败这种公权私用的现象作长期和坚决的斗争。预防腐败和惩治腐败是我国反腐败战略的两大支柱,随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国家政权对公权力腐败的成因和廉政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预防腐败在我国反腐败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成为我国反腐败的重要方针。预防腐败是比惩治腐败具有更高复杂性和前瞻性的反腐败战略,对反腐败机构的专业化水平和综合能力有着更高的要求。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原本分散的预防腐败机构及其资源有效地整合起来,为国家监察委员会有效预防公权力腐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如何结合自己的机构属性和职能设置来有效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预防腐败战略,仍旧是摆在国家监察委员会这一新成立的国家反腐败机构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既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深化,也亟待从理论上加以研究和回应。国家监察委员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反腐败机构,预防公权力腐败是其一项重要任务。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公权力腐败的理论逻辑是,通过消除公权力腐败的某一个或某几个构成要件来切断公权力腐败行为的发生机制。基于此,本文在厘清公权力腐败和预防腐败等核心概念的基础上,借鉴制度预防腐败理论等国内外廉政理论资源,从“公共权力—腐败动机—腐败机会→腐败行为”这一解释公权力腐败发生机理的主流范式出发,结合我国反腐败政策文件对预防腐败战略的相关规定以及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职能设置,尝试性地构建“权力监督—廉政教育—制度建设→预防腐败”这一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职能的理论分析框架。作为一项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采取政策试点的改革方法,其政策运行过程先后经历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政策试点、国家监察委员会试点的政策扩散和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度正式形成三个发展阶段。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标志性成果,对我国提升预防腐败的有效性具有积极的作用。通过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前和之后的两种国家监察机关乃至两种预防腐败体系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提升预防腐败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整合分散的预防腐败职能,构建集中统一的预防腐败体系,对于我国更加有效地预防权力腐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从预防腐败实践的角度看,国家监察委员会作为一个兼具预防腐败职能和惩治腐败职能的综合性国家反腐败机构,是我国预防腐败战略的主要执行者。随着预防腐败局、行政监察机关等原预防腐败机构被整合至国家监察委员会之中,国家监察委员会在我国预防腐败体系中的重要性更为凸显。国家监察委员会在贯彻执行我国的教育、制度和监督并重的预防腐败战略的同时,结合《监察法》赋予的对公职人员开展权力监督、廉政教育和对监察对象所在单位廉政建设中的问题提出监察建议等监察职能,形成了权力监督、廉政教育和制度建设三管齐下的预防腐败模式。机构是履行职能的载体,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履行权力监督、廉政教育和提出监察建议等监察职能都有相应的内设机构和外派机构作为支撑,意在通过开展预防性监督和发现性监督防范公共权力滥用,通过开展廉政教育抑制公职人员的腐败动机,通过制度建设减少公职人员的腐败机会,从而释放出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公权力腐败的治理效能。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承认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公权力腐败的实践工作取得显着成效的同时,还应客观地看到,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国家监察委员会在预防公权力腐败时还会触及到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结合纪检监察机关的调研材料、相关统计数据等经验材料和理论分析来看,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履行预防腐败职能的过程中亟需解决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有待强化、对公职人员的廉政教育效果不够理想和运用监察建议推动被监督单位加强廉政制度建设的有效性亟待提升等问题。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国家监察委员会要将其制度优势进一步转化为预防腐败的效能,就需要在借鉴中国香港等高度廉洁地区的预防腐败经验的基础上,对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和增强不想腐的自觉三大目标,从多措并举提升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有效性、构建主体协调、分类施教和高度参与的精细化廉政教育模式和积极运用监察建议督促被监督单位提升廉政制度质量及其执行力三个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预防腐败的有效性。虽然公权力腐败行为与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战略之间的较量和博弈将是一个长期的和复杂的过程,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党和人大的领导之下,加强与其他预防腐败主体的协调配合,不断提升履行权力监督、廉政教育和监察建议三项预防腐败职能的有效性,综合运用预防腐败和惩治腐败之间的互补效应,就能够在公权力腐败和预防腐败行动之间的长期博弈中不断取得胜利。
二、廉政风险金防腐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廉政风险金防腐败（论文提纲范文）
（2）“互联网+”背景下高校廉政风险预警机制的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 一、高校廉政风险预警机制建立的现实意义 |
| （一）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
| （二）促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
| 二、基于“互联网+”的高校廉政风险预警机制建设优势 |
| （一）扩大廉政风险舆情广泛性 |
| （二）提升廉政风险预警信息传播的定向精准性 |
| （三）提高廉政风险预警信息传播的即时性 |
| （四）能够自发放大廉政风险预警信息 |
| （五）提高廉政风险预警信息传播的可信有效性 |
| 三、“互联网+”背景下高校廉政风险预警机制建设路径 |
| （一）廉政风险信息采集 |
| （二）廉政风险信息研判 |
| （三）廉政风险预警发布 |
| （四）防范措施评估 |
| 四、总结 |
（3）政府经济责任审计与廉政风险防控的耦合及优化（论文提纲范文）
| 一、政府经济责任审计腐败治理分析 |
| 二、廉政风险防控机制 |
| 三、政府审计对于防腐反腐的实际贡献 |
| 四、政府经济责任审计与廉政风险防控耦合 |
| 五、政府经济责任审计与廉政风险防控制度有机结合的优化措施 |
| 六、结论 |
（4）国有企业深入开展党风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工作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大力开展有关防范党风廉政风险工作具有重大意义 |
| （一）体制机制的完善保障反腐败斗争的顺利开展 |
| （二）通过惩罚体系的建设进行反腐败斗争 |
| 二、积极探索国有企业党风廉政风险防范的管理工作 |
| （一）扎实思想防线，加强风险防范 |
| （二）扎牢制度篱笆，加强风险管理 |
| （三）加固监督堤坝，提升风险受控 |
| 三、国有企业深入实施党风廉政风险防范工作的启示 |
| （一）加强政治思想宣传教育 |
| （二）加强工作联动管理共进 |
| （三）加强廉政风险防范措施 |
（5）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总趋势的行动连带 |
| (二)现代社会权利本位的价值依归 |
| (三)现代大学制度构建的结构转向 |
| 二、研究价值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贡献 |
| 三、研究述评 |
| (一)国内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的逻辑演进 |
| (二)国外高等教育腐败治理机制研究的总体图示 |
| (三)既有研究述评 |
| 四、研究设计 |
| (一)思路安排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 |
| (二)不足 |
| 第一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概念界定 |
| (一)高校腐败 |
| (二)治理机制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治理理论 |
| (二)机制设计理论 |
| 第二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机理剖析 |
| 一、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动力系统 |
| (一)系统情境的宏观驱动 |
| (二)治理网络的开放赋能 |
| (三)主体价值的内生激发 |
| 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控权逻辑 |
| (一)高校权力监督的有效性 |
| (二)高校权力制约的正当性 |
| (三)高校权力惩治的现实性 |
| 三、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规则供给 |
| (一)生成路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统一 |
| (二)规则执行:强制、激励与认同接续 |
| 四、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行动框架 |
| (一)合法性逻辑下的结构化行动 |
| (二)工具性逻辑下的专项式整治 |
| (三)情境性逻辑下的参与式合作 |
| 第三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演进历程 |
| 一、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历史变迁 |
| (一)1949-1978年:动员群众,思想改造,运动式批判 |
| (二)1978-1989年:清理整顿,纠正行风,整风式拒腐 |
| (三)1989-2002年:破除垄断,遏制寻租,专项式打击 |
| (四)2002-2012年:体系建设,点面结合,系统化惩防 |
| (五)2012年至今:顶层设计,聚焦监督,制度化治本 |
| 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演进逻辑 |
| (一)动力转换:从权威驱动向改革驱动转变 |
| (二)控权逻辑:从权力监督向“监督-制约”均衡转变 |
| (三)规则供给:从强制供给向协商供给转变 |
| (四)行动框架:从运动式为主向专项式和制度化转变 |
| 三、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经验回视 |
| (一)坚持党的领导,规范机制运行的方向性 |
| (二)坚持专业化反腐,发挥纪检监察机构职能 |
| (三)坚持系统化反腐,形成整体性治理格局 |
| (四)坚持以责任制为核心,推动渐进式治理 |
| 第四章 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内容结构探析 |
| 一、研究设计及实施 |
| (一)扎根理论编码方法 |
| (二)理论性取样 |
| 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内容结构的三级编码 |
| (一)开放性编码 |
| (二)主轴性编码 |
| (三)选择性编码 |
| 三、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内容结构的深层意涵 |
| (一)科层治理机制 |
| (二)网络治理机制 |
| 第五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对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
| 一、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构建 |
| (一)研究假设 |
| (二)预测问卷设计 |
| (三)正式问卷与实证分析 |
| (四)验证性因子分析 |
| 二、理论模型拟合及路径分析 |
| (一)结构方程的拟合 |
| (二)直接作用下的网络治理机制对腐败治理绩效 |
| (三)直接作用下的科层治理机制对腐败治理绩效 |
| (四)中介作用下网络治理机制对腐败治理绩效的影响探究 |
| 三、结果与讨论 |
| (一)研究假设结果汇总 |
| (二)检验结果与分析 |
| 第六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运行困境 |
| 一、机制目标的导向性在内外碰撞中被消解 |
| (一)“组织-环境”框架下的“脱耦” |
| (二)多层次目标体系的功能冲突 |
| 二、治理主体的协调性在制度形塑中被割裂 |
| (一)规制缓和与政府监督博弈失衡 |
| (二)低组织化造成社会监督行动局限 |
| (三)身份困境导致纪检监督的结构性悖论 |
| (四)校内民主监督的“空心化”矛盾 |
| 三、机制运行的合法性在现实安排中被弱化 |
| (一)治理的公共性欠缺 |
| (二)多重关系诱发治理的内卷化 |
| (三)路径依赖导致治理工具单一 |
| 第七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优化方略 |
| 一、行动者主体性的生态化建构 |
| (一)以角色转换优化党委政府控制职能 |
| (二)以激励相容强化主体责任 |
| (三)以嵌入化激发纪检监督的“结构洞”优势 |
| (四)完善基于“日常生活”的实体性师生监督 |
| (五)以自主性保障社会主体的参与性 |
| 二、治理动力集成性的多元化整合 |
| (一)权力驱动与权利驱动的互动 |
| (二)外部驱动与内部驱动的重构 |
| (三)以权威驱动调适利益驱动 |
| 三、治理过程协同性的动态化平衡 |
| (一)高校腐败治理与政府腐败治理的目标协同 |
| (二)透明度与回应性的认知协同 |
| 四、关键影响路径的功能性再造 |
| (一)构建以价值理性为导向的问责机制 |
| (二)从数据民主向技术治理进阶 |
| (三)一体性推进制度化治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新时代基层政府扶贫领域反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研究综述 |
| 一、国外文献研究现状 |
| 二、国内文献研究现状 |
| 三、文献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论文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论文创新点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技术路线图 |
| 第二章 主要概念界定与研究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主要概念界定 |
| 一、精准扶贫与脱贫攻坚 |
| 二、基层政府 |
| 三、腐败与反腐 |
| 第二节 研究基础理论 |
| 一、马克思主义反腐理论 |
| 二、国外相关反腐理论 |
| 第三章 新时代基层政府扶贫领域腐败现状 |
| 第一节 新时代基层政府扶贫领域腐败的形式 |
| 一、无中生有骗取扶贫款项 |
| 二、欺上瞒下挪用扶贫资金 |
| 三、优亲厚友垄断扶贫项目 |
| 四、受贿索贿获取不法利益 |
| 第二节 新时代基层政府扶贫领域腐败的特征 |
| 一、腐败主体基层化 |
| 二、谋财型腐败突出 |
| 三、腐败行为集体化 |
| 第三节 新时代基层政府扶贫领域腐败的危害 |
| 一、阻碍基层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 |
| 二、影响国家扶贫战略目标的实施 |
| 三、影响基层党群关系与政府公信力 |
| 第四章 新时代基层政府扶贫领域反腐举措及成效 |
| 第一节 新时代扶贫领域反腐的顶层设计 |
| 一、中央关于扶贫反腐监督执纪的全面部署 |
| 二、中央关于扶贫腐败的直接督办与专项巡视 |
| 第二节 新时代基层政府扶贫领域的反腐举措 |
| 一、新时代基层政府扶贫领域反腐的预防举措 |
| 二、新时代基层政府扶贫领域反腐的过程监督 |
| 三、新时代基层政府扶贫领域反腐的惩治举措 |
| 第三节 新时代基层政府扶贫领域反腐的积极成果 |
| 一、一定程度保障了我国基层扶贫攻坚成效 |
| 二、以点及面促进基层反腐廉政建设新发展 |
| 第五章 新时代基层政府扶贫领域反腐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第一节 新时代基层政府扶贫领域反腐存在的问题 |
| 一、扶贫反腐的事前预防尚有缺漏 |
| 二、扶贫反腐的过程监督尚存不足 |
| 三、扶贫反腐的事后惩治威慑不够 |
| 第二节 新时代基层政府扶贫领域反腐的制约因素 |
| 一、预防层面 |
| 二、监督层面 |
| 三、惩治层面 |
| 第六章 新时代基层政府扶贫领域反腐思路和对策分析 |
| 第一节 强化基层政府扶贫领域反腐的基本思路 |
| 一、制度为基,执行为主 |
| 二、全程控制,以防为先 |
| 三、环环相扣,注重反馈 |
| 四、全民动员,惩戒为重 |
| 第二节 强化基层政府扶贫领域反腐的具体对策 |
| 一、加强基层政府扶贫领域反腐的事前预防保障力 |
| 二、加强基层政府扶贫领域反腐的事中监督约束力 |
| 三、强化基层政府扶贫领域反腐的事后惩戒威慑力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政府工程建设领域廉政风险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杭州某区A工程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和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第2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公职人员 |
| 2.1.2 政府投资工程项目 |
| 2.1.3 廉政和廉政文化 |
| 2.1.4 廉政风险 |
| 2.2 主要领导人廉政思想 |
| 2.2.1 毛泽东廉政思想 |
| 2.2.2 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 |
| 2.2.3 习近平反腐倡廉思想 |
| 2.2.4 主要领导人廉政思想的对比与思考 |
| 2.3 理论基础 |
| 2.3.1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
| 2.3.2 寻租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现状和主要风险分析 |
| 3.1 政府工程建设领域预防腐败现状 |
| 3.1.1 政府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相关案例 |
| 3.1.2 政府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的主要特征 |
| 3.2 政府工程建设领域廉政建设紧迫性分析 |
| 3.2.1 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 |
| 3.2.2 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
| 3.2.3 维护干部队伍良好作风的基本前提 |
| 3.3 一般政府工程建设领域廉政风险分类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政府工程建设领域廉政风险案例分析 |
| 4.1 杭州某区A工程廉政建设情况概述 |
| 4.1.1 工程简介 |
| 4.1.2 廉洁建设工作机制 |
| 4.1.3 建立明晰的责任制度 |
| 4.1.4 健全完备的监督教育体系 |
| 4.1.5 形成作风建设长效机制 |
| 4.1.6 开展了廉政风险评估工作 |
| 4.2 杭州某区A工程廉政风险问题 |
| 4.2.1 调查前期准备情况 |
| 4.2.2 调查数据分析 |
| 4.2.3 调研结果 |
| 4.3 A工程廉政风险暴露的原因分析 |
| 4.3.1 领导干部个体道德缺失 |
| 4.3.2 缺乏独立的腐败治理法律体系 |
| 4.3.3 管理体制高度集权化 |
| 4.3.4 缺乏有效监督及问责失效 |
| 4.3.5 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政府工程建设廉政风险治理的对策 |
| 5.1 廉政建设的战略选择和制度设计框架 |
| 5.1.1 廉政建设的战略选择 |
| 5.1.2 廉政制度建设设计框架 |
| 5.2 加强对项目建设的有效监管 |
| 5.2.1 把好立项关 |
| 5.2.2 严控招投标 |
| 5.2.3 加强质量监督 |
| 5.3 深化教育引导并提高思想认识 |
| 5.3.1 以人为本,把握正确的引导方向 |
| 5.3.2 探索创新廉政教育模式 |
| 5.3.3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
| 5.4 加强廉政建设的权力监督 |
| 5.4.1 开展评议考核,加强责任追究 |
| 5.4.2 加强纪检监察人员执纪力度 |
| 5.4.3 大力推行电子政务,发挥网络监督力量 |
| 5.5 加强廉政建设长效机制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研究结论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8）预防腐败视角下我国公职人员的权力监督研究 ——主体、信息及方式（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预防腐败研究 |
| 1.2.2 权力监督研究 |
| 1.2.3 文献评述及问题提出 |
| 1.3 研究技术路线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技术路线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结构及主要创新点 |
| 1.4.1 论文结构 |
| 1.4.2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公职人员与公务员 |
| 2.1.2 腐败与廉洁 |
| 2.1.3 监督与监察 |
| 2.1.4 权力与公权力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委托代理理论 |
| 2.2.2 权力制衡理论 |
| 2.2.3 系统动力学理论 |
| 2.2.4 演化博弈理论 |
| 第3章 预防腐败视角下公职人员权力监督机理分析 |
| 3.1 各监督子系统反馈基模构建分析 |
| 3.1.1 监督主体对公职人员权力监督的影响机理分析 |
| 3.1.2 监督信息对公职人员权力监督的影响机理分析 |
| 3.1.3 监督方式对公职人员权力监督的影响机理分析 |
| 3.1.4 公职人员及其权力监督 |
| 3.2 公职人员权力监督反馈模型构建分析 |
| 3.2.1 各监督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机理 |
| 3.2.2 公职人员权力监督效果反馈模型构建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预防腐败视角下公职人员权力监督主体分析 |
| 4.1 监督主体的类型 |
| 4.1.1 专门监督主体 |
| 4.1.2 其他监督主体 |
| 4.2 监督主体与公职人员权力监督 |
| 4.2.1 监督主体的监督意愿与公职人员权力监督 |
| 4.2.2 监督主体的监督能力与公职人员权力监督 |
| 4.3 基于三方演化博弈的公职人员权力监督主体行为演化分析 |
| 4.3.1 基本假设及收益矩阵 |
| 4.3.2 模型构建及分析求解 |
| 4.3.3 研究结果及其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预防腐败视角下公职人员权力监督信息分析 |
| 5.1 监督信息的内涵及其特征 |
| 5.1.1 监督信息的内涵 |
| 5.1.2 监督信息的特征 |
| 5.2 信息公开与公职人员权力监督 |
| 5.2.1 权力监督需要做好信息公开 |
| 5.2.2 信息公开能够加强权力监督 |
| 5.3 基于双方演化博弈的信息公开主体行为演化分析 |
| 5.3.1 基本假设及收益矩阵 |
| 5.3.2 模型构建及分析求解 |
| 5.3.3 研究结果及其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预防腐败视角下公职人员权力监督方式分析 |
| 6.1 监督方式的类型及其特征 |
| 6.1.1 监督方式的类型 |
| 6.1.2 监督方式的特征 |
| 6.2 监督方式与公职人员权力监督 |
| 6.2.1 监督方式与监督信息 |
| 6.2.2 监督方式与公职人员权力监督 |
| 6.3 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监督方式与公职人员权力监督实证分析 |
| 6.3.1 数据描述及实证方法 |
| 6.3.2 实证研究及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预防腐败视角下提升公职人员权力监督效果的思考 |
| 7.1 监督主体及其能动性 |
| 7.1.1 监督主体的监督意愿及其监督效果 |
| 7.1.2 监督主体的监督能力及其监督效果 |
| 7.2 监督信息及其透明度 |
| 7.2.1 奖惩措施与信息公开程度 |
| 7.2.2 其他措施与信息公开程度 |
| 7.3 监督方式及其恰当性 |
| 7.3.1 监督方式的有效性与监督效果 |
| 7.3.2 监督方式的安全性与监督效果 |
| 7.3.3 监督方式的其他特征与监督效果 |
| 7.4 其他监督措施及其有效性 |
| 7.4.1 监督组织及其权威性 |
| 7.4.2 监督职能及其专职性 |
| 7.4.3 监督制度及其长效性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结论 |
| 8.2 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三方演化博弈稳定点分析说明 |
| 附录 B 2010-2017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部分数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9）公务员交流中的组织需求与个人需求冲突研究 ——以深圳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人力资源流动必要性的研究 |
| 二、关于人力资源流动影响因素的研究 |
| 三、关于公务员交流机制的研究 |
| 四、关于公务员交流问题及对策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研究局限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局限 |
| 第四节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公务员 |
| 二、公务员交流 |
| 三、冲突 |
| 四、官僚制理论及其适用性 |
| 第二章 深圳市公务员交流中组织需求与个人需求冲突的表现 |
| 第一节 交流影响因素不一致 |
| 一、影响因素构成不同 |
| 二、影响因素重要程度不同 |
| 第二节 交流意愿不统一 |
| 一、交流方向错位 |
| 二、交流频率不同 |
| 三、交流渠道不一 |
| 第三节 交流运行要求不匹配 |
| 一、自主选择权利错位 |
| 二、公私人情界限不同 |
| 三、信息公开要求有差异 |
| 第三章 深圳市公务员交流中组织需求与个人需求冲突的原因 |
| 第一节 等级制与扁平化的矛盾 |
| 一、机构层级不同与交流单向拥堵的分歧 |
| 二、权限管理与下放权限的冲突 |
| 三、信息中心化与信息公开常态化的对立 |
| 第二节 非人格化与人格化的冲突 |
| 一、规则导向与原则导向的分歧 |
| 二、一致性与多样性的对立 |
| 三、公私分明与人际导向的冲突 |
| 第三节 专业化与丰富化的悖论 |
| 一、专业化与个人成长的矛盾 |
| 二、专业化与交流渠道宽口径的对立 |
| 三、专业化与防腐败的冲突 |
| 第四节 组织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博弈 |
| 一、组织顾虑交流负面效应 |
| 二、个人权衡交流机会成本 |
| 第四章 深圳市公务员交流中组织需求与个人需求冲突的影响 |
| 第一节 影响政府人力资本增值 |
| 一、不利于优化政府人力资源配置 |
| 二、不利于公务员个人成长 |
| 第二节 对专业化构成威胁 |
| 一、完全不交流导致专业固化 |
| 二、频繁交流削弱专业性 |
| 三、盲目交流导致专业浪费 |
| 第三节 不利于创造和谐的行政生态环境 |
| 一、“趋利性”交流导致交流目标移位 |
| 二、“强制性”交流压制人性 |
| 三、“人格化”交流有失公平 |
| 四、“暗箱操作”交流导致无序竞争 |
| 第五章 深圳市公务员交流中组织需求与个人需求冲突的管理走向 |
| 第一节 健全交流制度要素,发挥制度的协调控制功能 |
| 一、立法推动,明确交流依据 |
| 二、完善配套制度,强化跟踪培养 |
| 三、搭建交流信息平台,建立人才交流市场 |
| 第二节 分类推进不同交流形式,增强交流效果 |
| 一、将培养性交流作为交流重点 |
| 二、加强岗位适应性交流 |
| 三、进行风险防控型交流 |
| 四、适当考虑倦怠规避型交流 |
| 第三节 引入双向选择机制,回应组织与个人交流需求 |
| 一、以双向选择促进人岗匹配 |
| 二、以双向选择进行压力管理 |
| 第四节 转变交流理念,重塑以人为本的组织文化 |
| 一、回应公务员发展性需求 |
| 二、回应公务员保障性需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国家监察委员会的预防腐败职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价值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家监察委员会相关研究 |
| (二)预防腐败相关研究 |
| (三)国家监察委员会与预防腐败交叉性研究 |
| 三、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论文结构 |
| 四、研究的可能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可能创新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的厘定 |
| (一)腐败与公权力腐败 |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与纪检监察机关合署办公 |
| (三)预防腐败与惩治腐败 |
| 二、理论基础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察理论 |
| (二)权力监督与制约理论 |
| (三)制度预防腐败理论 |
| 三、理论分析框架 |
| (一)切断公权力腐败发生链条：预防腐败的理论逻辑 |
| (二)权力—动机—机会→腐败行为：公权力腐败发生机理 |
| (三)监督—教育—制度→预防腐败：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的分析框架 |
| 第二章 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及其对预防腐败的积极作用 |
| 一、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 |
| (一)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政策试点 |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试点的政策扩散 |
| (三)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度正式形成 |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对预防腐败的积极作用 |
| (一)提升预防腐败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
| (二)整合分散的预防腐败职能 |
| (三)构建集中统一的预防腐败体系 |
| 第三章 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的职能设置 |
| 一、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的监督职能 |
| (一)监督是国家监察委员会的首要职能 |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监督职能的履职机构及其履职方式 |
| (三)以事前监督防范公权力滥用：权力监督在预防腐败中的作用 |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的廉政教育职能 |
| (一)廉政教育是国家监察委员会的一项重要职能 |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廉政教育职能的履职机构及其履职方式 |
| (三)以廉政教育抑制腐败动机：廉政教育在预防腐败中的作用 |
| 三、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的监察建议职能 |
| (一)监察建议是国家监察委员会的一项重要职能 |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监察建议职能的履职机构及其履职方式 |
| (三)以制度建设减少腐败机会：监察建议在预防腐败中的作用 |
| 第四章 国家监察委员会履行预防腐败职能亟需解决的问题 |
| 一、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有待强化 |
| (一)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有待强化的表现 |
| (二)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有待强化的原因 |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公职人员的廉政教育效果不够理想 |
| (一)对公职人员的廉政教育效果不够理想的表现 |
| (二)对公职人员的廉政教育的效果不够理想的原因 |
| 三、国家监察委员会运用监察建议的有效性亟待提升 |
| (一)运用监察建议的有效性亟待提升的表现 |
| (二)运用监察建议的有效性亟待提升的原因 |
| 第五章 提升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有效性的实践路径 |
| 一、多措并举提升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有效性 |
| (一)提升国家监察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提名和考察权限 |
| (二)提高国家监察委员会财政经费供给的独立性 |
| (三)保障国家监察委员会依法独立行使监察权 |
| 二、构建主体协调、分类施教与高度参与的精细化廉政教育模式 |
| (一)加强对廉政教育主体的内部整合与外部协调 |
| (二)对不同类型的廉政教育对象分类施教 |
| (三)以创新廉政教育方式提高教育对象的参与度 |
| 三、运用监察建议督促被监督单位提高廉政制度质量及其执行力 |
| (一)以科学化的监察建议帮助监察对象所在单位弥补制度缺陷 |
| (二)将制度执行不力作为提出监察建议的一种主要情形 |
| (三)逐步运用监察建议开展制度廉洁性评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廉政风险金防腐败（论文参考文献）
- [1]Y县税务局廉政风险防控工作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D]. 陈丽. 江西师范大学, 2021
- [2]“互联网+”背景下高校廉政风险预警机制的建设[J]. 山丹. 法制与社会, 2021(12)
- [3]政府经济责任审计与廉政风险防控的耦合及优化[J]. 芝春. 经济师, 2021(03)
- [4]国有企业深入开展党风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工作的研究[J]. 郭江娜. 就业与保障, 2021(04)
- [5]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D]. 梅士伟. 吉林大学, 2020(03)
- [6]新时代基层政府扶贫领域反腐研究[D]. 曹梦越. 华侨大学, 2020(01)
- [7]政府工程建设领域廉政风险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杭州某区A工程为例[D]. 左琳.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8]预防腐败视角下我国公职人员的权力监督研究 ——主体、信息及方式[D]. 郑燕. 南昌大学, 2019(01)
- [9]公务员交流中的组织需求与个人需求冲突研究 ——以深圳市为例[D]. 何瑜瑜. 深圳大学, 2019(12)
- [10]国家监察委员会的预防腐败职能研究[D]. 吕永祥. 吉林大学, 201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