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九月来信》之年与失信的原因

一、周恩来“九月来信”的年份考订与真相迷失的原因（论文文献综述）

朱永刚^[1]（2018）在《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无论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大逻辑看,还是从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多年的运动史看,抑或是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史看,若没有不断地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就没有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就没有社会主义五百多年的绵延生息,更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辉煌实践。同时,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逻辑看,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形成,从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以及农村率先发起改革,到邓小平南方巡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逻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具体实践逻辑无不深刻昭示这样一个道理:革命的力量、实践的智慧、改革的动力都蕴藏在基层,办法和动力都来自于基层实际。只有通过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才能发现并找到这些办法、智慧和动力。可以说,正是依靠调查研究,运用调查研究,人类社会才不断走向上的路,社会主义才愈益成为历史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与复兴才不断成为现实。在这一意义上,深透探究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形成的历史逻辑、理论蕴涵、实践逻辑,科学考察中国共产党人调查研究思想的生成与实践、发展与完善、经验与教训、本质与趋势,不仅是理论的需要、学术的需要,而且是现实的需要。当然,就学术研究本身而言,与当前学界普遍存在的仅限于对某一经典作家调查研究思想的研究相比,从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维度,对经典作家调查研究思想进行系统归纳综合研究,探析提炼调查研究思想核心范畴、基本观点与基本方法,建构调查研究思想理论体系,对整个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作系统的、体系性的研究无疑是一项十分艰苦浩繁的工程。这不仅考察研究者对每位经典作家所处时代的探究,对其重要着作孕育形成之背景和内涵的把握,而且考验研究者综合概括与整体驾驭能力。本论文对这项具有开创意义的研究工作作出了青年人勇敢的尝试。从逻辑理路看,本论文第一章内容主要考察探究本研究所涉及的核心概念,对“什么是调查研究”和“调查研究思想”等进行概念界定,明确其内涵外延。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坚持“寓评于介”的原则,对调查研究思想的本质特征,及其社会功能作出了归纳概括。正所谓“缺乏历史,理论就会成为空泛无力的说教;反之,缺乏理论,历史则会沦为杂乱无章的账簿。”第二章内容以“思想史”的形式,分别从马克思恩格斯调查研究理论生成的历史进路、列宁调查研究思想的科学考镜等维度,尝试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调查研究思想与实践的历史逻辑和理论探索进行系统阐发与分析论述。目的在于将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与实践作为一种思想历史来研究。事实上,史论结合既是学习之道,更是研究之道。历史作为发展的理论,为理论研究提供论据或支撑。只有奠定好“调查研究思想史”的基础,以后章节的“调查研究思想研究”才会拥有充分的论据与稳固的支撑。第三章内容旨在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之生成与实践。从根本上说,对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的研究,必须将研究重心放在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与实践的考察上。正是在此意义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史的探析无论怎样下功夫也不为过,都不会“喧宾夺主”。同时,理论作为历史的结晶,为科学研究提供宝贵的方法论或重要的研究范式。第四章主要从理论的维度重点论述调查研究这一科学思想方法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蕴。首先考察“实事求是与调查研究的内在关联”。实事求是的客观实在性决定了调查研究在理论工作和实践工作中的重要地位。这是从理论和实践的高度,展开对调查研究思想的考察;其次分析“群众路线与调查研究的内在统一性”。按照实事求是要调查研究,调查研究要坚持群众路线的思路,探讨如何坚持群众路线,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群众路线的内涵、外延、特点和施行。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的研究理路;再次论述“矛盾分析与调查研究的一致性”。如何调查研究是一个方法问题。矛盾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科学方法。就调查研究实践而言,“调查”就是去发现问题,发现问题就是要发现矛盾,抓住矛盾。“研究”需要去剖析问题、分析矛盾。调查研究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矛盾分析也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前者是就“具体工作”而论,后者是就“哲学分析”而言,二者都遵循“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逻辑,向着“解决问题”的目标前进。在此意义上,本论文尝试提出矛盾分析与调查研究具有一致性。只有调查研究深入细致,矛盾分析合理深刻,问题解决和矛盾化解才会事半功倍。提出“矛盾分析与调查研究具有一致性”的思想观点,正是对科学思想方法与具体工作方法所做研究的一种具体体现。在考察了调查研究思想的历史和理论之后,第五章内容理所当然地要对“调查研究思想的当代实践”加以系统观照,并作适当专题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当代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思想与实践所展开的多维审视。一是进行本体透视。重点考察三个问题:1.当代调查研究的主题是什么,即调查研究的主要内容;2.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调查研究,即调查研究的时代条件;3.当代调查研究是怎样展开的,即调查研究的方式方法。二是困境解构。着重透视剖析主要困境:严重的形式主义、顽固的官僚主义等。三是以最新的调查研究范本为基础,考察探究当代调查研究实践的旨趣使命与方法路径。1.明确当代调查研究实践的根本目标;2.探析当代调查研究实践的核心场域;3.分析当代调查研究实践的指导原则;4.概括当代调查研究实践的主要特征;5.把握当代调查研究实践的基本方法。对美好目标的向往,永远激励着人们向前去,力求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一瞬间照亮我们的眼睛。第六章内容主要对信息时代条件下调查研究的新要求进行探析,对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与实践的发展前景进行分析。其一,信息文明给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方式方法应作出哪些调整?其二,以“脚底板做学问”为例,提出无论时代发生怎样的变化,调查研究的基本方向,还是要下笨功夫,一步一个脚印的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才能获得真知。其三,通过扎实有效的调查研究实践,能否改变学术研究和理论实践的普遍功利心态与浮躁作风?最后,提出信息时代条件下的调查研究,应实现调查工具革新性与调研成效性的高度统一。综合而言,第一章界定概念,第二、三章考察历史,第四章阐释理论,第五章观照现实,第六章作出展望。这就是本论文所蕴涵的从“历史→理论→现实”的研究范式与思想逻辑。

邹琪^[2]（2018）在《朱德研究史》文中研究指明“朱德研究史”的研究对象是朱德研究,是朱德研究的发展史。朱德研究,是研究朱德一生历史的研究成果,对朱德生平和思想的研究都是朱德研究。本文对朱德研究进行学术史的回顾与梳理,力图按照学术史本身的线索,来展现朱德研究的全貌。国内外目前都还没有“朱德研究史”的专着出版,这是朱德研究和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中的空白。本文以朱德研究为研究对象,旨在对从20世纪20年代至2016年的朱德研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总结,并探析朱德研究中的经验教训和规律,形成一部整体性的“朱德研究史”,希冀拓宽朱德研究的领域,弥补国内外朱德研究中的不足,这使本文的研究在学术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对朱德研究进行研究时,在纵向上,按时间顺序分析朱德研究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总结朱德研究的规律和经验教训;横向上,在特定空间、特定历史时期内,分析朱德研究的成果,主要是朱德研究的代表作,对其特点、内容、得失进行理论分析。对每个时期的朱德研究,先概述其研究背景、总体状况,再对代表作进行个案研究,分析其内容、研究方法和成就,最后总体评述,总结这一时期朱德研究的经验教训。按此研究思路,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绪论,朱德研究概述。阐明研究的对象和意义,对朱德研究的学术史进行梳理,分析朱德研究的现状,介绍文章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框架、创新之处及研究意义,界定“朱德研究史”一些概念。第一章评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朱德研究（1920.8-1949.9）。这一阶段是朱德研究的萌芽时期。国外对朱德的研究,最早的主要散见于西方记者的着作。国内的朱德研究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初,主要是一些关于朱德实践活动的报道,如朱德领导红军的报道等。国内最早公开发表的关于朱德的文字,目前可查的是《简州顾品珍等来电》（《申报》1920年8月13日）。这一时期朱德研究的成果主要是报刊上发表的文章,20世纪30、40年代,研究朱德的专着开始出现,有关朱德传记的各种书籍广泛流传,如《朱德传》、《西战场的主将朱德》等。外国记者的着作中,影响较大的有《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北行漫记》等。这些国外的研究成果尽管不是朱德的传记,但都有专门的章节介绍朱德的生平和轶事,是研究朱德的珍贵资料。第二章评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朱德研究（1949.10-1978.12）。这是朱德研究的初步发展和曲折停滞时期。这一时期研究朱德的书籍开始较多地出版,大都是记述朱德崇高品德和传奇故事以及回忆性的作品。香港和台湾也出版了研究朱德的着作,如吴起、孟超的《红色人物论》、章民的《朱德》等。“文化大革命”时期,受极“左”路线和个人崇拜的严重影响,朱德研究陷于停滞,甚至倒退。从“文革”结束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只出版了少量的回忆性的着作。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以非常生动、细腻和隽永的笔触,刻画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栩栩如生的形象,在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作。第三章评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朱德研究（1978.12-2016.12）。这是朱德研究走向成熟和继续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朱德研究开始走向深入,大量有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的着作不断涌现,最有代表性的是《朱德年谱》和《朱德传》的出版。这一时期香港和台湾朱德研究的代表作是顾则徐的《永远的共军总司令:朱德》。这些研究成果,从朱德不同时期的生活片段到朱德传记的出现,从朱德生平介绍到朱德思想研究,使朱德研究走向成熟并继续发展,为朱德研究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关于朱德研究的学术活动比较活跃且规模较大,如:1986年12月的“全国纪念朱德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1991年12月的“纪念朱德诞辰105周年全国朱德学术讨论会”、1993年7月的“全国朱德学术讨论会”、1996年12月的“纪念朱德诞辰110周年全国朱德生平与思想研讨会”、2006年12月“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2015年6月的“朱德与抗日战争学术座谈会”、2016年4月的“纪念朱德总司令诞辰130周年论坛”、2016年8月的“一战成名——朱德与护国战争学术研讨会”、2016年12月的“朱德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学术研讨会”等。这些学术活动积极推动了朱德研究的深入,反映了朱德生平和思想研究的基本趋向,使朱德思想生平研究跨入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第四章评述2006-2016年朱德研究的新进展。从朱德诞辰120周年以来,学术界从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对朱德的生平、思想以及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贡献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朱德研究的水平和现状。朱德研究取得了新突破,呈现出鲜明的特点。结语,总结90多年朱德研究的经验教训,对朱德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对今后的朱德研究进行展望。本文在研究过程中,运用历史研究方法、辩证分析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经历了 90多年发展的朱德研究的成果和研究过程进行梳理和评述,对“朱德研究”进行研究,总结朱德研究的规律,为今后的朱德研究提供启示和借鉴,以推动朱德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通过研究,提供关于朱德研究成果的详实资料,使人们明辨资料的正误优劣,以正确的历史资料和思想资料,更好地学习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精神、优秀品德,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李永进^[3]（2017）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话语表达,是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前途、动力、步骤等问题的系统解释。这一话语创生于近代中国人追寻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历史语境之中,与“中体西用”和“维新变法”的改良话语、三民主义话语、苏式革命话语共同构成了救亡与复兴的话语谱系。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建构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形成、发展和成熟的演变历程。20世纪20、30年代,毛泽东完成了革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化,同时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十六字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等概念和论断。经过抗战初期的国共三民主义之争,毛泽东开始建构属于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进而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基本框架。具体而言,毛泽东提出并阐明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性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两步走”的革命战略、“三大法宝”的革命经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形式等话语概念。在话语渊源方面,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实践的话语总结,它直接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革命发展阶段论及殖民地国家革命理论,又借鉴了“唤起民众”、“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等三民主义的合理内核,还通过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元素,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西方话语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的转换,完成了对既有话语形态的扬弃与超越。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是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大众话语的统一体,也是话语建构与话语实践的有机结合。通过不同的传播方式,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得到了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等社会群体的接受与认同,成为中国革命的主流话语,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革命的话语权和主导权。然而,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非但没有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退出历史舞台,反而在当代中国话语建构中继续扮演重要角色。包括“新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群众路线”等诸多概念,仍然是当代政治生活的高频用语,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被赋予了新的政治内涵。除此之外,目前中学、大学所使用的历史教科书在很大程度沿袭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分析框架和话语表达,在建构百年近代史知识体系的同时,也形塑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身份认同。

王建南^[4]（2016）在《古田会议从严治党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建军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极为宝贵的思想财富。它创造性地回答了在农村战争环境下如何建设无产阶级性质的先进政党这一前所未有的重大课题,开启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里程碑。本文聚焦从严治党这一视角,深入研究古田会议关于建党治党问题的一系列创造性探索,系统分析古田会议提出从严治党思想的理论渊源、历史背景、主要内容以及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并且从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发,深入挖掘古田会议对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意义,以更好地发挥党史研究的资政育人作用。论文由绪论、正文六章和结语组成。绪论主要阐述选题的缘由和意义,概念的界定,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研究的思路、方法、主要内容、重点难点以及创新之处等。第一章阐述古田会议提出从严治党思想的理论渊源。从理论思维的视角,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以及提出保持党的先进性、防止党蜕化变质的原则；分析列宁关于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和实践以及对从严治党的探索；探究马列主义建党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中国共产党初期建党治党实践的指导。第二章考察古田会议及其提出从严治党思想的历史背景。从历史思维的视角,考察中国工农红军初创的探索进程,剖析红四军党内各种错误思想的由来,梳理古田会议召开之前“朱毛之争”的历史背景、主要过程、关键问题等,分析古田会议召开前中央对纠正红四军党内争论的主要贡献,以及湖雷会议、早康会议、新泉整训和红四军党的七大、八大等会议为古田会议召开所做的前期准备,阐述古田会议对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宣传思想工作、军政关系等建党治党一系列重要问题作出的科学决策,形成中国共产党早期从严治党思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古田会议提出从严治党思想的历史必然性,指出这是解决当时红四军党内存在的思想混乱、组织松懈等突出问题的必然要求,是解决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党的先进性问题的必然要求,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必然要求。第三章分析古田会议对早期从严治党若干问题的创造性探索。从辩证思维的视角,深入分析古田会议关于军事与政治、民主与集中、个人与组织、自由与纪律、主观与客观、红军与群众等六个方面关系当时从严治党问题的创造性探索,用全面、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努力从意见分歧的争论中找到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的突破,从矛盾双方对立中找到二者的统一,透过表象揭示事物的规律,探索和总结中国共产党早期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和发展规律。第四章概括古田会议从严治党思想的主要内容。从系统思维的视角,全面总结古田会议对中国共产党治党管党的创新探索及其成功实践,形成了古田会议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从严治党思想,即把政治建军作为从严治党的突破,把思想建党作为从严治党的根本,把强基固本作为从严治党的要务,把严肃党内生活作为从严治党的抓手,把严明纪律作为从严治党的要求,把制度治党作为从严治党的保障。第五章论述古田会议从严治党思想产生的深远影响。从战略思维的视角,考察古田会议从严治党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产生的深远影响,指出它确立的政治建军原则为新型人民军队建设铸牢了军魂,确立的思想建党原则为党的先进性建设开辟了新路,确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党的理论路线方针与时俱进提供了锐利武器,确立的党内斗争原则为整党整风运动开展提供了重要遵循,确立的群众路线为党克敌制胜、创造伟业提供了力量源泉,确立的纪律规矩为从严治党提供了重要戒尺。第六章阐述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对古田会议从严治党思想的传承创新。从创新思维的视角,分析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考量,阐述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与古田会议从严治党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是在汲取古田会议历史智慧基础上形成的创新思想,同时聚焦“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的新内涵新要求,综合提出新的历史条件下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必须运用好古田会议的宝贵经验,坚持思想建党、组织纯党、整风兴党、纪律立党、肃贪清党、制度治党的战略思路。结语部分主要论述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从严治党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即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要克服各种消极思想的干扰；防止管党治党重心的偏差；注意严管严治方法的得当；树起检验工作成效的标准。

刘文玉^[5]（2011）在《周恩来的人民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周恩来是我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之一,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为党和人民的各项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的周恩来人民观,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其本质和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人思想境界和领导干部形象的理论升华,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人民观是中国共产党立党兴国的基石和保证,是检验党员干部是否合格的试金石。周恩来的人民观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主要包括周恩来的群众路线观、周恩来的人民利益观、周恩来的人民民主观、周恩来的人民历史观和周恩来人的全面发展观等五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实践特质使周恩来的人民观能够深入人心,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价值理念和工作原则。周恩来的人民观的实践特质主要体现在立足国情、实事求是,统筹兼顾、注重整体协调,辨证求同、和合协作,注重实践、反映时代发展和原则坚定、形式灵活多样等五个方面。周恩来的人民观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都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和价值导向作用。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尤其是在1966年—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一贯主张、坚持并贯彻执行的人民观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人民的各项权利和利益遭到了极大的损害。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时期,周恩来坚持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并通过各种途径保证党和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和各方面工作的不断发展,尽最大努力保护和实现人民的利益,进一步发展了人民观,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来源和实践基础。当前,我们党正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从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以人为本,继承和发扬周恩来的人民观,同心同德、齐心协力,求真务实、锐意进取,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不懈奋斗。

张敏^[6]（2000）在《周恩来“九月来信”的年份考订与真相迷失的原因》文中认为１９７７年，陈立夫在台湾《传记文学》杂志中，公开发表了周恩来的“九月来信”，并注明是民国二十四年九月收到，立即引起质疑，焦点是认为年份有误。经过三年多的争论，赞成陈的观点在台岛占据了上风。我们结合民国史与中共党史的研究成果，用考订的方法甄别，可以确认周恩来的“九月来信”，其实写于１９３６年（民国二十五年）９月，台岛舆论维护陈立夫的说法，本质上是为维护国民党当局对西安事变与对张学良所谓“通共”罪的定性。

二、周恩来“九月来信”的年份考订与真相迷失的原因（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周恩来“九月来信”的年份考订与真相迷失的原因（论文提纲范文）

（1）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朱德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3）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古田会议从严治党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周恩来的人民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周恩来“九月来信”的年份考订与真相迷失的原因（论文参考文献）

• [1]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研究[D]. 朱永刚.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2]朱德研究史[D]. 邹琪. 扬州大学, 2018(12)
• [3]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研究[D]. 李永进. 清华大学, 2017(02)
• [4]古田会议从严治党思想研究[D]. 王建南. 武汉大学, 2016(01)
• [5]周恩来的人民观研究[D]. 刘文玉. 兰州大学, 2011(10)
• [6]周恩来“九月来信”的年份考订与真相迷失的原因[J]. 张敏.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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