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也论康熙科技政策的失误——读席泽宗先生《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一文（论文文献综述）
陈浪华[1]（2022）在《张雪门科学教育思想述评》文中认为张雪门是现代着名幼儿教育家,他希望通过幼稚教育改变国家民族的面貌,为此特别重视幼儿的科学教育。其科学教育思想的产生跟民国科学教育的兴起、个人对幼稚教育的探索和对国家民族的热爱密切相关。他认为科学教育的关键是科学精神的培植,培养过程中应该注意让儿童多想多做,注意经验的连贯和衔接,同时教学工具的选用应遵循简单常用的原则。其科学教育思想与其自身的行为课程理念是一致的,体现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因时因地制宜的办学思路。
赵静一,王淼[2]（2019）在《“过去即异国”——詹嘉玲博士访谈录》文中研究表明詹嘉玲是法国知名汉学家和科学史家,主要研究领域为明末清初中欧科技交流史,并侧重于中国数学史研究。在此次访谈中,她详细讲述了与中国数学史结缘的过程以及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的经历。对于康熙皇帝与耶稣会传教士之间的交往史,以及如何进行知识传播与交流方面的研究等问题,她也分享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白宗让[3]（2018）在《儒学思维与新旧科技理念》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古代科技文明成果丰富。近代以来,中国在科技方面的落后主要是社会政治的原因,而不是学术思维层面的原因。儒学影响了中国古代科技的面貌,形成了独特的科技理念。伴随着新科学时代的来临,儒学"身心合一"的主体思维、"万物一体"的联系思维、"诗乐风化"的艺术思维可以为未来的生命科学、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领域提供可资借鉴的智慧。而儒学对技术领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创新精神和工匠精神。
江晓原[4]（2017）在《科学史泰斗席泽宗的学术贡献》文中指出1993年我曾发表过先师席泽宗院士"学术传记"的早期版本。那时席先生方富于年,精神健旺,让人感觉他后面的学术生涯还长着——此后先师确实又度过了辛勤治学成果丰硕的15年。值此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60周年所庆之际,回顾作为该所元老的先师的生平事迹和学术贡献,感慨良多。《古新星新表》的历史意义席泽宗院士的名字,永远都会和"新星爆发""超新星""射电天文学"联系在一起。
杨凯[5]（2017）在《薮内清及其中国天文学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对中国科学技术史学界中的重要历史人物、日本最具代表性的科学史家薮内清进行了专门的人物研究。近现代日本的中国天文学史研究,是科学技术史学界中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发展阶段和存在形态,薮内清的研究成果又具有尤其重要的指标意义和引领作用。因此,本研究对于新历史时期,以及对此后天文学史研究的继续深入和发展,将是大有裨益的。本文旨在透过薮内及其中国天文学史研究,首先达到以下目标:梳理京都大学独具特色的中国天文学史学派的崛起历程,并且要追溯薮内的学术本源所在。该学派受惠于京都大学“中国学”学派所给予的新史观和新立场,力图更加客观地考察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起源,并利用天文历史年代学考证中国上古历史的真实性。新城新藏的先驱性工作,为后来的薮内清打下了基础,并启发薮内转向历法史研究。在历经波折后,薮内清成长为该学派的第二代核心。本文对战后以薮内为核心的京都大学中国天文学史研究群体的主要活动情况也进行了梳理。同时也将叙述薮内与同时代其他的研究者和团体间进行学术交流后,所做出的部分创新。另外,本文对薮内清及其学术团队的其他侧面也将有所介绍。本文在方法上,尝试从薮内清其人其事及其所在学派为切入点,剖析薮内学术思想的根源和基础。另外,本文将在薮内的历法史和天文算法的重新解读工作中,努力还原薮内的思想成熟历程。这一还原过程的要点:首先是梳理薮内在其几十年求学和工作生涯中,是如何具备了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各方面都能够加以思考能力的这一成长历程;其次是探讨薮内当时对各个已有成说加以修正并新创的个人见解,在今日来看是否依旧合理。其次,本文设法还原、厘清薮内清是如何运用西方学术和数理分析方法对部分中国历法术文进行整理的这一研究过程。对这一过程的梳理,有利于发掘薮内的研究思路并发现其中可能存在的一些纰漏。在学术立场方面,薮内始终坚持以京都大学“中国学”派对中国独到的理解视野为依托,对中国传统天文历法进行了再解释,并且从各个方面努力对中国历法的社会和政治意义进行了发掘。本文除绪言之外,共分九章。第二至四章主要以作为学者的薮内清与其身处学派及其与研究对象的互动关系为论述中心;第五至八章则着眼于薮内清的中国天文学史研究成果,并对其主要成果进行评述;第九章是有关结论与展望。第二至三章以薮内清的学术渊源为中心,论述薮内之学问的来源、学术成长过程、研究工作的条件和氛围。京都大学中国学学派是日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发源地和孕育母体,尤其是狩野直喜、内藤湖南与新城新藏是薮内研究的理论指导者和精神引领者。新城新藏素来有“东洋天文学史权威”之称,本文首先就对京都大学中国学与新城新藏的东洋天文学史进行了挖掘。从中可以发现薮内清的思想原点及其将东洋天文学史转换为中国天文学史乃至扩展至整个中国科学技术史领域的学术动机和理论根据。此外,通过对薮内清人生境遇、学习历程以及其如何在本学派和科技史学界中历经波折、逐步成熟的人生经历加以分析,可以了解薮内的学术积累和思想成熟过程。薮内的一生证明:优秀学者的培养与学术自由、良好工作氛围,就如两镜相映、难分彼此。另外,以薮内清与中国的互动关系为主要探讨内容,论述日本从近代军国主义猖獗、战后在废墟上重建、直至今日和平发展的历史背景下,薮内清与自己的研究对象之间复杂的关联和互动。军国主义时代,薮内所在学派的“中国学”研究成为了军国主义者手中一种宣扬侵略、鼓吹扩张、美化军国主义的工具。战后,在战时遭到胁迫的薮内主动进行了反省,转变了自己的学问宗旨。薮内从允许日本当局利用自己的研究来制造思想糟粕的沉默状态中觉醒过来,转而高举起以“维护中日和平、重新认识中国”为宗旨的研究观和学术观,对中国的态度也从麻木走向积极。总之,薮内清的学术观和中国观的转变历程,就是日本广大科学史学者从一个是非黑白完全颠倒的历史阶段走向一个致力于“重新认识中国”新阶段的缩影。因此,本文对于薮内的人生历程,重点选取了一些片段来加以阐述和分析,对这位学者的心路历程有所披露。第五至八章则主要论述了薮内清的中国历法史研究并对其结论进行了再检讨。尽管薮内使用了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分期法,但从其论述的主要内容来看,中国的历法史被其实际分成了四个阶段、两个大时期:即起源、定型、发展、式微四个阶段和上升以及下降两个时期（与同时代的西方相比较）。通过对薮内所梳理之历法史进行分析,基本上可以确定,当时的薮内已经发掘出了“中国历法作为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活动”——这一中国历法改革的特殊形态中之绝大部分内容。中西天文学有一定数量的共通性,但二者的风格迥异、走向不同。薮内清从两个路径切入这一比较研究中,首先是从二者源流和发展的比较中寻找二者的本质差异,以及为何会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原因;其次是薮内分析了印度天文学和伊斯兰天文学进入中国并被吸收融汇这一历史进程,进而阐释了明清之际东西天文学无法会通的原因。总之,薮内分析了中国天文历法从繁荣走向式微的路径,并且为后人提供了进行中国天文历法史研究的现代意义。薮内清的历法史研究,着力于对中国历法的社会意义之发掘,是对传统中国天文学研究路径的颠覆和重新开拓。其研究思路和方法融会贯通了历史和数理两种传统,并希望以此来还原中国天文历法的历史原型。在践行这一研究路径时,薮内注意到要避免以数理化方法单纯地解释历法。同时薮内也努力驾驭思想史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以防止出现喧宾夺主的情况。通过本文之梳理,可以发现:薮内的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有很多可取之处。最后,以薮内清的数理天文学研究为中心,展示其四项重要的研究成果:首先是薮内对中国古代的天体坐标系进行了考察,提出了“中国存在一种特殊坐标系”的观点。薮内还对古代星表进行了倒推和成立时代考证。其对中国的坐标转换计算也进行了解析。其次是薮内较早分析了隋唐历法中的日月运行位置计算法,并且揭示了中国古代定朔法计算模型。再者是薮内以中国的行星运动论变迁为切入点,对中国天文学是否有一种内在的、不为外人所知的行星运动理论的存在可能性进行了挖掘;最后是薮内以内插法为突破口,对中国古代天文算法进行了算法还原并赋予该算法以现代天文学意义。应该说,本文在梳理了上述薮内的研究成果后,发现薮内试图将中国古代的算法最终归宗于一种“科学的”非西方理论。但同时,在薮内笔下的该种理论又是一种可以与西方殊途同归的“科学”。薮内揭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中某些理论因素,与西方相对应的理论因素具有某种可比拟性。由此,其开拓了科学思想史的某种新进路。但其这一思路究竟是否可行,依旧需要有待来日加以验证。
周赒[6]（2017）在《清宫数学仪器研究》文中指出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数学仪器,从时间上来说,基本制于17世纪前后。从种类上来说,可分为度量仪器和计算工具两大类。从来源上看,一部分由西方各国使团、传教士携来直接进献给康熙皇帝;一部分是由清宫造办处依据西洋数学仪器而制成的仿制品、改制品或研制品。本文以这些珍贵的科技遗存为主线,结合中外文献资料,系统地研究了清廷中西洋数学仪器的传入和制作情况,重点做了以下工作:1.以文献资料为线索,回顾了中国计算工具的历史沿革,梳理了明清之际西洋数学仪器中纳白尔筹、比例规、计算尺和帕斯卡计算机的传入情况,以及在民间的影响。2.论述了康熙帝对于西洋数学仪器的态度,通过相关的中外文献记载,印证数学仪器在清宫里的使用和制造。分类介绍了故宫现存的传入的西洋数学仪器,以及欧洲传教士输入清宫的西洋数学仪器制作原理。3.对清宫御制的数学仪器进行分类介绍,从技术的角度研究分析了清宫造办处对西洋数学仪器进行改制和研制的“本土化”过程。辨析这些在欧洲传教士参与下制作的数学仪器的历史地位和影响,以及以此反映出的中西科技、文化的交流。通过上述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宫数学仪器基本制作于17世纪前后,说明清宫中数学仪器的引进与制作多发生于康熙年间。这与康熙皇帝的个人兴趣及其在清廷主持的数学与科学研究活动有直接关系,同时与入华法国耶稣会士与葡系耶稣会士的分庭抗礼也有密切联系。2.计算尺传入后并未像纳白尔筹和比例规一样引起重视,相关的文献记载很少。故宫的藏品中有一件铜镀金综合算尺,集合了甘特计算尺和绘图比例尺的尺度,经本文研究分析,认为该算尺是从外国传入的实物。这对甘特计算尺的传入提供了佐证。3.通过分析故宫珍藏的一批原始手摇计算机的原理和结构,认为清宫造办处是在参考了帕斯卡计算机原理的基础上,研制出了盘式手摇计算机;而筹式手摇计算机,则很可能是参考了佩蒂的算术圆筒或格里耶的袖珍计算机。且二者很可能制于同一时期。它们是当时欧洲新型计算工具传入中国的唯一实证,不仅罕见珍贵,而且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4.清宫御制的这批原始手摇计算机,与同时期欧洲同类型的计算工具相比并不落后,甚至优于参考的原仪器。然而未能在民间推广普及,主要是实用性较低、人为限制、成本高昂、结构复杂等原因。
刘溪[7]（2017）在《西方科技与康熙帝“道治合一”圣王形象的塑造》文中研究表明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康熙帝极为突出而独特,他不仅拥有"康乾盛世的开创者"、"在位时间最长的帝王"、"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等多种盛名,还拥有"皇帝科学家"的美誉。他对科技、尤其是西方科技的深入掌握和充分利用,在中国帝王中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使之成为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中身份地位最为特殊的关键人物,对清初科技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康熙帝为何如此崇尚西方科技?这是一个虽然已有诸多研究成果、然而至今未得确解的问题。在一些研究者看来,康熙帝学习西方科技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向汉族大臣"炫耀",或是能够在中西历法之争中"断人是非";并且认为在康熙帝身上一直存在着一个矛盾,即他一方面对西方科技苦心钻研、大加利用,另一方面又将宋明理学奉为圭臬,终生服膺。很显然,这些研究并没有将西方科技纳入到康熙帝的信仰体系与知识体系当中进行考量,即没有意识到:在康熙帝那里,科学与儒家理学、西方科技与儒家"道统"并不矛盾;恰恰相反,西方科技正是他维护道统、巩固皇权的一种有效工具。已有学者意识到,康熙帝对西方科技的崇尚,涉及"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西方科技在康熙帝政治生涯的权力运作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观点,即指明了康熙帝的目的并不在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皇权统治的巩固。然而问题是:康熙帝为何需要通过掌握科技知识来强化自己的权力呢?换言之,康熙帝为什么认为自己有必要掌握科学技术、甚至是有可能危及其道统合法性的西方科技?康熙帝又是如何利用西方科技强化自己的权力的?这些都是"康熙帝与科技"这一专题研究必须提出、有待深入回答的关键问题。通过分析康熙帝数十年学西学、用西学的历程可见,西方科技在其政治生涯中有两个方面的功用:其一,被用于天文、地理、军事、农业等重要领域,以维护国计民生;其二,被用作训导儒者的重要武器,塑造自身"知识权威"的形象。前者维护的是"治统",体现的是"君"的角色;后者维护的是"道统",体现的是"师"的角色。而这一切皆源于康熙帝不同于以往历代帝王的诉求:成为将道统与治统合二为一（"道治合一"）的圣王。学界迄今对此问题的研究皆忽略了西方科技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实际上,西方科技在康熙帝"道治合一"圣王形象塑造中所起的作用,不亚于、甚至要大于其他方面的努力。因为:若论对儒家经典的掌握,康熙帝尽管也已达到了很高的造诣,但毕竟不能够独领风骚;然而若论对科学技术的掌握,一般懵懂无知的儒家士大夫实在望尘莫及,这足以显示和证明他的"圣智"。于是,康熙帝通过对西方科技的掌握和运用,成功地取得了科技话语权、知识话语权,从而极大地巩固了他的道统话语权;而他晚年倡导"西学中源"说,则是将西方科技径直纳入儒家道统,即是其利用西方科技来塑造其"圣王"形象的最后逻辑环节。本文将西方科技与皇权统治的内在需求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重新审视了康熙帝与西方科技初次接触、对西方科技加以深入探究、大加利用到最终"纳西入中"的整个历程,重新诠释了康熙帝与西方科技的关系。这样,当我们从中国政治史、儒家思想史等角度研究康熙帝时,就会注意到科学技术、尤其是西方科技的作用并加以重视;反之,当我们从中国科技史、科学思想史等角度研究康熙帝的科技活动时,亦会注意到科学技术与儒学传统之间的关系并加以重视。基于以上思考,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了具体研究:在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中,象征儒家文化价值认同的"道统"与代表世俗政治权力的"治统"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不同的变化阶段:孔子之前,道统与治统是同一的,因而君师同一、政教同一、圣王同一;孔子之后,道统与治统已分立,因而君师分立、政教分立、圣王分立。此后,道统一直占有较之于治统的价值优先性,即"道高于治";但此种格局在康熙帝身上发生了转变,他通过信仰与文化方面的一系列努力,试图恢复道治同一、君师同一、政教同一、圣王同一的理想,其具体的途径就是向儒家士大夫争夺道统话语权,以治统兼并道统。在康熙帝"道治合一"的努力中,西方科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康熙帝对西方科技的认识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分为不同的阶段。在"杨光先历狱案"中,康熙帝发现了西方科技在补救中国科技危机、维护皇权统治当中的作用,于是由利用西方科技"断人是非"的初识,转向了"作君作师"之用的深悟。而科学技术之所以能够在康熙帝塑造"道治合一"圣王形象的努力中发挥重要作用,亦是因为科学技术本身即是深嵌于儒家文化传统结构之中的,儒学传统中不仅有科技知识的内容,而且有其形下学的知识论建构、形上学的本体论建构,并且还有具体的运用体系;因此,广泛地学习掌握包括科技知识在内的知识,乃是承担"道统"、成为"圣人"的必要条件。西方科技在维护康熙帝"治统"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康熙帝重新整顿钦天监,谕令全体官员学习西洋新法,提高了天文历法的准确性,保证了帝王"敬授民时"的权威性;建立"皇家科学院",修书育人,保证了皇权对科学技术的控制与利用;主持西洋火炮的研制,使其在平定内乱、护卫领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组织全国地理大测量与舆图的绘制,确保了皇权对国家疆域的绝对控制。西方科技在塑造康熙帝"道统"形象方面发挥的作用,更是重要、且独一无二的:通过对西方科技的苦心钻研,孜孜以求,康熙帝逐渐成为了此领域的绝对权威;他主持编纂、乃至亲撰科技典籍,利用"知识权威"的身份教导和训谕科技人才,从而成功剥夺了儒者的知识话语权,塑造了"仁且智"的圣王形象。纵观康熙帝一生学西学、用西学的历程可见,其晚年对"西学中源"说的大力提倡是一种必然,即通过将西方科技纳入儒家道统,使自己数十年学西学、用西学的行为名正言顺。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西学中源"说是康熙帝用西方科学辅助其"道治合一"形象构建的最后逻辑环节。对康熙帝的科技活动进行功过评价,一直是"康熙帝与科技"专题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环节,本文在"余论"中梳理了康熙帝科技活动中的一系列"矛盾"问题,认为所有的"矛盾"皆为其"道治合一"圣王形象塑造过程中的一种必然。基于本文的研究视角,笔者从"儒家道统"与"清初科技发展"两个方面对康熙帝科技活动进行了评价:其一,康熙帝对西方科技的掌握和利用大大拓展了儒家道统的内涵,但也因剥夺了儒者的话语权而降低了士人对于皇权的约束力,以更为广阔的历史哲学的眼光来看,其最终实现的"道治合一"是对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一种阻滞;其二,康熙帝对西方科技的大力提倡掀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为清初科技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其"知识权威"的形象和对科技活动的"乾纲独断"也造成了科学研究独立性与科学家话语权的丧失,这最终会导致科学技术丧失其内在发展活力,从而阻碍科学技术的良性、健康发展。
张学渝[8]（2017）在《技艺与皇权：清宫造办处的历史研究》文中指出手工技艺是古代社会最主要的技艺表达方式。文章以清宫造办处为研究对象,以技艺社会史为研究视角,采用文献调查法、对比分析法和文献计量法,考证清宫造办处的历史演变,并探讨其历史意义,同时尝试回应清宫造办处所体现的手工技艺属性问题。通过研究,文章得出以下认识：一、清宫造办处是-个在不断完善与发展的历史线索中形成的清代内廷制作机构,是在康熙皇帝指导下围绕养心殿作坊而形成的清代宫廷御制手工技艺部门。清代早期内廷制作存在工部体系与内府体系交替现象,清宫造办处的成立最终实现了内廷制作向内府体系的转变。二、根据清宫造办处各时段承办活计工作量的多寡,将清宫造办处的历史分为成立期、发展期、鼎盛期、守成期、消退期等五个时期。在这些演变历史中,清宫造办处的名称历经“养心殿”、“造办处”、“养心殿造办处”、“内务府造办处”等变化,也相应经历了养心殿、武英殿、养心殿造办处和内务府造办处四阶段。三、清宫造办处的制作网络遍及全国,其作坊分为京内和京外两部分。京内作坊布局上呈现“城园两重格局”的特点,京外制作地是京内作坊的补充。清代帝国技艺网络的两端是宫廷和地方。在宫廷和地方之间,以“雪堆白”为代表的地方技艺从工匠、物料、器物等方面支持和补充着宫廷技艺。而宫廷技艺也以器物流通的方式影响地方。四、帝王、官员和工匠在清宫造办处中分别扮演了不同角色。雍正和乾隆两帝以设计师和管理者身份热情地参与活计的制作；官员尤其是以怡亲王允祥、海望、唐英等为代表的典型“技艺官员”,以其个人的办事能力和技艺悟性投入到清宫造办处各个环节的管理工作中；工匠是清宫中的技艺主体。在帝王与工匠之间,工匠的主体性作用并未因为皇权的参与而受到排挤,相反在那些通过积极姿态配合帝王要求的工匠身上能看到一些技艺亮点。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外国的工匠同帝王所辖的“家内匠”相互协作,共同形成了清代的“宫廷技艺”。五、清宫造办处的制造职能具有“家国二象性”特点。清宫造办处的独特性体现为丰富的作坊种类和技艺类别。因此它是中国历史上最集中的手工技艺交流平台。而“宫廷技艺”正是清宫造办处所遗留下来的宝贵历史遗产。
谢子卿[9]（2016）在《中国礼仪之争和路易十四的法国（1640-1710）：中国天主教史钩沉》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礼仪之争是中国天主教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也是明清中外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本文以法国为切入点,深度探讨法国在中国礼仪之争历史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本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主要有两点:第一,1692年康熙帝解禁天主教后中国天主教传教发展顺利,但为何罗马教廷会在18世纪初决定禁止中国礼仪,这其中有关中国礼仪之争的历史叙事尚有重大空缺,因此本文的目标就是完善中国礼仪之争的历史叙事,这其中礼仪之争在法国的发展是关键和重点。第二,通过研究中国礼仪之争和法国的关系,从中西关系史和中法对比的角度重新理解中国天主教传教史,重新审视天主教传入中国对于中国融入早期全球化过程的意义和重要性。本文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展开:1.法国传教士和法国的传教团体参与中国礼仪之争的具体过程。这其中包括:第一位进入中国传教的罗历山神父;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创始人陆方济,他将巴黎外方传教会带入中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士阎当,他是中国礼仪之争的主要当事人;巴黎外方传教会在17世纪末取代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成为中国礼仪的主要反对者;法国耶稣会士李明神父和郭弼恩神父支持中国礼仪,他们的着作在法国接受审查,由此法国成为中国礼仪之争的主战场。2.法国各界介入中国礼仪之争。其中,杨森派反对中国礼仪,他们亦是耶稣会一贯反对者。巴黎大主教诺阿耶、莫城主教波絮埃亦反对中国礼仪,康布雷大主教费讷隆同情耶稣会,反对过激处理礼仪问题。路易十四的忏悔神父拉雪兹神父支持耶稣会,曼特侬夫人亦同样牵涉入内。索邦大学在1700年审查中国礼仪,由此中国礼仪之争在法国和欧洲成为焦点话题,罗马教廷随机决定禁止中国礼仪。由此可知,礼仪之争在法国是中国礼仪之争历史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3.耶稣会在解释适应政策的时候,承认中国的历史可能比《圣经》历史久远,承认中国文明可能优于基督教文明,因此不被当时基督教世界的核心价值观所接受,是造成各方反对中国礼仪的一大原因。4.法国教会内部的权力斗争、传教团体间权力斗争、法国和葡萄牙在远东的国家利益冲突等等,都是导致礼仪之争矛盾被激化的重要原因。从中可以看到民族国家的地位上升,传教团体依附国家,而罗马教廷的地位下降。5.通过礼仪之争在法国的研究,可见西学东渐对于中国的影响和汉学西进对法国的影响大相径庭。法国人积极讨论中国礼仪之争,法国汉学也随之起步,并且影响到启蒙运动。而康熙年间,中国教徒中的文人数量锐减,中国人对于西学的兴趣在降低。以中国礼仪之争为切入点,探讨明末清初东西交往对于双方的影响,并且从全球化的角度审视东西方历史发展道路上的不同变数。6.有关中国礼仪之争法语原始文献的翻译,为中国天主教研究提供更多的基础史料。
谷学峰[10]（2011）在《1958年“史学革命”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58年“大跃进”时期,我国史学领域曾发生过一场规模宏大的所谓“史学革命”运动,这场“史学革命”给中国史学的发展带来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还直接左右了其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史学的发展走向。本文通过对这场“史学革命”的考察分析,旨在准确把握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和特征,探求史学与政治的微妙关系,总结经验教训,为今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健康发展提供助力。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新的政治、文化、经济体制建立,中国史学也面临着转型,即由现代多元史学向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型,也就是说新中国要建立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及文化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一大背景下,随着当时政治形势的发展,1958年“大跃进”时期,史学领域出现了“史学革命”运动。“史学革命”,是对以批判资产阶级史学、建立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人民史体系为中心的一系列运动的总称,其内容涵盖史学界的“厚今薄古”大讨论,对所谓“资产阶级”史学及史学家的批判,“打破王朝体系”,“构建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人民史体系”,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写史、编教材活动,史学的“大跃进”等等。这场“史学革命”运动以“厚今薄古”大讨论为其开端,在“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达到高潮,由于“史学革命”本身所主张观点的不合理性,随着“拔白旗、插红旗”运动的结束而渐趋衰弱。“史学革命”中的一些荒唐做法,引起了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史学家的反对与批评,不过,“史学革命”的影响却难以彻底清除。随着1966年前后阶级斗争形势的高涨,“史学革命”的提法被套用,以吴晗、翦伯赞为首的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几乎都遭到了政治批判,甚至有些历史学家为此付出了生命。从本质上来说,“史学革命”不是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历史学革命。1958年的“史学革命”并没有展现学术正常发展进步的一面。它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而是对其进行的公式化、简单化和教条化的理解运用,并且还否定了此前史学工作者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当时提出的“人民史体系”的史学编纂体系,是阶级斗争观点在史学研究中极端运用的体现,不能够反映整个中国历史的实际面貌。“史学革命”是社会变动与史学工作者思想认识变化相互作用的结果。1958年“史学革命”实质上是当时各种政治运动在史学领域的综合反映。当时的国家开展的每一项政治运动可以说都直接冲击、影响着史学领域的工作。史学工作者思想认识的变化也推动着“史学革命”的开展,他们按各自的理解把阶级斗争观点运用到当时的史学研究之中,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来解决学术问题。可见,史学的发展与社会的变动息息相关,这种相关性反映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传统与当时史学家的治学心态,也反映了史学变动与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与诠释密切相关。“史学革命”的要害在于把阶级斗争观点全面引入到史学领域,把政治标准作为区分资产阶级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标准。“史学革命”中,在“左”的政治路线的影响下,阶级分析的方法、阶级斗争的观点逐渐上升到历史观的层面,并且脱离了或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甚至被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这显然是一种以偏概全的理解。“史学革命”给中国史学带来了一个严重后果——史学的政治化倾向,从而使史学丧失了学术自身,走向了“文革”中的“影射史学”之绝境。“史学革命”提出了史学的批判、继承与创新的问题,但没有恰当地解决这一问题。“史学革命”对史学遗产强调批判,缺乏继承,严重削弱或中断了一些优良的治史传统。民国史学有两大传统：一是注重史料；一是注重借鉴西方史学。建国后,这两大治史传统皆被严重削弱或中断,至少不再被视为治史的重要方面。“史学革命”展开了对所谓“资产阶级”史学家的错误批判,削弱了中国史学的研究力量,使一批学有专长且正值学术盛年的学者无法专注甚至一度中断了史学研究。这些都警示我们要做好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工作。“史学革命”提出了史学革新的问题,这一点容易被人所忽视。当时,“史学革命”中有人提出“打破王朝体系、建立人民史体系”的观点,这体现了当时史学面对现实政治需要作出的一种主动适应。虽然,这一观点因其不合理性遭到了批判。但是,它却带给我们一种马克思主义史学随时代发展而不断革新的问题意识。“史学革命”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来讲,虽然其破坏性大于建设性,但也并非一无是处。如,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就在此时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加强,可以说为其以后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史学革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那就是要正确处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正确处理史学“求真”与“致用”的关系,要在学术研究中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通过对“史学革命”的考察,我们看到了建国后中国史学发展的曲折一面,但是这并不是抹杀和无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巨大成绩,我们更不能把中国史学出现的问题归咎于马克思主义本身,取消其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自身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重新迸发了生机与活力,但也不能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存在的问题已经全部解决,有些问题还需我们重新审视,还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需要在结合中国史学传统与实践的基础上,吸收各种文明及不同学科的优秀文化成果,不断丰富自身,发展自身,强化在中国学术领域中的主流地位,并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二、也论康熙科技政策的失误——读席泽宗先生《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一文（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也论康熙科技政策的失误——读席泽宗先生《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一文（论文提纲范文）
（1）张雪门科学教育思想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一、产生基本原因 |
| （一）时代氛围：民国科学教育的兴起 |
| （二）个人志趣：对幼稚教育的孜孜探索 |
| （三）家国情怀：对国家民族的热爱 |
| （四）理论基础：中外着名教育家的影响 |
| 二、形成基本过程 |
| （一）起步期：1910年代中后期起 |
| （二）发展期：1930年代初期左右起 |
| （三）成熟期：1960年代初期左右 |
| 三、主要内容 |
| （一）科学精神 |
| 1. 科学精神：反复思索问题，直抵真相 |
| 2. 儿童科学精神：具有两面性 |
| （二）科学教育 |
| 1. 目的：培植科学精神 |
| 2. 方法：多想多做，注意新旧经验衔接 |
| 3. 教具：简单常用 |
| 4. 过程：与行为课程一致 |
| （三）科技史观 |
| 四、评价 |
| （一）重视幼儿科学教育 |
| （二）简单务实的科学教育主张 |
| （三）充分体现张雪门教育理念的精神内涵 |
| 1. 浓厚的生活气息，强烈的实践意味 |
| 2. 忠实反映行为课程理念 |
| （四）对中国科技落后的认识属于常规认识，未获突破 |
（2）“过去即异国”——詹嘉玲博士访谈录（论文提纲范文）
| 1 与中国数学史结缘 |
| 2 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
| 3 康熙与耶稣会传教士 |
| 4 有关“耶稣会士在中国”的研究方法与思路 |
（3）儒学思维与新旧科技理念（论文提纲范文）
| 一、儒学与中国古代科学面貌 |
| 二、儒学与新科学理念的会通 |
| 三、儒学与技术 |
| 四、总结 |
（4）科学史泰斗席泽宗的学术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 《古新星新表》的历史意义 |
| 科学史家 |
| 治学与育人之道 |
| 已见勋名垂宇宙更留遗爱在人间 |
（5）薮内清及其中国天文学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附件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回顾 |
| 第三节 方法与思路 |
| 一 从更立体的人物研究视角来审视薮内清 |
| 二 研究的关键和难点 |
| 三 研究思路 |
| 四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薮内清的学术渊源 |
| 第一节 日本的汉学、东洋学与中国学 |
| 一 “中国学”的思想来源 |
| 二 汉学、中国学与东洋学 |
| 第二节 京都的“中国学”学派 |
| 一 “中国学”研究机构的创立 |
| 二 “中国学”研究机构的学风 |
| 第三节 中国天文学史研究的诞生 |
| 一 学科诞生的背景 |
| 二 新城新藏所开拓的进路 |
| 第三章 薮内清的学术生涯 |
| 第一节 战前的青葱岁月 |
| 一 早年的求学阶段(1906-1929) |
| 二 学术研究第一阶段:中国天文学史领域的积累和研究阶段(1929~1945) |
| 第二节 战后的全面研究 |
| 一 学术研究第二阶段:主持对中国科技史的全面研究(1945~1969) |
| 二 学术研究第三阶段:成熟和整理时期 |
| 第三节 薮内清与中国 |
| 一 生活中的薮内清 |
| 二 薮内清的中国缘 |
| 三 薮内清的中国认知 |
| 第四章 薮内清的殷历和汉历研究 |
| 第一节 对上古历法的看法 |
| 一 关于殷历的争论 |
| 二 修正新城新藏的观点 |
| 第二节 对汉历的研究 |
| 一 《历术甲子篇》与《太初历》辨疑 |
| 二 《三统历》之制历背景和讨论 |
| 三 探讨音律学和《世经》 |
| 第五章 薮内清的汉唐历法改革研究 |
| 第一节 对隋唐历法改革的再检讨 |
| 一 探讨中国分裂时代的历法:以魏晋南北朝历法为例 |
| 二 薮内清的隋代历法改革探析 |
| 三 关于唐代历法改革的辨析 |
| 第二节 对中国的天文机构和天文学家 |
| 一 薮内清对中国天文机构规制的研究 |
| 二 天文学家和机构管理探析:以唐宋为例 |
| 第六章 薮内清的中国古代天文计算研究 |
| 第一节 薮内清的中国古代天文观测和天文坐标系研究 |
| 一 关于中国的坐标系和天体观测的讨论 |
| 二 薮内清的汉代和宋代星表研究 |
| 第二节 薮内清的中国古代天体理论与推步方法的研究 |
| 一 薮内清的日月运动推算研究 |
| 二 薮内清的理论整理和算法挖掘 |
| 第七章 薮内清对中国天文学外来影响的探讨 |
| 第一节 薮内清的印度天文学研究 |
| 一 探讨西来的印度历法及其影响 |
| 二 关于西来占星术对中国影响之讨论 |
| 第二节 薮内清的伊斯兰天文学研究 |
| 一 关于伊斯兰天文学家的讨论 |
| 二 伊斯兰的天文书籍、星表和观测法 |
| 三 薮内清的伊斯兰历术研究 |
| 第八章 薮内清的中国天文历法“发展极限”论 |
| 第一节 对“中国科学传统”的检视 |
| 一 儒学笼罩下的“科学传统” |
| 二 中国的数理传统:薮内清的中国数学史观点 |
| 第二节 中国天文学式微原因的探讨 |
| 一 中国古代天文学存在发展局限 |
| 二 日本对中西天文学的取舍 |
| 三 中国对西方天文学“不顺遂”的学习 |
| 第九章 结语和后续研究规划 |
| 第一节 结语 |
| 一 薮内清及其时代 |
| 二 薮内清的学术创新 |
| 第二节 后续研究规划 |
| 一 下一步计划 |
| 二 思考 |
| 附录一.薮内清博士年表 |
| 附录二.薮内清博士主要着作目录 |
| 附录三.薮内清博士主要论文目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的学术成绩 |
| 致谢 |
（6）清宫数学仪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4 创新之处 |
| 第2章 中国计算工具的历史沿革与西洋数学仪器的传入 |
| 2.1 古代中国计算工具的发展概况 |
| 2.1.1 算筹 |
| 2.1.2 算盘 |
| 2.2 明清之际西洋数学仪器的传入 |
| 2.2.1 纳白尔筹的传入 |
| 2.2.2 比例规的传入 |
| 2.2.3 计算尺与帕斯卡计算机的传入 |
| 第3章 输入清宫的西洋数学仪器与制作原理 |
| 3.1 康熙帝与清宫数学仪器 |
| 3.2 故宫现存的传入的西洋数学仪器 |
| 3.2.1 矩尺 |
| 3.2.2 角尺 |
| 3.2.3 半圆仪 |
| 3.2.4 比例规 |
| 3.2.5 计算尺 |
| 3.3 欧洲传教士输入清宫的西洋数学仪器的制作原理 |
| 3.3.1 罗氏纳白尔筹的制作原理 |
| 3.3.2 传教士输入清宫的比例规制作原理 |
| 3.3.3 计算尺的制作原理 |
| 第4章 西洋数学仪器在中国的“本土化” |
| 4.1 对西洋数学仪器的仿制 |
| 4.1.1 分厘尺 |
| 4.1.2 两脚规 |
| 4.1.3 比例规 |
| 4.2 对西洋数学仪器的改制 |
| 4.2.1 计算尺 |
| 4.2.2 纳白尔筹 |
| 4.3 对西洋数学仪器的研制 |
| 4.3.1 盘式手摇计算机 |
| 4.3.2 筹式手摇计算机 |
| 第5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致谢 |
（7）西方科技与康熙帝“道治合一”圣王形象的塑造（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本选题的意义 |
| 第二节 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及其特点 |
| 一、关于康熙帝"道治合一"圣王理念的研究 |
| 二、关于康熙帝科技活动的研究 |
| 第三节 本文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
| 一、康熙帝学西学、用西学的动机问题 |
| 二、科学技术与皇权统治的关系问题 |
| 三、西方科技与康熙帝"道统"形象的塑造问题 |
| 四、康熙帝如何用中国儒学统合西方科技的问题 |
| 五、康熙帝科技活动的评价问题 |
| 第四节 本文主要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道治合一":康熙帝的圣王理想 |
| 第一节 道统与治统的同一和分立 |
| 一、儒家"道治同一"的理念:治统体现道统 |
| 二、儒家"道治分立"的立场:道统高于治统 |
| 第二节 康熙帝尊崇道统的信仰昭示 |
| 一、君师并重的理念 |
| 二、亲诣释奠的行动 |
| 三、理学治国的方略 |
| 第三节 康熙帝对"道统"话语权的占有 |
| 一、"学术权威"形象的塑造:争夺道统话语权 |
| 二、对儒家士大夫的打压:剥夺道统话语权 |
| 第三章 "作君作师":西方科技对康熙帝圣王形象塑造的意义 |
| 第一节 "断人是非"之需:西方科技对康熙帝的初次触动 |
| 一、"杨光先历狱案"——中国科学技术的危机 |
| 二、中国科学技术危机对皇权统治的威胁 |
| 三、康熙帝用西方科学补救中国科技危机的努力 |
| 第二节 "作君作师"之用:康熙帝学西学、用西学的深层原因 |
| 一、科学技术在儒学传统中的存在 |
| 二、科学技术在皇权统治中的作用 |
| 第四章 "护国利民":西方科技与康熙帝圣王理想的治统之维 |
| 第一节 指导科学机构的创立与改进 |
| 一、整顿钦天监 |
| 二、建立"皇家科学院" |
| 第二节 主持西洋火炮的研制与使用 |
| 第三节 组织全国地理大测量与舆图的绘制 |
| 一、康熙帝组织全国地理大测量的缘起 |
| 二、康熙帝为全国地理大测量提供的保障 |
| 三、西方传教士在地理测量及其舆图绘制中的努力 |
| 第五章 "知识权威":西方科技与康熙帝圣王理想的道统之维 |
| 第一节 争当科技权威 |
| 第二节 御制科技典籍 |
| 一、主持大型科技丛书——《律历渊源》的编纂 |
| 二、科技典籍的亲撰 |
| 第三节 训导科技人才 |
| 一、留心人才、亲自指点 |
| 二、纠错勘误、公开训导 |
| 第六章 "西学中源":西方科技与康熙帝圣王形象塑造的逻辑完成 |
| 第一节 明末清初"西学中源"说的发展脉络 |
| 一、来华传教士对中学的附会 |
| 二、奉教士人的中西会通思想 |
| 三、遗民学者对"西学中源"说的初步阐述 |
| 第二节 纳西入中——康熙帝"道治合一"形象塑造的必然选择 |
| 第三节 康熙帝对"西学中源"说的大力倡导 |
| 一、"西学中源"说倡导过程中的君臣互动 |
| 二、康熙帝对白晋《易经》研究的指导 |
| 第七章 余论:对康熙帝科技活动的评价问题 |
| 第一节 康熙帝科技活动的态度"矛盾"问题 |
| 一、康熙帝对汉族科学家的"矛盾"态度 |
| 二、康熙帝对西学、西教的"矛盾"态度 |
| 第二节 康熙帝科技活动对儒家道统的影响:拓展与侵害 |
| 一、对儒家道统的拓展 |
| 二、对儒家道统的侵害 |
| 第三节 康熙帝科技活动对清初科技发展的影响:倡导与限制 |
| 一、倡导:科技发展规模的扩大与水平的提升 |
| 二、限制:科研独立性与科学家话语权的丧失 |
| 附录: 康熙帝科技活动年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技艺与皇权：清宫造办处的历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 文献综述与论文选题 |
| 1.1 文献综述 |
| 1.1.1 各史学论着里的清宫造办处研究 |
| 1.1.2 清宫造办处沿革的研究 |
| 1.1.3 清宫造办处运作的研究 |
| 1.1.4 清宫造办处器物的研究 |
| 1.1.5 清宫造办处人物的研究 |
| 1.1.6 清宫造办处与地方的交流研究 |
| 1.1.7 总结 |
| 1.2 论文选题 |
| 1.2.1 选题意义 |
| 1.2.2 研究目标和内容 |
| 1.2.3 研究方法、视角和思路 |
| 1.2.4 创新性 |
| 1.3 清宫造办处档案概况 |
| 1.3.1 清宫造办处档案保存现状 |
| 1.3.2 《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记录特点 |
| 1.3.3 《各作成做活计清档》数据化原则 |
| 2 中国历史上的内廷制作机构 |
| 2.1 秦汉魏晋南北朝：少府(尚方) |
| 2.2 隋唐时期：少府(尚署)、殿中省 |
| 2.3 两宋时期：少府(文思院) |
| 2.4 辽金元时期：多样化 |
| 2.5 明清时期：二十四衙门(御用监)、内务府(造办处) |
| 2.6 小结 |
| 3 清宫造办处的成立及历史分期 |
| 3.1 “清宫造办处”概念辨析 |
| 3.1.1 “清宫造办处”的文本表达及含义 |
| 3.1.2 清宫造办处的成立背景 |
| 3.2 清宫造办处历史分期 |
| 3.2.1 成立期(1689-1722)：康熙皇帝的“科学实验室” |
| 3.2.2 发展期(1723-1735)：雍正皇帝的“托物言志”所 |
| 3.2.3 鼎盛期(1736-1798)：乾隆皇帝的“多宝”工作坊 |
| 3.2.4 守成期(1799-1908)：嘉道诸帝的生活御制所 |
| 3.2.5 消退期(1909-1924)：末代皇帝的器用维修处 |
| 3.3 小结 |
| 4 宫廷与地方之间——雍乾时期清宫造办处的制作版图 |
| 4.1 清宫造办处的京内作坊 |
| 4.1.1 “作”的专业性与弹性 |
| 4.1.2 “城园两重格局” |
| 4.1.3 大大小小的作坊 |
| 4.2 清宫造办处的京外制作地 |
| 4.2.1 京外制作地的分布 |
| 4.2.2 烫手的“御活儿” |
| 4.3 案例：拉萨“雪堆白”与清宫造办处 |
| 4.3.1 乾隆早期雍和宫改建背景下的工匠交流 |
| 4.3.2 乾隆中后期寺庙建设高潮中的器物交流 |
| 4.4 小结 |
| 5 帝王与工匠之间——雍乾时期清宫造办处的运作 |
| 5.1 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的技艺生活 |
| 5.1.1 帝王们的参与热情 |
| 5.1.2 作为设计师的帝王 |
| 5.1.3 作为管理者的帝王 |
| 5.2 细致得力的管理团队 |
| 5.2.1 官员的设置 |
| 5.2.2 官员的晋升 |
| 5.2.3 “技艺官员” |
| 5.3 工匠：清宫中的技艺主体 |
| 5.3.1 工匠的来源 |
| 5.3.2 工匠的规模 |
| 5.3.3 工匠的待遇 |
| 5.4 帝王与工匠之间 |
| 5.4.1 “帝王-官员-工匠”交流模式 |
| 5.4.2 “样”和“稿”的运用 |
| 5.5 小结 |
| 6 “家”与“国”之间——清宫造办处的双重职能 |
| 6.1 皇家生活制造 |
| 6.2 国事公用制造 |
| 6.3 “家”与“国”的权衡 |
| 6.4 小结 |
| 7 清宫造办处的历史评价 |
| 7.1 中国历史上最集中的手工技艺交流平台 |
| 7.2 “宫廷技艺”：清宫造办处的历史遗产 |
| 8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清宫造办处大事记 |
| 附录B 各作成做活计清档》各条目分类标准 |
| 附录C 《内务府造办处各作匠役人名录》(光绪二十二年) |
| 附录D 清宫造办处署名工匠花名册(雍正元年至乾隆六十年) |
| 附录E 清内务府三院等处公题额缺统计表(道光二十年) |
| 附录F 清代皇帝年表 |
| 附录G 清代纪年表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9）中国礼仪之争和路易十四的法国（1640-1710）：中国天主教史钩沉（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中国礼仪之争历史的基本线索 |
| 1.2 近年来有关中国礼仪之争研究的文献综述 |
| 1.3 中国礼仪之争研究中的困境和问题意识 |
| 1.4 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法国介入中国礼仪之争的历史背景 |
| 1.5 研究中国礼仪之争和法国关系的意义 |
| 1.6 法文原始文献的初步探索 |
| 第2章 中国礼仪问题初入法国 |
| 2.1 中国礼仪问题初入法国 |
| 2.1.1 17 世纪初法国人对于中国和中国宗教的认识 |
| 2.1.2 第一位入华法国传教士耶稣会士罗历山神父 |
| 2.2 杨森主义和中国礼仪问题 |
| 2.2.1 帕斯卡反对中国礼仪 |
| 2.2.2 阿诺德反对中国礼仪 |
| 2.2.3 耶稣会在法国的“道德败坏”和在华传教适应政策的联系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17 世纪下半叶法国传教士入华 |
| 3.1 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成立和入华始末 |
| 3.1.1 罗历山神父、教廷传信部以及远东的宗座代牧制 |
| 3.1.2 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成立 |
| 3.1.3 陆方济的第一次和第二次远东之行 |
| 3.1.4 陆方济的第三次远东之行和入华始末 |
| 3.2 巴黎外方传教会和葡萄牙保教权的争斗 |
| 3.2.1 巴黎外方传教会帮助法国进行海外扩张 |
| 3.2.2 远东传教士向宗座代牧宣誓的问题 |
| 3.3 17 世纪法国耶稣会士入华 |
| 3.3.1 17 世纪末法国耶稣会士入华过程 |
| 3.3.2 葡萄牙耶稣会士和法国耶稣会的内讧 |
| 3.3.3 法国耶稣会士和巴黎外方传教会在暹罗的合作与冲突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巴黎外方传教会和法国耶稣会士将中国礼仪问题带入法国 |
| 4.1 巴黎外方传教会和中国礼仪问题 |
| 4.1.1 巴黎外方传教会初入中国的困境 |
| 4.1.2 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福建宗座代牧阎当代牧主教发布《阎当训令》 |
| 4.1.3 巴黎外方传教会全力支持阎当向罗马教廷申诉中国礼仪问题 |
| 4.2 十七世纪末法国耶稣会士将中国礼仪问题带入法国 |
| 4.2.1 17 世纪末中国和中国礼仪问题在法国的传播 |
| 4.2.2 柏应理神父《中国哲学家孔子》和礼仪问题在法国的转向 |
| 4.2.3 李明神父《中国近事报道》和郭弼恩神父《1692 年康熙宽容天主教传教诏令史》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礼仪问题在1700年的法国达到最高潮 |
| 5.1 十七世纪末法国耶稣会在中国礼仪问题上的支持者 |
| 5.1.1 1700 年法国耶稣会士在宫廷的地位和拉雪兹神父对礼仪问题的态度 |
| 5.1.2 费讷隆和耶稣会的亲密关系 |
| 5.1.3 费讷隆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 |
| 5.2 十七世纪末法国耶稣会在中国礼仪问题上的反对者 |
| 5.2.1 曼特侬夫人反对中国礼仪 |
| 5.2.2 巴黎大主教诺阿耶反对中国礼仪 |
| 5.2.3 莫城主教波絮埃反对中国礼仪的观点和现实因素 |
| 5.2.4 巴黎外方传教会向罗马教廷申诉中国礼仪问题的过程 |
| 5.3 中国礼仪问题在1700年的法国被谴责 |
| 5.3.1 波絮埃等人1700年全国教士大会上提出中国礼仪问题 |
| 5.3.2 波絮埃等人试图让巴黎大学神学院审查中国礼仪问题 |
| 5.3.3 巴黎大学神学院审查中国礼仪问题过程的三个问题 |
| 5.3.4 巴黎大学神学院审查中国礼仪问题的辩论要点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尾声：中国礼仪问题传回中国 |
| 6.1 1704 年罗马教廷禁止中国礼仪的过程 |
| 6.2 多罗出使中国失败的经过 |
| 第7章 结论 |
| 7.1 法国在中国礼仪之争历史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
| 7.2 中国礼仪问题争论的三个层面 |
| 7.3 从中国礼仪之争和法国的关系看待明清之际东西方不同的发展方向 |
| 中国礼仪之争文献（一）：《阎当主教训令》 |
| 译者按 |
| 阎当阁下的训令，索邦大学博士，中国福建省宗座代牧 |
| 提交至圣职业部的问题集 由教宗英诺森十二世确定训令中所有条款 |
| 中国礼仪之争文献（二）：阎当主教1699年 1 月11日致信夏尔莫的信 |
| 译者按 |
| 致读者 |
| 阎当主教1699年1月11日致信夏尔莫的信 1700年4月抵达巴黎 此信揭示李明神父关于中国古代宗教观之谬论 |
| 中国礼仪之争文献（三）：法国耶稣会士郭弼恩神父《1692 年康熙宽容天主教传教诏令史》译文 |
| 译者按 |
| 上卷 |
| 下卷 |
| 中国礼仪之争文献（四）《一位索邦大学博士的日记》（节译） |
| 译者按 |
| 编者M.A.Gazier导读（节选） |
| 1700 年日记 |
| 中国礼仪之争文献（五）：《维基百科法文条目：杨森主义（Jansénisme）》 |
| 译者按 |
| 1.杨森主义的定义问题 |
| 2.杨森主义的起源 |
| 2.1 特兰托会议中的圣宠问题 |
| 2.2 法国的奥古斯丁主义：圣西昂和阿诺德家族（Les Arnauld） |
| 3.在法国发生关于《奥古斯丁》的论战 |
| 4.五个命题 |
| 5.杨森派和莫利纳派的论战 |
| 6.帕斯卡与外乡人运动 |
| 7.杨森派在政治上的对立 |
| 8.教会大和解时期 |
| 9.大和解时期结束后的新迫害 |
| 10.《论上帝独子》和大申诉时期 |
| 11.杨森运动的普及 |
| 12.高等法院中的杨森派 |
| 12.1 杨森派和高等法院的联合 |
| 12.2 18 世纪高等法院暴动中杨森派的因素 |
| 13.杨森主义和法国大革命 |
| 13.1 杨森派在《教会公民组织法》中扮演的角色 |
| 13.2 杨森派被明显夸大的历史角色 |
| 14.法国之外的杨森派 |
| 14.1 鲁汶 |
| 14.2 荷兰 |
| 14.3 意大利 |
| 15. 19 世纪的杨森主义？ |
| 主要人物事件编年表 |
| 参考文献 |
| 一.外文档案和报刊索引 |
| 二. 外文原始文献和研究专着 |
| 三.古籍和原始文献 |
| 四.中文译着、中文研究专着以及学位论文 |
| 五.中文期刊、集刊以及论文集论文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1958年“史学革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章从"史学改造"到"史学革命"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对"旧史学"的改造 |
| 第二节 由"改造"向"革命"的转向 |
| 第二章 1958年的"史学革命"运动 |
| 第一节 史学大跃进的发动 |
| 第二节 史学研究目的及领域的变化:"厚今薄古"与"古为今用" |
| 第三节 对"旧史学"的否定:批判"资产阶级"史学 |
| 第四节 新历史体系的构建:所谓的"人民史"的编纂 |
| 第五节 撰史主体的变更:群众性写史活动 |
| 第六节 全方位的史学"大跃进" |
| 第三章 个案研究:"史学革命"在山东大学历史系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的山大历史系 |
| 第二节 由"厚古薄今"到"厚今薄古"的转变 |
| 第三节 "拔白旗、插红旗"运动 |
| 第四节 以学生为主体的编教材、写史活动 |
| 第五节 响应号召、打破常规的"大跃进" |
| 第四章 1958年后对"史学革命"的批评与纠正 |
| 第一节 "史学革命"阵营的分化 |
| 第二节 对"史学革命"的补偏救弊 |
| 第五章 "史学革命"的畸变与影响 |
| 第一节 对历史主义的批判与史学的极端意识形态化 |
| 第二节 政治对史学的强势介入 |
| 第三节 史学界的全面"革命" |
| 第四节 "影射史学"的泛滥 |
| 结语 |
| 附录:1958年"史学革命"相关事件编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也论康熙科技政策的失误——读席泽宗先生《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一文（论文参考文献）
- [1]张雪门科学教育思想述评[J]. 陈浪华.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2(01)
- [2]“过去即异国”——詹嘉玲博士访谈录[J]. 赵静一,王淼. 中国科技史杂志, 2019(04)
- [3]儒学思维与新旧科技理念[J]. 白宗让. 吕梁学院学报, 2018(03)
- [4]科学史泰斗席泽宗的学术贡献[J]. 江晓原. 科学新闻, 2017(11)
- [5]薮内清及其中国天文学史研究[D]. 杨凯. 上海交通大学, 2017(06)
- [6]清宫数学仪器研究[D]. 周赒.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7(02)
- [7]西方科技与康熙帝“道治合一”圣王形象的塑造[D]. 刘溪. 山东大学, 2017(08)
- [8]技艺与皇权：清宫造办处的历史研究[D]. 张学渝. 北京科技大学, 2017(05)
- [9]中国礼仪之争和路易十四的法国（1640-1710）：中国天主教史钩沉[D]. 谢子卿. 上海师范大学, 2016(08)
- [10]1958年“史学革命”研究[D]. 谷学峰. 山东大学, 20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