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财政·金融（论文文献综述）
张国珍[1]（2021）在《绿色并购与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文中提出过去经济发展的模式主要是基于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这种不合理的方式迫使21世纪成为经济亟需向绿色化转变的一个全新阶段,与环境有关的基本问题也得到了广泛关注。绿色投资成为企业的重要命题,促使其生产经营活动摆脱传统业务,尤其对于高消耗、高排放和高污染的典型“三高”类重污染企业而言,想要在社会与环境的和谐发展中生存与增长,这种绿色投资将必不可少。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理想以及经济绿色发展愿景与日趋恶化的环境现实之间的差距亟需弥补,而技术创新是弥补这些差距和实现环境治理的关键和有效途径。从传统的能源生产体系向绿色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新模式转变需要找到合适的途径,作为外部增长方式的并购可以促进这种改变,帮助企业在复杂但至关重要的过程中实现技术创新。以特殊绿色投资模式的绿色并购为代表,为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走出困境提供了契机,即创造了利用外部资源的机会,使企业在较短时间内获得标的方的绿色技术、设备和人才等,大幅提升创新空间,产生技术创新协同效应,克服内部研发长期性和高不确定性等特点,进而实现绿色发展目标。本文以经济、社会和环境追求和谐、持续和效率的绿色发展为背景,把我国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2010-2018年的并购交易事项作为样本,主要研究了绿色并购对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从动态过程中的学习方式选择和资本获取两条渠道探讨了绿色并购对技术创新的作用路径,而且根据主并方、标的方以及并购双方关联性的不同维度特征做出了进一步异质性分析,最后对绿色并购后技术创新的转型效果进行了检验。基于此,本文建立了一个详细的理论和实证框架,为绿色并购所蕴含的成功机制提供一个基于技术创新视角的解释。研究结论主要包含:第一,与非绿色并购相比,绿色并购明显促进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基于持续创新实现机制理论,不同于为了分散经营风险以及实现规模扩张等目的的非绿色并购,从技术创新机遇捕获、技术创新动力增强和技术创新能力提高进行内在机理分析,揭示了“机遇+动力+能力”三大要素在绿色并购促进技术创新微观层面的耦合作用。技术创新的关键在于获取超越组织边界的外部知识和资源,进而在绿色发展环境中发挥竞争优势。而重污染企业在内部有限的资源和能力以及日趋减少的市场规模情境下,发展日益受阻。因此,借助绿色并购获取标的方的绿色技术、绿色设备和人才以及绿色管理经验等,重污染企业可以快速跨越创新门槛,突破路径依赖,以及弥补自身资源缺口,推动技术创新的开展,进而提升在市场的地位和运作效率。由此,利用技术发展中的机遇捕获、惯性突破后的动力增强和资源寻求下的能力提升,绿色并购成为一种基于技术创新的有效策略,具有激励技术创新的巨大潜力。第二,绿色并购对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部分是通过选择二元学习中的探索式方式来实现;绿色并购可以积极获取绿色金融提供的资本支持,从而激励技术创新。鉴于并购和创新并非是重污染企业静态意义上的行为状态,进而从绿色并购影响技术创新的动态过程构建起二元学习和绿色金融的中介机制来解析作用路径的黑箱,支持了机遇、动力和能力微观三要素耦合作用的存在性。基于学习方式选择的背后逻辑是绿色并购开展过程中,发展重点是重污染企业在现有资源库之外寻找全新的绿色技术、理念及解决方案等,选择探索式学习可以更灵活地安排其活动和系统,从而有效地推动技术创新。基于资本获取的背后机理则是绿色并购事项向金融机构等释放了在抑制环境污染和清洁生产方面的利好消息,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和减弱风险感知,为重污染企业投资活动赢得绿色金融的资金支持,不断改善其融资困境进而促进技术创新。第三,当重污染企业处于不同维度特征异质性情境时,绿色并购的技术创新效应有所差异。结合绿色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和默会知识理论等,分析并购交易涉及单主体和主体间典型特征对机遇、动力及能力微观三要素的强化或抑制作用,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主体特征异质性对绿色并购和技术创新活动之间关系的影响。异质性主要表现在三个维度:从主并方特征来看,高管绿色经历能够显着强化绿色并购与技术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表明了这种特殊经历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相比于正向业绩反馈,负向业绩反馈可以增强绿色并购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反映了处于不利经营状况下企业更愿意进行改变;绿色并购对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则在主并方所在地财政压力大时更为明显,说明了当前政府将环保与经济双手抓的态度。从标的方特征来看,资源存量大在绿色并购对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中产生显着正向调节,说明了资源库规模的重要作用;而绿色并购促进技术创新在标的方具有区位优势时大幅增强,显示了区位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从并购双方关联特征来看,知识相似性弱时绿色并购对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被强化;两者间关系在市场互补性强时更为明显;相比于远地理距离,近地理距离显着正向调节绿色并购与技术创新间的正相关关系,均显示出主并双方之间所存在的关联性特征不容忽视。第四,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后技术创新能够显着提升其转型力度,还可以优化提高转型效率以及促使商业模式改变。依托于先发优势理论,绿色并购作为重污染行业内所崛起的一种新兴绿色投资方式,先行进行绿色并购的企业,可以在明显促进其技术创新下,产生积极的转型效果,奠定先发优势。结论充分揭示了技术的积累、突破和创新很难一蹴而就,而绿色并购拥有绿色发展所需技术、知识和资源等,可以从外部获取战略资源和核心能力进行技术创新,这成为传统企业快速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最终实现打破原有发展模式和资源积累的局限,获得更为稳定持久的转型发展。该评估过程加深了对绿色并购与技术创新间联动效应的理解。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深入而系统地考察了绿色并购对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主要的创新之处有:第一,搭建起绿色并购影响技术创新的研究框架,积极扩展了绿色并购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相关研究。在主流文献中,并购和创新的概念上存在着广泛联系,然而绿色并购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却鲜有涉及。一方面,绿色并购作为并购领域一种新兴方式,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但仅存在有限数量的研究涉及到绿色并购和相应绩效。随着绿色并购发展为一种与外部资源连通的重要工具,促使企业创新行为更重视向外的全面开放与整合,不仅可以引入绿色技术和资源,也强调开放式的绿色治理和管理文化,从而避免由于组织边界带来的路径依赖及管理成本过高等问题。本文研究绿色并购的技术创新效应,丰富了该领域经济后果的文献。另一方面,技术创新一直是当前及未来的重要研究领域。到目前为止,对技术创新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在管理、运营领域等进行探索,且越来越多地融入到财会领域以及中介层面等。本文将技术创新与会计学科的并购理论相结合,并且将研究范围拓展至重污染这一传统行业,既降低了行业层面的异质性干扰,也是对技术创新研究领域的有效扩展。最后,本文针对绿色并购对于绿色技术、资源及管理经验等获取的本质特征,基于持续创新实现机制理论,构建起绿色并购捕获技术创新机遇、增强技术创新动力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逻辑架构,合理剖析了绿色并购对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综上,本文将绿色并购与技术创新相结合,清晰地揭示出绿色并购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证实了绿色投资对企业价值的正向作用。第二,基于绿色并购影响技术创新的双重渠道以及三维主体特征异质性调节的解析,充分挖掘了绿色并购对于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本文并未局限于研究绿色并购与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在整体层面的简单直接关系上,而是基于内在机理分析所提出的绿色并购对技术创新机遇捕获、动力增强及能力提高的三要素耦合机制之上,充分探索作用路径及异质性情境,即不仅研究绿色并购为什么对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产生激励效应,还有如何产生作用,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强化或抑制作用的发挥,进而试图建立一个详细的理论框架,揭示从绿色并购活动中提升技术创新的复杂挑战。主要是从学习方式选择和资本获取的两条渠道解析了绿色并购对技术创新的作用路径,即阐明了二元学习和绿色金融在两者间关系中的传导原理,这是从企业学习和融资动态行为过程阐释实现机制的积极探索,也是佐证机遇、动力及能力微观三要素耦合作用存在性的大胆尝试。另外,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及默会知识理论等,依据每一维度从相对微观层面到宏观层面进行典型特征选取的原则,分别加入并购交易双方及两者间关联性三个维度主体特征,细致分析这些因素对于机遇、动力或能力方面的影响,所得结论证实了多个异质性调节效应的存在,为未来研究方向提供更为广泛的见解,从而认识到预先存在的特征条件是至关重要的。上述测试内容均极大地丰富了绿色并购与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研究。第三,有效加强了关于企业通过绿色并购及技术创新实现绿色转型等相关研究结论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组织整体层面及微观要素层面来阐释绿色并购后的技术创新激励效应对于重污染企业转型的促进作用,深化了对于绿色并购及技术创新的认知,并充分揭示了绿色并购后的技术创新能够实现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的和谐统一。实证指出通过绿色并购后的技术创新孕育新的利润增长点是企业尤其是重污染企业实现转型升级的根本出路,也是其摆脱不可持续发展困境的关键路径,为企业转型升级的创新实践提供了数据支持。具体而言,本次研究的重要性体现在政府和组织均需要推动绿色发展的有效信息,以加强企业的绿色实践,而本文及时地提供了关于绿色并购影响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最新信息。从而提高组织对绿色并购的接受程度,为类似于重污染等处于技术创新发展困境的众多企业提供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促使企业能够积极参与并充分受益于绿色并购,推动“绿色”“清洁”“节能”“环保”的实现,进而最终为解决我国企业通过绿色并购实现创新转型问题提供实践思路,对组织和政府相关部门都具有决策借鉴价值。
冯欣[2]（2021）在《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利益相关者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水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也是农业生产的必须要素。面对我国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和农业用水浪费严重的现状,农业水价改革势在必行。但农业用水提价与农民承载力间的矛盾,制约了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开展。因此,进行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研究,从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出发,建立健全农业水价合理分担机制,对于推动改革开展、优化水资源配置和破解水资源供需矛盾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利用加权Topsis法、Micthell评分法、模糊数学模型等研究方法,在分析我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特征和问题的基础上,评价了我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展,识别了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分析了其利益诉求和影响水价的机理,确定了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农业水价分担份额及其分担水价,提出了农业水价合理分担机制。主要结论如下:（1）划分了我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阶段,阐明了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阶段性特征。将我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划分为初始、深入试点、全面推进和分类施策四个阶段,归纳了各阶段特性。分析了改革中制度变迁和机制形成的过程,任务分配和改革进展的空间特征,以及机制落实和节水增效的改革成效。总结了改革创新、多样化的做法和明显的分类特征。（2）构建了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全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展评价。根据改革特征和文献研究,确定了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展评价的指标体系;利用文献分析法和加权Topsis法,分别从指导政府决策和客观定量评价两个角度出发,对31省（区）改革进展进行综合评价。结果显示,各省改革进展评价得分在43.332-99.97分之间,呈现南方>北方,东部>西部>中部的区域特征。粮食主产区受改革任务重、难度大、承载力低等因素影响,改革进展普遍偏慢,需要建立改革激励和农业水价分担机制。（3）明确了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判定和评价方法,丰富了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研究理论。对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进行定义、识别和分类,分析了利益相关者在改革中的利益关系、诉求和影响农业水价的机理。利用专家咨询法进行利益相关者评价,得分在1.55-7.243,呈现农业用水供给方>农业用水使用方>支援保障方,政府>农户>社会。从利益评价和利益诉求出发,提出了利益相关者对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分担方式,明确了政府在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和政府、农户在农业水价分担中的主体地位。（4）提出了农业水价分担份额评估方法,明确了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农业水价分担份额。农业水价分担份额的评估方法包含定性评估、定量评估、综合分析及修正4个部分: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对利益相关者进行定性的利益评价;利用C-D生产函数、单位效益和模糊数学模型等方法,从粮食安全、灌溉效益和生态价值3个角度出发,对主要利益相关者农业水价分担份额进行定量评估;对定性和定量研究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并从激励地方改革和扶持粮食主产区农户的目标出发进行修正,最终确定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农业水价分担份额。研究结果显示,中央、地方政府和农户的农业水价分担份额分别在0.302-0.399,0.292-0.472和0.21-0.395;中央、地方和农户承担的农业水价分别在0.011-0.204元/m3,0.010-0.236元/m3,0.009-0.217元/m3;根据2018年粮食播种和灌溉情况,确定当年粮食灌溉共产生水费496.82亿元,其中中央政府172.1亿元,地方政府165.19亿元,农户159.54亿元。（5）建立了农业水价合理分担机制,提供了破解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困境的途径。在改革进展、利益相关者和农业水价分担份额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核心,四个服务”的农业水价合理分担机制,对于破解改革困境、推动改革开展具有重要意义。创新点:（1）提出了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对全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展进行了评价;（2）提出了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判定和评价方法,丰富了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研究的理论;（3）提出了农业水价分担份额确定方法,确定了各省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农业水价分担份额。
宋颜群[3]（2021）在《相对贫困视角下财政扶贫研究》文中指出中国近些年逐渐形成了以政府扶贫为主、其他部门联合扶贫的多方扶贫格局。从扶贫资金来源上看,中国的扶贫资金分为财政资金、社会资金和国际援助资金等,财政资金是众多扶贫资金中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形式,这也表明了中国扶贫工作以政府部门为主导。财政扶贫成为中国政府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途径。财政扶贫政策一方面直接给予贫困人口一定数额的转移支付或给予贫困地区一定数量的财政扶贫资金,以期直接提升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进而解决贫困问题;另一方面通过教育补助、技能培训、文化下乡等途径提升贫困人口的脱贫能力和脱贫志向进而解决贫困问题。可见,财政扶贫政策不仅包含直接财政扶贫政策,还包含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直接财政扶贫政策与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直接财政扶贫政策主要发挥“输血”功能,间接财政扶贫政策主要发挥“造血”功能。鉴于财政扶贫在消除贫困上的重要作用以及两种政策在解决贫困问题上发挥功能的不同,本文将从直接和间接两方面探讨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情况,厘清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解决相对贫困的作用机制,研究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最终提出财政扶贫政策优化路径。本文的相关研究不仅能够丰富贫困和财政扶贫的相关理论,还能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基于以上研究背景,本文采用数理推导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基于宏微观数据对我国财政扶贫政策进行了系统研究。本文首先构建财政扶贫政策影响相对贫困的理论模型,从理论上分析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影响相对贫困的作用机制,厘清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机理。其次,本文对中国的相对贫困以及财政扶贫现实情况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再次,论文通过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情况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最后,论文根据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讨论了财政扶贫的政策优化问题,并提出了改善财政扶贫效果的具体政策建议,以期解决中国的相对贫困问题。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章是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相关概念、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目标、研究内容以及论文的创新。第二章是文献综述。本文主要从相对贫困和财政扶贫政策两个方面进行文献梳理。对相对贫困而言,本文对贫困的内涵和测度进行了相关回顾。对财政扶贫而言,本文从直接财政扶贫政策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两个方面对财政扶贫的减贫情况进行了梳理和总结。第三章是财政扶贫政策减贫理论分析。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最终目的相同,但作用机制却存在差异。直接财政扶贫政策直接作用于个体收入从而达到减贫目的,但间接财政扶贫政策则通过影响个体的志向水平和脱贫能力来解决贫困问题,同时两者还存在一定的相互作用。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理论研究结果表明:对收入水平不同的个体进行补助以及不同的财政资金分配方式都会影响最终的减贫效果;瞄准偏误对政府转移支付的减贫效果产生负向影响。本文以世代交叠模型为基础,构建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贫理论模型,模型中涉及人力资本、志向水平（努力程度）、家庭教育支出等变量,志向水平是影响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因素。财政扶志政策旨在提升子代的努力程度,进而提升子代的人力资本和收入水平,财政扶智政策旨在通过教育补助提升家庭教育支出,进而提升子代的人力资本和收入水平,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可能会对财政扶贫政策减贫效果产生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志向水平和家庭教育支出均会影响子代人力资本,初始人力资本水平低的家庭不愿对子女进行教育投资,这将造成代际贫困;不管是否包含外生冲击,财政扶志政策（提高努力程度）和财政扶智政策（提供教育补贴）均能起到减贫作用,只是财政扶智政策的减贫效应大于财政扶志政策的减贫效应,且财政扶志扶智政策的联合减贫效应优于两者单独作用下的减贫结果;与不含外生冲击相比,含外生冲击情况下需要更强的财政扶志扶智政策才能发挥减贫作用。第四章是典型化事实分析。本文使用现有宏微观调查数据库对中国的相对贫困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基于扶贫办等部门的扶贫资料整理了财政扶贫现状。结果发现:中国的相对贫困现状较为严重,两级分化现象也较为严重;从城乡和东中西部来看,城镇地区的相对贫困率大体上低于农村地区,东部地区的相对贫困率大体上低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从省份层面来看,不同省份的相对贫困率存在异质性,经济发达省份的相对贫困率大体上较低,经济欠发达省份的相对贫困率大体上较高。中国财政扶贫资金规模近些年稳步增加,财政扶贫资金在不同省份的分配存在差异,不同类别的财政扶贫资金数额也存在差异,中国政府近些年逐渐重视民生方面的财政支出,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水平大幅度提升,这为脱贫成果可持续提供了重要保障。尽管中国财政扶贫政策近些年取得了较大成就,但财政扶贫政策仍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诸如财政扶贫资金存在瞄准偏差、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分散、财政资金扶贫绩效有待提升等等。第五章是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分析政府转移支付的减贫效应、扶贫效率以及财政资金扶贫绩效。本文的扶贫效率从微观层面展开,涉及政府转移支付的瞄准效率和减贫效率等指标,而扶贫绩效则从宏观层面展开,主要使用数据包络方法（DEA）估算财政扶贫资金投入是否达到有效率状态以及效率动态演化趋势。政府转移支付的减贫效应结果显示:瞄准方式影响减贫效应;与等比例分配方式相比,等额资金分配方式的减贫效应更大;随着贫困线的上升,特困户补助和五保的减贫效应先上升后下降。政府转移支付的扶贫效率结果显示:五保、低保、特困户补助和失业救济的瞄准效率和减贫效率相对更高,将养老金看作市场收入结果变化不大;各项政府转移支付在城镇和农村地区的瞄准效率和减贫效率存在差别。财政资金的扶贫绩效结果显示:财政资金扶贫绩效在近些年整体上呈现出递增趋势,但扶贫绩效仍有待进一步提升;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的扶贫绩效相对更高;不同省份的扶贫绩效和扶贫绩效增长速度差异较大,个别省份的扶贫绩效亟须提高;地区经济发展可促进扶贫绩效提升,基尼系数对扶贫绩效的影响为负。第六章是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分析财政扶志政策紧迫性（囿于财政扶志政策数据的缺乏,本文无法直接实证研究财政扶志政策的增志效应）、财政扶智政策的增智效应以及财政扶志扶智政策的合力作用。财政扶志政策的紧迫性结果表明:中国目前存在一定程度的邻里效应和福利依赖现象;贫困存在邻里效应且贫困环境对个体志向水平的影响显着为负,志向水平和努力程度也存在邻里效应,志向水平和努力程度对收入带来负向影响;获得转移支付的家庭子女志向水平更低;以上结果表明财政扶志政策亟须实施。财政扶智政策的增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财政扶智政策（财政教育支出）可显着提高个体学历水平,财政教育支出对个体学历的作用具有长期性和滞后性;财政扶智政策对高收入群体的学历影响较显着,对极低收入群体的学历影响不显着。财政扶志扶智政策的合力作用显示,个体志向水平对学业成绩的影响为正,个体志向水平通过学习时间（努力程度）影响学业成绩,以上结果表明财政扶志政策能够促进财政扶智政策的实施效果。第七章是直接财政扶贫政策与间接财政扶贫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财政扶贫政策的优化。给予家户过度的政府转移支付可能会带来福利依赖现象的发生,财政扶贫资金带来的公共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对个体人力资本产生外溢效应,个体人力资本和志向水平反过来影响政府转移支付的减贫效果。本文从财政扶贫瞄准优化、财政扶贫支出结构优化和其他公共政策配套统筹三方面阐述了财政扶贫政策的优化路径。第八章是结论、政策建议和研究展望。本文第七章的财政扶贫政策优化与第八章的政策建议不同,财政扶贫政策优化主要是指财政扶贫政策本身,想要提升财政扶贫政策减贫效果,首先应当提高政策的瞄准效率,其次应当合理分配财政扶贫资金,最后还应当使得其他公共政策与财政扶贫政策相互配套。而政策建议则主要根据本文的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给出具体的改进措施以提升减贫效果。本文的创新之处包括以下三点。首先,本文构建财政扶贫政策减贫的理论模型。以往财政扶贫的相关研究主要使用实证研究方法,鲜有学者构建财政扶贫政策减少相对贫困的理论模型、分析财政扶贫政策减贫的主要机理,尤其是财政扶志扶智政策影响相对贫困的作用机制。本文以世代交叠模型为基础,将志向水平纳入人力资本累积方程,设计财政扶志扶智政策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并使用数值模拟方法分析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效果,从理论上比较两种政策的减贫效果差异,研究方法较为科学。其次,本文研究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和扶贫效率。以往研究主要关注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也即财政扶贫政策是否能够减少贫困,很少有学者关注财政扶贫政策的效率问题。本文系统研究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情况,剖析财政扶贫的各个方面,为财政扶贫工作提供实践指导。最后,本文关注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效果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往研究主要关注直接财政扶贫政策（政府转移支付等）的减贫效果,鲜有学者研究间接财政扶贫政策（财政扶志扶智政策）的减贫效果,更少有学者从实证角度研究财政扶志扶智政策以及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相互作用。
王毅[4]（2020）在《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文中研究指明纵观中国经济发展史,开放与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主题,中国经济走过的历史实践中以开放为起点取得了诸多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回望百余年前,中国本土市场随鸦片战争首次开放,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开始由封建传统向近代化转型。尽管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和封建政府控制并阻碍了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转型进程,但历史可见的是,旧式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实现了部分的现代金融转型,并且本土金融业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垄断市场前便出现了现代金融业的雏形——新式银行。从对这段重要的开放历史的研究中发现,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被动的开放环境中展现了积极、主动转型的一面,在近代化转型的时代潮流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史为鉴,1840-1927年间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呈现的强大生命力和内生性动力值得被历史铭记并为当前中国本土银行业在深化开放环境中提供借鉴。在经历战乱、新中国计划经济建设后,1978年,改革开放再次打开了中国封闭市场的大门,与1840年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市场开放是中国自己选择的主动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扩大开放程度,同时,中国本土银行业在开放环境中加强自身改革、完善内部结构,从大一统的银行体制出发,通过渐进式增量改革,最终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本土银行业格局。伴随中国金融市场开放规模不断扩大,在外部竞争压力下,本土银行业在竞争与学习中稳步发展,本土银行机构职能逐步清晰,银行实力和竞争力显着提升,当前扩大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银行部门参与竞争夯实基础。以史为鉴,回顾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部门的发展实例,银行这一经济部门窗口展现了包括又不限于金融业发展中的“中国道路”、“中国案例”的成功之处,同样成为今后中国本土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机构参与国际竞争中可以借鉴的历史蓝本。回顾并专门研究近代1840-1927年和1978年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开放条件下的发展历史,最重要的意义是挖掘其中涵盖的发展规律和理论价值,以为当下借鉴。就当前中国本土银行部门面临的发展环境而言,2016年中国入世15年缓冲期结束后,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全面否定的冲击下,经济发展的外部不利因素不断影响着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特别是自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优先”战略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引起中美间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导致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出现频繁波动。在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全新格局中,中国坚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对内统筹改革,对外深化开放。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中国金融开放的12条具体举措;2019年,国务院再次出台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11条措施,标志着中国金融开放进入快车道。在新一轮开放和发展战略中,如何正确把握中国银行部门的发展方向是当前中国银行业变革中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我们借鉴全球先进理念革新思维,另一方面需要更多地深入回顾并总结中国金融发展实践中的历史经验。“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在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实践中获取、总结发展经验,以史为鉴,无疑对深化开放背景下中国本土银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从理论上讲,金融开放对一国或地区特别是金融发展落后的国家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金融开放能够带给本国相对廉价的国际资本,改善一国投资结构,优化金融结构,构建多元化金融体系,以更好地服务于地方实体经济的发展。因而,金融开放往往成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转型的开端,落后国家的金融部门纷纷走上变革之路。然而,落后国家金融部门往往容易在金融开放中脱离本土实际,在西方国家的牵制中走上“依附他人”的发展之路。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成为发展中国家解决金融抑制问题的主要手段,但在多国或地区的实践中看,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理念并不具备普适性,大多数发展中金融改革最终因金融危机被迫暂停或永久性搁浅。2008年,次贷危机对全球金融发展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使得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始重新审视金融开放以及新古典主义的自由放任发展策略。以往实践经验带来的反思是,在金融开放背景下,究竟怎样的发展路径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金融部门实现“追赶”?中国作为金融后发国家的“试验场”,其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历史具有怎样的特征?中国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历史案例能够为未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怎样全新的理论借鉴?为此,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回顾历史,结合实证研究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这一命题进行科学阐述。为了实现这一命题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本文依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得出结论”的思路展开,以历史视角对中国自近代以来两时段金融开放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在理论分析和历史阐述后,结合实证分析方法验证本文在中国案例研究中总结出的相关历史经验以及提出的相关结论,最后在以史为鉴基础上提出发展展望。依照这样的分析思路,本文主要设置以下6章内容:在文章第一部分（包括第1章）介绍本文写作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在写作背景基础上介绍文章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引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包括第2章、第3章、第4章）。其中,在第二章主要介绍了论文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并且在对已有成果进行评述的基础之上指出已有研究仍存问题或漏洞,提出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第三章介绍近代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变迁历程,以市场开放为起点,分析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在华银行对本土金融业的资本侵略事实以及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程。通过对近代开放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的回顾,对近代时期被动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金融业的发展作以总结。第四章对中国金融开放的第二个关键时期,即改革开放后金融市场开放进行理论分析,从中央银行职能的建立和完善,体制内银行部门的发展以及体制外本土银行业的创立分别进行讨论。根据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分为三个层次进行分析,在市场开放的不同阶段对本土银行体系的发展进行深入探讨。本文认为,通过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这一主题进行理论分析,在中国案例两时段的纵向比较中可知,开放背景下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应当以本土特征和本土优势为基础,实施适应本土结构的发展战略;而市场开放的态度将直接决定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转型的彻底性,在这一方面,历史发展的案例已经给出答案。同时,历史地印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本土银行业变革的成功,即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第三部分（包括第5、6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这一部分以近代被动开放和改革开放后主动开放两时段分别进行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之间的实证研究。第五章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对影响近代时期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转型发展的因素进行整合、验证。第六章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对主动开放下本土银行业的发展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包括第7章）基于前面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对中国金融开放两时段的发展历史经验及教训进行总结。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以史为鉴,提出对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进一步发展的启示。本文历史地梳理了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脉络,对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经验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结合经济学方法对发展规律进行科学阐述。肯定了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以本土结构为基础,以开放学习结合本土优势进行渐进式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内生性发展动力的关键作用,这一历史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出有别于其他视角的发展建议,对当前及未来中国银行业开放发展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谭秀娟[5]（2020）在《珠三角九市科技创新补贴政策文本量化研究》文中认为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科技创新能力逐渐成为国家和地区之间竞争的主要驱动力。地方政府通过制定科技创新补贴政策促进本地科技创新和产业经济的发展,科技创新补贴政策对于科技创新活跃度和产业经济具有重大影响,反映了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源流向扶植产业的方向和聚集的程度。在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下,珠三角九市的科技创新补贴政策对相关主体的科技创新活跃度和产业经济的发展具有扩散效应,从而更有利于形成区域协同创新格局,以及共同打造引领全国、辐射周边的创新发展战略高地。本文主要以珠三角九市2014-2018年期间有效执行的230份科技创新补贴政策为样本数。一方面通过文本量化的方法,从政策的有效执行时间、颁布主体、补贴对象和补贴方式等四个维度对政策文本进行频数统计和量化分析。由于不同的分类维度中存在交叉和重叠,因此形成一个多维度、多序列、多层次的相互关联的网络关系。通过这个网络关系反映出珠三角九市科技创新补贴政策的颁布情况、补贴政策的作用点、不同城市对科技创新补贴的范围及组合的偏好,以及科技创新补贴方式的合理性等内容。另一方面,以政策文本数量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科技创新补贴政策对产业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活跃度的影响。最后得出相应的结论,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林明灯[6]（2020）在《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曾经是发达经济体跨国企业特有的经济现象,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也以其为研究对象,成果丰富且已形成较为完善理论体系。然而近十年,中国OFDI呈几何式增长,即使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持续下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仍逆势上扬,并于2016年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企“走出去”发展轨迹,无法用传统OFDI理论中利益最大化解释:在经济飞速增长的趋势下,中企留在国内深耕发展才是合理选择,加之中企整体呈现国际化经验匮乏,自主品牌与技术拥有度较低等特征。传统理论无法从微观视域对中企OFDI行为做出合理解释,究其原因,发达经济体国内制度质量较高,营商环境优越,企业开展跨境投资无“后顾之忧”,无需考虑制度成本与政府寻租,母国制度可视为基本“背景”,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普遍制度建设滞后,政府干预较高,尤其是处于转轨时期的中企OFDI收益更多体现宏观经济利益,而企业微观利益是被兼顾的,其OFDI行为势必受区域制度政策、地方政府治理、国际双边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试图探讨和回应下述核心问题:国际投资领域中,母国制度包含哪些维度?它们间关系是什么?是否都能显着影响企业OFDI?母国制度能否与经典OFDI理论中的资源观、区位观相结合?最后,基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广袤,区域间制度体系演化差异大,地方政府调控力度高、范围广,涉外（投资）协议种类多、缔约频繁的特点,区域制度质量和企业OFDI选择是否具有显着的空间相关性?据此,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研究:（1）在梳理现有国际投资理论与研究基础上,综合中国对外投资制度变迁的历史背景有效评估母国制度影响中企OFDI的有效性。（2）以新制度经济学等经典理论为基础,解析母国制度的理论内涵与框架结构,并在修订OLI范式基础上构建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3）以2003-2015年上市企业OFDI决策为样本,通过Logit模型实证检验母国制度对中企国际化选择的直接影响与调节效应。（4）为中国政府提升区域OFDI水平提供政策建议。基于上述研究思路线索,本文得出结论可归纳为下:（1）母国制度分为国内层面（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国际层面（涉外制度）,共三个维度。国内层面:税制结构优化、信贷制度改革、技术市场成熟、知识产权完善,政府干预降低,补助补贴增多、审批效能提升,腐败活动减少,都能激励中企境外投资,呈现对OFDI的“挤入”效应,另一方面,物权保护力度提升,契约机制有效实施,政府支出规模增加,公共品高质量供给,反而会抑制中企“走出去”,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国际层面:避免双重征税制度与双边投资协议多以资本流入国身份签订,中企在“走出去”进程中无法得到缔约国高标准待遇,因而两类协议无法促使中企OFDI,甚至避免双重征税制度更多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与之相反,自由贸易协定与境外经贸合作区对投资保护与投资激励态度更为积极、开放程度更高、范围更广、条款更具操作性,激励中企到缔约国投资作用效果更佳。（2）母国制度也能以企业所有权优势（或东道国区位优势）为媒介,间接影响企业OFDI选择。国内层面:物权制度、契约制度、信贷制度、技术交易市场与知识产权制度提升,以及政府干涉降低,补贴规模增大,寻租行为减少,都能赋予创新型中企更高水平的技术所有权优势,呈现母国制度“强化”技术所有权优势特征;而企业承担税率降低,公共品供给效率提升,研发投入较多企业倾向留在国内发展,呈现母国制度“弱化”创新型企业OFDI意愿特征。国际层面:涉外制度能优化东道国较低的法治质量与营商环境（如双边投资协议与自由贸易协定）,降低东道国沉重的税收负担与不完善的基础设施对中资流入的抑制作用（如境外经贸合作区）,鼓励中企到制度区位优势缺失的缔约国OFDI,呈现涉外制度“强化”东道国区位优势特征。（3）从“两个统筹”到“三个统筹”是中国加快对外开放水平战略思想的重大创新:国内层面,制度环境作为母国制度最为稳定的制度内核,其本身是静态框架,需要政府构建与之适应的执行机制,才能充分发挥其优越性,本文考察国内制度的十二个子制度对微观特征异质企业OFDI影响差异,可以帮助地方政府重新审视如何利用中企在OFDI决策上表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精准激励目标企业“走出去”;国际层面,既需要中国研究借鉴国际经济规则调整国内制度,为中企培育“走出去”能力提供良好的国内环境,也要求政府调整国内制度政策工具,配合涉外（投资）制度体系效率效能发挥,以争取国际投资领域更大的制度性权力。本文考察中企至签订不同涉外（投资）制度的缔约国OFDI呈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所得结论能帮助中国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进程中更好实现“统筹国际国内规则”。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从母国制度视角对OFDI研究,建立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OFDI具有更强解释力的理论框架。第二,本文将母国制度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的OL优势有机结合,丰富和发展了国际投资理论。第三,本文的研究对将从国际规则国内化以及国内规则国际化两条路径着手,推动现有治理机制和规则体系变革的中国具有较大的实践价值。
曹仪[7]（2020）在《中国代际收入流动及其影响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社会的代际收入流动反映了居民经济收入对家庭背景和外部环境的依赖性,是衡量社会机会公平程度的重要因素,它关系到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和政府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在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劳动者个人因素、家庭环境与社会因素都可成为调节机会公平的关键性因素。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的提升有助于代际收入流动的提升,文明和谐的社会文化有助于减轻贫困群体的社会排斥,有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发展。健康积极的家庭环境有助于降低贫困家庭子女不良生活习惯的概率,进一步提升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政府的公共支出规模在改善收入流动性方面也可以发挥关键性作用,如幼年时期的妇幼保健系统,人力资本累积阶段的公共教育系统,成年时期要素市场（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结构和制度等,在公共支出的调节之下,劳动者的竞争环境可以变得更加平等。有关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水平,目前主要存在三种观点:一是中国经济水平的飞速发展有效推动了居民收入的向上流动,社会代际收入流动水平有所提高;二是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刺激了经济阶层的持续固化,优势家庭子女保持原有经济地位的概率更高,社会代际收入流动的程度相对较低;三是中国代际收入流动程度处于世界中等水平,加大政府公共支出规模可以进一步提升社会流动性。因此,由于中国社会的代际收入流动水平尚未有定论,利用更加科学的方法对代际收入流动程度进行准确的估算,并对其形成机制进行深入的分析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还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的核心问题是:测算中国代际收入的流动程度;探索代际收入流动的内在传递机制;探讨在保障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提升代际收入流动水平。本文主要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采用IV估计、分位数回归与转移矩阵分析法对社会的代际收入流动水平进行测算,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法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内在传递机制进行分析,采用“反事实分析法”探讨收入不平等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采用数值模拟法分析再分配政策对居民收入、收入不平等与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此外,本文基于代际流动全球数据库（GDIM）（2018）对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水平进行了国际比较。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主要有五点:（1）近年来,中国社会的代际收入流动依然相对较低,以子女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财富资本为工具变量的代际收入弹性IV估计为0.322,城市的流动性低于农村,父女的代际收入传递程度高于父子。中位数附近的收入家庭,代际收入流动程度最高。处于收入分布函数两端的家庭呈现出较大的收入继承性。（2）从家庭层面来看,子女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财富资本在代际收入传递过程中产生显着的中介作用,贡献率达到40.92%。农村地区父亲经济收入对子女经济收入影响的直接效应更大。从性别差异来看,人力资本与财富资本在父子的收入传递过程中产生显着的中介效应,贡献率为19.72%,社会资本与财富资本在父女的收入传递过程中产生显着的中介效应,贡献率为15.22%。（3）从市场环境方面来看,收入不平等对代际收入流动产生结构化的影响,机会不平等对代际收入流动起到抑制作用,而努力不平等有助于代际收入流动的提升。（4）从公共政策的层面上来看,加大社会再分配比例,有助于社会资源的均衡分布,提升代际收入流动,但是社会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将会降低,经济的效率与公平无法同时达到最优。此外,适当提升税率,提高税收起征点,对低收入群体更为有利;降低税率,降低税收起征点,对高收入群体更为有利。（5）通过国际比较发现,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在发展中国家排名靠前,在世界范围内排名居中,代际流动性依然需要进一步提升。虽然经济的效率与公平难以同时达到最优,但是中国社会目前仍然需要大力发展经济水平,加大公共支出规模。政策的制定要从有利于弱势群体提升经济收入的角度出发,提升公共教育质量与人力资本的市场回报率,从根本上带动收入的代际流动。以上结论的政策含义是,社会的代际收入流动是市场环境、劳动者自身资本因素与公共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提升代际收入流动需要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兼顾效率与公平,协调区域均衡发展。本文可能的创新和贡献主要有三点:（1）基于信号理论,通过项目反应理论对劳动者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财富资本的潜在特质进行估计,所估计的劳动者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财富资本包含多个方面,比以往研究者的估计值包含更加丰富的资本信息。（2）将收入不平等分解为收入的机会不平等与努力不平等,结构化的讨论了收入不平等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为收入公平与收入流动之间的理论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3）基于OLG模型构建劳动者经济收入的代际传递模型,通过数值模拟对劳动者经济收入的代际传递进行分析,探讨了公共教育投入、家庭人力资本投入、个人禀赋、社会再分配比例对劳动者经济收入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社会再分配比例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
刘志永[8]（2020）在《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具有鲜明转型期特征的“企业家”发展史。肇始于“农民企业家”的改革开放历程,在证明“企业家”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的同时,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复杂性也昭示了中国的特殊性——肯定“企业家”作用时并不能忽视政府及其官员作用。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单纯从企业家角度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中地区发展不均衡突出的现象。地区间不均衡原因,站在现实而非理论的角度,与其说是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禀赋差异,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的“耦合”差异所致。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迈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转型期所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转型叠加而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处理理论上“政府与市场”及其表现在实践上“官员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关系成为了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时期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囿于研究范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抽象的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中国转型期的复杂性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素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把市场经济置于特定社会历史中来进行分析。基于中国特色治理结构和社会主义初级历史阶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由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在地区层面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上还不尽清晰,这不仅关系着地区间能否实现均衡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前行等重大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对地区改革实践的观察,本文采用演绎归纳、历史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借鉴主流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对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和政府及其官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双主体”理论框架,分析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博弈关系,以及“双主体”耦合机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政策及建议。中国“企业家”发展中交织着无处不在的政府“烙印”。循着中国改革脉络,发现实践中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绝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使然,而是中国治理体系和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交织关系在改革中的延展,其复杂关系主要在于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了“准市场主体”的地位。在本文提出“社会网络人”假设下,地方官员如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一样,为了获取其政治利益和财务利益而具有了“企业家”的属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进而和市场企业家一起推动着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双主体”机制是转型期间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宏观层面上肯定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政府及其官员在地区层面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不同于其他相关文献的地方官员“为了增长而竞争”逻辑,本文认为在政治治理体系、地区禀赋结构和“社会网络人”约束下的地方官员的“为了竞争而增长”是“双主体”机制的现实基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耦合”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绩效和可持续增长等取决于两者的“耦合度”,而且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不同致使着“双主体”耦合及其形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地方政府在“耦合”中行为迥异的温州政府和苏南政府为典型性样本和地区科技创新系统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证实了“双主体”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同时,本文从中央层面“把激励做对”来保证地方官员“做对的事情”的纵向机制和通过“中间组织”规制地方政府“做对的事情”和“防止做坏事”的横向机制上,提出了“双主体”稳定运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双主体”耦合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禀赋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相容,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各自行为上的充分自觉,催生出遏制政府随意干涉市场或者“越界”的市场力量和克服市场失灵等的规制力量,该模式最终会朝着“政府公共服务性引导+企业家主导型经济”的耦合方式演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的不同会导致地区间在朝着最终模式演进的速度、路径等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政府的“主体”地位不会消失,转变的只是政府职能——“因时因势因地”与企业家耦合的“能动性”行为。“双主体”下“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多维性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涵不完全在于政府的“大小”或者“强弱”,也不是空泛的“有为”“无为”,更不是僵化的“谁主谁次”“谁动谁从”,而是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因时因势因地”的动态耦合。因此,地区层面上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是一个动态性多维度的意涵,包含着文化维度下“亲清”政商关系和制度维度下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企关系等在内的边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是地区层面“双主体”架构的目的。在“双主体”下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区企业家两个维度入手,提出了通过“双主体”耦合实现地区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及建议。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地区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认为以“中央定规划、部委出政策、地方来执行、事后看绩效”为特征的“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在工业化起步和成长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入创新引领阶段时其不适应性凸显,建议在发展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从“多层级”向“两层级”体制转变;同时,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提出了地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程序化、组织化和法治化等的边界。二是地方政府间接介入地区经济的企业家政策,在前述分析企业家发挥作用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的产权保护、市场化进程、政府行为法治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制度,中观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及文化层面的“亲清”政商关系、“友好”社会环境和“有效”诚信体系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及建议,以期实现“双主体”下的良好契合关系,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黄倩[9]（2020）在《旅游目的地脆弱性对旅游突发事件的影响机制》文中认为安全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旅游突发事件的大规模发生严重影响旅游产业的正常运作,影响旅游者的旅游决策和旅游行为,对旅游地具有较强的干扰性。因此,如何从源头上预防旅游突发事件成为兼具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话题。旅游目的地脆弱性是旅游突发事件产生的重要背景条件,但两者间的影响关系缺乏实证依据。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探索分析了旅游目的地脆弱性与旅游突发事件的影响关系,为旅游目的地脆弱性治理和旅游突发事件形成机制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利于科学认识省域尺度下旅游突发事件的形成规律,能为我国省域旅游目的地的脆弱性治理和旅游突发事件管控提供经验证据。本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探索意义和应用价值。本研究主要围绕“旅游目的地脆弱性-旅游突发事件”的关系结构及其治理展开研究。研究基于脆弱性理论、系统论和事故致因理论等,分析了旅游目的地脆弱性对旅游突发事件的影响关系。以此为基础,研究构建了旅游目的地脆弱性和旅游突发事件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我国31个省域旅游目的地（不含港澳台）2011-2017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两者的时序演变和空间分布特征,探索了旅游目的地脆弱性对旅游突发事件的直接效应、门槛效应以及异质性影响,同时对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异质性影响进行了分析。本研究得到以下结论:（1）我国旅游目的地脆弱性的分布特征。本研究将旅游目的地脆弱性细化为经济子系统、社会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脆弱性,并从暴露度、敏感度和适应力等三个维度对子系统脆弱性进行评价,构建出包括“整体脆弱性-子系统脆弱性-子系统维度-指标因子”等4个层面、23个指标在内的旅游目的地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实证测评的结果表明,我国旅游目的地脆弱性总体上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从空间特征来看,整体脆弱性和子系统脆弱性的分布基本遵循从东向西依次递增的规律。（2）我国旅游突发事件的分布特征。研究测算了旅游突发事件的规模水平和严重性水平,结果表明,我国旅游突发事件规模和严重性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旅游突发事件规模基本上呈现出东部地区最高、西部地区其次、中部地区最低的特征;旅游突发事件严重性基本上表现为西部地区最高、东部地区其次、中部地区最低。从空间差异来看,旅游突发事件规模和严重性的高值地区和低值地区的旅游突发事件规模和严重性水平差异很大,空间差异较大。（3）旅游目的地脆弱性对旅游突发事件的直接效应。社会脆弱性对旅游突发事件规模和严重性的影响系数最大,经济脆弱性次之,环境脆弱性的影响系数最小。脆弱性对旅游突发事件严重性的影响系数均高于对规模的影响系数。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旅游突发事件受到脆弱性的影响较为明显,中部地区旅游突发事件受到脆弱性的影响较小。（4）旅游目的地脆弱性对旅游突发事件影响的门槛效应。门槛效应的检验分析表明,随着旅游目的地整体脆弱性、经济脆弱性和社会脆弱性的增加,其对旅游突发事件规模和严重性的影响效应呈现先增加后减小的态势,分区域的影响效应变化规律也如此。随着静态旅游发展水平的提高,整体脆弱性、经济脆弱性和社会脆弱性对旅游突发事件规模和严重性的影响随之减小;静态旅游发展水平的提高,东部地区脆弱性的影响随之减小、中部地区脆弱性的影响先增加后减小、西部地区脆弱性的影响随之增加。随着动态旅游发展水平的提高,整体脆弱性、经济脆弱性和社会脆弱性对旅游突发事件严重性的影响效应先增加后减小;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影响规律与全国层面相似,西部地区则相反。（5）旅游目的地脆弱性对非均衡旅游突发事件具有异质性影响。分位数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在多数情况下,旅游突发事件规模和严重性的水平越高,脆弱性所扮演的影响作用就越大。在旅游突发事件的不同规模水平下,社会脆弱性、环境脆弱性、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力依次降低。在旅游突发事件的不同严重性水平下,社会脆弱性、经济脆弱性、环境脆弱性的影响力依次降低。总体上,社会脆弱性在旅游突发事件的不同规模和严重性水平下的影响效应都居于首位。东部、中部地区旅游突发事件规模和严重性处于中等或较低水平时,社会脆弱性处于主导地位,当旅游突发事件规模处于较高水平时,经济脆弱性处于主导地位。西部地区在不同旅游突发事件严重性水平下,社会脆弱性的影响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本研究的创新点和研究贡献在于:第一,构建了旅游目的地脆弱性评价体系;第二,从直接影响和异质性影响两个层面探索了旅游目的地脆弱性对旅游突发事件的预测作用,厘清了旅游目的地脆弱性对旅游突发事件影响的发生条件、发生规律,对旅游突发事件的发生先天因素以及作用逻辑有了更本质的认识。第三,考察了静态和动态旅游发展水平在旅游目的地脆弱性和旅游突发事件影响关系中的门槛作用,为认识旅游目的地脆弱性和旅游突发事件的关系结构提供了更充分的理论和实证证据。本研究提出,我国旅游目的地应建立脆弱性治理体系,提高旅游发展质量,以提高旅游突发事件的管控水平。具体实践策略包括:树立系统协调的脆弱性治理理念;构建基于旅游突发事件水平的差异化脆弱性治理体系;平衡旅游发展水平与增长速度,提升旅游发展质量。
龙秀露[10]（2020）在《重庆市武隆区财政支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文中指出财政支农是农业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当前的新形势中,中国农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农村新业态发展的影响,农业政策正处于特殊转型期,自然会改变农业的整体状态,同时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也是应当着重关注的影响因素,以上这些影响因素无疑是财政支农必须直面的新挑战。党中央十分关注“三农”问题,并就该问题发起多次研讨。从2004年起至今年,党中央每年公布以“三农”为核心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三农”问题的重要地位。国家非常关注财政支农计划,该计划实施至今确实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但其中仍旧存在不足之处,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并未明显缩小。本研究针对该武隆区的财政支农问题展开探索与分析,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为地方财政支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论文首先对财政支农的有关理念进行解释,继而对最近几年武隆区财政支农的相关数据进行汇总,并根据汇总数据的发展趋势分析财政支农现阶段的具体情况,例如财政支农的具体规模、内部结构、地域分布等等。数据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财政支农的真实情况,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可总结出武隆区财政支农的优势与劣势,进而针对存在的不足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研究显示,财政支农建设存在以下几个典型问题,包括规模增长不稳定、结构不完善、资金使用不合理、财政支农政策执行中不力等。针对这些问题,应当通过建立财政支持农业稳定增长机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和支出方式、整合区级财政支农资金使用以及强化财政支农工作监管机制等措施提高财政支农效率。
二、财政·金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财政·金融（论文提纲范文）
（1）绿色并购与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概念界定 |
| 1.2.1 绿色并购 |
| 1.2.2 技术创新 |
| 1.2.3 重污染企业 |
| 1.2.4 异质性 |
| 1.3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持续创新实现机制理论 |
| 2.1.2 绿色理论 |
| 2.1.3 资源基础理论 |
| 2.1.4 默会知识理论 |
| 2.1.5 组织学习理论 |
| 2.1.6 先发优势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绿色并购相关研究 |
| 2.2.2 技术创新相关研究 |
| 2.2.3 并购和创新关系研究 |
| 2.2.4 简要述评 |
| 第3章 绿色并购影响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内在机理 |
| 3.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2 实证设计 |
| 3.2.1 数据来源与样本筛选 |
| 3.2.2 变量说明 |
| 3.2.3 理论模型 |
| 3.3 实证结果分析 |
| 3.3.1 描述性统计 |
| 3.3.2 相关性检验 |
| 3.3.3 均值T检验 |
| 3.3.4 多元回归结果 |
| 3.4 稳健性检验 |
| 3.5 内生性处理 |
| 3.6 本章小节 |
| 第4章 绿色并购与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基于动态过程的作用路径解析 |
| 4.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4.1.1 二元学习的中介作用 |
| 4.1.2 绿色金融的中介作用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样本来源与数据筛选 |
| 4.2.2 变量定义 |
| 4.2.3 理论模型 |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检验 |
| 4.3.2 多元回归结果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绿色并购与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基于主体特征的异质性分析 |
| 5.1 单一并购主体特征的影响分析 |
| 5.1.1 主并方特征异质性的调节作用 |
| 5.1.2 标的方特征异质性的调节作用 |
| 5.2 并购双方关联性特征的影响分析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样本和数据 |
| 5.3.2 变量定义 |
| 5.3.3 模型构建 |
| 5.4 实证结果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 |
| 5.4.2 相关性检验 |
| 5.4.3 多元回归结果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后技术创新的转型效果评价 |
| 6.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6.1.1 组织整体层面解析 |
| 6.1.2 微观要素层面解析 |
| 6.2 实证设计 |
| 6.2.1 数据来源和样本筛选 |
| 6.2.2 变量定义和说明 |
| 6.2.3 模型设定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检验 |
| 6.3.2 多元回归结果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进一步检验 |
| 6.5.1 转型效率的后果检验 |
| 6.5.2 商业模式改变的后果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启示 |
| 7.2.1 企业层面 |
| 7.2.2 政府层面 |
| 7.3 研究不足 |
| 参考文献 |
| 图目录 |
| 表目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利益相关者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及目的 |
| 1.2 研究进展 |
| 1.2.1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
| 1.2.2 农业水价分担 |
| 1.2.3 农业水价补贴(补偿) |
| 1.2.4 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 |
| 1.2.5 农业水价和灌溉价值计算 |
| 1.2.6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2.1 名词解释 |
| 2.1.1 农业水价 |
| 2.1.2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
| 2.1.3 农业水价合理分担 |
| 2.1.4 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 |
| 2.1.5 农业水价与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关系辨析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准公共物品理论 |
| 2.2.2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2.3 社会分工理论 |
| 2.2.4 效用价值论 |
| 第三章 我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程研究 |
| 3.1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历程和制度变迁 |
| 3.1.1 我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历程 |
| 3.1.2 我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制度变迁 |
| 3.2 改革任务和进度分析 |
| 3.2.1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任务 |
| 3.2.2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进度 |
| 3.2.3 与2019 年相比2020 年改革进程变化趋势 |
| 3.3 主要任务完成情况 |
| 3.3.1 农业执行水价对运营维护成本弥补情况 |
| 3.3.2 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资金落实情况 |
| 3.3.3 供水计量、定额管理和管护机制配套情况 |
| 3.4 改革成效 |
| 3.4.1 节水成效显着 |
| 3.4.2 灌溉和生产效率提升 |
| 3.5 改革特点及存在问题 |
| 3.5.1 改革特征 |
| 3.5.2 存在问题 |
| 3.6 小结 |
| 第四章 全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展评价研究 |
| 4.1 指标识别 |
| 4.1.1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评价特点 |
| 4.1.2 指标选择原则 |
| 4.1.3 指标确定依据和初步识别 |
| 4.2 指标体系构建 |
| 4.2.1 指标体系 |
| 4.2.2 权重确定 |
| 4.3 以指导政府决策为目标的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展评价 |
| 4.3.1 指标评价标准 |
| 4.3.2 模型构建 |
| 4.3.3 全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展政策性评价结果 |
| 4.3.4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展政策性评价区域差异 |
| 4.4 基于加权Topsis的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展定量评价 |
| 4.4.1 模型介绍 |
| 4.4.2 基于加权Topsis的改革进展评价结果 |
| 4.4.3 基于加权Topsis的改革进展评价区域性差异 |
| 4.5 两种评价方式下结果的差异及综合结果 |
| 4.5.1 两种评价结果差异 |
| 4.5.2 综合考虑两种方法的综合评价结果 |
| 4.5.3 综合评价结果的区域性差异 |
| 4.6 小结 |
| 第五章 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研究 |
| 5.1 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定义与识别 |
| 5.1.1 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识别 |
| 5.1.2 Mitchell评分法 |
| 5.1.3 基于Mitchell评分法的利益相关者确定 |
| 5.1.4 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分类 |
| 5.2 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利益关系和利益诉求分析 |
| 5.2.1 利益关系 |
| 5.2.2 利益诉求 |
| 5.2.3 利益相关者影响农业水价的机理 |
| 5.3 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专家评价 |
| 5.3.1 指标体系 |
| 5.3.2 专家评分结果处理方法 |
| 5.3.3 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专家评价结果 |
| 5.3.4 科研学者与实践工作者评价结果的差异 |
| 5.4 利益相关者对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任务的合理分担 |
| 5.4.1 分担主体识别 |
| 5.4.2 利益相关者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分担责任 |
| 5.4.3 政府部门的分担方式 |
| 5.4.4 用水农户及相关组织的分担方式 |
| 5.4.5 社会机构的分担方式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定量方法的农业水价分担份额研究 |
| 6.1 基于灌溉效益的农户粮食作物农业水价分担份额研究 |
| 6.1.1 基于模糊数学模型的农业灌溉水资源价值 |
| 6.1.2 粮食作物单位水产出与农业单位水产出的关系 |
| 6.1.3 基于C-D生产函数的灌溉效益分摊系数 |
| 6.1.4 基于灌溉效益的农户水价分担份额计算 |
| 6.2 政府内部粮食作物农业水价分担份额研究 |
| 6.2.1 评价体系构建 |
| 6.2.2 基于粮食安全的农业水价分担份额评估 |
| 6.2.3 基于水资源灌溉效益的政府农业水价分担份额计算 |
| 6.2.4 基于生态价值的政府农业水价分担份额计算 |
| 6.2.5 地方及中央政府粮食作物农业水价分担份额计算 |
| 6.3 基于定量方法的粮食作物农业水价分担研究 |
| 6.3.1 基于定量评价的农业水价分担份额 |
| 6.3.2 基于运行维护成本各方分担的农业水价 |
| 6.3.3 计算结果的合理性及局限性分析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农业水价合理分担份额确定和机制建设研究 |
| 7.1 基于“定性+定量”综合评估的粮食作物农业水价分担研究 |
| 7.1.1 “定性+定量”综合评估的农业水价分担份额计算 |
| 7.1.2 基于运行维护成本各方承担的农业水价 |
| 7.1.3 农户分担的水价与当前执行水价之间的关系 |
| 7.1.4 基于“定量+定性”综合评估的各方水费承担额度 |
| 7.1.5 综合评价结果的区域性特征 |
| 7.2 基于激励和扶持机制的农业水价合理分担份额修正 |
| 7.2.1 标准确定 |
| 7.2.2 修正后的农业水价分担份额 |
| 7.2.3 修正后各方承担的农业水价 |
| 7.2.4 修正后粮食灌溉水费分担情况 |
| 7.2.5 修正后分担结果的区域性特征 |
| 7.3 农业水价合理分担机制 |
| 7.3.1 合理定价机制 |
| 7.3.2 政策倾斜机制 |
| 7.3.3 农户参与机制 |
| 7.3.4 社会参与机制 |
| 7.3.5 保障机制 |
| 7.4 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 |
| 8.1 主要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3）相对贫困视角下财政扶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主要概念界定 |
| 1.2.1 相对贫困 |
| 1.2.2 财政扶贫 |
| 1.3 研究方法、思路及目标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及基本框架 |
| 1.3.3 研究目标 |
| 1.4 研究内容 |
| 1.5 论文的创新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贫困的内涵和测度 |
| 2.1.1 贫困的内涵 |
| 2.1.2 贫困的测度 |
| 2.2 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贫研究 |
| 2.2.1 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贫效应 |
| 2.2.2 直接财政扶贫政策扶贫效率 |
| 2.3 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贫研究 |
| 2.3.1 财政扶志政策减贫研究 |
| 2.3.2 财政扶智政策减贫研究 |
| 2.4 相关研究述评 |
| 第三章 财政扶贫政策减贫理论分析 |
| 3.1 财政扶贫政策减贫机制 |
| 3.2 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少相对贫困的理论模型 |
| 3.2.1 理论框架 |
| 3.2.2 数值模拟 |
| 3.3 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少相对贫困的理论模型 |
| 3.3.1 不含外生冲击的理论框架 |
| 3.3.2 包含外生冲击的理论框架 |
| 3.3.3 间接财政扶贫政策 |
| 3.3.4 数值模拟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典型化事实分析 |
| 4.1 相对贫困的结构性特征 |
| 4.1.1 全样本的相对贫困现状 |
| 4.1.2 城乡和东中西部的相对贫困现状 |
| 4.1.3 不同省份的相对贫困现状 |
| 4.2 财政扶贫现状 |
| 4.2.1 财政扶贫基本事实 |
| 4.2.2 财政扶贫成效 |
| 4.2.3 财政扶贫存在的问题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贫实证分析 |
| 5.1 政府转移支付减贫效应 |
| 5.1.1 研究方法和数据 |
| 5.1.2 实证结果分析 |
| 5.1.3 贫困线对减贫效应的影响 |
| 5.2 政府转移支付扶贫效率 |
| 5.2.1 研究方法和数据 |
| 5.2.2 实证结果分析 |
| 5.2.3 养老金视作市场收入 |
| 5.3 财政资金扶贫绩效 |
| 5.3.1 理论分析框架 |
| 5.3.2 研究方法和数据 |
| 5.3.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4 财政资金扶贫绩效的影响因素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贫实证分析 |
| 6.1 财政扶志政策的紧迫性 |
| 6.1.1 研究方法和数据 |
| 6.1.2 实证结果分析 |
| 6.2 财政扶智政策的增智效应 |
| 6.2.1 研究方法和数据 |
| 6.2.2 实证结果分析 |
| 6.3 财政扶志扶智政策的合力作用 |
| 6.3.1 研究方法和数据 |
| 6.3.2 实证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财政扶贫政策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优化 |
| 7.1 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 |
| 7.1.1 直接财政扶贫政策对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影响 |
| 7.1.2 间接财政扶贫政策对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影响 |
| 7.2 财政扶贫政策优化 |
| 7.2.1 财政扶贫政策优化理论模型 |
| 7.2.2 财政扶贫政策优化实施方案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8.1 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提高政府转移支付扶贫效率 |
| 8.2.2 提升财政资金扶贫绩效 |
| 8.2.3 激发相对贫困人口内生动力 |
| 8.2.4 促进财政与扶志扶智政策深度融合 |
| 8.2.5 推动扶贫与财政扶志扶智政策有机结合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8.3.1 研究不足 |
| 8.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思路、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结构安排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基础理论与相关文献评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对金融开放的理解 |
| 2.1.2 对中国金融开放阶段的历史界定 |
| 2.1.3 对被动开放和主动开放的理解 |
| 2.1.4 对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界定 |
| 2.1.5 对发展的理解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内生增长理论 |
| 2.2.2 自组织理论 |
| 2.2.3 理论基础的适用性分析 |
| 2.3 相关文献评述 |
| 2.3.1 市场开放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影响 |
| 2.3.2 1840-1927年间中国本土金融机构的发展 |
| 2.3.3 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业发展 |
| 2.3.4 对现有文献的评价 |
| 第3章 被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840-1927年) |
| 3.1 五口通商与近代金融市场被动开放 |
| 3.2 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银行对华资本牵制 |
| 3.2.1 外国在华银行市场进入及市场垄断 |
| 3.2.2 外国在华银行对旧式金融机构的资本牵制 |
| 3.2.3 中外金融机构互动实质:资本侵略 |
| 3.3 旧式金融机构的历史沉浮 |
| 3.3.1 本土钱庄的近代化转型 |
| 3.3.2 本土票号的时代衰落 |
| 3.4 现代银行业的曲折探索 |
| 3.4.1 发展背景:外商银行干涉与封建势力阻挠 |
| 3.4.2 “官护”银行兴起阶段 |
| 3.4.3 华资银行新设阶段 |
| 3.4.4 本土银行业联合发展阶段 |
| 3.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4章 主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后) |
| 4.1 改革开放与中国金融市场主动开放 |
| 4.2 市场开放与中国银行业“顶层设计”(1978-2001年) |
| 4.2.1 “开大门”的金融开放 |
| 4.2.2 建立中央银行制度 |
| 4.2.3 探索国有银行改革 |
| 4.2.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搭建二级银行体系 |
| 4.3 扩大对外开放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深化调整(2001-2008年) |
| 4.3.1 全面对外开放 |
| 4.3.2 准确定义中央银行地位 |
| 4.3.3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
| 4.3.4 “准体制外”股份制商业银行深化改革 |
| 4.3.5 发展城市商业银行 |
| 4.3.6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本土银行业增量改革 |
| 4.4 后危机时代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多元化布局(2008年后) |
| 4.4.1 中国银行业“走进”国际视野 |
| 4.4.2 中央银行制度完善 |
| 4.4.3 农村金融机构深化发展 |
| 4.4.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建立多元银行体系 |
| 4.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5章 被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5.1 实证分析背景 |
| 5.2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2.1 研究方法 |
| 5.2.2 研究对象 |
| 5.2.3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3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 |
| 5.3.1 研究假设 |
| 5.3.2 研究方法介绍 |
| 5.3.3 样本的基本特征与相关性分析 |
| 5.3.4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5.3.5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 5.3.6 中介效应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主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6.1 变量介绍及数据来源 |
| 6.1.1 数据来源 |
| 6.1.2 研究模型介绍 |
| 6.1.3 变量介绍 |
| 6.1.4 变量基本统计量 |
| 6.1.5 共线性和相关性检验 |
| 6.2 主动开放影响实证分析 |
| 6.2.1 全样本分析 |
| 6.2.2 第二阶段分析 |
| 6.2.3 第三阶段分析 |
| 6.3 不同银行异质性影响分析 |
| 6.3.1 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 |
| 6.3.2 股份制商业银行 |
| 6.3.3 城市商业银行 |
| 6.3.4 农村商业银行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内生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6.6.1 全样本影响结论 |
| 6.6.2 不同阶段影响结论 |
| 6.6.3 不同类型银行影响结论 |
| 第7章 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逻辑、特征、经验及启示 |
| 7.1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逻辑 |
| 7.1.1 历史的变迁:两次金融开放的变迁递进 |
| 7.1.2 政策(环境)的变迁:不同政策效能的变迁差异 |
| 7.1.3 理念的变迁:金融机构变迁发生的关键 |
| 7.2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特征 |
| 7.2.1 以金融开放作为发展起点 |
| 7.2.2 以渐进式改革作为发展思路 |
| 7.2.3 以个体发展带动整体变革 |
| 7.2.4 以增量改革促进存量改革 |
| 7.2.5 以机构改革和功能完善协调推进机构发展 |
| 7.3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经验 |
| 7.3.1 以发挥本土优势为导向 |
| 7.3.2 在开放学习中坚持本土适应性 |
| 7.3.3 发挥主体的内生性带动作用 |
| 7.3.4 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动力 |
| 7.3.5 坚持发展的与时俱进 |
| 7.3.6 结合宏观调控与微观主体能动性 |
| 7.4 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发展启示 |
| 7.4.1 立足国情:保持对外开放与国家战略的一致性 |
| 7.4.2 依托本土:激发本土银行部门发展的自觉能动性 |
| 7.4.3 政府定位:完善金融开放中的政府作用 |
| 7.4.4 以史为鉴:推广金融发展实践和理论的中国方案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表 |
| 致谢 |
（5）珠三角九市科技创新补贴政策文本量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2 科创补贴政策促进珠三角九市科创及产业发展的理论分析 |
| 2.1 科创补贴政策促进科技创新发展的理论依据 |
| 2.2 科技创新补贴政策促进产业经济发展的理论依据 |
| 2.3 科技创新补贴和政府投资基金之间的关系 |
| 2.4 本章小结 |
| 3 珠三角九市科技创新补贴政策文本量化分析 |
| 3.1 样本的选择 |
| 3.2 分析维度的确定 |
| 3.3 定义分析单元与编码 |
| 3.4 信度与效度评估 |
| 3.5 珠三角九市科技创新补贴政策文本频数统计和量化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4 珠三角九市科技创新补贴政策实践存在的主要问题 |
| 4.1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技术研究与开发投入比例结构失衡 |
| 4.2 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有待加强 |
| 4.3 项目补助方式有待改进 |
| 4.4 区域创新系统开放度有待提升 |
| 4.5 创新人才队伍建设亟须强化 |
| 4.6 本章小结 |
| 5 科创补贴政策对珠三角科技创新及产业发展效应的实证分析 |
| 5.1 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2 模型选择 |
| 5.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4 实证分析 |
| 5.5 主要结论 |
| 6 对策建议 |
| 6.1 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支持力度 |
| 6.2 加强创新平台的有效建设 |
| 6.3 创新财政科技投入机制 |
| 6.4 提高创新系统的开放性 |
| 6.5 提升科技创新补贴资金效能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 致谢词 |
（6）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二章 理论述评与文献综述 |
| 2.1 传统OFDI理论 |
| 2.1.1 垄断优势理论 |
| 2.1.2 内部化理论 |
| 2.1.3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2.1.4 比较优势投资论 |
| 2.1.5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 2.2 发展中国家OFDI理论 |
| 2.2.1 小规模技术理论 |
| 2.2.2 技术地方理论 |
| 2.2.3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
| 2.2.4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
| 2.3 OFDI理论的新发展 |
| 2.3.1 战略管理理论—产业观、资源观、制度观 |
| 2.3.2 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 |
| 2.3.3 新新贸易理论 |
| 2.4 关于中国OFDI的研究 |
| 2.5 中国OFDI的竞争优势与来源——制度视角提出 |
| 2.5.1 传统理论对中国OFDI行为的适用性分析 |
| 2.5.2 制度因素的提出 |
| 2.6 制度视角下的OFDI研究 |
| 2.6.1 东道国视角 |
| 2.6.2 制度距离视角 |
| 2.6.3 母国制度视角 |
| 2.7 理论述评 |
| 第三章 中国OFDI制度变迁与发展现状 |
| 3.1 制度视角下中国OFDI发展历程 |
| 3.2 当前中国OFDI突出问题 |
| 3.2.1 境内主体结构失衡 |
| 3.2.2 投资产业结构失衡 |
| 3.2.3 投资区域结构失衡 |
| 3.3 制度视角下原因分析 |
| 3.3.1 非国有资本在境外投资重点领域的“母国制度优势”有待提升 |
| 3.3.2 金融税收制度改革滞后与外企超国民待遇造成大量的返程投资 |
| 3.3.3 区域市场化改革进程差异造成各地投资主体结构分布差异显着 |
| 第四章 母国制度影响企业OFDI理论模型构建 |
| 4.1 理论基础 |
| 4.1.1 母国制度的定义与构成 |
| 4.1.2 母国制度三个维度的框架构建 |
| 4.1.3 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竞争优势来源:母国制度安排 |
| 4.2 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理论模型构建 |
| 4.2.1 前提假设 |
| 4.2.2 函数设定 |
| 4.2.3 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的经济学分析 |
| 4.3 本章小节 |
| 第五章 制度环境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5.1 研究假设 |
| 5.1.1 产权制度 |
| 5.1.2 经济制度 |
| 5.1.3 创新制度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与数据来源 |
| 5.2.2 计量模型构建 |
| 5.2.3 变量说明 |
| 5.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5.3.1 制度环境对中企OFDI行为的直接影响 |
| 5.3.2 制度环境对东部企业OFDI行为的调节效应 |
| 5.4 异质性检验 |
| 5.4.1 所有制差异 |
| 5.4.2 要素密集度差异 |
| 5.4.3 产业差异 |
| 5.4.4 行业集中度 |
| 5.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5.6 本章小节 |
| 第六章 政府治理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6.1 研究假设 |
| 6.1.1 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
| 6.1.2 市场主体激活效率 |
| 6.1.3 行政权利运行效率 |
| 6.2 研究设计 |
| 6.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6.3.1 政府治理对中企OFDI决策的直接影响 |
| 6.3.2 政府治理对东部企业OFDI决策的调节效应 |
| 6.4 异质性检验 |
| 6.4.1 所有制异质性 |
| 6.4.2 要素密集异质性 |
| 6.4.3 产业异质性 |
| 6.4.4 行业集中度异质性 |
| 6.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6.6 母国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异质性企业OFDI关系综合研究 |
| 6.7 本章小节 |
| 第七章 涉外(投资)制度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7.1 研究背景与理论假设 |
| 7.1.1 避免双重征税制度 |
| 7.1.2 国际投资协定——双边投资协定(BIT)与自由贸易协定(FTA) |
| 7.1.3 境外经贸合作区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2.2 回归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7.2.3 描述性统计 |
| 7.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7.3.1 涉外(投资)制度对中企OFDI的直接影响 |
| 7.3.2 涉外(投资)制度对中企OFDI的调节效应 |
| 7.4 异质性检验 |
| 7.4.1 以自然资源寻求为动机 |
| 7.4.2 以战略资源寻求为动机 |
| 7.4.3 以廉价劳动力寻求为动机 |
| 7.4.4 以规避贸易壁垒为动机 |
| 7.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7.6 制度环境、政府治理、涉外(投资)制度与企业OFDI关系综合研究 |
| 7.7 本章小节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完善母国制度环境 |
| 8.1.1 契约制度 |
| 8.1.2 物权制度 |
| 8.1.3 税收制度 |
| 8.1.4 信贷制度 |
| 8.1.5 知识产权制度 |
| 8.1.6 技术交易市场 |
| 8.2 提升政府治理水平 |
| 8.2.1 政府支出 |
| 8.2.2 供给效率 |
| 8.2.3 政府干预 |
| 8.2.4 政府补贴 |
| 8.2.5 行政审批 |
| 8.2.6 政府腐败 |
| 8.3 构建涉外(投资)制度体系 |
| 8.3.1 避免双重征税制度 |
| 8.3.2 国际投资协定 |
| 8.3.3 境外经贸合作区 |
| 8.4 管理启示 |
| 8.4.1 对政府的启示 |
| 8.4.2 对企业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一、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
| 二、主持及参与项目 |
| 致谢 |
（7）中国代际收入流动及其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的 |
| 1.3 概念界定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技术路线 |
| 1.6 主要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7 主要创新点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2 代际收入流动研究 |
| 2.3 代际收入流动的内在传递机制研究 |
| 2.4 收入不平等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 |
| 2.5 公共政策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 |
| 2.6 文献综述 |
| 3 代际收入流动性估计 |
| 3.1 引言 |
| 3.2 模型设定 |
| 3.3 数据与变量 |
| 3.4 基于工具变量法的代际收入弹性估计 |
| 3.5 代际收入弹性的分位数回归分析 |
| 3.6 代际收入流动的转移矩阵分析 |
| 3.7 本章小结 |
| 4 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路径分析 |
| 4.1 引言 |
| 4.2 理论假设 |
| 4.3 模型设定 |
| 4.4 代际收入流动影响机制分析 |
| 4.5 代际收入流动内在影响机制的城乡差异 |
| 4.6 代际收入流动内在影响机制的性别差异 |
| 4.7 章节小结 |
| 5 收入不平等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 |
| 5.1 引言 |
| 5.2 理论假设 |
| 5.3 模型设定 |
| 5.4 基于参数估计的收入不平等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 |
| 5.5 基于非参数估计的收入不平等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 |
| 5.6 章节小结 |
| 6 公共政策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 |
| 6.1 引言 |
| 6.2 模型设定 |
| 6.3 参数设定 |
| 6.4 政策模拟 |
| 6.5 本章小结 |
| 7 代际收入流动研究的国际比较与启示 |
| 7.1 代际收入流动的国际比较 |
| 7.2 代际收入流动影响因素的国际比较 |
| 7.3 机会不平等对代际流动影响的国际比较 |
| 7.4 公共政策对代际流动影响的国际比较 |
| 7.5 国际经验对中国的借鉴与启示 |
| 7.6 本章小结 |
| 8 维护社会公平,提升代际流动 |
| 8.1 完善社会制度,保障机会公平 |
| 8.2 优化财政支出,聚焦精准扶贫 |
| 8.3 深化市场改革,推动机制创新 |
| 9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9.1 主要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已发表和完成的论文 |
| 附录二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8）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企业家与中国改革进程:基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
| 3.1 改革的启动期和企业家萌芽(1978年12 月-1992年10 月) |
| 3.2 改革的推进期和企业家成长(1992年10 月-2002年10 月) |
| 3.3 改革的深化期和企业家发展(2002年10 月-2013年11 月) |
| 3.4 改革的攻坚期和企业家“主体”确立(2012年11 月..至今)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4.1 宏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三期滞后动态模型的SYS-GMM分析 |
| 4.2 微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知识扩散维度的SEM分析 |
| 4.3 政府的作用:实证模型隐含的启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家理论的视角 |
| 5.1 渐进式改革下政府的“有形之手” |
| 5.2 “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 |
| 5.3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官员企业家 |
| 5.4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经济增长困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区经济增长中“双主体”: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6.1 “双主体”的时空辐辏:中国改革实践与理论困境 |
| 6.2 “双主体”耦合:经济增长中的合意行动 |
| 6.3 “双主体”的演化博弈:基于创新的视角 |
| 6.4 “双主体”的稳定均衡:激励约束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双主体”模式检验:以苏南和温州地方政府为样本 |
| 7.1 市场化准备阶段(1978-1992):政府“控制人”+企业家“萌芽” |
| 7.2 市场化初级阶段(1992-2002):政府“经济人”+企业家“侍从” |
| 7.3 市场化发展阶段(2002-2013):政府“协调人”+企业家“主角” |
| 7.4 市场化深化阶段(2013- ):政府“公共人”+企业家“主导”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双主体”模式与地区经济增长 |
| 8.1 中央-地方产业体制:战略性产业的“多层级”向“两层级”转变 |
| 8.2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
| 8.3 地方政府的“企业家”政策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主要内容及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布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9）旅游目的地脆弱性对旅游突发事件的影响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问题提出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标和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研究综述与基础理论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脆弱性 |
| 2.1.2 旅游目的地脆弱性 |
| 2.1.3 旅游突发事件 |
| 2.2 研究综述 |
| 2.2.1 脆弱性研究综述 |
| 2.2.2 旅游突发事件研究综述 |
| 2.2.3 总体研究述评 |
| 2.3 基础理论 |
| 2.3.1 VSD脆弱性模型 |
| 2.3.2 事故致因理论 |
| 2.3.3 系统论 |
| 2.3.4 系统安全理论 |
| 2.4 本研究拟探索方向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旅游目的地脆弱性和旅游突发事件的水平测度 |
| 3.1 旅游目的地脆弱性的水平测度 |
| 3.1.1 旅游目的地脆弱性指标体系 |
| 3.1.2 旅游目的地脆弱性评价方法与数据来源 |
| 3.1.3 旅游目的地脆弱性评价结果 |
| 3.2 旅游突发事件的水平测度 |
| 3.2.1 旅游突发事件评价方法与数据来源 |
| 3.2.2 旅游突发事件评价结果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旅游目的地脆弱性对旅游突发事件的直接效应 |
| 4.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4.2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4.2.1 模型设定 |
| 4.2.2 数据说明 |
| 4.3 实证分析 |
| 4.3.1 变量描述性统计 |
| 4.3.2 旅游目的地脆弱性对旅游突发事件的直接效应分析 |
| 4.3.3 旅游目的地脆弱性对旅游突发事件直接效应的区域差异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旅游目的地脆弱性对旅游突发事件的门槛效应 |
| 5.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5.2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5.2.1 面板门槛模型设定 |
| 5.2.2 数据说明 |
| 5.3 旅游目的地脆弱性对旅游突发事件的门槛效应分析 |
| 5.3.1 旅游目的地脆弱性为门槛变量的门槛效应分析 |
| 5.3.2 静态旅游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的门槛效应分析 |
| 5.3.3 动态旅游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的门槛效应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旅游目的地脆弱性对非均衡性旅游突发事件的异质性影响 |
| 6.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6.2 面板分位数模型设定 |
| 6.3 旅游目的地脆弱性对非均衡性旅游突发事件的异质性影响 |
| 6.3.1 整体脆弱性对非均衡性旅游突发事件的异质性影响 |
| 6.3.2 子系统脆弱性对非均衡性旅游突发事件的异质性影响 |
| 6.4 旅游目的地脆弱性对非均衡性旅游突发事件异质性影响的区域差异分析 |
| 6.4.1 东部地区旅游目的地脆弱性对非均衡性旅游突发事件的异质性影响 |
| 6.4.2 中部地区旅游目的地脆弱性对非均衡性旅游突发事件的异质性影响 |
| 6.4.3 西部地区旅游目的地脆弱性对非均衡性旅游突发事件的异质性影响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总结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与讨论 |
| 7.1.1 旅游目的地脆弱性具有显着的时空特征 |
| 7.1.2 旅游突发事件具有显着的时空特征 |
| 7.1.3 旅游目的地脆弱性对旅游突发事件具有显着的直接效应 |
| 7.1.4 旅游目的脆弱性对旅游突发事件存在门槛效应 |
| 7.1.5 旅游目的地脆弱性对非均衡性旅游突发事件具有异质性影响 |
| 7.1.6 旅游目的地脆弱性对旅游突发事件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区域异质性 |
| 7.2 研究的创新与贡献 |
| 7.2.1 构建了旅游目的地脆弱性评价体系 |
| 7.2.2 揭示了脆弱性对旅游突发事件的预测作用 |
| 7.2.3 考察了旅游发展水平的门槛作用 |
| 7.3 管理启示 |
| 7.3.1 树立系统协调的脆弱性治理理念 |
| 7.3.2 构建基于旅游突发事件水平的差异化脆弱性治理体系 |
| 7.3.3 平衡旅游发展水平与增长速度,提升旅游发展质量 |
| 7.4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7.4.1 研究局限 |
| 7.4.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附录 A 2011-2017年全国31省域旅游目的地脆弱性评价得分 |
| 附录 B 2011-2017年全国31省域旅游目的地旅游突发事件评价得分 |
| 附录 C 2011-2017年全国31省域旅游突发事件数量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重庆市武隆区财政支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意义 |
| 1.1.1 理论意义 |
| 1.1.2 实践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财政支农 |
| 2.1.2 财政支农支出绩效 |
| 2.2 基础理论 |
| 2.2.1 公共产品理论 |
| 2.2.2 公共财政理论 |
| 第3章 武隆区财政支农的现状 |
| 3.1 武隆区财政支农概况 |
| 3.1.1 武隆区财政支农支出规模 |
| 3.1.2 武隆区现行财政支农政策 |
| 3.1.3 武隆区财政支农的具体措施 |
| 3.2 武隆区财政支农工作的成效 |
| 3.2.1 特色产业蓬勃发展 |
| 3.2.2 农村集体经济迅速壮大 |
| 3.2.3 农村电商平台助农增收 |
| 第4章 武隆区财政支农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
| 4.1 存在的问题 |
| 4.1.1 财政支农规模难以持续稳定增加 |
| 4.1.2 财政支农资源分配不合理 |
| 4.1.3 财政支农职能没有充分发挥 |
| 4.1.4 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不高 |
| 4.2 原因分析 |
| 4.2.1 财政支农意识的不足 |
| 4.2.2 财政支农绩效评估体系不完善 |
| 4.2.3 行政管理体系阻碍政府职能转变 |
| 4.2.4 政府部门职权划分不明确 |
| 第5章 武隆区完善财政支农的对策建议 |
| 5.1 建立财政支持农业稳定增长机制 |
| 5.1.1 完善财政支农规章制度 |
| 5.1.2 提高乡镇财政收入分成比例 |
| 5.1.3 财政支持农业发展投入考评机制 |
| 5.2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和支出方式 |
| 5.2.1 优先对农村纯公共产品进行供给 |
| 5.2.2 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 |
| 5.2.3 调整财政支农重点区域和支持方式 |
| 5.3 区级财政支农资金整合使用 |
| 5.3.1 健全统筹平台 |
| 5.3.2 施行整合预算 |
| 5.3.3 引好财力投向 |
| 5.3.4 规范重点环节 |
| 5.4 强化财政支农工作监管机制 |
| 5.4.1 健全完善监管机制 |
| 5.4.2 建设信息化监管平台 |
| 5.4.3 加强对财政资金的监督检查和审计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财政·金融（论文参考文献）
- [1]绿色并购与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D]. 张国珍. 山东大学, 2021(11)
- [2]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利益相关者研究[D]. 冯欣.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1(01)
- [3]相对贫困视角下财政扶贫研究[D]. 宋颜群. 山东大学, 2021(11)
- [4]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D]. 王毅. 吉林大学, 2020(01)
- [5]珠三角九市科技创新补贴政策文本量化研究[D]. 谭秀娟. 暨南大学, 2020(05)
- [6]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D]. 林明灯. 苏州大学, 2020(06)
- [7]中国代际收入流动及其影响机制研究[D]. 曹仪.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8]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D]. 刘志永. 山西财经大学, 2020(12)
- [9]旅游目的地脆弱性对旅游突发事件的影响机制[D]. 黄倩. 华侨大学, 2020(01)
- [10]重庆市武隆区财政支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D]. 龙秀露. 西南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