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人民政府要求拓宽办学筹资渠道 限期抢修中小学危房

一、省人民政府要求拓宽集资办学渠道限期抢修中小学危房（论文文献综述）

李金刚^[1]（2020）在《会宁教育：一个“教育状元县”的时空社会学考察》文中指出当急于奔向教育的未来时,亦需要回过头来看看来时路,以确证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教育时代。一方面,“寒门难出贵子”的现象仍是一个真切的社会议题;另一方面,得益于国家采取的各种举措,部分人和地区也确实因教育而改变命运,赢得名声,实现“逆袭”。面对这种看似矛盾的真相抑或真实,有必要走进那些经典案例,探究其何以如此,分析其在实现教育“逆袭”过程中的所得与所失。本研究选取一个既是国家级贫困县又被称为“教育状元县”的典型县作为研究对象,以时空社会学为理论基础,从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的角度深入考察分析。研讨其塑造教育状元县的历程,分析其为维持教育声誉采取的手段和措施,其中的参与者如何行动;进而探究在这一过程中谁更容易从中受益,他们具有什么样的社会特征;最后,论证该县打造教育社会的全民参与过程。通过对会宁二中搬迁“事件”进行“解剖麻雀”式的深描发现,作为利益相关者,因立场不同,人们对学校的认知相异,对学校搬迁的态度亦是多样,但是都将学校当作资源。其中,学校教师认为学校是文化效应优先的空间、学校周边企业商户则看重学校空间的经济效应,政府则强调社会统筹管理优先。表面上看,学校搬迁只是学校的事情与他无涉,但是搬迁过程中的博弈和利益纠葛的发生则表明学校绝非是独立于社会时空,而是深刻地影响当地的生活。进一步以时间为主线对会宁教育展开“长时段”分析,可以发现会宁县的自然环境和人文风貌并没有给其发展各种行业提供便利,教育则是当地人们与自然、社会相处过程中做出的选择和策略。明清之际,得益于朝廷教化和历史积累,学宫、书院开始出现,部分人尝到教育的甜头。随着社会发展,民国时期现代教育也流传到这一地区,重教之风在变迁中延续。1949年之后,该地区的教育发展历程整体上与社会大环境同步,虽有波折,但是当地人重视教育之根未断,加之当地政府的刻意主导,教育受重视的程度日益增加,其名声也在现代媒体传扬下广为人知,并最终被赋予“教育状元县”称号。该县为维持教育声誉采取诸多方法和策略,以其高中生源为例研究发现,县域内几所高中在招生时,学校间生源存在良莠之差,好学校存在掐尖现象。每一所学校内部,又设置高考指标并具体分配到各个班级、教师,以确保考上大学的学生名额“包产到户”“责任到人”。此外,在学校的日常生活中,也进行精打细算的时空管控和分层划级的人员管理。围绕高中生“尖子生”家庭背景的分析发现,那些家庭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相对好的学生,更容易从中受益。对考入重点大学的学生生源地分析又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结论。即,在该地区,能考入重点大学的学生存在城（县城）乡（乡镇）村（村落）的三级差别。随着社会的发展,当地政府、群众和企业商户合力将该县打造成一个教育社会。其中,政府部门规划设计的“教育景观”为当地打造教育社会提供制度上的引导和整体性的部署;意图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学生及其家长则为当地教育社会的制造提供群众基础;处于政府与学生家长之间的企业商户则利用自身资源优势,既利用着教育名声也为教育名声的维持助力,并积极参与到教育社会的创造中来,三者共同实现会宁县创造教育社会的集体动员。

丁建玉^[2]（2016）在《龙岩市“十二五”期间财政教育投入回顾及“十三五”投入思路》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十二五"期间龙岩市财政教育投入情况、取得成效、存在问题及"十三五"投入思路、对策。

邬平川^[3]（2014）在《学前教育投入的财政法保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强化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是当前我国发展学前教育首要的政策取向。财政法作为规范财政收支行为、调节社会分配的法律规范,理应将学前教育的投入问题纳入范畴,通过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以明确学前教育投入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规范学前教育投入资金的筹集、分配、使用和监督。学前教育是终身教育的基础阶段,是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和教育发展总体规划的影响,我国学前教育发展长期处于被弱化的地位。与高等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等教育体系中的其他各阶段教育相比,学前教育发展严重滞后,成为教育体系中的薄弱环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公众对学前教育的需求日益凸显,学前教育的供需矛盾日渐突出,“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已经逐步演变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成为人们诟病教育的主要问题所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教育公平在我国正逐步由理念走向实践；公共财政体制也在逐步建立和完善；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依法治国方略深入实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稳步推进；政府职能发生深刻转变,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职能得到强化。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学前教育的发展显得尤为迫切。2007年以来,我国对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中央和省、市各级财政加大了对学前教育的投入。据统计,2011-2013年,中央财政已投入学前教育项目经费500亿元,地方财政投入学前教育的资金达到1600多亿元。在各级财政加大学前教育投入的同时,有一种现象不能不引起重视,那就是在这些投入的背后,并没有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作为保障。各级政府的投入行为带有较为明显的随意性和应景之嫌。如何通过法律制度,进一步落实各级政府的职责,理顺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优化财政投入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完善多渠道的投入机制,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完善财政法律制度体系尤为关键。从历史上来看,建国以来,我国学前教育的投入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即以单位为主的分散式的投入阶段、社会化投入为主的多渠道投入阶段、市场化的投入阶段和公共财政加大投入的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学前教育投入的财政法规建设严重滞后；现有的学前教育投入的法律法规落实不到位；学前教育投入的政府责任不到位；学前教育经费投入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资金使用效益不高；学前教育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导致学前教育发展严重不平衡。当前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在保障学前教育投入方面表现出一些共同的趋势,比如公共财政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通过立法保障政府的投入责任、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的多渠道投入机制等。为解决当前我国学前教育投入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应从实体性制度和程序性制度两个方面,完善我国学前教育投入的财政法律制度。实体性制度包括：第一,强化政府在学前教育投入方面的主导地位。主要有发挥财政投入在学前教育投入中的主渠道作用；发挥政府对学前教育投入的引导作用；发挥政府对其他投入主体的制约、监督作用。第二,合理划分各级政府在学前教育方面的事权和财权。明确各级政府发展学前教育的职责；增强县级政府发展学前教育的财力；强化省级政府的统筹。第三,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立相对独立的教育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完善学前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法律法规；合理确定学前教育财政转移支付规模；建立科学的学前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计算方法。第四,成本合理分担的多渠道投入法律制度。适度分离政府职能,推动学前教育投入主体多元化；积极探索多种办园形式,形成学前教育投入主体多元化的运行机制；建立学前教育投入主体多元化的激励机制；完善学前教育价格规制的法律制度。第五,促进学前教育均衡发展的投入制度。以建设普惠性幼儿园为重点,促进园际之间的均衡发展；财政投入向贫困地区和农村倾斜,促进城乡学前教育均衡发展；加大财政对民办教育的扶持力度,促进公办、民办学前教育均衡发展；建立资助体系,促进不同家庭背景幼儿学前教育均衡发展。程序性制度包括：第一,学前教育投入预算制度。解决当前预算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为构建学前教育投入预算法律制度奠定基础；改革法定支出政策,提高预算的整体性；规范预算编制程序,提高预算的科学性；建立部门预算制度,规范学前教育机构管理。第二,学前教育投入绩效评估制度。明确学前教育投入绩效评估的基本原则,确定评估内容,完善评估程序,健全评估法律制度,建立评估指标体系。第三,学前教育投入监督制度。健全学前教育投入监督法律体系；充分发挥多元监督主体的作用；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建立覆盖学前教育经费运行全过程的监督机制。第四,学前教育投入法律责任制度。明确学前教育投入法律责任制度的构成要件和实现形式；规范学前教育投入法律责任的追究程序。

曾维陆^[4]（2014）在《海南省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研究》文中提出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和水平密切相关，既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学校布局结构是否科学合理，不仅直接影响到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与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从深远意义上讲，更关系到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本文从海南省国际旅游岛建设的社会背景出发，阐述了学校布局调整研究的意义，并结合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寻找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内容和思路。回顾了我国中小学校布局调整的背景及发展历程，分析了海南省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根据学校布局调整的基本标准，对海南省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成效进行量化分析。通过典型案例分析，揭示学校布局调整中各利益主体的博弈关系。分析了学校布局调整的途径和模式及其利弊。最后提出了学校布局调整相关的对策和建议。

杨晓霞^[5]（2013）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革中的利益整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0多年的努力,我国的义务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已接近100%,而且实现了真正的全免费教育。但是,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我国义务教育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学校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问题十分突出,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从利益分析的视角来看,当前我国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属于一种不公平的利益分配格局,只有实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革,打破旧的利益格局,在区域间、城乡间、校际间、不同阶层间重新分配教育利益,才能缩小教育差距,保证义务教育的公益性与普惠性。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研究经历和调查,就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革中利益整合问题进行研究,试图揭示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革进程中存在的利益冲突,分析其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实现利益整合、破解发展改革难题的对策建议。根据上述研究目的及思路,本文共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包括选题缘由、研究目的及意义、核心概念界定,以及文献综述,并就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设计作大概的交代。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从利益分析的角度论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革的实质。具体包括：“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革”概念的界定；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革的背景分析；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革的实质。第三部分着重从历史回顾的角度梳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革历程,并对其中的教育利益分配作客观描述,指出教育利益的分配包括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其背后体现的是教育资源的多寡。第四部分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办法,从多元利益冲突的视角揭示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革面临的难点问题,指出均衡发展实质是对利益的重新分配,然而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与既得利益不同,面对新的改革自然也就产生了利益之间的冲突。这其中既包括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冲突,也包括既得利益与新的分配格局之间的冲突。第五部分采用理论与实践互相印证的方法,深入分析和阐明当前我国义务教育发展改革面临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协调好各方利益。第六部分为对策建议部分。只有建立起有效的利益整合机制,才能破解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革面临的困境。针对上述原因,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难点问题的对策建议。

范庆迎^[6]（2012）在《改革开放以来广西边境地区基础教育研究 ——以那坡县为个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广西边境地区基础教育在当前广西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北部湾经济区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积极发展广西边境地区基础教育,对促进广西各民族共同繁荣,构建和谐广西,尽快使广西边境地区摆脱贫困走向富裕道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广西那坡县基础教育为研究对象,从历史学、社会学视角,对改革开放以来广西那坡县基础教育的发展进行研究。以长期积累的文献史料和此次田野调查的史料为基础,结合中英西南基础项目在该地区实施情况,对该地区的基础教育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希望通过这种深入实地的个案研究方式,能切切实实地反映出该地区基础教育的真实面貌。寻求解决广西边境地区基础教育发展问题的对策,为广西边境地区新发展提供更深入的参考依据。本文首先顺着时间的线索对广西边境地区基础教育发展历程以及个案地区—那坡县基础教育做一个简单而清晰的回顾,笔者在清晰梳理改革开放以来那坡县基础教育发展脉络的基础上,以中英西南基础项目为重点,把项目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民风民俗、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影响进行分析,对项目实施所面临的教育发展环境不够理想、教育布局不甚合理、基础教育发展不均衡等方面的困境进行了分析。同时,本文还以那坡县为代表的广西边境地区基础教育与云南边境地区基础教育进行横向对比,在外部动力、边境地区基础教育的国际竞争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和部分差异性。鉴于此,如何解决广西边境地区基础教育发展问题?笔者试从发展广西边境地区基础教育提高人口素质、广西边境地区与东盟国家基础教育的交流与合作、国家对边境地区基础教育的扶持力度、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等方面提出方案,旨在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共同支持广西边境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

郑毅^[7]（2012）在《冲突与调谐：佛寺教育与义务教育基本权利关系研究》文中指出美丽的西双版纳,悠久的傣族文明,灿烂的贝叶文化。长期以来,傣族的民族文化传统都是通过佛寺教育这一特殊形式来完成——男童年满7岁就出家为僧,在佛寺中学习南传上座部佛教、傣语言文字以及丰富的民族文化知识,从而在还俗后成为傣族的“知识分子”。佛寺即学校,佛爷即老师。然而这种兼具宗教信仰和民族文化权利双重内涵的传统教育模式却同代表着受教育权的义务教育制度的诸多法律安排之间产生了强大的张力。上学抑或是出家?学校抑或是佛寺?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权利与权利的激荡,国家法与习惯法的际会,民族文化与主流文明的碰撞,构成了本文所欲关注的核心面向。全文开篇设置了导论,该部分主要针对本文的一些基础性和前提性问题进行全面介绍,包括选题的由来,研究背景、意义和现状,创新之处,重点与难点以及研究方法等。正文部分则可大致分为如下三个板块。首先,对西双版纳地区傣族佛寺教育与义务教育关系的历史、现状及最新发展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描述,并作适当的实证分析与归纳总结。这又可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章中,主要是结合手头掌握的有关资料和调研成果,对西双版纳和西双版纳傣族、南传上座部佛教以及西双版纳傣族传统的佛寺教育的基本情况进行介绍。在第二章中,主要是对于西双版纳地区义务教育和佛寺教育的现状调研及实证分析。包括对调研相关事项的前提性说明、佛寺教育和义务教育的现状、当前对义务教育和佛寺教育关系的协调以及义务教育和佛寺教育关系的新发展等内容进行介绍和分析。前两章肩负着“提出问题”的使命,旨在为本文的后续分析提供一个明晰而完整的考察样本。其次,对西双版纳傣族佛寺教育与义务教育的关系进行法学分析。即从理论、规范、比较、案例等综合视角展开全面而深入的论证。在范围上涉及作为核心的基本权利冲突,尤其是本文首倡的同一主体的基本权利冲突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而出的权力与权力的冲突、权利与权力的冲突以及国家法和习惯法的冲突等。该部分主要由如下章节构成。第三章主要是对于佛寺教育和义务教育关系问题中涉及的基本权利的理论进行细致梳理,从而构建起权利冲突分析的基础框架。主要涉及受教育权、宗教信仰自由权、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权和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权等四个权利。第四章主要是对于基本权利冲突的一般性原理进行梳理和分析。包括对基本权利冲突基本内涵和基本范畴的论述、传统意义上解决基本权利冲突的模式的分别述评,提出基本权利冲突在同一主体上的新特点等,并同傣族佛寺教育义务教育关系问题相结合。第五章主要是对于佛寺教育和义务教育关系中的其他冲突理论,包括权力与权力冲突的理论、权利与权力冲突的理论以及国家法和习惯法的冲突理论,并同样与傣族佛寺教育和义务教育的关系问题进行紧密结合。第六章主要是对于佛寺教育和义务教育关系问题同其他其他民族、国家和地区乃至域外典型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包括同信仰南传佛教的布朗族、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和具有宗教教育传统的伊斯兰民族进行比较分析,同美国、加拿大、德国、俄罗斯、日本、泰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相近制度进行比较分析,以及同美国“威斯康辛州诉约德等”案这一域外典型案例进行比较分析等。可见,这四章内容主要完成“分析问题”的任务,是全文论述的核心。最后,提出调谐西双版纳傣族佛寺教育与义务教育的关系的对策和解决方案。经过现实问题的呈现和深入的法学分析后,提出对策和解决方案就成为全文论述逻辑的最终落脚点。这部分由指导思想和制度实施两章组成。在调谐佛寺教育与义务教育关系指导思想的问题上,即本文的第七章,主要涉及作为本土资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作为域外之鉴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潮、作为核心路径的同一主体基本权利冲突的解决并最终提出作为宏观应对逻辑的“佛寺教育问题”的法治化进路等。在解决佛寺教育问题的制度机制问题上,即本文的第八章,则主要从作为基本制度的义务教育体系中傣族传统文化教育的发展机制、作为配套制度的义务教育体系中傣族文化教育发展的保障机制、作为重要制度的傣族佛寺对于宗教传承的发展与完善机制以及作为核心制度的西双版纳佛寺教育问题的法治化等方面进行详细构建。此外,在本文的余论中,针对佛寺教育与义务教育关系的相关问题作了一定的拓展和展望,这些问题有的由于文章结构的严谨性考量而未予涉及,有的由于篇幅的限制的而不能深入探讨,有的由于过于宏观而超出了本文所能承载的能力范围,但却无一不是在未来的研究中应给予足够关注的重要面向。希望本文的抛砖引玉,能够引起学界对这些问题的充分重视。综上,本文旨在以西双版纳傣族佛寺教育与义务教育冲突问题的客观描述为基础,以其中蕴含的以基本权利冲突为核心的法学要素冲突为视角,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作为域外之鉴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潮为指导,以相关法律体系的构建为目标,最终构建一套协调新时期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教育与国家义务教育之间关系的良性制度框架,并以此为契机,反推法学理论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

刘晓巍^[8]（2011）在《奘寺学童现象及其教育法规因应研究》文中指出奘寺学童现象是云南傣族聚居地区一种独特的教育现象。奘寺学童现象的独特性要求教育政策与法规必须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制宜。《战国策·赵策二》有言：“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法度制令,各顺其宜。”从抽象的理论层面来说,教育政策与法规在傣族地区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既有民族地区教育的共性问题,亦有其特殊性。其共性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制度性安排,保障少数民族学生在完成国家对我国公民的科学文化知识的统一要求的同时,继承和弘扬本民族的文化特色这样一个双重任务；其特殊性是,傣族数百年来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比较完善的,以培养普通信众为目标的奘寺教育体系,且这套教育体系业已内化在傣族传统社会结构之中,成为支撑和传承傣族社会文化的主要力量。面对两种教育体系,教育政策与法规应当如何在教育空问和时间上因而应之。从具体的法规实践来说,现实的矛盾主要存在于地方上的强制入学并没有带来较好的教学质量,反而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傣族村民与政府的对立情绪,以及学校教师和管理者工作压力的剧增,他们普遍反映自己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维持生源和课堂秩序上,甚至无法保证基本的教学质量。从学校教育本身来看,虽然生源得以艰难维持,2000年以后,西双版纳州适龄儿童入学率基本能够维持在98%以上,但三大问题日益凸显：其一,学业成就低。从2001年至2004年西双版纳的统计数据来看,小学的及格率尚能保证在60%-80%之间,而进入初中,及格率常维持在20%-60%之间。从2002年至2005年,勐遮镇考上大专及本科的学生仅有11人,且不全是傣族。其二,隐性辍学率高。以勐遮黎明中学2010年的统计来看,有80%的学生旷课20节,且病假、事假达两周以上。其三,教育过程的双客体化。老师不愿教,学生不愿意学,教与学的成就感极低。问题的特殊性决定了本研究必须在田野考察的基础之上,重新审视西双版纳地区教育政策与法规的适切性。在以往的研究中,面对奘寺教育与学校教育之间的矛盾,存在两类解释范畴：第一类可称之为单因素解释范畴。这一类解释范畴把两者之间的矛盾视为一种,或几种单因素组合影响的结果。通过归纳,这几种单因素主要集中为宗教因素、经济因素和观念因素。在笔者看来,这几种因素均不足以说明奘寺学童现象的特殊性。宗教中的非理性方面看似与科学知识相冲突,但在实践中,傣族村民并未体现出不适,他们一方面按照科学知识种植水稻,同时还会行巫,祭祀谷魂。傣族地区经济相对富裕固然是事实,但并不必然导致不愿入学读书,相反,物质生活的富足往往伴随着对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增大,难道现代科学文化竟然满足不了普通傣族村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观念因素的解释就更加令人不解,因为按照马克思（Karl Marx）的理解,观念必然是社会现实的反映,而不是决定因素。也有学者将这种单因素归结为文化不适,如农业社会文化对工业社会文化的不适、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化的不适等。这种说法有道理,但却过于宽泛,对问题的解决助益不大。第二类范畴可视为教育时空矛盾的解释范畴,即将奘寺教育与学校教育两种教育体系的矛盾视为对教育空间、教育时间安排上的矛盾。这类解释范畴的优点是将矛盾的焦点转移到了教育本身,但空间与时间上矛盾的存在是必然的,而如何协调两者的矛盾正是我们调整教育政策与法规,促进傣族教育发展的目的。从逻辑上来讲,目的并不能成为某事物自身的原因。有鉴于此,对奘寺学童现象的研究必须寻找新的突破口。本研究认为,现代学校教育制度是与工业社会结构相适应的一种教育体系,它在嵌入长期以米相对比较封闭的傣族农业社会时,必然会遭遇结构性障碍,但是,这种结构性障碍本身可以通过政策与法规的调整得到解决。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基本假设,本研究的分析思路是采取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以探求现代傣族教育以及教育背后必要的社会与文化基础,如本土价值、既得利益等,对教育法规提出了那些要求,在此基础上,教育法规应当如何因应。本研究主要采用的方法是结构投射和比较分析,即将奘寺学童现象放在傣族社区结构整体变迁的大背景之下,通过历时性比较与结构性比较,探寻不同教育形式之于普通傣族村民的生活意义。通过比较分析,本研究的结论有三：其一,现代学校教育在傣族地区面临困境之症结并不在于傣族男童必须入寺为僧这一传统习惯。首先,傣族家长并不反对现代学校教育,送子入寺为僧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现实的考虑；其次,佛学修养较高的老僧人们同样不抵制学校教育。不仅不抵制,反而愿意亲自到校督促童僧尊重老师,学习现代科学知识；最后,只有学校教师和管理者众口一词,对奘寺教育多持否定态度,且态度坚决。而且,在学校教师中,只有初中、高中教师反对态度明显,小学教师的态度相对比较温和,其原因也易于理解,他们的升学、考试压力最大。其二,本研究发现,无论是宗教信仰、经济富裕,以及生活观念并不一定必然与学校教育相冲突,相反的是学校教育的内容、方式,以及组织形式并没有契合傣族聚居地区的社会人文结构,继而引起诸多不适。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相对于傣族社区,学校教育系统成了一种外向的,单一评价标准的,统一的教学模式,并且这种模式在各级政策法规下得以固化、强化。正是这种原因,造成了教育政策与法规在傣族聚居地区实践中的诸多困境,如承认的合法性困境、单向度推进学校教育的困境,以及促进平等的困境等等。其三,教育政策与法规在实施过程中,由于界定模糊,理解偏差,以及利益关联等问题,存在执行僵化、单一化的倾向。如,新《义务教育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可以自行实施义务教育,但却无实施细则予以配套,教育行政部门出于自身考虑,亦多倾向于不批准。再如,简单的理解学校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教学原则,将宗教知识排除在课程体系之外等等。本研究经过对国外多元文化教育政策与法规的梳理,在借鉴其某些具体做法之后,提出了缓解奘寺学童现象的四条建议：其一,放松入口,把住过程和出口；其二,建立教学的常模评价制度；其三,中小学教育引入宗教通识课程；其四；提升教师课程开发能力,整合民族教育资源。这四条建议能否促进傣族教育良性发展,其间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以及出台综合的教育政策与法规予以配套,并且在实践中不断磨合。在以往的教育法制研究、教育法学研究中遵循的通常是这样一条路径,即现象-制度-权利-价值。这是西方法学研究的经典路径,目前也是国内法学研究的主流。但是,这种基于西方话语体系的研究模式或范式能否直接搬到中国,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目前国内学者对此尚有争论。本研究抛开了过多的理论性争论,将教育法规的研究直接面对现实问题和困难,通过教育法规的调整如何促进少数民族教育良性发展,在增进少数民族人口的人力资本的同时,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如果说本研究可能有一点理论意义的话,可能也就在于研究思路的不同而已。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明确,因而针对性强。奘寺学童现象自清末民初现代学校教育嵌入之后就一直是困扰西双版纳傣族聚居地区教育发展的顽疾。如果本研究能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些许有益的建议或贡献,这项研究也就有所价值了。

王小兵^[9]（2011）在《教育发展中融资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发展面临资金瓶颈,教育经费短缺问题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拓展融资渠道、提高融资效率成为世界各国教育投融资改革的普遍趋势。不管怎样,各类各级学校的发展,无论是增加教育经费,还是促进教育公平等等,所有这些问题背后其实都是一种制度安排,都离不开教育投融资体制机制的重新设计。在我国的现实社会当中,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重建教育的公共性,意味着要通过制度创新,促进办学体制的灵活性和多样化,使教育重新成为全社会共同投入的公益性事业。本文通过梳理教育财政、教育融资手段和教育融资效率等相关理论研究,对教育融资的整体理论构架有了清晰的了解,采用的理论主要是财政学、管理学、制度经济学等相关理论向教育领域的延伸,这增加了文章的创新性和规范性；同时对美国、日本等国家教育融资经验也进行了整理和借鉴,这些也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然后,本文通过对教育融资方式和融资实践的梳理,归纳出教育融资方式主要有公共财政拨款、贷款融资、项目融资等六种方式,对不同筹资方式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教育融资创新影响因素与教育融资创新绩效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提炼出成本因素、制度因素、结构因素、风险因素和能力因素等五个影响教育融资创新的因素,将教育融资创新绩效的评价分为规模效应和配置效应,并设计了实证模型及相关假设,确定了教育融资绩效的影响因素及评价方法,研究结果表明,各影响因素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基本得到验证,同时在公共教育财政、教育成本分担收费、贷款融资等六种融资手段下,影响因素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各有不同。论文随后从教育融资理念、教育融资路径、教育融资手段三个方面深入阐述了反梯度推进教育融资理念、教育券制教育财政补贴方法、风险投资式助学贷款机制以及教育融资的优化组合等教育融资的创新理念,用以促进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和高效使用。为保证论文理论分析的实际应用价值,论文进行了案例研究,通过相关资料的收集、访谈,从实践角度分析了教育融资创新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根据理论和实证研究,并结合案例分析的结果提出了实施教育融资创新的对策建议。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提出了教育融资创新的影响因素有成本因素、制度因素、结构因素、风险因素和能力因素；教育融资创新绩效包含规模效应和配置效应两个方面。本文构建了结构方程模型,应用数据统计软件验证了教育融资创新影响因素和融资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成本因素、制度因素、结构因素、风险因素、能力因素都对教育融资的规模效应均有不同程度的显着影响；成本因素、制度因素、风险因素对教育融资的配置效率具有不同程度的显着影响。在此基础上对不同融资方式的融资绩效进行了分析比较。（2）在完善助学贷款机制方面,本文从金融创新的角度认为风险投资引入助学贷款,建立和完善风险投资式助学贷款机制,其实质就是一种“资本投资式的”资助计划,即银行对学生的资助等同于对一个有风险的企业进行投资,“买进”学生未来收入的一部分,实际上是使让贷款学生群体承担部分还贷风险。这种风险投资机制有利于完善助学贷款体系,分散贷款风险,为助学贷款提供了一种社会化的风险承担机制,有助于提高助学贷款的稳健性,从而为教育资源筹集提供有效保障。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人力资本经济价值评估模型,分别对银行和个人的贷款风险进行了测算。（3）在不同教育产品的差别定价方面,本文认为教育产品价格是国家支付的人均教育经费（可称隐性价格）与学生支付的学费（可称显性价格）两部分之和,它们的不同组合,形成了不同的教育产品价格类型；教育产品差别定价最终体现为国家和个人之间划定的不同分担比例。这种显性而完整的教育产品价格机制既有利保持原有体制下各界对教育的投资渠道,又能进一步促进学校之间的竞争,激发社会对教育的投资热情,使教育保持应有的竞争、灵活和高效,从而使教育发展回归均衡。

杨斌^[10]（2011）在《农村教育投入：绩效、机制与模式》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是关于农村教育投入问题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在深入考察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现实以及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回顾与借鉴教育投资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教育公平理论,本文系统地建立了农村教育投入绩效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规范性地定义和阐释了农村教育投入绩效的概念内涵,揭示了农村教育投入绩效的形成机理,并构建了农村教育投入绩效评价体系；运用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从充足性、公平性、效率性和效益性四个维度,重点分析并综合评价了中国农村教育投入绩效,深入剖析了影响与制约中国农村教育投入绩效提升的障碍及其形成的直接与深层原因;进而根据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迫切需要,构造了中国农村教育投入模式,并重塑了中国农村教育投入机制；最后,以提升中国农村教育投入绩效为目标,提出了配套的政策建议。一、研究的基本结论1、农村教育投入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农村教育投入对农村经济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之一。通过对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农村教育投入的面板模型分析表明,1998～2008年间,伴随着农村教育投入水平的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也稳步提升,教育投入成为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全国所有省份的农村教育投入对于农村经济增长都有明显的正向推动作用。其中农村教育投入对农村经济增长贡献率最大的山东和上海两省（市）,农村教育投入每增加1%,可以带来农村经济超过1%的增长,农村教育投入的经济效益极为明显。从全国的总体水平来看,农村教育投入每增加1%,农村经济也可以实现平均0.64%的增长。由此可见,加大农村教育投入,提升农村教育投入绩效水平,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2、中国农村教育投入绩效存在着明显的偏差通过对农村教育投入绩效的实证分析与综合评价表明,中国农村教育投入绩效存在着明显的偏差。农村教育投入绩效的偏差主要表现为：农村教育投入力度明显不足,无法充分满足农村教育发展的需要；农村教育投入结构失衡,城乡间、地区间投入结构不合理,严重影响教育均衡发展与教育公平的实现；农村教育资源利用效率不高,造成教育资源的进一步短缺,等等。而产生绩效偏差的直接原因是：财政与事权不统一,政府投资主体重心偏低,造成农村教育投入的体制性短缺；教育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规模偏小、形式单一、缺乏有效监管,导致转移支付手段的收效甚微；监督机制不健全,预算约束力软化,加剧了农村教育资源的短缺。从深层次来看,造成中国农村教育投入绩效偏差的根本原因是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在这种“二元结构”下,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凸显“城市取向”,由此衍生的二元化的教育结构与教育发展战略的“重城轻乡”导致农村教育被“边缘化”。3、明确政府对农村教育投入的主导地位及其责任是影响农村教育投入绩效的关键因素从理论上讲,虽然不同类型的农村教育形式所具备的公共产品性质有所不同,但无论是义务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普通教育还是成人教育、职业教育,都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并且都具有明显的外溢社会效益。一方面,按照受益原则,作为社会公共利益代表的政府,就有责任为这一部分效益支付成本,承担投资责任；另一方面,按照能力原则,政府集中的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居于主导地位,政府理应成为教育投入的主要负担者。尤其是在当前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农民收入不高、农村家庭承受能力较差的现实背景下,政府有责任维护社会公平与教育公平,保证每个农村受教育者也有公平接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从实证研究的结果来看,通过对中国农村教育投入的充足性、公平性和效率性绩效的分析表明,政府教育投入主体地位不明确、责任不清晰是制约农村教育投入绩效的关键因素。因而,只有全面理顺农村教育投入的主体关系,明确政府对农村教育投入的主导地位及其责任与义务,才能为农村教育发展提供坚实的投入保障。4、相对集中型教育投入模式是适应中国农村教育发展需要的理想选择长期以来,我国采取“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分散型教育投入模式,农村教育主要由县乡级基层政府负责,政府教育投入重心过低且财权与事权不统一导致农村教育投入不足,而地区之间经济实力的差异又造成农村地区之间教育发展的不均衡。构建以集权为主导、以分权为主体的相对集中型农村教育投入模式能有效防止各级政府的错位和缺位,保障农村教育投入的稳定来源,切实保证农村教育的健康持续发展。一方面,根据公共财政关于政府间集权与分权理论,分权与集权相结合有利于同时调动中央与地方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以集权为主导、以分权为主体符合农村教育外溢性强的特征,有利于平衡各地农村教育的发展。以相对集中型教育投入模式为核心,积极鼓励与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完善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农村教育投入体系不仅是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保障,也是农村非义务教育的合理选择,有利于农村教育的全面发展与进步。5、完善农村教育投入机制是保障农村教育投入的核心虽然近年来党和政府不断地推动着农村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但是这些改革多是纲领性、宏观性的或者是阶段性、局部性的,缺乏系统、全面的制度建设,难以形成对农村教育发展的稳定保障与持续动力。目前农村教育投入中仍然存在着投入主体责任不明晰、教育投入不足、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教育投入成果的巩固,不利于农村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必须从理顺机制入手全面解决农村教育投入的主要矛盾。重塑农村教育投入机制,完善农村教育投入保障、管理运行、监督约束等方面的规则体系,是促进农村教育优先发展和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实现教育公平终极目标的核心。二、研究的政策建议1、健全农村教育投入模式,强化政府的农村教育投入责任（1）强化以政府为主、多元主体共同投入的农村教育投入模式。理顺政府主体与非政府主体之间的关系,坚持政府对农村教育投入的主要责任,并合理划分不同类型农村教育的投入责任。（2）理顺各级政府主体之间的关系,明确各级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入责任与负担比例,构建相对集中的政府投入模式。2、完善农村教育投入机制,加大农村教育投入保障力度完善农村教育投入的规则体系和运行方式,形成“责任明确、保障有力、管理有序”的农村教育投入机制。（1）完善包括责任分担机制、投入增长机制、转移支付机制、投入激励机制等在内的农村教育投入保障机制,以充分满足农村教育发展对人、财、物的需求。（2）完善包括预算管理机制、经费拨付机制、资源管理机制、绩效管理机制等在内的农村教育投入管理运行机制,全面提高农村教育资源使用效率。（3）完善包括法律监督机制、行政监督机制、内部监督机制、社会监督机制等在内的农村教育投入监督约束机制,确保农村教育投入的有序进行。3、加强农村教育投入绩效管理,提升农村教育投入绩效（1）完善农村教育投入绩效管理的制度建设,明确绩效评价的组织方式、工作程序、评价规则、结果应用以及相关行为主体的权利与义务。（2）建立农村教育投入绩效评价的激励机制,促使政府部门和农村学校及个人主动提高工作积极性和改善工作态度。（3）构建系统的农村教育投入绩效评价体系,确保农村教育投入绩效评价结果的科学性与合理性。（4）建立信息披露机制,增加绩效评价结果的权威性、透明性和公正性。4、推进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提高教育“软实力”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国家教育发展战略,按照教育优先发展、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目标,深入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提高教育的“软实力”。（1）健全教育优先发展的体制机制,充分保证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优先安排教育、财政资金优先投入教育、公共资源优先满足教育。（2）完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治理模式,积极推进科学民主决策,建立教育依法行政的架构,大力推进依法治教、依法治校。（3）优化国家教育结构体系,全面推动各类教育的发展。（4）深化学校内部体制改革,建立现代学校制度。（5）健全教育公平的实现机制,促进农村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扶持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教育。（6）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大力推进全民学习、终身学习。5、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依法保障农村教育投入构建完善的教育法律制度和规范体系,为农村教育投入提供可靠的保障。（1）尽快制定《教育投入法》,将农村教育投入真正纳入依法实施、依法监管的法制化轨道。（2）鼓励地方适时建立地方性的教育投入保障条例或实施细则,因地制宜,量力而行,保持教育事业的持续协调发展。6、优化农村教育投资环境,鼓励与引导民间教育投入规范政府的管理行为,加大对民间教育投入的支持、服务和管理力度,为民间教育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1）营造优惠的政策环境,提高社会主体对农村教育投入的热情,最大限度地发挥教育资金的使用效益。（2）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全面废除和修改各种歧视、阻碍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和规定,构建对公立学校和民办学校一视同仁的政策体系和管理平台。（3）营造有序的发展环境,加强对民办教育的管理与引导,促进民办教育的有序发展。7、创新农村教育融资方式,拓展农村教育投入来源渠道政府及其他农村教育投入主体均有必要进一步广开财源,拓展新的筹资渠道与方式。（1）开征教育税,从法律层面上解决教育经费的可靠来源。（2）开办教育银行,以政策性金融手段服务教育,有利于弥补商业性金融的不足,扩大农村教育投入的资金来源。（3）发行教育彩票,迅速积累大量社会闲散资金,有效地弥补农村教育投入的不足。三、研究的主要创新1、在传统“3E”与“4E”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切合中国农村教育现实的新“4E”原则论文认为,传统的“3E”、“4E”原则虽然对于教育投入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是并不能完全切合中国农村教育的现实及发展的需要,必须要有所发展。于是论文提出了更适合指导中国农村教育投入绩效评价的新“4E”原则：充足性（Enough）、公平性（Equity）、效率性（Efficiency）和效益性（Effectiveness）原则,并以此作为论文绩效评价的目标。2、初步建立了农村教育投入绩效评价的框架体系论文从农村教育投入绩效的内涵出发,依循农村教育投入绩效的形成机理,建立了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绩效评价体系。一方面以充足性、公平性、效率性和效益性为目标分析与评价农村教育投入绩效,另一方面从投入、配置、产出和效果四个方面架构农村教育投入绩效指标体系并实施综合绩效评价,增强了评价的可信度与参考价值。3、构建了基于粗糙集与信息熵的农村教育投入绩效评价模型论文创新地在农村教育投入综合绩效评价中引入粗糙集理论和信息论,运用粗糙集与信息熵相结合的方法构造了一个绩效评价模型,使模型的评价结果更客观、评价过程更简化。

二、省人民政府要求拓宽集资办学渠道限期抢修中小学危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省人民政府要求拓宽集资办学渠道限期抢修中小学危房（论文提纲范文）

（1）会宁教育：一个“教育状元县”的时空社会学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2）龙岩市“十二五”期间财政教育投入回顾及“十三五”投入思路（论文提纲范文）

（3）学前教育投入的财政法保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海南省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革中的利益整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改革开放以来广西边境地区基础教育研究 ——以那坡县为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冲突与调谐：佛寺教育与义务教育基本权利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奘寺学童现象及其教育法规因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教育发展中融资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农村教育投入：绩效、机制与模式（论文提纲范文）

四、省人民政府要求拓宽集资办学渠道限期抢修中小学危房（论文参考文献）

• [1]会宁教育：一个“教育状元县”的时空社会学考察[D]. 李金刚.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2)
• [2]龙岩市“十二五”期间财政教育投入回顾及“十三五”投入思路[J]. 丁建玉. 教育财会研究, 2016(02)
• [3]学前教育投入的财政法保障研究[D]. 邬平川. 安徽大学, 2014(08)
• [4]海南省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研究[D]. 曾维陆. 天津大学, 2014(05)
• [5]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革中的利益整合研究[D]. 杨晓霞. 华中师范大学, 2013(07)
• [6]改革开放以来广西边境地区基础教育研究 ——以那坡县为个案研究[D]. 范庆迎. 广西师范大学, 2012(10)
• [7]冲突与调谐：佛寺教育与义务教育基本权利关系研究[D]. 郑毅. 中央民族大学, 2012(10)
• [8]奘寺学童现象及其教育法规因应研究[D]. 刘晓巍. 西南大学, 2011(03)
• [9]教育发展中融资创新研究[D]. 王小兵. 中南大学, 2011(01)
• [10]农村教育投入：绩效、机制与模式[D]. 杨斌. 西南大学, 2011(09)

标签：学前教育;  教育;  均衡教育;  冲突管理;  社会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