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河南备足春耕物资力争夏粮丰产丰收（论文文献综述）
梁旭升[1]（2021）在《周口夏粮再攀新高 总产稳居河南第一》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今年以来，河南省周口市各级党委、政府牢牢扛稳国家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持续提升粮食供给保障能力，全市夏粮总产量达到110亿斤，稳居全省夏粮总产第一。根据国家统计局周口调查队对全市十个县市区、九个粮食大县190个抽样调查点抽样调查，并经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核准?
冯兵兵[2]（2020）在《湖北省农业机械推广与农业发展（1949-1984）》文中研究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农业机械的推广应用工作,一度把实现农业机械化作为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战略目标和政治目标。中国农业机械推广最初是从增补旧式农具开始,发展到改良旧式农具、推广新式农具,最后才到大规模推广应用现代农业机械,这是一个曲折而艰辛的历史过程。为了尽快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国家先后投入了不计其数的人力、物力、财力,以期能够彻底地改善落后的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村经济面貌。这对中国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1949-1984年,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政府坚定地落实中央促进农业机械化的各项方针、政策,为实现湖北省农业机械化的战略目标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从而推动了湖北省农业机械化的快速发展,快速提高了农业技术装备水平和农业生产力水平,培养了一大批掌握专业技能的农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促进了农业产出持续快速增长,推动了农民收入水平、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根据西方主流农业经济学家的农业现代化理论,人多地少的国家或地区应当优先发展化肥、农药、良种等生物化学技术以节约相对稀缺的土地资源,而地广人稀的国家或地区应当优先发展农业机械化以节约相对稀缺的劳动力资源。这其中暗含着中国人多地少,在制定农业现代化发展战略的时候,应当考虑优先发展化肥、农药、良种等农业生物化学技术,而不应当大规模推动农业机械化。但历史与实践证明,1949-1984年,尽管在积极推动农业机械化的过程中遭遇过不少挫折,中国农业机械化仍旧取得了相当显着的历史性成就,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显然,集体化时期中国农业机械化实践与西方主流农业经济学家的农业现代化理论是相悖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农业机械化道路是失败的。相反,这恰恰说明了西方主流农业经济学理论不足以解释清楚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历史过程。因此,本文研究认为,1949-1984年湖北省农业机械推广得以在较大规模上持续不断推进,根本原因在于农业机械推广具有巨大、广泛的外溢效应。这种外溢效应为广大农村带来了显着的经济社会效益,促进了湖北省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然而,由于这种外溢效应难以进行定量分析,往往容易被人们忽视或低估。本文各章节的主要研究内容及作者观点如下:本文除了导论以外,一共分为四章。导论是全文的导入部分,主要阐述本文所研究问题的选题缘由、研究目的及意义、相关概念界定、国内外文献综述、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及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一章主要描述了1949-1984年湖北省农业机械推广的历史过程。纵观1949-1984年湖北省农业机械推广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历史时期。1949-1957年为农业机械推广的开端时期,1958-1965年为农业机械推广的兴起时期,1966-1978年为农业机械推广的高潮时期,1979-1984年为农业机械推广的调整时期。第一个时期,湖北省在落后的传统农具占主导地位、广大农村农具匮乏的窘境之下,首先通过实施农具贷放政策、加强旧式农具生产以增补旧式农具,快速恢复了农业生产力和农村经济。其次,湖北省广泛推广了双轮双铧犁、马拉播种机、摇臂收割机、新式步犁等十几种新式农机具,通过试验取得了良好效果,极大地提高了劳动效率,但也存在新式农具缺乏科学鉴定、技术传授工作滞后、不少产品粗制滥造、新品试制过程中情绪急躁、农具生产指标过高等一系列问题。再次,湖北省通过试办国营农场、国营排灌站、国营拖拉机站,广泛开展了农业机械化示范工作,充分显示出现代农业机械的巨大威力。第二个时期,在农业“大跃进”的推动下,当阳县跑马乡的“车子化”革新直接推动湖北省农具改革运动的兴起。农具改革运动为广大农村创造了大量耕作、提水、运输、加工等方面的新式工具,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湖北省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使农具改革运动脱离了科学的发展轨道,以致于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这一时期,国营拖拉机站起初下放到公社和生产队经营,但是,由于拖拉机利用率较低、机器损坏较多、经济效益不高,下放的国营拖拉机站又重新收归国营,短期内获得了快速发展壮大,并在1965年达到发展高峰。国营机电排灌事业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先是在农业“大跃进”过程中快速发展,之后遭遇了严重危机与发展困境,经过全面整顿之后取得了显着成效,电力排灌事业得到快速兴起。在第三个时期,第一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在新洲县的召开,确立了国家于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战略目标,极大地推动了湖北省农业机械化进程。此后,湖北省大规模开展拖拉机大会战、饲料粉碎机大会战、水田“三机”大会战,三次“大办”使得湖北省农业机械推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这一时期也是湖北省农业机电排灌事业的大发展时期,一大批大型提水灌溉泵站得到兴建,极大地提升了农业抗击特大旱涝灾害的能力。第四个时期,湖北省成立农业机械局,通过农业机械工业调整、农业机械化服务工作调整、管理农机使用责任制和户营农业机械,从而推动了户营农业机械的快速兴起,极大提高了农业机械经营效益,促进了湖北省农业机械推广工作的健康发展。第二章重点论述了1949-1984年湖北省农业机械推广主体、经营形式和经营效益。湖北省农业机械推广主体主要有国家、集体（包括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和个人。但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农业机械推广主体发挥作用的效果有所不同。具体说来,1949-1965年以国家投资为主,1966-1978年以集体投资为主,1979-1984年以农户投资为主。其中,国家投资包括示范性投资、扶持性投资、管理性投资。示范性投资主要发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此时兴建的国营拖拉机站、国营排灌站都是属于示范性投资的范畴,该项投资为农业机械化深入推进积累了大量经验和技术人员。扶持性投资属于国家“支援人民公社投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为了支援穷队购买农业机械,极大地推动了穷队生产力发展。管理型投资又称农机事业费,对提高了农机人员业务和技术素质、扩大了农机服务领域、降低农机事故起到积极的作用。第一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召开以后,兴起了集体投资农业机械的热潮,此后湖北省绝大部分农业机械由集体投资所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广泛实施以后,农户逐渐取代集体成为农业机械的主要投资者。这一时期,湖北省农业机械使用经营体制发展的总脉络是国有国营——集体所有集体经营——户有户营,经历了由单一经营形式向多种经营形式并存的发展历程。1949-1984年,国营农业机械的经济效益相对较低,集体经营农业机械较之更高,户营农业机械由于产权和经营权相统一,使得农民经营积极性大增,故而经济效益最好。第三章研究了1949-1984年湖北省农业机械推广的积极条件和有利因素。集体化时期,尽管湖北省的农业机械得到了大规模推广使用,取得了相当显着的历史成就,但这一段历史过程并不符合西方主流农业经济学家主张的农业现代化理论。为什么湖北省能够违背西方经典农业经济学理论而能够持续、大规模地进行农业机械推广呢?这是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制度变迁、国家战略、政府政策、经济效益、工业发展等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以洪灾、涝灾、旱灾、生物灾害为主要自然灾害的严重威胁和农业发展的安全性需求是湖北省农业机械推广的客观原因。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农村人民公社化以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等农村经济体制变革为湖北省农业机械的大规模推广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重工业优先的国家工业化战略对农村劳动力、粮食、农业剩余的需要,要求广大农村广泛推广农业机械以增加粮食产量、节省农业劳动力,这是湖北省农业机械大规模推广的内在要求。以拖拉机、内燃机、排灌机械、水田“三机”为代表的农业机械工业发展与壮大,为大规模推广农业机械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以城市石油工业、电力工业以及农村小水电为代表的能源技术进步和产能扩张是农业机械大规模推广的重要支撑。然而,农业机械大规模推广的巨大外溢效应才是湖北省农业机械推广的根本经济动因。第四章主要研究了1949-1984年湖北省农业机械推广能够持续大规模进行的根本原因,第三章主要论述的是广大农村推广农业机械的外在压力、外在条件、外在动力。实际上,若要探寻农业机械得以持续大规模推广的根本原因,我们应当深入到农村内部,从农业机械发挥作用的机制中去发掘。本文认为,湖北省农业机械能够持续大规模推广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机械推广对于整个农村经济社会存在着巨大的外溢效应,这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快速发展。也就是说,客观评价1949-1984年湖北省农业机械推广的经济效果,我们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考虑农机推广主体经营效益的好坏,还应该更多的关注农业机械推广对农业抗灾害能力的提升、对粮食生产安全的保障、对农业基础设施的巩固、对农业生产结构的完善以及对农村劳动力市场的重塑,等等。由于农业机械推广对于农村、农业、农民的积极作用十分广泛,农业机械推广的外溢效应难以进行定量统计,因此常常容易被人们忽视,或者没有予以充分重视。但事实上,1949-1984年农业机械推广产生的外溢效应是十分巨大的。所以,我们在研究农业机械推广经济效果的时候,应该对农业机械推广的外溢效应给予充分重视并深入详细考察,只有完全解读农业机械推广的外溢效应,才能理解1949-1984年湖北省农业机械大规模推广的根本原因。
赵娜娜[3]（2019）在《“大跃进”时期河南省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村公共食堂是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伴生物和重要构成内容,是一种曾经轰轰烈烈地改变中国农民传统生活方式的“新生事物”。它从1958年夏的迅速兴起到1961年初的悄然解散,走过了近四载的曲折历程。本文以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典型区域之一——河南省新乡专区武陟县作为特定的考察区域,梳理出河南省武陟县“大跃进”时期农村公共食堂的建立、巩固、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考察19581961年间武陟县公共食堂兴起的背景、政策调整、强行恢复、艰难维持以及最终解散的过程,力求对三年困难时期武陟县公共食堂做出客观的历史评价。河南省是开展公共食堂最早的省份,武陟县又是河南省兴办公共食堂最早的县之一。本文根据武陟县档案馆保存的大量原始资料,包括当时保存下来的会议记录、调查报告、工作汇报、运动总结等资料,概述了该县县委主导的农村公共食堂兴衰的大致过程。通过这些档案中的大量细节,可以揭示县委、公社干部和大、小队干部、普通社员对公共食堂各自不同的立场以及彼此的互动,探讨各阶层的态度对农村公共食堂兴起、调整、解散所起的作用。这些档案资料,证明了中央、省委、地委宏观政策在地方贯彻的权威性和延续性,以及公共食堂在基层实践具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农村公共食堂是一件新生事物,要改变全县群众几千年来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活饮食习惯,取消私有小灶,集中到大食堂集体就餐,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触及社员生活的方方面面。1958年7月,中共武陟县委在新乡地委的要求下开始筹备公共食堂,县委要求各乡镇上报创办大食堂（农忙食堂）的经验。接着,中共武陟县委树立詹店公社、城关公社两个典型,推广经验。8月23日,随着人民公社的成立,公共食堂在全县普及。11月初,县委采取一些措施对全县公共食堂进行了巩固提高。随着公共食堂的成立,全县也普及了供给制和集体福利事业。1959年初,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的弊病不断暴露出来。武陟县委对公共食堂进行了初步整顿,如实行“计划用粮、以人定量”;“允许社员在家吃饭”、自愿参加食堂;缩小食堂规模等。因为家庭副业是公共食堂的逻辑延伸,在初步整顿食堂的同时,县委还要求开展多种经营和副食品生产等措施来增加社员口粮。这些措施,使食堂初期的混乱局面有所改善。但是,公共食堂的整顿工作,因为庐山会议上的反右倾斗争而被迫停止下来。庐山会议后,武陟县再次出现大办公共食堂的高潮。公共食堂的强行恢复,“五风”盛行,加上反瞒产运动,给农村造成了很大破坏。1960年初,武陟县委对公共食堂进行再整顿。但这些措施不足以改善公共食堂的困难局面,全县普遍出现了浮肿病、人口外流、中毒事件、非正常死亡等严重的困难。县委不得不推行粮食增量法、代食品运动等措施维持公共食堂的运行。1961年初,中共武陟县委根据上级精神,在农村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了公共食堂中存在的诸多弊端,摸清了基层民众对公共食堂的真实态度,明白了停办食堂的好处,找到了食堂停伙的善后办法,在此基础上解散了全县的公共食堂。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是在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有领导、有步骤地分批分期散伙的,并且在食堂解散前和解散过程中甚至解散后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并非“一哄而散”。武陟县大办农村公共食堂浪费了大量粮食,挫伤了社员劳动积极性,剥夺了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恶化了干群关系,而且把社员置于非常恶劣的饮食环境中。公共食堂是“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左”的产物,它给武陟县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认真总结这一经验教训,对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卜新章[4]（2017）在《《人民画报》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媒介话语建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民画报》创刊于1950年7月,是新中国第一本用图片来报道新闻的刊物,创刊以来发行面广量大,至今从未间断。本文以《人民画报》创刊以来的涉农报道为研究对象,以画报中的农民幸福为主题,对画报中不同历史时期的涉农报道进行分类统计,并进行定量和定性的文本分析和媒介话语分析,分析报道中农民幸福的叙事与表意,以及画报对农民幸福的媒介话语建构,探究画报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话语内容、话语立场、话语倾向,从而发现画报在涉农报道叙事表意中承担的角色,发现农民幸福的话语建构中潜藏的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逻辑。过渡时期（1949-1956）,《人民画报》的涉农报道对农民的幸福进行了肯定,并对农民的幸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渲染,丰收景象、农民生活条件天翻地覆的变化让农民沉浸在幸福之中。同时对农民幸福的内容和归因进行了积极的引导,强调农民幸福的获得是共产党的领导,强调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战胜生产建设中的困难,才能获得丰收、获得幸福,从而引导农民对共产党、组织集体、互助合作的认同,并推演出互助合作的集体归宿就是农民的幸福。探索时期（1957-1976）,农民的幸福尽管在内容上延续了前一时期对物质生活条件的满足,然而在集体归宿方面的幸福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并越来越趋向于对物质幸福内容的替代,幸福的内容还越来越超越物质生活的基本满足,成为战天斗地、建设贡献的精神超越,成为超越资本主义世界的美好愿望,成为社会主义集体归宿的自豪,成为文化革命斗争中的狂热激情,从而成为国家政治经济的附庸,以致农民幸福的内容被异化,幸福的概念被偷换。改革开放时期（1977-1999）,画报的涉农报道见证了共产党工作中心和经济体制的转变,见证中国农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见证了中国农民的主体性在生产生活中的逐步发挥,基本还原了农民幸福生活的真实面貌,从而建构了这一时期农民幸福的主要内容和核心价值。报道中体现出农民幸福的个人立场、媒介立场、官方立场,宣传农民富裕幸福的成功经验,积极探索富裕幸福的方法途径,对农民追求物质富裕幸福进行了肯定和鼓动。新世纪以来（2000-2016）,画报的涉农报道对农业的发展没有进行过多的炫耀,也没有太多的农民富裕幸福的叙事,而对“三农”发展过程的很多问题进行了呈现。同时,画报涉农报道中农民增收和现代农业建设的话语较为集中,城乡关系、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城市化发展成为新世纪画报涉农报道的主旋律。在这些涉农报道中,展开了城乡发展和农民幸福的追问,交织着农民增收的方法、途径和追求,进行着农民幸福与不幸的综合叙事,演绎了农民幸福的丰富内涵,表达了广大农民对幸福的进一步追求,并通过共产党的大政方针和具体措施,阐释了国家存在和领导的意义。将《人民画报》60多年来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媒介话语建构纳入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发展轨迹中,从话语转变的角度对农民幸福的媒介话语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观照时发现,不同历史时期农民幸福的叙事具有明显的特点和转向,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对话语建构起决定作用。过渡时期和探索时期,画报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话语铺天盖地,农民在物质和精神生活方面的幸福、个人和集体方面的幸福得到了全面铺陈,同时更倾向于精神的和集体的幸福,并呈现为一边倒的农民非常幸福的倾向,没有任何农民不幸或问题的负面报道。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幸福的话语出现了明显的转向,在画报建构的物质幸福、精神幸福和农民主体性地位之间的关系和重点呈现出独具时代的特征,在幸福话语建构的媒介立场上出现了迥然不同。新世纪以来,尽管报道话语与改革开放以来的话语一脉相承,但在进行农民幸福的话语呈现时,出现了很多农民不幸的批评话语,呈现出农民幸福与不幸均衡报道的话语转向。在这些转向的背后,体现出党报媒介话语的霸权和意志,以及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控制和转变,呈现出《人民画报》作为媒介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操控逻辑。也能发现,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人民画报》已然成为共产党的宣传手段,在需要解决一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方面具有良好的社会控制效果。
何燕[5]（2013）在《土地·权益·情感：现代华北乡村的地权实践》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土地,一直以来都是农民的命根子,土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研究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不能也无法避开农村土地问题,尤其是地权问题。作为“三农”问题的核心,解决“三农”问题离不开对现代中国乡村地权问题的清晰认识。时至今日,农村地权关系仍是问题重重、亟待解决,学界对于地权改革莫衷一是、观点各异。改革和完善农村地权制度,不仅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和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对于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均具有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现代中国乡村的地权逻辑实质上包含了三个层面：国家的地权逻辑,农民的地权实践,还有一个则是农民对土地的情感与心态,三者共同影响中国地权道路的走向。对现代华北乡村乃至中国乡村地权问题的探讨,离不开对上述三个逻辑的考察。本论文中,一至四章重点考察共和国时期的乡村地权变迁历程,五至七章则讲述发生在乡村里的有关地权变迁的故事,如农民的宅基地实践、村庄里的土地契约行为以及国家建设征地在乡村的推行。六十余年来,中国农村地权关系的不断调整,反映着农民与国家关系的反复变化。可以说,国家权力正是通过地权政策的不断调整和变革,平衡着国家与农民、农村发展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另外,20世纪后半期华北乡村所走过的地权变迁道路图景,也并非简单的对国家条文下的村庄复制。面对国家在农地问题上收权与放权的数次变化,农民以其日常智慧与生存技能,做出了各种不同的反映与对策,并多有创新之举,他们的每一次探索都反映着农民对自身权益的理解与珍视。从事地权问题研究,同样绕不开对农民的地权意识与情感认知的理解。合理有效的地权安排定要考虑农民的情感接受与权益维护。共和国时期的农村土地制度的重大变迁,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它向我们展示出,中国农村的地权制度设计及其实施,不仅与中国农村千千万万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密切相关,而且直接作用于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它还关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与败。六十余年来,我国所进行的历次土地制度改革与调整,对农村经济的整体发展产生了不同的作用与影响。地权制度的调整与变迁过程中,既有成功之处,又有惨痛的教训与经验。中国农村的地权制度设计及其实践过程表明,现有地权制度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因素与社会背景。集体化时代及其相应的制度设计并未随着新的时代的到来而戛然中止,它的影响仍然体现在农村方方面面,浸润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考察中国农村的地权制度变迁,需要有连续性和发展性的目光。中国六十余年农村发展的实践证明,地权明晰,农村就得发展；地权混乱,农村发展就将受阻。当前形势下,改革农村地权制度,关键在于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克服与消除城乡对土地利用的不经济与不对称性。简单来说,在保持土地国家所有与农民集体所有的二元体制下,首先应赋予土地使用者平等的财产权。深化我国的地权改革,首先要明晰集体土地所有制下,农民与集体之间的产权关系及其各自的产权权能。政策制定者应尊重农民的地权意识,根据当地实际、结合农民意愿,在国家、乡村与农民之间形成较为清晰的地权分割,给农民一定比例的土地权益。另外,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使用权不失为当前地权改革的一个有效措施。
樊凡[6]（2013）在《《大众日报》2010-2012年“三农”报道内容分析》文中认为本论文将“发展新闻学”引入到对“三农”报道的研究中,以发展新闻学为理论视角,对《大众日报》2010-2012年三年间的“三农”报道进行了个案研究和内容分析,目的在于总结《大众日报》“三农”报道的报道特点和存在问题,为进一步做好“三农”报道工作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研究以我国“三农”工作实际和《大众日报》“三农”报道情况为依据,从“三农”报道的外部特征、内容特征和头版报道情况三个方面建构了八个类目（第一章）。为使研究更具科学性和针对性,研究将发展新闻学“中国化”并与“三农”报道实际紧密结合,推导出“三农”报道的功能定位和价值取向（第二章）,以此为对理论框架对《大众日报》“三农”报道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第三章）。经过数据分析,笔者归纳得到《大众日报》“三农”报道在外部表现形式、内容建构和报道理念三方面呈现出的特点（第四章）及存在的问题（第五章）,并就如何改进“三农”报道工作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第五章）。最后,在对整个研究过程进行总结的基础上,也对本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后续研究设想进行了反思。
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7]（2013）在《2013年种植业工作要点》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3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关键之年。促进种植业稳定发展,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意义重大。2013年种植业工作的总体思路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认真落实中央1号文件、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全国种植业工作会议的各项部署和要求,牢牢把握加快现代种植业发展的重大任务和"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定信心夺丰收,攻坚克难促增产,创新工作思路,转变发展方式,突破关键点,
刘宪[8]（2011）在《农机推广农机监理工作 稳步推进成效明显》文中研究表明2011年,各级农机化技术推广机构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保障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促进农民持续较快增收和促进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战略要求,以突破农机化薄弱环节关键技术为重点,加大技术试验示范推广力度,着力推广增产增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农机化技术,加强体系建设、创新推广机制、提升服务能力,取得了新的阶段性成果。
河南省农业厅种植业处[9]（2010）在《河南省2010年秋粮田间管理技术指导意见》文中研究说明目前,我省三夏生产工作基本结束,秋粮生产已进入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在夏粮生产战胜长期低温等不利影响再获丰收的情况下,将再接再厉,夺取秋粮丰收,对确保实现全省粮食产量稳定在5000万吨以上的目标任务十分重要。为全面贯
何红中[10]（2010）在《中国古代粟作研究》文中提出“粟”属禾本科狗尾草属一年生草本,栽培粟的学名是Setaria italica Beauv.,由狗尾草（Setaria viridis）人工驯化而来,中国北方俗称“谷子”,脱壳加工后称“小米”,南方则通称“小米”。中国是世界上粟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世界上90%以上的粟栽培于中国,其次是印度和前苏联；日本、朝鲜、阿富汗、伊朗、美国、加拿大,以及罗马尼亚、波兰、澳大利亚和南非等国家也有少量栽培。中国是世界栽培粟的起源中心,有着最为悠久的种植历史,拥有最丰富的生产与利用经验。关于粟的起源中心问题,在早期的学者中是有争议的,但现在无论是从遗传关系、野生分布、考古遗存、栽培粟本土特征,还是从语言学、民族学方面的证据,都证明粟是在中国最早被驯化的。但在具体起源地问题上尚有争议,至今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目前只能说粟的起源中心在中国北方地区。至于粟作究竟起源于平原还是山地,本文从原始农业起源于山地说,即认为粟作农业发端于山地边缘,这符合中国粟遗存的分布特点,而且世界范围内的农业遗存规律也支持这一结论。关于粟的起源时间问题,根据全球冰期退却的时间判定,我国黄河流域大概在距今1.2万年前有条件从事种植的尝试,而我国北方地区有7500-8000年前粟作遗存的发现,而且这些地区的农耕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发展期,具备了简单的生产、加工及储藏能力。另外,这一时期温度的升高又改善了环境和定居生活条件。所以,有理由判断中国粟作农业起源的时间当在距今10000年前左右。目前我国共有近60处左右粟的遗存,从空间分布上看,黄河中上游地区占有绝对优势,可以称作一类粟作区；下游的山东、江苏、安徽以及东三省,可以看作是两个二类或次要粟作区；台湾、西藏和云南只有零星的发现,属于我国的第三类粟作区。但如果从时代上来看,以磁山和裴李岗为代表的中原地区、以内蒙古赤峰兴隆沟为代表的东北地区,发现的粟遗存是目前我国最早的,处于粟作的第一层次区；东方大汶口文化、西方马家窑文化、北方红山文化发现的粟处于第二层次区；而边远地区,包括新疆、西藏、云南、台湾等地发现的粟都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则属于粟作的第三层区。关于粟在世界上的传播,学界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即世界上的栽培粟基本上都是由有中国外传的。而对于粟在国内的传播,一般认为：粟的传播以黄河中上游为中心,向西传到新疆地区,向东北传到吉、辽地区,向西南传到西藏、云南地区,向东南传到东南沿海和台湾地区。中国栽培粟的历史非常悠久,至少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中期,但在这八千多年漫长岁月里,粟作经历了一个演进过程。史前粟作经历了由萌芽和形成、初步发展直至发达与兴盛的过程,并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取代了黍,成为北方最主要的粮食作物。而进入有史时期以后,粟作经历了由原始到传统的过渡,并经两汉到魏晋南北朝时达到繁盛,在这一时期粟位居“五谷”之首,在产量上也由早期的90斤提高到120斤左右。但中唐以后这种格局被打破,稻逐渐代替了粟在粮食作物中的首要地位,麦也紧紧跟上,与粟处于同等地位了。而至宋元时期,水稻在的主导地位完全确立,麦的地位也逐渐超过了粟,这样原来以粟、麦为主的粮食作物结构,便为稻、麦为主的粮食作物结构所代替了。之后粟作逐步走向衰落,直至明清时期被作为救荒作物。中国古代粟的名称繁多,且在命名上颇为混乱。稷究竟是粟还是黍（穄）?曾是千余年来悬而未决的问题,但越来越多的证据都说明稷就是粟。在考察古代粟的名称演变时,本文研究认为：“稷”是粟在商周时期的别称,但战国时已不常用,至西汉时则逐渐隐去。“禾”本为粟的原始象形字,后可引申作谷物总名,且这两种用法一直延续至清代,但战国秦汉时是粟的主要称呼,宋代以后南方地区也有专指稻的。“谷”最初被用作谷物的总名,且这种用法一直沿用至今,但最迟至西汉已有称谷为粟的,而魏晋以后则成为粟的普遍称呼。“粟”本义是指谷子的籽实,而且这种用法贯穿整个古代史,但战国秦汉时可泛指谷类籽实,魏晋以后则演化成谷子的专名,即可指植株也可指籽实,唐代以后还可以专指稻。另外,粢、粱、秫、（?）、芑也属于粟,或是祭祀之物或是特殊品种。中国粟的种植历史悠久、地域广阔,在近万年的漫长岁月里,经过不断地自然和人工选择,还培育出了许多不同的品种。其中有几百个品种见诸于文献：《诗经》、《管子》、《齐民要术》、《授时通考》、明清地方志、《马首农言》、《救荒简易书》等。这些品种常常连续几百、上千年,它们保留了古代粟的遗传基因,对于抢救和保护种质、培育新的品种,具有重要的传承作用。中国古代粟的栽培经验丰富,主要包括了耕作制度、整地播种、田间管理、收获等,其主要特点可归纳为以下几点：一、形成了一套轮作复种和间作套种的种植制度,如《齐民要术》所载几种轮作：绿豆→谷子→黍；大豆→黍→谷子；麦→大豆→谷子；麦→小豆→谷子；小豆→麻→谷子；小豆→瓜→谷子；麦→芜菁→谷子,还有小麦套种谷子、谷子混作豆类、粮菜和粮豆间作谷子。二是形成了深耕细作、因时因地因物的一套耕作技术体系,并讲求深耕、疾耰（或熟耰）以达到防旱保墒的目的。三、重视选育和繁殖良种,积累了丰富的品种资源,讲求谷子的粒选、穗选和混合繁殖,并在播种之前还要进行一次选种。四、掌握种子的播种量、适时播种,并要求把握播种的深度和密度,注意做到合理密植。五、重视积制肥料,合理施肥,培养地力,用养结合,保持土壤肥力常新壮。六、注意兴修农田水利,实行有条件灌溉。七、做好中期田间管理,如注意间苗、补苗及其密度,加强中耕除草及壅土,采用综合方法防治病虫害。另外,作物的收获乃农事之终也,自古要求准确把握收获期,并主张及时速获、适当早收。在具体收获技术方面,原始的办法是直接把成熟的稳头摘下,后来逐渐被收割工具石镰等代替。收割完的谷子还要堆积一段时间,“待干”以后还要脱粒,谷子脱粒时常用连枷工具,用以敲打谷子的穗头脱粒。除了关注耕作栽培技术外,粟的贮藏、加工与利用也很重要。粟的籽粒极耐储藏,远古时主要使用地窖贮粮,后累经发展和演变,逐渐形成了仓、廪、庾等贮藏方式与技术。粟谷的贮藏有临时性和长期性区别,临时性贮藏一般没有固定地点,便于随时取用或转运,其贮存的器具有礤、蒉、筐、笛、畚、笔等。长期性贮藏有固定的场所和构筑,供大量粟谷的长久贮藏。除了有比较好的贮藏设施外,在粟谷的仓廒贮藏过程中,还要考虑到防潮、防热、防雀、防火、防震等问题,并做好日常的防护工作。我国粟谷加工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的加工方法可能是舂打,之后才发展为碓碾。粟的加工农具主要有：石磨盘、石磨棒、杵臼、碓和碾,最初这些农具的加工动力都是人力,但人们不断探索出新的加工动力,包括了畜力、水力、风力等。另外,粟谷脱粒及舂碓之后,需要分出糠秕和麸皮,过去是用手工来簸扬,效率比较低下,汉代又发明了风扇车（也叫飚扇）,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脱粒后的粟谷又可再加工成小米,除了一般焖饭、煮粥等直接食用外,小米还可制成各种干粮,也是酿酒作醋的重要原料。粟还有药用功能,《本草纲目》就记载了很多药方,这些药方简洁明了、易于操作。粟又是粮草兼用作物,是北方牲畜和家禽的重要饲料。粟是古人赖以生存和繁衍的物质基础,又是政府的财政税收来源之一,还是社会财富多寡的重要象征,关系到经济、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因此,历代统治者都注重粟的储备,并建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对于仓库的建设、管理和使用,也都有一套完备的制度。但粟之储备并不完全为“民计”或“邦用”,而往往是为了朝廷统治之需。储备的粟谷主要用于兵资和官俸,其他还有如工程建设、赏赐与酿酒等,不过统治者为了笼络人心,在灾荒时也粜借或赈济百姓。作为古代最主要的食粮之一,粟谷必然参与市场的流通。粟最早流通形式是与其他物品的实物交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又逐渐演变成交换的媒介,但最常见的交换形式还是与货币的交换。随着粟谷交换的商品化,后来又产生了粟谷贸易,主要包括官府常平和商贾贩运。由于粮食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求,也是从事物质、精神活动的必要前提,所以必须做好粟的安全工作。历代统治者想法设法确保粟的安全,从诸多方面调节粟谷供给与需求的平衡：高度重视粟的生产与管理,甚至形成了“贵粟”思想；鼓励百姓种粟,加强农田水利建设,确保粟谷生产之稳定；在边疆地区大规模屯田,增加社会粟的总供应量；加强对粟谷的管理和调度,以确保储备和使用的安全,通过这些措施维护了社会的稳定。最后,围绕着粟的种植、加工与利用,也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粟作文化。中国很早就有稷神崇拜与祭祀的传统,而且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和推行,上自宫廷皇帝、王侯,下至县乡官吏、百姓无不尊而从之。除了稷神崇拜和祭祀外,粟作文化还有更加丰富的内容,包括从粟延伸出来的各种寓意,以及相关的一些谶纬和民俗。粟甚至成为诗歌创作的一部分,或寓情于景或咏物明志。实际上,粟作文化一直贯穿于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丰富了古代中国人的文化和精神生活,为中国农耕文明的发展、社会思想的进步,也都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二、河南备足春耕物资力争夏粮丰产丰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河南备足春耕物资力争夏粮丰产丰收（论文提纲范文）
（2）湖北省农业机械推广与农业发展（1949-198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国内外文献述评 |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六、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湖北省农业机械推广的历程 |
| 第一节 湖北省农业机械推广的开端:1949-1957 年 |
| 一、增补旧式农具 |
| 二、改良旧农具、推广新式农具 |
| 三、农业机械化示范 |
| 四、起步阶段农业机械推广的经济效果 |
| 第二节 湖北省农业机械推广的兴起:1958-1965 年 |
| 一、开展农具改革运动 |
| 二、国营拖拉机站的下放与回收 |
| 三、农田机电排灌事业的“跃进”与整顿 |
| 第三节 湖北省农业机械推广的高潮:1966-1978 年 |
| 一、第一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在湖北的召开 |
| 二、农业机械推广的三次“大会战” |
| 三、农田机电排灌事业的大发展 |
| 第四节 湖北省农业机械推广的调整:1979-1984 年 |
| 一、调整农业机械工业 |
| 二、调整农业机械化服务工作 |
| 三、调整农业机械经营体制 |
| 第二章 湖北省农业机械推广主体和经营体制 |
| 第一节 湖北省农业机械推广主体 |
| 一、国家 |
| 二、集体 |
| 三、农户 |
| 第二节 湖北省农业机械经营体制 |
| 一、国家经营 |
| 二、集体经营 |
| 三、农户经营 |
| 第三节 湖北省农业机械经营效益 |
| 一、国营农业机械经营效益 |
| 二、集体经营农业机械经营效益 |
| 三、户营农业机械经营效益 |
| 第三章 湖北省农业机械推广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自然灾害的严重威胁 |
| 一、湖北省的自然灾害 |
| 二、自然灾害威胁农业生产 |
| 第二节 农村经济体制变革的促进 |
| 一、土地改革与农业机械推广 |
| 二、农业合作化与农业机械推广 |
| 三、人民公社体制与农业机械推广 |
| 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农业机械推广 |
| 第三节 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内在要求 |
| 一、满足城市和工矿人口区的粮食需求 |
| 二、为重工业发展提供产品销售市场 |
| 三、有利于重工业从农业抽取发展资金 |
| 第四节 湖北省农业机械工业的建立 |
| 一、湖北省农业机械工业发展概况 |
| 二、排灌机械工业 |
| 三、拖拉机及内燃机制造业 |
| 四、水田“三机”制造业 |
| 第五节 湖北省能源工业的壮大 |
| 一、石油工业的建立 |
| 二、城市电力工业的发展 |
| 三、农村小水电站的兴建 |
| 第四章 湖北省农业机械推广的积极作用 |
| 第一节 增强农业抗灾害能力 |
| 一、减轻旱涝灾害破坏 |
| 二、抑制病虫害 |
| 第二节 保障粮食生产安全 |
| 一、扩大农田灌溉面积 |
| 二、能够抢季节、保农时 |
| 三、增加粮食产量 |
| 四、缓解粮食供需矛盾 |
| 第三节 增强治理山河能力 |
| 一、兴修水利 |
| 二、促进农田改造 |
| 三、扩大农田面积 |
| 第四节 优化农业生产结构 |
| 一、改善种植业结构 |
| 二、繁荣农村副业生产 |
| 第五节 重塑农村劳动力市场 |
| 一、节省农村劳动力 |
| 二、解放农村妇女劳动力 |
| 三、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 |
| 四、提高农村劳动力科学文化素质 |
| 结语 湖北省农业机械推广评析 |
| 一、成效与失误 |
| 二、历史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大跃进”时期河南省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公共食堂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资料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武陟县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历史状况 |
| 第一节 武陟县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状况 |
| 第二节 公共食堂兴办前的社会状况 |
| 一、公共食堂兴办前的经济状况 |
| 二、公共食堂兴办前的政治形势 |
| 第二章 兴起的背景 |
| 第一节 公共食堂兴起的原因 |
| 一、“大跃进”运动 |
| 二、人民公社化运动 |
| 第二节 公共食堂兴起的条件 |
| 一、“合伙吃饭” |
| 二、部分农民的积极拥护 |
| 三、粮食大丰产 |
| 第三章 一哄而起 |
| 第一节 公共食堂的建立与普及 |
| 一、公共食堂的筹备 |
| 二、推广经验 |
| 三、人民公社的成立和公共食堂的普及 |
| 四、公共食堂的大致面貌 |
| 五、食堂化的实质 |
| 第二节 供给制与其他各项福利事业 |
| 一、供给制 |
| 二、各项福利事业的建立 |
| 第三节 公共食堂的巩固提高 |
| 一、出现问题 |
| 二、公共食堂的巩固提高 |
| 第四章 初次整顿 |
| 第一节 食堂出现了问题 |
| 第二节 有限的政策调整 |
| 一、整顿人民公社 |
| 二、整顿公共食堂 |
| 第三节 生产救灾 |
| 一、开展多种经营和副食品生产 |
| 二、救助灾荒队 |
| 三、安排穷队发展生产 |
| 第四节 东石寺样板食堂 |
| 一、基本概况 |
| 二、初步整顿 |
| 第五章 强行恢复 |
| 第一节 庐山会议后公共食堂的再恢复 |
| 一、庐山会议的召开与公共食堂的转向 |
| 二、反右倾,办食堂 |
| 三、继续“大跃进” |
| 四、“五风”的再度泛滥 |
| 五、反瞒产私分 |
| 第二节 、再次整顿 |
| 一、学习林县 |
| 二、整顿措施 |
| 第三节 公共食堂的被迫坚持 |
| 一、保粮运动 |
| 二、安排社员生活 |
| 第四节 生存危机 |
| 一、口粮标准一再压低 |
| 二、中毒事件 |
| 三、人口外逃、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 |
| 第五节 “渡荒”难度 |
| 一、艰难的维持 |
| 二、保人保畜 |
| 第六章 决策解散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政策的转向 |
| 一、宣传贯彻“十二条” |
| 二、宣传贯彻“六十条(草案)” |
| 第二节 调查研究 |
| 一、群众疾病调查 |
| 二、供给制不得人心 |
| 三、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 |
| 四、解散食堂的经验 |
| 五、调查研究与公共食堂的解散 |
| 第三节 决策解散 |
| 第七章 公共食堂的教训与启示 |
| 第一节 从口粮标准看武陟县公共食堂与“大饥荒”的关系 |
| 一、供给不足 |
| 二、分配不均 |
| 第二节 公共食堂的弊端 |
| 一、浪费了大量粮食 |
| 二、挫伤了社员劳动积极性 |
| 三、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剥夺 |
| 四、恶化了干群关系 |
| 五、公共食堂饮食环境恶劣 |
| 第三节 公共食堂失败的原因 |
| 第四节 公共食堂失败的教训与启示 |
| 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
| 二、正确认识共产主义 |
| 三、应重视调查研究 |
| 四、必须健全党内民主 |
| 五、必须尊重个人自由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人民画报》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媒介话语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缘起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 |
| 第三节 关键概念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画报摄影图像的意义与叙事 |
| 第一节 摄影图像的符号意义 |
| 第二节 《人民画报》涉农封面摄影图像解读 |
| 第三节 《人民画报》涉农报道的图像叙事 |
| 第三章 农民幸福“神话”的共识制造(1950-1956) |
| 第一节 农民日常生活的幸福“神话” |
| 第二节 集体幻想中农民幸福的“神话” |
| 第三节 身份认同中幸福的“农民阶级” |
| 第四节 参政地位中隐匿的农民幸福 |
| 第五节 制造共识——农民幸福“神话”的建构目的 |
| 第四章 农民幸福的内容扭曲与话语异化(1957-1976) |
| 第一节 生产跃进“神话”中农民幸福的浮夸 |
| 第二节 人民公社中农民幸福的意识形态绑架 |
| 第三节 文化革命“霸权”中农民幸福的政治异化 |
| 第四节 政治话语汇流中农民幸福的主体异化 |
| 第五章 农民幸福价值标准的本体归位(1977-1999) |
| 第一节 谨慎改革过程中迟到的农民幸福话语 |
| 第二节 农民利益诉求中经济建设话语的汇流 |
| 第三节 意识形态转变下幸福价值标准的回归 |
| 第四节 政治话语范式转换中农民主体的自由解放 |
| 第六章 农民幸福的本质追问与终极追求(2000-2016) |
| 第一节 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议程”与“框架” |
| 第二节 “问题”议程中农民幸福本质的话语追问 |
| 第三节 “增收”议程中农民幸福的经济本质 |
| 第四节 “新农村”议题中内涵扩张的幸福本质 |
| 第五节 “城市化”议题中农民幸福本质的终极追求 |
| 第七章 农民幸福话语的政治经济逻辑 |
| 第一节 农民幸福“神话”背后的政治合法性确认 |
| 第二节 农民幸福话语的意识形态操控 |
| 第三节 农民幸福价值观转变的经济发展逻辑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5）土地·权益·情感：现代华北乡村的地权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土地·权益·情感：现代华北乡村的地权实践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概念与主题 |
| 三、先行研究回顾 |
| 四、相关理论 |
| 五、个案选择与资料介绍 |
| 六、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分田：村庄土改与地权之变 |
| 第一节 中共土地政策的形成与演进 |
| 第二节 村庄土改的实施：以昌黎县为例 |
| 第三节 地权之变：农民土地所有制的确立 |
| 小结 |
| 第二章 收田：合作化时期的地权变动 |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乡村实践 |
| 第二节 从互助组走向到初级社 |
| 第三节 互助组与初级社时期的地权制度与社会绩效 |
| 第四节 走向高级社：土地入社与农民应对 |
| 小结 |
| 第三章 权益之争：公社时期的乡村地权及其绩效 |
| 第一节 公社时期概况 |
| 第二节 博弈：自留地、开荒地、生产责任制及其他 |
| 第三节 人民公社时期的地权分析 |
| 小结 |
| 第四章 地权多元化：后集体化时代的地权变迁 |
| 第一节 昌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初步推行 |
| 第二节 前南峪：分与不分的考量 |
| 第三节 新时期农村地权制度与地权实践考察 |
| 第四节 在集体所有制下改革农地地权制度 |
| 小结 |
| 第五章 1949年以后的宅基地制度变革与村庄里的宅基地实践 |
| 第一节 共和国时期中国农村宅基地制度的演变 |
| 第二节 集体化时代农村宅基地问题探析：以沈家村为例 |
| 第三节 有关宅基地问题的几点思考 |
| 第六章 村庄里的契约实践与地权变迁：以前南峪为例 |
| 第一节 前南峪文书概况 |
| 第二节 乡村的契约秩序与村民的实践创新 |
| 第三节 不应忽视的农民实践逻辑 |
| 第七章 沈家村与侯家营土地征收的故事 |
| 第一节 集体化时代的国家建设征地实践：以山东省淄博市沈家村为例 |
| 第二节 聚焦侯家营：2000年以来的征地风波 |
| 第三节 完善土地征收的制度创新与制度构建 |
| 结语：地权视角下的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农民与国家关系的重建：以地权调整为切入点 |
| 第二节 关注农民的地权意识、地权实践及其对土地的情感 |
| 第三节 关于中国地权问题的几点思索 |
| 参考文献 |
| 致谢辞 |
| 个人简历 |
（6）《大众日报》2010-2012年“三农”报道内容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 研究缘起 |
| 1、“三农”问题的由来 |
| 2、“三农”问题重要性及“三农”报道情况 |
| (二) “三农”报道的研究现状 |
| 1、文献综述 |
| 2、选题依据 |
| (三) 研究设计 |
| 1、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研究思路 |
| 3、研究方法 |
| (1) 样本采集与分析单位的确定 |
| (2) 类目建构 |
| 二、以发展新闻学的视角看“三农”报道的功能定位和价值取向 |
| (一) 发展新闻学的中国化 |
| (二) “三农”报道的功能定位 |
| 1、传播有用信息 |
| 2、社会导向作用 |
| 3、社会监督作用 |
| 4、满足人的精神需求 |
| 5、影响人的现代化 |
| (三) “三农”报道的价值取向 |
| 三、《大众日报》“三农”报道情况分析 |
| (一) 《大众日报》“三农”报道外部特征分析 |
| 1、《大众日报》“三农”报道数量分析 |
| 2、《大众日报》“三农”报道版面位置分析 |
| 3、《大众日报》“三农”报道新闻来源分析 |
| 4、《大众日报》“三农”报道新闻体裁分析 |
| (二) 《大众日报》“三农”报道内部特征分析 |
| 1、《大众日报》“三农”报道主题分析 |
| 2、《大众日报》“三农”报道内容倾向性分析 |
| 3、《大众日报》“三农”报道地域性分析 |
| (三) 《大众日报》头版“三农”报道情况分析 |
| 四、《大众日报》“三农”报道的特点总结 |
| (一) 内容建构：大局眼光统筹兼顾以人为本 |
| 1、报道议题广泛,视野开阔 |
| 2、报道重点突出,发挥议程设置作用 |
| 3、注重以人为本,突出农民主体地位 |
| 4、正面引导为主,建构积极的拟态环境 |
| (二) 形式表现：数量稳定灵活多样版面集中 |
| 1、报道数量稳定,比例尚可 |
| 2、报道体裁多样,类型丰富 |
| 3、报道版面较为固定和集中 |
| 4、采用平民化的叙述风格和语言 |
| 5、采用故事化的叙事方式 |
| (三) 报道理念：科学发展力求贴近责任意识 |
| 1、树立和贯彻科学发展观 |
| 2、始终遵循“三贴近”原则 |
| 3、彰显党报责任感与使命感 |
| 五、《大众日报》“三农”报道存在的问题与改进建议 |
| (一) 《大众日报》“三农”报道的问题剖析 |
| 1、深度报道数量少,缺少宏观策划意识 |
| 2、过分强调“接近性”,有失公正 |
| 3、对发展问题的反映少,回应更少 |
| 4、服务功能有待加强 |
| 5、地方通讯员优势未得到充分发挥 |
| (二) 对《大众日报》“三农”报道改进的建议 |
| 1、增加报道的开放性,兼顾公平,开拓视野 |
| 2、加强策划意识和精品意识 |
| 3、增加互动版面,注重对受众反映问题的解决 |
| 4、进一步增加服务意识,增加服务版面和内容 |
| 5、注重对地方通讯员的业务培训,壮大基层“三农”报道队伍 |
| 结语 |
| (一) 研究总结 |
| (二)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
| (三) 后续研究设想 |
| 附录 |
| 附录1：《大众日报》2010年“三农”报道抽样汇总表格 |
| 附录2：《大众日报》2011年“三农”报道抽样汇总表格 |
| 附录3：《大众日报》2012年“三农”报道抽样汇总表格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2013年种植业工作要点（论文提纲范文）
| 1 深入推进高产创建, 扎实开展粮食增产模式攻关, 全力促进粮食稳定增产 |
| 1.1 继续开展粮食稳定增产行动 |
| 1.2 深入推进高产创建 |
| 1.3 大力实施粮食增产模式攻关 |
| 1.4 突出抓好关键环节指导服务 |
| 2 深入推进园艺作物标准园创建, 全力促进棉油糖等经济作物稳定发展 |
| 2.1 促进棉油糖稳定发展 |
| 2.2 深入推进标准园创建 |
| 2.3 开展园艺作物“三品”提升行动 |
| 3 开展北方城市冬季设施蔬菜开发试点, 统筹南北蔬菜生产发展, 全力促进蔬菜稳定供给 |
| 3.1 促进蔬菜生产稳定发展 |
| 3.2 加强蔬菜生产信息监测预警 |
| 3.3 开展北方城市冬季设施蔬菜开发试点 |
| 4 扎实推进科学防灾减灾, 全力实现抗灾夺丰收 |
| 4.1 制定完善防灾减灾预案 |
| 4.2 落实防灾增产关键技术 |
| 4.3 强化防灾减灾能力建设 |
| 5 加快推进现代植保建设, 全力实现“虫口夺粮” |
| 5.1 大力推进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 |
| 5.2 大力推进病虫害绿色防控 |
| 5.3 大力推进植保信息化建设 |
| 5.4 强化重大植物疫情监管阻截 |
| 5.5 强化防控关键措施落实 |
| 6 深入推进科学施肥, 全力提高土肥水利用效率 |
| 6.1 深化测土配方施肥整建制推进 |
| 6.2 扩大配方肥推广应用 |
| 6.3 大力改进施肥方式 |
| 6.4 切实加强耕地质量建设 |
| 6.5 深入推进节水农业发展 |
| 7 加强农药监管, 全力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
| 7.1 加强《农药管理条例》宣传贯彻 |
| 7.2 加强农药市场监管 |
| 7.3 加强农药残留监控 |
| 7.4 加强农药登记管理 |
| 8 加强法规和项目建设, 全力优化种植业发展环境 |
| 8.1 加快法规制定和规划编制 |
| 8.2 强化政策落实和项目监管 |
| 8.3 强化绩效管理和新闻宣传 |
| 8.4 加强发展能力建设 |
（9）河南省2010年秋粮田间管理技术指导意见（论文提纲范文）
| 一、提高认识, 正确把握今年秋粮生产形势 |
| 二、狠抓关键, 保证各项技术措施落实到位 |
| 三、科学应对, 做好防灾抗灾减灾工作 |
| 四、加强领导, 切实搞好对秋粮生产的指导服务 |
（10）中国古代粟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三、研究内容与框架 |
| 四、研究的主要方法 |
| 五、创新与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粟的起源与传播 |
| 第一节 粟的起源地区 |
| 一、中国是粟的起源中心 |
| 二、粟在中国的具体起源地 |
| 第二节 粟的起源方式和年代 |
| 一、粟的起源方式 |
| 二、粟的起源年代 |
| 第三节 粟的遗存分区与传播 |
| 一、粟的史前遗存分区 |
| 二、粟的传播及其路径 |
| 第二章 粟作的演进历程 |
| 第一节 春秋之前原始粟作的发展历程 |
| 一、史前原始粟作的产生和初步发展 |
| 二、史前原始粟作的发达与兴盛 |
| 三、夏商西周时期原始粟作的演进 |
| 第二节 春秋到南北朝时期传统粟作的发展与繁盛 |
| 一、春秋战国时期传统粟作的起步 |
| 二、秦汉时期传统粟作的发展 |
|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粟作的繁盛 |
| 第三节 隋唐以后传统粟作的衰退 |
| 一、隋唐时期传统粟作由盛而衰 |
| 二、宋元时期传统粟作的衰落 |
| 三、明清时期传统粟作的退化 |
| 第三章 粟的名实与品种资源 |
| 第一节 粟与稷、黍的关系 |
| 一、稷之粟、穄(黍)、高粱之争 |
| 二、稷乃粟而非穄(黍)的证据 |
| 第二节 粟的名称演变 |
| 一、商周时期粟名演变 |
| 二、战国秦汉时期粟名演变 |
| 三、魏晋南北朝之后粟名演变 |
| 第三节 古代粟的品种选育 |
| 一、关于粟的遗传和变异性认知 |
| 二、粟品种选育的主要技术 |
| 第四节 古代文献所载粟的品种 |
| 一、《诗经》、《管子》所载粟的品种 |
| 二、《齐民要术》所载粟的品种 |
| 三、明清地方志、《救荒简易书》所载栗的品种 |
| 第四章 粟的栽培 |
| 第一节 土宜和耕作制 |
| 一、土宜及其应用 |
| 二、耕作制概述 |
| 三、轮作与间、套、混作 |
| 第二节 整地播种 |
| 一、整地施肥 |
| 二、选种用种 |
| 三、播种时令 |
| 四、播种方法 |
| 第三节 田间管理 |
| 一、间苗、补苗及密度 |
| 二、中耕除草及壅土 |
| 三、施肥、灌溉与灾害防治 |
| 第四节 收获 |
| 一、收获时令 |
| 二、收获技术 |
| 第五章 粟的贮藏、加工与利用 |
| 第一节 粟的贮藏技术 |
| 一、窖、窦地下贮藏 |
| 二、仓、廪、庾等地面贮藏 |
| 三、仓廒贮粟的防护 |
| 第二节 粟的加工技术 |
| 一、加工农具及方法 |
| 二、加工动力 |
| 第三节 粟的食用 |
| 一、烤炙、煮粥与蒸饭 |
| 二、其他食用方法 |
| 三、酿酒、作醋与制饴 |
| 第四节 粟的药用和饲用 |
| 一、粟的药用及配方 |
| 二、粟的饲用及方法 |
| 第六章 粟作经济与粟作文化 |
| 第一节 粟在古代经济社会中地位 |
| 一、粟的基础作用与地位 |
| 二、"贵粟"思想 |
| 三、粟与粮食安全 |
| 第二节 粟的储备和耗用 |
| 一、粟的储备 |
| 二、兵资与官俸耗用 |
| 三、赈灾、酿酒及其他耗用 |
| 第三节 粟的交换和贸易 |
| 一、粟的交换及其形式 |
| 二、粟之"常平" |
| 三、粟之商贾贩运 |
| 第四节 粟与传统文化 |
| 一、稷神崇拜与祭祀 |
| 二、粟之寓意、谶纬和民俗 |
| 三、粟与诗歌咏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河南备足春耕物资力争夏粮丰产丰收（论文参考文献）
- [1]周口夏粮再攀新高 总产稳居河南第一[N]. 梁旭升. 粮油市场报, 2021
- [2]湖北省农业机械推广与农业发展（1949-1984）[D]. 冯兵兵.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
- [3]“大跃进”时期河南省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研究[D]. 赵娜娜. 上海师范大学, 2019(02)
- [4]《人民画报》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媒介话语建构研究[D]. 卜新章.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2)
- [5]土地·权益·情感：现代华北乡村的地权实践[D]. 何燕. 南开大学, 2013(07)
- [6]《大众日报》2010-2012年“三农”报道内容分析[D]. 樊凡. 华东师范大学, 2013(S2)
- [7]2013年种植业工作要点[J]. 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 中国农业信息, 2013(04)
- [8]农机推广农机监理工作 稳步推进成效明显[J]. 刘宪. 农机科技推广, 2011(12)
- [9]河南省2010年秋粮田间管理技术指导意见[J]. 河南省农业厅种植业处. 农家参谋(种业大观), 2010(07)
- [10]中国古代粟作研究[D]. 何红中. 南京农业大学, 20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