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SUM迈出中国金融业崭新的一步（论文文献综述）
韩美琳[1]（2021）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文中研究表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是我国备受关注、持续多年、任重道远的经济话题。近些年,关于“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文章虽然很多,大多都是从产业经济学视角,应用西方经济学理论,阐释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和规律。也有部分学者应用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和列宁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理论,解析产业结构变迁,但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其进行全面而系统分析并不多见。本文则以“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高质量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相关概念的认识和理解,更是对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理论的应用和补充。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一话题,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引出的。此前的通常提法都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或“产业结构调整”。几种不同的提法虽然在含义上彼此相似,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被提上日程却意味着结构性矛盾已经相当突出,解决问题的期盼也十分紧迫。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使中国经济的短板暴露无遗。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大量的过剩产能,说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因此,中共十九大报告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基础上,又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目前,我国的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一要经济增长稳定、区域城乡发展均衡、以创新为动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要产业布局优化、结构合理,不断实现转型升级,并显着提升产业发展的效益;三要具有一流竞争力、质量的可靠性与品牌影响力,以及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方法。“高质量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是统一的。一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至关重要一环,能够加速“高质量发展”进程;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促进作用,“高质量发展”势必会倒逼产业结构进行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强做优”。（1）可见,“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经济工作的牛鼻子,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是理解和指导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依据。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阐释的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部类内部不同生产部门（行业）之间,必须保持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这种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一旦遭到破坏,产业结构就会出现失衡,供需关系扭曲,我国经济出现的大量过剩产能,就是违背社会资本再生产原理的结果。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学说,是诠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钥匙。科技进步条件下,资本积累不断追加,必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总是以技术的进步、创新为前提;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产业资本的配置方式必然会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逐步向更高层次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这既是资本构成向高度化演变的必然趋势,也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一个固有特征。马克思的产业竞争理论,阐释了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对资源的优化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竞争结果优胜劣汰,不仅不是资源的浪费,而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实现途径。产业竞争理论启示我们,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2）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习近平总书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和“高质量发展”学说,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实现途径和原则。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全面分析国内经济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是培育增长新动力、形成先发新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高质量发展”是统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目标和原则。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质的飞跃。纵观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经过几个阶段的调整、优化,转型升级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而言任重道远。现存的结构性问题是: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次不高;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究其问题成因可从七个方面概括:一是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二是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三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不佳;四是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五是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尚不健全;六是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七是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上不够到位。存在的问题成因说明,以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忽视效率和效益的发展方式和理念,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原理和要求。因此,痛定思痛,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开阔视野,本文在借鉴美、日、德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验基础上,针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存在的问题及成因,遵循“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理念,从五个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一是从宏观制度层面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二是从中观产业技术层面强调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三是从微观企业层面呼吁提升自主创新和科技研发能力;四是从企业运营机制角度要求转变经营管理模式;五是从市场供给端发力,强调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文认为,决定和影响产业结构如何变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而思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对策也是综合性的。它不仅涉及到政府、企业、个人不同的市场主体,而且还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仅能够收获提高产业竞争力的积极效应,而且还要承受企业破产员工下岗的负面效应。因此,我们必须要求深化财税、金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项制度改革配套跟进,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扫清障碍。总之,只要我们坚定改革信心,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将会迈出更快步伐。
李鑫均[2]（2021）在《土耳其经济发展模式的演进（1923-1967）》文中研究表明
张国坤[3]（2020）在《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步伐加快,金融科技广泛应用,金融的风险形态呈现复杂化。本文研究的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问题,是以马克思主义金融监管理论和法治理论为指导,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监管改革发展和金融监管法治建设为对象,聚焦当前金融监管改革及其法治化中的问题,对深入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进而加快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进程进行探讨。金融的功能犹如硬币的两面,一方面,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风险始终与金融相生相伴,正如马克思所言,生息资本也就是金融是“一切颠倒错乱形式之母”。回顾过往,一部人类金融史,实质上也是一部金融危机治乱循环史。严重的金融危机足以威胁政权稳定,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曾引发多国治理危机甚至政府垮台。由此可见,金融自带风险基因以及金融危机引发的巨大冲击,都凸显了金融安全的重要性和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推进构建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健全金融法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在国家治理现代化逻辑中,法治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同理,在实现金融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上,法治化也应当是必由之路。金融监管是政府矫正金融市场失灵的一种公权力,如何对待政府公权力是法治的基本问题,因此,金融监管的法治化研究也必须围绕如何对待金融监管权力展开。对现代国家来说,法治化是权力合理配置和运行的基本方式,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性保障。本文所述的金融监管法治化是围绕监管权主体地位、监管权配置、监管权行使、监管权监督等开展的一种微观层面权力变革现象,旨在建构新时代金融监管权力的生存方式。金融监管法治化的核心要义就是对金融监管权力进行制衡。通过对金融监管权力的制衡,规范监管权力运行,促进监管权力行使的理性化,实现金融市场多元主体利益的平衡。金融监管法治化的基本框架就是对金融监管权力运行进行法治化设计,实现从监管机构的设立、组织架构和职责分工,到监管模式、监管手段、监管程序的确立,再到对监管权力的监督控制,都依赖于法治的指引和保障。首先,金融监管机构依法而产生,这保证了权力本身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其次,金融监管权力配置法治化,要求金融监管权力由法律根据制衡与协调的原则在不同领域进行分配,并由法律明确界定不同权力的边界,以此实现权力和职责的法治化配置。再次,金融监管主体应依法行使监管职权。权力行使包括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既要应当制定完整、统一、协调的金融监管法律法规和规则体系,实现监管全覆盖。又要求金融监管机构必须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监管。最后,加强对金融监管权力运行的监督,将监管行为完全纳入法律规范的调控之下。一切社会科学都是研究人的科学,都是研究人类不同的社会实践。任何一门社会科学的发展,都是在以往知识积累的基础上而发展的。这方面,马克思主义为人们认识和研究社会问题开辟了科学道路,提供了科学的研究方法。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破解改革发展难题,化解各种风险挑战,必须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就要求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问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金融监管理论和法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监管理论和法治理论,特别是十八大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监管最新理论和法治最新理论为指导。在研究方法上,研究金融监管法治化必须在历史和现实对照中探求得失,在国内和国外对比中寻求共鸣。“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从金融监管法治化进程来看,每一次金融监管机构改革和权力调整,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一定的历史必然性,符合某一特定时代的基本特征与要求。因此,必须首先从历史的角度论证我国金融监管及其法治化的变迁,揭示其内在的发展演变规律,以此为新时代金融监管法治化研究提供思想资源。马克思指出,某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完全取决于“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因此,我们必须将金融监管法治化问题放在新时代的政治、经济、金融多重背景下进行考量,寻找金融监管法治化的内在动因,挖掘当前面临的困境和问题,进而彰显金融监管法治化的时代性。同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文从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入手,探讨金融监管法治化国际趋势,对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建设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习近平强调,必须深化对金融本质和规律的认识,“立足中国实际,走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在总结我国金融监管法治化历史经验、分析当前金融监管法治化存在的问题和困境、借鉴域外金融监管改革及其法治启示基础上,本文最后立足新时代金融发展实际和金融监管要求,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的法治化目标、原则和路径。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监管法治建设,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走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之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人民群众共享金融改革发展成果;坚持新发展理念,让金融监管适应金融供给侧改革需要;坚持权力公开透明,让所有金融监管活动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具体路径包括发挥立法在金融监管的牵引作用,尽快明确监管主体的法律地位,优化金融监管组织架构,增强监管权配置的合法性,堵塞金融监管规则漏洞,强化金融监管权行使的程序控制,构建全方位金融监管权监督网络等。
应远马[4]（2020）在《圣西门主义力行者 ——拿破仑三世和19世纪中叶法国社会经济发展探究》文中研究指明在法国近现代史及其历史编纂学当中,始则担任第二共和国总统,继而又作为第二帝国皇帝执掌政坛20多年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亦即人们更耳熟能详的拿破仑三世,由于第二帝国“以政变始,以色当终”的特殊历史等众多因素,不时成为人们抨击乃至嘲讽的对象。但毋庸讳言,正是在此人统治法国时期,尤其是近18年之久的第二帝国阶段,法国不仅获得了大革命以来鲜见的政局长久相对稳定,还出现了史上少有的经济持续扩张局面,迎来名副其实的“繁荣时代”。凡此种种,当和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一直以充当“圣西门主义力行者”为己任密不可分。作为拿破仑一世侄子,他对“伟大伯父”的思想既有推崇、继承的一面,更有因应时势,及时扬弃,大胆创新的一面。他在对其伯父思想观念进行系统梳理、全面阐述的《拿破仑的观念》中的不少主张,清楚地昭示了这一点。进而言之,如果说拿破仑一世是“马背上的罗伯斯庇尔”,那么,其侄儿则可谓“马背上的圣西门”。后者的思想导师乃是圣西门之类的人物,而并非像其伯父那样尊奉孟德斯鸠、卢梭为思想导师。由此,在圣西门等人影响之下,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早年即在关注波拿巴家族荣耀、法兰西国家兴衰同时,不仅极为关注“双元革命”发生后势必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还着力寻求它们的解决之策,《食糖问题剖析》、《消灭贫困》等他在上台之前出版的着述即为明证。因其独特身世素有家国情怀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不仅喜欢写作,勤于思考,还引人瞩目地更有所行动。他在上台后,力求以稳定求发展,用繁荣保秩序。其间,不仅肯定大革命主要原则,赞同“人民主权”,还敢于、善于像伯父那样以人民主权化身自居,借助“公民投票”等手段去完成统治法国的大任。同时,既没有一味沉迷于政治纷争,更没有拘泥于政体形式,而是在同样信奉圣西门主义的得力助手辅助下,致力于让法国尽快具有现代国家的面貌。就此而言,不管是他作为总统在波尔多发表的重要讲话,还是在称帝后写给国务大臣富尔德的信件,无不表明其对于发展社会经济的重视程度,以及具有的国际视野和现代意识,在同期欧洲国家领导人当中位居前列。本文的核心观点是,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是在建构圣西门倡导的“实业社会”方面不仅具有现代观念、开放意识和切实可行的举措,而且实际成效更可圈可点的“圣西门主义力行者”。法国在第二帝国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变化非但幅度大、速度快,其影响更是既深又远,不容低估。有鉴于此,本文从经济-社会史维度出发,首先通过细致考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显赫家世和早年经历,特别是逐一细致研读其上台前撰写的各类着述,探究其在圣西门影响下的治国理念及其思想渊源;继而力图揭示他如何深知现代社会扩展经济的必要性,以及如何通过寻求国家干预和自由主义经济之间平衡点来谋求“帝制下的繁荣”。在这一基础上,然后再从以下几大方面入手分别梳理、评判其相关举措和成效:推进工业革命在法国的完成;让第二帝国时期成为法国“农业文明的巅峰”阶段;以让法国真正进入“铁路时代”为抓手,实现法国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和巨大变革;在让法国国内市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的同时,如何顶住压力让法国在贸易自由道路上迈出重要一步;通过将巴黎打造成“19世纪的首都”来引领法国的城市化进程等等。希冀通过上述努力,提出若干具有一定新意的观点,从而能有助于人们更加客观、全面地看待长期被“污名化”的拿破仑三世的历史作用,丰富和深化对在19世纪法国史中承上启下,其研究至今尚相对薄弱的第二帝国史相关问题,以及在当今法国政治谱系中仍占有重要地位的波拿巴主义的认识。
陈之为,曹协和[5]（2020）在《只争朝夕 全面落实自由贸易港金融政策》文中研究说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6月1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发布,标志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港建设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总体方案》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勾勒出时间表和路线图,接下来的工作将如何开展?本期,国家外汇管理局外汇研究中心总编陈之为对话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行长曹协和,就如何把握自由贸易港的金融特征,做好自由贸易港的金融工作,服务好自由贸易港建设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周鑫[6]（2020）在《华夏银行DY分行发展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山东省DY市2019年上半年生产总值名义增速为负数,为山东省内同期唯一负增长地市。山东作为传统工业大省,此次经济下行压力大,企业经营发展升级转型任务要求较高,本省内地级市DY、滨州、菏泽、淄博等区域,石油化工行业形势较为严峻。DY市本土企业山东天信集团有限公司于2017年宣布破产,揭开相关行业阴霾下的的重重危机。区域曾经的龙头企业、重点客户接连破产或预警,部分企业逃废银行债务、恶意转移资产,大额授信客户发生资金信贷风险的可能性增加,区域信用风险有待进一步关注预防。金融同业对DY区域经济发展的信心波动较大,企业授信贷款额度增速持续下降。本文在广泛查阅国内外相关期刊文献的基础上,梳理归纳相关理论,分析国际、国内、区域日益严峻的经济环境;分析传统银行网点现存的主要问题,研究当前互联网金融对于华夏银行DY分行的深远意义;SWOT方法对比总结,明确了华夏银行DY分行竞争优势及发展方向。面对复杂的经营形式,针对DY地方经济当前状况,本文结合相关理论及现状分析,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华夏银行DY分行发展战略:通过发展社区银行,打造更加贴近广大群众的产品服务组合;通过发展私人银行,打造更具高端、精细、专业的产品服务组合;积极发展智慧银行,力争产品服务科技化、高效化。为确保促进华夏银行DY分行发展战略能够顺利高效地按计划执行,分别从人力、风险防控、财务、运营管理等方面入手,制定详细的发展战略保障体系。华夏银行DY分行应借助华夏银行自身品牌的整体服务优势,坚持以互联网金融科技为基础,为客户提供针对性、智能化产品组合,增强客户满意度,更好保持客户粘度。经营思路转型,开展区域个人业务,迎合区域经济市场形势,增强华夏银行DY分行在当地服务中小客户的力度,进一步增强自身在金融同业间的竞争力。通过分行内部资源的配置与输送,多方联动共同保障发展战略的落地与实现,为华夏银行DY分行接下来在DY区域的业务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郑雪[7]（2020）在《中国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风险防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综合经营是世界金融行业发展的重要趋势,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是综合经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研究中国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的发展及其对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对于促进中国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稳健经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结合发达国家经验和中国国情,运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深入研究中国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的政策演进、发展现状与路径选择,开展风险分析与实证研究,并基于中国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经营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风险特征,构建完整的风险防范体系,提出具有针对性的风险防范对策。本文试图为中国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的发展与风险防范建立较为系统的分析框架。作为一项金融实务,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有着深刻的理论内涵。本文从历史、法律和市场三重视角,深刻剖析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业务的内涵与联系。利用不同理论假说对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进行理论解释,进而围绕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面临的风险这一焦点问题,探究适用于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风险防范的内部风险管理理论与外部监管理论。从理论角度完成了对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产生、发展与风险防范的理论重构。通过比较分析发达国家银行发展投资银行业务的背景、特征、利弊与立法路径,简要回顾中国商业银行40年来投资银行业务的政策演进与发展历程,总结发达国家经验对我国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未来发展可以借鉴之处。深入研究我国商业银行参与投资银行业务的范围及组织形式,以及代表性商业银行的发展实践,分析指出我国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在内部经营与外部竞争方面依然面临诸多问题,在行业发展、业务深度、组织形式、收入结构、人员素质等方面的症结亟待解决。风险及其有效防范是银行业发展投资银行业务的核心议题,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风险防范的前提是对其所面临的经营风险与组织风险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从分析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所具备的一般性风险来源入手,着力研究三大类投资银行业务的典型合规风险表现,探究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的利益冲突、风险传递与风险集中等特殊风险的成因与传导路径,据此得出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风险防范的重点与难点。从国内外相关实证文献来看,理论界对于投资银行业务是否有利于商业银行提高经营效率,以及投资银行业务如何影响银行个体风险与金融系统稳定性等问题尚无定论,从实证角度研究投资银行业务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09-2018年19家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基于波动性风险分析理论、资产组合原理相关性分析框架及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方法,考察了投资银行业务对银行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投资银行收入无明显周期性趋势,波动性明显高于利息净收入;经营投资银行业务会加剧银行业收入的不确定性,但由于收入占比较小,投资银行业务并非造成我国银行业收入波动的主要因素。多数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收入与利息净收入表现为正相关性,商业银行难以通过参与投资银行业务实现分散收入波动风险的目的。投资银行业务对商业银行风险影响的回归结果较为显着,随着投资银行收入在银行收入结构中的权重越来越大,商业银行多元化收入程度随之加深,银行利润损失风险随之下降。基于我国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的风险特征与实证研究结论,论文构建了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与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相结合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风险防范体系。这一体系的构建实现了商业银行风险防范与战略管理的统一和结合,明确指出各类型商业银行发展投资银行业务的路径选择,并设计了由公司治理框架、内部控制机制与风险管理流程共同构成的风险防范体系与风险管理实施平台。在银行组织内部风险管理的基础上,引入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与之相适应、相补充,这一框架的设计包含监管目标与原则、市场结构监管与市场行为监管等基本要素。在构建风险防范体系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风险防范的薄弱环节、特定组织形式的风险隐患,以及给外部监管带来的全新挑战等问题展开讨论。并从强化对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的风险认识、增强银行组织对特殊风险的防范能力、提高应对风险冲击的抵御能力,以及提升对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的监管有效性四个方面提出应对措施。
赵龙[8]（2020）在《信息时代人的存在方式研究》文中提出任何重大理论问题都源于重大现实问题,任何重大现实问题都蕴含重大理论问题。近年来信息技术带给人类社会的巨变,让信息时代成为了各学科研究的热点。然而这其中诸多研究成果对于信息时代的概念界定是不清晰的,经常与互联网时代、新媒体时代、数字时代等概念混为一谈。由于数字、信息、互联网、新媒体技术自身的前沿性、互通性和实用性,使得人们更重视此类理论研究与现实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忽视了概念所处的理论困境。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在于各学科的理论体系对于时代界定的方式莫衷一是。我们的时代何以是信息时代?信息技术如何构建时代精神?在哲学研究的范畴内,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畴内,对时代的把握不能仅限于对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生活状态的人的常识性、时间性划分。马克思说:“区分各种经济时代,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1本文以此为主线,在第一章确认了信息时代的概念内涵,即以信息为劳动资料去生产,以信息的内在逻辑为核心展开生产实践行为。并区别于社会学、传播学等,在哲学的理论体系内分析了信息时代的特征,从“自由人的联合体”到“时空观的重塑”,从“理性与权威的演变”到“人的信息化”,为随后的研究划清了明确的理论疆域。信息时代人的存在方式研究的另一个理论痛点在于对存在方式的理解。存在本身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通常的研究路径是将存在方式具体化为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世界图景等的总和。这种理解方法看似兼容并包,但其内部概念板块之间却经常缺乏内在的逻辑互通。马克思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存在方式曾做出过特定的阐释: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2信息时代脱胎于工业时代、市场经济,其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人的独立性和对物的依赖性的重构。故本文对信息时代人的存在方式的研究意欲沿着马克思提供的路径继续延展,以考察信息时代人的独立性何以确立,那种对物的依赖与工业时代有何异同。本文为此项研究找到了两个可供实操的抓手:信息时代人的实践方式变革和社会关系变革。马克思说:“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本文第二章紧扣劳动资料作为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这一主题,考察信息作为新的劳动资料如何引领了人的实践方式变革,进而推动了劳动力发展。第三章则以“劳动资料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为线索,考察了信息时代的社会关系变革、社会制度变革和文明形态的变革。本文在第二章与第三章类比了工业文明取代农耕文明,并完成其对工业时代的人的存在方式的重塑过程,同时指出信息技术革命突破了以往科学技术更新换代的发展范式,突破了现实与虚拟、思维与存在的边界,在虚拟的空间中延续和构建社会秩序与规则,为构建社会交往形式与社会制度提供消解现实权威控制的多元性,提供了超越技术控制与技术异化的可能性。在信息时代,人的存在方式不仅依赖于现实世界的生产实践,更延伸至虚拟网络、数字化、符号化空间的政治与经济秩序的构建与网络化社会交往形式。信息技术的虚拟化和符号化以弱化现实世界的时空关系的方式,提供了更加自由化、更低进入门槛、更多虚拟掩护的社会交往与表达机制,形成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相互影响的新型社会交往形式,使个人具有多重身份和虚拟现实交互的特点。这种变革让人的主体性难以自处,无法看清这是人的自我解放还是自我异化。因为它直接导致了信息时代中虚拟化、符号化对虚拟网络空间自身的秩序构建,对现实社会发展带来了问题和挑战。包括非理性冲动对网络环境与现实社会规则的冲击与弱化,工具理性与符号异化在网络空间中形成新的政治经济秩序控制,资本逻辑对于现实世界与网络世界的双重控制。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论断,信息技术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在第四章探讨了信息技术与人的物质生活、社会交往、社会制度等在内容与形式上的深度融合,并指出:作为工业文明的产物和继承者,信息时代的人的存在方式应该是一种让人获得前所未有的独立性的状态。这种独立性首先摆脱了对维系其生存的必须物质资料的依赖,转而将这种依赖表现为对以信息技术为载体的文化、精神、伦理等特殊物的依赖。这种特殊的依赖关系,从工业时代的主客体、主体间依赖,转变为人对主客体、主体间的中介的依赖。这个中介既是信息技术所承载的虚拟物,也是虚拟网络本身。本文进而讨论了这种新的存在方式孕育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可能性。其中需要我们反思人类的主体性存在的形式与本质、价值与意义。在信息时代,要从人类文明的大尺度去考察被重塑的人的存在方式,进而去接纳和引领这种变革。这其中包括:反思在技术理性的裹挟中保持人的价值理性,应对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大众心理和非理性力量,更为关键的是反思新媒介对于超越技术决定论的恐惧、跳出工业文明同一性控制的希望和可能性。对于信息时代人的存在方式的历史性反思,要求我们从人在历史中的主客体性双重维度思考生产技术发展对于社会发展、文明形态发展的变革性影响;在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张力中,看待技术理性与异化逻辑对社会交往形式的影响,从而让信息技术的发展服务于人,让人类社会新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文明形态服从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主线。
程铖[9]（2020）在《基于宏观审慎管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形成机制和风险监测研究》文中认为对次贷危机的深刻反思使得世界多国的金融监管部门认识到金融统计数据缺失的危害性和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性。作为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构建的先行军,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制度的建立既有效弥补了信用总量统计数据的缺失,也成为新时期支撑我国宏观调控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随着我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宏观调控政策要更加精准有效,宏观审慎监管体系要更加健全,对社会融资规模的信用创造机理和形成机制这一核心问题以及它带来的产出效应和风险等关键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更有利于揭示社会融资规模的作用规律,对于新时期提升宏观审慎监管能力,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此,本文主要开展了如下工作:首先是对社会融资规模的基本概念和统计属性进行阐释,并对货币供求、信用创造、宏观审慎管理和风险评价等文献回顾得到启发,提出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对社会融资规模的形成机制、产出效应和风险评价进行研究。其次是在形成机制方面,对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量和内部结构的运行状况和形成原因进行了定性分析,得到了周期性和波动性特征;在利用DCC-garch模型实证检验与货币供应、存贷款、利率、投资等相关变量波动协同性后,发现社会融资规模与货币供应的协同性较复杂,与投资需求、价格因素等协同性较强。对于形成社会融资规模的信用创造机制,本文尝试构建加入统计缺口因素的信用创造模型,在存在缺口信息和将缺口信息进一步纳入社融循环的创造机制中发现,社会融资的信用创造效应与传统信贷创造的机制明显不同,机制更复杂。再次,对社会融资规模形成后的实际产出、目标产出和潜在产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运用平滑转换自回归模型检验实际产出效应,证明在社会融资规模对其影响表现为线性和非线性、高低机制转换,存在阈值和门限效应;而社会融资规模对目标产出和潜在产出都有较稳定的冲击路径,正向冲击效应明显。最后,运用因子分析方法构建社会融资规模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神经网络方法进行了合理性验证,双模型论证得到在社会融资规模的风险评价中,整体流动性因素、宏观经济的融资负担率因素以及统计缺口因素是重要影响因素,关注和监测这些指标对于防范社会融资规模带来的金融风险作用显着。本文实现了三个方面的创新:一是研究视角创新。突破以往从货币政策的角度观察社会融资规模,围绕“信息缺口”“风险”这些宏观审慎管理目标,对社会融资规模的信用创造、产出效应和风险评价进行研究。在产出效应分析中,从管理过程的计划目标、投入等环节对应的实际产出、目标产出和潜在产出三个层次实证分析了会融资规模带来的产出效应,本研究实现了两处研究视角创新。二是识别了统计缺口对社会融资规模形成机制的影响,通过在传统信用创造模型中加入统计缺口因素,发现形成社会融资规模的信用创造效应受统计缺口影响明显,统计缺口越大,可识别的信用创造效应越小,而法定存款准备金、贷款等产生的信用创造效应在统计缺口的影响下也存在弱化。三是构建了包含整体流动性、融资负担率、偿债能力、统计缺口等七个指标的社会融资规模风险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和人工神经网络双模型进行论证,指标体系评价效果较好,进行风险监测具有可操作性。最后,本文提出了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优化社会融资规模管理应从加快调整和完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口径、高效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实施、探索运用大数据的关联性监测方法、构建以社融为核心的宏观经济管理协调机制等方面加以改进。未来,拓展社会融资规模的统计口径后对其开展新一轮运行情况、协同性和信用创造研究可能会有新的发现,在货币、财政“双政策”影响下的社会融资规模的形成机制、风险监测以及区域社会融资规模开展研究的空间也较大。
李其成[10]（2019）在《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文中认为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的核心是金融监管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是否需要以及应该如何配置。中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尤其是金融混业经营、金融创新以及地方金融业的繁荣,对中国现有中央集权垂直式的监管权力配置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现有监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金融业的剧烈变化。当前各国都在着力加强对金融整体性风险的防范,如何对新型金融活动进行有效监管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中国过去对于金融监管体制的研究都相对集中在中央一级政府部门间金融监管权的配置上,对地方政府能否享有以及如何享有金融监管权问题的研究相对缺乏。面对市场的新变化,地方政府实际已广泛参与到了地方金融监管之上,承担着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但不同地方金融监管模式差异较大,尚未形成成熟统一的模式,且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在定位、正当性、内容等重要问题上仍有待进一步研究。研究地方政府及其部门能否享有以及如何行使金融监管权,应首先明确金融监管权的性质、地位、特征等问题。金融监管权的根本属性是公权力,并呈现多元性与多重性特征,这决定了其行使需要合理配置。在权力的配置过程中,中央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配置以权力的“功能性”理论为基础,而监管权力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配置则以“结构性”理论为理论基础。在“结构性”理论下,我国金融市场、权力结构、政府职能等因素共同决定并创生了中国进行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迫切内在需求,其中地方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是第一大动因,地方政府的金融竞争是直接动力,维护金融安全是根本目的,而国家权力结构改革是其政治背景。我国现有监管模式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和国情条件。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配置状况及其得失,对现有配置模式的建构和完善有重要意义。作为国家公权力之一的金融监管权,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一部分,服从并深受国家权力央地分配的制约。具体到金融领域,其历程可总结为:从金融中央集权到有限的地方竞争——中央逐渐削弱地方政府对金融行业的影响力——为应对全球局势而进一步向中央集中——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之路确立。当前,坚决走市场化道路,应是最大的国情,亟需金融监管权配置模式改革与之适应。中国当前监管模式为中央“一行两会”为主体、多头分工式的中央一级金融监管,中央监管权在地方通过地方派出机构履行职能,权力主要集中于中央一级,存在协调不力、监管真空、限制创新、制约发展等突出问题,亟需向地方政府配置权力,让地方政府参与监管,弥补中央政府监管的不足。当前地方政府通过中央政府及其部门政策、文件等方式获得一定的金融监管权,是一种实用主义做法,虽无法律、法规明确、具体的授权,但有模糊的事实上的监管权力。国家最新政策明确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的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呈现了双层监管的发展趋势。中国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模式发展至今,已经明显不能适应市场化的需求,存在诸多的困境。地方政府缺乏法定的金融监管权,对于金融监管事务的参与,均是通过中央行政管理部门的个别授权,或地方政府的主动承担,缺乏制度化、体系化的权力配置。这种监管权集中于中央一级的配置模式,不论是应对传统金融模式及其创新,还是应对发展迅猛的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都力不从心。其中最关键的缺陷在于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合法性危机,导致监管对象覆盖不足、制度弹性缺失、地方立法权缺位、责任不明等问题。就央地分权而言,世界上现存在分权型多层监管模式以及单层监管两种模式,前者以美国和加拿大为典型,后者是大多数国家采用的监管模式。美国和加拿大存在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级金融监管机构,各自在金融监管的事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英、德、日等国均为非典型的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仍以中央政府监管为主。总体而言,其他国家或地区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之于中国的启示,在于其权力配置方式和依据的法治化。相比较而言,中国地方政府并非完全不存在金融监管权,但在中国现有配置模式中,除个别地区通过地方法规形式予以确定之外,均是行政式的、实用主义的配置模式,缺乏法治化的特征。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启示还在于其无论何种央地配置模式,并不存在优劣之分,只有与国情合适与否。央地分层的监管体制与中央集权式的监管体制,受到联邦制或单一制国家形式的极大影响,但是二者并非一一对应,最终决定其模式的,是一国的金融市场及金融制度赖以存在的整个国情。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实用主义配置的现实,已经显着表明向其配置权力的必要性。而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制度化,应该在重新厘清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动因、目标、价值及原则的基础上,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首要价值定位于维护地方金融市场的安全稳定;其次要有利于提升金融监管的效率;最后,还应有利于实现地方经济民主。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的目标,则是实现金融监管权理论上的结构化、制度上的法治化和实践中的高效率。为此,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应当以合理分权、依法分权和权责对等为主要原则,坚持法治化的根本路径。中国当前最根本症结并非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有无的问题,而在于法治化的缺失。考虑到地方金融市场的特殊性,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应当充分发挥各地方权力机构的作用,通过地方立法进行地方金融监管权的配置。金融监管权主体、对象、内容的配置,应把握以下原则:主体上,要坚持地方监管机构的独立化、专业化和责任化,并建立地方统筹监管、中央指导的央地监管机构关系;内容上,必须厘清地方金融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地方监管与中央监管之间的两个界限。此外,任何规范的有效运行都离不开其所在的制度体系,金融监管权的科学化央地配置,应当以完善的顶层权力配置为依托,改严格分业式监管为统筹式监管、完善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的关系、完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国家救助制度和存款保险制度等,从而培育强大而稳健的市场机制,从根本上减少市场失灵。
二、SUM迈出中国金融业崭新的一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SUM迈出中国金融业崭新的一步（论文提纲范文）
（1）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 |
| 第2章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内涵界定 |
| 2.1.1 高质量发展 |
| 2.1.2 产业结构调整 |
| 2.1.3 产业结构转型 |
| 2.1.4 产业结构升级 |
| 2.2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涉及的主要内容 |
| 2.2.1 方向动力 |
| 2.2.2 政策导向 |
| 2.2.3 模式选择 |
| 2.2.4 可行路径 |
| 2.2.5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
| 2.3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应用 |
| 2.3.1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 2.3.2 资本有机构成学说 |
| 2.3.3 产业竞争原理 |
| 2.3.4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2.3.5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 |
| 2.3.6 高质量发展学说 |
| 第3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纵览 |
| 3.1 产业结构构成状况 |
| 3.1.1 产业部门分布 |
| 3.1.2 主导产业选择 |
| 3.1.3 规模水平测度 |
| 3.2 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 |
| 3.2.1 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初步工业化阶段(1952-1977) |
| 3.2.2 产业结构重型化的纠偏阶段(1978-1991) |
| 3.2.3 产业结构趋向合理的深入改革阶段(1992-2008) |
| 3.2.4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全面转型升级阶段(2009-至今) |
| 3.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取得的初步成效 |
| 3.3.1 三次产业比例关系有所改善 |
| 3.3.2 产业层次在缓慢提升 |
| 3.3.3 产业核心竞争力有所提高 |
| 3.3.4 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新格局正在形成 |
| 第4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
| 4.1 问题表现 |
| 4.1.1 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级不高 |
| 4.1.2 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 |
| 4.1.3 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 |
| 4.1.4 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 |
| 4.1.5 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 |
| 4.2 症因探析 |
| 4.2.1 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 |
| 4.2.2 国际市场需求萎缩 |
| 4.2.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欠佳 |
| 4.2.4 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 |
| 4.2.5 经济运行机制与管理体制尚不健全 |
| 4.2.6 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 |
| 4.2.7 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不够到位 |
| 第5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国际经验借鉴 |
| 5.1 美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1.1 制定、调整与完善产业政策 |
| 5.1.2 致力于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创新 |
| 5.1.3 积极推动产业国际转移 |
| 5.1.4 提出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 |
| 5.2 日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2.1 适时制定产业政策与产业发展战略 |
| 5.2.2 重点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 |
| 5.2.3 对外直接投资生产兼扩大内需 |
| 5.2.4 提升产业结构的信息化和服务化水平 |
| 5.3 德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3.1 推行积极的产业政策 |
| 5.3.2 鼓励支持产业技术创新 |
| 5.3.3 培养产业发展所需人才 |
| 5.3.4 稳步推进工业4.0 战略 |
| 5.4 国外经验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启示 |
| 5.4.1 完善产业政策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保驾护航 |
| 5.4.2 加快技术创新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动力 |
| 5.4.3 培养人才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撑 |
| 5.4.4 实施中国制造2025 战略,助力制造强国建设 |
| 第6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对策 |
| 6.1 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 |
| 6.1.1 建立健全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 |
| 6.1.2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 6.1.3 提升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公共服务管理能力 |
| 6.1.4 创新产业发展思路 |
| 6.2 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
| 6.2.1 提升三次产业层级质量 |
| 6.2.2 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转变 |
| 6.2.3 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
| 6.2.4 促进各产业间的融合发展 |
| 6.3 提升自主创新与科技研发能力 |
| 6.3.1 积极构建科技创新体系 |
| 6.3.2 培育健康的创新环境 |
| 6.3.3 实现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有机结合 |
| 6.3.4 重视人才的战略作用 |
| 6.4 转变企业经营管理模式 |
| 6.4.1 提升品牌建设能力 |
| 6.4.2 以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为主要方式 |
| 6.4.3 实行现代化企业管理机制 |
| 6.4.4 改变经营发展理念 |
| 6.5 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6.5.1 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 |
| 6.5.2 进一步优化供给结构 |
| 6.5.3 完善要素市场配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一)重点难点 |
| (二)创新点 |
| 五、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的核心概念 |
| (一)金融监管的基本界定 |
| (二)新时代的金融监管 |
| (三)金融监管中的法治化 |
| 第一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的理论基础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的机理 |
| (一)金融监管法治化的考量 |
| (二)金融监管权制衡是法治化的核心 |
| (三)金融监管法治化的基本框架 |
|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金融监管理论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金融监管思想 |
| (二)列宁的金融监管思想 |
| 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金融监管理论 |
| (一)毛泽东的金融监管思想 |
| (二)邓小平的金融监管思想 |
| (三)江泽民的金融监管思想 |
| (四)胡锦涛的金融监管思想 |
| 四、十八大以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金融监管理论新发展 |
| (一)党对金融的集中统一领导理论 |
| (二)国家安全观下的金融安全理论 |
| (三)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理论 |
| (四)金融体制改革的市场导向理论 |
| (五)全球金融治理和国际监管合作理论 |
| (六)构建现代金融监管框架理论 |
| (七)加快金融监管法治建设理论 |
| 五、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的法治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治思想 |
| (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 |
| (三)十八大以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治新思想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的实践发展和基本经验 |
| 一、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的历史演进 |
| (一)金融大一统时期(1949-1978) |
| (二)金融改革起步时期(1979-1983) |
| (三)金融统一监管时期(1984-1991) |
| (四)分业监管形成时期(1992-2004) |
| (五)分业监管完善时期(2005-2011) |
| (六)分业监管调整时期(2012-至今) |
| 二、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的历史成就 |
| (一)健全了相对完备的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律体系 |
| (二)建立了与金融发展基本适应的中国特色监管机制 |
| (三)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特色金融市场主体的权利意识 |
| (四)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金融市场主体利益平衡机制 |
| 三、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的基本经验 |
| (一)坚持党的领导,在国家治理变革框架内进行 |
| (二)坚持循序渐进,以金融改革发展实际为遵循 |
| (三)坚持因时而变,以中央银行权力调整为主线 |
| (四)坚持立法保障,为金融监管改革保驾护航 |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的时代背景和内在动因 |
| 一、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改革及其法治化成就 |
| (一)中国特色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入 |
| (二)中国特色金融监管体制不断完善 |
| (三)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取得新进展 |
| 二、新时代加快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的时代背景 |
| (一)金融全球化和监管国际化步伐加快 |
| (二)经济“新常态”倒逼金融改革提速 |
| (三)全面依法治国要求金融监管法治化 |
| (四)金融监管改革是全面改革应有之义 |
| 三、新时代加快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的内在动因 |
| (一)金融开放要求监管规则内外统一 |
| (二)金融结构变革深刻影响金融监管 |
| (三)金融创新涌现凸显监管法治滞后 |
| (四)金融风险和金融乱象累积叠加 |
| (五)腐败高发暴露监管权力制约缺位 |
| 第四章 当前我国金融监管法治化中的主要问题 |
| 一、金融监管机构设置有待优化 |
| (一)金融监管机构法律地位不明确 |
| (二)金融监管机构的独立性不足 |
| (三)金融监管组织模式有优化空间 |
| (四)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建设仍需加力 |
| 二、金融监管机构职责配置法定化程度不高 |
| (一)监管职责配置方式非制度化 |
| (二)监管职责配置存在交叉冲突 |
| (三)对金融市场创新干预不到位 |
| (四)央地金融监管职责配置模糊 |
| 三、金融监管法律和规则不够健全 |
| (一)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不完备 |
| (二)金融监管工具和手段单一 |
| (三)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制度缺位 |
| (四)缺乏金融综合经营及消费者保护制度 |
| 四、金融监管执法效能有待提升 |
| (一)监管检查执法缺乏程序控制 |
| (二)金融监管执法公开透明性不足 |
| (三)监管自由裁量权缺乏有效制约 |
| 五、金融监管权监督缺乏有效性 |
| (一)监督法律规定分散笼统 |
| (二)全程监督存在薄弱环节 |
| 第五章 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金融监管改革和法治启示 |
| 一、金融危机折射出的西方监管法治弊端 |
| (一)金融资本天生逐利性弊端暴露 |
| (二)多头共管体制导致职责不清 |
| (三)金融盲目创新缺乏有效监管 |
| 二、金融危机应对中的国际金融监管改革 |
| (一)美国金融监管改革 |
| (二)欧盟金融监管改革 |
| (三)英国金融监管改革 |
| 三、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法治经验和启示 |
| (一)纠正新自由主义监管法治理念 |
| (二)强化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监管权力 |
| (三)强调对所有金融活动监管全覆盖 |
| (四)加强国际金融监管法制协调与合作 |
| (五)通过立法引领改革和确认改革成效 |
|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的目标和路径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的价值目标 |
| (一)金融安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
| (二)金融效率:发挥市场对金融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
| (三)金融公平:金融市场参与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
| (四)金融公平与金融效率、金融安全的协调平衡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的基本原则 |
|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走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之路 |
|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人民群众共享金融改革发展成果 |
| (三)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让金融监管适应金融供给侧改革需要 |
| (四)坚持权力公开透明,让所有金融监管活动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的路径 |
| (一)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发挥立法对金融监管改革的牵引作用 |
| (二)立足实际,放眼未来,构建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机构组织框架 |
| (三)职能法定,协调高效,增强监管权配置的法定性和科学性 |
| (四)补齐短板,全面监管,完善中国特色金融监管规则制度体系 |
| (五)公正公开,严明执法,强化金融监管权行使的程序规制 |
| (六)严格问责,增强合力,构建全方位金融监管权力监督网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4）圣西门主义力行者 ——拿破仑三世和19世纪中叶法国社会经济发展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言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史料概况和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和论文框架 |
| 1.5 本文创新和不足 |
| 2.“马背上的圣西门”的家世与思想渊源 |
| 2.1 “马背上的圣西门”的显赫家世 |
| 2.2 早年的经历及其影响 |
| 2.3 “圣西门主义力行者”治国思想探源 |
| 3.“圣西门主义力行者”的治国理念和施政方针 |
| 3.1 以稳定求发展,用繁荣保秩序 |
| 3.2 寻求国家干预和自由主义经济之间的平衡点 |
| 4.完成被社会动荡延宕的法国工业革命 |
| 4.1 被社会动荡延宕的工业革命得以在法国完成 |
| 4.2 以信贷作为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推进器” |
| 5.近代法国农业发展“黄金时代”的到来 |
| 5.1 广受农民拥戴的“农民皇帝” |
| 5.2 复苏农业、振兴乡村:愿望和举措 |
| 5.3 拿破仑三世和法国“三农”现代转型的起步 |
| 6.交通运输:经济飞跃另一“推进器”的大发展 |
| 6.1 以进入“铁路时代”作为让经济走出低谷的突破口 |
| 6.2 传统交通手段在“铁路时代”的新发展 |
| 7.“商业政府”扩大内外贸易的举措与成效 |
| 7.1 以生产性消费促进商业的发展和转型 |
| 7.2 借力“关税政变”使法国走上自由贸易之路 |
| 8.以打造“世界之都”引领法国城市化进程 |
| 8.1 改造乃至“重建”巴黎的必要性 |
| 8.2 打造“世界之都”:拿破仑三世与“奥斯曼计划” |
| 9.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生平大事记 |
| 附录2. 1852年10月9日路易-拿破仑总统在波尔多发表的讲话 |
| 附录3. 1860年1月5日拿破仑三世致国务大臣富尔德的信 |
| 作者简历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6）华夏银行DY分行发展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框架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理论综述 |
| 2.1 战略管理理论 |
| 2.2 发展战略理论 |
| 2.3 商业银行市场营销战略理论 |
| 第3章 华夏银行DY分行竞争环境及现状问题分析 |
| 3.1 华夏银行DY分行所处经济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经济环境分析 |
| 3.1.2 国内经济环境分析 |
| 3.1.3 区域经济环境分析 |
| 3.2 华夏银行DY分行所处行业形势分析 |
| 3.2.1 传统商业银行现存问题分析 |
| 3.2.2 互联网金融对华夏银行DY分行的冲击 |
| 3.3 华夏银行DY分行SWOT分析 |
| 3.3.1 优势分析 |
| 3.3.2 劣势分析 |
| 3.3.3 机会分析 |
| 3.3.4 威胁分析 |
| 3.4 小结 |
| 第4章 华夏银行DY分行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 |
| 4.1 华夏银行DY分行发展战略目标确定 |
| 4.2 华夏银行DY分行发展战略措施 |
| 4.2.1 发展社区银行,服务大众化、平民化 |
| 4.2.2 发展私人银行,服务高端化、精细化 |
| 4.2.3 发展智慧银行,服务科技化、高效化 |
| 4.3 小结 |
| 第5章 华夏银行DY分行发展战略的保障体系 |
| 5.1 人力资源保障 |
| 5.2 风险防控保障 |
| 5.3 财务资源配置保障 |
| 5.4 运营管理保障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中国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风险防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投资银行业务对银行成本与效率的影响 |
| 1.2.2 投资银行业务对银行风险的影响 |
| 1.2.3 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与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关系 |
| 1.2.4 论文创新之处 |
| 1.3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结构安排 |
| 第2章 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及风险防范的理论基础 |
| 2.1 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相关概念剖析 |
| 2.1.1 商业银行及其业务的理论内涵 |
| 2.1.2 投资银行及其业务的理论内涵 |
| 2.1.3 三种金融业经营模式的比较分析 |
| 2.1.4 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组织形式辨析 |
| 2.2 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的经济学解释 |
| 2.2.1 金融中介功能观对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业务融合的启示 |
| 2.2.2 金融创新理论对商业银行在投资银行业务创新上的阐释 |
| 2.2.3 资产专用性假说对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要素配置的解释 |
| 2.2.4 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所隐含的制度变迁供求关系探析 |
| 2.3 综合经营风险管理理论研究 |
| 2.3.1 从定性分析向定量分析转化 |
| 2.3.2 从风险控制向风险管理转变 |
| 2.3.3 从单一风险管理向全面风险管理转化 |
| 2.4 后危机时代综合经营监管理论探究 |
| 2.4.1 更为严格的综合经营市场准入监管 |
| 2.4.2 综合经营监管的宏观审慎原则 |
| 2.4.3 综合经营机构的市场化退出机制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的历史与现状分析 |
| 3.1 发达国家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现状分析 |
| 3.1.1 德国全能银行发展的历史沿革与特征 |
| 3.1.2 美国金融控股公司的演进与立法设计 |
| 3.1.3 英国银行母公司发展的背景与利弊 |
| 3.1.4 发达国家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的国际比较对我国的启示 |
| 3.2 我国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的现状分析 |
| 3.2.1 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的经营范围 |
| 3.2.2 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的组织形式 |
| 3.2.3 主要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的实践 |
| 3.2.4 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的政策演进 |
| 3.3 我国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存在问题分析 |
| 3.3.1 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承担的内部经营压力 |
| 3.3.2 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面临的外部竞争压力 |
| 3.3.3 牌照资质差异导致经营局限性与业务深度不够 |
| 3.3.4 组织形式不一致,行业发展不平衡 |
| 3.3.5 收入结构不均衡,利润贡献度低 |
| 3.3.6 现有人员素质难以满足投资银行业务深入发展的需要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的风险来源、成因与传导路径 |
| 4.1 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风险的一般来源与特征 |
| 4.1.1 信用风险的来源 |
| 4.1.2 市场风险的成因 |
| 4.1.3 操作风险的来源与表现 |
| 4.1.4 流动性风险的来源与差异 |
| 4.1.5 声誉风险的传导路径 |
| 4.2 投资银行业务合规风险的表现形式 |
| 4.2.1 代理类业务风险的具体表现 |
| 4.2.2 委托类业务风险的具体表现 |
| 4.2.3 自营类业务风险的具体表现 |
| 4.3 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面临的特殊风险成因与传导路径 |
| 4.3.1 利益冲突风险的生成途径 |
| 4.3.2 风险传递的主要途径与运行机制 |
| 4.3.3 资本重复计算的动因与实现路径 |
| 4.3.4 透明度风险的表现与特征 |
| 4.3.5 内部交易造成风险集中的基础与传导路径 |
| 4.4 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 |
| 4.4.1 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对系统性风险的分解分析 |
| 4.4.2 商业银行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的风险差异 |
| 4.4.3 商业银行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的风险关联性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投资银行业务对商业银行风险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研究目的与样本选取 |
| 5.1.1 研究目的与假设 |
| 5.1.2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5.2 基于波动性风险理论的银行业收入构成波动性分析 |
| 5.2.1 银行业收入构成与波动状况 |
| 5.2.2 银行业收入波动性分析设计 |
| 5.2.3 样本总体收入波动性分析结果 |
| 5.3 资产组合理论框架下的银行收入构成相关性分析 |
| 5.3.1 银行收入构成相关性分析设计 |
| 5.3.2 样本个体收入相关性分析结果 |
| 5.4 投资银行业务对银行风险影响的回归分析 |
| 5.4.1 研究设计 |
| 5.4.2 变量选取 |
| 5.4.3 模型设定 |
| 5.4.4 实证结果与影响机制分析 |
| 5.4.5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风险防范体系构建 |
| 6.1 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与宏观审慎监管框架 |
| 6.1.1 构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必要性 |
| 6.1.2 导入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重要性 |
| 6.2 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的战略定位与路径选择 |
| 6.2.1 大型国有银行实现投资银行业务规模效应的发展路径 |
| 6.2.2 股份制商业银行发挥投资银行业务协同效应的主要路径 |
| 6.2.3 中小商业银行适度发展投资银行业务的路径选择 |
| 6.2.4 区域性、农村商业银行专业化发展的现实选择 |
| 6.3 公司治理框架与组织结构的优化 |
| 6.3.1 强化董事会职能与利益制衡机制 |
| 6.3.2 确立风险管理层级和运行流程 |
| 6.3.3 导入金融综合经营风险管理文化 |
| 6.4 内部控制机制与合规管理流程的设计与构建 |
| 6.4.1 以风险防范为目的建立内部控制体系 |
| 6.4.2 建立会计并表与风险并表双重管理机制 |
| 6.4.3 设置差异化的“防火墙”制度 |
| 6.5 风险管理流程再造与实施步骤 |
| 6.5.1 确立组织风险偏好与风险容忍度 |
| 6.5.2 开发风险识别与监测工具 |
| 6.5.3 设计风险度量与评估程序 |
| 6.5.4 规范风险控制与报告路径 |
| 6.6 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 |
| 6.6.1 确立监管架构与监管主体 |
| 6.6.2 设定监管目标与原则 |
| 6.6.3 明确市场准入与股东标准 |
| 6.6.4 设置业务资格与范围限制 |
| 6.6.5 确立市场化退出要求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风险防范对策 |
| 7.1 补强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风险防范的薄弱环节 |
| 7.1.1 风险防范理念与风险管理文化方面的欠缺 |
| 7.1.2 风险管理体系与组织发展战略相脱节 |
| 7.1.3 风险管理能力与业务发展不匹配 |
| 7.1.4 风险管理技术和工具存在局限性 |
| 7.1.5 风险防范自律机制发挥不足 |
| 7.2 应对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风险带来的监管挑战 |
| 7.2.1 强化金融监管的迫切性 |
| 7.2.2 多头监管与监管规则不一致 |
| 7.2.3 信息协调与并表监管机制不完备 |
| 7.2.4 对金融集团控股股东存在监管缺位 |
| 7.3 强化对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风险的全面认识 |
| 7.3.1 对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风险影响的重新认识 |
| 7.3.2 对不同组织形式风险差异的辨识 |
| 7.3.3 提高对银行集团风险隐患的重视程度 |
| 7.4 增强对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特殊风险的防范能力 |
| 7.4.1 建立防范利益冲突风险的“中国墙”制度 |
| 7.4.2 控制内部交易造成的风险集中 |
| 7.4.3 强化自律性质的信息披露与透明度建设 |
| 7.5 提高对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风险冲击的抵御能力 |
| 7.5.1 保持资本充足水平与补充能力 |
| 7.5.2 以并表管理为基础防范资本重复计算风险 |
| 7.5.3 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 |
| 7.6 提升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的监管有效性 |
| 7.6.1 夯实立法基础与监管标准 |
| 7.6.2 持续革新监管工具 |
| 7.6.3 利用市场力量约束利益冲突的发生 |
| 7.6.4 建立法人防火墙与业务防火墙“双墙制度” |
| 7.7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8）信息时代人的存在方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信息技术何以确立新时代:用什么劳动资料去生产 |
| 第一节 何谓信息时代 |
| 一、信息时代的概念批判 |
| 二、从“用信息生产”到“为信息生产” |
| 三、为信息时代画像:数字、互联网、知识经济、后工业 |
| 第二节 信息时代的特征 |
| 一、全面互联:自由人的联合体何以可能? |
| 二、时空观重塑:信息技术与主体的互动 |
| 三、群体与个体的关系重构:理性与非理性、权威与消解权威 |
| 四、可能的文明新形态:超越技术工具理性的幻想与恐惧 |
| 第二章 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信息时代实践方式的发展与变革 |
| 第一节 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技术、实践与存在方式的变革 |
| 一、工业时代如何塑造人的存在方式: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
| 二、历次科学技术革命的研究视野比较 |
| 三、生产实践与人类社会历史的辩证发展 |
| 第二节 从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实践活动的新样态 |
| 一、信息技术对实践主客体、主体间关系的重塑 |
| 二、信息技术赋予实践活动的观念变革 |
| 第三章 社会关系的“指示器”:信息时代社会关系的演进与创新 |
| 第一节 信息时代主体认知与交往的新形式 |
| 一、技术革命与新的时间空间存在属性:自由与创造的可能性 |
| 二、信息技术的网络空间的新的存在方式:虚拟媒介的认知与交往 |
| 三、网络空间与新媒介技术对主体观念与实践的影响 |
| 第二节 信息时代的社会关系演进与社会制度变革 |
| 一、技术工具理性与社会机制的相互制约:技术决定论与阶级意识 |
| 二、人的主体意识与社会文化批判理论:主体维度的技术手段和社会维度的生产力辨析 |
| 三、信息技术革命与社会制度的交互影响:主体意识与社会发展 |
| 第三节 现代性视域中信息时代社会关系背后的技术异化 |
| 一、技术理性与社会异化现象: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异化反思 |
| 二、异化形式的演变:从资本控制到科技控制 |
| 三、信息技术革命与社会文化的符号控制:从数字逻辑到资本逻辑 |
| 第四章 信息文明确立人的存在方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 |
| 第一节 信息技术的理性反思与信息文明的确立 |
| 一、信息技术媒介与网络空间对主体性的重塑 |
| 二、技术理性控制与社会文化的同一性 |
| 三、信息时代与现代性裹挟下的异化控制 |
| 第二节 人的存在方式变革与新的文化样态 |
| 一、信息文明确立的人的存在方式 |
| 二、信息文明重塑人的文化样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致谢 |
（9）基于宏观审慎管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形成机制和风险监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次贷危机引发了金融统计对信息缺口的关注 |
| 1.1.2 我国金融监管转向关注宏观审慎管理 |
| 1.1.3 我国宏观经济管理面临新挑战 |
| 1.1.4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和结构安排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 2.1 社会融资规模概念和统计属性 |
| 2.1.1 概念形成、完善及评价 |
| 2.1.2 统计构成、编制原则及评价 |
| 2.1.3 统计指标的实践环境 |
| 2.2 社会融资规模形成的理论基础 |
| 2.2.1 货币供求理论与信用创造 |
| 2.2.2 货币政策传导的货币与信用观点 |
| 2.2.3 理论启示 |
| 2.3 社会融资规模研究的文献回顾 |
| 2.3.1 金融监管当局对社会融资规模的研究 |
| 2.3.2 对社会融资规模是否可以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目标的文献研究 |
| 2.3.3 关于社会融资规模的其他重要经济金融指标关系的研究 |
| 2.3.4 关于统计数据质量的相关研究 |
| 2.3.5 文献评述 |
| 2.4 宏观审慎管理的文献回顾 |
| 2.4.1 宏观经济管理的相关文献 |
| 2.4.2 宏观审慎监管的相关文献 |
| 2.4.3 理论启示与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社会融资规模运行现状的形成 |
| 3.1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波动特征和原因分析 |
| 3.1.1 存量指标的形成过程 |
| 3.1.2 存量趋势特征的形成和原因分析 |
| 3.1.3 影响存量形成的因素 |
| 3.2 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波动特征和原因分析 |
| 3.2.1 增量指标的形成过程 |
| 3.2.2 增量趋势特征的形成和原因分析 |
| 3.2.3 影响增量形成的因素 |
| 3.3 社会融资规模结构的波动特征和原因分析 |
| 3.3.1 结构性指标的形成过程 |
| 3.3.2 结构性趋势特征的形成和原因分析 |
| 3.3.3 影响结构形成的因素 |
| 3.4 波动的动态相关性分析 |
| 3.4.1 DCC-Garch模型及变量选取 |
| 3.4.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与相关变量的动态相关性 |
| 3.4.3 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与相关变量的动态相关性 |
| 3.4.4 主要结论 |
| 第四章 社会融资规模的信用创造机制分析 |
| 4.1 社会融资规模的信用创造路径模拟 |
| 4.1.1 表内业务 |
| 4.1.2 直接融资 |
| 4.1.3 贷款核销 |
| 4.1.4 表外业务 |
| 4.1.5 其他融资 |
| 4.2 社会融资规模的信用创造机制 |
| 4.2.1 存在货币统计缺口的信用模型 |
| 4.2.2 存在货币统计缺口和社融循环的信用模型 |
| 4.2.3 实证检验 |
| 第五章 社会融资规模的产出机制分析 |
| 5.1 社会融资规模与实际产出水平 |
| 5.1.1 STR模型和变量选取 |
| 5.1.2 变量检验和模型估计 |
| 5.1.3 检验结论解释 |
| 5.1.4 对宏观经济管理的意义 |
| 5.2 社会融资规模与目标产出水平 |
| 5.2.1 目标产出的界定 |
| 5.2.2 社会融资规模对目标产出的影响路径 |
| 5.3 社会融资规模与潜在产出水平 |
| 5.3.1 潜在产出的含义 |
| 5.3.2 社会融资规模对潜在产出的影响路径 |
| 第六章 社会融资规模风险综合评价与监测 |
| 6.1 社会融资规模风险评价的模型选择 |
| 6.1.1 基本思路 |
| 6.1.2 因子分析模型 |
| 6.2 社会融资规模的风险综合评价体系构建 |
| 6.2.1 指标体系构建 |
| 6.2.2 因子分析模型的检验和构建 |
| 6.3 社会融资规模风险综合评价 |
| 6.3.1 因子分析结果评价 |
| 6.3.2 人工神经网络的验证和评价 |
| 6.4 社会融资规模风险监测 |
| 第七章 宏观审慎框架下优化社会融资规模管理的对策 |
| 7.1 加快调整和完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口径 |
| 7.1.1 拓展和补充现有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口径 |
| 7.1.2 创新性构建社会融资规模的资金使用统计口径 |
| 7.1.3 补足社会融资规模关联性指标统计口径短板 |
| 7.2 高效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实施 |
| 7.2.1 建立健全金融业标准化统计制度 |
| 7.2.2 重点搭建金融业综合统计信息平台 |
| 7.3 探索运用大数据的关联性监测方法 |
| 7.3.1 强化金融系统内部的大数据关联 |
| 7.3.2 运用跨行业的数据关联监测方法 |
| 7.4 构建以社融为核心的宏观审慎管理协调机制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不足之处和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参加课题情况 |
| 附录 B 部分月度原始数据表 |
| 附录 C 部分季度/年度原始数据表 |
| 附录 D 社会融资规模风险综合评价得分表 |
（10）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路径 |
| 第一章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权理论基础 |
| 一、金融监管的公权力属性 |
| 二、金融监管的正当性理论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权的多元与多重 |
| 一、金融监管权主体的多元化 |
| 二、金融监管对象的全覆盖 |
| 三、金融监管内容的系统化 |
| 第三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结构化”性质 |
| 一、国家权力的央地配置 |
| 二、“结构化”视角下的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 |
| 第四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动因 |
| 一、地方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是根本动因 |
| 二、地方政府金融发展的竞争需要是直接动因 |
| 三、维护金融安全是终极动因 |
| 四、国家权力结构改革是重要动因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央地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变迁和现状 |
| 第一节 中央金融监管权模式的历史变迁 |
| 一、1949-1979:中央银行“大一统”时代 |
| 二、1979-1992: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与地方监督保障 |
| 三、1992-2003:分业监管与地方干预 |
| 四、2003-至今:分业监管与金融监管协调 |
| 第二节 我国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历史考察 |
| 一、1949 年以来我国权力央地关系的发展 |
| 二、我国金融监管央地关系的变迁 |
| 第三节 我国央地金融监管权配置的现状分析 |
| 一、中央金融监管权配置现实 |
| 二、金融监管权集中配置于中央的弊端 |
| 三、地方金融监管权的配置现实 |
| 四、央地双层监管的显着趋势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困境 |
| 第一节 地方金融监管的多重困境 |
| 一、应对传统金融的困境 |
| 二、地方金融监管法律依据普遍缺失 |
| 三、地方监管机构定位不清 |
| 四、应对互联网金融冲击的困境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合法性危机 |
| 一、金融立法现状 |
| 二、现行金融立法存在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金融监管央地配置域外模式借鉴 |
| 第一节 分权型多层监管模式 |
| 一、美国的分权型双层金融监管权配置 |
| 二、加拿大分权型双层金融监管权配置 |
| 三、美国、加拿大分权型多层监管体制特征 |
| 第二节 集中型单层监管模式 |
| 一、英国金融监管权集权型单层配置模式 |
| 二、德国依托地方银行的地方监管模式 |
| 三、日本中央政府部门行政授权地方监管模式 |
| 四、欧盟合作性金融监管模式 |
| 五、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单层监管模式的特征 |
| 第三节 域外金融监管的比较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 一、域外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制度化 |
| 二、监管权力央地配置模式的决定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制度建构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宏观设计 |
| 一、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价值取向 |
| 二、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配置目标 |
| 三、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主要原则 |
| 第二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的法治化路径 |
| 一、通过法律制度配置监管权力 |
| 二、充分发挥地方立法权的作用 |
| 第三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主体配置 |
| 一、监管机构配置的基本原则 |
| 二、中央指导下的地方统筹监管模式 |
| 第四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内容配置 |
| 一、厘清地方监管与中央监管之间的界限 |
| 二、厘清地方金融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的界限 |
| 三、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内容 |
| 第五节 配套制度设计 |
| 一、中央从严格分业走向行业统筹 |
| 二、完善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关系 |
| 三、创造地方金融监管权实现的条件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SUM迈出中国金融业崭新的一步（论文参考文献）
- [1]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D]. 韩美琳. 吉林大学, 2021(01)
- [2]土耳其经济发展模式的演进（1923-1967）[D]. 李鑫均. 上海大学, 2021
- [3]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研究[D]. 张国坤. 河北师范大学, 2020
- [4]圣西门主义力行者 ——拿破仑三世和19世纪中叶法国社会经济发展探究[D]. 应远马. 浙江大学, 2020(01)
- [5]只争朝夕 全面落实自由贸易港金融政策[J]. 陈之为,曹协和. 中国外汇, 2020(13)
- [6]华夏银行DY分行发展战略研究[D]. 周鑫. 山东大学, 2020(05)
- [7]中国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风险防范研究[D]. 郑雪. 辽宁大学, 2020(01)
- [8]信息时代人的存在方式研究[D]. 赵龙. 吉林大学, 2020(01)
- [9]基于宏观审慎管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形成机制和风险监测研究[D]. 程铖. 昆明理工大学, 2020(05)
- [10]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D]. 李其成.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