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演变

一、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间关系发展的演变（论文文献综述）

成向东^[1]（2021）在《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国际合作”问题就是研究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国际合作现象与行为的普遍性与复杂性使理论研究成为一大难题。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发展,人类文明也进入多层次、多元化、多问题碰撞交融、竞争合作的阶段,单一或局部的、简单的方式已经无法解决世界所面临的动态性、开放性、复杂性以及系统性的发展问题。在多元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人类的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寻求合作将会更加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如何走向和合共生、命运与共的道路既是扬弃旧的世界秩序,构建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也是人类走向合作文明的重大实践课题。从全球的视野和胸怀去理解“合作”已经成为理论与实践的迫切需要,“合作”理应成为当今世界“大理论”视阈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尽管现实主义者们看到的是世界之乱与大国冲突的种种现实,但人类终究是向前看的“智慧生灵”,需要以非凡的勇气、足够的“智慧”走出冲突的困境。冲突与合作是一个可以相互转化的统一体,只要有解决冲突的架构,就会有合作的基础。实践构成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逻辑。如何以“大合作”的实践形式走向未来是当代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问题驱动发展转型,危机生成发展共识。当人类社会面临共同的发展难题时,如何促进人类对全球发展问题进行理性思考和深刻反思,将决定着人类的未来走向。如果国际合作世界观、国家能力与国际制度三个变量系统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在实践层面的增量改进与优化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国际秩序和谐化的可能性要素就会不断积累增加。“霸权稳定”的终结与新的“合作稳定”秩序的产生将不可避免,代替旧有观念的,将是新的“合作文明”的实践与真正“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本研究旨在全面系统分析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础概念、立论基础、范式结构、实践逻辑、现实困境与深化路径。具体而言,就是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方法出发,以系统化理论框架解释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探求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三个基本变量因素,即“世界观-能力-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际合作。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怎样影响国际体系的变动,促进世界走向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一规律。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建构的最终目的是从复杂的国际合作现象中发现合作的“中国逻辑”与“中国特色”。论文除导论和结语之外,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研究起点。集中阐释了国际合作的相关基本概念,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这一研究主题进行概念界定,并阐明“理论整体性”研究的意义。第二章是立论基础。主要从四个维度阐述了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渊源,构成了本文的立论基础。第三章是理论分析。尝试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分析的系统框架,即国际合作的“世界观-能力-制度”系统结构,着力探讨世界观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家能力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根本上揭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规律性。第四章是实践考察。论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国际合作思想的历史演变;从“世界观-能力-制度”结构范式出发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创新进行案例分析;系统总结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本经验;第五章是现实困境。从世界观、国家能力、国际制度三个层面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现实困境进行深入分析;第六章是深化路径。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路径。

张文涛^[2]（2020）在《中东地区国际组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从历史学的角度对中东地区国际组织进行系统研究。中东地区毗邻欧洲,扼守东西方交通要道,加之丰富的石油资源,一直是西方列强争夺的目标。在欧洲殖民扩张过程中,中东地区被纳入欧洲国家发起建立的国际组织体系中,从而为欧洲殖民扩张提供交通运输、通信联络以及预防疾病等方面的便利。中东地区虽然被动地加入以欧洲为主导的国际组织,客观上中东地区也成为国际组织最早的诞生地之一。近代以来,中东地区历次重大事件都与国际组织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世界上第一个全球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联盟的创立为包括中东地区在内的国际社会提供了解决国际关系争端等新思路。二战即将结束时,中东地区率先建立了区域性国际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随着中东地区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演变,联合国、阿拉伯国家联盟、石油输出国组织、伊斯兰合作组织以及阿拉伯海湾合作委员会等一系列国际组织开始在中东国际舞台上出现,在调解阿以冲突,推进中东和平进程,促进中东政治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非洲、欧洲、亚洲等地区的国际组织也与中东地区存在着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中东地区已经成为国际组织极为活跃的地区。对中东地区国际组织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本选题以国际组织联合会（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UIA）发布的《国际组织年鉴》（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为工具,以22个阿拉伯国家加上土耳其、伊朗、以色列、阿富汗和塞浦路斯等5个中东地区国家为研究范围,通过对《国际组织年鉴》中正式注册的69862个国际组织以“中东”、“阿拉伯”、“伊斯兰”、“穆斯林”、“犹太”、“锡安”等关键词及27个国家与其首都为注册地进行检索,梳理出976个中东区域内政府间国际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同时,本研究对与国际组织相关的档案、文献、文集、专着、论文、网站、报道等材料进行整理,梳理出中东区域以外的国际组织在中东地区的活动情况,整体研究国际组织在中东地区产生、发展、演变及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和作用,并对不同类别的国际组织在中东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特点和成效进行综合评价。本论文由绪论、正文、结论及文献附录等四部分组成,从历史学的角度对中东地区国际组织进行系统研究。论文的绪论部分介绍了选题的缘起和意义,分析了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和本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论文的正文部分分为四章。第一章论述了中东地区国际组织的产生、发展、类型和分布情况,论述了在西方文化和制度的冲击、欧洲国际组织的影响和中东民族国际体系形成的历史背景下,中东地区国际组织产生的过程以及国际组织的主要类型,陈述了国际组织在中东地区活动现状。本研究按照政府间国际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两大类别,根据国际组织的活动范围,从全球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全球性国际非政府组织、区域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和区域性国际非政府组织等四个维度对中东地区国际组织进行分类研究。论文第二章论述了近代以来中东地区政府间国际组织的产生及发展历程,分别阐释了全球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和区域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在中东地区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及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作用。重点论述了国际联盟、联合国、不结盟运动、伊斯兰合作组织等全球性政府间国际组织深度参与中东地区政治、经济、安全、和平、教育、文化等事务的历史过程,论述了欧洲联盟、石油输出国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非洲联盟等中东区域以外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与中东地区的互动关系以及阿拉伯国家联盟、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等中东区域内国际组织在中东追求民族独立和实现现代化历程中的历史作用。论文第三章论述了中东地区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历程及全球性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区域性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参与中东区域治理过程中的特点和作用,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大量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中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人道主义援助等事务,成为中东国家和中东地区政府间国际组织实施区域治理,解决中东问题的有力助手。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与政府开展合作的同时,也对政府进行舆论监督,在民主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与政府产生分歧,中东地区大部分国家对国际非政府组织采取严格控制政策,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东地区的发展遇到瓶颈。论文第四章总结了中东地区国际组织的特点,并对国际组织参与中东区域治理的效果进行了分析和评价。中东地区政府间国际组织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治理体系,在中东国际事务中作用明显。中东区域以外政府间国际组织参与中东事务的制度更加完善,方法更为规范,而中东区域内政府间国际组织则呈现出矛盾复杂化,难以形成合力的特点。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东地区无论在法律层面还是在区域治理方面,还有漫长的道路需要探索。结论部分是对中东地区国际组织的历史进行总体评价。认为中东地区国际组织参与中东事务和中东地区治理与中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国际环境影响密切相关。国际组织虽然在协调和解决中东各种问题和复杂矛盾的效能方面还不明显,但总体来说,无论是政府间国际组织还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已经成为参与中东事务和中东治理的重要力量,在中东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国际组织在中东地区还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论文的文献及附录部分列出了976个在国际组织联合会正式注册的中东地区国际组织名单,读者和相关研究者可以按照国家查询不同国际组织建立的时间及总部的位置,有助于提供中东地区国际组织的整体面貌和具体信息。附录部分还提供了相关国际组织的英文缩写及重大相关活动时间,有益于为以后有关中东地区国际组织研究积累资料。

穆春唤^[3]（2020）在《美国对中东库尔德武装组织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长期以来中东地区在美国的国际战略中一直具有极其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也是美国建立和维持全球统治地位必然要涉足的重点区域。美国自冷战时起,就试图通过和中东地区各种类型政治行为体之间的联系来参与这个地区的事务,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与中东地区库尔德武装组织之间的关系。多年来,美国始终关注中东地区不同国家的库尔德武装组织,并根据自己与这些库尔德武装组织所在国家的关系或局势,来制定针对这些库尔德武装组织的不同政策。本文主要是从威胁认知理论的视角,来分析美国在规避威胁、遏制威胁以及消灭威胁等动机的驱使下,对中东地区不同国家库尔德武装组织政策的形成、发展和变化。作为一种客观现实,美国对中东地区不同国家库尔德武装组织的政策是多元的。既有正向关系的支持、合作以及接触,也有反向关系的打压与制裁。在此基础上,政策实施的深度和广度也存在差异。而这些政策的形成与差异的产生,都和美国的威胁认知具有重要的内在联系。首先,威胁认知是导致美国对不同国家库尔德武装组织开展合作、支持和接触,或是打压、打击和制裁等基本政策的主要原因。美国对伊拉克库尔德武装组织的积极支持与合作政策,主要源于美国对冷战时期苏联共产主义势力对伊拉克的影响,还有伊拉克极权主义政权在海湾地区的扩张以及穆斯林什叶派势力在伊拉克的增长等一系列威胁认知。同样,美国积极支持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组织的政策,是感受到了叙利亚内战中“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崛起在中东地区对美国构成的巨大威胁。小布什政府和特朗普政府将伊朗视为中东地区的主要安全威胁,而与伊朗库尔德武装组织进行了接触。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对伊朗的威胁评估显着下降,同时对库尔德武装组织自由生活党的威胁认知相对上升,因此,将该组织列入了恐怖主义组织名单进行制裁。对于土耳其库尔德武装组织,美国主要是考虑到与土耳其的同盟关系,因而支持土耳其政府镇压库尔德工人党,并将该组织列入恐怖主义名单予以制裁。其次,威胁认知对美国的库尔德武装组织政策具有限制作用。中东地区库尔德武装组织所追求的违反国家主权原则的民族分离主义目标,影响着美国对库尔德武装组织的威胁认知,因此,美国在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组织采取支持与合作政策时,谨慎把握对这些组织的支持限度,尽量降低库尔德民族主义对地区国家领土完整和安全的威胁。最后,威胁认知也影响到美国对库尔德武装组织政策的性质。就美国与伊拉克和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组织的合作而言,考虑到伊拉克的地缘重要性和伊拉克什叶派威胁的长期存在,因而美国对伊拉克库尔德武装组织的合作政策更具有战略性;而由于“伊斯兰国”组织威胁的短期性和非关键性,因此美国基于反恐战争与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组织形成的合作关系则侧重于战术性。本文通过威胁认知理论对美国针对中东库尔德武装组织政策所做的比较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美国作为国家行为体对于中东地区库尔德武装组织所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制定政策时的威胁认知考量。并从中认识到美国对于中东地区库尔德武装组织的政策之所以存在如此巨大差异,根本原因就是美国对待中东库尔德武装组织的政策,并非是为了支持库尔德民族的自治与独立,而是从威胁认知出发来更加有效地维护美国自身在中东地区的霸权。从论文研究的创新来说,这种研究的视角和研究结果,不仅是一种学术上的探讨,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陈行^[4]（2020）在《美国对伊拉克政策研究（1958-1960）》文中研究指明1958年1月,艾森豪威尔政府出台NSC5801/1号文件,将支持伊拉克哈希姆王朝等阿拉伯亲西方保守政权确立为限制纳赛尔以及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不断扩大的影响力的方式。1958年的“7月14日革命”成功推翻了哈希姆王朝的统治。由于认为伊拉克保守政权的倒台象征着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力量已经无法阻挡,为避免苏联借由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力量进一步扩大对中东地区的影响,进而威胁到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艾森豪威尔政府在1958年11月出台的NSC5820/1号文件中放弃了NSC5801/1号文件中限制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计划并开始寻求与民族主义者之间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试图将其引导至对西方有利的轨道上来,并将对伊政策由对哈希姆政权的支持调整为对卡塞姆政权的“观望”。进入1960年以后,随着卡塞姆逐步巩固了其政权,并采取行动限制了国内共产党的发展,伊拉克与西方的关系出现了缓和的迹象。NSC6011号文件重申了对伊拉克的观望政策,并试图通过开展人员和信息交流活动,潜移默化地对伊拉克施加影响,继而将其引导向更加中立的立场上来。1958-1960年美国对伊拉克政策的调整的根源在于美苏两国的对抗,苏联支持阿拉伯民族主义并试图借以削弱西方国家在中东地区的存在,美国政府限制苏联影响力的扩大并希望维持中东地区的稳定,以保障石油对西欧国家的供应。艾森豪威尔政府内部对纳赛尔以及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负面的看法限制了美国与埃及以及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之间进一步的和解与合作。卡塞姆与苏联之间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并在与国内亲纳赛尔分子的斗争中利用伊拉克共产党的力量,使艾森豪威尔政府产生了对“共产主义危机”的担心。伊拉克国内持续动荡的局势使得艾森豪威尔政府难以找到解决伊拉克问题的方式,只能依赖纳赛尔间接地对伊拉克局势施加影响。这些原因共同促成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在1958-1960期间对伊政策的调整。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伊拉克采取的观望政策促进了卡塞姆政权与西方关系的短暂缓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在短时间内处于一种较为平静的阶段。但是由于美国并没有采取措施进一步改善与伊拉克之间的关系,限制了美伊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导致美伊关系在经历了短暂的缓和后再度紧张。美国的对伊拉克的观望政策使得伊拉克并没有完全倒向苏联,苏联的中东政策在短暂地将重心调整为支持伊拉克后又重新调整为支持埃及。伊拉克没有在苏联的支持下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导致其统治者必须依赖军队的支持以巩固政权,这为伊拉克未来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隐患。1958-1960年美国对伊政策的调整对现阶段我国的外交活动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李佳宇^[5]（2019）在《非洲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的质量决定知识创造与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和速度,对振兴非洲经济,提升非洲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至关重要。质量保障是非洲高等教育一体化的内容之一,它随着高等教育一体化战略的全面推进逐渐受到重视。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各区域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一体化进程的快速推进,非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一体化也逐步兴起。在此背景下,对非洲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进行研究,有助于中国进一步与非洲开展高等教育合作,推进中非教育合作的内涵式发展。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和实地调研等方法,首先对非洲不同层次的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进行了剖析。其次,从国别层次探究了这些政策的影响力。然后,分析了这些政策的特点、成效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如何结合非洲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来促进中非高等教育合作。论文的第一章对非洲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产生和发展的内外部背景进行了分析。外部背景主要是从国际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一体化实践的视角来考察,内部背景主要是以非洲经济社会发展与高等教育之间供求关系为视角,对非洲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和人力资源水平的现状、非洲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及其存在的质量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第二章是从大陆层次考察了非洲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这一层次的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主要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盟、欧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协会和德国的援助与支持下,由非盟、非洲大学协会、非洲远程教育理事会和非洲教育发展协会共同制定和推动实施的。目前,非洲大陆的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是在非盟与欧盟战略伙伴关系下,以非盟提出的“非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与认证一体化战略”为指导,具体包括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标准和其他一系列辅助性实践政策。这些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处于初步制定和试点完善阶段,有待进一步被推介和实施。第三章是从次区域层次考察了非洲的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这一层次的政策包括:一是由非洲及马达加斯加高等教育委员会制定和实施的中西部非洲及马达加斯加地区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二是由东非大学校际理事会制定和实施的东部非洲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三是由阿拉伯大学协会、阿拉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联盟和创新性学习和知识策略定制中心共同制定和实施的北部非洲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四是由南部非洲共同体、南部非洲地区大学协会和南部非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联盟共同推动的南部非洲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实践。除南部非洲外,其他次区域的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都较为丰富,具体包括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标准性政策（即质量保障标准）和促进区域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协调、交流、能力建设、意识培养等的辅助性政策。南部非洲有区域一体化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意识,但还未颁布实质性的政策。第四章是从国别层次考察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的影响力,即政策的实施效果。通过对非洲国别层次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发展历史与现状的研究后,选取埃塞俄比亚和乌干达作案例,全面探索了两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发展背景、组织机构、质量保障标准、模式、成效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对地理位置上同处东部非洲的两国做横向比较,探究非洲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的影响力。埃塞俄比亚在东非,甚至整个非洲来讲,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它并没有受到任何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的影响,始终都处于一种独立自主发展的状态。乌干达则完全相反,它是东非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一体化的主力国家之一,在制定和实施东非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论文的第五章,总结和分析了非洲区域一体化高教质量保障政策的特点和成效。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制定、性质、目标、内容、实施等五方面（详见研究结论）。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的成效主要是初步建立了区域一体化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质量保障体系内的组织体系、质量标准体系和运行体系均随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逐步完善,区域一级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话语体系初步形成;各区域内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会议、培训、工作坊、评估和认证活动规模逐渐扩大,频次逐渐增加;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国家和高校）的质量保障意识得到较大提升。论文的最后一章,总结分析了非洲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为中非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合作提出了政策建议。非洲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存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大陆和次区域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组织机构间权威性、约束力、财政能力等的强弱差距导致各组织机构间存在矛盾和冲突,进而影响政策的实施;二是国别及其院校间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能力和积极性存在差距;三是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政策的实施和完善面临着质量保障人力资源及专业能力不足和质量保障资金及来源不足的问题。为此,建议我国通过建立中非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战略伙伴关系,加强中非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能力建设合作,开展对非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技术援助和参与国际组织对非高等教育援助项目等路径,与非洲开展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合作。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非洲的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可分为大陆和次区域两个层次。具体而言,除南部非洲外,非洲大陆、中西部非洲及马达加斯加地区、东部非洲、北部非洲均有各自的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其中,大陆层次的政策表现出自上而下、跨越式的特点,而次区域的政策带有明显的自下而上、循序渐进发展的特征。第二,各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具有较强的区域独立性,相互间联系很少,甚至可以说各次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间无关联。区域一体化高教质量保障政策的影响力具有区域局限性,还有待通过政策实施进一步强化政策的影响力。第三,非洲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的特点:一是政策制定动机的多重性、制定机构和程序的一致性;二是按政策性质,各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都可被划分为标准性政策和辅助性政策,其中标准性政策是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的核心内容,具有较强的参考性,辅助性政策则具有较强的实践性;三是政策目标都具有基础性、可操作性和发展性;四是标准性政策内容具有一致性和全面性,辅助性政策内容具有多样性;五是政策实施路径上以评估为主,交流性活动和能力培训为辅,政策实施范围具有绝对限定性和相对广泛性;六是政策成效的系统化、数字化和意识化。第四,研究发现,以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为立足点,援助或与非洲合作的国家和组织并不多。德国是最活跃的参与非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建设的国家,与之比较,我国作为援助非洲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参与非洲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一体化或国别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这与我国已积累得丰富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经验不符。在共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下,我国应围绕非洲区域一体化高教质量保障政策制定和实施需求,尽快与非洲开展高教质量保障合作。

贾龙阳^[6]（2019）在《法塔赫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法塔赫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阿拉伯语的英译转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代表巴勒斯坦利益的政治组织。1956年,法塔赫由亚西尔·阿拉法特为首的巴勒斯坦青年在埃及筹建,1959年正式成立于科威特。成立之初,法塔赫坚持组织独立性,主张武装斗争是实现巴勒斯坦建国的唯一方式。1965年,法塔赫正式开始对以武装斗争,这是阿拉伯国家对以斗争陷入低谷时的应激反应,也是国际社会在巴以问题上有失公允的必然结果。在开展对以武装斗争后,法塔赫组织规模迅速增加,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影响力与日俱增。1964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法塔赫于1967年加入并迅速成为第一大政治派别。1968年,法塔赫在卡拉梅战役中以弱胜强,重创入侵的以色列军队,在提振阿拉伯国家对以斗争低迷士气的同时,自身国际地位与政治影响力也不断提高。1969年,法塔赫赢得巴解组织内部选举,阿拉法特成为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自此,法塔赫的方针政策正式成为巴解组织的信仰纲领和行为准则。卡拉梅战役后法塔赫实力的迅速膨胀,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其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在法塔赫影响力不断扩展的背后,隐含的是组织内部矛盾的凸显、政治分歧加剧以及盲目自信等危机,而在这些危机掩盖下频繁干预他国主权的越轨行为,使阿拉伯国家与法塔赫的关系渐行渐远,最终引发与约旦的流血冲突,法塔赫因此遭遇重挫。面对内外压力,法塔赫选择借助恐怖主义手段摆脱困境,相继发动或参与多起针对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和西方国家的恐怖袭击。但是,投入与产出成反比的恐怖主义,无疑是一把双刃剑,法塔赫在借助恐怖主义手段获得一定关注的同时,阿拉伯国家的猜忌、国际社会的谴责以及以色列更为猛烈的报复接踵而至,法塔赫由此失去的不仅是外界的信任和内部的民心,还有巴勒斯坦解放事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正义性,而这也成为日后法塔赫在巴以问题中合法地位和话语权屡遭质疑的重要原因。在践行恐怖主义的同时,法塔赫并没有吸取与约旦反目成仇的经验教训,非但没有找到一条与阿拉伯国家的和谐相处之道,反而变本加厉地忽视和干涉他国内政,参与和激化地区矛盾,最终引发黎巴嫩内战。黎巴嫩内战导致法塔赫生存环境更加恶劣,阿拉伯国家对其猜疑顾忌之心更重,自身国际形象更因此一落千丈。暴力活动的持续威胁,促使以色列在1982年发动旨在消灭黎巴嫩境内巴勒斯坦武装力量的黎巴嫩战争,而这场战争也使法塔赫受到毁灭性打击,组织结构濒于崩溃,对以政策被迫转向缓和。1987年,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爆发反抗以色列暴政的第一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这场大起义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不仅迫使以色列重新正视巴勒斯坦人的权利诉求,还使陷于困境的法塔赫重获新生。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巴勒斯坦于1988年宣布建国。进入1990年代,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这为巴以问题走向政治解决提供了良好的外部契机。法塔赫顺应历史潮流,与以色列签署《奥斯陆协议》,使政治解决巴以问题成为双方乃至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准则,使在中东地区盛行多年的恐怖主义一时成为众矢之的,更为以和平方式解决世界其他地区宗教、领土、民族争端提供了最真实的范例和最良好的佐证,从而掀开了巴以和平进程新的篇章。同时,《奥斯陆协议》也推动了法塔赫主导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建立,巴勒斯坦人在建立实体国家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是,巴以矛盾根深蒂固,巴勒斯坦内部关于对以政策始终存在分歧。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的强势崛起,导致法塔赫的内政外交政策缺乏足够的执行力,加之以色列右翼政府的重新上台,进而引发巴以和平进程再度瘫痪。2004年,阿拉法特病故,面对权力真空,法塔赫各派势力迅速展开博弈。这种政治内耗,不仅严重制约了组织本身的发展,还使法塔赫在与哈马斯角逐巴勒斯坦最高权力的议会斗争中频遭失败,巴勒斯坦政治格局也由此受到更多伊斯兰宗教势力的影响。巴勒斯坦的内部分裂,导致法塔赫的国际国内形象严重受损,削弱了法塔赫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国际社会的作用。伴随着外交话语权的丧失,法塔赫在与以色列的外交斗争中更显颓势,加之国际局势的纷繁复杂,法塔赫以及巴勒斯坦的未来更加堪忧。国际社会与法塔赫的历史以及巴以问题的走向息息相关。美国在巴以问题上长期奉行双重标准,巴以问题更是美国在中东地区输出意识形态和美国式价值观的最好媒介,加之国际格局的变迁乃至总统个人好恶,都使美国巴以政策缺乏公平性和稳定性,也严重损害了美国与法塔赫的关系。苏联在法塔赫发展过程中曾扮演同盟者的角色,但苏联对法塔赫的援助往往带有政治附加条件,目的是与美国争夺在中东地区的利益,这种利己主义倾向明显的外交政策成为苏联与法塔赫关系的最大隔阂。中国与法塔赫既有蜜月期,也有冷战期,但总体而言,双方关系整体向前的趋势并未改变,改革开放后,中国在继续支持法塔赫正义事业的同时,也在巴以问题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建设性作用。阿拉伯前线国家在历史上曾为巴勒斯坦解放事业做出贡献,但这些国家为自身利益干涉法塔赫和巴以问题的做法,始终是影响双方关系的主要障碍。联合国在巴以问题上曾扮演冲突“制造者”的角色,但随着第三世界力量的崛起和世界多极化趋势的不断加剧,联合国开始扮演巴以冲突“调停者”与和谈“促进者”的角色,不断改善同法塔赫的关系,联合国也由此成为当今巴以问题不可或缺的外部推手,也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巴以问题仲裁核心。欧洲国家曾是美国巴以政策的跟随者,但伴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欧盟巴以政策的独立性不断增强,与法塔赫的关系也持续改善,特别是对巴勒斯坦民生问题的关注,为巴以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

陈小迁^[7]（2019）在《海湾君主制国家现代国家治理多维研究 ——以沙特阿拉伯、巴林为中心》文中提出冷战后乃至20世纪中后期以来,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并充分发挥治理能力是世界各国所追寻的主要发展目标。海湾君主制国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巴林、阿曼）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起于20世纪初期沙特现代民族国家建立。随着石油财富的涌入以及60、70年代英国殖民者逐渐退出海湾地区,各酋长国的治理任务也由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转向发展和完善治理体系与提升治理能力。历经数十年发展,海湾君主制国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治理成果,它们大多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民众富足、社会康乐。然而,在繁盛表象之下,海湾诸国的国家治理正处在十字路口之上,旧有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越发不能适应新时期的发展,以往积累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等问题一直未能彻底解决,引发了诸多治理矛盾。沙特阿拉伯、巴林等海湾君主制国家只有坚定推进国家治理变革,切实提升治理能力,解决遗留的治理顽疾,持续推进国家发展,才能应对新时期的多重挑战,辩证地抓住利好机遇,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治理理论学派众多,至今尚无普遍认可的理论范式。鉴于此,本文以客观情况为基础,站在国家层面的治理视角,采取国家发展史与治理理论相互结合的方法,从20世纪初期以来海湾君主制国家的现代国家治理演进历程出发,探讨并总结符合海湾诸国国情的治理模式、成果、问题及转型路径。为进行更深入地研究,本文选取沙特阿拉伯和巴林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国家为研究中心,文中仍然会少量涉及并论述海湾君主制国家共有的治理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上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主要构建于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四个方面,并且治理演进与变革受到内部与外部的多重影响。因此,本文共分七部分,除导论和结语外,正文由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治理变革机制五章所构成,以求对沙特与巴林的国家治理问题进行体系性地研究。导论阐述了研究缘起、中外学术史、论文研究方法、治理理论辨析及研究框架,并且对20世纪以来的沙特与巴林国家治理演进脉络做简要梳理,以明晰它们的国家治理发展阶段和重要历史事件。结语部分首先判析了海湾君主制国家的治理模式,并且分析了新时期沙特、巴林国家治理的变革情况,存在的改革悖论,发展中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等。第一章探究了沙特阿拉伯、巴林等海湾君主制国家的政治治理问题,分别从国家治理的政治制度、权力核心构成、协商民主与立法权力、治理的行政体系与能力四个方面,对海湾君主制国家的政治体系构建及问题加以阐述。沙特阿拉伯、巴林等海湾君主制国家的政治治理体系较为完善,关键在于治理效能较为低下,制度性矛盾与传统治理观念限制了政治治理的高效施行。第二章主要论述了沙特阿拉伯、巴林等海湾君主制国家的经济治理问题,涉及海湾国家的经济治理特征、国家与市场关系、国家经济治理战略这三个主要问题,着重阐述了它们的经济治理基础、成果、问题及未来变革方向。在国家主导的资源型经济发展模式下,市场的治理地位较低且能力较弱,无法实现国家与市场的协调发展,导致海湾君主制国家经济治理的执行力、顺应力及市场活力均有明显的不足,需要着力调整。第三章以沙特阿拉伯与巴林等海湾君主制国家的社会治理为主题,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海湾诸国中社会结构的演变及特征,对沙特和巴林的国家与社会治理关系的变化情况,特别是“食利契约”下的福利国家与社会保障机制的现状及问题加以探讨。此外,本章还就海湾君主制国家社会治理中存在的妇女权利、社会整合、贫富差距、部落认同、个体诉求、移民等问题进行探讨,认为社会治理是一个体系性工程,需要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共同努力,调整社会治理政策,捋顺社会与国家及各群体间的关系,解决社会发展矛盾。第四章以沙特阿拉伯和巴林等海湾君主制国家的宗教文化治理为研究中心,对海湾君主国的宗教文化治理加以分类,并且概括分析各自的治理特征,对多种思潮冲击下的官方宗教文化治理政策及实施中出现的问题予以探讨。文中认为,沙特和巴林对于非官方宗教文化群体严格管控的治理手段,加大了民众的逆反情绪,加之海湾地区什叶派的跨国教派认同,以及伊斯兰复兴主义甚至极端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引发了沙特、巴林等国宗教文化治理方面的多重矛盾与冲突,威胁了国家治理体系的稳定。第五章分析了沙特阿拉伯和巴林等海湾君主制国家从20世纪初期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以来治理演进的动力机理,认为经济、文化及政治因素是治理发展的内部动力,海湾君主国的治理变革风潮具有传导效应,同时变革的方向与速度受到地区大国的严格管控。此外,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促进”政策使海湾君主制国家承受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压力,但出于铁杆盟友关系,美国对海湾君主国采取了与其他中东国家“区别对待”的保全政策。总体而言,沙特、巴林等国家的治理演进中存在变革与停滞、体系性改革与局部性改革、精英引导与民众行动等七组关系。概而言之,本文以国家治理的四个构成要素以及治理嬗变的影响因素为研究焦点,选取沙特阿拉伯与巴林为典型研究对象,在梳理半个多世纪以来影响海湾君主制国家政治、经济及社会等发展的一系列事件的基础上,试图构建起分析海湾君主制国家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框架,试探性地总结并评价海湾君主制国家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同时为其治理变革找寻出路。

张蕊雅^[8]（2019）在《中以关系发展过程中的以色列共产党因素（1949-1992）》文中研究表明以色列共产党在以色列建国前称为巴勒斯坦共产党,其成立于1919年,后来几度分裂重组,历经百年风雨洗礼。它既见证了以色列国成立的光辉时刻,也遭受过苏联解体、苏东剧变的残酷打击。如今发展成为中东地区重要的社会主义政党之一,在海湾地区左翼势力中有着一定的号召力。无论在何种特殊的情况下,该党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理论不动摇,与以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及社会主义政党积极开展友好往来。以色列共产党由于在意识形态、美国和阿以冲突问题等方面的观点及态度与中国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具有相似性,因此在1949-1992年的中以关系发展过程中,以色列共产党能够与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展开积极地党际交往。以色列共产党充分运用党际交往的优势,在1949-1992年的中以关系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中国和以色列,是成长于同一时代的两个不同性质的国家。1948年建国的以色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年,即1950年,便率先于中东其他国家,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的合法地位。然而直至40多年后的1992年1月24日,中国和以色列才正式确立了外交关系。中以关系发展前期,以色列共产党不懈的提醒和督促,推动了以色列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合法地位的进程。之后的以色列共产党便一直为了实现中以正式建交进行着艰苦的努力。但伴随朝鲜战争和冷战的影响,中以两国在身份、立场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性愈发明显,这使得双方关系的发展被极大程度地限制,陷入僵化期。虽然中以政府间的关系僵化,但此时的以色列共产党仍为中以文化的交流作出了突出贡献。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和冷战形势的转变,中国对以色列的态度再次发生转变。20世纪80年代末,中以两国在以色列共产党（拉赫党）这一纽带下,利用中以共产党之间的党际交往,为中以双方后续频繁的正式化政治往来触启了良好开端。国家关系的发展通常会被多方因素影响。有时受时代背景和国际形势等因素的制约,国家政府间不宜开展交流往来,国与国关系的发展也由此产生困扰。在国家对外关系的组成部分中,除了政府外交,党际交往也占据着重要位置。并且在其不受政府外交局限性的影响下,甚至成为特殊时期内国与国关系发展的有利途径。重视并运用好国际间的党际交往,在发展国与国的关系中十分必要。

徐亚莉^[9]（2019）在《索马里国家失败研究 ——一个系统性因素的分析框架》文中提出西方“国家失败”理论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理论具有逻辑同源性,在解释国家失败原因的研究中过度强调了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理论中西方文明路径的普遍主义:以民族认同契合国家认同的基本逻辑为标准规范非西方的国家建设、依据西方国家建设经验干涉非西方的国家发展,没有包容国际体系中异质国家多元化的发展道路。自1991年陷于无政府状态以来,索马里被国际社会视为典型的失败国家。西方“国家失败”理论,无论是在解释索马里国家建设遭遇的挫折方面,还是在插手其国家重建方面,都没有足够重视索马里的族群政治这一国家特殊性在其国家失败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改善索马里国家失败困局的努力中屡遭挫折。因此,本文尝试超越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理论的文明及政治导向,回归索马里的族群政治现实,从索马里的国家特殊性出发,提出一个索马里国家失败研究的新构想,探究其国家失败的原因。文章在系统描述和分析1991-2017年间索马里国家无政府时期及国家重建时期的国家失败整体历程与表现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索马里国家失败原因分析模型”。分析模型将索马里的国家失败及国家重建进程置于内外力量交互作用的框架中进行观察,有效整合了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五个层次性行为体和四个恒定性因素的合力作用。其中,国际组织与西方域外大国、地区性国际组织与和周边国家、全国性政府、次国家行为体、政治强人等五个层次性行为体是索马里族群冲突与和解进程中的主要角色,而现实利益、地理联系、历史记忆、身份认同等四个恒定性因素,又在这些行为体间的复杂互动中发挥着驱动与催化作用,这些因素相互影响、动态交互,在三大主要作用机理（族群政治发挥决定性作用、次国家行为体是交互作用的支点、四个恒定性因素产生差异化影响）及其九项具体规则的牵引作用下,共同解释了索马里的国家失败原因。研究发现,族群政治在索马里国家失败和重建进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在族群认同的情感纽带与现实利益的核心驱动两者共同影响下,五个层次性行为体都通过族群对索马里政治形势施加影响,其中,具有鲜明族群特质的次国家行为是各层次性行为体交互作用的支点:一方面,次国家行为体层次上的族群认同超越了国家认同,基于族群形成的武装派系、地方政权、宗教组织在索马里国家失败和重建时期发挥着部分的政府功能,成为索马里政治生活的关键主体;另一方面,周边国家、西方域外大国和各级国际组织等国际社会行为体,直接与次国家行为体互动,无形中放大了族群政治要素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其成为影响国家重建及安全稳定的关键。本文的索马里国家失败原因分析框架是对国家失败的规范性研究和经验性研究两个方面的结合,既包括在规范意义上对西方“国家失败”理论逻辑根源的探析,也包括在经验主义意义上,在梳理索马里国家失败史实的基础上归纳的“索马里国家失败原因分析模型”;既有对前者的理论批判,也有对后者的理论建构,彰显了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首先,文章从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多个层次分析国家状态,关注族群等次国家行为体的特殊意义,拓展了国家失败问题的研究层次,一定程度上推动国际关系理论向次国家行为体层次研究的转向,丰富了国际政治的体系理论、结构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等重要理论的基本内涵。其次,研究虽然以索马里案例为基础,但是建构的分析模型可以适当拓展其在类似国家问题上的应用边界,对解释国际体系中类似“族群政治发挥显着作用的国家”的国家失败政治现状具有一定的理论适切性,对于国际秩序重塑背景下此类国家的国家重建与治理具有现实启示意义。最后,研究透视索马里的国家特殊性及其发展困境,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理论中的“西方中心”和“普世均质”思维,是比较政治学意义上对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理论的反思与修正,为未来探索一个更加包容、客观、尊重国家特殊性的“国家理论”奠定基础。

张玉友^[10]（2019）在《双层联动：摩洛哥外交政策的国内议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是国内议程与国际议程互动的结果,也是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国内议程基于安全需求、利益偏好和身份定位三个要素。对于地区中等强国摩洛哥来说,安全专指王室集团的政权安全;利益偏好系社会主要阶层的“现实利益”,特指以保持国民经济增长为主的经济发展利益;身份定位系指摩洛哥存在多种冲突性身份背景下,如何维持各族群之间的团结与融合。基于此,作者提出了摩洛哥外交政策中国内议程和国际议程的双层联动外交决策模式,即外交决策者同时在国内和国际层面就某一议程进行统筹,首先满足国内的需求,其次满足国际社会的诉求,以外交巩固内政,以国际治理带动国家治理。摩洛哥特色的国内一国际议程外交政策模式具有三个特点:金字塔式的外交决策结构、相互关联的四类国内议程和双层联动的国际议程设置。在上述三个特点中,决策结构居于双层联动模型的中心位置,它既决定了谁是最终决策单位,又在制度上规定了国际博弈的国内听众。摩洛哥的决策机制自上而下分别为核心决策层、附属决策层和边缘决策层。核心决策层是双层联动模式中的关键决策单位,它主要由国王、王室顾问团和安全机构构成,其中国王处于核心地位,掌控议程设置权和裁决权,控制着重点决策过程和对外谈判进程;附属决策层主要由政府和议会组成,主要功能是补充、完善和执行王室的决策,并作为王室对外活动中的政治代表;边缘决策层主要由政党、公民社会和大众舆论组成,它具有较强的草根性和社会动员能力,主要功能是在对外政策中形成舆论张力和决策压力。除核心决策层外,其他决策层同时也是国内重要的政策传输者与反馈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最终决策单位的决策进程。摩洛哥外交政策存在四类国内议程。第一个议程是维护摩洛哥阿拉维家族的政权安全,其核心是保证伊斯兰教作为国教的唯一性,维护君主统治的政权合法性,亦即维护教权和王权。为追求政权安全,摩洛哥对美国和沙特开展联盟外交,以维护教权和君权为国内政治目标;第二个议程是西撒哈拉问题,其核心目标是追求国际社会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拥有主权和治权。作为国内政治的重要目标,西撒哈拉问题兼具“目标性”和“工具性”特征,在对外政策上作为摩洛哥最高外交目标之一,是其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及领土完整的重要任务。在外交实践中,为获得在西撒哈拉问题上的国际支持,摩洛哥对非洲采取“援助”政策,包括利用宗教软力量和经济硬力量,同时对阿尔及利亚采取“缓和”与“强硬”并举的外交模式;第三个国内议程是经济发展,它是王室与“民选政府”执政合法性的直接来源,间接地影响着政治精英的生存安全和国内社会的稳定。在外向型经济特征下,摩洛哥决策者一方面保持和加强与传统盟友（美国、欧盟、海合会国家）的经济联系,另外一方面拓展新的战略伙伴（中国、印度、俄罗斯）;第四个议程是少数族群与主体族群之间的交往与融合问题。在国际议程上主要表现为如何处理巴以问题,以及如何对待柏柏尔人问题国际化的挑战。摩洛哥外交政策模式的最后一个特点是双层联动的国际议程设置,即摩洛哥决策者通过巧妙的外交路径选择,既满足国内议程的需要,又能在国际上塑造温和、中正与负责任的国家形象。作为第一个国际议程,联盟外交是摩洛哥王室应对国内外安全威胁的重要工具,在实践中,该路径通过理性地服务盟友的需要,获取处理国内议程所需的战略资源。第二个国际议程是经济外交,摩洛哥案例丰富了经济外交的内涵,彰显“以经济促经济”、“以经济促政治”和“以政治促经济”三种形态,分别表现为摩洛哥对新兴经济体的政策（拉动经济发展）、摩洛哥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援助政策（西撒哈拉问题上获得支持）和摩洛哥对欧盟政策（推动摩洛哥政治改革获取经济援助）。第三个国际议程是宗教外交,主要体现在摩洛哥对非洲和欧盟宣传温和伊斯兰。总之,摩洛哥外交政策具有双层联动性,从满足国内政治的需要出发,与国际社会开展全方位的互动。

二、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间关系发展的演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间关系发展的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东地区国际组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美国对中东库尔德武装组织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美国对伊拉克政策研究（1958-1960）（论文提纲范文）

（5）非洲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法塔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海湾君主制国家现代国家治理多维研究 ——以沙特阿拉伯、巴林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8）中以关系发展过程中的以色列共产党因素（1949-1992）（论文提纲范文）

（9）索马里国家失败研究 ——一个系统性因素的分析框架（论文提纲范文）

（10）双层联动：摩洛哥外交政策的国内议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间关系发展的演变（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D]. 成向东. 兰州大学, 2021(09)
• [2]中东地区国际组织研究[D]. 张文涛. 西北大学, 2020(07)
• [3]美国对中东库尔德武装组织政策研究[D]. 穆春唤.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7)
• [4]美国对伊拉克政策研究（1958-1960）[D]. 陈行.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2)
• [5]非洲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研究[D]. 李佳宇. 浙江师范大学, 2019(01)
• [6]法塔赫研究[D]. 贾龙阳.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2)
• [7]海湾君主制国家现代国家治理多维研究 ——以沙特阿拉伯、巴林为中心[D]. 陈小迁. 西北大学, 2019(01)
• [8]中以关系发展过程中的以色列共产党因素（1949-1992）[D]. 张蕊雅. 河南大学, 2019(01)
• [9]索马里国家失败研究 ——一个系统性因素的分析框架[D]. 徐亚莉. 国防科技大学, 2019(01)
• [10]双层联动：摩洛哥外交政策的国内议程研究[D]. 张玉友.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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