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提高构建和谐社会能力

一、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 提高构建和谐社会能力（论文文献综述）

雷江平^[1]（2020）在《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劳动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政党,从建立之初就高度重视劳动关系,从组织发动工人运动到建立无产阶级政权,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通过“一化三改”逐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劳动关系领域出台了有关劳动就业、工资分配、劳动保险、社会福利和工会制度等一整套劳动关系政策,广大职工的主人翁地位逐步确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劳动关系双方的主体地位进一步明晰。中国共产党在劳动关系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政策措施,相继出台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重要法律法规,对于协调劳动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作为重要社会关系的劳动关系的发展,更需要不断化解在劳动领域的矛盾与冲突,努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因此,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发展劳动关系的基本方向和目标。本研究立足中国共产党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长期实践,对和谐劳动关系的理论进行了初探,分析了问题,解剖了案例,提出了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的原则目标和对策措施。本研究的主体一共有七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对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问题和相关理论进行阐释,对诸如劳动关系及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内涵、基本特征、构成要素和指标体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和谐）劳动关系的理论等进行解读。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劳动的逻辑,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三个方面,呈现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和谐劳动关系构建的内在联系与逻辑。本章是本文分析的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主要是对实践探索的分析,在对不同历史阶段劳动关系实践的分析基础上,分析建党近百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成效与基本经验。本章是本文分析的经验基础。第四部分探索分析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理论建设,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劳动关系的中国化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和谐劳动关系的提出,最后总结和谐劳动关系理论的生成逻辑和历史地位。第五部分主要分析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以及形成的原因,问题主要来自制度体系、协商机制等方面,而形成的原因包括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工人代际更替、新媒体广泛应用,以及“三新”就业模式带来的挑战等。第六部分主要分析地方或基层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典型案例,并以此探讨党领导下的各级政府、社会组织和工会如何在和谐劳动关系构建或劳动关系治理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第七部分主要分析面对新挑战或障碍,结合案例分析,提出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方针政策调整和具体的实施对策。总之,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我国劳动关系总体是和谐的、稳定的。与此同时,也面临诸如法律法规不完善、体制机制不健全、劳动关系矛盾冲突时有发生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作出重要指示,党中央国务院还专门下发了《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成为新时代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纲领性文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我们更需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指导方针,进一步完善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政策体系和法律法规,建立健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体制机制,推动实现和谐劳动关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袁蕊^[2]（2020）在《“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及其治理研究》文中指出矛盾和冲突作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是任何时代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从经济结构到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经济生活到精神生活、人际关系到价值观念,无不发生着深刻的历史变迁。这种历史变迁,一方面使得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有了全面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无直接利益冲突”正是伴随着我国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变化出现的,是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立足于中国现实国情,正确理解、认识、化解和防范“无直接利益冲突”,维护国家的和谐与稳定是当务之急。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无直接利益冲突”与西方话语下的“社会冲突”具有不同的属性。“无直接利益冲突”可治可防可化解,具有人民内部矛盾属性。因此,文章围绕“无直接利益冲突”治理的依据、以往治理的成败得失、今后的治理方向和目标等问题展开。在写作逻辑顺序上,首要工作是对“无直接利益冲突”进行了阐释,即在文章开篇对“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形成了有关称谓辨析、表征、成因和影响等一般性理论,确定我们全面认识和了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的重要前提。我们认为,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不能脱离社会实际而展开,“社会转型”是考察“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最大的实际,为此我们把社会转型期,作为“无直接利益冲突”发生的社会背景。正是在此背景下,社会利益格局发生分化、社会阶层多元化,特别是贫富差距扩大引发人民群众强烈的不满情绪,才产生了庞大的源头性矛盾,为发生“无直接利益冲突”埋下隐患。转型期,原有的制度安排和机制失效、缺位、错位,新的制度安排和机制尚未健全,社会整合力和控制力下降;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交错,社会心理发生变异等综合因素,导致“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生成。其中,心理因素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方面。心理因素包括社会心理和群体心理两个方面,二者是不同的概念,有着不同的功效。社会心理是“无直接利益冲突”发生的基础性心理,是长期存在的心理感受;群体心理具有短暂化、情景化等特征,是特定情境下,特定群体的心理状态。从“无直接利益冲突”参与者的群体心理着手,通过研读大量案例得出:“无直接利益冲突”参与者不仅有消极的群体心理,还存在正面、积极心理。调控、疏导负面心理,鼓励、保护正面心理,能够为我们从根本上防范、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赢得宝贵的时间,创造和谐的氛围;也有利于引导民众养成健康、理性、乐观、向上的群体心理。这对于创新社会治理、构建和谐社会、凝聚全社会力量、助推中国梦实现,有着无法替代的积极意义。这一观点是论文的创新点。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具着深厚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矛盾的论述、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矛盾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矛盾治理理论是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无直接利益冲突”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而爆发。20世纪90年代,我国出现了直接利益冲突事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直接利益冲突逐步演化为无直接利益相关的冲突。这一新型社会冲突走入学者的视野,成为广泛研究的议题。学界关于其概念内涵、性质、影响及治理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探讨。以往学者对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学理研究、各级政府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经验和教训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依据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中存在的问题,分析治理不足的原因,深入探索新时代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新模式。新时代,国际形势风云变化。受国外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潮的冲击和网络政客的蛊惑,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外部条件风险增加。国外反华势力故意挑起或利用国内焦点事件,制造冲突事件,丑化中国;国内社会结构发展、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目标等发生变化,社会矛盾也随之有了新的变化和特征,这些都为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带来挑战和困难。机遇总是伴随挑战和困难。新时代,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为价值引领,调整、规范人民内部矛盾的各种利益关系,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磅礴力量,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在党内,中国共产党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披荆斩棘的政治勇气严厉惩治腐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党风建设呈现新气象和新变化,这已然成为党和政府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底气和机遇。针对问题提出对策,是研究问题最终的落脚点。创新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首先要创新治理思维。“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双方不是绝对的对立,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冲突的双方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政府要转变原有的思维方式,转变治理理念。从传统的斗争思维、紧张对峙、政治控制方式转变为以和谐思维为指引、以官民的平衡互动为契机、以多元社会治理方式为路径,深化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思维认知。其次要推动治理制度完善。制度是规范、原则、价值观念和体系在国家强制力层面的具体呈现,是社会运行的保障。从创新调解制度、信访制度和诉讼制度等方面入手,为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提供保障。再次要构建治理新格局。通过加强治理主体间的协同,强化治理方式融通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最后要优化治理化解机制。机制是保证制度正常运行并发挥预期功能的制度体系,制度必须依赖与之相适应的运行机制才能有效运转。“无直接利益冲突”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热点,也是透视中国政治生态的重要渠道。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需要冲破以往旧的、静态的、排他的、刚性且脆弱的治理体系,构筑动态的、包容的、柔性且坚韧的治理体系。这种现代化的治理观和治理体系正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精神内核,也是实现“无直接利益冲突”良性治理的关键所在。

隋从容^[3]（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公安工作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工作。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创造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持续安全稳定的“两大奇迹”,是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取得这样的成就,既凝聚着全国公安战线和广大公安民警的艰苦努力,更彰显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卓越智慧和能力。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公安工作摆在事关国家政权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位置,在汲取国内外公安工作理论思想精华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指导,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时代主题,顺势而为,在逐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安事业的进程中,对公安工作的性质、地位、职责任务、公安工作的着力点以及公安工作主体建设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了深入探索与回答,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科学,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深入挖掘和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无论是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还是为进一步推进新时代公安工作提供理论参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需要在国际与国内、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观照和双向互动中剖析和探讨。为此,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理论基础,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比较研究与归纳总结提炼相融合的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综合发力的必然结果。发生学告诉我们,任何理论和思想的产生与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都有其必然的发生基础,也必然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全球化与社会转型等国际国内因素对公安工作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是其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背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公安工作的艰辛探索是其形成与发展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毛泽东的公安工作思想是其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来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其历史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至1992年期间,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起步的历史转折时期,果断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在继承毛泽东公安工作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民主法制思想为统领,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形成了以“稳定压倒一切”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开创了公安工作思想发展的新局面。第二阶段,1992年至2002年期间,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确立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历史时期,以依法治国思想为统领,着力加强公安工作法治化建设,形成了以“讲政治、讲法制、讲服务”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推向一个新高度。第三阶段,2002年至2012年期间,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时期,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统领,着力加强公安工作的正规化建设,形成了以“立警为公,执法为民,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全面推进公安工作思想的蓬勃发展。第四阶段,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判断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准确把握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平安中国思想为统领,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等更高需求为目标,着重从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层面全面深化公安改革,形成了以“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推进公安工作思想的创新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具有丰富的内容。其基本内容是:围绕着“什么是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性质地位使命任务;围绕着“为什么要做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价值取向;围绕着“怎样做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根本原则,方针策略和举措;围绕着“谁来做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主体建设。关于公安工作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使命任务,回答了公安工作“是什么”的问题。关于群众路线是公安工作的生命线、维护社会治安要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人民满意是公安工作的根本标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努力建设平安中国,回答了公安工作“为什么”的问题。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持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切实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坚持改革强警、科技兴警战略,回答了公安工作“怎么做”的问题。政治建警,全面加强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建设;从严治警,依法加强公安队伍纪律规矩意识和正规化建设;素质强警,切实提高公安队伍的战斗力,回答了公安工作“谁来做”的问题。上述内容的组成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具有鲜明的特征。其总体特征是:从生成方式和过程来看,具有时代性、继承性、实践性特征;从内容构成上来看,具有科学性、政治性、法治性特征;从本质属性和价值取向上来看,具有人民性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强烈的现实意义。其理论价值主要在于: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公安工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公安工作的思想指南;其实践意义主要在于:科学统领了公安工作的全面发展,有效推动了公安制度改革创新,有力推进了法治公安建设,为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安宁提供了坚强保障,在党的公安工作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该思想无论是对公安工作的定性定位问题,还是公安工作应该坚持的原则、路线、方针、策略,抑或是公安工作的主体建设等方面,都对毛泽东的公安工作思想有所发展,同时,也有效地统筹了公安工作的全面发展,为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要在新的实践中进一步坚持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要在总结经验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就该思想发展的基本经验,概而言之,主要表现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指导思想,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坚持服从和服务党的中心工作这一根本立足点,坚持人民公安为人民这一根本价值指向,坚持辩证思维、法治思维这一方法论等;要在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通过强化公安民警的理论信仰,改进公安民警教育方式、强化理论武装,将党的公安工作思想转化为公安工作的政策、制度、运行体系,转化为公安干警的需要等手段,让思想掌握广大公安民警,在解决现实问题中、在回答时代之间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要在正确认识坚持与发展的关系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既不能认为它具有历史条件的局限就认为它已过时,弃之不用,也不能认为是终极的理论,而教条僵化,生搬硬套,要坚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尤其是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习近平关于公安工作的重要思想。

石雨馨^[4]（2019）在《基层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问题和对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市场经济转变以及社会利益格局变动,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必然就会出现各种诉求表达不到位、正当权利不保障、利益分配不均衡等情况,最终使得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尖锐、不断积累,从而引发出一系列的群体性事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是目前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和谐社会的构建包含很多要素,其中社会稳定是营造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现阶段我国的群体性事件频仍不断,严重制约了和谐社会构建的步伐。如何完善我国的利益纠纷协调机制,有效防止和消除各类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从基层公安机关处置实践的视角出发,通过借鉴已有的群体性事件的研究成果,结合了现实工作中处置群体性事件全流程,尝试从事前预防、人员稳控、善后处置的角度提出减少同类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几率。同时,采用实证分析法对群体性事件主体对象的诉求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研究,探求真实影响群体性事件导向的各种因变量,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便能够对症下药,更有成效地展开群体性事件处置工作。本文主要从以下四部分展开:第一部分是对群体性事件的构成要素和基本特征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二部分是提出实际处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对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第三部分是以苏州市为例,对群体性事件处置过程逐一进行阐述;第四部分是结合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给予完善群体性事件处置工作的对策建议。本文强调,高效快速处置各类型群体性事件,防止矛盾转化,不仅是维护国家稳定、建设社会主义的需求,还是构建平安中国的基础,更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各级党委政府应从健全法律法规、强化机制建设、加强舆论管控和完善事件处置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创新社会治理能力,提高基本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不断提升处置各类群体性事件的能力水平,全力为人民打造和谐、稳定、安宁的生活环境。

王绍青^[5]（2019）在《胡锦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思想研究》文中提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受到了世界关注,进入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中国共产党从世界全局出发,审时度势,做出了我国发展仍处于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在中国社会初步达到小康水平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六大以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思想从三位一体发展为五位一体,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建设成就使中国人民更加增强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海外则使用“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等词汇描述中国的进步。研究胡锦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思想的发展演变和实践过程,有利于更加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指导未来实践。从国际背景来看,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是由于不公正不合理国际秩序的存在,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全球化进程加快,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空前激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给我国发展带来外部动力的同时,也使我国面临着更大挑战。中国只有通过自身的发展才能更加有效地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从国内背景看,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执政期间,社会发展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但是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也正处于21世纪头二十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我国社会也进入了社会矛盾的凸显期。胡锦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思想具有丰富的理论渊源。第一,介绍了总体布局的基本概念,并阐述了理论形成的一般条件。第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思想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思维思想。第三,这一思想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和谐和生态文明思想。第四,这一思想来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和谐和生态文明思想。第五,这一思想还受到西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直接影响。在这部分还描述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历史必然性。本文探讨了胡锦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思想的基本内容。首先,以中共十六大到十八大的中央文件精神和胡锦涛重要的讲话为依据,研究了胡锦涛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内容。其次,阐释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思想的内在逻辑,指出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思想中,经济建设是根本、政治建设是保证、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条件、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最后总结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思想具有的系统性、辩证性、人民性、实践性的基本特征。本文还探讨了胡锦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思想的实践成就。在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执政时期,经济建设成就举世瞩目,同时对创新国家建设、经济发展方式中的产业结构调整、区域政策、经济体制变革等方面进行了扼要论述。政治建设主要从民主政治建设、依法治国、行政体制改革等内容进行了论述。文化建设中,确立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施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强了思想道德建设,提出了“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文化单位分类体制改革成就显着,文化产业发展迅速并被确立为国家支柱产业。社会建设中,民生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是重点内容。这一时期的民生建设成就突出,是人民群众得到实惠较多的时期。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我国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建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生态文明建设开拓新局面,我国制定了全国主体功能区,提倡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生态保护和环保治污工作不断发展,并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生态文明机构和制度建设,环境立法和保护制度不断完善。本文最后论述了胡锦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思想的历史贡献及其启示。胡锦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思维思想,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这一理论顺应了人民的期待,是中国发展路径的必然选择,奠定了新时代总体布局发展的基础。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思想,是在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执政期间,总体布局建设内容更加明确,建设水平不断提高基础上的理论总结。在这一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的有机统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构建和谐社会是总体布局实践中获得历史启示。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在经济建设中适应经济新常态,实现经济健康发展,从战略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建设,逐步消除腐败现象,显着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增强文化自信,进一步改善民生,使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努力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回应人民对美好环境的期待将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建设的重点努力方向。

董田甜^[6]（2016）在《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向更高阶段发展,但同时聚集大量的民生问题使得社会矛盾凸显,从而对政治运行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真正解决民生问题、进一步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求深入系统地研究民生政治,推进民生政治。民生政治既是一个理论命题,也是一个实践议题。系统研究民生政治的理论框架有利于中国政治主题的新发展,更好地认识当代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进程的客观趋势。重视民生政治的实践发展,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民生问题,有利于发展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相适应的保障改善民生的政治理念、政治程序和行动模式。民生政治所倡导的公平正义理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组成部分,民生政治所显示的治国理政程序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合理可行的战略选择。因此,民生政治是当代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应着力关注和弘扬的良治政治理念和具体操作模式,也应该成为学界研究现实政治问题的重要视角和分析途径。本文以民生政治的理论构成和实践发展为研究对象,通过揭示民生问题与政治发展的关系,力图全面系统地论证民生政治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基于政治发展与发展战略的基本框架与理论逻辑,从价值目标、动力阻力、制度设计和政策支持四个维度构建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的战略体系,并在对我国民生政治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解读民生政治的战略实施与对策建议,最终得出的结论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进一步发展,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在实际工作中,都有必要提出一种新型的符合现实发展需要的民生政治命题,并以民生政治解读、统领和加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建设和谐社会和实现中国梦。为我国从“经济建设型”转向“民生型”的政治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并对政治改革与发展和政府治理方式提供参考意见,同时也为科学有效地改善转型期民生问题提供具有操作性的解决路径。论文结构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论,其逻辑结构和基本内容如下:绪论主要阐述本文选题的缘由及意义,并通过文献综述的形式对当前国内外学术界与本文议题相关的研究进行了概括,还简述了论文的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手段等,对论文可能存在的创新之处也进行了预估。正文总体分为八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民生政治的概念和理论基础,主要通过对民生、民生政治等核心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分析,为民生政治的学术和现实内涵打下基础,本部分重点对民生政治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梳理,是后续论证的重要框架。第二部分以中国民生思想和发展历史为主线,以发展政治学为学科视角,在转型期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探讨民生政治是合理可行的战略选择与构建的战略意义,重点从传统、环境和结构三方面分析,理性节制的政治变革是适合中国的政治发展战略。第三部分主要针对我国民生政治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第四、五、六、七部分分别阐述了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的价值目标、动力阻力、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系统构建出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的战略体系,这是本文的核心内容和研究重点。第八部分立足本国国情,探索民生政治进一步发展和优化的战略实施与对策建议,重点通过建立民生发展指数的预测模型来解读民生政治如何在实践中推动和发展进步,以及如何在实践中进一步推进民生政治发展和建设。最后的结论将各章节的主要观点贯穿起来,得出核心观点并展望中国民生政治的未来发展趋势。论文从战略与全局的高度,运用规范和实证相结合,演绎与归纳相结合的方法,结合中国实际分析马克思主义相关政治学说,提出构建民生政治的发展体系之说。较为系统地提出民生政治的概念,综合运用公共管理学、发展政治学等多学科交叉进行视角创新,试图在整体上推进民生政治学的原创性研究。对当代中国民生政治的系统研究重点在政治发展方面,从价值目标到制度和政策层面再到机制层面,从内到外逐层分析建构,提出系统的民生政治发展的研究趋势和实践探索路径,以利于在总体上推进民生政治发展的战略实施并提出具体行动方案和对策建议。

王晨^[7]（2015）在《和谐社会视域下虚拟社会的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立足于和谐社会建设的背景之中,以虚拟社会的治理为研究内容,从马克思主义和谐社会思想入手,采用哲学、社会学、管理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的基本方法,从虚拟社会及和谐虚拟社会的相关概念梳理,到我国虚拟社会治理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从国外虚拟社会治理的模式与启示,到和谐社会视域下虚拟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论文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选题的依据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采用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及论文研究的创新点。论文第一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和谐社会思想。首先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和谐社会思想。其次,按照中国共产党人的和谐社会思想,依次阐述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五位领导人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再次,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当代意义,它不仅体现出人文关怀,实现社会的和平发展,还共创出世界和谐。论文第二章分析了虚拟社会及和谐虚拟社会的相关关系。在对虚拟社会的形成与特征,和谐虚拟社会的内涵与特征进行论述的基础上,重点分析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差异与联系,虚拟社会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相互联系。论文第三章论述了我国在治理虚拟社会方面的现状。首先对我国虚拟社会治理取得的成绩做出肯定。目前我国虚拟社会的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管理体系已初步建立,虚拟社会在环境净化程度上也成效显着,虚拟社会功能不断增强。其次,分析我国虚拟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包括网络立法、网络技术、网络道德教育、行业自律、网络安全、管理机制等方面都存在不足。再次,对我国虚拟社会治理存在问题的根源进行深层次研究。论文第四章阐述了国外虚拟社会治理的经验。通过国外虚拟社会治理经验的分析,启示我国需要对虚拟社会进行如何治理。论文第五章阐述了和谐社会视域下虚拟社会的治理体系构建。首先,分析出虚拟社会治理体系构建的必要性,然后总结出虚拟社会治理体系构建的目标和原则,最后指出虚拟社会治理体系构建的基础规范,确立虚拟社会治理体系构建的内容,最终指出虚拟社会治理体系构建的路径,如何实现和谐虚拟社会的构建。本章最重要的观点是强调和谐虚拟社会的构建,它也是是虚拟社会治理体系构建的最终方向。在结语部分除了总结论文的大致思路和基本观点外,对虚拟社会治理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要性也做了进一步研究说明。

徐乾修^[8]（2014）在《和谐社会构建进程中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处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系统将进行全面性的调整。在这一时期，社会利益分化加速、社会流动更为频繁，这导致社会更加复杂、多元，从而社会上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变得不可避免。最近几年来，随着社会发展带来的各种深层次矛盾，社会上出现多种不和谐因素，社会发展也面临着更多风险的冲击，这导致群体性突发事件更为频繁的发生，并对构建和谐社会带来消极影响。在近年来发生的各种群体性突发事件中，农民参与抑或发生在农村的事件越来越多，爆发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在这些事件中，部分民众在少数人员的组织煽动之下，采取多种形式与政府对抗，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是指在一个群体内，人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聚集在一起，用各种方式反映他们的共同愿望，从而希望能够引起政府和社会对他们的重视以获得利益的事件。当前，我国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呈现出数量增大、规模增大、频率增大、强度增大以及范围扩大等基本态势，并具有复杂性、突发性增强；网络与现实事件的交汇融合；经济问题政治化倾向；民众对政府公信力、救助理存疑，崇信自理救助等主要特点。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频发的原因包括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多元化；农村债权债务问题；基层政府工作中存在一定的不足；社会发展中的其他新型矛盾以及基层政府及其部门不作为或处置失当等，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消极影响，这包括给社会造成巨大的物资损害；给人民造成巨大的精神损害；给当地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消极影响；损害了当地党委和政府的良好形象以及极易被敌对势力利用，动摇党的执政基础等。对此，我们需要努力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不断创新社会治理体系，以促进社会和谐，具体措施包括：更新观念，转变旧有思维方式；创新管理，切实代表群众利益；畅通渠道，保持与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仔细甄别，分清利益归属；科学执政，增强政府公信力以及科学管理，健全信息管理机制等。

李冰心^[9]（2014）在《西部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能力建设研究》文中提出群体性事件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必然和普遍现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根源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形态、发展阶段、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和社会心理等众多因索密切相关。西部民族地区作为我国特殊的地方行政区域,不仅地理位置特殊,而且是我国少数民族主要集聚地区。改革开放的推进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使我国西部民族地区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阶段。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西部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巨大的变化,一方面,为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稳定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一系列发展中的新问题,问题的出现,也必然会对民族地区现行的政治体系、利益分配、传统文化以及社会结构产生剧烈的冲击,甚至产生对抗和抗争。特别是自2008年以来,西部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政治影响极为惨痛,严重地影响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分析近年来发生在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群体性事件,能够清楚地看到,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群体性事件,其作用根源,既有各民族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基本问题,也有涉及文化、宗教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多种问题,同时也存在“三股势力”的问题,观察这些问题也必然涉及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和实践效果。在这方面,国内外相关学界的关注程度可谓与日俱增。但是,在研究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社会问题时,必须从西部民族地区的现实情况出发,把握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社会基本矛盾所决定或影响的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所有社会问题的解决程度,不可能与先进的制度设计、理想的政策目标完全契合。在解决发生在西部民族地区的群体性事件的实践中,完善制度,充实政策,是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和政策效能的必由之路。以具体问题为出发点,把辩证地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当作唯一正确的提问方法,是处理问题的关键。因此,在这种现实情况下,如何科学地预防和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成为西部民族地区地方政府亟需解决的问题。作为社会管理重要主体之一的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地方政府,其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能力如何,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关系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能力是指政府在危机观念和危机意识的指导下,对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进行有效预测、识别、控制、协调处理的特质和效力。它由多种要素构成,贯穿于政府应急管理的事前、事中、事后各个阶段,是保证政府能有效应对群体性事件的主体条件。从近年来发生在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群体性事件的处理情况来看,西部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危机管理及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能力还远远不能适应现实的要求,主要表现为：前瞻决策能力不强,组织机构设置还不够合理,预警意识和能力还较弱,控制能力和果断处理能力不足,善后能力水甲亦较低。这些能力缺陷的存在既是由于政府行为受制于环境、体制机制等因素,也有政府机构、领导者自身的原因。如何提高西部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能力,构成了本研究的核心问题。关于地方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能力这一问题,目前国内外学者已在多个学科领域,通过多种视角进行了相关或相近的研究,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理论、社会冲突理论、治理理论等。这些理论对探讨群体性事件的本质、政府危机管理以及如何提升地方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能力均具有指导性的意义,故藉以作为本研究的理论支撑。而从现实因素看,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与我国现今的政治影响因素、经济水平、社会发展程度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地区差异分不开。因此,分析现阶段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关系、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分析发生在西部民族地区具有“标本性”的典型事件,并依据这些事件发生的不同情景及事件演进的不同阶段,把握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须具备的能力系统及系统中各要素,同时基于实证研究,客观评价西部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能力现状及存在的差距,亦成为论证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逻辑环节。由此,西部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能力水平的提高,必须摆脱“就事论事”的逻辑思维。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能力水平的提高,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权宜之计,而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工程。这一系统工程的建设,既需要寻它山之石的借鉴,也需要本土各项事业的推进以及制度、体制及机制的完善,同时需要具体路径选择上的合理可行；西部民族地区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能力的提高,不仅要从视野上拓展目前的治理范式,更应该拓展治理理念。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治理,其治理主体不仅包括政府,而且也包括社会,只有社会与政府的精诚合作,才能实现对社会危机的真正治理。地方政府只有自觉地加大各相关要素的整合力度,高度重视现有的层出不穷的社会矛盾之根本,并逐步将矛盾的解决纳入制度化、常态化的轨道,才能使其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力量,从而在更高层面、更广范围上谋求地方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能力水平的提高,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叶玮^[10]（2014）在《构建和谐社会视野下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命题的提出不仅是响应人类社会理想,更是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实现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目标的必然选择。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历来是被中国共产党所关注的一大政治课题,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立足国情,不断深化对和谐社会的认识,加速了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但和谐社会构建速率的加快,并不能完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反而以新的特点、形式呈现出来,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阻碍。所以现阶段,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顺利实现的宏伟目标密切相连。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之下,深刻分析研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及现实意义。本论文首先对中国共产党人在各时期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进行了较为详实的梳理,以此说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是一个动态的理论体系。其后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和谐社会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间的关系,对两者进行理论及逻辑论证,重申本论文选题研究的重要性。最后通过分析、取证当前社会实际案例中的突出矛盾,总结出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新表现、新特点,从而对如何妥善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提出一些新思路。

二、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 提高构建和谐社会能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 提高构建和谐社会能力（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及其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基层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问题和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5）胡锦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和谐社会视域下虚拟社会的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和谐社会构建进程中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处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西部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能力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构建和谐社会视野下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 提高构建和谐社会能力（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 雷江平.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9)
• [2]“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及其治理研究[D]. 袁蕊. 山东大学, 2020(12)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研究[D]. 隋从容. 山东大学, 2020(09)
• [4]基层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问题和对策[D]. 石雨馨. 苏州大学, 2019(06)
• [5]胡锦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思想研究[D]. 王绍青.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019(01)
• [6]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研究[D]. 董田甜.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5)
• [7]和谐社会视域下虚拟社会的治理研究[D]. 王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015(01)
• [8]和谐社会构建进程中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处理研究[D]. 徐乾修. 四川师范大学, 2014(02)
• [9]西部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能力建设研究[D]. 李冰心. 南开大学, 2014(04)
• [10]构建和谐社会视野下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研究[D]. 叶玮. 南京理工大学, 201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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