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个性鲜明的生活空间

一、以鲜明的个性营造生存空间（论文文献综述）

尤达^[1]（2021）在《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美国创剧人,英文为the creator of American TV soaps,sitcoms and series,原指提供故事创意或者完成试播集剧本向各大电视网推销的人,在实际生产中演变为美剧的创作主体,即具有创作剧本能力的执行制片人。从历史观之,电视时代的创剧人在美剧生产过程中流露出普遍性特点,由此形成的群体特征深刻影响着创剧人自身的演变:从身份的确立到群体的形成,再到阶层的固化。网络时代的创剧人致力于群体特征的变革,以此打破阶层的桎梏。立足创剧人文本的内容与形式观之,所谓“变革”与以往并非只是理念上的区分,在实践场域的分野十分明晰。创剧人既对美剧成规化生产模式进行大胆革新,又依据“自我”的觉感与体认进行个性化创造。更为重要的是,创剧人调和了成规与个性间的对立关系,在文本的内容选择上追求“他者互文”与“自我表现”的紧密结合,表现形式上注重制作范式与创作风格的高度统一,由此在作品中反映出多元且精彩的主题,满足受众不断增长和变化的娱乐需求。这便使得创剧人不再只是播出机构定义下一味媚俗的符号客体,而是被赋予对超越性的追求。本文从历史与现实的维度探讨美国创剧人群体的演变;从文本的内容选择与表现形式上深入考察网络时代创剧人的变革举措,指出其群体特征的两个维度;进而分析这两个维度的相互关系与共同作用;最后基于媒介场域的变化探讨群体特征发生变革的外在成因,从创剧人心理探讨变革的内在动因。如此,形成了对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从表象到本质的考察。揆诸现实,这一研究的目的在于面对美剧在全球范围内卓越的传播力,从创作主体维度探寻美剧的成功之道,以求能在去芜存菁中有效“吸收外来”,为国产电视剧的发展带来启示意义。

杜玉洁^[2]（2021）在《“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研究》文中指出“千禧一代”是指1982年至2000年出生的一代人,他们出生于20世纪时未成年,在跨入21世纪以后达到成年年龄,与文学代际中的“80后”、“90后”几乎重合。“千禧一代”作家群是中国新世纪以来出现的重要创作群体,自新概念作文大赛开始,“千禧一代”以前所未有的表达方式和极具先锋性的文学审美范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恰逢新千年中国社会进入经济发展的高速期,社会文化的巨变、全球化视野下的文化交融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的发展革新。“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小说创作方面进行了突破与尝试,在短短二十余年的创作历程中,取得了颇为丰厚的成果。“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小说创作涵盖了青春文学、纯文学、网络文学等多种创作类型,小说创作主题也涉及校园恋情、都市婚恋、城乡对立、家族变迁、言情穿越、科幻未来等。“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小说写作已经从单一的成长视角转向多元丰富的创作视野,无论是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新媒介网络写作的创新还是对女性文学的发展,都逐渐趋于成熟。本论文以“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时代背景入手,分析该群体的创作特质和创作类型,通过对具体作家作品的文本细读展开主题研究,挖掘“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中所体现出的文化立场和人文关怀,探寻作品中的美学意识和文学性,纵观“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媒介性别视域下的女性主义立场,发现“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展望“千禧一代”女作家未来的创作发展方向。“千禧一代”女作家文学景观的生成与其所处时代密切关联,在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下,文学与资本联姻,写作市场的红利催熟了一代青年作家,“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开放的社会语境和多元的文化视域中有了更多自我言说的机会。她们在享受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相似的时代症候,和平年代的历史感的缺失和不可言说的生存困境成为这一代人的精神之殇。在21世纪的前二十年中,“千禧一代”女作家走过了被质疑被批判到被认可被接受的发展历程,由青春文学过渡到纯文学、畅销文学和网络文学,“千禧一代”的创作一直努力从边缘走向中心。“千禧一代”女作家最开始受到关注是从“青春文学”开始,在这一时期,“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创作尚处在萌芽阶段,创作内容主要是青春期个性的表达,青年亚文化、“玉女”写作以及校园写作是这一时期的创作关键词。随着“千禧一代”女作家的成长成熟,她们的创作由个体转向社会,从城乡世界、婚恋生活、家族变迁窥探时代脉搏下的中国社会现状,“千禧一代”女作家的纯文学写作也逐渐得到权威学界的认可。在网络文学和类型写作风靡的21世纪,“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女性向”网络文学写作中取得了不菲的成绩,网络文学的IP热潮也为网络言情小说提供了新的写作思路和发展方向。“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小说创作体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文学审美范式。其作品中的语言修辞,包括流行语言的运用、网络语言表达策略和语言形式的建构展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质。“千禧一代”女作家对跨媒体叙事中的叙事时间、叙事空间、叙事结构、叙事视角等叙事手法的运用也适应了大众娱乐的审美追求。“千禧一代”女作家所运用的新的文学创作方式和在新媒体时代形成的独特文学经验使文学写作更注重读者与作者的交互性,这种新的文学表现模式催生了新的文学创作方向,在尊重传统文学创作的同时,文学作品也成为作者与读者共同的成果。“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中的文化场域建构也反映出时代与历史的镜像,从这一代作家自身的成长来看,“千禧一代”女性作为新时代独立女性与青年知识分子,并非缺乏历史感,而是在时代喧嚣中成为了旁观者和多余人。她们作品中体现出的文化现象,包括代际冲突、生态环境、家庭伦理、职场生存等成为现代人普遍关注的社会文化问题。作为最年轻的女性创作群体,“千禧一代”女作家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在创作中体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千禧一代”女作家通过身体写作、两性叙事以及女性命运探析,在创作中不自觉表露出的女性立场,现代社会让女性拥有了更多身份,女性在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中被遮蔽、被命名,她们的生存境遇被青年女作家所关注。“千禧一代”女作家试图通过网络书写打破女性作为客体和他者的窘境,其作品中体现出的女性意识、女性的欲望表达、主体意识、生命意识在新的历史时期有了不同的表达。在现代技术发展的当下,女性的生存空间已不再单纯来自男性的挤压,而是受到社会发展、技术变革、环境变化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在现代人类生存的诸多挑战面前,“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创作视野更为开阔,具有超性别的勇气和格局,能够关注到性别之外的人类共同的生存境遇。

戴叶莹^[3]（2020）在《北京当代芭蕾舞团舞蹈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主要运用舞蹈身体语言学、舞蹈形态学的研究方法,对北京当代芭蕾舞团六部舞蹈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研究。第一章阐述北京当代芭蕾舞团的创立与创作理念。一是根据王媛媛的艺术经历、“当代芭蕾”的界定及发展历程的梳理、西方舞蹈对中国的影响三点内容,阐述舞团的创团背景。二是从中外经典文学作品的再现、社会热点现象的关注、女性现象的重塑三方面总结舞团的创作理念。三是从王媛媛的生命经验出发,紧密结合舞团的舞蹈作品,阐释舞团对女性的思考与关注。第二章探索北京当代芭蕾舞团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来源。首先,通过对舞蹈作品中五个典型女性人物——杜丽娘、潘金莲、花灵、夜莺、丹妮的舞蹈身体语言分析,论述女性形象从历史场到舞蹈场的身体重塑,拟物化的身体修辞方式,不再是文学文本的复现,而是有意识地将女性形象置于当代视角下的舞蹈表达。基于以上分析,将情节中女性对个性解放、追求自由的向往作为文本相似性的构筑方式,讨论其中互文性的体现及其“变异”。第三章分析北京当代芭蕾舞团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塑造方式。首先论述六部作品的舞蹈结构,再从身体符号象征、“他者”的身体建构两个层面总结“看”与“被看”间女性形象塑造的主体差异,继而根据舞台形式中的色块、道具、音乐等创新性地尝试运用,探讨三者对于塑造女性形象的作用。最后从“舞”“戏”并置,传统与创新并置的身体表达,分析舞蹈身体语言表达的多元并存。第四章基于前文的论述,探讨北京当代芭蕾舞团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当代价值。首先分析舞团当代芭蕾艺术风格中的审美创新如何在作品感性世界中的理性美、两性的审美和谐、情感符号建构三个层面的实现方式;其次根据年龄分界与角色转换的重审、女性话语的建构与精神关怀、当代女性编导的社会责任,解读以女性形象作为研究对象的意义及价值。论文既关注王媛媛在舞蹈创作中以女性身体为出发点的主体性表达,也非常谨慎看待这一发声背后隐含的文化反思,从而理解人的生命本质。

山丹^[4]（2020）在《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童年书写是儿童文学艺术的核心内容,表现童年的现实生活与想象世界,是儿童文学对童年精神的审美创造与诗意追求。童年书写不只是一种文学的表达策略和创作形式,更是以文学形式构建人类对于自身、他者、社会及历史的一种独特思考方式。本论文以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为研究对象,并将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划分为写实型童年书写、经验型童年书写和理想型童年书写,通过梳理三种童年书写范式在主题表现、创作技巧、文体形式、叙事结构、语言类型等方面所呈现的文学图景,归纳新世纪以来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所体现的美学价值,及由此带给中国儿童文学的启示。本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组成,其中正文部分包括五章。具体章节内容概括如下:绪论主要对童年理论、童年观和童年书写的基本观点进行梳理,总结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中童年书写的研究现状,阐明了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的研究价值,并明确了本论文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思路。第一章“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转向”,对现实题材儿童小说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勾勒,通过探讨新世纪以来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转向,阐释童年书写的艺术表达与审美意蕴。现实题材儿童小说演变轨迹,聚焦于1917至1999年间的儿童小说历史发展脉络,本论文将其归纳为:新生期、生长期、探索期及繁荣期四个阶段,并对每一阶段儿童小说的创作特征加以分析。新世纪以来,随着文化语境的革新和“解放儿童”儿童文学观的确认,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形成了新的创作格局。通过对儿童小说中童年书写转向的内外成因分析,阐释童年书写的叙事特征和艺术形式。第二章“写实型童年书写中的生命观照”,探讨写实型童年书写对当下童年个体生命的书写维度。本章从个体童年的身份认同、成长书写、性别书写、青春书写和边缘生命书写的不同维度,梳理了童年书写中的写实型童年书写的创作特征。展现成人作家在将现实儿童作为表现对象时,对童年的生活现状、情感真实和生命尊严的理解与尊重。对写实型童年书写创作范式的探究,能够丰富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童年生命书写的内涵和形式,并为儿童文学深入童年精神提供重要的参考。第三章“经验型童年书写中的情感再现”,对童年书写中的经验型童年书写进行了阐释。经验型童年书写,分为成人作家对自我童年生活书写的白描,及以文学书写方式再现自我童年的心理投射。在对儿童小说中经验型童年书写进行解读时,主要从童年回忆的诗意书写,童年乡土的多元书写,童年创伤的投射书写和童年缺失的补偿书写等不同维度加以讨论。在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经验型童年书写中,成人作家试图通过追寻自我童年生命的书写价值,来呈现儿童小说中的童年经验的艺术形态和审美表征。第四章“理想型童年书写中的童心想象”,探讨了儿童小说中的理想型童年书写所具有的文本特征和审美意蕴。理想型童年书写作为成人作家对于童年精神的追求与寄托,为当下儿童的成长提供了指引,并为人类童年提供了直达心底的精神滋养。本章从历史语境、战争语境、人类乡土语境和理想童年精神四个维度,建构了理想型童年的创作范式。理想型童年书写为成人作家提供走出个人化童年私语,面向集体童年精神的途径,其体现的是儿童文学创作对于人类童年精神的向往。第五章“童年书写的审美意旨与创作反思”,主要讨论了童年书写所呈现的审美意旨,与其在创作中所面临的书写困境。童年书写的审美意旨,既体现为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在文本层面,以诗性内核把握童年精神品质和以童心力量坚守文学创作之魂,又体现为童年书写对儿童读者在审美体验中的心灵净化与情感共鸣。在探究新世纪儿童小说的童年书写所面临的困顿境遇时,本论文分别从童年书写与现实之间的距离,童年书写中成长体验的错位和童年书写中“生命本位”意识的缺失等方面,指出了当下儿童小说的创作困境。并重审消费文化语境中的“系列化”写作模式,桥梁书阅读模式,及“低龄化”写作现象,为童年文化变革中的童年书写提供突破和发展的新方向。结语部分对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进行了简单的回顾。通过肯定童年书写所具有的文学价值和美学意义,指出了随着“童年”元素作为儿童小说书写的日趋繁盛,追求童年审美的文学样式将丰富儿童小说的创作空间。然而,需要警惕的是过度商业化的童年书写样式对儿童小说发展的阻碍。因此,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既要对抗符号文化的侵蚀性,又要保有文学审美的生命力。特别是,童年书写需要从儿童生活的真实感出发,表达儿童生命的深广度,展现童年精神的力量性和童年文化的审美力,为儿童文学阅读构建一个更为美好的审美空间。童年本身能够带给人类的精神力量,引导着儿童小说在立体而饱满的童年书写中,塑造中国童年的独特审美艺术。新世纪儿童小说正是通过不同维度的童年书写诠释着童年精神的生命、历史和文明之歌。

李燕分^[5]（2020）在《明末清初江南才女文化与才子佳人小说佳人形象塑造关系研究 ——以《玉娇梨》佳人形象塑造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联系紧密。在明末风起云涌的社会思潮中,个性解放思潮在反对封建礼教、解放时人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女子自身价值的重视正是在这一进步思潮下形成并发展壮大的,江南才女文化的产生也基于此。值此之际,具有江南背景的才子佳人小说大量涌现。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小说所塑造的佳人形象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其气质风貌明显具有江南才女文化特质。荑秋散人《玉娇梨》作为才子佳人小说开山之作,其所塑造的佳人形象被同类小说所沿袭而成模式。江南才女文化与《玉娇梨》佳人形象塑造关联密切,其对才女的要求以及培养,在诸如才、德、貌的要求,婚恋观的追求以及人生价值的诉求等方面对《玉娇梨》佳人形象影响显着。才女心路历程、精神状态及生存环境也通过佳人形象得以真实再现,二者相互映照,相得益彰。结合明清之际落魄文人及才子佳人小说作者生平际遇,佳人形象也折射其创作心态及婚恋理想,故《玉娇梨》“佳人—才子”模式建构具有时代意义。本文意在通过对二者内在关联的研究进而深层次解读佳人形象塑造背后蕴含的文化意蕴,探究佳人形象所蕴涵的文人心态及对江南才女文化发展的意义。第一章简介明末个性解放思潮对江南才女文化兴盛产生的影响。晚明社会思潮风起云涌。江南才女文化的兴盛便肇始于其中的个性解放思潮。个性解放思潮在解放时人思想及提高女性地位方面所起作用巨大。受此影响,一些开明文人也褒扬推崇女才,封建家长也普遍重视女子教育,再加女性勤奋努力于文学,江南才女文化逐渐繁荣。第二章为江南才女文化与《玉娇梨》佳人“内质外美”形象的塑造。明清鼎革之际,江南才女也不可避免卷入这动乱的时局,其治家处事才能逐渐显露。江南独特的地理环境赋予才女温婉清秀的特质,为其增添些许人格魅力。随着活动空间的扩大及思维的转变,才女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性别限制而广泛涉足男性领域,文人化倾向明显。惜进步思想的些微光亮仍穿不透封建礼教统治的重重黑暗,这些才女仍要恪守传统道德规范。时代使然,集进步落后于一身、深陷情理矛盾的她们注定是悲哀的一个群体。而江南才女的这些突出特征在《玉娇梨》佳人身上得以鲜明体现,是对江南才女文化的真实书写与记录。第三章为“重才”“尚情”的价值追求与《玉娇梨》佳人的婚恋理想。明清之际江南才女对“伙伴式婚姻”心存渴望,这种新型的婚恋模式是建立在双方具有共同兴趣爱好且感情深厚的基础上的。在封建思想仍占统治地位的江南地区,有才女婚姻顺遂者,更有才女婚姻不谐之例。《玉娇梨》作者给予佳人幸福美满的婚姻,这结局背后的深意引发我们对才女命运的思考。第四章为江南才女文化对佳人自身价值塑造的影响。江南才女肯定自我价值、追求自主有情婚恋的思想是可贵的,在与那个格格不入的时代里,她们活出了真实的自我,为人生抹上了一道最明媚靓丽的色彩。《玉娇梨》佳人的一系列大胆行为对此做出了最好诠释。第五章为《玉娇梨》“佳人—才子”模式建构的时代意义。身历江山易主、明清鼎革的封建文人,其仕途不顺、婚姻不幸、生活贫困的现实境遇与才女不如意的境况极其相似,为抒发内心真实情感更出于一种造梦心理,其所塑造的佳人形象也就承载了一定的现实意义。且这一模式被稍后才子佳人小说及《红楼梦》沿袭,丰富了我国古代文学的内容。明末清初江南发达的才女文化对《玉娇梨》佳人形象塑造影响显着。个性解放思潮的兴起直接促使了江南才女文化的产生,而一系列主客观条件的具备最终使江南才女文化发展壮大。具有较高文学素养和高超治家处事才能的江南才女逐渐被时人关注,崇拜才女之风一时盛行。受此风尚影响,《玉娇梨》作者在塑造佳人形象时以现实中的才女为创作原型,并对其进行加工改造,使之更符合内心所愿。因其塑造的佳人形象给人以真实感、熟悉感,故深受时人喜爱并成为同类小说塑造女性形象的模板范式。由明清之际封建文人的生存状态看,其塑造的佳人形象承载了作者的真情实感,具有时代意义。

于菁竹^[6]（2020）在《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风格变迁与审美转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苗族是诞生于中国大地上的古老民族,苗族先民是中华早期文明的重要建构者,在长途迁徙、地理隔绝的分散发展中,形成了肇始悠远、同源殊貌的支系文化,也育成了枝脉宏繁、造诣精湛的染织服饰体系。丹寨、榕江苗族蜡染在集体创作、综合功能、稳定传承的传统村落生态中,沉淀着中国造型艺术滥觞时期的吉光片羽,也凝缩着苗族人民的历史记忆、世界认知、情感希冀,其传统纹样符号既是管窥苗族精神世界的窗口,也是蠡测中国早期文化的活态样本。同时,两地蜡染艺术以蓝白画缋的灵活性、物质工艺的可塑性、文化反馈的快捷性,不仅成为苗族人生活情境、艺术思维、审美心理变迁的显像板;在民族村落旅游化、文化遗产资源化、东方文化自信心提升的时代场景下,也成为各界话语、观念纠缠发酵的折射镜。而就其艺术本体而言,丹寨、榕江苗族蜡染拥有丰富的纹样、独特的风格与强烈的感染力,在艺术品收藏、商品化转型、产业化开发方面是黔东南乃至贵州蜡染界的典型,就其艺术、审美特征进行深描对中国民族民间艺术研究的完善、优秀传统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都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风格类型归纳为前提、以图像学分析为主线,结合田野、文献资料,借助美术学、人类学、考古学的理论及成果,对两地苗族蜡染风格形成的历史文化契机与创作思维进行推溯;在此基础上使用美学、审美人类学方法,对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传统风格进行审美分析。以现存蜡染资料中不同风格出现的时间顺序为线索,将两地苗族蜡染的风格嬗变置于原始符号、巫术艺术、古典艺术、现代设计的演化场域中,展现出蜡染纹样从记事性、象征性、装饰性到再现性、表现性、叙事性的发展进程,也展示出其创作方法从集体传承到个体创新、审美意识从朦胧混一到清晰独立、造物理念从权宜谋生到追求品质、民族特征表达从模糊懵懂到积极强化的发展轨迹。首先,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抽象几何纹样共同拥有单元拼合、相似互渗的造型方式,以及记事符号与装饰艺术、表意功能与审美功能混沌合一的特征,体现出人类艺术幼年时期的创作思维。二者拥有的一系列固定符号、纹样,如榕江蜡染中的太阳纹、卍字纹、正交布局、四鸟朝日,以及丹寨蜡染中的“窝妥纹”、“归宗纹样”,都与中国新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的太阳崇拜符号、时空概念、历法图式具有造型上的连续性。而在苗族文化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这些图式的原意逐渐被替换成与苗族祖先情感、迁徙记忆、宗教信仰、现世民俗相关的内容,古人在观察自然中形成的记录时空规律、生存智慧的几何图式也沉淀为装饰纹样的基本构图规律和风格定式,使由太阳形象带来的光华烨烨的线条成为榕江蜡染的基本装饰,而精密严谨的螺旋纹也是丹寨蜡染中的永恒主题。就两地蜡染的具象部分来看,榕江蜡染以古拙的动物纹见长,其中摆贝型苗族的蜡染纹样中保存着大量我国先秦时期动物纹的造型方式,不仅龙、鸟纹的造型与商周时期的青铜纹饰惊人地吻合,蛙虫纹的造型思维也与古黾字的概念高度相似。作为中国初民艺术大传统的遗存或后裔,这种时空遥远的风格给人以荒远、古怪、陌生的审美印象。同时,苗族原始巫术思维中敬畏合一的心理,使之对神圣动物抱有崇高和恐惧一体两面的情感,使动物纹的塑造呈现狰狞、诡谲的“原始丑”特征,流露出狞厉的丑美。此外,作为鼓藏节祭祖仪仗的蜡染幡旗是摆贝型苗族蜡染中最为精彩的类型,而祭祀仪式神圣、雄壮、肃穆的氛围也造就了摆贝型蜡染独特的审美场域和文化价值。然而,厚重的文化背景、狞厉的视觉体验也使摆贝型蜡染的审美特征趋于深邃、艰奥,与现代人的日常审美习惯相去甚远,以至于难以在现代的苗族村落生活中继续存续,在民间创作喜好日趋纤柔、世俗化的当下,摆贝型蜡染的传统风格正面临消散的危险。与正在淡出民间的摆贝型传统风格相比,丹寨蜡染中丰富的花鸟纹饰是生命力旺盛的后起之秀,其出现得益于白领苗对汉族古典花鸟艺术以及近现代染织品纹样的学习与本土化改造,呈现出鲜明的早、中、后三期阶段性风格。丹寨蜡染中最古老的鸟纹和植物纹带有与榕江蜡染相似的原始风格,清代黔东南生苗区开辟之后,以汉族服饰及蓝印花布为载体的汉族花鸟纹样传入苗疆,使白领苗习得了花鸟纹样并作为日用传统;而至近现代染织设计中的花草纹样被白领苗接受之时,丹寨花鸟蜡染已基本完成了从图案性到绘画性转型。与此相伴,白领苗的审美思维跳出了巫术性、功能性的局限,而转向对日常生活、优美事物的欣赏;丹寨蜡染的艺术语言中也出现了写实性的再现方式、模仿软笔绘画的自律线条,以及景、境的物象组织意识。这种效仿专业艺术、跟随流行趋势、接近大众审美的风格在当前拥有巨大的民间创作热情,也奠定了丹寨蜡染在产业化转型过程中较高的艺术起点。改革开放以来,丹寨、榕江的苗族蜡染走上了商品化、产业化的道路,两地蜡染纹样的先天禀赋及两县产业环境的后天资源也使两地蜡染风格的发展、存续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丹寨蜡染产业起步早、影响大,借助邻近行政中心的地理优势,吸引了高水平的外来资本、设计人才及合作机会,颇具规模的地区产业集群不仅使丹寨本土的传统蜡染纹样良好地传承、衍生,也使丹寨成为各地蜡染风格的熔炉,并大量吸纳了榕江蜡染风格为己用。而榕江县的本地蜡染产业薄弱,因此对传统蜡染风格进行了简易化、情景化的改造,并随着蜡娘外出打工、产品异地销售形成了在黔东南地区广泛传播并被大量模仿的“普世风格”。在黔东南区域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丹寨、榕江的苗族蜡染形成了水乳交融的连理整体,共同以苗族文化、传统工艺的身份面对着外部世界的价值赋义。当前,蜡染产品涵盖了艺术品、服装、软装、文创产品等多种形态,民族旅游和休闲体验则形成了苗族蜡染文化叙事的两条基本脉络:一方面,在民族旅游的凝视下,苗族传统文化中乡村性、原始性、异质性的部分被提炼成一系列特定的视觉符号,如盛装人物、民俗场景、铜鼓、牛角、蝴蝶妈妈、锦鸡舞之类,成为丹寨、榕江蜡染绘画的新题材,也催生了蜡染创作中叙事化、奇观化、浪漫化的手法。另一方面,作为拥有丰富内在结构的物质文化门类,丹寨、榕江的蜡染艺术不再仅仅作为苗族文化的子集,而是以独立的姿态,在后现代生活美学、自然美学以及东方休闲美学、造物伦理、社会效应的视角下,令物质材料、工艺流程、生活方式、创作主体等每一个侧面都获得审美意义,使蜡染艺术的审美范围从对纹样的欣赏扩展到了对整个文化生态的理解与崇尚。

徐亚男^[7]（2020）在《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四十年期间的藏族题材绘画创作是重建和挖掘中国美术现代性话语和精神品格最好的美学创造和体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由工业、科技、信息等混合而成的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发展局面,而藏族题材绘画创作正是伴随着社会文化的现代性转型,所体现出的藏族文化、中原文化和受西方文化冲撞融合的当代文化彼此之间的相互交融对话,正历经着不同于任何时期的文化格局、主题内涵、形式语言、审美价值等传统资源的现代形态转换。艺术家不约而同地从“英雄史观”的“集体叙事”方式转向“平民史观”的“个体叙事”,形式语言风格也实现了从“一元”到“多元”的繁荣局面的转变,共同加速着中国美术创作在全球文化格局中的翻天覆地的位置变化。具体呈现出四个方面的本质特征:其一,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形成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治格局、东西方多元文化、藏族地域文化与相关美术基础设施共同推进的结果;其二,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主题内容是建立在多种文化资源的整合与现代审美方式的转换,进而建构出的具有本土文化内涵和主体性的现代艺术形态;其三,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内在形式语言演变不仅充当了中国美术现实主义美学的思想先锋,也印证着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内在审美需求重新择取养分而进行的现代性探索的结果;其四,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是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世界民族文化交融背景下形成的具有政治性、民族性、艺术性和当代性共存的代表“民族气派”和“国家形象”的美术现象。因此,对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生发、演进、演变过程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第一章将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分为1978年——1989年的精神重建与技法探索时期、1990年——1999年的文化交流与观念表达时期、2000年——2018年的当代品格与本体建设时期这三个阶段。以中国/西方、传统/现代、内部/外部、民族/世界等多组视角展开论点,对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作品产生的政治体制、文化定位、美术思潮、画家群体、形式语言、展览市场等内在和外在因素进行分析,准确定位出这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明显不同于任何时期的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整体格局、风格面貌、发展形态与价值取向。进一步探索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审美意蕴、艺术语言、绘画观念的现代性话语形态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内在转型需求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中国美术创作在新时代的再出发提供丰富的经验和思路借鉴。第二章是对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主题文化内涵进行建构。藏族题材绘画创作是以独特的青藏高原地域文化、藏民族人物精神气质、藏民族传统民族和民间文化区别于其他题材的绘画创作。这种厚重的藏文化内涵再次激活了藏族题材绘画创作在现代性话语探索中的表达属性和涵纳力,并显示出任何时代不曾有的广泛性和内涵深度。一方面,艺术家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想象所衍生出的对“中华民族大团结”、“‘路’的隐喻——藏区新建设新成就”这两方面主题内容的阐述,进而分析藏民族与国家民族身份、民族政策、藏区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艺术家通过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时代”这三组视角关系的全新思考,进而探索藏族题材绘画创作所蕴含的多元和谐文化观的表达。具体可细化为:自然环境——“人与自然”关系的解读、高原人形象——民族气质的体现、传统民族节日——民俗文化的深入、信仰与朝圣——宗教文化的解读这四个方面的主题内容,显示出藏族题材绘画不曾有的文化内涵演变。第三章是对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形式语言内在构成的分析,是从改革开放之前艺术本体语言“一元”的“传统形态”向“多元”的“现代形态”局面的转变。通过对藏族题材各画种的现实主义的中国化探索的归类,以及对油画、中国画这两个创作面貌齐全、创作数量庞大的画种形式语言的细化演绎,阐述这四十年的藏族题材绘画在现实主义美学思想和创作观念下所进行的中国美术形态内部语言规律演变,探究这四十年的中国文化需求和艺术家的创作心理、观察方式、审美取向、艺术本体语言形态生发的内在逻辑。第四章是对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价值和意义的研究。这四十年的藏族题材绘画创作是通过民族想象与主题拓展、风格重构与多元图景呈现对中国当代美术史起到了革新价值的建构。在人文性的审美演绎上以对“天人合一”的观念思考和对人类精神世界的重建凸显出藏族题材绘画丰厚的文化含量和精神内涵。更以其作品强烈的民族思想、民族情感和民族审美意蕴,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意志力,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自信心,重构了具有民族魂魄和时代精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形象。因此,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不仅是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不可缺少的里程碑,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国家的现代化线性历史景观中重要的视觉文本。

姜晓梅^[8]（2020）在《江南文化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文中指出本文着力探讨江南文化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之间的关系。通常意义上我们习惯把苏童、叶兆言、格非等人的先锋写作当作80年代特殊时代语境与文学前提应运下的产物。它面对的是80年代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走向世界的共同理想,承继的是自意识流小说、寻根派、现代派等的艺术探索。它对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经验的借鉴和学习使它不自觉地打上了西方、外来的烙印。而当先锋作家们慢慢退去形式实验的热情,尤其是后期向传统回归之后,苏童、叶兆言、格非等人的江南作家身份以及他们精神深处所潜藏的江南文化基因从早期形式实验、学习西方的热忱的压抑中浮现出来。在江南文化独特的文化精神——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的催化、引导下,通过感觉这一中间桥梁,驱动着苏童、叶兆言、格非由早期不断向着临界感觉逼近的形式实验向着具有中国古典美学韵味的传统的回归。不仅如此,苏童、叶兆言、格非还在江南文化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的推动下,自身的南方意识更加自觉,文学写作中的南方元素的运用也愈发自觉且富有创造性。这些江南文化元素混合着中国古典诗学经验的创造性生发,充满江南文化韵味的既不同于以往诗意江南,又不同于现代破败江南的新江南形象在意欲重建江南新的地方志的苏童、叶兆言、格非笔下展露无遗。江南文化的审美享乐主义精神透过对感觉的极端重视,不仅使苏童、叶兆言、格非等人能够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代情境下迅速感应、学习西方,而且也无形中影响着他们的文学情感、写作策略、美学追求等,使他们能够在持续不断的创作生涯中不断创新求异,在吸收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经验技巧的同时又能对江南文化、中国文学传统进行审美的能动性创造,由此实现江南文化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之间的双向建构。本文试图把握江南文化的审美享乐主义精神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之间双向建构的过程,在文学新传统的再造以及建构的新江南形象中细致展现他们之间的双向建构关系,以此进一步丰富、完善先锋文学研究的新面向。论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论文首先介绍了江南的形成及自然、经济、文教等方面的主要特征。着重展示江南在自然地理、行政区划以及经济因素等方面的形成演变过程。力图从大江南到小江南,从饭稻羹鱼到商品经济,从好勇尚武到崇文重教等的变化过程中把握一个动态发展的江南。第一章江南文化的孕育形成及其精神特质。这一章主要从江南文化的形成过程把握江南文化形成发展的脉络以及由此孕育而出的审美享乐主义精神。即从吴越文化到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从本土诗性文化特色的形成到城市、商业文化的繁荣发展,江南文化如何逐渐形成区别于注重道德伦理的北方中原文化所不同的诗性与审美特质。第二节主要介绍文学审美的自觉与唯美化的追求。着重介绍在诗性文化形成的过程中,由动荡的生存环境所孕育出处理主客体关系的诗性智慧如何催生了文学审美自觉使得文学朝着日趋唯美化风格迈进。第三节主要介绍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烛照下的文学。着重介绍江南文化中的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的形成以及这种精神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力图从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宗教观念、繁荣富庶的商品经济、士人及文化世家的推崇等方面把握审美享乐主义精神对注重感官享受的内容、精致的形式、唯美化的风格等方面的影响。第二章眷恋与逃离:审美享乐精神对苏童、格非、叶兆言的影响。这一章主要探讨江南文化的审美享乐精神对苏童、格非、叶兆言情感心理、文学主题、美学追求等方面的影响,试图从反叛精神与先锋意识、逃离与回归下的不断寻找、守望人性等角度把握江南文化深层的审美享乐主义精神这些作家文学创作中的情感取向、文学趣味、美学追求等方面的影响。第三章有韵味的文学探索:古典诗意与荒诞怪异的交融。这一章主要是从文学探索的角度,考察苏童、格非、叶兆言在江南文化深层次的影响下,快速感应西方文化思潮,怀着一种对江南文化颇为复杂的依恋与反叛之情所做出的具有异质性、先锋性的文学探索。着重介绍审美享乐主义精神注重感官享受的特质对苏童、格非、叶兆言等人的形式实验的影响。第一节向着感觉进发的形式实验。这一节主要介绍他们是如何通过打破叙述时间与空间限制的叙事变革为感觉在文本中的畅通无阻提供保障,同时又通过对语言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的变革使打通的感觉世界能够无限逼近临界感觉。第二节变异的感觉:轻化的孤独感、荒诞感、神秘感。这一节主要是介绍扭曲变形的孤独感、荒诞感、神秘感从感觉世界的裂隙中迸发出来,成为他们显示对生存世界的独特体验、宣泄过剩的话语表达欲望时的情感偏爱。第三节传统的诱惑:抒情性与古典性的复归。这一节主要介绍在激越的形式实验与怪异的情感宣泄之后,文学传统,尤其是江南深厚的文学传统在感官享受、生存体验等方面散发出的无穷魅力如何使苏童、格非、叶兆言等人的创作由早期浓烈的西方影响印记,回归到充满江南诗意的抒情性和古典性。第四章文学新传统的再造:苏童、格非、叶兆言重建新江南的努力。这一章主要从苏童、格非、叶兆言的写作策略入手,详细分析他们在建构江南地方志的欲念的感召下,以自身的成长经验为背景,以早期的文学探索为基础,重建文学新传统的努力。苏童以先锋手法集大成的《河岸》展示了重新进入历史与现实的方式;格非则继续沉潜哲学沉思,以他的神秘主义诗学建构着他的精神世界;而叶兆言则在对传统的叛逆中展现着他对未来的希冀。第五章别样的江南:苏童、格非、叶兆言的新江南想象。这一章主要是从苏童、格非、叶兆言建构的新江南想象入手,展现他们在江南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的感召下,经过对文学新传统的探求,在传统的诗意唯美之外建构起的充满腐败堕落又暗含无限可能的新江南形象。尽管苏童、叶兆言、格非基于他们自身的文学经验所进行的探求还存在着诸多局限,然而,他们通过自身的写作却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江南文化的内涵,这也构成了他们先锋写作的重要意义。

朱福芳^[9]（2020）在《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与英国“新浪漫主义”》文中提出关于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一般印象是十九世纪末期英国一位出色的儿童文学作家,海上惊险小说《金银岛》的作者,而不会想到他同时也是英国新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其实,斯蒂文森的创作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探索文学创作表现的多样性和可能性一直为其所钟爱。在44年的短暂生命中,斯蒂文森共创作了12部小说、4部短篇故事集、4部诗集、5部旅行文集、6部杂集和2部非小说集,其内容涉及冒险、航海、海盗、阴谋、道德、人格、儿童、旅行等多种主题。斯蒂文森作为英国新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家,其劳绩为19世纪后期英国文坛注入了新的活力。以之为研究对象,特别是对他的作品进行探讨,可以挖掘斯蒂文森的文学价值以及正确认识他对英国文学和对后世的影响。本文乃纳入英国新浪漫主义文艺思潮语境下斯蒂文森文学思想与创作文本的专题研究。论文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之上,对斯蒂文森与新浪漫主义做了比较全面的梳理、品读与诠释。以斯蒂文森为代表的新浪漫主义在继承发展早期浪漫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主张及其特征。斯蒂文森的文学创作可谓忠实地实践其文学理论,他认为浪漫的文学要讲好故事,文学创作要重视想象的作用,并提出小说之于成人就是“游戏”等观点。通过对斯蒂文森作品的分析,可以看到其新浪漫主义的基本特征体现于“新”和“奇”两个方面。本乎此,以他的创作尤其小说作品为基础,着重从“游戏”和“冒险”两个审美维度来分析其创作的新与奇,挖掘存乎其中的文学张力与阅读魅力,达到对该文学个案的解读,是论文的目标。在这一前提下,进一步梳理、分析斯蒂文森小说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对英国文学的贡献以及之于“新浪漫主义”的建构意义。论文由六部分组成。绪论论述了新浪漫主义概念、内涵的界定与释义;斯蒂文森与新浪漫主义的关系;研究综述;论文的思路、方法与创新点。该部分首先重点辨析新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之异同,并着重探讨新浪漫主义对浪漫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其次,此部分梳理了国内外对斯蒂文森与浪漫主义的研究情况,从而明确本课题的研究方向与价值。再次是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点。第一章论述19世纪后期英国新浪漫主义的诞生和创作特征。此部分内容首先探讨新浪漫主义的兴起。研究作家作品,离不开对其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分析,即文学创作和它的发展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新浪漫主义的诞生也与19世纪后期英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关联。阐释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文学创作方法古已有之,而且一直与现实主义同生共在,随着时代发展而呈现不同的形式。探究新浪漫主义既具有早期浪漫主义的基本特征更有所创新,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对早期浪漫主义进行继承与发展。其次论述19世纪后期英国新浪漫主义的创作特征。主要分析新浪漫主义与早期浪漫主义之异同。新浪漫主义大胆、有意地把“幻想”当作艺术创作的主要对象。这些幻想往往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历险,其创作追求“新”与“奇”。具体来说大抵体现在三个层面:在精神追求上,自由、民主、正义的社会理想淡化,很少或不再抒发对政治的狂热,而更加渴求于未知世界的冒险。在生存意识上,不再热衷于塑造精神高大上的孤身奋战的自我主义英雄,而是刻画具有积极进取意识的强者。从审美特征上看,主观的、激情的、理想的、哀婉的意识逐渐消褪,强烈的艺术效果追求被冷峻但特异的写实风格所代替。此外,作家对于大自然的态度,也不再是单纯地描绘或着意突出诗情的田园风光,更多则是对异域风情的痴迷或刻意表达。第二章梳理斯蒂文森的生平与创作,探讨其创作的新浪漫主义特征。首先概述作家生平事略与写作生涯,究索他的成长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继而观照他的文艺思想与小说观。19世纪后期的英国文坛带有所谓“世纪末”色彩。斯蒂文森的新浪漫主义以离奇的故事、悬念的情节、多彩的异域风情吸引大批读者。斯蒂文森的文艺观,既是兹观念系统的艺术实践,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自己创作产品的某种注脚,体现着其文学追求与审美标准。文学观与文学创作水乳交融,灌注了作家对文学、人生、社会等各方面的思考,浸润着生命感悟、价值理想以及独具个性的真知灼见。他执念小说是叙事的艺术,因此作家必须会讲故事;小说创作就像布局游艺并深入游戏之中,让人愉悦;作家应充分释放智力,极端重视想象的作用。以自己的创作为基石,作家试图建立起一种适合浪漫主义文学发展的新观念。斯氏文艺观,具有实实在在的、独成体系的理论价值:既包括对小说本质的思考,也包括对文学创作的认识。他的创作实践着他的文艺观,体现在一系列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作品之中;而集中表现于不遗余力地突出“新”与“奇”的特点。第三、四章为作品论。在斯蒂文森文艺观的基础上,研究其主要代表作品,探讨其创作的新浪漫主义特征。小说（兼顾散文与诗歌）作为证例,重点究析“游戏”与“冒险”两个审美特征,具体选择四部长篇小说、一部散文和一部诗集进行解读与论析。第三章探讨斯蒂文森创作中的“游戏”特征,这是其小说美学理论的核心观念。斯蒂文森认为人与世界和解的最佳方式在于应该像孩子一样游戏,在游戏中建立亲和关系。他设计了一个个游戏,置小说人物于荒岛、高地、旷野等可以刺激人丰富想象力的地理空间,与能够和当前拉开一定距离的历史时间的立体之维里尽情嬉戏。此章选择《诱拐》和《黑箭》两部长篇小说作例释,透析斯蒂文森在苏格兰、英格兰之历史时空故事语境中的“游戏”运作。作家把读者拉进游戏世界,在虚构与真实、严肃与娱乐、历史与现实中感受新浪漫主义释放出的艺术魅力。第四章探讨“冒险”特征,这是其小说美学理论的另一个核心观念。斯蒂文森似乎是驾轻就熟地把冒险故事以传统的叙事方式呈现出来,并把遥远的异域、奇异的人物、荒凉的孤岛、浩渺的海洋融进故事机理,展示出新浪漫主义的脱凡之美。人物不断地冒险、探奇、寻觅,把冒险作为一门艺术,一个理想目标。参与者或者获得一笔财富,或者窥见一个理想王国,或者进行一次道德救赎之旅。像所有的艺术追求一样,冒险即便没有达到终极目标,其乐趣也往往以充分展示的方式获得最大化,换言之,冒险的价值在于过程而不是结果。此章以长篇小说《金银岛》《化身博士》和散文、诗歌作例释,揭示斯蒂文森创作的这一新浪漫主义重要特征。第五章论析斯蒂文森的价值意义和启示影响。斯蒂文森用新浪漫主义小说征服了英国民众,受到世界各国读者的喜爱。他是一位深具内涵极有价值的伟大作家,所以其作品长期流传不衰,并且对英国乃至世界文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斯蒂文森拓展了英国浪漫主义的表现领域,赋予浪漫主义以新的内容和蓬勃的生命力。他的所有叙事作品不仅富有充满浪漫色彩的壮丽景色和奇风异俗,包括原野森林、荒山峭壁、洋滩海浪、盗群习约、切口黑话之类,也很多迷信传说、贪欲恶习、双重人格等等。这些作品尽管不是毫无瑕疵、完美无缺,但无不洋溢着清新、奇特,自然、突兀,亲切、惊悚的浪漫格调,具有毋庸置疑的审美价值与启发借鉴意义。他开辟的新浪漫主义传统,被稍后的知名作家赖德·哈格德所继承。斯蒂文森还直接启发了19世纪后期名噪一时的唯美主义大师奥斯卡·王尔德,其唯一一部长篇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就烫烙着《化身博士》的深刻印痕;还有赫伯特·威尔斯的幻想小说《隐身人》、约瑟夫·康拉德的《秘密分享者》等作品,灵感显然也都来自《化身博士》。此外,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斯蒂文森文学传统的英国作家罗德亚德·吉卜林（也包括康拉德）于多个层面上步斯氏后尘,尤其是冒险小说的创作,而其中显而易见的殖民扩张色彩亦与之不无关系。及20世纪初期,西方文学现代主义勃兴,其实斯蒂文森的新浪漫主义文学创新包含一些现代主义元素,这些因子就不同程度地为现代派作家所吸收,尤其涉及关于人格、精神、异化、道德、存在与生存等问题时,成为现代主义文学观念的一个源泉,这方面《化身博士》比较典型,同时还包含着对冒险小说和科幻小说的巨大影响。这些影响都是超越国界而广及世界文学范畴的。最后第六部分是结语,乃是对全文的收束与总结。着重思考历史上的英国新浪漫主义文学与斯蒂文森在当下高科技信息霸权时代,图文斑斓、碎片阅读、娱乐至上语境下的命运或前途。斯蒂文森倒似乎更像一个源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遗留下的新浪漫主义文学范典,经过变异仿佛演化而为一个不乏自觉意识的文学现象,这一现象丰富和拓展了文学表现的能量和空间,它既是19世纪后期英国文学的特有景观,更是一个世纪之后世界文学的一条风景线。试看《哈利·波特》风靡全球以来的几十年,充满冒险传奇的小说、卡通、影视、游戏等等,除去其中用以吸引眼球的魔幻因素,受众似乎能够隐约发现斯蒂文森的思维逻辑与格局。也许,作家与新浪漫主义文学遗产的活力依旧,像所有文学史上那些曾经焕发异彩的文学遗产一样,仍在不断地给予作家以灵感。

范玉彬^[10]（2020）在《论毕飞宇小说的叙事伦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叙事伦理是孕育于1980年代、形成于1990年代初的文艺理论范畴。1990年代后期,经由刘小枫等学者介绍,传播至国内学界,并成为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视野和方法,为现当代文学拓展学科创新空间发挥了重要作用。毕飞宇是成名于1990年代的“60后”作家代表,其小说叙事的核心旨归是对个体生命伦理的观照与表现,在叙事中完成了作家、人物与读者间生命感觉的对话与共鸣。毕飞宇在对现实的敏锐体察下,着力探寻个体命运与历史、现实间的伦理关系,追问现代社会之于生命个体的价值意义,以及人类获得自由的出路,展现出对人的终极价值关怀。论文旨在探究毕飞宇小说以生命和人性关怀为主体的叙事伦理,通过分析其作品中对个体命运和个人生存的伦理解释,以及对人类生命多重存在可能性的呈现,探究其小说文本中丰富的伦理意蕴和审美效应。论文共分四章。第一章,从“创伤记忆”和“极权批判”两方面,分析毕飞宇早期历史叙事在消解传统历史叙述基础上建构的全新叙事伦理。作家以具有现代性意涵的伦理意识,重述以往被遮蔽的个体创伤经验,揭示权力伦理与生命个体的互动关系,表达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与主体价值重塑的理想;第二章,从革命与战争年代知识者的伦理坚守和现代都市知识者的公共性伦理缺失两方面,分析毕飞宇小说以自省式的姿态,对知识分子批判性、公共性伦理品格重建的努力。第三章,探讨性别叙事中的伦理关怀。毕飞宇从女性伦理主体的觉醒与尊重及男性尊严的伦理困境呈现两方面,来表达对不同性别主体的人文关怀,包容人类生命的多样形态。第四章,分析毕飞宇小说中“技艺”叙事的伦理隐喻意味。作家将“技艺”所包含的“手艺”“艺术”元素融入小说创作,在技艺的施展过程中,生命本体超越了肉身的局限性而获得了全新的存在意义。作家从自身的生命体验出发,关注技艺伦理与生命伦理之间的紧密联系,探索世间美好的感性生命形态,充分彰显现代个体自由叙事伦理对生命价值的关怀。

二、以鲜明的个性营造生存空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以鲜明的个性营造生存空间（论文提纲范文）

（1）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北京当代芭蕾舞团舞蹈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明末清初江南才女文化与才子佳人小说佳人形象塑造关系研究 ——以《玉娇梨》佳人形象塑造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6）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风格变迁与审美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7）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江南文化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论文提纲范文）

（9）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与英国“新浪漫主义”（论文提纲范文）

（10）论毕飞宇小说的叙事伦理（论文提纲范文）

四、以鲜明的个性营造生存空间（论文参考文献）

• [1]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研究[D]. 尤达.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2]“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研究[D]. 杜玉洁.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3]北京当代芭蕾舞团舞蹈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研究[D]. 戴叶莹.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2)
• [4]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研究[D]. 山丹.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5]明末清初江南才女文化与才子佳人小说佳人形象塑造关系研究 ——以《玉娇梨》佳人形象塑造为中心[D]. 李燕分. 伊犁师范大学, 2020(12)
• [6]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风格变迁与审美转型[D]. 于菁竹.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7]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研究[D]. 徐亚男.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8]江南文化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D]. 姜晓梅.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9]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与英国“新浪漫主义”[D]. 朱福芳.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10]论毕飞宇小说的叙事伦理[D]. 范玉彬. 兰州大学, 2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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