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市场经济体制下加强邮政计量管理的新途径（论文文献综述）
华清君[1]（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黄志豪（Raymond Wong）[2]（2019）在《英国PFI法律制度与实践研究》文中认为PFI（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制度发端于英国,并流传于美国、加拿大、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与地区,在世界各地形成一股PFI项目浪潮,被诸多国家和地区广泛地应用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包括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建设、投资、运营等领域,并逐渐构建出了一套PFI基本法律制度,形成了一系列理论与实践成果。PFI一改由政府全权负责基础设施建设的传统,提出了促进私人部门参与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全新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过程中的高投入、低效率和资源高消耗的弊端,改变了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模式。本人作为香港、英国和爱尔兰的执业律师,执业20余年,于中国大陆、中国香港、英国、加拿大以及美国等不同法域的公司治理、收购重组、IPO、PFI、政府采购等方面,拥有较丰富的法律实务工作经验,对英国的PFI制度曾长期进行过关注与研习,对其制度背后的法律经济学及其法理逻辑有较深刻的认识。结合自身英美法的法学知识背景以及律师实务经验,本人认为,英国PFI制度对推动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缓解公共财政压力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中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提出和实践的历史节点上,英国PFI制度尤显重要和相关。本文立足于英国PFI项目制度及其实践,以法学为视角,以历史为纵截面,以现实为横截面,运用实证分析、价值分析、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等方法,在研究英国PFI制度的法理基础上,着重探讨了英国PFI的本质、历史演变、法律制度框架、合同制度、竞争性谈判制度、监管制度、纠纷阻却与解决机制等内容,并对这些制度在英国运作实践经验、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旨在为我国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公共产品和服务有效供给提供经验借鉴,尤其是“一带一路”战略中实施PPP制度提供指导。关于PFI的内涵,诸多学者从经济学、金融学、公共管理学等角度进行了阐述,形成了多种定义。大多学者把PFI看成是一种融资方法或政府采购程序。从法律角度来看,PFI本质上是一种契约（合同）,或者说一系列契约总合,是政府为了实现公共管理目标、提供更优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而与私人部门（包括私人部门之间）签订的一揽子契约,可以分为向公共部门提供服务型（Services Sold to the Public Sector）、收取费用的独立运作型（Financially Free-Standing Projects）、合伙运作企业型（Joint Ventures）等多种类型。PFI与PPP、BOT、BOO等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PFI的最终目的是要通过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实现以经济效益的方法来提供有效率和效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PFI作为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法律制度选择,既具有政府迫于财政压力做出选择的主动性,也具有经济理论决定法律制度选择的客观性。“政府失效”、“市场失灵”,一直是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上的一大难题。因此,发挥非政府制度即私人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实现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便成为一种基于互补愿望下的必然选择。通过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的结合,以优化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制度的最优化,即提升了其效率,也保障了其公平性。制度发展演化是必然的。在此种条件下,PFI制度出现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PFI以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的目标,围绕公共产品和服务进行投资、融资、建设、经营、管理和移交等一系列活动,形成了众多主体参与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法律关系。PFI形成的法律关系复杂,而参与PFI法律关系的主体众多。总体来说,PFI可分为公共部门（政府）、私人部门（社会资本）两大主体,而它们的关系则建基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物）以及与其相关的行为。PFI能在英国首先出现并加以运用,其并非偶然产生的成品,而是受到当时英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影响与制约的结果。其次,PFI是人类社会或公共组织发展到一定先进阶段的证明,是对传统国家统治、管理观念与制度的一次重大突破。PFI制度发端于撒切尔政府时期,因撒切尔政府系列改革（1979—1990）酝酿与萌芽,并在梅杰政府时期（1990—1997）得到确立,带领市场化改革,以不断提升公共产品和服务质量;布莱尔政府时期通过“合作政府”等一系列改革,PFI得以进一步完善（1997—2007）;其后,卡梅伦推出的“大社会”新政（2008—2016）,对PFI作出修正与调整,有针对性地提出了PF2,预示着PFI的改革方向与进程,并把PFI推向了更高层面。当前,随着英国“脱欧”（BREXIT）程序正在进行,深受欧盟的相关法律法规所制约的PFI和PF2正面临着重大挑战。英国是普通法系国家的典型代表,在法律制度的构成上以判例法为主,其法律制度构成具有鲜明的特点。虽然英国没有制定专门针对PFI的法律,但是英国通过自己多年探索,形成了丰富的PFI项目运营经验,并结合实际需要不断出台和更新PFI法律性文件,同时对欧盟有关政府采购指令等规定实现国内法律法规转化,在英国逐渐形成了以《公共合同条例》、《公用事业合同条例》等为核心、以财政部政策指南为补充的金字塔式的PFI法律制度。总体说来,英国适用于PFI/PPP项目的法律制度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层次:第一,国际条约,例如欧盟条约、WTO协议等国际条约中均载有PPP的规定,是英国PFI/PPP法律制度的重要来源。第二,议会通过的法律法规,例如英国国会通过的《公共合同条例》（2015）、《公用事业合同条例》（2016）和《公共采购（修改）条例》（2016）等,是用来约束PFI/PPP项目的基本法律制度;第三,政府制定的政策,包括英国财政部制定的各种PFI/PPP指引、规范指南以及实施细则,以及PFI标准合同等政策,是英国PFI/PPP运作的主要制度依据。英国PFI合同法律制度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由欧盟制定的的《政府采购指引》;英国制定的的《公共合同条例》（2015）、《公用事业合同条例》（2016）和《公共采购（修改）条例》（2016）;以及英国财政部制定的多个实施细则、标准条款、标准文件等内容构成。从1997年开始,英国着手编制PFI标准合同范本,2012年英国财政部根据《公私合作的新方法》（2012）中所提出的改革要求,发布了新版PF2标准合同草案（Standardisation of PF2 Contracts）（draft）。在法学层面上,PFI可以看成是由一系列合同构成的一个系统。在PFI项目中,项目各个主体通过合同的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确立了PFI各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形成了PFI项目的流程,也构成了PFI主要法律制度框架。各个合同环环相扣,不可分割,缺一不可。PFI合同之间的相关性,组成了一个整个项目合同群,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合同系统工程,主要包括项目合同、承包合同、融资合同等。项目合同（Project Agreement）,也称为特许合同（Concession Agreement）是PFI项目中最为关键的一份主要合同,而其他合同都由该合同产生演化而来,可以说是项目合同的次合同或附加合同。PFI项目合同的标准化（So PC）是通过对PFI项目合同的规范并形成统一适用合同的活动。So PC为PFI项目各方主体进行各种行为提供了共同遵守的准则和依据,也为各方主体减少了相应的谈判时间,降低谈判成本,加快交易速度,形成各主体之间风险分配共识等方面,提供了具有普遍操作意义的文本与程序。So PC体系庞杂、内容丰富、条款众多,一般包括了规范性条款、引导性条款、说明性条款等内容。从规定条款的内容上来看,So PC规定了政府主体、项目承包商以及融资方三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很明显,So PC考虑的不仅仅是项目合同问题,而且对与项目合同密切相关的问题也尽量加以考虑。由于PFI合同是一个长期的制度安排,在此过程中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因素,PFI项目承包商、融资方的借款违约风险非常大,项目受外在不可抗力因素影响带来的风险也随处可见。因此,在So PC中需要对金融机构的权利作出明确规定,也需要通过法律对项目各方主体能力作限制明确的规定。竞争性谈判制度是PFI法律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所谓竞争性谈判是指公共部门（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通过与私人部门（多家供应商）进行谈判,最后从中选出最佳公共产品和服务供应商的活动。竞争性谈判为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货物、工程和服务采购示范法》所规定的非招标程序的采购方法之一,也为世界诸多国家所采纳。自2004年3月在欧盟公共采购法指令（Directive2004/18/EC）中规定竞争性谈判制度以来,即被认定为是最适合于PFI项目的采购程序,因此,英国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多次对该程序在PFI领域的适用颁布了指南。根据《公共合同条例》和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英国PFI总体上存在着四种类型的招投标制度:一是公开招标程序;二是限制性招标程序;三是商谈性谈判程序;四是竞争性谈判程序。竞争性谈判程序主要适用于复杂项目PFI项目,也被认为是英国PFI法律制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四种类型招投标制度中,竞争性谈判程序最为灵活,在该程序下公共部门（招标人）可以就项目的甄选与私人部门（投标人）进行充分商谈,由竞标人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和技术指标。Vf M（物有所值）是英国PFI竞争性谈判制度的重要原则。根据英国财政部颁布的《物有所值评价指南》（Value for Money Assessment Guidance）等政策性文件的规定,要求开展PFI项目的所有部门必须进行Vf M评价,评价主要围绕可行性（Viability）、有益性（Desirability）、可实现性（Achievability）等三方面展开,并分为计划阶段评估（Programme Level Assessment）、项目评估（Project Level Assessment）和采购评估（Procurement Level Assessment）三大阶段进行评估。英国PFI竞争性谈判流程异常繁琐、复杂,乃是造成英国PFI公共采购成本高昂的主要原因。根据欧盟委员会颁布的《关于竞争性谈判的解释指南》、英国政府商业办公室《关于新法规中竞争性谈判程序的指南》（2006）,以及英国政府商业办公室与英国财政部联合颁布的《竞争性谈判指南》（2008）等规定来看,我们可以把PFI竞争性谈判分为三个阶段:谈判准备阶段、谈判阶段、谈判后续阶段。由于PFI项目过程复杂、生命周期漫长,对其的监管亦随之变得异常棘手。英国对于PFI项目监管采取了以政府行政监管为主,外部行政监管为辅的监管制度设计。经过一系列改革与调整之后,在英国建立起了较完整的监管组织体系,形成了较完整的PFI监管机制。总结起来,现行英国PFI监管架构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三个层面主要为中央层面、地方层面、中央和地方交叉层面;中央层面主要包括IPA（前身为IUK）、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和国家审计署;地方层面主要是享有一定政策自主权的地方当局;中央和地方交叉层面主要包括地方伙伴关系公司、政府采购管理当局。英国PFI监管措施多样、程序复杂,主要可以分为PFI合同签订过程中的监管和PFI合同运行过程的监督两部分。对PFI项目计划方案的审核是在PFI正式签约前的一个监督问题。这是PFI项目正式进入签约前的必经阶段,对保证项目后续进展以及如期高质交付公共产品和服务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对PFI项目计划方案审核监管,可以分为实体审核与程序审核两大方面。实体审核是解决审核的内容与标准问题,程序审查是解决审核的方式与方法问题。程序审核主要体现在英国政府对PFI项目的审批与管理,分战略规划阶段（SOC）、业务规划阶段（OBC）、业务全面启动阶段（FBC）三个阶段完成一系列审批程序,主要由英国财政部完成。在PFI合同签订之后,PFI项目就正式开始启动运行,英国政府从财务、审计、工程管理、时间管理等方面对PFI项目的运行过程进行了全方位的监管。PFI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合同体系,涉及到诸多主体的利益,加上其生命周期漫长,由此引发的纠纷不可避免。在长达几十年的持续合同安排与合作中,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合作条件、社会环境、技术进步、融资结构、风险分担、利益分配、项目实施等诸多要素都将不同程度发生变化,难以预料的风险不可穷尽,这就很容易打破当初签订PFI合同时的设想与计划,影响到各方的利益均衡,由此引发各种争议与纠纷。从合同的角度来看,英国PFI纠纷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争议;私人部门与其他私人部门之间的争议。英国PFI纠纷情况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常见,据公开信息统计,英国PFI项目发生争议纠纷比例相当少,不到项目合同总数的10%。其中原因较多与英国PFI合同签订履行的大量前期准备工作以及完善的合同纠纷阻却机制有关。PFI纠纷阻却制度,主要包括PFI合同定期审查阻却机制、合同谈判与再谈判阻却机制、标准合同的弹性条款阻却制度等。所谓定期审查（periodic review）,是指PFI项目合作各方在项目运行一定期限内,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与风险进行重新评估,并基于评估结果对项目的资源利用、各方权利义务、风险承担等进行再分配。定期审查制度是英国PFI的一项重要制度,它对化解项目风险、阻却合同纠纷起着重要作用。如果在PFI合同履行过程中,因情势变更而确实发生履行困难或不能履行的情形,合同当事人对合同有关内容可以启动再谈判程序,对合同有关条款进行协商和变更。在通常情况下,与可预见的变更事项相比,不可预见的变更事项更难达成共识,为减少PFI项目合同的签约阻力,也为了更好地解决PFI合同履行过程中的纠纷,在合同中设置再谈判程序可以受到一定的正面效果。对于很难完全预见服务标准变更情形的,公共部门可以要求承包商将预先指定的可定价变更事项纳入合同,出于特殊情形的出现可以变更合同中的有关事项,预设数量、单价等弹性调整机制。根据英国相关法律以及《PF2标准合同》的规定,PFI纠纷解决方式或程序主要包括磋商（Consultation）、专家决断（Expert Determination）、仲裁（Arbitration）、诉讼（Court Proceedings）和CEDR（Centre for Effective Dispute Resolution）。磋商是解决PFI争议的重要方法,也是处理PFI纠纷的优选程序,并且贯穿到争议解决的整个过程。专家决断是在相互磋商失败后进入到第二个解决阶段,即在磋商失败或不被采纳之后进行。专家决断并不是必经程序,有时可以采用其他ADR途径进行解决。专家决断依赖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同意。专家决断的优势在经济便捷,便于保密。专家决断一般具有终局性,一旦做出决定对合同双方当事人都有约束力。仲裁是在专家决断失败之后,PFI纠纷解决进入到了第三个阶段后采取的一种ADR形式。是否采取仲裁进行解决PFI纠纷,主要依靠合同当事人的同意或合同的仲裁条款。在《PF2标准合同》中,诉讼与仲裁均被列明为处理PFI合同争议的最终方式,但亦写到诉讼不是解决PFI争议的首选方式。CEDR是一个旨在解决PFI或长期合同、民间商业性争议的组织,建立于英国调解与仲裁争议解决制度的基础上。随着CEDR的不断发展与广泛使用,现已经成为解决PFI争议的一个重要途径,为PFI争议解决提供了一个具有综合性的选择。英国PFI取得成功有目共睹,并且成了世界诸多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仿效的对象,其成功经验值得研究和总结。一是建立完备的法律制度。从本质上来说,PFI就是以合同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各种制度合成品。虽然英国受法律传统的影响,没有单独出台《PFI法》,但是英国推行了以国际法（欧盟法、WTO组织协议）、《公共合同条例》、《公用事业合同条例》和《公共采购（修改）条例》等为核心的PFI法律制度,同时辅以诸多的政策指南,形成了较为金字塔式的PFI法律制度。二是注重保护PFI主体的合法权益。英国PFI之所以能够维持发展,并得到众多私人部门的拥护与支持,是与英国政府在PFI中充分考虑和尊重各方主体合法利益并进行切实保护紧密相关。保护各方主体合法权益贯穿于PFI整合项目的运行过程之中。三是不断提高PFI制度及其项目运作的透明度。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确保最大限度地增强项目运作的透明度。英国国会要求更强的透明度及建立PFI项目的问责制;政府采购部门需要从私人部门合作方得到及时、准确的信息以确保对合同的有效管理;企业需要从政府部门获得更多信息以推进有效的商业安排及服务交付。四是不断促进PFI的物有所值（Vf M）。Vf M评价体系在英国得到了广泛的适用。英国是世界上最早推行PFI的国家,也是最早建立Vf M评价体系和采用Vf M评价方法的国家。达到Vf M的最大化已成为项目经济评价的核心,是引入PFI的重要前提标准英国PFI法律制度所取得的成功也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而是在不断改革中使公私合作制度逐渐走向成熟,使各项制度走向完善。这种制度的成熟具有阶段性和整体性,表现在专业组织机构的设置和分工、公私合作业务细分,以及标准合同条款的精细化、完善的信息披露机制、更加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等。英国的这些宝贵经验,我国可以按自身实际情况适当地反映和采用。首先,我国可以单独制定《PPP法》为基本法。英国关于PFI的法律制度非常完善,形成了金字塔式的PFI法律制度,是英国PFI成功的制度基础。因此,借鉴英国经验,建立健全我国PFI法律制度成为当前首要问题。其次,建立PPP标准合同制度。从英国PFI法律制度及其实施经验来看,其标准合同在PFI法律制度中作用举足轻重,为各方主体提供了行动指南,大大降低了谈判成本和时间,成文英国PFI实施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第三,建立强而有力的PPP监管制度。当前,我国PPP项目监管体系不完善、正面对政府监管角色混乱、监管职权界定不清、监管力度不足与行政过度干预、监管效率低下等诸多问题,亟需对我国PPP监管制度进行完善。英国成立了PFI实施的专业机构,实施三级监管制度,值得我国借鉴。第四,完善PPP风险防控制度。大部分PPP项目由于生命周期长、投资大、参与主体多、技术要求高等原因,导致其风险重重。根据英国PFI制度的经验,PFI项目风险尽量转移到私人部门,公共部门一般承担少量风险。英国PFI制度对我国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尤其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具有较强的运用价值。虽然我国“一带一路”战略中PFI/PPP项目实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不可否认,沿线众多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法律等方面千差万别,投资与建设环境异常复杂,并与我国的环境很不一样,势必造成PFI/PPP在实施与运用过程中困难重重,项目的风险也随处可见。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研究与全面认识“一带一路”战略中PFI/PPP项目实施中存在的问题,降低投资风险,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全方位实施。览观国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域广阔,参与主体众多,各国与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法律制度等千差万别,必然导致PFI推进过程中的难度与障碍;纵观国内,PFI/PPP制度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法律制度尚未成熟,尤其是在“一带一路”跨境基础设施建设中,还存在着项目审批、项目融资、项目规划设计、项目税收、项目采购、法律纠纷解决等诸多风险,亟待进一步研究。在这种内外交困的背景下,作为PPP重要组成的PFI,在英国具有较成熟的法律制度与成功实施经验值得借鉴,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供大家可接受的融资模式和制度保障。当然,借鉴英国PFI法律制度经验完善我国PFI/PPP法律制度前提下,在“一带一路”战略中运用PFI/PPP法律制度,还需要进一步考虑到诸多国际因素:第一,加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实施“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中国方案。交流是增进各国相互了解,提高互信,实现利益共赢与对话,是解决“一带一路”PFI/PPP项目争议的前提条件和必然途径。第二,加强“一带一路”PFI/PPP顶层制度设计,推动“中国标准”国际化。PFI天生具有国际性,与其他国家拥有强大的可通约性,当今世界多国政府几乎都支持PFI制度,并在很大程度上推进PFI项目的开展。我国作为“一带一路”的倡议国,理当建立起一套以中国为核心、具有普遍适用性的PFI/PPP制度。第三,加强“一带一路”PFI/PPP风险防范和控制体系建设,推进PFI/PPP项目顺利开展。我国需要从海外投资保险、双边投资条约、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等方面,建构协同、严密、综合性的投资风险防范和控制体系。第四,创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PFI/PPP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促进PFI/PPP争议及时解决。随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项目增加,投资快速增长,PFI/PPP项目投资争端案件也呈上升趋势。作为“一带一路”的倡导者以及主要投资者,中国理应主导并创建包含地缘特征的PFI/PPP争端解决机制,例如,建立“一带一路”国际仲裁机制、完善与拓宽中国-东盟FTA争端解决机制、设立AIIB的PFI/PPP争端解决机制、及与国际认可的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合作设立PFI/PPP争端解决机制等。
舒凯彤[3]（2019）在《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模式与路径选择》文中研究表明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的核心,完善合理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是保障农村经济稳定发展、持续增长的基本保障,是国家整体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经济战略制定的重要基础。如何构建起适应我国国情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就必须找到与之相匹配的发展模式与路径。农村金融发展模式是指在不同的经济社会环境、不同的发展条件和背景下,农村金融的供给方、需求方以及国家层面以制度的形式做出相应的安排和调整,依据不同的金融发展方法配置信贷资金,以形成功能完备的农村金融市场和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最终形成推动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相对稳定的模式。在不断的摸索与探究中,我国的农村金融已经走过了40年的发展历程,取得了显着的成果。但是,无论是在农村金融自身的发展模式还是在改革的过程中仍存在着许多问题。这里边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原因,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找到符合我国农村实际的发展道路,是农村金融改革的当务之急。通过对中国现行农村金融发展状况的调查和分析,发现目前的农村金融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经济变化的需要,不仅没有更好的解决“三农”问题,反而束缚了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主要表现为:农村金融市场体系仍不够健全,农村金融需求结构变迁导致供需结构出现的新的失衡,金融抑制现象长期并且目前仍然存在;从需求角度而言,农户自身的天然特性使其缺少高质量的资产和抵押品大大降低了其农村信贷资源的可获得性,农村金融市场容量扩张与金融基础支撑体系薄弱的矛盾仍然突出;而从供给角度讲,农村金融市场中信贷的供给主要依靠政府政策指导及行政手段进行推动,同时也缺少相应的农业保险体系和风险分担机制为农村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保驾护航。因此其承担缓解农村借贷资金紧张状况的能力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同时自身在风险管理等方面集聚了不少问题;完整的风险防控体系并未建立,不论是从普及范围还是普及质量上来看都是不达标的,作为农业生产不可或缺的环节,理应肩负起更重要的责任。为了厘清这些问题,有必要对我国农村发展的历程进行系统的梳理。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政府主导模式（1978-1996年）、“三位一体”模式（1997-2004年）、商业化主导模式（2005-现在）。区别不同模式的关键在于满足金融需求的供给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所采取的主要手段,即如何平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农村金融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信用主体模式、资产抵押模式和合作金融模式。将研究视角聚焦在金融交易层面,探讨何种金融模式能在最大程度上满足资金供需双方的需要。金融的最核心功能是资金的融通,引导资金流动到价值最大化的领域,价值不应仅仅包含经济价值,还应充分考虑到社会价值、环境价值等方面。而且因为我国的现实情况,农村金融还被赋予了更多重要的责任。不仅仅要促进农业发展、农村进步、农民致富,还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环境保护和社会公平,使农民生活的更有尊严。现阶段,农户和资金供给方就好比站在河的两岸远远相望,金融则是将二者连接起来的桥梁,实现农村信贷资金供需的平衡。可以看到,我国农村金融市场机制尚未建立,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的变化,市场功能还不健全。究其产生的深层原因,可以归结为农村金融模式变迁的目标设定不明晰、农村金融模式创新的主体动力不足、农村金融模式演进的路径偏差。这些问题的最直接表现就是,农村金融信贷供需主体的失衡,形成了事实上的金融抑制。通过对我国农村信贷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农业生产总值和农村居民纯收入与农村信贷差额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即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农民纯收入越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越高,农村资金流出现象越严重;而国家财政支农力度和农村固定投入对优化农村信贷配给起到显着的正向作用,对信贷流出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从资金供给上促进农村信贷配给效率的提高,即对农村金融市场的投入不断强化了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和农村金融市场功能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信贷抑制问题。以上结论为我国农村金融模式的选择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政府力量的干预能够促进信贷配置的优化,在一定程度上健全和完善了农村金融市场。但仅仅依靠政府的强制性行政手段从根本上扭曲了金融市场运行的一般规律,弱化了市场机制在农村地区资金配置的作用,加剧了农村信贷市场的调节失灵。因此,将“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结合起来,以市场自发的力量对农村资金的流动进行调节,将是农村金融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了更好地推进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可以借鉴国外已经成功的有益经验,美国波特切斯特乡村银行模式、孟加拉“格莱珉”模式和印度地区农村银行模式都有值得学习取经的地方。此外,互联网金融、农业供应链金融和新型合作金融模式等新兴金融理论也为我国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新的可能,互联网金融与生俱来的高效便利,农业供应链金融所特有的风险把控作用,新型合作金融模式得天独厚的信息优势和较低的监督成本,都是我国农村金融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诚然,改革不会是一蹴而就的,必将经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农村金融模式的路径选择应主要从以下三个大方面着手:一是健全完备的农村金融体系,二是优化提升农村金融市场功能,三是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的基础支撑。例如大力发展土地未来收益权抵押贷、对低息和贴息涉农贷款进行财政补助、加快农村信用体系的建设等;农村金融机构应充分利用现有的政策优势,立足自身优势领域积极拓展农村市场。商业银行农村分行应当构建适应农村市场的运营体系,农村信用社则应致力于建立商业化的现代金融模式,村镇银行的未来是走出差别化的“社区银行”道路,新型规模经营主体将作为三者的有益补充;保险公司应该将眼光放的长远些,看到农业保险的巨大潜力和增长空间,寻求在政府的支持下稳步推进农业保险业务。农村联保互助小组、商业保险公司、农业再保险公司和保监会将共同构成我国的立体化农业保险体系,把政府和市场的力量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推动农业保险发展的合力。不可否认,目前我国的农村金融体制存在诸多的问题和不合理的地方,但正是因为有不足才有进步的可能。在深入推进农村金融市场化的基础上,以政策完善为改革铺平道路,以农村金融机构为改革主力军,以农业保险体系为改革保驾护航,“三农”问题必将迎刃而解,实现农村发展、农业繁荣、农民富足的愿景,早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孙鹏[4]（2019）在《我国绿色流通发展机理及路径研究》文中提出绿色流通是在绿色发展理念下以资源集约、环境友好、可持续为主要目标的多环节流通活动。回顾流通活动发展的历史,从简单商品流通到社会化商品流通,再到社会化大流通,更多无形的、柔性的、没有物质形态的、更高级的要素被纳入流通过程,原来以实物流转为主体的商流分流为商流、物流、信息流、价值流等要素,共同支撑起现代市场经济下的商品流通。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流通规模不断扩大,流通速度也不断提高,流通活动不再是经济发展某一领域的分支,而是构成了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从而更多反映着当前经济发展模式、发展阶段的特征。同时,流通活动进一步与绿色经济相融合并逐步显现出绿色发展的特征,进而逐步演变成绿色流通活动。当前,国内外学者对绿色经济相关领域的研究已汗牛充栋,但内容分散、观点片面,同时与可持续发展、低碳发展、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等理论相互交织、概念难以区分,至今尚未形成一套能够集各家绿色理念为一体的完整的绿色流通理论,这为研究和构建绿色流通理论预留了发展空间。在此背景下,如何从现有绿色经济理论和学说中提炼绿色思想,将绿色发展理念与流通经济有效融合,构建出可以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绿色流通理论,并从理论和实证视角考察我国绿色流通发展的综合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为达成研究目的,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全面了解绿色流通相关理论的研究现状和前沿热点,在此基础上对绿色流通理论的核心思想、定义等进行提炼。通过定性分析法,围绕绿色发展这一主线,分析研究绿色流通的特征、环节、发展要求等内容,尝试回答绿色流通是什么、怎样发展等问题。运用数学分析,如熵值法、计量统计、灰色关联度分析等数量研究方法,对我国绿色流通实践整体、各环节、各子系统的发展水平和关联关系进行测度、检验,分析影响绿色流通发展水平快速提升的关键因素。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有:（1）绿色流通并不等同于绿色经济,绿色流通是基于绿色发展理念的流通,绿色经济在总体上包含绿色流通,而绿色流通奠定了绿色经济的形成基础,两者呈现相互包容和促进的关系。（2）绿色流通理论是建立在诸多理论基础上的综合学说。绿色商流、绿色物流运行子系统,信息流、资金流、潜在价值流绿色支撑系统构成了绿色流通活动的主要内容。效率、和谐、循环、低耗、可持续是绿色流通的实践要求。（3）绿色消费驱动是绿色流通的主要驱动机理,政府行为、市场机制、技术进步、资源约束等对绿色流通形成倒逼机制,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绿色流通活动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4）2000年至2016年间,我国绿色流通实践整体水平呈总体上升、局部波动态势,制造业结构转型、外商投资进入、绿色发展理念推广、国际金融危机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后的大规模经济刺激等因素,都对不同阶段的绿色流通实践产生影响。（5）我国绿色流通实践子系统、主要环节的绿色化改进空间和作用规模存在差异,初次生产资料流通环节因产能过剩拉长了资本流通时间,同时与再次生产资料环节联系不紧密弱化了资源循环利用的绿色传导效应,生活资料流通环节中能源消耗、物流总成本、商业成本等因素制约了绿色转型,说明我国的绿色消费驱动正处于从第二向第三阶段转型的过程。上述研究拓展了绿色流通的研究范畴,对绿色流通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更为全面的考察。最终,本文以绿色发展为价值判断基础,聚焦提炼各理论中的绿色发展共识,将绿色发展理念有机融入到流通经济学之中,构建了以人与自然之间要素流转的绿色流通循环为基础的绿色流通理论框架。研究导出以绿色消费驱动绿色流通的发展机理,论证了市场经济规律对推进绿色流通实践的基础性作用,证明了绿色流通活动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必要性。构建了能够反映我国绿色流通实践整体水平以及各环节、各子系统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使得定期测度我国绿色流通发展成果成为可能。形成了以绿色商流和绿色物流的运行系统以及信息流、资金流、潜在价值流的绿色支撑系统为基础的绿色流通分析框架,为流通经济中各子行业的绿色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赵通[5]（2019）在《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融合促进中国经济结构升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产融结合是指随着某一地区或国家经济的发展,产业和金融业自身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产业部门与金融部门间资本开始相互融合的行为。当前世界范围内产融结合主要可划分为"由融到产"和"由产到融"两种融合的方式,目前中国以“由产到融”为主。本文在现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对产融结合的概念、模式和动因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提出了产融结合对经济结构升级的三大促进机制,即促进传统产业效率提升、新兴产业成长壮大和产业结构升级。并依据中国1360家制造业行业企业的微观特征信息,从省区和行业两个层面测度了产融结合的状态,并分析了其制约因素。随后,依据本文提出的理论逻辑框架,对产融结合促进经济结构升级三大机制分别进行了实证检验。在促进传统产业效率提升层面,基于共同边界的EBM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了27个制造业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以此作为传统产业效率提升指标,从市场结构的视角分析产融结合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在促进新兴产业成长层面,利用资金支持效应、风险分散效应和协同效应阐述了产融结合推动新兴产业成长的基本逻辑,并依据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具体特征,建立双重差分模型,对产融结合促进新兴产业成长的机制进行了检验。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层面,从产融结合为产业发展消除内源性融资约束和增进产业协同联动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两个方面对产融结合对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并进行了实证检验。最后,依据理论逻辑和实证检验的结果,结合中国产融结合的现实状况,提出了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融合的具体路径与政策。
高飞[6]（2019）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家庭收入竞争力研究 ——以江苏生产性服务业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农村家庭收入竞争力的提升。首先分析了农村家庭收入竞争力现状,提出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已与中国农村家庭收入竞争力提升的客观要求相惇的事实。在此基础上应用了基于结构软化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结合政府出台的居民创收政策来分析对我国农村家庭收入竞争力的提升路径。具体研究内容如下:第一,提出了基于产业结构软化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当农村地区的人口红利和资源优势逐渐消失时,如果以静态比较优势理论来指导农村家庭创收,那么农村家庭创收结构就会凝固化,在市场中将处于不利的被动地位。因此,农村家庭的发展战略思路应当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竞争力的提升关键在于获取基于产业结构软化的动态比较优势,这种优势是通过不断满足产业结构软化对农村家庭创收的需求而产生的。第二,生产性服务业对农村家庭收入竞争力的作用机理分析。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趋势为农村家庭创收提出了不同的需求,包括:提高家庭人力资本质量、改善家庭生活环境质量、增强家庭服务能力、形成家庭规模经济效应和提升家庭所在地产业集聚水平,农村家庭必须要调整发展思路和战略才能适应社会发展潮流,满足就业创业条件的需要,使农村家庭内部和外部的创收结构不断软化,从而提升中国农村家庭收入竞争力水平。第三,是以江苏省为例的实证研究。通过对江苏省农户家庭调研的的现状分析以及作用机理分析来找出现阶段提升农村家庭收入竞争力的困境并进行分析,以求能够有针对性的对问题进行解决。第四,在理论与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政府对农民创收的改革方向和相关政策,提出提升中国农村家庭收入竞争力的策略,包括农村家庭收入竞争力在资源和禀赋、外部环境方面的提升策略分析。这为我国农村家庭提升创收结构的软化度,増强其收入竞争力,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张永春[7]（2018）在《环渤海经济区公共投资绩效研究》文中提出公共投资绩效关系国家生产力的长期布局、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以及公共利益。改革开放40年,在一系列国家公共投资政策的驱动下,环渤海经济区基础设施日趋完善,经济发展可持续性不断增强。2016年环渤海经济区GDP占全国GDP的1/5,已经成为保证中国政治和经济稳定的核心地区,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三增长极。然而,尽管环渤海经济区公共投资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现行制度框架下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和制约因素,可能束缚了公共投资绩效的提升。不仅如此,在公共投资制度改革过程中暴露的过度投资、地方债务膨胀和重投资轻绩效等问题并未得到妥善解决。在此背景下,调适公共投资绩效控制战略和措施成为克服当前挑战的重要手段。为此,本文尝试以“公共投资绩效”为视角,利用官方统计数据和一手调研数据,对环渤海经济区进行“解剖麻雀”式的实证研究,系统研究环渤海经济区公共投资绩效的测度和评价,揭示中国环渤海经济区公共投资的演进趋势及横向差异,剖析其公共投资扩张进程中的经济绩效损失和综合技术效率弱化问题,最后明确环渤海经济区不同层面公共投资绩效的影响因素,寻求提升环渤海经济区公共投资绩效,促进可持续性的有效途径。研究发现:（1）考察期内中国环渤海经济区公共投资总量2006～2016年呈现出逐年递增趋势,但是,公共投资规模和增长率波动非常明显,并且存在明显的地区和行业差距问题,公共投资结构有待优化,区域内部公共投资均衡性有待提升。其中,环渤海经济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基础设施类固定资产投资占比接近70%,而“教育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和“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民生领域的公共投资占比均低于10%。同时,通过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横向比较发现,环渤海经济区存在增长乏力和公共投资流向不恰当的问题,尤其在教育,以及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行业方面投资不足。（2）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和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FA）,实证发现,环渤海经济区五省（市）公共投资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在1%水平上显着,意味着公共投资规模增加确实对经济增长发挥正向促进作用。但进一步分解有效成分和无效成分可知,平均无效率部分占到技术效率的55.76%,意味着环渤海经济区的技术效率还可大幅度提升。进一步基于公共投资“投入-产出-绩效”的三维视角构建公共投资绩效指标体系和AHP-TOPSIS方法分析发现,环渤海经济区公共投资绩效的整体水平并不高且政策可持续性和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区域内部五省（市）之间公共投资绩效发生明显分化。（3）基于环渤海经济区地市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考察期内环渤海经济区地市层面的整体公共投资技术效率未达到DEA有效,且大部分地市公共投资基本处于规模收益递减的状态。基于Malmquist TFP指数分析发现,投资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tfpch）的动态变化平均值为1.017,表明我国环渤海经济区地市级的动态全要素生产率从总体上出现上升的趋势,平均每年提高1.7%。但是,从分解来看,部分年度Malmquist指数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综合技术效率波动和规模效率变化指数增速的放缓,再次证实公共投资规模效率拖了后腿。（4）进一步研究地市级环渤海经济区公共投资绩效的影响因素发现,环渤海经济区产业结构、金融发展水平、教育水平和政府财力对公共投资绩效均存在正向作用,成为影响公共投资绩效的关键性因素。（5）基于典型地区实地调研数据的研究发现:环渤海经济区公众对公共投资整体性指标的满意度并不高,并且,居民对环渤海经济区公共投资绩效的评价主要受公共投资资金的使用透明度和规范性、公共投资的规模、公共投资项目的范围、公共投资项目的建设质量、公共投资项目的维护和管理水平、公共投资为市民生活带来的便利和便捷以及养老设施、医疗卫生设施的可得性等因素的影响。此外,本文的创新性发现,虽然考察期内天津的人均公共投资、公共投资占GDP的比重等指标相对较高,但是,天津却面临“省级层面-地市层面-居民层面”三维公共投资绩效不高难题。究其原因在于天津公共投资流向不恰当及其引致规模效率不高,以及长期内公共投资规模效率变化指数下滑。基于上述研究,本文认为,环渤海经济区公共投资绩效存在的突出问题包括:公共投资体制弊端引致投入产出的效果差、公共投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经济导向和形式化、对过度投资的约束不够和地方债务膨胀、公共投资结构失衡和阶段性波动问题突出、环渤海经济区公共投资微观绩效不彰。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全面推动提升新时代环渤海经济区公共投资绩效,本研究提出合理控制和调节环渤海经济区公共投资规模、进一步优化环渤海经济区公共投资结构、强化对环渤海经济区公共投资绩效的多层次评估和审计、提高公共投资项目的建设质量和专业化管理水平、创新基于服务对象满意度为重要绩效目标的机制等具体的政策建议。
冯岩[8]（2017）在《我国邮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邮政企业的运营环境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邮政企业的管理者纷纷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强化企业硬件改革,提升业务和管理的科技含量,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以便更好地满足市场和消费者的需求。但近年来诸多涉及邮政企业员工素质的案例时有发生,消费者对于企业员工的不满意程度有不断增长的趋势,邮政企业的社会形象受到了较大影响。这表明在新形势下邮政企业员工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职业道德观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特征。而与之相对应的我国邮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却没有及时跟进和创新,因而陷入了被动、应付的局面。企业员工素质面临着社会公众的严峻考验,形势要求从企业发展和企业生死存亡的高度把思想政治工作纳入企业经营管理范畴之内。因此,如何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有效开展建立一个方便、快捷又实用的通道以适应企业员工的需求,就成为企业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本文除引言和结论外,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我国邮政业思想政治工作概述,简要介绍了中国邮政业的概念和特点以及我国邮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涵义。强调了独立国企性质的邮政集团,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对象。第二部分分析了新形势下我国邮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发展现状。采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分析了思想政治工作在推动企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指出了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所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第三部分主要分析邮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创新面临的机遇、挑战与存在的问题。分析了邮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创新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企业改制改革是邮政企业发展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宏观、微观形势,也正是邮政企业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历史机遇,时代的进步是邮政企业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前提,市场竞争是邮政企业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催化剂,搞好思想政治工作是邮政企业改革的必然选择。同时分析总结了邮政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思想政治工作弱化、管理者思想上重视不够、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缺乏顶层设计和制度建设、缺乏一支高素质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方式陈旧软弱无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出现漏洞和空白区等,这种局面已经不适应时代进步、市场激烈竞争的需要。同时网络的负面影响、市场经济下趋利性社会风气以及员工思想多元化趋势也给思想政治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课题,为邮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提出了挑战。机遇与挑战并存,希望与困难同在,邮政企业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难而上,创新思想政治工作,开创新局面,为邮政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和政治保障。第四部分笔者力求将理论与自己所在邮政企业的实际相联系,分析研究了在新形势下,我国邮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和策略。强调基本原则要坚持以人为本,要注重人的社会实践和现实生活,注重在社会实践和现实生活中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达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在尊重人、激励人的同时,让员工了解企业发展状况,逐渐接受企业理念,将个人的理想与企业的发展融为一体。进而与企业同生死共患难。在遵守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又更深一步研究了思想政治工作的理念创新、机制创新、内容创新、方法创新以及载体创新,对我国邮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策略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提出了我国邮政企业必须树立全员思想政治（大宣传）理念、三贴近理念（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主动工作求实效的理念和创新意识等现代理念,以此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建立包括思想政治工作责任制、完善思想政治工作考核奖惩机制、搭建思想政治工作保障机制等在内的邮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新机制;与企业文化相结合,与业务培训相结合,与社会发展、自身成长相结合,拓展邮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尝试与企业管理融合,实现合理介入和有效融入,关注意见领袖、细节入手、平等沟通等方法进行我国邮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创新;充分发挥贴吧、微信、微博等新的社交手段和网络等各种现代化公众媒体的宣传教育功能,同时利用邮政网络的自身优势,搭建邮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平台,为我国邮政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构建和谐邮政家园。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创新邮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时代赋予邮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必然选择。邮政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者要适应新形势、不断提高自身素质,要紧密结合邮政企业的中心工作、承担的社会责任,运用互联网等现代传媒,研究和掌握新形势下我国邮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特点、新规律、新方法、新途径,逐渐掌握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规律,确实担负起政治思想工作的使命,为企业的长远发展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李林[9]（2017）在《基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战争经济支持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战争经济支持力建设是促进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具有重要的经济和军事战略地位。一直以来,战争与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国民经济对战争的支持保障能力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与军事话语权。对国民经济整体实力的全面考察和精确度量是战争经济支持力研究的基本前提,也是推进国民经济发展和促进军事能力建设的内在要求。通过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以下简称“SNA”）对国民经济整体实力的系统、综合、全面测定,以理论分析与实证评估相结合的方式对战争经济支持力进行全面研究,是应对当前我国复杂军事斗争形势和国民经济发展现状的应时应景之策。本文以新宏观主义的实物循环与货币循环理论为切入点,凭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提供的经济数据与核算工具,分别探讨战争经济支持力的实物形态、货币形态及生成方式。运用新宏观经济学、国防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围绕“战争经济支持力的构成及生成方式”、“战争经济支持力的国民经济核算方法”以及“战争经济支持力的评估及实证”等问题展开研究。战争物资是战争经济支持力的实物形态,是国民经济支撑战争的的重要物质基础。战争物资的筹集和调运能力直接影响战争经济支持力的物质基础,主要通过动用战略物资储备、征收征用企业物资、采购市场物资以及战争物资紧急扩产等方式进行筹集,以公路调运、铁路调运、航空调运、水路调运及混合调运的方式进行物资调运。战争物资对战争经济支持力的影响路径主要包括增强物资军事功能、提高资源利用率以及促进物资合理储备。从经济流量核算的角度,运用GDP核算数据分别从经济总量、产业结构、生产结构、收入结构以及使用结构分析战争经济支持力,并结合近期数据加以说明。从经济存量核算的角度,运用资产负债核算数据分别按照机构部门分类和非金融资产分类分析战争经济支持力,并结合近期数据加以说明。研究表明:我国经济总量和规模较大,非金融资产总量较大并且稳步提升,说明我国战争经济支持力的物资动员潜力巨大。战争费用是战争经济支持力的货币形态,是国民经济支撑战争的主要经济来源。战争费用的盈缺不仅决定战争的胜负和可持续时间,还对国民经济产生“双刃性”影响。战争费用主要通过货币政策、税收政策以及财政政策这“三驾马车”进行筹措。战争费用的筹措对战争经济支持力的影响路径主要包括影响社会资金配置路径和社会经济稳定。以国内视角运用资金流量核算数据分别从资金所属部门、资金流量项目以及资金流量性质分析战争经济支持力,并结合近期数据加以说明。以国际视角运用国际收支核算数据分别从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储备资产分析战争经济支持力,并结合近期数据加以分析。研究表明:我国金融机构、住户部门、非金融企业、政府部门等部门的可动员资金潜力较大,且外汇储备体量较大,表明我国战争经济支持力的资金动员潜力很大。产业动员是国民经济转化为战争支持力的关键环节,是战争经济支持力生成的主要方式。战时产业动员涵盖国民经济各个方面,其主要特点是动态性、经济性以及技术性。战时动员会使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由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向满足战争需求转变、战争所需产品优先增长、生产要素密集型转向知识密集型等。影响战时产业动员能力的主要有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发展水平、军事需求以及国家发展战略等因素。战时产业动员生成战争经济支持力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实施快速动员提高战争经济支持力的生成“总量”、通过武器装备跨越发展完善战争经济支持力的生成“质量”以及通过提升平战转换率促进战争经济支持力的生成“效率”等来实现。运用投入产出核算进行战时动员产业的经济关联分析,表明投入产出核算能有效表现战时经济关系、解决战时结构性经济问题,模拟战时经济的连锁波及效应。战争经济支持力的评估及实证研究是指导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工作的现实依据,是打赢现代战争的内在要求。本文引入区域经济和局部战争的概念,将实证研究的重点聚焦于区域战争经济支持力,以南部战区下辖的六省份为例,凭借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及相关统计数据,分别从物资动员潜力、资金动员潜力以及产业动员能力三个方面展开研究,并分别建立GM-AHP-PCA模型、GM-AHP模型以及IOA-LP模型,用以评估物资动员潜力、资金动员潜力以及产业动员能力,通过运算分析分别给出南部战区六省份的排名,最后通过适当假定和标准化处理得到南部战区六省战争经济支持力的综合实力排名。在此基础上,本文建立了一个涵盖物资动员潜力、资金动员潜力以及产业动员能力的战争经济支持力复合型指标体系。研究表明:六省份的物资动员潜力排名顺序为广东>湖南>广西>云南>贵州>海南;资金动员潜力排名为广东>湖南>云南>广西>贵州>海南,其中广东2015年的资金动员潜力达到52097亿元;产业动员能力可以从选定的12个核心动员产业的动员量和动员率来考察,不同省份同一核心动员产业的动员量和动员率会有所不同,同一省份不同核心动员产业的动员量和动员率也会有所不同。综合考虑物资动员潜力、资金动员潜力以及产业动员能力,南部战区六省战争经济支持力的综合实力排名为:广东>湖南>广西>云南>贵州>海南。最后,本文在理论分析与实证评估的基础上,以增强战争经济支持力为最终目的,分别从“促进战争经济支持力融合发展”、“推进国民经济动员实战保障能力建设”以及“完善战争经济支持力评估体系”三个方面给出对策建议。
王玉玲[10]（2017）在《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融合：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逐渐步入后工业化社会,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成为这些国家产业发展的主要趋势。经济转型突出体现在:一方面服务业中以满足中间需求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崛起,且对制造业转型以及其他产业发展的战略支持和驱动作用愈加凸显;另一方面制造业服务化和智能化趋势增强,在制造业产品价值构成中生产性服务所创造的价值占比持续提高,经济服务化趋势明显。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服务经济或"去工业化"过快的国家发出了警告——即缺乏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支撑,服务经济过快发展所形成的经济体系往往是不稳定的或脆弱的。在此背景下,发达国家纷纷推出"再工业化"、"制造业回归"或"重振制造业"等发展战略。在中国产业结构演变中,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起步较晚、整体发展水平不高,特别是知识、信息和人力资本密集的高端生产性服务部门发展严重不足,且其服务质量、服务效率偏低,这严重制约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以及其他部门发展的战略支撑和驱动作用的发挥。同时,受传统发展观念的影响,制造业部门的发展方式仍存在较强的路径依赖,制造业的需求结构和需求层次不利于拉动以满足中间需求为主的生产性服务部门发展。鉴于中国产业发展面临的困境,本文认为促进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在深化改革的基础上推动和实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形成融合发展的新局面,让生产性服务特别是高端生产性服务部门成为驱动制造业转型的"发动机和推进器";同时引导和促使制造业部门发展观念和发展方式的转变,让制造业部门将那些自身提供不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环节和服务部门由"内部化"转向"外部化",从而为生产性服务业规模化、专业化和产业化发展开拓出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借助规范分析、实证分析以及比较分析等方法,本文结合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发展的特征事实和经验数据,深入剖析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内生动因、影响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需求和供给层面因素及其与制造业互动融合的内在机理和实现路径。在理论和经验分析的基础上,探究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不高、与制造业互动融合层次较低的深层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并对发达国家产业发展以及典型企业转型发展所积淀的国际经验进行梳理’和总结,以便为提高我国产业互动和融合发展水平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理论和经验研究得到的结论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从理论层面的分析来看,作为制造业重要中间投入的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产品质量和生产组织效率提高的重要原因。因为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可以将更多的知识、信息和人力资本融入到制造业产品生产的全过程,从而降低企业的内置成本,提高企业的生产组织效率和市场交易效率。同时,生产性服务分工越细化、种类越多、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越高,越有利于增强制造业企业产出的多样性和异质性、提高制造业企业的差别定价能力和获利能力,从而促进制造业升级。但通过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经验分析却发现由于受市场规模、专业化水平以及发展层次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发展水平和发展效率的提升作用不甚明显,还不足以发挥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心脏和翅膀"作用。（2）通过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特征事实分析,发现长期以来"重生产、轻服务"的认识偏见致使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存在的管理观念和方法的延续亦严重抑制了制造业企业以及其他部门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导致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另外,虽然制造业发展迅速,但长期以来粗放式的制造业发展模式导致产能过剩、原始创新能力不高,资源能源高消耗、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等问题正在倒逼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发展。要改变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困境,一个现实路径就是清除二者联动发展的诸多有形或无形的障碍和壁垒,搭建必要的"平台"来促进二者的互动和融合发展。（3）理论分析表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融合是产业发展重要趋势,而国际经验也显示发达国家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融合程度愈加深化和拓展。但通过对1997年以来中国投入产出表分析,发现中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和融合程度虽然有所提高,但是通过对体现产业互动和融合的相关指标计算,发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还没有形成显着的互动关系,二者非均衡融合程度依然较高,虽然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依赖程度比较高,但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的依赖度却较低,二者融合发展趋势还不明显。结合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教训以及中国大国经济特征来看,我们一方面要不断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逐步优化生产性服务业的结构,以便为制造业的转型发展注入更多的知识、信息和创新元素,推动制造业产品结构和品质升级,在适应市场需求结构和层次变动的同时创造出更多的新需求;另一方面还要积极鼓励和推动制造业转变发展方式,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开拓出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在市场秩序和产业发展环境不断优化的条件下,借助合理的激励机制诱导市场主体在追逐利润中推动和实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和融合,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这也正是本文研究的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所在。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加强邮政计量管理的新途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市场经济体制下加强邮政计量管理的新途径（论文提纲范文）
（1）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与发展过程 |
| 一、相关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 (一) 国家治理 |
| (二) 国家财经治理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的特征 |
| 二、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财经治理的思想和方法为根本指导 |
| (二) 以苏联社会主义财经管理模式为重要借鉴 |
| (三) 以西方经济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参考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
| (一) 两次相对集中学习积淀了系统而深厚的理论功底 |
| (二) 边区和东北的理财经历开始了思想的萌芽 |
| (三)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工作促进了思想的初步形成 |
| (四)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历程推进了思想的逐步成熟 |
| (五) 探索和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
| 第二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实践历程 |
| 一、努力探求财经治理实践路径保证根据地自我供给 |
| (一) 打好与法币间的“货币战争”以稳定市场 |
| (二) 大力推进生产自救 |
| (三) 运用再分配手段治理经济困难 |
| 二、成功运用财经治理综合手段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
| (一) 建立财经治理的组织与制度框架 |
| (二) 全面推进国民经济恢复 |
| (三) 灵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和市场手段应对困难局面 |
| 三、充分调动财经治理制度力量稳步开展经济建设 |
| (一) 健全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财经制度体系 |
| (二)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 把保障民生放在突出位置 |
| (四) 用市场手段解决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问题 |
| (五) 在加快对外贸易中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
| 四、积极发挥财经治理思想作用扎实推进改革开放 |
| (一) 对国民经济实行清醒地健康地调整 |
| (二) 改革完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
| (三) 在改革中促进经济发展 |
| 第三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体系 |
| 一、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 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 |
| (一) 发挥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保障激励作用 |
| (二) 发挥利益攸关方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能动创造作用 |
| (三) 发挥资源配置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引领作用 |
| (四) 发挥再生产各环节在促进生产发展中的导向联动作用 |
| 二、财经治理的基本路径: 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 |
| (一) 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 |
| (二) 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
| (三) 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 |
| (四) 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 |
| 三、财经治理的根本方法: 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 |
| (一) 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 |
| (二) 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 |
| (三) 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 |
| (四) 坚持计划全过程理性控制 |
| 四、财经治理的诊治手段: 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 |
| (一) 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 |
| (二) 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 |
| (三) 运用政策工具治理市场物价 |
| (四) 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 |
| (五) 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 |
| 五、财经治理的依靠力量: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 |
| (一) 国家财经治理依靠大量培养和使用专业人才 |
| (二) 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 |
| (三) 严格干部的政治标准是国家财经治理的根本要求 |
| (四)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
| (五)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财经治理在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
| 六、财经治理的方法论基础: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 |
| (一) 坚持有利于人民的价值理性 |
| (二) 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 |
| (三) 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策 |
| 第四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理论的基础 |
| (一)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
| (二) 不同经济运行模式下的财经治理具有共同的目标与手段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丰富发展指明了方向 |
| 二、对国家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形象概括 |
| (一) 陈云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始终是关在“笼子”里的 |
| (二) 坚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主调节 |
| (三) 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辩证关系 |
| 三、为防范国家财经治理中的颠覆性错误提供了思路 |
| (一) 防范颠覆性错误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 |
| (二) 坚持人民性和计划性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思想保障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哲学思想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有效方法 |
| (四) 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物质基础 |
| 结语 |
| 一、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 |
| 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紧扣各个时期关键问题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并服务于他所处的时代 |
| 四、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服务于时代又超越了时代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发表学术论文 |
| 出版学术专着 |
| 成果获奖情况 |
| 主持科研项目 |
| 致谢 |
（2）英国PFI法律制度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PFI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作为契约的PFI:法律视角下PFI的内涵界定 |
| 一、PFI内涵的法律界定 |
| 二、PFI的特点分析 |
| 三、PFI的类型化分析 |
| 第二节 PFI与相关概念比较 |
| 一、PFI与PPP比较 |
| 二、PFI与BOT比较 |
| 三、PFI与BOO比较 |
| 第三节 PFI法律制度选择的法理基础 |
| 一、公共产品供给中市场与政府的双重缺陷 |
| 二、PFI法律制度选择的经济学理据 |
| 第四节 PFI法律关系分析 |
| 一、PFI法律关系的主体 |
| 二、PFI法律关系的内容 |
| 三、PFI法律关系的客体 |
| 第二章 英国PFI法律制度的起源及演变 |
| 第一节 英国首倡PFI的历史背景 |
| 一、思想背景:凯恩斯主义(KeynesianEconomics)的失败 |
| 二、经济背景:公共财政危机的挤压 |
| 三、公共部门改革背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 |
| 第二节 PFI法律制度的酝酿与萌芽(1979—1990) |
| 一、启动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 |
| 二、启动公共部门改革 |
| 三、废除莱利法则(RyrieRules) |
| 第三节 PFI法律制度的确立与发展(1990—1997) |
| 一、私有化改革的继续 |
| 二、发起公民宪章运动 |
| 三、PFI制度的正式确立 |
| 四、PFI实施进展 |
| 第四节 PFI法律制度的基本建成(1997—2007) |
| 一、布莱尔的“合作政府”(Joined-UpGovernment)改革 |
| 二、PFI法律制度的完善与PFI项目的大规模推进 |
| 第五节 PFI法律制度的修正与调整(2008至今) |
| 一、卡梅伦的“大社会”(BigSociety)改革 |
| 二、PF2的提出:PFI制度的修正与发展 |
| 第三章 英国PFI法律制度框架 |
| 第一节 英国PFI法律制度框架理论基础 |
| 一、法律制度的含义 |
| 二、英国法律制度的构成 |
| 三、英国没有单独出台PFI立法及其原因分析 |
| 第二节 英国PFI法律制度主要框架内容 |
| 一、欧盟PPP相关条约 |
| 二、英国国会通过关于PFI的法律 |
| 三、英国政府PFI的政策文件 |
| 第四章 英国PFI合同法律制度 |
| 第一节 英国PFI合同性质分析 |
| 一、PFI合同性质的几种观点 |
| 二、英国PFI合同属性分析 |
| 第二节 英国PFI合同系统框架 |
| 一、项目合同 |
| 二、承包合同 |
| 三、融资合同 |
| 第三节 PFI合同主要内容:以SOPC为例 |
| 一、SoPC的形成过程 |
| 二、SoPC的主要内容 |
| 三、PF2标准合同对SoPC的发展 |
| 四、SoPC条款的适用及其约束力 |
| 第五章 英国PFI竞争性谈判制度 |
| 第一节 PFI竞争性谈判制度的法律渊源及其适用 |
| 一、PFI竞争性谈判制度的法律渊源 |
| 二、竞争性谈判制度适用 |
| 第二节 PFI竞争性谈判制度的原则:VFM(物有所值) |
| 一、VfM的含义 |
| 二、VfM定性评估 |
| 三、英国VfM评估的应用 |
| 第三节 PFI竞争性谈判的流程 |
| 一、谈判准备阶段 |
| 二、谈判阶段 |
| 三、谈判后续阶段 |
| 第六章 英国PFI监管制度 |
| 第一节 PFI监管组织结构 |
| 一、PFI监管组织的建立 |
| 二、英国PFI监管机构 |
| 第二节 英国PFI主要监管措施 |
| 一、PFI合同签订过程中的监管措施 |
| 二、PFI项目运行过程中的监管措施 |
| 第七章 英国PFI纠纷阻却与解决制度 |
| 第一节 英国PFI纠纷的类型 |
| 一、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纠纷 |
| 二、私人部门之间的纠纷 |
| 第二节 英国PFI纠纷阻却制度 |
| 一、PFI合同定期审查阻却机制 |
| 二、PFI合同谈判与再谈判阻却机制 |
| 三、PFI标准合同的弹性条款阻却制度 |
| 第三节 PFI纠纷解决机制 |
| 一、磋商(Consultation) |
| 二、专家决断(ExpertDetermination) |
| 三、仲裁(Arbitration) |
| 四、诉讼(CourtProceedings) |
| 五、CEDR解决程序 |
| 第八章 英国PFI经验借鉴与运用 |
| 第一节 英国PFI制度及其实施经验总结 |
| 一、建立完备的PFI法律制度 |
| 二、注重保护PFI主体的合法权益 |
| 三、不断提高PFI制度及其项目运作的透明度 |
| 四、不断促进PFI的物有所值(Vf M) |
| 第二节 英国PFI制度及其实践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PFI项目竞投者选择过程缓慢:以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CollegeLondon)案为例 |
| 二、PFI项目运营机制缺乏灵活性:以帕丁顿健康校园(PaddingtonHealthCampus)案为例 |
| 三、PFI项目合同履行不力:以JarvisPlc案为例 |
| 第三节 英国PFI制度对我国的借鉴 |
| 一、制定《PPP法》为基本法 |
| 二、建立PPP标准合同制度 |
| 三、完善PPP监管制度 |
| 四、完善PPP风险防控制度 |
| 五、中国PPP的发展现状和趋势 |
| 第四节 PFI制度的应用:以“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为例 |
| 一、“一带一路”战略中PPP实施现状 |
| 二、“一带一路”战略中的PPP:以PAYRA项目为例 |
| 三、“一带一路”战略中PPP实施风险以及存在的问题 |
| 四、“一带一路”战略中PPP实施的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3）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模式与路径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1.3 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和不足 |
| 第2章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演进的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演进的理论基础 |
| 2.1.1 农业信贷补贴理论 |
| 2.1.2 农村金融市场理论 |
| 2.1.3 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 |
| 2.1.4 制度变迁理论 |
| 2.2 关于农村金融发展模式的文献综述 |
| 2.2.1 农村金融改革历程研究 |
| 2.2.2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的现状及问题研究 |
| 2.2.3 农村金融对策研究 |
| 第3章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 |
| 3.1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模式的宏观政策体系 |
| 3.2 中国农村金融市场总体情况 |
| 3.2.1 农村信贷供需状况 |
| 3.2.2 农村金融机构体系发展情况 |
| 3.2.3 农业保险发展情况 |
| 3.2.4 农村金融产品创新情况 |
| 3.2.5 农村基础服务覆盖情况 |
| 3.2.6 融资渠道与融资模式情况 |
| 3.3 中国农村金融模式存在的问题 |
| 3.3.1 农村金融市场机制不健全 |
| 3.3.2 农村金融供需失衡 |
| 3.3.3 农村金融市场功能不完备 |
| 3.4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困境的原因探析 |
| 3.4.1 农村金融改革目标设定不明晰 |
| 3.4.2 农村金融改革主体动力不足 |
| 3.4.3 农村金融改革路径偏差 |
| 第4章 中国农村金融宏观发展模式及演变路径 |
| 4.1 中国农村金融宏观发展模式的演进 |
| 4.1.1 政府主导模式(1978-1996 年) |
| 4.1.2 “三位一体”模式(1997—2004 年) |
| 4.1.3 市场化主导模式(2005—现在) |
| 4.2 中国农村金融宏观发展模式演进的主要特征 |
| 4.2.1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演进受农村经济改革驱动 |
| 4.2.2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演进驱动机制的强制性 |
| 4.2.3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特征 |
| 4.3 中国农村金融宏观发展模式演进环境与趋势 |
| 4.3.1 农村金融宏观发展模式演进面临的经济社会环境 |
| 4.3.2 农村金融宏观发展模式变迁的思路变化 |
| 4.3.3 农村金融宏观发展模式发展方向与路径 |
| 第5章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微观模式及路径 |
| 5.1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微观模式 |
| 5.1.1 信用主体模式 |
| 5.1.2 资产抵押模式 |
| 5.1.3 合作金融模式 |
| 5.2 中国农村金融微观模式的未来发展路径 |
| 5.2.1 供应链金融 |
| 5.2.2 互联网+农村金融 |
| 5.2.3 新型合作金融 |
| 第6章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模式与信贷配给的实证分析 |
| 6.1 农村信贷资金配给的理论分析 |
| 6.1.1 农村信贷资金配给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1.2 农村信贷资金配给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2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对信贷资金配给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2.1 变量选取、理论假设和模型构建 |
| 6.2.2 实证分析过程 |
| 6.3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对信贷资金配给影响的实证结论 |
| 第7章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的国际比较借鉴 |
| 7.1 美国波特切斯特乡村银行模式 |
| 7.2 孟加拉“格莱珉”模式 |
| 7.3 印度地区农村银行模式 |
| 第8章 完善农村金融发展模式的路径选择 |
| 8.1 健全完备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 |
| 8.1.1 优化商业性农村金融机构的供给能力 |
| 8.1.2 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 |
| 8.1.3 促进农村新型金融机构健康良性发展 |
| 8.1.4 发展新型农村合作金融 |
| 8.2 优化提升农村金融市场功能 |
| 8.2.1 围绕土地等抵押物创新 |
| 8.2.2 加快土地经营权等农村资产市场建设 |
| 8.2.3 持续加大涉农贷款的政策扶持力度 |
| 8.3 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的基础支撑 |
| 8.3.1 建立健全完备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体系 |
| 8.3.2 探索有效的农村金融风险分担机制 |
| 8.3.3 加快农村信用体系的建设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4）我国绿色流通发展机理及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1.3.3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4.1 总体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5.1 本文创新点 |
| 1.5.2 本文的不足 |
| 第2章 绿色流通研究范畴及理论基础 |
| 2.1 绿色流通理论界定 |
| 2.1.1 流通内涵的多重视角剖析 |
| 2.1.2 绿色流通概念界定 |
| 2.1.3 绿色流通内涵特征 |
| 2.1.4 绿色流通与绿色经济的区别与联系 |
| 2.2 相关基础理论 |
| 2.2.1 流通基础理论 |
| 2.2.2 社会再生产理论 |
| 2.2.3 产业经济学相关理论 |
| 2.2.4 绿色经济及相关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我国绿色流通发展机理研究 |
| 3.1 我国绿色流通主要领域发展概述 |
| 3.1.1 绿色商业运营环境改善不彻底 |
| 3.1.2 绿色物流改进效果不明显 |
| 3.1.3 绿色消费引导效果不及预期 |
| 3.2 社会再生产视角下绿色流通驱动机理分析 |
| 3.2.1 使用价值与效用价值的绿色实现原理 |
| 3.2.2 绿色消费市场势力由弱到强的阶段发展分析 |
| 3.2.3 绿色消费对绿色流通环节的往复推动效应 |
| 3.3 系统关联视角下绿色流通倒逼机理分析 |
| 3.3.1 政府行为的引导激发 |
| 3.3.2 市场机制的推动效应 |
| 3.3.3 资源储能的现实约束 |
| 3.3.4 技术进步的绿色实践 |
| 3.4 市场经济运行视角下绿色流通作用机理分析 |
| 3.4.1 绿色流通系统关联作用 |
| 3.4.2 绿色流通协同发展作用 |
| 3.4.3 绿色流通生态改善作用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绿色流通实践要求及整体水平测度分析 |
| 4.1 中国特色绿色流通实践的发展要求 |
| 4.1.1 效率是绿色流通的本质要求 |
| 4.1.2 和谐是绿色流通的重要内涵 |
| 4.1.3 循环是绿色流通的运转基础 |
| 4.1.4 低耗是绿色流通的实践特征 |
| 4.1.5 可持续是绿色流通的动态追求 |
| 4.2 绿色流通实践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思路及原则 |
| 4.3 基于动态循环特性的绿色流通指标体系研究设计 |
| 4.3.1 效率层次的指标设计 |
| 4.3.2 和谐层次的指标设计 |
| 4.3.3 循环层次的指标设计 |
| 4.3.4 低耗层次的指标设计 |
| 4.3.5 可持续层次的指标设计 |
| 4.4 我国绿色流通实践整体水平的指标测度 |
| 4.4.1 研究方法的选择 |
| 4.4.2 熵值法数理分析原理 |
| 4.4.3 基于熵值法的绿色流通实践水平综合测度 |
| 4.5 我国绿色流通实践整体发展评价分析 |
| 4.5.1 2000年至2004年初期稳定发展阶段 |
| 4.5.2 2005年至2006年快速提升阶段 |
| 4.5.3 2007年至2012年波动发展阶段 |
| 4.5.4 2013年至2016年稳步提升阶段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绿色流通实践子系统的路径研究 |
| 5.1 绿色流通子系统的绿色检验 |
| 5.1.1 绿色商流评价及指标测度 |
| 5.1.2 绿色物流评价及指标测度 |
| 5.1.3 信息流绿色支撑效应评价及指标测度 |
| 5.1.4 资金流绿色支撑效应评价及指标测度 |
| 5.1.5 潜在价值流绿色支撑效应评价及指标测度 |
| 5.2 绿色流通实践子系统与整体的动态协调关系 |
| 5.2.1 分析方法的选择 |
| 5.2.2 灰色关联度计算步骤及模型原理 |
| 5.2.3 数据来源与实证分析 |
| 5.2.4 绿色流通子系统与整体间协调关系分析 |
| 5.3 绿色流通子系统间比较分析 |
| 5.4 绿色流通子系统发展路径选择 |
| 5.4.1 推进绿色流通的路径选择 |
| 5.4.2 推进绿色物流的路径选择 |
| 5.4.3 提升绿色支撑效应的路径选择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基于绿色流通重要环节的路径研究 |
| 6.1 绿色流通重要环节的再认识 |
| 6.2 生产与生活资料流通环节的绿色检验 |
| 6.2.1 初次生产资料流通环节的绿色检验 |
| 6.2.2 生活资料流通环节的绿色检验 |
| 6.2.3 再次生产资料流通环节的绿色检验 |
| 6.3 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绿色流通环节的比较分析 |
| 6.3.1 初次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绿色传导效应显现 |
| 6.3.2 绿色消费驱动二阶到三阶之间特征明显 |
| 6.3.3 再次生产资料流通对流通环节的绿色贡献较弱 |
| 6.4 绿色流通主要环节发展路径选择 |
| 6.4.1 初次生产资料流通环节路径选择 |
| 6.4.2 生活资料流通环节路径选择 |
| 6.4.3 再次生产资料流通环节路径选择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推进我国绿色流通的政策建议 |
| 7.1 不断提升绿色消费驱动势能 |
| 7.2 加快推动地方绿色流通立法 |
| 7.3 持续优化绿色科技和绿色金融发展环境 |
| 7.4 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深度和广度 |
| 7.5 运用综合评价手段推动绿色流通实践 |
| 7.6 营造鼓励绿色发展政务环境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5）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融合促进中国经济结构升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本文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文献述评 |
| 2.1 产融结合的内涵、状态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综述 |
| 2.1.1 关于产融结合概念内涵的研究综述 |
| 2.1.2 关于产融结合的方式和状态的研究综述 |
| 2.1.3 关于产融结合影响因素研究现状 |
| 2.2 产融结合对中国经济结构升级的影响综述 |
| 2.2.1 产融结合对中国经济和企业发展影响的研究综述 |
| 2.2.2 产融结合对中国传统产业效率提升影响的研究综述 |
| 2.2.3 产融结合对中国新兴产业成长影响的研究综述 |
| 2.2.4 产融结合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研究综述 |
| 2.3 对现有研究文献的总体述评 |
| 第三章 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融合机理分析 |
| 3.1 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融合的理论基础 |
| 3.1.1 产融结合的概念及模式 |
| 3.1.2 产融结合的动因分析 |
| 3.2 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融合促进经济结构升级的效率提升机制 |
| 3.2.1 资源配置效应 |
| 3.2.2 技术创新效应 |
| 3.2.3 信息揭示效应 |
| 3.2.4 协同发展效应 |
| 3.3 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融合促进经济结构升级的产业成长机制 |
| 3.3.1 资金支持效应 |
| 3.3.2 风险分散效应 |
| 3.3.3 金融环境效应 |
| 3.4 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融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机制 |
| 3.4.1 金融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
| 3.4.2 产融结合推进产业结构升级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融合状态与评价 |
| 4.1 中国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发展历程 |
| 4.1.1 中国金融资本发展历程 |
| 4.1.2 中国产业资本发展历程 |
| 4.2 中国省级层面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融合程度的测度 |
| 4.2.1 数据获取与处理 |
| 4.2.2 省级层面产融结合程度的测度 |
| 4.3 中国行业层面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融合程度的测度 |
| 4.4 中国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融合的制约因素分析 |
| 4.4.1 对产融结合的认识不足 |
| 4.4.2 金融发展水平的限制 |
| 4.4.3 有关产融结合的相关制度尚不健全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融合提升传统产业效率研究 |
| 5.1 产融结合提升传统产业效率的基本逻辑 |
| 5.2.1 产融结合对融资约束的放松效应 |
| 5.2.2 产融结合的信息效应 |
| 5.2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及分析 |
| 5.2.1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标测算方法 |
| 5.2.2 数据说明 |
| 5.2.3 GTFP的测算分析 |
| 5.3 产融结合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分析 |
| 5.3.1 计量模型及数据来源 |
| 5.3.2 计量结果分析 |
| 5.3.3 稳健性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融合推动新兴产业成长研究 |
| 6.1 中国产融结合推动新兴产业成长的现状 |
| 6.1.1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状 |
| 6.1.2 战略性新兴产业面临的问题 |
| 6.2 产融结合推动新兴产业成长的基本逻辑 |
| 6.2.1 资金支持效应 |
| 6.2.2 风险分散效应 |
| 6.2.3 协同效应 |
| 6.3 产融结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3.1 数据来源 |
| 6.3.2 模型设定 |
| 6.3.3 变量说明 |
| 6.3.4 基于总体样本的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6.3.5 基于七大战略新兴产业的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融合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研究 |
| 7.1 中国产融结合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现状 |
| 7.1.1 中国产融结合现状分析 |
| 7.1.2 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现状分析 |
| 7.2 中国产融结合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的基本逻辑 |
| 7.2.1 产融结合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数量的基本逻辑与理论假说 |
| 7.2.2 产融结合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质量的基本逻辑与理论假说 |
| 7.2.3 产融结合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基本逻辑与理论假说 |
| 7.3 模型选择与变量说明 |
| 7.3.1 模型选择 |
| 7.3.2 变量与数据说明 |
| 7.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7.4.1 基准模型 |
| 7.4.2 区域异质性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融合的路径与政策 |
| 8.1 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融合的路径选择 |
| 8.1.1 回归金融本源,完善金融市场体系 |
| 8.1.2 以产业发展为本,坚持产业升级 |
| 8.1.3 创新金融服务方式,打造新型产融结合 |
| 8.1.4 降低金融服务门槛,促进产融协同发展 |
| 8.2 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融合的政策建议 |
| 8.2.1 加强产融结合监管制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
| 8.2.2 明确产融结合目的,提高产融结合程度 |
| 8.2.3 加强金融创新,提高资本运作效率 |
| 8.2.4 搭建互动体系,深化职能融合 |
| 8.2.5 重视人才作用,加强产业投资人才培育 |
| 8.2.6 发展互联网金融,建设新时代产融结合 |
| 8.3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主要结论 |
| 9.2 进一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6）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家庭收入竞争力研究 ——以江苏生产性服务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家庭收入竞争力文献综述 |
| 1.2.2 产业结构软化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3 生产性服务业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4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思路、框架与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框架 |
| 1.3.3 研究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案例研究方法 |
| 1.4.2 比较分析方法 |
| 1.5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研究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农村家庭收入竞争力 |
| 2.1.2 产业结构软化 |
| 2.1.3 生产性服务与生产性服务业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动态优势比较理论 |
| 2.2.2 家庭生命周期理论 |
| 2.3 农村家庭在收入竞争中基于结构软化的动态比较优势 |
| 2.3.1 静态比较优势与农村家庭创收战略 |
| 2.3.2 基于结构软化的动态比较优势与农村家庭收入竞争力的提升 |
| 第三章 乡村振兴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与农村家庭收入竞争力的作用机理 |
| 3.1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
| 3.1.1 第三产业及产业结构的转型发展 |
| 3.1.2 我国交通运输、邮政和仓储业的发展 |
| 3.1.3 我国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发展 |
| 3.2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趋势 |
| 3.2.1 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经验 |
| 3.2.2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趋势 |
| 3.3 生产性服务业与提升农村家庭收入竞争力的作用机理 |
| 3.3.1 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农村家庭资源和禀赋的完善与升级 |
| 3.3.2 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农村家庭外部环境的改善与提升 |
| 第四章 生产性服务业与提升农村家庭收入竞争力的实证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
| 4.1 江苏省生产性服务业与农村家庭收入竞争力的现状分析 |
| 4.1.1 区域概况 |
| 4.1.2 农村家庭收入现状分析 |
| 4.1.3 农村家庭收入竞争力现状分析 |
| 4.1.4 基于结构软化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现状 |
| 4.2 江苏省生产性服务业与农村家庭收入竞争力的机理分析 |
| 4.2.1 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了农村家庭资源和禀赋的完善与升级 |
| 4.2.2 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农村家庭外部环境的改善与提升 |
| 4.3 江苏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提升农村家庭收入竞争力现实困境分析 |
| 4.3.1 家庭资源和禀赋的匮乏,无法满足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 |
| 4.3.2 家庭外部环境的不完善,无法满足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 |
| 第五章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家庭收入竞争力的提升策略 |
| 5.1 农村家庭收入竞争力在资源和禀赋上的提升策略 |
| 5.1.1 提高农村地区人力资本质量,扩宽农村家庭收入来源渠道 |
| 5.1.2 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保护农村家庭创收基本权益 |
| 5.2 农村家庭收入竞争力在外部环境上的提升策略 |
| 5.2.1 有效治理农村人口空心化,营造农村家庭和谐发展环境 |
| 5.2.2 完善职工薪酬分配制度和体系,保障农村家庭收入刚性化增长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7）环渤海经济区公共投资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问题的提出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析 |
| 1.3.1 公共投资内涵及结构研究 |
| 1.3.2 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研究 |
| 1.3.3 公共投资技术效率研究 |
| 1.3.4 公共投资微观绩效相关研究 |
| 1.3.5 公共投资绩效影响因素研究 |
| 1.3.6 对已有文献的评述 |
|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 |
| 1.6.1 研究的创新点 |
| 1.6.2 存在的不足 |
| 2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环渤海经济区 |
| 2.1.2 公共投资 |
| 2.1.3 公共投资绩效 |
| 2.1.4 公共投资绩效评价 |
| 2.1.5 公共投资满意度 |
| 2.2 公共投资绩效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2.1 投资乘数理论 |
| 2.2.2 公共产品理论 |
| 2.2.3 最优规模理论 |
| 2.2.4 制度绩效理论 |
| 2.2.5 公共投资结构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环渤海经济区公共投资的现状分析与宏观趋势 |
| 3.1 环渤海经济区公共投资现状的总体评价 |
| 3.1.1 环渤海经济区公共投资规模现状 |
| 3.1.2 环渤海经济区公共投资的相对水平 |
| 3.1.3 环渤海经济区分行业公共投资结构 |
| 3.2 环渤海经济区五省(市)公共投资现状及结构变动 |
| 3.2.1 环渤海经济区五省(市)公共投资规模格局分布 |
| 3.2.2 环渤海经济区五省(市)公共投资结构变动 |
| 3.2.3 基于人口分布的公共投资非均衡性测度 |
| 3.3 环渤海经济区与长三角、珠三角公共投资的横向比较 |
| 3.3.1 公共投资规模的区域比较 |
| 3.3.2 公共投资结构的区域比较 |
| 3.4 改革开放以来环渤海经济区公共投资政策的阶段性变迁 |
| 3.4.1 1978～1997年公共投资制度的探索、改革时期阶段 |
| 3.4.2 1998～2010年公共投资的规范化、多元化阶段 |
| 3.4.3 2011年至今公共投资结构的全面优化阶段 |
| 3.4.4 改革开放以来公共投资的政策趋势 |
| 3.5 本章小结 |
| 4 省级层面环渤海经济区公共投资宏观绩效 |
| 4.1 基于省级面板随机前沿模型的公共投资产出效率 |
| 4.1.1 理论机制 |
| 4.1.2 面板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设定和变量选取 |
| 4.1.3 模型实证分析 |
| 4.2 基于AHP-TOPSIS的环渤海经济区省级公共投资绩效评估 |
| 4.2.1 公共投资绩效评价方法与指标体系 |
| 4.2.2 基于AHP-TOPSIS的环渤海经济区公共投资绩效评价 |
| 4.2.3 评估结果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5 基于地市层面的环渤海经济区公共投资绩效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 5.1 DEA基础模型及静态绩效测度结果 |
| 5.1.1 DEA基础模型 |
| 5.1.2 变量选择与数据处理 |
| 5.1.3 基于DEA基础模型的静态效率综合评价 |
| 5.2 基于DEA-Malmquist指数的公共投资动态效率测度 |
| 5.2.1 Malmquist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
| 5.2.2 时间序列的平均Malmquist指数效率比较及分解 |
| 5.2.3 Malmquist-TFP指数的测算结果及区域比较 |
| 5.2.4 讨论与启示 |
| 5.3 基于TOBIT模型的环渤海经济区地市级公共投资绩效影响因素 |
| 5.3.1 参数方法--TOBIT模型介绍 |
| 5.3.2 变量选择、数据来源与模型设计 |
| 5.3.3 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
| 5.4 本章小结 |
| 6 基于公共投资满意度的环渤海经济区公共投资微观绩效研究 |
| 6.1 数据来源和说明 |
| 6.2 公共投资居民满意度调查情况 |
| 6.2.1 数据收集的基本情况说明 |
| 6.2.2 居民对公共投资满意度评价结果分析 |
| 6.3 公共投资居民满意度影响因素模型与变量选取 |
| 6.3.1 模型构建 |
| 6.3.2 变量的选取 |
| 6.4 基于Logistic模型和因子分析的评价结果及解释 |
| 6.4.1 公共投资绩效满意度影响因素因子分析 |
| 6.4.2 Ordinal Logistic模型回归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环渤海经济区公共投资存在的问题与政策建议 |
| 7.1 环渤海经济区公共投资绩效存在的问题 |
| 7.1.1 公共投资体制弊端引致投入产出的效果差 |
| 7.1.2 公共投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经济导向和形式化 |
| 7.1.3 对过度投资的约束不够和地方债务膨胀 |
| 7.1.4 公共投资结构失衡和阶段性波动问题突出 |
| 7.1.5 环渤海经济区公共投资的微观绩效有待提升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合理控制和调节环渤海经济区公共投资规模 |
| 7.2.2 进一步优化环渤海经济区公共投资结构 |
| 7.2.3 强化对公共投资绩效的多层次评估和审计 |
| 7.2.4 优化公共投资项目的建设质量和管理体制 |
| 7.2.5 创新基于服务对象满意度为重要绩效目标的机制 |
| 8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环渤海经济区公共投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专家调查咨询问卷 |
| 附录2：环渤海经济区公共投资绩效公众满意度调查问卷 |
| 攻博期间的科研情况 |
| 致谢 |
（8）我国邮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 研究思路 |
| 2. 研究方法 |
| (四)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 创新点 |
| 2. 不足之处 |
| 一、我国邮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概述 |
| (一) 我国邮政企业的概念和特点 |
| 1. 我国邮政企业的概念 |
| 2. 我国邮政企业的特点 |
| (二) 我国邮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涵义 |
| 二、新形势下我国邮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发展现状 |
| (一) 我国邮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发展中得到加强 |
| (二) 我国邮政企业改制后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问题 |
| 1. 市场化运作使邮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面临一些新问题 |
| 2. 邮政企业员工思想状态多元化 |
| 三、我国邮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创新面临的机遇挑战与存在问题 |
| (一) 我国邮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创新面临的机遇 |
| 1. 时代的进步是邮政企业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前提 |
| 2. 市场竞争是邮政企业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催化剂 |
| 3. 搞好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是邮政企业改革的必然选择 |
| (二) 我国邮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创新面临的挑战 |
| 1. 网络时代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提供便利也带来挑战 |
| 2. 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提出了新问题 |
| 3. 思想多元化向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提出挑战 |
| (三) 我国邮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存在的问题 |
| 1. 企业管理者思想上重视不够 |
| 2.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建设缺乏 |
| 3. 企业缺乏一支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 |
| 4.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方法陈旧 |
| 5.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存在漏洞,甚至空白区 |
| 四、我国邮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策略 |
| (一) 邮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理念创新 |
| 1. 全员思想政治(大宣传)理念 |
| 2. “三贴近”理念 |
| 3. 从研究人的本质入手,确立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和途径 |
| 4. 把握导向,创新意识 |
| (二) 邮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机制创新 |
| 1. 创新领导机制,确立思想政治工作责任制 |
| 2. 创新激励机制,完善思想政治工作考核奖惩机制 |
| 3. 创新监督机制,搭建思想政治工作保障机制 |
| (三) 邮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创新 |
| 1. 以人文关怀为指导创新工作内容 |
| 2. 同企业的文化相融合,形成共同价值理念 |
| 3. 同企业业务培训相结合,培养团队精神 |
| 4. 同社会发展、自身成长相结合,加强企业精神建设 |
| (四) 邮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创新 |
| 1. 方法创新的前提是平等沟通 |
| 2. 方法创新应与企业管理融合,实现合理介入和有效融入 |
| 3. 工作方法上要树立榜样,关注“意见领袖” |
| 4. 方法创新要从细节入手 |
| (五) 邮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载体创新 |
| 1. 依托网络新媒体的宣传教育功能,开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 |
| 2. 利用邮政网络的自身优势,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9）基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战争经济支持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研究 |
| 1.2.2 对战争经济支持力的研究 |
| 1.3 研究内容与主要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主要方法 |
| 1.4 基本思路与创新点 |
| 1.4.1 基本思路 |
| 1.4.2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国民经济核算视角下战争经济支持力的分析框架 |
| 2.1 战争经济支持力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理论基础 |
| 2.1.1 战争经济支持力的基本范畴界定 |
| 2.1.2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理论演进 |
| 2.2 国民经济核算与战争经济支持力互动的一般分析 |
| 2.2.1 国民经济核算适应于战争经济支持力分析的特点 |
| 2.2.2 战争经济支持力的国民经济流量核算与存量核算 |
| 2.3 基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战争经济支持力分析框架 |
| 2.3.1 “两人前后齐步走”——实物循环与货币循环 |
| 2.3.2 战争经济支持力的实物形态和货币形态分析 |
| 2.3.3 战争经济支持力生成的主要方式 |
| 2.3.4 基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战争经济支持力研究的框架构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战争经济支持力的实物形态:战争物资 |
| 3.1 战争物资的理论分析 |
| 3.1.1 战争物资内涵及其动员 |
| 3.1.2 战争物资的筹集与调运能力分析 |
| 3.1.3 战争物资筹集与调运对战争经济支持力的影响路径 |
| 3.2 战争物资的流量核算——GDP核算 |
| 3.2.1 战争物资GDP核算的一般机理 |
| 3.2.2 战争物资与GDP核算的逻辑关系分析 |
| 3.2.3 战争物资GDP核算的数据分析 |
| 3.3 战争物资的存量核算——资产负债核算 |
| 3.3.1 战争物资资产负债核算的一般机理 |
| 3.3.2 战争物资与资产负债核算的逻辑关系分析 |
| 3.3.3 战争物资资产负债核算的数据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战争经济支持力的货币形态:战争费用 |
| 4.1 战争费用的理论分析 |
| 4.1.1 战争费用内涵及资金动员 |
| 4.1.2 战争费用的主要筹集方式 |
| 4.1.3 战争费用对战争局势和国民经济的影响 |
| 4.1.4 资金动员对战争经济支持力的影响路径 |
| 4.2 战争费用的国内资金核算——资金流量核算 |
| 4.2.1 战争费用资金流量核算的一般机理 |
| 4.2.2 战争费用与资金流量核算的逻辑关系分析 |
| 4.2.3 战争费用资金流量核算的数据分析 |
| 4.3 战争费用的国际资金核算——国际收支核算 |
| 4.3.1 战争费用国际收支核算的一般机理 |
| 4.3.2 战争费用与国际收支核算的逻辑关系分析 |
| 4.3.3 战争费用国际收支核算的数据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战争经济支持力生成的主要方式:产业动员 |
| 5.1 战时产业动员的理论分析 |
| 5.1.1 战时产业动员内涵及产业结构变化 |
| 5.1.2 影响战时产业动员能力的因素剖析 |
| 5.2 产业动员生成战争经济支持力的途径分析 |
| 5.2.1 通过实施快速动员提高战争经济支持力的生成“总量” |
| 5.2.2 通过武器装备跨越发展完善战争经济支持力的生成“质量” |
| 5.2.3 通过提升平战转换率促进战争经济支持力的生成“效率” |
| 5.3 战时动员产业的经济关联分析——投入产出核算 |
| 5.3.1 投入产出核算的一般机理 |
| 5.3.2 战时动员产业的投入产出系数分析 |
| 5.4 战争经济支持力的投入产出核算功能剖析 |
| 5.4.1 投入产出核算是表现战时经济关系的基本方法 |
| 5.4.2 投入产出核算能有效解决战时结构性经济问题 |
| 5.4.3 投入产出核算能有效模拟战时经济的连锁波及效应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战争经济支持力的评估及实证研究—以南部战区为例 |
| 6.1 区域经济与局部战争 |
| 6.1.1 区域经济与局部战争的内涵 |
| 6.1.2 区域经济与局部战争的逻辑关系 |
| 6.1.3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对局部战争的影响 |
| 6.1.4 南部战区六省经济发展的情况梳理 |
| 6.2 南部战区六省战争经济支持力的物资动员潜力评估 |
| 6.2.1 指标选择及数据来源 |
| 6.2.2 主成分分析模型 |
| 6.2.3 结果分析 |
| 6.3 南部战区六省战争经济支持力的资金动员潜力评估 |
| 6.3.1 指标选择及数据来源 |
| 6.3.2 层次分析模型 |
| 6.3.3 结果分析 |
| 6.4 南部战区六省战争经济支持力的产业动员能力评估 |
| 6.4.1 理论前提及基本条件 |
| 6.4.2 投入产出规划模型 |
| 6.4.3 结果分析 |
| 6.5 南部战区六省战争经济支持力的对比分析及综合评价 |
| 6.5.1 对南部战区六省战争经济支持力的对比分析 |
| 6.5.2 对战争经济支持力的总体评价 |
| 6.5.3 对战争经济支持力的动员潜力评价 |
| 6.5.4 对战争经济支持力的产业动员能力评价 |
| 6.6 战争经济支持力评估体系的构建 |
| 6.6.1 构建战争经济支持力评估体系的意义 |
| 6.6.2 构建战争经济支持力评估体系的原则 |
| 6.6.3 战争经济支持力评估体系的框架结构 |
| 6.7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增强战争经济支持力的对策建议 |
| 7.1 促进战争经济支持力融合发展 |
| 7.1.1 强化战争经济支持力融合发展观念 |
| 7.1.2 建立战争经济支持力融合发展体制 |
| 7.1.3 改进战争经济支持力融合发展手段 |
| 7.1.4 制定战争经济支持力融合发展法规 |
| 7.2 推进国民经济动员实战保障能力建设 |
| 7.2.1 实现经济动员实战需求对接 |
| 7.2.2 促进经济动员力量结构优化 |
| 7.2.3 注重国民经济动员平战衔接 |
| 7.2.4 坚持经济建设贯彻国防需求 |
| 7.3 完善战争经济支持力评估体系 |
| 7.3.1 完善战争经济支持力调查统计体系 |
| 7.3.2 构建战争经济支持力系统理论模型 |
| 7.3.3 加强战争经济支持力决策系统设计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附录一 平均判断矩阵权重及一致性检验代码 |
| 附录二 主成分分析代码 |
| 附录三 物资动员潜力总得分计算代码 |
| 附录四 产业动员能力计算代码 |
| 附录五 战争经济支持力标准化得分代码 |
（10）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融合：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主要问题和研究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中国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 (三) 选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
| 二、论文主要观点、研究思路和基本框架 |
| (一) 论文主要观点 |
| (二) 论文研究思路 |
| (三) 论文基本框架 |
| 三、研究方法以及可能的创新点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本论文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生产性服务业概念及相关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生产性服务业的概念、基本特征及范围 |
| 一、生产性服务业的概念和基本特征 |
| 二、对生产性服务业范围的界定 |
| 三、中国生产性服务业活动涉及的范围 |
| 四、从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体系(ISIC)的演变看生产性服务业范围变化 |
| 第二节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产业关系的发展演变 |
| 一、需求遵从论 |
| 二、供给主导论 |
| 三、产业互动论 |
| 四、产业融合论 |
| 第三节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的内生动因和现实路径 |
| 一、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的内在动因 |
| 二、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的现实路径 |
| 三、相关实证分析及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对文献的评论 |
| 第三章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多重因素 |
| 一、社会分工的深化和细化是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最深层动因 |
| 二、提升生产性服务业的生产效率可以直接促进自身供给能力的提高 |
| 三、信息技术持续变革为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 |
| 四、市场范围的扩大有助于生产性服务企业实现规模经济 |
| 五、服务外部化成为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引擎 |
| 六、需求结构的变化成为引致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动力 |
| 七、来自供给端和需求端的双重因素共同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
| 第二节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内生动因和制约因素的模型分析 |
| 一、劳动分工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
| 二、分工深化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模型化分析 |
| 三、交易成本是制约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原因 |
| 第三节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特征事实 |
| 一、中国产业发展与结构变化 |
| 二、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特征事实 |
| 三、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是实现经济健康稳定增长的重要支撑 |
| 第四节 影响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现实原因剖析 |
| 一、影响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需求因素 |
| 二、影响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供给面因素 |
| 三、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需求和供给因素简明图示 |
| 第五节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一、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经验研究选取的变量说明 |
| 二、模型设定 |
| 三、回归结果与经验分析 |
| 四、基本结论和政策建议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发展困境及现实选择 |
| 第一节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历史进程和新特征 |
| 一、改革开放前的思想观念和认识误区导致中国服务业畸形发展 |
| 二、改革开放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进程 |
| 三、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新特征 |
| 第二节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发展困境及现实出路 |
| 一、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
| 二、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基本特征 |
| 三、中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的困境 |
| 四、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未来趋势 |
| 五、加快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是突破困境、实现产业转型发展的现实选择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制造业效率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制造业效率的内在机制和实现路径 |
| 一、制造业发展中生产性服务业作用的演变 |
| 二、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制造业效率的内在机制 |
| 三、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制造业效率的实现路径 |
| 第二节 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制造业效率的理论模型 |
| 第三节 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制造业效率的实证分析 |
| 一、指标选取、计量模型和数据来源 |
| 二、地区层面的经验分析 |
| 三、行业层面的经验分析 |
| 四、基本结论和相应对策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的理论基础和经验事实 |
| 第一节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的理论基础及发展趋势 |
| 一、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的背景 |
| 二、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的理论基础 |
| 三、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的表现和发展趋势 |
| 第二节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及其与制造业互动融合的经验事实 |
| 一、产业关联的基本理论、分析工具、指标和数据 |
| 二、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结构及其服务投入率 |
| 三、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和融合程度 |
| 四、基本结论 |
| 第三节 抑制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的主要原因及相关政策建 |
| 一、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水平不高的深层次原因 |
| 二、推进和实现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的政策建议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的国际经验 |
| 第一节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产业联动的事实和经验 |
| 一、美国、英国及日本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发展状况 |
| 二、印度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特征事实 |
| 三、美国、英国、日本和印度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
| 四、对中国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启示 |
| 第二节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的路径和启示—基于典型企业的案例分析 |
| 一、典型案例的基本描述 |
| 二、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的路径 |
| 三、经验和启示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主要结论和未来研究拓展 |
| 一、主要结论 |
| 二、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以及今后拓展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市场经济体制下加强邮政计量管理的新途径（论文参考文献）
- [1]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2]英国PFI法律制度与实践研究[D]. 黄志豪（Raymond Wong）.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3)
- [3]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模式与路径选择[D]. 舒凯彤. 吉林大学, 2019(02)
- [4]我国绿色流通发展机理及路径研究[D]. 孙鹏.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9(03)
- [5]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融合促进中国经济结构升级研究[D]. 赵通. 西北大学, 2019(01)
- [6]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家庭收入竞争力研究 ——以江苏生产性服务业为例[D]. 高飞. 南京农业大学, 2019(08)
- [7]环渤海经济区公共投资绩效研究[D]. 张永春. 武汉大学, 2018(01)
- [8]我国邮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研究[D]. 冯岩. 河北师范大学, 2017(05)
- [9]基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战争经济支持力研究[D]. 李林. 国防科技大学, 2017(02)
- [10]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融合：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D]. 王玉玲.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