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透视中国私车市场(论文文献综述)
黄垠昌[1](2018)在《时事热点漫画分析》文中提出一、让利于民落到实处【材料】2018年3月16日《讽刺与幽默报》报道,今年已经是"提速降费"的第4个年头了,不过一些电信运营商的降费过程可以说是"缓之又缓"。2018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大网络提速降费力度,实现高速宽带城乡全覆盖,扩大公共场所免费上网范围,明显降低家庭宽带、企业宽带和专线使用费,取消流量漫游费。【点评】
陈朋亲[2](2017)在《当代大学生腐败认知能力发展研究 ——基于G省实证分析》文中认为党的十八大后反腐力度加大,制度反腐数量和质量上取得重大突破,但腐败具有隐匿性特征,制度反腐的“投入”与“产出”并非呈正相关。究其原委,当前国内外通过腐败主观感知来测量腐败程度的惯常做法,已呈掣肘之势。其实,“腐败主观感知程度与腐败实际发生率之间具有显着落差”,现行诸多的“腐败传说”,主要还是受人们非理性和“意见气候”影响的结果。因此,提升公众的腐败认知能力,实为紧迫。大学生是特殊的社会公众群体,正处在政治认知能力发展的关键时期,他们对于腐败的认知即是这一成长阶段最关键的政治认知。另,目前中国高校及其所在城市的治理压力日趋于沉重,所以,无论是面向未来培养政治认知能力健全的接班人,还是妥善处理当下大学生成长空间的不良生态,探讨大学生的腐败认知能力,极具意义。文章通过问卷对G省大学生腐败认知能力(包含腐败知识识记与再现、腐败信息观察与注意、腐败现象思考与判断、腐败行为自制力)现状进行实证调查,共发出问卷3200份,实际回收3078份,获得有效问卷2918份,有效率达94.8%。从整体认知能力现状来看:腐败知识识记与再现上,存在边界认知模糊,甚至难以辨别;腐败信息注意和观察力上,近2/3的学生“有时关心”,依赖于互联网(45.41%)和电视书报(27.86%);腐败现象思考与判断力上,“显性腐败”政治认知较好、“隐性腐败”政治判断能力有待提升,但关注焦点仍是“官员腐败”(66.53%),“民俗腐败”和“象牙塔腐败”被忽视;腐败行为自制力上,“微腐败”自我约束力差,但“中国式腐败”持积极的政治态度,认为实现腐败“零容忍”更多需要严法(52.46%)。基于此,需要从知识(反腐倡廉产“公共产品”的再生产、廉政理论教育的“补位”、加强政治合理性教育)、政治信仰(共产主义)、政治参与(大学生社团、高校纪检机构)、社会资本(学术资本、“新圈子”)等方面提升大学生腐败认知能力。不同性别学生腐败认知能力情况和差异:男生在权力、利益及其边界认知更模糊,但女生更多选择“折中”;男生更经常关注腐败,但女生比男生更理性;“显性腐败”认知差异不明显,“隐性腐败”政治判断上女生更保守;“微腐败”自制力上男生表现更差,在“中国式腐败”中女生更为积极,实现腐败“零容忍”除法治外,男生更加倾向于他人示范(29.27%)和“个人自律”(12.59%)。不同学科背景学生腐败认知能力情况和差异:文科生腐败知识识记与再现最优,但奉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80.78%)的错误观念;文科生“经常关心”腐败,也更“理性”,三者都依赖互联网路径;“显性腐败”上,关注学术腐败者较少,“隐性腐败”政治判断上文科生更优;工科生“微腐败”自我约束最差,三者在面对“中国式腐败”都持积极举报态度,但更多工科生怕打击报复不敢举报,实现腐败“零容忍”,文科生偏向个人自律。不同教育背景学生腐败认知能力情况和差异:腐败知识识记与再现呈梯形结构,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本科生腐败信息关心度最高,研究生更多倾向“亲身经历或亲眼所见”,表现更为理性和客观;“显性腐败”认知差异不明显,但研究生“隐性腐败”政治判断最优,也更加关注“学术腐败”;“微腐败”自我约束力,专科生最差,但对“中国式腐败”均持积极态度,实现“腐败零容忍”,专科生偏法治,本科生偏向示范,研究生倾向“政治氛围”。不同家庭背景学生腐败认知能力情况和差异:农村学生受“地方知识”影响,腐败知识识记与再现不如城镇学生,后者更“经常关心”腐败,农村学生信息来源更多是“亲眼所见和亲身经历”,更显理性;“显性腐败”认知近乎一致,“隐性腐败”政治判断和“三大腐败”认知检测农村学生更优;农村学生“微腐败”自我约束力更差,“中国式腐败”上,城镇学生更为积极乐观,实现腐败“零容忍”,城镇学生更希望多元的相互作用。不同政治面貌学生腐败认知能力情况和差异:群众学生腐败知识识记与再现不抵党员和团员;党员腐败信息政治关心度最高,路径选择基本相似,但团员较为感性;“显性腐败”与“隐性腐败”观察判断,党员最优;“微腐败”自我约束,党员有失“党性”,但对“中国式腐败”更为积极举报,群众要“涉及利益才举报”,实现腐败“零容忍”,党员倾自律,团员偏示范,群众依法治。总之,同一主体不同性别、学科背景、教育背景、政治面貌、家庭背景的认知方式和认知能力差异,必然导致腐败认知能力的不同。因此,有效提升大学生腐败认知能力,需要有针对性采取差异化对策,实施“因人制宜”精准化、精细化培养,实现“制度反腐”的源头治理。
陶逸璞[3](2016)在《上海市机动车额度拍卖政策执行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机动车额度拍卖政策是上海实现全面现代化以来出台的一项关乎民生的重要政策,它保障了城市道路畅通有序,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从而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本文基于机动车额度拍卖政策执行理论、执行过程、执行偏差等相关概念的界定,探寻现阶段沪牌拍卖执行过程中产生的焦点问题,提出推进落实上海市机动车额度拍卖政策的对策建议,使得拍卖政策更加合理化、公平化、人性化,促进城市和谐发展。本文首先对上海当前道路现状和机动车保有量进行了阐述,说明了机动车额度限制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引出上海市机动车牌额度拍卖政策的理论探讨与研究;通过对上海市近十五年机动车额度拍卖政策的发展和完善,系统地描述各阶段政策实施下来的经验和教训,进而归纳出针对上海市机动车额度拍卖执行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如机制问题凸显、系统优化滞后、公平保障缺失、市场管理混乱等。通过实地调查和数据收集,从而进行数据的对比和实证分析,以本市实际案例为例,以公共政策理论为背景,结合上海自身发展的特点,归纳总结出上海市机动车额度拍卖执行过程的现实特点以及发展中存在的困境,探讨影响本市机动车额度政策合理化和合法化的深层原因,提出了推进落实上海市机动车额度拍卖政策的对策建议,促进城市交通的均衡发展、协调发展、健康发展。本文认为从以下五方面着手可以有效提高当前上海市机动车额度拍卖政策执行效果:一是增设竞买人资格前置审核,提高额度分配效率,二是推进过程全程监控,确保拍卖环节公平公正,三是优化拍卖操作流程,完善价格形成机制,四是加强政策舆论宣传,引导市场合理有序,五是主动公开经费去向,明确金钱使用渠道。目前多数文献普遍对机动车额度政策的合法性、合理性或对政策本身的优缺点进行论述,缺乏对政策执行过程中产生的实际问题的综合研究。本文着眼于上海市机动车额度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结合实际案例,探寻出大型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的普遍规律,为理解和分析当前中国公共政策实施难的现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探索改善的办法,帮助政府管理部门深化推进政策执行。
李朔[4](2016)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务用车管理制度研究》文中提出2014年7月,中国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管理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标志着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全面车改的大幕终于拉开。本文通过对滨海新区公务用车管理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分析,以滨海新区公车管理的主要问题为切入点,从公务人员用车思想观念、公务用车管理货币化市场化水平、特殊区情对公车改革提出的特定要求等方面,找出了滨海新区现存问题的主要原因,并结合以往国内外车改成功经验和相关启示,为在中央指导下滨海新区新一轮车改提出了改革建议,希望能对滨海新区以及我市其他区县起到参考借鉴作用。第一章对滨海新区公务用车改革的背景及管理现状做了简要介绍,主要包括简介改革开放以来三次地方车改热潮概况,介绍2014年中央车改指导精神和各地车改推进情况,并详细介绍了滨海新区(原塘沽区)2005年车改的主要措施,简述近年来公车管理现状。第二章探讨了滨海新区现行公务用车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包括:公车经费有效使用率低,货币化补贴标准设置合理性较差,公务用车配置类别和规格待明确等几方面。第三章结合目前滨海新区公车管理的主要问题,对现行公车管理制度的主要缺陷作了原因分析,包括:干部角色认知错位,本地公务用车制度的货币化、市场化水平不高,公车管理制度设计忽略了对滨海新区特殊区情的考虑等几方面内容。其中,特别提出了应重视利用公务人员私家车为公务出行服务,以补充单纯依靠出租车市场难以满足的公务出行的多方面需求;还提出了基于滨海新区区域面积广的特殊性,应将公务人员通勤距离纳入车补设置标准考虑因素。第四章对一些发达国家的公车管理制度和国内实施车改效果较为成功的地区的车改模式、具体措施做了简要介绍,并加以经验分析。希望能将其中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加以总结,供滨海新区新一轮公车改革学习与借鉴。第五章针对前文总结的目前滨海新区公务用车管理制度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及原因分析,结合自身思考与判断,提出并阐释了适应2014年中央车改指导精神并充分借鉴以往车改模式的优势、规避其中不足,且结合了滨海新区具体区情因素的公车改革方案建议,其主要内容包括:制定科学的货币化、市场化公车改革措施;落实有力的车改保障措施;建立健全内外部监督机制等内容。其中重点论述了“改依职级设置公务人员车补额度为依岗位公务出行月均路程、公务人员通勤距离”,“探索与打车软件和加油站合作,允许依公务人员申请为其发放与车补金额相当的电子打车券或加油卡,以鼓励搭乘出租车或驾驶私家车办理公务”等几方面内容。
徐沁[5](2014)在《我国地方政府公车改革面临的困境及解决路径 ——以上海市区县为例》文中提出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是我国当前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从1994年起我国相继出台了有关公车使用管理的一系列政策法规,一些地方政府也先后进行了公车改革试点。但在这20年中,三次公车改革“浪潮”均未取得理想的效果,人们期待目前公务用车制度新一轮改革能取得突破。本文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分析框架,以上海市区县政府实施的公车改革为例对我国地方政府公车改革实践作了较全面的分析,既肯定已经取得的成绩,同时指出所存在的种种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改进的对策措施。本文认为,上海市区县政府公车改革取得的成绩主要有:降低了公务交通经费支出,改变了公务出行方式,整合了留用公车的管理机制,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加强了对公车运行使用的监管。但从整体性治理理论的视角看,缺陷与不足也很明显,表现为:未以满足公众需求为改革目标、公车改革的整合性协调性不高、配套制度及政策不完善、缺乏切实有效的监管手段。为改变此种局面,应借鉴外国有益经验推进上海市区县政府公车改革工作:以满足公众需求来设计并实施公车改革方案,逐步实现政府公共资源、社会资源、公务员个人资源的整合使用,制定公车购置、使用、维护及责任追究的详尽制度,强化对公车消费的内外监督。
何玉宏,谢逢春[6](2014)在《制度、政策与观念:城市交通拥堵治理的路径选择》文中认为进入21世纪,我国城镇化、机动化进程不断加快,交通拥堵已经成为几乎所有的中国大型城市功能正常运转的障碍。这种伴随城市化和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城市交通拥堵,既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写照,也是制约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绊脚石。按照目前城市交通的发展趋势,未来数年,随着城市化率的进一步提高,交通量将日益增加,交通拥挤堵塞问题将一直存在。城市交通拥堵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其影响不仅涉及到经济发展、工业布局、城市发展等宏观方面,更是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推动着人类发展的进程,更改变着人们生产与生活的方式。本文从城市化、机动化与国际化三方面分析了城市交通拥堵形成的特殊背景,在此基础上,从制度层面、政策设计层面与观念层面提出了治理城市交通拥堵的若干路径。
许军[7](2013)在《独占性公共资源用益物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所欲研究的中心论题是:独占性公共资源用益物权的论证与构建。这一论题首先缘于我国《物权法》中国家所有权客体与用益物权客体之间的差异之处。《物权法》中的用益物权只存在于自然资源(广义)之上,而对于国家所有权的另一类客体及其由此衍生的相关类型的客体——独占性公共资源——之上,能否成立用益物权却未予规定。此外,本论题也缘于《行政许可法》中独占性公共资源的制度缺失。该法规定通过特许可以对某些公共资源实现独占性、排他性利用,然而,无论是对此类资源本身的界定,还是特许配置此类资源之后的法律效果,该法均未置一词。因此,本论题的研究有助于增进用益物权与行政特许的制度内涵,也有助于提高独占性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做到物尽其用,从而切实保障公共利益的实现。本论题以孟勤国教授首创的“物权二元结构论”中的“公共资源占用权”为理论指针,分为“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三个层次依次展开论述,分别对应全文正文的三章内容。第一章“独占性公共资源的界定”集中讨论“是什么”,即究竟何为独占性公共资源?中心命题在于探讨独占性公共资源的内涵与外延。资源按照其产生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自然资源与公共资源。从概念逻辑与法律依据等角度分析,自然资源并非公共资源,它是公共资源的产生基础或载体。对于公共资源的含义,学界存在不同的理解。本文认为,公共资源是具有人工性与公共利益性的资源,这种人工性或者源于制造行为,或者源于管制行为。公共利益性可以从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内容三个层面作出界定。公共资源按照其利用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一般性公共资源与独占性公共资源。所谓一般性公共资源是指诸如公共道路、桥梁、隧道、绿地、街心花园、城市广场、路灯、公厕等供以自由使用、平等使用或者是免费使用的公共资源。此类公共资源不可能被排他性使用,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等特征。所谓独占性公共资源,是指通过特许行为而能够被垄断性、营运式利用的特殊的公共资源。这种垄断性利用,对内表现为独占性,对外表现为排他性。这种营运式利用,可以通过经营活动、向不特定社会成员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从而收费获利。独占性公共资源是从公共资源中分化变异而成。它的出现,扬弃了以行政手段、公法手段配置公共资源的传统模式,呼应了公共资源的市场化与民营化举措。独占性公共资源如实地反映出现代社会财产类型的扩张现象。同时,也体现出公共利益与资源利用人的私人利益的利益二重性特征。独占性公共资源的本质是反映特定利益的财产,不仅具效用性、稀缺性,更具有特定性。这种特定性是指独占性公共资源所蕴含的特定利益的客观实在性、确定性、独立性。这一本质属性与物权客体完全相同,有助于摆脱客体的形体限制,适应了直接支配性、排他性利用关系对客体的根本要求。就其外延而言,独占性公共资源可以分为无线电频谱资源、交通资源、市政管网资源三大类。对于无线电频谱资源究竟是“自然资源”还是“公共资源”的属性之争,经过分析,以后说更为准确。三大类资源又可以细分为若干亚类型。无线电频谱资源可以细分为电信频率、广播频率、电视频道等;交通资源可以细分为收费路桥、轨道等有形资源,以及公交线路、客运班线、航空航线、出租车配额等无形资源;市政管网资源可以细分为供水、供气、供热等基本管网资源以及有线电视、电信、电脑网络资讯管网资源等。第二章“独占性公共资源利用关系的用益物权定位”集中讨论“为什么”,即为何要将独占性公共资源的利用关系界定为用益物权?中心命题在于论证用益物权定位的必要性。其必要性的背景是:现行的调整独占性公共资源利用关系的法律规范,存在着诸多缺陷。其立法理念偏重于行政本位与管理本位,法律规范效力层级较低、内容也不统一,更缺少各方利益的实现途径。现行的、主要用来规范该种利用关系的政府特许经营制度,其理论基础在于行政合同理论。该理论虽然名为合同,实际上规定了大量行政特权,严重悖离了合同的平等精神,也遮蔽了权利的客体。同时,政府特许经营制度也存在着适用范围狭窄以及合法性危机等缺陷,无法完成有效的制度构建。用益物权定位必要性的理论依据在于:独占性公共资源的利用关系,与用益物权的基本结构之间高度的契合性。其必要性的现实依据在于:用益物权定位可以在经济上明晰私权,激励投资,在政治上可以对抗干预,依法行政,在社会层面上,可以保障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用益物权定位可以将无形资源、构筑物、动产、公用物等均纳入物权客体的范畴。第三章“独占性公共资源用益物权的制度构成”集中讨论“怎么办”,即研究如何构建独占性公共资源用益物权的制度内容?中心命题在于探讨独占性公共资源用益物权的设立、内容、转让、保护以及消灭等制度性问题。设立独占性公共资源用益物权,应当以行政特许方式设立,这种特许行为虽然名为“行政”,其实是比较典型的私法上的法律行为,可以称之为特许合同。这种定性有利于改变传统的行政手段、公法手段配置资源的模式,而能体现出私法的配置方法。特许合同既可以将政府的具体行政监管要求明确化、前置化、合同化,以此克服行政失灵、权力滥用等传统模式的缺陷,又可以将公共利益具体化为合同条款,同时也兼顾了用益物权人的私人利益。特许合同是独占性公共资源用益物权的产生前提,该物权应当以登记为成立要件。为了充分维护公共利益,特许合同应当优先使用招标方式,而拍卖方式则仅限于修正后的拍卖方式,例如,次高拍卖方式、捆绑拍卖方式等。独占性公共资源用益物权的权利义务不同于传统用益物权,包含了传统模式下的一些行政性因素,权利与义务的辐射范围也涉及到不特定社会成员的利益即公共利益。这种设计内容的理论依据在于物权社会化原理。该理论脱胎于所有权社会化原理,而又有所扩张。独占性公共资源用益物权人的权利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补贴权、管理权、续展权等。独占性公共资源用益物权人的义务包括:合理使用义务、普遍服务义务、持续服务义务、维护义务与返还义务、接受监管的义务。独占性公共资源所有人在独占性公共资源用益物权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与义务有:资源使用费收取权、监管权、不得越权保证的义务等。此处所指的监管权主要是指宏观规划层面的建章立制以及纠纷处理等事项,而对具体运营行为或利用行为的监管,即对用益物权人的义务义务履行情况,其实已经通过特许合同内化于合同条款之中。所有权人的这些权利体现了对其利益的保护。更重要的是,独占性公共资源的所有权人的利益有其特殊性。与通常意义上的所有权不同,公共资源的所有权,其本质是在于为社会提供对资源的非排他性利用;该所有权不是为所有人自身的利益需求,而是要满足公共利益。然而当公共资源上成立了独占性、排他性的用益物权时,这必然会对其本质功能的发挥带来影响。换言之,这就需要对此类用益物权法律关系中的所有权人的利益即公共利益给予特别的重视。相应的权利义务设计正是为了保护所有权人利益的这种特殊性。例如,以用益物权的期限性设定,来保护所有人期满后能够另行选择的权利,或者另行建设新的公共资源、增加公共资源总体存量的权利。又如,以监管权的行使,来确保用益物权人的行为不脱离公共利益的轨道。再如,以禁止政府提供越权保证,来防止政府自缚枷锁。尤其要防止政府作出类似于无条件、无期限地固定准入数量等保证。独占性公共资源用益物权的内容设计,意在实现公共利益,也能满足用益物权人的私人利益,平衡所有人与用益物权人的利益。这种设计符合独占性公共资源的利益二重性的特点。独占性公共资源用益物权虽然涉及公共利益,但是,权利转让并不会妨碍公共利益的实现。这可以通过设计具体的转让规则得以保证,例如:最低运营期限规则、最低投入规则、对价规则、禁止减等义务规则、整体转让规则、程序规则等。针对独占性公共资源用益物权的加害行为,主要表现为源自私人的非法利用行为,以及源于不法行使公权力的行为,如乱发证、乱收证、乱收费等“三乱”行为。传统物权保护制度所关注的非法侵占等加害行为,在独占性公共资源用益物权保护中并不居于重要地位。对于侵害独占性公共资源用益物权的行为,原则上应当限制自力救济的使用。在行使“排除妨害请求权”时,应当区分不同情况,当加害人明确时,可以由用益物权向其主张,但是,当加害人为不特定人时,用益物权人可以向政府监管机构主张此物权请求权。
吴枝燕[8](2012)在《我国公车消费现状与改革研究 ——以义乌市公车改革为个案》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务用车是由各级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用公款购买,按机关、单位干部级别和干部在编人数配备的,用于公务活动的各种车辆。公车购买、使用等花费的支出就是公车消费。我国现行的机关公车消费制度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曾经为保障机关工作的正常运转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社会的不断发展,现有公车消费的弊端日益突出,公车消费改革已成为全社会密切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改革呼声日盛。几年来,中央、地方的“两会”每年都会收到代表、委员们关于公车改革的提案,各地关于公车改革的报道也频见于各种媒体,成为中国改革乐章中的一个强音符。本文采用经济学、行政学、组织行为学等理论,对我国公车消费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剖析公车消费的现状,探讨弊端形成的复杂原因,并通过案例分析的方法,提出了我国公车消费改革的原则和方向,以及改革的具体措施。文中阐述了目前我国公车消费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剖析其成因,主要缘于历史传统、社会文化以及制度缺陷等等。文章还介绍了国外一些国家规范运作,加强公车消费管理的先进经验,并研究了义乌市公车管理个案,认为党和国家对公车腐败的清醒认识和反腐决心、各阶层的普遍支持、社会法治环境的形成和物质基础的提高都为公车改革全面推开创造了有利条件。文章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指出了我国公车改革应坚持的原则和方向,认为改革应以制度化替代人治化、以可操作性替代理想化、以货币化替代供给制、以个体化替代公共化、以公开化替代黑箱操作,最后,文章提出了完善财政预算制度改革、制定合理的货币化方案、严密监督规范改革运行、加强教育提高自律意识、实施改革配套保障工作等具体改革措施。
何玉宏,谢逢春[9](2011)在《制度、政策与观念:城市交通拥堵治理的路径选择》文中认为进入21世纪,中国城镇化、机动化进程不断加快,交通拥堵已经成为几乎所有大型城市功能正常运转的障碍。这种伴随城市化和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城市交通拥堵,既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写照,也是制约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绊脚石。按照目前城市交通的发展趋势,未来数年,随着城市化率的进一步提高,交通量将日益增加,交通拥挤堵塞问题将一直存在。城市交通拥堵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其影响不仅涉及经济发展、工业布局、城市发展等宏观方面,更是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推动着人类发展的进程,更改变着人们生产与生活的方式。本文从城市化、机动化与国际化三方面分析了城市交通拥堵形成的特殊背景,在此基础上,从制度层面、政策设计层面与观念层面提出了治理城市交通拥堵的若干路径。
何芳[10](2010)在《公务用车“匿名化”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府公务用车成为人们关注焦点和热门话题已久。我国公务用车的配置、购买、使用、管理等多个环节不公开、不透明,“匿名化”的运作方式导致了公车超标准超编制配备、公车私用,油费、路桥费、维修保养费等虚报私吞等—系列问题。然而先行试点的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却因为牵涉到政府部门领导和工作人员的既得利益,遮遮掩掩、顾虑重重、改改停停,步履维艰。本文采用调查研究法、实例分析和多角度、多层次分析法等,研究了我国现行公务用车使用主体“匿名化”、车牌号码“匿名化”、用车事由“匿名化”、用车费用“匿名化”的现状,分析认为公务用车“匿名化”主要是由于用车体制不完善、监督机制不健全、用车者主观认知上存在误区引起的,这些方面的问题造成公共资源私有化,行政成本增高,变相助长了政府公务人员的特权意识,为滋生腐败行为提供了“温床”,公务用车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了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社会形象,对和谐社会的建设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本文在深入分析和研究我国政府公务用车“匿名化”的现状和问题的基础上,结合国外政府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先进经验,对公务用车“匿名化”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一些路径探讨,希望通过改革现行用车体制、完善社会监督机制、加强领导干部的廉政教育来遏制公务用车“匿名化”问题,并最终实现公务用车管理的高效、规范、透明。
二、透视中国私车市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透视中国私车市场(论文提纲范文)
(1)时事热点漫画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一、让利于民落到实处 |
二、诚信不容蚀, 监管齐发力 |
三、假公济私 |
四、浓缩的三分钟 |
五、多陪父母, 比啥都强 |
六、一部纪录片的影响力 |
七、形式治污 |
八、好钢用在刀刃上 |
九、一剂好处方三个好功效 |
(2)当代大学生腐败认知能力发展研究 ——基于G省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 |
(一)国家治理层面 |
(二)社会建设层面 |
(三)个体发展层面 |
二、研究目的、意义和方法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三)研究方法 |
三、研究的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一)重点 |
(二)难点 |
(三)创新点 |
四、研究综述 |
(一)腐败认知的理论研究 |
(二)腐败认知的应用研究 |
(三)对以往研究小结 |
五、相关概念 |
(一)认知与认知能力 |
(二)腐败感知指数 |
(三)腐败容忍度 |
(四)政治认知 |
(五)隐性腐败 |
六、相关理论及其适用性 |
(一)行为主义政治学:角色与身份理论 |
(二)“沉默的螺旋”理论:“意见气候” |
(三)地方性知识理论:“土着知识” |
(四)社会资本理论:社会关系 |
第一章 当代大学生腐败认知能力问题问卷调查设计 |
第一节 选取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理考量 |
第二节 样本选取及问卷设计 |
一、样本情况概述 |
二、问卷调查分析说明 |
第三节 不同变量的基本情况 |
第二章 G省大学生腐败认知能力的整体状况分析 |
第一节 腐败知识的记忆与再造 |
一、权力及其边界:权利、制度 |
二、利益及其边界:财产观、劳动观与富裕 |
三、权力与利益的关系:民主、道德 |
第二节 腐败信息的注意和观察力 |
一、腐败信息的政治关心度 |
二、获取腐败信息的政治传播路径 |
三、腐败信息的政治选择 |
第三节 腐败现象的思考与判断 |
一、“显性腐败”的政治认知 |
二、“隐性腐败”的政治判断 |
三、“三大腐败”的认知检测:官员腐败、民俗腐败、高校腐败 |
第四节 腐败行为的自制力 |
一、“微腐败”的自我约束 |
二、“中国式腐败”的政治态度 |
三、“腐败零容忍”的政治动因 |
第五节 问题与对策 |
一、从问卷调查看当代大学生腐败认知能力的问题 |
二、影响大学生腐败认知能力的因素分析 |
三、提升大学生腐败认知能力的策略思考 |
第三章 G省大学生腐败认知能力的性别差异 |
第一节 腐败知识识记与再造的性别差异分析 |
一、对权力及其边界认知的性别差异分析 |
二、对利益及其边界认知的性别差异分析 |
三、对权力与利益关系认知的性别差异分析 |
第二节 腐败信息的注意和观察力的性别差异分析 |
一、对腐败信息政治关心度的性别差异分析 |
二、获取腐败信息政治传播路径的性别差异分析 |
三、对腐败信息的政治选择的性别差异分析 |
第三节 腐败现象的思考与判断的性别差异分析 |
一、对“显性腐败”政治认知的性别差异分析 |
二、对“隐性腐败”政治判断的性别差异分析 |
三、对“三大腐败”认知检测的性别差异分析 |
第四节 腐败行为自制力的性别差异分析 |
一、对“微腐败”自我约束的性别差异分析 |
二、对“中国式腐败”政治态度的性别差异分析 |
三、对实现“腐败零容忍”政治动因的性别差异分析 |
第五节 小结与建议 |
一、大学生腐败认知能力性别差异小结 |
二、性别差异产生的原因 |
三、对策建议 |
第四章 G省大学生腐败认知能力的学科背景差异 |
第一节 腐败知识识记与再造的学科背景差异分析 |
一、对权力及其边界认知的学科背景差异分析 |
二、对利益及其边界认知的学科背景差异分析 |
三、对权力与利益关系认知的学科背景差异分析 |
第二节 腐败信息注意和观察力的学科背景差异分析 |
一、对腐败信息政治关心度的学科背景差异分析 |
二、对获取腐败信息政治传播路径的学科背景差异分析 |
三、对腐败信息政治选择的学科背景差异分析 |
第三节 腐败现象思考与判断的学科背景差异分析 |
一、对“显性腐败”政治认知的学科背景差异分析 |
二、对“隐性腐败”政治判断的学科背景差异分析 |
三、对“三大腐败”认知检测的学科背景差异分析 |
第四节 腐败行为自制力的学科背景差异分析 |
一、对“微腐败”自我约束的学科背景差异分析 |
二、对“中国式腐败”政治态度的学科背景差异分析 |
三、对实现“腐败零容忍”政治动因的学科背景差异分析 |
第五节 小结与对策 |
一、大学生腐败认知能力学科背景差异小结 |
二、学科背景差异产生的原因 |
三、对策思考 |
第五章 G省大学生腐败认知能力的教育背景的差异 |
第一节 腐败知识的识记与再造的教育背景差异分析 |
一、对权力及其边界认知的教育背景差异分析 |
二、对利益及其边界认知的教育背景差异分析 |
三、对权力与利益关系认知的教育背景差异分析 |
第二节 腐败信息的注意和观察力之教育背景差异分析 |
一、对腐败信息政治关心度的教育背景差异分析 |
二、对腐败信息政治传播路径选择的教育背景差异分析 |
三、对腐败信息政治选择的教育背景差异分析 |
第三节 腐败现象思考与判断的教育背景差异分析 |
一、对“显性腐败”政治认知的教育背景差异分析 |
二、对“隐性腐败”政治判断的教育背景差异分析 |
三、对“三大腐败”认知检测的教育背景差异分析 |
第四节 腐败行为自制力的教育背景差异分析 |
一、对“微腐败”自我约束的教育背景差异分析 |
二、对“中国式腐败”政治态度的教育背景差异分析 |
三、对实现“腐败零容忍”政治动因的教育背景差异分析 |
第五节 小结与对策 |
一、大学生腐败认知能力教育背景差异小结 |
二、教育背景差异产生的原因 |
三、对策思考 |
第六章 G省大学生腐败认知能力的家庭背景差异 |
第一节 腐败知识的识记与再造的家庭背景差异化分析 |
一、对权力及其边界认知的家庭背景差异 |
二、对利益及其边界认知的家庭背景差异分析 |
三、对权力与利益关系认知的家庭背景差异分析 |
第二节 腐败信息注意和观察力的家庭背景差异化分析 |
一、对腐败信息政治关心度的家庭背景差异分析 |
二、对腐败信息政治传播路径选择的家庭背景差异分析 |
三、对腐败信息政治选择的家庭背景差异分析 |
第三节 腐败现象思考与判断的家庭背景差异分析 |
一、“显性腐败”政治认知的家庭背景差异分析 |
二、“隐性腐败”政治判断的家庭背景差异分析 |
三、“三大腐败”认知检测的家庭背景差异分析 |
第四节 腐败行为自制力的家庭背景差异分析 |
一、对“微腐败”自我约束的家庭背景差异分析 |
二、对“中国式腐败”政治态度的家庭背景差异分析 |
三、对实现“腐败零容忍”政治动因的家庭背景差异分析 |
第五节 问题与对策 |
一、大学生腐败认知能力家庭背景差异小结 |
二、家庭背景差异产生的原因 |
三、对策思考 |
第七章 G省大学生腐败认知能力的政治面貌差异 |
第一节 腐败知识识记与再现的政治面貌差异分析 |
一、权力及其边界认知的政治面貌差异分析 |
二、利益及其边界认知的政治面貌差异分析 |
三、权力与利益关系认知的政治面貌差异分析 |
第二节 腐败信息注意和观察力的政治面貌差异分析 |
一、对腐败信息政治关心度的政治面貌差异分析 |
二、对腐败信息政治传播路径选择的政治面貌差异分析 |
三、对腐败信息政治选择的政治面貌差异分析 |
第三节 腐败现象的思考与判断之政治面貌差异分析 |
一、“显性腐败”政治认知的政治面貌差异分析 |
二、“隐性腐败”政治判断的政治面貌差异分析 |
三、“三大腐败”认知检测的政治面貌差异分析 |
第四节 腐败行为自制力的政治面貌差异分析 |
一、对“微腐败”自我约束的政治面貌差异分析 |
二、对“中国式腐败”政治态度的政治面貌差异分析 |
三、对实现“腐败零容忍”政治动因的政治面貌差异分析 |
第五节 问题与对策 |
一、大学生腐败认知能力政治面貌差异小结 |
二、政治面貌差异产生的原因 |
三、对策思考 |
结语 |
一、基本结论 |
二、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
附录一 《当代大学生腐败认知能力现状调查问卷》 |
附录二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成果 |
(3)上海市机动车额度拍卖政策执行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论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一) 研究背景 |
(二) 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 国外研究现状分析 |
(二) 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
三、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一) 研究内容 |
(二) 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 |
一、基本概念 |
(一) 公共政策执行 |
(二) 机动车额度 |
(三) 机动车额度拍卖政策执行 |
二、相关理论 |
(一) 公共政策过程理论 |
(二) 公共政策执行史密斯模型 |
第二章 上海市机动车额度拍卖政策执行的现状分析 |
一、上海市机动车额度拍卖政策执行的基本背景 |
二、上海市机动车额度拍卖政策执行内容的变迁 |
(一) 有底价密闭递价式投标竞拍阶段(1994-1999年) |
(二) 无底价密闭递价式投标竞拍阶段(2000-2008年) |
(三) 无底价公开递价式投标竞拍阶段(2008-2013年) |
(四) 第四阶段:2013年至今,警示限价竞拍阶段 |
三、基于史密斯模型的上海市机动车额度拍卖政策执行现状分析 |
(一) 机动车额度拍卖政策的合理性分析 |
(二) 机动车额度拍卖执行机构分析 |
(三) 机动车额度拍卖政策执行的目标群体 |
(四) 机动车额度拍卖政策执行的环境因素 |
第三章 上海市机动车额度拍卖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和原因分析 |
一、上海市机动车额度拍卖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问题 |
(一) “警示价”竞拍机制执行过程中问题凸显 |
(二) 机动车额度拍卖增设竞买人资格的效果短暂 |
(三) 机动车额度拍卖政策执行中收取费用的使用渠道不明晰 |
(四) 机动车额度拍卖中的突发事件处置不当 |
(五) 执行中产生利益关联者“黄牛”泛滥衍生二手市场管理问题 |
二、上海市机动车额度拍卖政策执行过程中问题的原因分析 |
(一) 机动车额度“警示价”拍卖机制本身的合理性有待提升 |
(二) 机动车额度拍卖系统优化滞后 |
(三) 机动车额度拍卖执行过程中分配合理性不足 |
(四) 机动车额度拍卖政策执行过程中公平性缺乏保障 |
(五) 机动车额度拍卖执行过程中涉及经费没有公开透明化 |
第四章 国内外其他城市机动车限制管理政策执行经验和启示 |
一、新加坡机动车限制管理政策执行的经验 |
二、北京机动车限制管理政策执行的经验 |
三、对上海市机动车限额政策执行的启示 |
第五章 完善上海市机动车额度拍卖政策执行的对策 |
一、增设竞买人资格前置审核,提高额度分配效率 |
二、推进执行过程全程监控,确保拍卖环节公平公正 |
三、优化执行过程中拍卖操作流程,完善价格形成机制 |
四、执行过程中加强政策舆论宣传,引导市场合理有序 |
五、执行末期主动公开经费去向,明确金钱使用渠道 |
结论 |
附录 |
附录一 上海市机动车额度拍卖满意度调查问卷 |
附录二 个别访谈 |
参考文献 |
致谢 |
(4)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务用车管理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 研究背景与意义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 研究方法与内容 |
(四) 主要概念和理论基础 |
(五) 创新与不足 |
一、滨海新区公务用车改革的背景及现状 |
(一) 改革背景 |
(二) 滨海新区公务用车管理现状 |
二、滨海新区公务用车管理与使用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一) 公车经费有效使用率较低 |
(二) 补贴标准设置合理性不高 |
(三) 公车配置模式尚待调整 |
三、滨海新区公务用车管理与使用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一) 干部角色认知错位 |
(二) 公车改革市场化不充分 |
(三) 忽略对特殊区情的考虑 |
四、国内外公车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
(一) 国外公车管理经验 |
(二) 国内公车改革经验 |
(三) 国内外公车管理改革的启示 |
五、完善滨海新区公务用车管理制度的建议 |
(一) 制定科学系统的改革措施 |
(二) 落实有力的车改保障措施 |
(三) 建立健全内外部监督机制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我国地方政府公车改革面临的困境及解决路径 ——以上海市区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第1章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 |
1.1.3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的思路 |
1.3.2 研究的方法 |
1.4 创新之处 |
第2章 我国地方政府公车改革与整体性治理理论概述 |
2.1 我国地方政府公车改革的内涵及背景 |
2.1.1 我国地方政府公车改革的内涵 |
2.1.2 我国地方政府公车改革的必要性及意义 |
2.2 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基本内容 |
2.3 整体性治理理论对我国地方政府公车改革的有益启示 |
2.3.1 公车改革应以满足公众期盼为目标 |
2.3.2 公车改革需要加强整合、协调推进 |
2.3.3 公车改革要制定完备的法规制度并进行责任追究 |
2.3.4 公车改革要引入最新技术成果进行有效监管 |
第3章 上海市区县政府公车改革取得的进展及存在的问题 |
3.1 上海市区县政府公车改革概况 |
3.2 上海市区县政府公车改革取得的成绩 |
3.2.1 降低了公务交通经费支出并改变了公务出行方式 |
3.2.2 整合了留用公车的管理机制 |
3.2.3 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 |
3.2.4 加强了对公车运行使用的监管 |
3.3 上海市区县政府公车改革存在的不足 |
3.3.1 未以满足公众需求为改革目标 |
3.3.2 公车改革的整合性、协调度不高 |
3.3.3 公车改革配套制度及政策不完善 |
3.3.4 缺乏切实有效的监督 |
第4章 外国地方政府公车使用及管理的有益经验 |
4.1 以满足选民需求为公车购置及使用的准则 |
4.2 多项举措配套实施 |
4.3 制定完备的制度规范 |
4.4 监管手段多样、有效 |
第5章 深入推进上海市区县政府公车改革的路径 |
5.1 以满足公众需求来设计并实施公车改革方案 |
5.2 逐步实现政府公共资源、社会资源、公务员个人资源的整合使用 |
5.3 制定公车购置、使用、维护及责任追究的详尽制度 |
5.4 强化对公车消费的内外监督 |
第6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7)独占性公共资源用益物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博士生自认为的论文创新点 |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一) 如何理解用益物权客体的扩张 |
(二) 如何理解行政特许下的独占性公共资源 |
二、立法与研究现状分析 |
(一) 立法现状与分析 |
(二) 理论研究现状与分析 |
三、中心命题与解决思路 |
第一章 独占性公共资源的界定 |
第一节 独占性公共资源的含义 |
一、资源的传统类型:自然资源 |
二、资源的新类型:公共资源 |
(一) 资源类型的扩张 |
(二) 公共资源的含义 |
(三) 公共资源的特征 |
(四) 公共资源与自然资源、公产等概念的比较 |
三、独占性公共资源 |
(一) 公共资源分化出独占性公共资源 |
(二) 独占性公共资源的功能:利益二重性 |
(三) 独占性公共资源的本质:财产 |
第二节 独占性公共资源的类型化 |
一、无线电频谱资源 |
(一) 无线电频谱资源的含义 |
(二) 无线电频谱资源的法律属性 |
(三) 无线电频谱资源的亚类型 |
二、交通资源 |
(一) 交通资源的含义 |
(二) 有形交通资源 |
(三) 无形交通资源 |
(四) 其他交通方式的属性争议 |
三、市政管网资源 |
(一) 市政管网资源的含义 |
(二) 基本管网资源 |
(三) 资讯管网资源 |
四、不宜纳入独占性公共资源的“资源” |
(一) 普通营业准入许可 |
(二) 国家私产 |
第二章 独占性公共资源利用关系的用益物权定位 |
第一节 独占性公共资源现行法律规范的反思 |
一、独占性公共资源现行法律规范的具体内容 |
(一) 关于无线电频谱资源的法律规范 |
(二) 关于交通资源的法律规范 |
(三) 关于市政管网资源的法律规范 |
二、独占性公共资源现行法律规范的立法缺陷 |
(一) 理念错位:偏重于行政本位与管理本位 |
(二) 体例不当:效力层级低、分散不统一 |
(三) 内容缺失:各方利益缺少实现途径 |
第二节 独占性公共资源利用关系的用益物权定位的必要性 |
一、必要性论证的理论依据 |
(一) 利用关系与物权属性特征的契合 |
(二) 利用关系的主体特征与用益物权的契合 |
(三) 利用关系的内容特征与用益物权的契合 |
二、必要性论证的现实依据 |
(一) 经济意义:明晰私权,激励投资 |
(二) 政治意义:对抗干预,依法行政 |
(三) 社会意义:保障民生,社会和谐 |
三、必要性性论证的客体因素 |
(一) 传统用益物权的客体类型 |
(二) 独占性公共资源用益物权的客体类型 |
四、必要性论证的制度标靶:政府特许经营权 |
(一) 政府特许经营权的含义 |
(二) 反思政府特许经营权的理论基础:行政合同 |
(三) 反思政府特许经营权的法律适用困境 |
(四) 以独占性公共资源用益物权取代政府特许经营权 |
第三章 独占性公共资源用益物权的制度构成 |
第一节 独占性公共资源用益物权的设立 |
一、独占性公共资源用益物权的设立行为:特许合同 |
(一) 特许合同的私权属性 |
(二) 特许合同的功能 |
(三) 特许合同的特殊法律构造 |
(四) 特许合同的成立方式 |
二、独占性公共资源用益物权的成立 |
(一) 独占性公共资源用益物权的成立 |
(二) 独占性公共资源用益物权的分散登记 |
第二节 独占性公共资源用益物权的内容 |
一、内容规制的理论依据:物权社会化原理 |
(一) 所有权社会化理论的缺陷 |
(二) 所有权社会化理论的扩张 |
二、独占性公共资源用益物权人的权利 |
(一) 占有权 |
(二) 使用权 |
(三) 收益权 |
(四) 补贴权 |
(五) 管理权 |
(六) 续展权 |
三、独占性公共资源用益物权人的义务 |
(一) 合理利用义务 |
(二) 普遍服务义务 |
(三) 持续服务义务 |
(四) 维护义务与返还义务 |
(五) 接受监管的义务 |
四、独占性公共资源所有权人的权利与义务 |
(一) 公共资源所有权人利益的特殊性 |
(二) 资源使用费收取权 |
(三) 监管权 |
(四) 不得越权保证的义务 |
(五) 政府单方优益权的反思 |
五、第三人(消费者)的权利 |
(一) 知情权 |
(二) 听证权 |
(三) 选择权 |
(四) 投诉权 |
第三节 独占性公共资源用益物权的转让 |
一、民事财产权利的可转让性 |
二、独占性公共资源用益物权转让的必要性 |
(一) 经济效率的客观要求 |
(二) 公共利益的客观要求 |
(三) 体系一致性的要求 |
三、独占性公共资源用益物权的转让规则 |
(一) 转让的适用范围 |
(二) 转让的保底规则 |
第四节 独占性公共资源用益物权的保护 |
一、独占性公共资源用益物权保护的独特性 |
二、针对独占性公共资源用益物权的加害行为 |
(一) 加害行为的独特性 |
(二) 私人加害行为 |
(三) 公权力加害行为 |
三、独占性公共资源用益物权的私法保护 |
(一) 自力救济 |
(二) 物权请求权 |
四、独占性公共资源用益物权的公法保护 |
第五节 独占性公共资源用益物权的消灭 |
一、独占性公共资源用益物权消灭的独特性 |
(一) 混同消灭事由范围缩小 |
(二) 不存在抛弃消灭事由 |
二、独占性公共资源用益物权的消灭事由 |
(一) 期限届满 |
(二) 不可抗力与情事变更 |
(三) 根本违约 |
三、政府临时接管制度 |
(一) 政府临时接管的含义 |
(二) 政府临时接管的适用情形 |
参考文献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后记 |
(8)我国公车消费现状与改革研究 ——以义乌市公车改革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缘起 |
1.2 研究现状 |
1.3 本文的创新之处 |
1.4 研究方法及研究思路 |
第2章 我国公车过度消费的现状和危害 |
2.1 公车消费的内涵及性质 |
2.1.1 公车过度消费是一种下层腐败 |
2.1.2 公车过度消费是一种灰色腐败 |
2.1.3 公车过度消费是一种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 |
2.2 我国公车过度消费的现状 |
2.2.1 公车消费金额巨大 |
2.2.2 公车消费浪费严重 |
2.2.3 公车消费超编超标 |
2.2.4 公车消费私用泛滥 |
2.2.5 公车消费透明度低 |
2.2.6 公车消费派生特权 |
2.3 我国公车过度消费的成因 |
2.3.1 公务用车传统延续 |
2.3.2 官本位的思想严重 |
2.3.3 预算制度缺陷明显 |
2.3.4 社会消费心理畸形 |
2.3.5 公车腐败风险较小 |
2.3.6 公务员的收入偏低 |
2.4 我国公车过度消费的危害 |
2.4.1 对政治的影响:损害党群关系和政府形象 |
2.4.2 对经济的影响:资源利用的挤出效应 |
2.4.3 对社会心理的影响:动摇和谐社会的价值观念 |
2.5 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必然性 |
第3章 国外公务用车的使用和管理 |
3.1 国外公车管理制度严密 |
3.1.1 公车管理制度完善 |
3.1.2 公车管理预算完整 |
3.2 国外公车配置限制严格 |
3.2.1 配备资格具体 |
3.2.2 配备形式灵活 |
3.2.3 配车标准详细 |
3.3 国外公车监管惩处严厉 |
3.3.1 公车使用限定范围 |
3.3.2 公车违规使用严惩 |
3.4 国外公车补贴发放合理 |
3.5 国外公务用车制度的启示 |
第4章 我国公车消费改革的尝试——义乌市公车改革情况 |
4.1 义乌市公车改革的具体模式 |
4.2 义乌市公车改革的补贴标准 |
4.3 义乌市公车改革的配套措施 |
4.3.1 原有公车的处置 |
4.3.2 驾驶人员的分流 |
4.3.3 工作纪律的明确 |
4.4 义乌市公车改革的初步成效 |
4.4.1 财政支出大大节约 |
4.4.2 机关作风明显转变 |
4.4.3 工作效率逐步提高 |
4.5 义乌市公车改革的不足之处 |
第5章 我国公车消费改革的方向和措施 |
5.1 我国公车消费改革的有利条件 |
5.1.1 根本保证:党和国家对腐败的高度认识及反腐决心 |
5.1.2 社会基础:各阶层的普遍支持 |
5.1.3 现实条件:社会法治环境的形成和物质基础的提高 |
5.2 我国公车消费改革的原则和方向 |
5.2.1 以制度化替代人治化 |
5.2.2 以可操作性替代理想化 |
5.2.3 以货币化替代供给制 |
5.2.4 以个体化替代公共化 |
5.2.5 以公开化替代黑箱操作 |
5.3 我国公车消费改革的措施建议 |
5.3.1 完善财政预算制度改革 |
5.3.2 制定合理的货币化方案 |
5.3.3 严密监督规范改革运行 |
5.3.4 加强教育提高自律意识 |
5.4 完善我国公车消费改革改革的配套制度 |
5.4.1 使公务用车改革法制化 |
5.4.2 完善行政监督和社会监督 |
5.4.3 进行公务员工资体制改革 |
5.4.4 鼓励和支持发展公共交通和出租车行业发展 |
5.4.5 加快实现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制度、政策与观念:城市交通拥堵治理的路径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一、城市交通拥堵形成的特殊背景 |
(一) 城市化 |
(二) 机动化 |
(三) 国际化 |
二、解决城市交通拥堵的社会性路径 |
(一) 制度层面 |
(二) 政策设计层面 |
1. 采用家用小汽车“供应短缺”的政策 |
2. 倡导“自行车+公共交通”的出行模式 |
3. 切实增强公共交通的吸引力 |
(三) 观念层面 |
三、结语 |
(10)公务用车“匿名化”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第一章 公务用车"匿名化"现状 |
1.1 使用主体的"匿名化" |
1.2 车牌号码的"匿名化" |
1.3 用车事由的"匿名化" |
1.4 用车费用的"匿名化" |
第二章 公务用车"匿名化"的成因 |
2.1 用车体制不完善 |
2.2 监督机制不健全 |
2.3 用车者主观认知上存在误区 |
第三章 公务用车"匿名化"的影响 |
3.1 公共资源私有化 |
3.2 增加行政成本 |
3.3 影响社会风气 |
第四章 遏制公务用车"匿名化"的对策 |
4.1 改革用车体制 |
4.2 完善监督机制 |
4.3 加强廉政教育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四、透视中国私车市场(论文参考文献)
- [1]时事热点漫画分析[J]. 黄垠昌. 教学考试, 2018(34)
- [2]当代大学生腐败认知能力发展研究 ——基于G省实证分析[D]. 陈朋亲. 广西民族大学, 2017(02)
- [3]上海市机动车额度拍卖政策执行问题研究[D]. 陶逸璞. 华东师范大学, 2016(06)
- [4]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务用车管理制度研究[D]. 李朔. 天津师范大学, 2016(02)
- [5]我国地方政府公车改革面临的困境及解决路径 ——以上海市区县为例[D]. 徐沁. 上海师范大学, 2014(04)
- [6]制度、政策与观念:城市交通拥堵治理的路径选择[A]. 何玉宏,谢逢春. 城市交通发展模式转型与创新——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1年年会暨第25次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14
- [7]独占性公共资源用益物权研究[D]. 许军. 武汉大学, 2013(07)
- [8]我国公车消费现状与改革研究 ——以义乌市公车改革为个案[D]. 吴枝燕. 复旦大学, 2012(03)
- [9]制度、政策与观念:城市交通拥堵治理的路径选择[J]. 何玉宏,谢逢春. 江西社会科学, 2011(09)
- [10]公务用车“匿名化”问题研究[D]. 何芳. 湖南师范大学, 20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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